千古江山英雄无觅
南宋嘉泰二年（1202）十二月，太傅韩侂胄加太师、封平原郡王。太师是皇帝嘉赏重臣的最高荣典，表示恩宠至极。韩侂胄虽位极人臣，但资历和素行尚不足以服人，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必须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行。当时国家和民族的大事莫过于北伐抗金，收复失地，而这也正是即位不久的宋宁宗想要做的。于是，韩侂胄便开始起用被贬谪的主战派元老大臣，积极备战抗金。
嘉泰三年（1203）夏，六十四岁的辛弃疾，在铅（yán）山瓢泉（今江西省铅山县稼轩乡期思村瓜山下）闲退八年之后被起用，以朝请大夫、集贤殿修撰的身分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六月十一日到任。他发现浙东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因缘为奸”，鱼肉百姓，便上了一道奏章：“奏‘州县害农之甚者六事，如输纳岁计有余，又为折变高估趣（通促）纳，其一也。往时有大吏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万斛（一斛十斗）及钱百余万缗，别贮之仓库，以欺朝廷曰用此钱籴此米，还盗其钱而去。愿明诏内外台察劾无赦。’从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卷五）。
“折变”就是把农民原来应纳税的谷物折合成钱帛收缴，在折合时又把谷物的价格估得很高，变相多收赋税。有位郡守四年向民户多收取“斗面米”六十万斛、钱百万余贯，私藏他处，然后谎称用一百多万贯钱购买了六十万斛粮食，把粮食运到官仓，钱便中饱私囊。辛弃疾希望通令言官和各路提点刑狱“察核无赦”，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下令实施。
另外，辛弃疾还遣人深入金国侦察，获取情报，不仅了解到金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一些紊乱情况，而且弄清了金国的重要军事据点、山川形势、营寨分布和官衙仓库的位置、各处兵马的数目、将帅的姓名等情况。根据这些情报，辛弃疾在很小的一块绢上绘制了一幅金事布置总图，对金国的军力和动向了如指掌。
这年的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宋宁宗将辛弃疾召赴行在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商议抗金大计，这也等于请辛弃疾到当时的首都来过年。
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弃疾抵达临安，受到宁宗的召见。辛弃疾为宁宗分析了金国内部的政局变化，认为“金国必亡，愿属大臣备兵，为仓卒应变之计”。建议宁宗将抗金恢复的大事交托给元老大臣，让他们积极从事武备，见机行事。辛弃疾还谈到了盐法等问题。韩侂胄闻之大喜，“用师之意益决矣”。（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北伐更盟》）辛弃疾所指的元老大臣，当然包括自己在内，同时也是暗示宁宗不要把抗金的重任交付给韩侂胄所引进的那些轻脱寡谋之辈。不久，辛弃疾被提升为“宝谟阁待制，提举祐神观，奉朝请”（《宋史》卷四百一《辛弃疾》），与朝中大臣一起朝见皇帝。不久，差知镇江府，并赐金带。
友人刘宰称辛弃疾是“奉上密旨，守国要冲”（《漫堂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其实未必，辛弃疾这次的起用和升任，包括前两次的被贬，都有韩侂胄的影子。辛弃疾赴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临行之前，好友陆游在赠诗中就劝他：“深仇积恨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剑南诗稿》卷五十七《送辛幼安殿撰造朝》）
“灞亭夜”即灞陵亭夜，典出《史记·李将军列传》，灞陵本作霸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汉代名将李广出雁门关攻打匈奴，因寡不敌众被匈奴生擒。单于素闻李广大名，下令一定要把李广活着送来。当时李广受了重伤，匈奴骑兵就把他放在两匹马中间的绳网里躺着。走了十多里路之后，李广假装死去，看守他的匈奴也放松了警惕。李广斜眼看到他旁边的一个匈奴少年骑着一匹好马，便突然纵身一跃，跳上匈奴少年的马，趁势把少年推下了去，同时夺了他的弓箭，打马飞驰而逃，并用弓箭射退了追击的匈奴。回到长安后，刑部判决李广损失伤亡严重，且他自己又被活捉，应该斩首。李广用钱物赎了死罪，削职为民，回家隐居，经常到蓝田南山（今陕西蓝田县东）射猎。
一天夜晚，李广带着一个随从出行，在别人家喝完酒回家路过霸陵亭时，被喝得醉醺醺的霸陵县尉呵止，不许通行。当时朝廷有宵禁的规定，禁止一般人员及车辆夜间通行。李广的随从对霸陵县尉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县尉却说：“现任将军也不许夜间通行，何况前任将军了！”就把李广扣在霸陵亭下呆了一宿。不久，匈奴又入侵，杀了辽西太守，打败了韩安国将军。皇上便任命李广为右北平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宁城县甸子镇）太守。李广奏请调霸陵县尉同去右北平，县尉一到军中，李广就把他斩了。
陆游说现在最大的仇敌是入侵北方的金人“逆胡”，不要再“追思灞亭夜”的前仇旧恨。以辛弃疾的性格，他虽然可以不计前嫌，但也绝不会迎合韩侂胄。而韩侂胄对辛弃疾也只不过是利用他名望造造声势舆论而已，加升了辛弃疾的空衔，却解除了浙东安抚使的实职，又外放为镇江知府。当然，朝廷也有堂皇的理由，辛弃疾毕竟年事已高，不便安排在抗金最前线，而镇江也是战略要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他安排在朝中参与军国要务的议定呢？
三月，辛弃疾一到任，马上就筹备北伐抗金。一是派遣谍报人员深入金国境内继续搜集情报，随时掌握金国的动向，因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二是沿边疆一带招募了一万“土丁”（当地壮丁）严格训练，并制作了一万领“红衲”（红色战袍）备用。因为打仗必须有精锐之师，他深知朝廷的军队早已是“厩马肥死弓断弦”，缺乏基本的训练，根本不是金兵的对手。他们只配“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目今镇江所造红衲万领，且欲先招万人，正为是也。盖沿边之人，幼则走马臂弓，长则骑河为盗，其视虏人，素所狎易。”而内地的农家子弟，“则手便犁，胆惊钲鼓”，“其可例以为边丁哉？”到真正要开战之前，还得再招募几万“土丁”，因为要在淮河东西两处屯兵，“每屯必得二万人乃能成军”。而且招募的这些“沿边土丁”，“又当各分其屯，无杂官军。盖一与之杂，则日渐月染，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岂暇向敌哉？”辛弃疾甚至都做了排兵布阵等具体预案：“淮东则于山阳（今江苏淮安城南），淮西则于安丰（今安徽寿县），择依山或阻水之地而为之屯，令其老幼悉归其中，使无反顾之虑，然后新其将帅，严其校阅，使势合而气震，固将有不战而自屈者。”（宋·程珌《丙子轮对札子》二）真可谓万事俱备，只差皇封——就等着皇帝下诏重用了。
在当时看来，最有能力和资格做抗金主帅者，非辛弃疾莫属。友人刘宰就把辛弃疾比作张良和诸葛亮：“卷怀（怀藏）盖世之气，如圯下子房；剂量济时之策，若隆中诸葛。”（《漫堂文集》卷十五《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而辛弃疾也颇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自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十二月己亥（初一），宁宗诏令明年正月初一改元为开禧元年（1205）。“开禧”，开创喜庆吉祥的新纪元，这是多么美好的年号啊！看来皇帝马上就要抗金北伐了。辛弃疾天天盼望着皇帝的委任诏书，可是，直到开禧元年春社后，仍然没有得到皇帝重用他的任何消息。辛弃疾想到四十三年前南归时看到的“烽火扬州路”，想到隆兴元年（1163）的“符离之败”，都是因为“置将不善”，卒致“一败涂地”。而目今朝廷的情况，正如当年诸葛亮骂王朗所言：“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明·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九十三回《姜伯约归降孔明 武乡侯骂死王朗》）当轴韩侂胄权倾朝野，一手遮天，今上对他宠信有加，忠言难进。想到这里，他不免忧惧惆怅，心头忽然飘来一丝不祥的预感——难道这次抗金还要重蹈覆辙吗？
于是，辛弃疾再次登上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去年一到任，他就曾登上此亭写了同样有名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眺望着千古险固的江山，抚今追昔，用诗词所特有的形象思维，抒发他那不能直说的心曲，写下了这首令后世读者八百年赞叹不已的《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后人对“词中之龙”的这首压卷之作，虽然推崇备至，但却误解多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不能融通文史、契悟灵犀。
“风流”所指并非孙权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里的“风流”，很多权威注本和大中学教材都认为指的是孙权，或孙权的“风流余韵”、“雄风壮采”等。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谓孙仲谋英雄事业的风流余韵，现已无存。（夏承焘鉴赏，见贺新辉主编《宋词鉴赏辞典》，燕山出版社1987年3月第1版第834页，以下简称夏承焘鉴赏。“风流总被”是“句”不是“读”，不当用顿号）
风流：指孙权创业时的雄风壮采。（朱德才《辛弃疾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7月第1版第220页，以下简称朱德才本；叶嘉莹主编《辛弃疾新释辑评》下，中国书店2006年1月第1版第1459页，以下简称叶嘉莹本）
这三句承前三句，说孙权当年繁盛风流的历史，都在风雨的吹打下无影无踪了。（辛更儒《辛弃疾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第213页，以下简称辛更儒选本）
风流：前人的风流余韵，此处指孙权创业时的雄健风采。（《21世纪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平台建设系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总主编谢冕，主编刘松来，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2月第1版第433页。以下简称“21世纪教材”）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一句的意思是，孙权的风流余韵已经不复存在。“舞榭歌台”是承平气象的象征。孙权处在群雄纷争的时代，而吴国能出现承平气象，是因为他能确保自己的国土不受外敌侵犯。“风流”，指孙权的雄才大略及其建树，这里引申为孙权的遗迹。“风吹雨打”，指的是历史的风雨，自孙权以后，京口一带屡遭兵燹，到辛弃疾时已将近千年，当年孙权的风流余韵已荡然无存。（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名句赏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102页）
本词开头三句刚说完“无处寻找英雄孙仲谋（那样的人物）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必修）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版第63页），后三句又说“孙权的风流余韵已经不复存在”，这不是明显的重复累赘吗？而且，这样解释还有浓烈的虚无颓废之感：即便是像孙权那样既有雄才大略又有建树的英雄人物，转瞬之间，其风流余韵已荡然无存——那干嘛还要做这样的英雄呢？不如及时行乐算了。如此重复累赘、虚无颓废的一首词，又如何能成为“词中之龙”的压卷篇？
其实，这里的“风流”与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风流人物”同义，都是指周瑜那样的风流人物。前面三句跟这三句具有假设的因果关系，逻辑非常严密。“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就是无处觅英雄孙仲谋，因为如果没有英雄孙仲谋那样的君主，即便是像周瑜那样的可以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也只能在“舞榭歌台”中消遣虚度，最终都被历史的风雨吹打净尽，留不下半点痕迹。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啊！孔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君子最担心死后自己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称颂。人只有做到“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才可以称名于后世。立德较为空泛，立言的价值大多体现在身后，犹如死人的防腐剂，最能体现当下价值的莫如立功。要想立功，就必须投靠有作为的明君，所谓“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是，如果无处寻觅像孙仲谋那样的“英雄”，那就成了“风流人物”的最大遗憾，这也是辛弃疾对自己怀才不遇的隐忧。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顺理成章。
“仓皇北顾”用人失察
国家兴衰，战争胜负，关键在于用人。三国时期吴国开国皇帝孙权，之所以能够在京口建立吴都，打败来犯的曹操军队，开疆拓土，造成三国鼎峙的局面，就是因为重用了周瑜那样的风流人物。而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北伐中原却大败亏输，就是因为任用了王玄谟那样的无能之辈。元嘉二十六年（449），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想要北伐中原，众大臣争相献策，其中以王玄谟最为积极。王玄谟是先帝刘裕的近臣，说话自然入耳。宋文帝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南史》卷十六《王玄谟传》）听了王玄谟的话，让人有“封狼居胥”那种建功立业的想法。“封狼居胥”的典故出自《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霍去病远征匈奴，追击到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歼敌七万余，封山（筑土为坛以祭山神，纪念胜利）而还。
元嘉二十七年（450），宋文帝草率出师，命王玄谟为宁朔将军，随辅国将军萧斌北伐。王玄谟率领士气旺盛、武器精良的宋军主力围攻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滑台城里有很多茅草房，众士卒请求用火箭把这些茅草房烧掉。王玄谟却说：“那些茅草房是我们的财产，为什么马上烧了它们？”这就给滑台城里的北魏守军留下了喘息的机会，他们赶紧撤掉茅草房而挖掘洞穴住进去。当时，居住在黄河、洛水沿岸的老百姓都争先恐后地给刘宋军队送粮食和战马食用的草料，而且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拿着武器赶来参战。可是王玄谟却不任用他们的原来的首领，而是把他们配备给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使用。他发放给每家一匹布，却又命令每家交出八百个大梨，众人大失所望。王玄谟进攻滑台，几个月都没有攻下，听说北魏救援军队就要来到，众将士请求用马车作为营垒，王玄谟不听。魏主拓跋焘率兵来救滑台，王玄谟全军覆没，大败而回。“（皇）上以滑台战守弥时，遂至陷没，乃作诗曰：‘逆虏乱疆埸（yì），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覆沈（沉）不可拾，离机难复收。……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宋书•索虏传》）“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辛弃疾以古喻今，用“元嘉北伐”失利“故事”（历史旧事），来影射南宋北伐的“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之败”。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孝宗赵昚（shèn）即位后锐意抗金，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统领大军十三万准备举兵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十一月，金世宗完颜雍命右丞相仆散忠义为都元帅，率十万步骑进驻河南，准备攻打南宋。隆兴元年（1163）四月初八，宋孝宗召见张浚入朝商议北伐抗金事宜，但尚书右仆射、平章事兼枢密使史浩则不主张抗金，双方争执不下。宋孝宗采纳张浚的建策，决定先发制人，出师渡江。为了避免朝中主和派的干扰，孝宗没有通过三省和枢密院，直接部署出兵。五月十二日，张浚渡江视师。淮西招抚使李显忠击败金右翼军都统萧琦，收复灵壁（今安徽省灵壁县）。诸军都统制邵宏渊攻虹县（今安徽省泗县）受阻，李显忠率部自灵壁前往支援，利用降卒招降金守将大周仁等，收复虹县。而邵宏渊却耻于自己没有战功，自此与李显忠不睦。
史浩得知出兵消息后对宰相兼枢密使陈康伯说：“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预闻，焉用相为哉！不去何待！”因上表辞职，从而造成朝廷对皇帝决策的抵制。十四日，李显忠、邵宏渊合军攻符离城。李显忠击退出城迎战的金军后，于十六日攻克符离城。十八日，孝宗诏令邵宏渊受李显忠节制，邵宏渊竟然不服，孝宗又改命邵宏渊与李显忠分统所部，致使军无统帅，各自为战。二十一日，金兵符离，邵宏渊不战而退，李显忠约邵宏渊出兵合力夹击，邵宏渊却按兵不动，并说：“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之下，且犹不堪，况烈日被（披）甲苦战乎？”致使军心动摇。当夜，建康中军统制周宏擂鼓大呼金兵至，随后与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各率所部逃遁。其他将领见李显忠、邵宏渊不和，亦各自遁去。二十三日，金军乘势攻城，邵宏渊畏战欲逃，李显忠恐孤军难守，率部夜遁。这次北伐，本来是收复失地的极好机会，却因邵宏渊等人的袖手旁观不作为而彻底失败。
张浚乃西汉留侯张良、唐朝名相诗人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之后，但他“志大才疏”（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素轻锐好名……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引《何氏备史》）“且劾李纲，杀曲端，疑岳飞，荐秦桧，虽为南渡名臣，无可纪之功。”（清•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引王崇简语）清代史学家、经学家王鸣盛也认为张浚：“无功可言而罪不胜书。”至于邵宏渊，简直就是偾军之将。任用这样的人为将帅，焉有不败之理？
“烽火扬州”微刺杨抗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四十三年，指作者于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从北方南来，到写这首词时的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已经过去四十三年。“烽火扬州路”，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烽火扬州路〕指整个扬州路都有金兵劫掠。路，宋代的行政区域名，相当于现代的‘省’。”后来的第四册教材注释改为：“〔烽火扬州路〕指当年扬州路上，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辛弃疾从北方南来进入扬州路区域之后，只能选择某条道路去建康（今江苏南京），而不是在整个扬州路地区到处视察。因此，他只能看到沿途的一些情况，不可能看到“整个扬州路（地区）都有金兵劫掠”。把“整个扬州路”改为“扬州路上”，虽然避免了原来的逻辑错误，但又出现了新的错误：“扬州路上”的“路”成了道路的意思，不再是行政区域名。因此，第四册教材注释删去了原来关于“路”的注释。
其实，这里的“扬州路”就是淮南东路，因为治所在扬州，所以也称“扬州路”，它不是一条道路的名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历代州域形势七•宋上》：“熙宁以后，外患渐弭，纷更内启。定天下为二十三路：（先是天圣八年，改十五路为十八路，自是分合不常。元丰六年，定制为二十三路）……曰淮南东路（治扬州），曰淮南西路（治庐州。熙宁五年，始分淮南为两路）。”
另外，把“烽火”解作“战火烽烟”也不妥，因为辛弃疾从北方南来时，扬州路地区已经基本没有什么“战火烽烟”了。这次金兵南侵，金主完颜亮是打着到淮右（淮水以西）旷野校（jiào）猎的幌子开始的。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初十，完颜亮自中都（今北京）向南进发，沿途抢掠，地里刚成熟的小麦都被抢光。六月二十一日，完颜亮抵达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八月十三日，住在南京的金国太后、完颜亮的嫡母徒单氏，劝他不要兴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国。完颜亮却大怒道：“非朕母也，乃南宋国王之小妻耳！”于是让点检大怀忠把她杀了，并“焚尸于宫中，弃其骨于水”（《金史》卷六十三《后妃上》）。
九月二十四日，金军攻打通化军（治所在光化县，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二十六日攻打信阳军（治所在信阳县，今河南信阳市）；十月初二，自涡口（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北）系桥渡淮；十月二十三日攻破扬州。这时，传来东京（辽阳）留守完颜雍（原名完颜褒）已于十月初七称帝的消息。完颜亮本想率兵北归围剿，但亲信李通则建议他先打过长江，消灭了南宋再回兵攻打完颜雍，可得双胜。完颜亮于是率兵在安徽地界的采石攻宋渡江，结果惨遭失败。
十一月二十六日，完颜亮在瓜洲（今江苏省扬州市最南端的瓜洲镇），一面分兵侵泰州，一面吩咐明日渡江。并下令说：“敢后者死”，“军士亡者杀其领队，部将亡者杀其主帅”。这就等于把金军将士逼上了绝路，因为长江南岸布满宋军，金军渡过江去就会被宋军俘虏，而渡不过去就会被完颜亮所杀。于是，金军浙西路都统耶律元宜便与骁骑都指挥使旺祥发动哗变，谎称接到密令，新天子已经在辽阳即位，“今当共行大事，然后举军北还”。
十一月二十七日凌晨，哗变的金兵趁卫军换岗时闯入完颜亮的中军大帐，乱箭射死完颜亮，并杀死其全部亲信。又派心腹潜往南京（汴京），刺杀太子光英，以绝后患。十一月三十日，金都督府遣人持檄到镇江军议和。此后，南侵的金兵陆续退去。
辛弃疾从北方南来之前，本是抗金起义军的领袖，后来他带领这支两千多人的队伍加入了耿京领导的另一支抗金起义军，做掌书记。完颜亮这次南侵时，辛弃疾劝说耿京归附南宋，共图恢复。耿京便派副将贾瑞等十人渡江与朝廷联系。贾瑞说自己不识字，到朝廷之后，如果宰相等人有所诘问，恐怕自己不能对答，希望有一位文士一同前往。耿京就派进士辛弃疾偕行。他们一行十一人先到楚州（治所在山阳县，即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拜见淮南转运副使杨抗，办理了去朝廷的相关手续。这时，宋高宗正在建康巡幸，他们便直接去了建康。（参见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九、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六）从楚州到建康两百多公里，即便道路迂曲，也不过三百公里左右，辛弃疾一行骑马（“锦襜突骑”）两天也就到了。他们是“乙酉”这天到建康的，“乙酉”是绍兴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距金兵持檄议和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这时的“扬州路”虽然可能还有一些局部的争战，但不会“到处是金兵南侵的战火烽烟”。
清朱彝尊《词综》卷十三将本词中的“烽火”改为“灯火”，或与此有关，改为“灯火”可以表示辛弃疾一行星夜赶路的情景。其实，“烽火”不误。《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辞书中，“烽火”的第一个义项都是古代边防报警的烟火信号，也称烽燧，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一般是用土石建筑烽火台，在高台上点燃烽火报警。本词中的“烽火”，正是这个意思。据宋代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九十三记载：“淮南转运副使杨抗令州县乡村临驿路十里置一烽火台，其下积草数千束。又令乡民各置长枪，催督严切，人甚苦之。至是金入滁州界，方以乏马刍（饲草）为患，而所得积草甚众。又乡民皆弃枪而去，尽为金人所取……甚笑我之失计焉。”
词中的“烽火扬州路”，指的正是杨抗令扬州路各州县乡村临驿路设置的烽火台。四十三年前，辛弃疾一行从北方南来，进入扬州路境，从楚州到建康，当然也是走“驿路”，沿途正好可以看到临驿路设置的烽火台。有人认为“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指的仍然是“符离之败”，而不是指辛弃疾从北方南来所见。其实不然，因为隆兴元年（1163）北伐时，宋金争战是在灵璧、虹县、宿州和符离等地，而这一带属于南京路，不属于扬州路。符离溃败之后，张浚便在扬州附近的泗州、壕州、六合、高邮、淮阴等地布防,“大饬两淮守备”，从而阻遏了金人南下的兵锋，第二年便签订了隆兴和议。可见，符离之战的烽火，并没有延烧到扬州路，辛弃疾也绝不会把南京路的烽火说成是“烽火扬州路”。
不仅高中语文教材对这几句注释有误，而且很多注本和大学教材也都注错了：
这三句是说，我南渡已四十三年了，但在远望之中，仍然记得当年扬州一带战火遍地的情景。（郭预衡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宋辽金部分》，湖南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425页，以下简称郭预衡湖南本）
当时扬州路已经没有什么战事了，辛弃疾又如何“仍然记得当年扬州一带战火遍地的情景”？
烽火扬州路：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以来，扬州一带烽火不断。
不仅把“烽火扬州路”误解为“扬州一带烽火不断”，而且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他怎么会看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时“扬州一带烽火不断”？而且，这里的“以来”又是“来”到什么时候呢？从原句的表述来说，“以来”是“来”到写词的时候（1205），这就更其不妥了。
“四十三年”三句：意思是说亭上北望，还记得四十三年前正在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战争。烽火，指战争。……南归前，他在扬州以北地区参加抗金战争。（李道英、刘孝严主编《高等师范院校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册宋辽金，东北师大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98页，以下简称李道英、刘孝严本）
不仅把这里的“烽火”误解为“战争”，而且又把“扬州路”误解为“扬州以北地区”。扬州路即淮南东路，北宋时包括扬州、楚州、真州、通州、泗州、海州、泰州、滁州、亳州、宿州。南宋绍兴议和以后，宋金以淮水为界，亳州、宿州、淮阳军、海州、泗州先后入金，淮南东路的剩余部分也做了调整，下辖扬州、泰州、通州、真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南宋后期，海州、泗州一度回归南宋，设立五河军、安东州等。辛弃疾南归之前是在山东、河北一带抗金，他在《进美芹十论札子》中说：“辛巳岁（1161），逆亮（完颜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聚集）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这里的“中原”指黄河流域。《宋史》本传云：“耿京聚兵山东，称天平节度使，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军马，弃疾为掌书记，即劝京决策南向。”山东、河北绝不是扬州路，更不能称为“扬州以北地区”。
面对强敌完颜亮的大举南侵，而淮南转运副使杨抗却“令州县乡村临驿路十里置一烽火台，其下积草数千束。又令乡民各置长枪”。结果，“烽火台”没有任何作用，而“积草”反倒解决了金军战马的饲草匮乏问题。金兵一到，“乡民皆弃枪而去”，这些武器“尽为金人所取……甚笑我之失计焉”。词中的“烽火扬州路”，正是对南宋王朝的将帅杨抗愚昧不堪的绝妙讽刺！
“可堪回首”的是谁？
“可堪回首”所指的对象是什么呢？如果指的是上文，“可堪回首”后面就应该用句末标点；如果指的是下文，就应该用句中标点。目前所见到的大中学教材和名家注本，大多在“可堪回首”下用逗号，如：
著名词学家、文史学家、南京师范大学唐圭璋教授编的《全宋词》（中华书局1965年6月第1版第一九五四页）、《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新1版第一七六页）和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929页，以下简称唐圭璋本），著名史学家、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笺注的《稼轩词编年笺注》（中华书局1962年10月新1版五二七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五五三页），复旦大学陈允吉教授校点的《稼轩长短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第1版五八页），俞平伯先生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二〇九页），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和山东大学冯沅君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版第744页），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第90页，以下简称朱东润本），吴熊和、蔡义江、路坚先生编著的《唐宋诗词探胜》（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474页，以下简称吴熊和本），胡云翼先生选注的《宋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1版，1982年10月新2版三一〇页，以下简称胡云翼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唐宋词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第405页，本篇为陈祥耀先生鉴赏，以下简称陈祥耀鉴赏），周笃文先生选注的《宋百家词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9月第1版第196页），陶尔夫先生的《宋词百首译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第1版第256页），艾治平先生编著的《宋词的花朵——宋词名篇赏析》（北京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第313页，以下简称艾治平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南宋辽金卷》（1988年8月第1版第1608页，以下简称鉴赏辞典本），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主编的《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第1版1767页，以下简称袁行霈本），浙江大学吴熊和教授主编的《唐宋诗词评析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412页，本篇为吴熊和先生评析，以下简称吴熊和评析），王洪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宝库唐宋词精华分卷》（朝华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883页，本篇为南京师范大学钟振振教授译注，以下简称钟振振译注），俞朝刚、周航先生主编的《全宋词精华3》（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44页），华东师范大学徐中玉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金启华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诗词曲部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487页，以下简称徐中玉、金启华本），南京大学卞孝萱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隋唐五代宋金元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479页，以下简称卞孝萱本），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教授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四卷“宋辽金部分”（本卷主编为钟振振教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第189页，以下简称郁贤皓本），北京师范大学郭预衡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188页以下简称郭预衡上海本），南开大学罗宗强和陈洪教授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3卷“宋辽金元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53页），辛更儒选本（213页），叶嘉莹本（1458页），徐汉明先生的《辛弃疾全集校注》（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第245页），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主编的《新编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简编》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第537页），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和第四册，等等诸多版本莫不如此。
其实，这是颇可商榷的。“可堪回首”就是不堪回首的意思，指以往的事情令人感伤、痛心或悔恨，不忍回忆。可，通“何”，可堪，即何堪、哪堪、怎堪，亦即“哪能禁得住”、“怎能受得了”。回首，即回头，回忆过去的往事。从语气上说，“可堪回首”是反问，不是陈述，只能用问号（用叹号也勉强可以），但不能用逗号。辛更儒先生在《辛弃疾集编年笺注》中已经把《辛弃疾词选》“可堪回首”下的逗号改成问号了（中华书局2015年11月第1版一八一八页，以下简称辛更儒笺注）。
从语义上说，回首的对象必须是往事，而不能是当下事，因为当下事无须回首。“可堪回首”下如果用逗号，那“回首”的对象就不是上文的内容，而只能是下两句的内容了。一些注本也把“可堪回首”和“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三句合在一个注释中。如北京大学季镇淮、冯钟芸、陈贻焮、倪其心教授选注的《历代诗歌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第884页，以下简称季镇淮本），山东大学刘乃昌教授评注的《宋词三百首》（中华书局2014年7月第1版第188页，以下简称刘乃昌本），都在注释中说“‘可堪’三句……”。中华书局的《辛弃疾词选》不仅把这三句放在一起注释，而且还把原词这三句排成一行（1979年5月第1版第158页）。
其实，“可堪回首”与“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并没有意义上的直接关系，不是一个语义单元。“回首”一定是往事，而“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并非往事，而是当下的事，回首当下之事，显系逻辑错误。因此，“回首”的对象只能是上文的符离之败和“烽火扬州路”这些往事：当年的符离之战，本来已经胜券在握，但由于用人不当，诸军都统制邵宏渊胆敢违抗诏令，非但不受淮西招抚使李显忠节制，而且惑乱军心作壁上观，遂致北伐功败垂成。而淮南转运副使杨抗愚昧无知，竟然“令州县乡村临驿路”每隔十里建一座“烽火台”，还让没有组织、未经训练的百姓自备刀枪抗击强悍的敌寇，无异于趋羔羊而入虎狼之群。这些往事，实在令人不堪回首！
作者在慨叹往事的同时，也有对宋高宗和朝廷用人不当的微词。言外之意是说，为什么不任用像自己这样既有报国丹心、又具文韬武略的人为将帅呢？
“佛狸祠下”“神鸦社鼓”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佛狸……社鼓〕（瓜步山上的）佛狸祠下，一片神鸭的叫声和社日的鼓声！”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四册注释说：“〔佛狸祠〕元嘉年间宋文帝北伐军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帅兵追至长江北岸瓜步山（在今江苏六合），在那里筑了一座行宫，后改为祠庙，称佛狸祠。”上引各种大学教材和名家注本，也大都认为“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的瓜步山上。如：
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名佛狸，打败王玄谟军以后，曾追击至长江北岸瓜步山（在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二十里处），在山上建立行宫，即后的佛狸祠。（朱东润本91页；卞孝萱本481页）
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兵追击王玄谟。驻军在长江北岸瓜步山（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在山上修建了一座行宫，后称佛狸祠。（郭预衡上海本488页）
佛狸：北魏太武帝小名。他在打败王玄谟军队后，追至长江北岸，在瓜步山（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上修建立行宫，后称佛狸祠。（徐中玉、金启华本488页）
这些注释，均于史有稽。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庚午（十五日），魏主（佛狸拓跋焘）至瓜步，坏民庐舍，及伐苇为筏，声言欲渡江。”（《资治通鉴》卷一二五）“癸未（十二月二十八日），（魏主）车驾临江。起行宫于瓜步山。”（《南史》卷四下《世祖纪下》）“春，正月，丙戌朔（初一），魏主大会群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赏有差。……丁亥（初二），魏掠居民，焚庐舍而去。”（《资治通鉴》卷一二五）
宋乾道五年（1169），陆游授夔州通判，次年闰六月十八日自山阴启行，十月二十七日抵夔州。因述其道路所经以为《入蜀记》，该书卷二对瓜步山上的魏太武庙亦有记载：
（七月）四日。风便，解缆挂帆，发真州。岸下舟相先后发者甚众，烟帆映山，缥缈如画。有顷，风愈厉，舟行甚疾。过瓜步山，山蜿蜓蟠伏，临江起小峰，颇巉峻。绝顶有元魏太武庙，庙前大木可三百年。一井已眢（yuān，枯竭），传以为太武所凿，不可知也。太武以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南侵至瓜步，建康戒严。太武凿瓜步出为蟠道，于其上设毡庐，大会羣臣，疑即此地。王文公诗所谓“丛祠瓜步认前朝”是也。
可是，从京口北固山上的北固亭到长江北岸瓜步山上的佛狸祠，直线距离也有五十多公里，辛弃疾怎么可能看到百里之外的“神鸦”？又怎么可能听到百里之外的“社鼓”呢？
据清阿克当阿等修、姚文田等纂《扬州府志》卷之二十五“祠祀志一”记载：“佛狸祠在瓜洲城。”但该志在按语中又说“佛狸祠在瓜洲城”的说法是相沿已久的讹误：“太武所驻，乃六合之瓜步山，并非瓜洲。沿讹已久。”即便是“沿讹已久”，也并不妨碍词人的写作。正如苏东坡在黄州的赤鼻矶（今湖北黄冈）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一样，其实，汉献帝建安三年（208）的那场对形成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湖北蒲圻（今湖北省赤壁市）而非黄州。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瓜洲城内确有“佛狸祠”。宋杨万里《过瓜洲镇》诗云“佛狸马死无遗骨”（《诚斋集》卷二十七），宋张蕴斗《瓜州》诗亦云“佛狸竟死不能兵”（《野藳支卷》，见宋陈起编《江湖小集》卷八十九）。元代王恽在《秋澗集》卷二十的《佛狸祠》一诗中说得更为清楚：
佛狸祠在瓜洲城
江山照眼舒清眺，千古兴亡堕眼前。
瓜步市长连野戍，佛狸祠古惨荒烟。
柂（同“舵”）楼看取平吴日，父老空传饮马年。
此日不须开浊浪，好风都属往来船。
清代吴琦在《登江风山月亭》（《林蕙堂全集》卷十八）一诗中也有瓜洲城内的佛狸祠：
高亭百尺水之湄，尽日千帆过槛迟。
树色远遮司马渡，潮声直下佛狸祠。
江拦海国波涛壮，云入吴天变化奇。
闲看蛟龙争战罢，风来万里纳凉时。
元释大訢《蒲室集》卷六有《秋夜宿瓜洲江风山月亭》诗，由诗题可证“江风山月亭”在瓜洲城内。吴琦诗“树色远遮司马渡，潮声直下佛狸祠”，写的是诗人所见所闻。既然可以听见“直下佛狸祠”的“潮声”，可知“江风山月亭”与“佛狸祠”相距不远。也就是说，这个佛狸祠绝不是六合瓜步山上的佛狸祠，因为诗人在“江风山月亭”上无法听到百里之外的“潮声”。
瓜洲城与北固亭直线距离约七公里，“神鸦社鼓”都在视听范围之内。“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写的是词人在春社节期间的真实见闻，由此可以推知，瓜洲城的“佛狸祠”与瓜洲的社庙相邻。春社是立春之后的第五个戊日，春社节一般在戊日这天，有时也会提前或延后一两天。开禧元年（1205）的立春是正月初八丙寅这天，此后第五个戊日为戊申，即二月二十日。辛弃疾的这首词，即作于二十日或前后一两天。
那么，辛弃疾写“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权威注本和大中学教材的解释：
佛狸祠二句：写敌酋庙宇里香火旺盛，暗示北方的土地人民已非我所有。（朱东润本91页）
佛狸祠二句：写敌酋庙宇里香火旺盛，言北方的土地人民沦入敌手已经有年，以致神道亦同化于敌。（卞孝萱本481页）
“佛狸”二句：意思是说可惜现在抗金景象全无，江北瓜步山上，敌酋庙宇里正香火旺盛。（李道英、刘孝严本298页）
佛狸两句意思是说：敌酋庙宇内香火旺盛（暗示北方土地人民久沦敌手）。（徐中玉、金启华本488页）
佛狸祠下两句——写敌占区的庙宇里香火很旺盛，表示土地人民已非我所有。（胡云翼本三一一页）
这里“一片神鸦社鼓”，是说明魏太武庙香火很盛。（袁行霈本1769页）
而今对岸沦陷区的庙宇里，竟然社鼓丁冬，供品满案，一派偃武休兵景象，居民的敌忾情绪日益淡薄。（刘乃昌本188）
拓跋焘是北方少数民族侵略军的首领，在历史上以残杀汉族人民而臭名昭著，如今其庙宇内却香火旺盛，足见自“兴隆和议”之后，朝廷的苟安政策已造成严重的后果，淡漠了人民的国家之仇。（郁贤皓本190）
这三句是借佛狸祠的香火，暗喻金占区的人们好象已经忘记了蒙受异族侵略的耻辱。（《辛弃疾词文选注》107页，“好象”今当作“好像”）
今天对岸佛狸祠下，竟然响起一片祭祀的鼓声。意谓人们苟安太平，抗金意志衰退。（朱德才本221页）
“可堪”三句：四十三年来的往事不堪回首，今天对岸佛狸祠下，竟然响起一片祭祀的鼓声。意谓人们苟安太平，抗金意志衰退。（叶嘉莹本1460页）
“神鸦社鼓”指升平热闹的气象，借以说人们忘了金兵曾南侵至此和中原尚沦于敌手的耻辱，不思复仇雪耻，却沉湎于眼前的苟安局面。（吴熊和本475页）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这个七百年前的鲜卑首领正享受着人们的香火祭祀。（吴熊和评析1413页）
拓跋焘（佛狸）本是外族入侵者，人们竟在他的祠庙前祭祀，鼓乐喧天，闹得不亦乐乎，说明在百姓心里民族意识已经模糊。这都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执行妥协投降政策造成的恶果。（唐圭璋本930页）
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和平景象，全无战斗气氛。（鉴赏辞典本）
当地老百姓年年在佛狸祠下迎神赛会……江北（当作“淮水以北”）各地沦陷已久，不迅速谋求恢复的话，民俗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夏承焘鉴赏834页）
拓跋焘是北方北方少数民族侵略者的首领，如今其祠庙内却香火旺盛，足见朝廷的苟安政策已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淡漠了人们的家国之仇。（钟振振译注）
照理前线汉族人民，对此祠庙，应存仇恨之心，可是因受南宋统治者的投降政策的影响，民族意识逐渐模糊，人们竟在佛狸祠下，击鼓祭祀，引来一片啄食祭品的“神鸦”。（陈祥耀鉴赏408页）
佛狸祠下，神鸦飞舞，社鼓冬冬，祭神活动正热烈地进行，还有什么战争气氛！（艾治平本）
说明人们已忘却战败的历史，竟在佛狸祠前频繁地迎神赛社。（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四册）
词人借此表示：沦陷区的人民安于异族统治，不迅速谋求恢复，后果将不堪设想。（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教师教学用书）
这些注解有几个误区，一是认为“百姓心里民族意识已经模糊”，在春社节的时候是去佛狸祠中烧香，把侵略自己国土、杀戮自己人民的敌酋当成神来祭拜，而且香火旺盛，“鲜卑首领正享受着人们的香火祭祀”。其实，人们在春社节是去佛狸祠下的社庙祭祀土地神，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绝不是去佛狸祠给佛狸烧香，向敌酋祈祷。
二是认为佛狸祠在“沦陷区”、“敌占区”：“佛狸祠下两句——写敌占区的庙宇里香火很旺盛”；“对岸沦陷区的庙宇里，竟然社鼓丁冬，供品满案”；“沦陷区的人民安于异族统治”。实际上，无论是六合瓜步山上的佛狸祠，还是瓜洲镇的佛狸祠，都不在“沦陷区”、“敌占区”。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为界，佛狸祠就在长江北岸边，远在淮水之南，一直属于宋国的地盘，怎么会是“沦陷区”、“敌占区”呢？
三是认为这两句词写出了“一片和平景象，全无战斗气氛”。由于北方沦陷已久，民族意识已经淡漠，“抗金意志衰退”，以致“安于异族的统治，忘记了自己是宋室的臣民”。事实上恰恰相反，春社节的一片社鼓正是京口军民高涨抗金气势的表现。
辛弃疾从去年三月到任至今，已经将近一年了，他招募的一万“土丁”也训练得差不多了。春社节这天，军民便在佛狸祠下的社庙祭祀土地神，一则祈祷丰收，二则祈祷早日驱逐鞑虏、收复失地。而那“一片神鸦”却具有特殊的含义，据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记载：“庙有驯鸦，客舟将来，则迓（送）于数里之外，或直至县下，船过亦送数里，人以饼饵掷空，鸦仰喙承取，不失一，土人谓之神鸦。”神鸦不仅在空中承接食物准确无误，而且人还不敢得罪它：“巴陵鸦甚多，土人谓之神鸦，无敢弋者。……神乌在岳州南三十里，群乌飞舞舟上。或撒以碎肉，或撒以豆粒；食荤者接肉，食素者接豆，无不巧中。如不投以食，则随舟数十里，众乌以翼沾泥水，污船而去，此其神也。”如果过往舟船不给它们扔食物，它们就会用翅膀沾上泥水弄脏你的船。你只得乖乖地给它扔食物，因此唐代诗人元稹有诗云：“饭来开口似神鸦。”（《放言五首》其二）
联系前面辛弃疾对“沿边土丁”和“官军”的比较论述：官军只配“列屯江上，以壮国威。至若渡淮迎敌，左右应援，则非沿边土丁断不可用。”而且两者不能混杂在一起，因为如果混杂一起，土丁就会沾染上官军的坏习气，“尽成弃甲之人，不幸有警，则彼此相持，莫肯先进；一有微功，则彼此交夺，反戈自戕。”而国家却要白白的养着这帮官军，没人敢得罪，这不是典型的“神鸦”吗？“神鸦社鼓”，既体现了古代诗歌“婉而多讽，哀而不伤”的韵境，又是词人满腹牢骚的“小放厥词”！
至于有些注者担心，北方长久沦陷之后，民族意识就会淡漠，甚至会忘记民族的伤痕，“安于异族的统治”，那是大可不必的。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南宋的爱国志士最担心的是：若不赶早恢复失地，沦陷的人民就要跟金人习而相安，忘掉了祖国。不过，对祖国的忆念是留在情感和灵魂里的，不比记生字、记数目、记事实等等偏于理智的记忆。后面的一种是死记忆，好比在石头上雕的字，随你凿得多么深，年代久了，总要模糊销灭；前面的一种是活记忆，好比在树上刻的字，那棵树愈长愈大，它身上的字迹也就愈长愈牢。”（《宋诗选注·序》）
自比廉颇警示国君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注释说：“（现在）靠谁来问：廉颇老了，饭量还好吗？这是作者以廉颇自况，抒发感慨，说自己虽然老了，还不忘为国效力，恢复中原，可朝廷一味屈膝媚敌，早没有起用他的意思了。”这样解释似与实际不合，作者写这首词的时候，宁宗和韩侂胄都在积极准备抗金，不是“屈膝媚敌”，更不是“一味”。皇帝和朝廷是否会重用辛弃疾,虽然还不能确定，但从皇帝对他的信任来看，很有可能会重用他——至少辛弃疾自己是这样认为。他所担心的，只是自己会不会重蹈廉颇的覆辙，被“使者”谗毁。
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赵孝成王二十一年（前245），赵国名将廉颇带兵攻取魏地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同年，赵孝成王驾崩，其子赵悼襄王继位后便解除了廉颇的军职，派乐乘代替廉颇。廉颇一怒之下把乐乘打跑了，自己也离开赵国投奔魏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魏王虽然收留了廉颇，但却并不信任和重用他。而赵国因为多次被秦军围困，赵王想再任用廉颇，就派遣使者带着一副名贵的盔甲和四匹快马到大梁去慰问廉颇，看廉颇是否还可用。廉颇的仇人郭开怕廉颇再得势，便暗中贿赂使者，让他诋毁廉颇。使者见到廉颇以后，廉颇为了表示自己仍然可用，便在使者面前一顿饭吃了一斗米，十斤肉，还披甲上马。但使者回来却向赵王报告说:“廉将军虽然老了，但饭量还很好，可是和我坐在一起，不大一会就拉了三次屎。”赵王认为廉颇老了，就没任用他。这个典故在于说明，外臣能否得到皇帝的重用，使者中人至关重要，所谓：“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三国魏·曹植《当墙欲高行》）
辛弃疾在想，皇帝如果要重用自己会请谁做“使者”呢？会征求什么人的意见呢？因此用这个典故来表达自己的隐忧，同时也警示国君，在用人时一定要兼听而不偏信，不要被奸臣所惑。辛弃疾上次就是被谗罢官，他深恐宁宗再信谗言，自毁长城。俗语云：“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倘北伐不能得人，而任用韩侂胄等轻进无能之辈，必定重蹈“符离之败”的覆辙。
理解这几句词的关键在于“凭”字：“凭”前面的主语是谁？“凭”字如何解读？按照上面的解释，“凭谁问”的主语应该是皇帝，“凭”是“烦”“请”的，即“烦劳”“烦请”的意思。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五：“凭，亦犹‘烦’也，‘请’也。”《汉语大词典》“凭”也有“请求；烦劳”的义项。那么，“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整体的意思就是：“皇帝会烦请谁来过问我这廉颇一样的老将，看看是不是真的老了，是不是还像年轻时一样能吃能喝（饭量很大），仍然可用呢？”
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第三册将“凭”解作“靠”，袁行霈本也说：“‘凭谁问’是凭借谁（靠谁）来问的意思。”（1770页）那主语就只能是“我”（辛弃疾自己），而“问”的宾语也是“我”,“凭谁问”就是“我靠谁来问我（自己）”，不成话了。
季镇淮本把“凭谁问”解作“有谁来过问呢？”（884页），国家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宋词三百首全译》把“凭谁问”译作“有谁来寻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420页），这好像是把“凭”解释为“有”，但“凭”并没有“有”这个义项。
郭预衡湖南本注释说：“作者在这里以廉颇自比，大有觉得自己的遭遇比廉颇还不如，虽有报国之心，却连过问的人都没有。”（425页）这只是疏通大意，未能落实字词的训释。
辛更儒选本：“凭：请，烦劳的意思。凭谁问，即不知请谁来过问。”（216页）注得很对。可是辛更儒笺注又说：“凭，由也。”虽似勉强可通，但“凭”却没有“由”这个义项，如果找不到训诂的根据，便不免望文生训之嫌。
实践证明，辛弃疾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三月二日，辛弃疾被“降两官”，原因是他举荐的一个人犯了罪，按照当时的律法，举荐者对被举荐者负有责任。六月十九日改知兴隆府，辛弃疾北伐恢复的愿望彻底破灭了。
开禧二年（1206）春，北伐开始。辛弃疾先后又被差知绍兴府、两浙东路安抚使，进龙图阁待制、知镇江府，试兵部侍郎等，均辞而未就。开禧三年（1207）九月初六，韩侂胄“复有意用兵，遂除弃疾枢密院都承旨，急速赴行在奏事。”可惜已经晚了，九月初十（公历10月3日），辛弃疾就病逝了。
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韩侂胄在上朝途中被杀，首级送往金国示众，以此作为请求议和的条件。嘉定元年（1208），开禧北伐以签订屈辱的“嘉定和议”而告终，南宋从此一蹶不振。
岳飞之孙岳珂在《桯（tīng）史》卷三《稼轩论词》中，认为辛弃疾的这首词“微觉用事多耳”，而且说自己的意见也被辛弃疾所认可：“‘君实中予痼。’乃咏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但该词的各种版本都没有改动的异文，如果岳珂所言不虚，则辛弃疾的认可不过是自谦而已。
用典并不是评价诗词好坏的标准，关键要看是否需要，是否恰切。譬如辛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再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这些生活小词都没有用典，又怎么能说“君实中予痼”呢？怀古诗词如果不用典，那几乎就无法“怀古”了。
本词题为《京口北固亭怀古》，表面上字字怀古忆昔，实际上句句关涉当下，既切己身，又言国是。遗憾的是，这首写给南宋王朝的预警词，未能引起当时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又被后世读者误解了八百年！辛弃疾不愧词中之龙，他不仅对国家的政治前途远瞩，而且对自己的作品被后人误解似亦有先见之明：“知我者，二三子！”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中国过年有一个民间传统，说正月不能剃头，正月剃头死舅舅。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保持着正月不剃头的习惯，就是怕我妈不乐意。后来我觉得好奇，为什么正月剃头要死舅舅？为啥死的是舅舅不是别人？于是动手去追根溯源，略做查询，答案让我啼笑皆非。
时的《掖县志》卷二《风俗》里有这么一段记载：““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 所以这事的起源很明白：满清入关，强行要求汉民剃发留辫。汉民心怀故国，于是在正月相约都不剃头，以示不忘旧君，称为思旧。因为谐音变化，思旧成了死舅，死舅又倒回去，反成了不剃头的一个理由。
由此可见，正月剃头这事，打头里起跟舅舅一点关系也没有，纯粹是民间附会谐音罢了。
类似的民间传统有很多。它们通过口耳相传，流传已久，大家从来不问为什么，就这么一代代默默地遵循着。可当你动了心思去刨根问底，就会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起源要么是个错误，要么是个误解，总之和你想的不一样。
打从去年年初开始，我身边的好多亲戚朋友同事就开始忙活备孕的事儿。我挺好奇，怎么你们都事先商量好的吗？他们的回答都出奇地一致：“想要孩子，得赶在马年生，再过一年到了羊年就不好了。” 我问他们怎么不好了？一半人说不上来，反正家里老人说羊年就是不吉利；另外一半人回答得比较详细，告诉我古人有云：“十羊九不全，一人坐殿前”，羊年生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容易孤寡，一生命苦多舛。
这确实是个民间传统。我听过很多相亲故事，很多家长一听女方属羊，立刻就不干了，说命不好，不能娶，不是有句俗话么：“女子属羊，独守空房”。
我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女子属羊，才独守空房？为啥不是属蛇或者属鼠？他们就哑口无言，没一个能答得上来了。
类似的老话有很多，诸如“男人属羊貌堂堂,女人属羊守空房”、“男属羊,黄金堆屋梁,出门不用带口粮;女属羊,命根硬,克夫克爹又克娘。” 简而言之，说的都是一件事——女人属羊，命特别不好。不光命不好，还克夫。
但这个说法，特别经不起推敲。别说科学上不成立，就是封建迷信，也没这么迷信的。
中国命理占卜理论为例，人的命运得看年、月、日、时四柱，一柱两字，一共八字，这是初始参数，然后根据这个推命盘、看五行，相生相克、斗数四化，刑冲会合等等等等，复杂如同高数作业，经过一系列精密计算，才能略窥一个人的命格趋势。
羊年地支属未，八字里只占了一个字。只有八分之一的数据，却铁口直断一个人一辈子的运程，别说半仙，就是神仙也做不到。所以单独把羊年拿出来判断吉凶，根本不符合算命的运转原理。
清末袁树珊有一本集明清八字理论之大成的《命理探源》，里面说得很清楚：“未为阳，仰而秉礼，以羊配之，羊跪乳。” 无一字提及属羊是否不吉。
从传统文化来看呢？
羊在中华文化里，是一个很好的吉祥象征。羊与阳是谐音，三羊开泰就是三阳开泰，是句非常吉利的话。古代著名的几头瑞兽，比如麒麟，獬豸、夷羊等，都是以羊的形状为蓝本。古文字里的美、鲜、羡等好字，字源来自于羊的象形——甚至于“祥”字本身，就是以“羊”兼表声义。
《诗·郑风·羔裘》：“羔裘如濡，洵美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这里的羊裘，代表着品德高洁之意；汉代的《汉元嘉刀铭》赫然写有：“宜侯之,大吉羊”，把羊当做一句诚挚的祝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更是对羊大加褒奖：“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犹祥与，故卿以为贽。” 把羊的形态总结出仁、义、礼三种儒家最重要的美德，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可见从根儿上说，羊是只吉利到不能再吉利的动物了。
这么美好的一只吉兽，怎么一到属相这里，就成了孤寡不祥的象征呢？
属羊命苦的说法，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在网上和媒体上看到过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这个传统始自袁世凯。袁世凯属羊，生于1859年阴历八月十五。他称帝不得人心，老百姓们都痛恨无比，暗地里说八月羊挨刀杀，引申成羊年不吉，借此来诅咒袁世凯。
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1920年鲁迅的三弟周建人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谈及绍兴风俗，说当地流传一句话，叫做“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属羊的女子，天生寡妇命，对男方不利。他之所以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大哥鲁迅就曾被这个传统影响过。
鲁迅十六岁那年，母亲鲁瑞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鲁瑞娘家的侄女，叫琴姑。可换八字的时候，鲁瑞却反悔了，因为琴姑属羊，怕克了儿子。鲁瑞后来选了朱安当儿媳妇，她是1878年生，属虎，属相上没什么问题——不过后来的发展证明，她的命运也没好到哪里去，守了四十多年活寡，一世孤苦。
从鲁迅的遭遇来看，至少在清末的绍兴，就已经有了羊年不吉的民俗，尤其是择偶之时，属羊的女子倍受歧视。所以，袁世凯起源说不成立。
再往前推至1883年，光绪九年，岁在癸未，正是羊年。在这一年的年初，《申报》特意刊文，忧心忡忡地指出：“本年岁星在未，俗有生女属羊，卖尽田粮之諺，溺女之风今年必甚。” 老百姓在羊年生了女孩子，居然要溺死，可见这一迷信在民间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顺便说一句，这个风俗不止在中国，在日本都有。谷崎润一郎的名作《细雪》写于四十年代，里面曾经提及，关西大阪一带自古就有陋习，认为属羊的女子命途险恶，商人忌讳不娶，还有一句谚语叫做“未年女，莫进门”。这个风俗，显然是从中国流传去的，时间要更早。(感谢 @橘玄雅 和她的小伙伴们们）
另外一个说法，认为“羊年不吉”起源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生于1835年，属羊；她的两个得力大臣曾国藩、李鸿章也都属羊。晚清时代腐朽没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横征暴敛。革命党趁机开动宣传，说属羊的人会给国家带来灾祸，试图从命理迷信的角度来动摇清廷统治。
这个说法，也不确。
清代有一部小说叫《镜花缘》，作者李汝珍从1795年（嘉庆元年）动笔，写到1815年（嘉庆二十年），前后二十年时间。在这部书的第十二回《双宰辅畅谈俗弊 两书生敬服良箴》里，提到过一句俗语：“俗传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
在同一时期，有一位苏州籍的大臣叫吴熊光，他在《伊江笔录》里谈及苏州民俗，也特意说了一句：“吾乡俗多拘忌，凡女命属羊者，往往艱于配合，以致捏改年岁。”
可见早在嘉庆年间，民间已经认为女子属羊为劣，不太容易找对象，不得不篡改生辰。可见这事跟慈禧、曾国藩、李鸿章真没多大关系……
其实这个民俗，在乾隆年间就已流传。
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讲过一个故事。乾隆年间有一位拆字算命的名家叫范时行。有一次，有人写了个“義”字，范时行问他多大年纪，那人说了年份。范时行一算，说你完了，你属羊。義从羊从我，你这辈子就是属羊的命，注定终身孤只，不能有妻、子，其他前程什么的就更甭说了。
但这也不是最早的记录。
在与李汝珍同时代，有一位学者叫翟灏。他写了一本《通俗解》，对五千多个俗词进行了考证。比如“八字没一撇”何时出现，“洗尘”最早出自何书，“撞木钟”什么意思？总之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此书刊行之后，翟灏的朋友梁同书又补充了四百多条，汇成《直语补证》附在《通俗解》的后面。
梁同书在书里提及一句俗谚，叫做：“女子属羊守空房”。解释说女子忌讳属羊，因为会克夫寡居——但这一句俗谚，却是梁同书从明代江元禧的《耳目日书》里引用的。
日书是民间用来挑选时辰、吉凶、宜忌的参考书，可以说是集民俗之大成。可见“属羊不吉”这个民间传统，可以前推到明代。
这个说法还有一个旁证——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瓶梅》
《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潘道士法遣黄巾士，西门庆大哭李瓶儿》。李瓶儿暴病身亡，西门庆请了位姓徐的阴阳先生批书。徐先生告诉西门庆，说李瓶儿前世是滨州王家的一个男人，打死了一只怀胎的母羊，所以今世罚做女人，还要罚她属羊。虽然她命里能有贵夫，但是体弱多病，生儿子会夭折，主生气疾而死。
虽然《金瓶梅》是宋代背景，但里面的描写反映的都是明代生活细节。从这一回的描写可知，女子前世作了孽，今生要遭受的惩罚居然是让她属羊。可见在明人观念里，属羊已经不算什么好事。
咱们再往前找，在明前的历史记录里，这种提法就几乎没有了。所以基本上可以锁定，“属羊不吉”在明代才开始流传。
但这并没有解决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是羊？为什么女子属羊如此不吉利？
陇东学院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刘瑞明老师，曾经对这个问题做了专门考证：《属羊的人为什么命苦》。追根溯源，直指另外一个命理专业——相术。
相术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也叫相人术，能通过人的相貌仪容来判断命运。《大戴礼记》记曰：“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 可见这门手艺源远流长。
唐初有一位相士，叫张憬藏。这个人的相术厉害到了什么程度呢？据说能和《推背图》的作者袁天罡旗鼓相当。有一次，张憬藏见到一名叫裴珪的官员。裴珪请出小妾赵氏，让他相一下。张憬藏实话实说：“夫人目修缓，法曰’豕视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 总之是不安分的命。后来赵氏果然红杏出墙，被捉了奸，一如应验。
这个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源流线索。
“豕视淫”指看人如猪，喜欢仰视，典出《战国策》。不过这与话题无关，不去深入考究。
咱们单说说“目有四白”。
“目有四白”，说的是人的眼白多，瞳孔小，眼珠转一圈，上下左右都有白的。这个典故出自汉代王符的《潜夫论》。里面有一篇专讲相术，特意提到“巽，为人多白眼。相扬四白者，兵死。” 王符认为眼白多的人，会死于兵刃之争。
这种很不吉利的面相特点，被《潜夫论》称为“四白”，但并未特指女性。
到了张憬藏的时代，“目有四白”后面多了一句话：“五夫守宅” ——那就是五位姘头在宅里，何等！于是这种四白面相遂成为女子专属，用以专称。到了宋代，李昉在《太平广记》里明确提出了定义 ： “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
但在唐宋之间，除了这种正统解释之外，”目有四白、五夫守宅”这个术语还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有人把这个理解为一个女人先后嫁了五任老公，那前四任发生了什么？自然是死了，结果“五夫守宅” 又开始有了克夫的涵义。比如在五代王朴的《太清神鉴》里，出现了这样的提法：“羊睛四白定孤孀。” 不光把“四白”和“孤孀”联系到一起，也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喻：四白之眼，就象是羊的眼睛。
从这时候开始，“四白”之眼同时具备了双重含义：；克夫，还多了一个称呼：“羊睛”。
金代的张行简有《人伦大统赋》一部，号称集前代研究之大成。《四库全书》一共只收了四部相术书，排名第一个就是它，在相术界的地位不问可知。
在《人伦大统赋》里，张行简进一步更详细地阐释了王朴的理论。他写了这么一句：“犬羊鹅鸭何足算，鸡鼠猴蛇奚可凭。” 这里的犬羊鹅鸭指代四种眼睛：犬眼荒淫，羊眼招祸，鹅鸭之眼不善终。所谓的“羊眼”，眼珠淡黑微黄，瞳孔散漫无神，四边眼白多，看人的时候低声下气，永远显得无精打采，象羊在看人——关于这个特征，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羊目四白”，主贫破。
于是在这部教科书里，“四白” 兼具了“”和“孤贫家破”两种涵义，还和羊明确联系到了一起。相术界的超级权威相书《麻衣神相》（此书托名北宋陈抟的老师所著，但大规模刊行要在元末），将张行简的理论全盘继承并作了总结：
“目如羊目，相刑骨肉；羊目四白，奸夫入宅。”
从此以后，女子与羊之间，成了一对不吉利的本体和喻体。
从明初开始，这个说法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专业领域，相士们继续秉承《人伦大统赋》、《麻衣神相》的理论，比如《人伦广鉴集说》里就说：“羊目流四白，刑妻及哭男”。
可与此同时，民间传着传着，却变了味道。从《金瓶梅》、《耳目日书》这类小说类、民俗类的著作可以看到，本来是“眼睛象羊的女子命不好”，不知怎么就传成了“属羊的女子命不好”，羊从面相向属相发生了概念迁移。
为什么会发生概念迁移？原因很简单。中国民间传统最喜欢以物相类，强行比附。十二生肖里，属龙者必然贵不可言，属蛇者多心存险诈，属牛者稳重，属马者远行，属老虎的不能和属羊的结婚，避免羊入虎口——反正本命属相有什么特性，人就会具备了什么特点，典型的望兽生意。
既然四白的羊眼不吉利，那么属羊的人，一定也会继承这双不吉利的羊眼吧？概念迁移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么个荒唐的逻辑。所谓“女命北以属羊为劣，南以属虎为凶”，即从此时开始流传，绵延明、清两代，深深固化到了民俗观念中去。
这种比附非常荒唐，对此清代李汝珍已有驳斥：“人值未年而生，何至比之于羊？寅年而生又何至竟变为虎？——且世间惧内之人，未必皆系属虎之妇，况鼠好偷窃，蛇最阴毒，那属鼠、属蛇的，岂皆偷窃、阴毒之辈？龙为四灵之一，自然莫贵于此，岂辰年所生，都是贵命？此皆愚民无知，造此谬论，往往读书人亦染此风，殊为可笑。”
顺带一提，李汝珍本人就属羊。
可惜像李汝珍那样的明白人毕竟太少。没办法，古代民众文化程度太低，他们根本不懂逻辑，也不关心真伪，只要一个传说具备了惊悚要素、又有警示作用，且通俗易懂，他们就会乐此不疲地传播。其流转速度之快，和时下微信朋友圈差不多。
时间一长，误会成了谣言，谣言又成了习俗，一代一代坚持下去，很快便可称之为传统————比如正月剃头、比如属羊不吉。
到了晚清，发生了一件大事，给这个说法推波助澜，让它在民间影响更加根深蒂固。
晚清最著名的历史事件之一，是太平天国运动，足足席卷了清廷的半壁江山，深刻地影响了晚清政局。太平天国何以闹起如此规模？有那精通命理数术的先生做事后诸葛亮，屈指一算，算出一个弥天大祸。
中华以十天干、十二地支为纪年，轮换循环，每六十年为一甲子。其中有两个相联的年份，特别不吉利——丙午、丁未。只要挨上这两年中的任何一年，必有大乱，叫做“丙午丁未之厄”。丙、丁、未皆五行属火，火色为红；未是羊年——所以这个劫数又叫做红羊劫。
有人统计过，刘邦驾崩、王莽篡位、五胡乱华、则天称帝、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等等重大国难，都是在丙午年或丁未年发生的。
可是，太平天国爆发是在1851年，丁亥猪年，跟丙午、丁未没关系。没事，咱们可以附会。太平天国的两大首领是谁？洪秀全，杨秀清，洪杨洪杨，那不就是红羊嘛。
到底是谁最先把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已不可考。我目前查到的，是一位同治年的兵部主事，叫陈作霖。他有一次路过南京，写了首诗感慨：金陵古大都，形胜天下甲，我朝设驻防，尙存封建法。哀哉咸丰初，惨值红羊劫，妇孺无子遗，白骨互枕压。
从他的诗作可知，太平天国是红羊劫的说法，在同时代已开始流传。
别看这个附会荒诞不经，可大家都当回事。清末唐才常成立自立会反清，提出的口号就是：“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日运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意思是我们要向太平天国学习，誓要扭转乾坤。
红羊劫里有个羊字，代指未年。老百姓们想起“属羊不吉”的老传统，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你看，羊年屡屡出大事，连长毛都闹这么大，这羊年还真是祸事连连。老祖宗说羊年出生不吉利，难道还有错了？
结果，在附会了红羊劫之后，“羊年不吉”这个说法流传愈加广泛，民众更加笃信不疑。那些关于慈禧、袁世凯等属羊的传闻，正是以红羊劫为基础才流传出去的。而鲁迅先生择偶的遭遇，自然也是这个迷信说法在民间开枝散叶的结果之一。
总结来说，汉代始有“四白”一说，然后在唐代成为女子的面相特征。唐宋之间，这一面相逐渐被比喻为羊目，并赋予了孤孀的涵义。演至元末，羊目女子坐实了克夫之命。从此这一说法在民间传来传去，逐渐与属相联系到一起，盛传于明清两代。至太平天国红羊劫的说法开始流布，民间更加认同羊年不吉这一荒唐说法，一直到了今天。
由此可见，所谓“羊年不宜生子”、“十羊九不全、一人坐殿前”、“腊月羊守空房”之类的说法，纯属民间附会。追其本源，不过是古代相术的讹传错谬罢了。
有些错误传统，本无所谓。正月不剃头，最多是让理发店营业额下降，害不到人；但“属羊不吉”这种错误观念的流传，从古至今不知贻误多少夫妻幸福，造成多少女子的悲剧人生。在旧社会，女子属羊，人生确实会非常不幸。社会认为她们有克夫之相，极力排斥，导致她们孤苦一生。然后这悲惨遭遇，反过来又成了羊女命不好的佐证。循环论证，让属相成了一个枷锁，牢牢地钳制住了她们的命运。
时至今日，科学昌明，若还有人笃信不疑，挖空心思避开羊年生子，或拒娶属羊女子，那可真是愚夫蠢妇，害人害己。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引用李汝珍的话：“婚姻一事，若不论门第相对，不管年貌相当，惟以合婚为准，势必将就勉强从事，虽有极美良姻，亦必当面错过，以致日后儿女抱恨终身，追悔无及。为人父母的，倘能洞察合婚之谬，惟以品行、年貌、门第为重，至于富贵寿考，亦惟听之天命，即日后别有不虞，此心亦可对住儿女，儿女似亦无怨了。”
虽是清人之言，倒比许多今人要聪明多了。
夫妻又叫伴侣。伴侣的“侣”字很有意思，它是由两个“口”字和一个“人”字组成的。繁体字的“侣”字是这样写的：“侶”。这说明伴侣是由两口人紧密连结在一起而形成的，缺一就不成其为伴侣了。两人走到一起是缘分，能够白头偕老那是福分。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它是家庭幸福的基础。但是夫妻关系也是很微妙的，不仅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还和我们的财富有直接的关系。为何说妻子是丈夫的财星，又如何增旺自己的财富呢？
1、什么是正财、偏财？
生辰八字是以日主（即八字中第五个字）代表自己，被日主所克的那个五行，就是财星。财星以阴阳区分，阴阴、阳阳这样的同性相克关系的，称为偏财；而阴阳这样的异性相克关系的，称为正财。命理学中分析婚姻时，对男命来说，正财一般代表正妻，成婚的机率也大；而偏财代表情人、偏房，成婚的机率小，但成为再婚对象的机率则大。分析财运时，正财又代表正常工作收入；偏财代表意外之财，如彩票中奖或赢钱。
2、为何说妻子是丈夫的财位？
在命理学中，有一个位置是代表财富的，这个位置就是夫妻宫，也叫配偶宫。例如，某男八字：
乙亥
庚辰
（日元，代表我）——癸未——（夫妻宫、财位）
壬戌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日元天干旁边的地支所代表的位置，就是财位，也是我们通常在判断感情时所说的配偶宫。上造的财位就是未，也是妻子的宫位。其实无论男女，这个位置都是财运至关重要的位置，不可被刑冲。
3、如何避免自己的财位被冲？
在日元天干旁边的地支既是财位又是配偶宫，如果这个位置受冲，就代表了财运会发生一定的异常，或许就会往不好的一面发展。如何避免财位被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夫妻和谐相处，不争不怒不吵，同时丈夫应该给予妻子更多的关心和体贴，使自己的配偶宫也就是财位得到稳定的增长环境。如果丈夫对妻子挨打辱骂，经常冷战，甚至有外遇，相当于压制了自己的财位，从而间接影响自己的财富的增长。当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命理、住宅环境和工作所属的行业，综合分析出一个对症下药的方法，达到化腐朽为神奇。
4、夫妻不和会影响财运吗？
我们试想：一个家庭充满争吵，一旦争吵就摔东西；抑或夫妻冷战，家里没有生气。这样的家庭会有财气吗？肯定是不会的。俗话说的好，家和才能万事兴，所以想家运兴旺，家财积累，作为男人，要善待自己的妻子。从八字命理上说，男人的财星就是妻星，你对老婆不好，就是对财不好，那财就不会来找你，或者不愿意留在你身边。所以那些不尊重不疼爱自己老婆的，而又整天想着怎么发财的男人，你是不是应该审视一下自己？
5、妻管严的家庭财运会好吗？
都说怕老婆的家庭都很富裕，所谓怕，不是畏惧的意思，而是尊重，疼爱，珍惜，舍不得自己老婆受委屈。当然做妻子的也不能肆意“践踏”丈夫的自尊，丈夫是妻子的官位, 丈夫身体差、丈夫受羞辱轻贱打骂, 妻子工作也不会顺利。女人如水，水是柔顺的，是滋润万物的，是以柔克刚的，如果事事要强、要老公百依百顺、要全面掌控老公，于是违反自然规律，打破了阴阳二气的平衡与和谐，这样的家庭和婚姻就会出现不稳定，家中的财运自然会受到影响。
6、旺夫旺妻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人们常说的旺夫旺妻相，可能是泛指相貌，但这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方面。所谓“旺”更多的应在彼此相诚以待，相助相携。这才会使双方在社会中轻松致业，回家又有好的参谋和休息的港湾。如果一方十分在意对方的成功，催其奋进，对方难免会有压力，在重重压力之下，他很难有淡定的心和周全的谋业策略，往往会趋于急功近利。
7、夫妻之间如何相处有利于增旺财运？
俗话说：夫妻同心，其力断金。家庭是人休养生息的港湾。从命盘中我们可以看到，配偶的位置与自己紧紧联在一起，相依相偎，犹如自己倚着的一棵大树，这棵树坚实了，自己就有坚强的后盾，在外努力打拼。这棵树如果萎缩了，自己只能在外单打独斗。这棵树长势如何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护养。护养得当，树便茂盛；护养不妥，树便无力。这棵树也代表了我们的家庭，当家庭和谐，必然事事流畅，有恃无恐。在这样充满祥和的家庭中，你必然会得到充分的休息，充分的商讨，充分的互相鼓励和体谅，因此，家和万事兴一语从来就不欺人。
旺夫的意义在于：
一个圆满的家庭，需要女人做好自己的本分，也需要男人做好自己的本分。
1、你有邪淫，你的为恶，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这个问题泄了你的财;
2、妻子是水，水为财，家财不安，外财莫入。要对你的妻子好一点，早点把外缘断了。
3、女人为水，男人为刚，要有容乃大。
你有多大的肚量，就能盛多少财，你妻子不够的，外财会来补充，所以，作男人的，不能斤斤计较，要懂得慈悲喜舍。
有人经常慈悲喜舍，那么，在别人的眼里，他就是财神，财神没有钱，谁还能有钱呢!
男人立即表态，愿意赞助20个失学儿童，并且，生意好了，会赞助更多的失学儿童。
谈话中，他一直点头，并告诉我说：的确，去年跟妻子关系融洽的时候，订单都接不过来，后来，跟妻子关系不好以后，生意也不好了。
于是，我告诉他，怕老婆的家庭都很富裕，所谓怕，不是畏惧的意思，而是疼爱，珍惜，舍不得自己老婆受委屈。
自己是否是个如水的女人，自己是否是一个怕自己的女人受委屈的男人。
如果是，那么恭喜你，你的家庭一定富裕和乐美满。
如果不是，那么，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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