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恩源 余恩泰

余绍宋（1882-1949），字越园，号寒柯，祖籍浙江龙游，生于衢州。1910年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回国，以法律科举人授外务部主事。元年任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务主任兼教习。翌年赴北京，先后任众议院秘书，司法部参事、次长、代理总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北京美术学校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司法储材馆教务长等职。后辞职退居杭州。抗战期间应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之请出任浙江通志馆馆长，重修《浙江通志》。是近代著名方志学家、鉴赏家、书画家和法学家，传世著述有《书画书录题解》《画法要录》《画法要录二编》《中国画学源流概况》《寒柯堂集》《续修四库全书艺术类提要》《龙游县志》《重修浙江省通志稿》等，编有《梁节庵先生遗诗》。

粤人情缘

余绍宋因曾祖父余恩鑅咸丰三年（1853）大挑（相当于今日之选调）一等，以知县铨发广东，历署东莞、德庆、南雄等州县，升连州知府，补道员督办广东善后局等，至光绪六年（1880）请假回籍，宦粤近三十年，并与粤人缔结婚姻，乃至子女埋骨于此，留下深厚的渊源。如嫁女于广东番禺的梁汝乾，虽未逾一年而寡，未能留下子嗣，以从子即晚清名士兼名宦梁鼎芬的胞弟梁鼎蕃为嗣，而梁鼎芬十一岁时父母双亡，幸赖余氏抚之如己出，教养兼至，卒能有成。后来，梁鼎蕃去世，也无子，乃由梁鼎芬子劬谦过继，于是母子、祖孙关系更为确立，梁鼎芬亦待余氏如生母。余绍宋称余氏为姑婆，称梁鼎芬为表伯，虽乏血缘而情义不渝，良有以也。比如余绍宋自日归国，得授外务部主事，即梁鼎芬之力。梁鼎芬死后，襄理丧事，特别是辑刊《节庵先生遗诗》六卷，殊为不易，最堪称道。所作《梁格庄会葬图卷》，引首请陈宝琛等三十余家题诗、题句，更为艺林士林所同珍。（鄢卫建《〈梁格庄会葬图〉：余绍宋与梁鼎芬的如烟往事》）

再从他1935年3-4月间到广州扫墓的情形看，他的祖母，大伯父子容并陆氏、张氏伯母，大伯祖并张氏、丁氏伯母均葬在广州：

1935年3月9日：出东门过所谓黄花冈者略一眺望，即驰至银牛冈……偶闻人言此处离榕树头不远，怦然心动，盖祖母大人墓域距榕树头甚近也……其地名知府垄山冈，墓在半山，攀援始达，亟行展拜，以从未展谒，凡行三跪九叩礼者三，其一次代母亲大人行，一次代爽弟行也。子容大伯墓即在墓下左旁，行礼如仪。

1935年3月14日：得土人何鲸者指示，始知陆氏伯母墓即在企人石下，崭然如新，当上山时以为新冢也，故未审其碑碣，岂知历六十年毫不剥削，亦足见当时工程之坚。继由何鲸领往大伯祖及张氏伯母墓，则在隔山牛乸（粤中俗字，指动物之牝者言）垄，行礼如仪，惟丁氏伯母墓未详，尚待再探。

1935年4月8日：往企人石，张金诡称不知牛乸洞两穴，遂先往指示之。余见满山诸坟皆有人祭扫标识，独张氏伯母之旁一坟委在荆莽，疑为丁氏伯母之兆，令张金往省之，张金略一视即报云是矣……至是，吾家在粤诸墓完全寻得，心中快慰不可言。

同时我们也从此行扫墓的日记中知道，他的母亲也是广州人，母舅、姨丈等亲戚俱在：

1935年3月10日：在福来居便饭，此饭店有百余年之久，往闻四叔言，昔日祖父大人与外祖父恒宴集于此，今此店一切装饰犹存古风，惜其堂倌最久者仅四十余年，无有能道五十年前事者，肴馔亦不染时习。

1935年4月5日：母舅来，告以已委潮安缺，此为第一等缺。

1935年4月7日：方宅从姨丈方霁亭（光炤）同姨庶叔祖母及小姨母来。（《余绍宋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下引同，不一一注明）

或许因此夙缘，除了与梁鼎芬密切的亲戚关系，余绍宋还与诸多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广东省教育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的著名学者黄节，余绍宋在“盖棺定论”的《读亡友黄晦闻〈蒹葭楼诗集〉，凄然有感，率题二律，殊未尽所欲言也》诗中推崇备至，称其诗为“三百年来成绝响”。而黄节的临终之言，最见他们的交情之深：“君之殁也，余在杭州，以道梗不能往。君之婿李韶清事后为余言，君易箦时频呼‘请余越园来诀’，闻之怆言。”又在1935年1月24日日记中说：“得李韶清电知晦闻逝世，悲恸不可言，眼泪夺眶而出，此是生平第一知己，其相关切相敬爱之情事断断非他人所能及，完全出于其至诚，毫无虚饰，终吾之世恐难得第二人矣，哀哉伤哉，终夕不宁。一时又不有前往一奠，因先复韶清一电唁之，十二时许犹不能成寐。胡子贤复自津来电告知，一时悲从中来，不能自制，呜呼，晦闻感我之深如是，平生友朋生死之戚未有逾此者矣。”

余绍宋由于学法律出身，早期一直在司法界工作，而现代司法作为新学，正是粤人之长，与其事者甚夥，故这方面的粤友也夥，首要的当然是梁启超了，余绍宋后进司法部任职位仅次于次长的参事近八年，即属梁启超特别关照提携报大总统任命。其次当为罗文干（钧任）（广东番禺籍，牛津大学法律硕士毕业，曾任司法总长）、郑天锡（茀庭）（广东中山籍，曾任司法部长、驻英大使）以及王宠惠（亮畴）（广东东莞籍，曾留学日本、美国并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历任司法总长、外交总长以及国务总理）、孔希白（昭炎）（广东南海籍，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次长）都关系密切。与卢信公（广东顺德籍，曾任农商总长和司法总长）、潘安素（广东南海籍，曾任司法部刑事司长）、陈官桃（公甫）（广东东莞籍，曾任河南审判厅长、广东检察长）、罗敷庵（广东顺德籍，曾任教育部、司法部参事）、胡子贤（祥麟）（广东顺德籍，曾任司法部参事、河北高院院长）都颇有往来。此外，与非司法界的粤籍人士，同样多有往来，如邓实（秋枚）（广东顺德籍，创办《国粹学报》，与黄宾虹编印美学丛书）、江竞庵（天铎）（广东花县籍，曾任农商次长、大学校长）、梁卣铭（宓）（广东南海籍，曾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陈铭枢（真如）（广东合浦籍，曾任广东省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陈树人（广东番禺籍，曾任广东民政厅长，著名画家）、朱汝珍（聘三）（广东清远籍，末代榜眼、宣南画社成员）、曾习经（刚甫）（广东揭阳籍，梁鼎芬得意门生，清亡后不仕；《余绍宋日记》1922年4月12日：“上午到潮州会馆访曾刚甫，以节庵遗集请其再校，以其为表伯最得意门生也。”）以及陈洵（述叔）（广东新会籍，著名词人）等。（李在全《北京政府时期法律界的交游网络与职业意识——以余绍宋为中心》，《史林》 2017年第6期）

粤菜食缘

朋友来了有好酒，好酒好菜待朋友。余绍宋与这些粤籍新知旧雨的亲疏程度，其实也可从他们粤菜馆中的酬酢往来的频率见出，这真是饶有意味的事。

今存余绍宋日记始于1917年，其首记粤菜馆也始于1917年，是北京的桃李园餐厅，且前三次粤菜馆之行均归于此，与席者正好都是粤人，也堪称同僚：

1917年12月5日：六时到桃李园应胡子贤、潘安素、梁卣铭之招宴。

1918年5月26日：夜阅《明季南略》一二卷，聂燮夫招至桃李园夜宴。

1919年2月13日：七时到桃李园应茀庭之招。

这桃李园，是继醉琼林中西饭庄之后，北京较早的著名粤菜馆——关于醉琼林，我在《西餐先行：老北京的粤菜馆》（载《粤菜北渐记》，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中有专节描述。大名鼎鼎的杨度即回忆说：“广东菜馆，曾在北京为大规模之试验，即八九年香厂之桃李园，楼上下有厅二十间，间各有名，装修既精美，布置亦闳敞，全仿广东式，客人之茶碗，均用有盖者，每碗均写明客人之姓氏（广东因为麻疯防传染，故饮具无论居家或菜馆妓寮等处，均注明客之姓氏），种种设备均极佳。宴客者趋之若鹜，生涯盛极一时。菜以整桌者为佳，如‘红烧’，‘罗汉斋’即素什锦，‘红烧鱼翅’等均佳。”（虎公《都门饮食琐记》之十八，《晨报》1927年1月30第6版）但回忆是容易出错的。因为《顺天时报》1918年的报道说：“大总统（冯国璋）日前在府宴会蒙古王公及文武各官，早晚宴席需用百余桌，系香坞新开之桃李园粤菜饭庄承办，闻大总统及与宴之王公等颇赞赏菜味之佳美云。”（“本京新闻”《总统赏识粤菜》，《顺天时报》1918年1月18日第7版）而余绍宋的记录则至少将其开业的时间再前推了一年，堪称京华粤菜馆史的重要一笔。

桃李园之后最重要的北京粤菜馆，当如赵珩先生所说的恩承居了：“六十年代以前，北京最有名的广东馆子是恩成（承）居。”恩承居的种种有名，也可参看拙文《西餐先行：老北京的粤菜馆》。而在恩成居开业时间语焉不详的1920-1930年间，余绍宋去得算是比较早的了：“（1925年2月28日）孙永年来约往恩成居便饭，饮较多。”去的另一家大福祥，则他处从未见载过，又补了首都粤菜馆史一个阙：“（1923年6月12日）郑茀庭约中午饮大福祥，粤菜也，亦寻常，鱼生粥尚可口。”至于“（1926年12月3日）夜约心庵、两曹、渭泉、啸云饮粤楼”，则不知具体哪一家了。（《余绍宋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7、389、576页）

其实，余绍宋在北京吃的最好的粤菜，并非这些鼎鼎有名的粤菜馆之席，而是粤籍友好的家宴，最中之最，当然非谭家菜莫属，余绍宋也具文为证：“（1923年1月24日）夜谭瑑青招饮，谭宅粤菜最有名，而尤以制鱼翅为最佳。”并屡屡形于言表：“（1923年5月4日）六时半到谭宅吃好菜，王立生、祁劲庵、熊籥青同请也。”依有文字记录可征而言，余绍宋可能是除了容庚之外，被谭瑑青宴请最多的一位：

1923年8月31日：晚谭瑑青、王立生招饮，雷雨适至，乃呼汽车去。

1923年2月6日：夜黄晦闻、胡子贤、谭瑑青、祁劲庵约在谭宅会饮。

1924年1月7日：夜谭瑑青、陈公睦公请，归已十一时。

1925年8月6日：沈季让、谭瑑青约饮。

1925年11月22日：谭瑑青招饮。

1926年12月8日：夜邵渔夫约饮致美楼，少坐辞出，应谭瑑青之招。

谭瑑青除了请他吃谭家菜，也还请他吃别店别家的菜：

1925年2月25日：七时往机织卫应谭瑑青之招宴。

1923年8月25日：夜谭瑑青、郑天锡两位公请于罗（钧任）宅。

谭瑑青请他，除了粤地渊源、身份地位，也还有书画方面的“臭味相投”：

1923年3月26日：早起为谭瑑青作小幅山水，颇有逸致。

1923年3月30日：为谭瑑青书直帧。

谭篆青是真的喜欢收藏书画。1926年政府迁都南京之后，谭氏失业赋闲在家，经济窘迫，就曾托同乡史学大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出让藏品：“江门手书卷（有木匣）奉尘清赏。任日来颇窘，乞为我玉成之。敬上励耘先生。祖任顿首。（一九二七年一月）卅。”（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6页）所谓“江门手书卷”，当为明代大儒江门新会陈献章的书法作品。

除了谭瑑青的宴请，余绍宋还接受别的人请吃谭家菜，当然主要是粤人了：

1924年2月7日：晚沈季让在谭宅请饮，表弟来。

1923年6月21日：祁劲庵约谭家夜饮。

1923年10月26日：傍晚罗钧任、王立生邀饮于谭宅，十时始归。

1923年11月4日：四时半到钱阶平处宴会，今晚何雪航借谭宅招宴遂辞未去。

1923年11月23日：周诒先来谈，翊云约在谭瑑青宅夜饮。

1925年11月29日：罗文仲、劳伯善招饮谭瑑青宅，钱阶平、施伯诒又招饮，连赴三局仍不得饱。

1925年12月5日：夜沈季让、胡文甫、石友儒约在谭瑑青处饮。

在被请吃谭家菜的过程中，我们须得留意的一个人是陈公睦，因为饮食文化大家唐鲁孙先生认为谭家菜与陈公睦甚有渊源：“谭篆（瑑）青有位姐姐，他们是祖字辈，名叫祖佩，于归陈公睦。公睦是岭南大儒陈澧（兰甫）先生的文孙，也就是现任驻梵蒂冈教廷大使陈之迈的尊人。陈府是鼎食之家，公睦对割烹之道，素具心得，加上夫人又是一位女易牙，自然陈府的菜，也就卓然成家了。谭篆青饕餮成性，有此良师，焉能放过。于是又让自己如夫人带艺投师，拜在姐姐门下细心学习。因此谭的如夫人，一人身兼岭南淮扬两地调夔之妙了。”（唐鲁孙《令人难忘的谭家菜》载《天下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除了前述陈公睦请他吃谭家菜外，还曾请他吃过家宴：

1923年10月27日：周诒先来，傍晚尹朝桢来，郑茀庭来，同茀庭往应陈公睦之招宴。

1926年1月8日：夜陈公睦招饮。

他也请过陈公睦：“（1923年10月8日）折柬约江翊云、罗钧任、刘崧生、祁劲庵、郑弗庭、陈吉甫、陈公睦、王立生、谭瑑青、徐心庵、刘放园夜饮。”有来有往，才算是朋友。

同时，我们也须注意到另外一位即郑茀庭即郑天锡，广东香山（今中山）人，虽然在烹饪上比不上陈家的钟鸣鼎食，但跟余绍宋关系可是深厚密切得多，而且郑氏转入外交界后，其饮食眼光甚至厨艺，可是声闻海内外的。“以前，叶公超和郑天锡两位先生旅居欧美，身边常有名厨替他们治馔。据作者所知，他们每次请客，不分中西，均事先和大厨师或客人研究喜吃何种菜式？哪类点心？谨慎将事，使得客人乘兴来而，满意而归。”（[美]陈本昌《美国华侨餐馆工业》，第236-237页）还曾多次亲自下厨，在任驻英大使期间就有三次：“一次是招待克里斯浦夫人，克夫人为援华会主席，对我国关切备至，郑大使乃首次破戒；第二次为招待拉斯基教授，拉氏为郑大使昔年在牛津同学，风雨联床，遂有此雅兴；第三次是招待英首相艾德里，郑大使乃特制此馔表示亲切，英伦坛坫间，恒以此为佳话焉。”（半解《驻英大使郑天锡擅调羹汤》，《海潮周报》1947年第53期）故当他1970年在伦敦去世时，他的老乡、原籍广东新会，早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后留学美国，曾任美国共和党亚裔总党部主席、美国华侨进出口商会创会名誉会长的陈本昌博士敬挽一联曰：“才气纵横如万马，砧坛制胜似千军。”（[美]陈本昌《美国华侨餐馆工业》，第236页）故余绍宋在京时，除了开头即提及的请他吃桃李园，还曾四次饮宴于郑家，均连连称好：

1921年9月14日：散值后到郑茀庭处应其招宴，肴馔甚精美，酒皆西洋多年名产，甚醇厚，不觉过量。

1922年1月25日：傍晚应郑茀庭之招饮，同座皆粤人，终席未尝作官话也。

1923年11月30日：夜陆棣威借郑茀庭家请饮，菜甚好，饮又过量。

1926年2月14日：往王亮畴处、郑茀庭处，在茀庭处中饭，粤人谓之开年，肴馔颇好。

赴廖仲恺之兄廖恩焘之宴，也是应郑之请：“（1923年9月20日）夜廖恩焘招饮，号凤舒，初相识，本不愿去，茀庭来约同行，遂应之。”当然，1928年余绍宋南归之后，郑氏身居国民政府要职，往来饮宴更多，留待后叙。这里接着要说的是，余绍宋在京期间与其他粤人的宴饮特别是家宴。比如说“食在广州，厨出顺德”，顺德会馆的宴席，当然非常地道了：

1922年3月5日：傍晚杨吉三（鼎元）、朱聘三、梁佽侯三君请在顺德会馆吃饭，席中皆粤人，幸余能作粤语，不然苦矣。梁思孝也在座，以新编册子（梁文忠表伯遗诗）交其为诠次。

1925年11月29日：中午叶柳宅招饮东莞馆，初识康同璧女士，南海之女也，席间谈论时局颇有见到语。

余绍宋好粤菜，当然也喜欢粤地的特别菜，比如鱼生，比如蛇胆酒：

1923年11月17日：夜罗钧任约食广东鱼生。

1925年1月29日：夜陈吉甫招饮，初饮蛇胆酒，味甘。

1925年9月23日：夜姚次之招饮，略坐即辞，赴梁秋水处食广东鱼生，坐有陈仲恕，谈至十一时始归。

1934年10月26日：晨起即访晦闻，即在其家食鱼生粥，晦闻闻余将归，意颇惆怅。

余绍宋北上南下，途经天津期间，去过的两家粤菜馆，未见诸他处有记载，堪称难得的史料：

1922年10月26日：十一时钟琴庄、朱隰苓、邓子酉、周伯诚、王介吾、宋延华、李介僧、苏枕山、陈孝侯公请在金菊园食蟹，吃粤菜。餐毕上车，诸君复相送，二时十分南下。

1928年6月12日：夜孙青臣约饮星记，肴馔俱附药品，盖粤味也，亦殊适口。

1934年底北上京华，11月5日再经天津时，所履席的得月饭庄，虽未必是粤菜馆，但还是忍不住加以对比，足见粤菜的“标杆”地位和作用：“中午芸夫在得月饭庄盛设肴馔相款，鱼翅一味最佳，不逊粤制也。”此后，余绍宋南归寓杭，开启了粤菜馆的新篇章。当然新篇非全新，旧篇非全旧。比如上海，此前北上南下经过时，友朋往往招饮粤菜馆：

1922年10月29日：夜湛清约饮东亚饭庄食广东菜，食毕同赴大舞台观所谓《狸猫换太子》新剧。

1923年1月3日：夜车湛清招饮东亚饭馆，饭毕又往共舞台看男女合班做新戏。

1928年辞归杭州，道经上海，自然也不离不了粤菜馆：

1928年7月25日：夜王长信、李晋孚、徐恭典约饮味雅，殊不若去冬远甚。

1928年7月28日：夜茀庭招饮冠生园。

宴聚的也多是老友，比如郑天锡，此际在上海重操律师业，并兼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故他寓杭期间，时作沪游，迎聚最勤的，自然也还是郑天锡，也频见在京时宴聚不多的“生平第一知己”黄节，地点当然除了粤菜馆则是挚友寓庐：

1929年8月4日：晨起与博生同赴车站，作沪渎之游，七时开车，十二时半始到，盖已迟二十分矣，弗庭、慰三、韵泉、恒青来站相迓，茀庭约往新雅食点心，凡食八九种，俱甚适口，茀庭夫人及其子女在彼已久待，殷勤可感……六时始赴东亚，则晦闻已归，把晤至快慰，秋湄适在，遂同赴安乐酒店应茀庭之招，畅饮至十时始返茀寓，又与茀谈至十二时始就寝。

1929年8月5日：午间应慰三之约饮梅园酒家，饮毕，袁书霖、王粲忱约东亚咖啡馆谈冯、吴事。旋访晦闻，晦在七层楼陈少白室，少白昔在都亦曾见过，因赴其室谈约一小时，热不可耐，同晦闻来荑庭寓纵谈约三小时，余始知粤事大概及此番晦闻所以辞职之由，相与太息而已。夜应叶誉虎之招赴觉林吃素菜，始识黄宾虹、邓秋枚，十时许返茀寓。

1929年8月6日：夜弗庭复设宴相款，晦闻更申粤志馆事，谓余如不应聘则修志事必停办，否则必为所谓中山大学者所并吞，此时粤中实无人能任兹事，故当局之聘任出于至诚，绝非有所不得已。余终以道远不愿往，虽甚孤其意，亦弗恤矣。

1929年8月8日：九时许访晦闻，遂同秋湄往访黄宾虹……中午同赴新雅吃点……夜王长信、江竞庵合请安乐酒家便饮。

1931年9月17日：（赴上海就医）茀庭上午约去天天酒家便饭，下午于其家设盛馔相款。

期间，郑天锡回拜，也曾相聚于杭州的粤菜馆：

1929年7月8日：午刻赴聚贤馆与茀庭小饮，雇画舫先游三潭印月……

1931年11月19日：夜约茀庭饮聚贤馆，姬人同往，外客仅雪江。

1932年1月，郑天赐出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常任次长，7月改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其间出差杭州，余绍宋也在当地的粤菜馆招待他，诚可谓粤菜情深：

1936年6月23日：约茀庭饮钱唐粤菜馆，招烈荪、延华作陪。

1936年6月24日：烈荪、延华约茀庭饮钱唐，约余往陪，饮毕茀来寓。

情深所至，郑天赐1936年10月当选为国际联盟荷兰海牙国际常设法院法官，12月初临行前夕，余绍宋亲往南京话别，别宴仍设粤菜馆：

1936年12月5日：郑茀庭将出任国际法庭推事，今日特往南京与之话别。

1936年12月6日：十时茀庭、卣铭来，约往明陵、谭墓、灵谷寺、无梁殿等处一游，一时到广州酒家便饭。

1936年12月8日：中午茀庭约饮广州酒家，饮毕摄影留念，茀庭、毅安与余三人也。

而此前余绍宋1934年途经南京，1937年应邀赴南京审查故宫博物院所藏书画，藉老友罗文干等的粤菜馆之宴，次第结识一众粤籍书画家，大有相见恨晚之宴，诚粤人情与粤菜缘的又一佳例：

1934年9月25日：中午钧任约饮广州酒家，初识陈树人，一见如故，气味极好，虽为贵人，毫无习气，真吾辈中人也。饮毕同茀庭赴其寓，畅谈五小时之久，积愫为之一伸矣。茀庭近颇致力于中国旧学，读其与毅安书，亦颇有独到处，可敬也。

1934年11月7日：七时应罗敷庵之招宴，座客皆画家，粤人陈荆鸿、黄少强、赵少昂、浦江人张书旂，皆少年画家也，皆来此开所谓展览会者。

1937年3月17日，南京：入安乐酒家寓宿，明翼约往广州酒家便饭。

1937年3月21日：赴故宫博物院审查，至午而毕。驱车赴广州酒家应王亮畴之招宴。

1937年4月20日：七时赴张秉三广东酒家之约。

粤地行谊

1935年春上，余绍宋赴粤扫墓，则其粤人情与粤菜缘并臻高境，因为此行，不独扫墓，还包括见过在母舅姨表等亲友与友好故旧，特别是竭力妥为处理黄节身后事宜，令人感动：

1935年3月12日：李韶清来久谈，因晦闻山地已定，图 书馆亦允为收存书籍，其他各事亦俱有办法，特作书与仲恕、夷初诸君言之。

1935年3月25日：李韶清来谈为晦公葬费事，晦公夫人属函达仲恕、夷初、平甫，许之。

黄节最后的墓志铭，也是余绍宋亲书：“（1935年12月4日）为晦闻书墓志，不觉潸然，志为章太炎作，文极佳，惜于其生平志事多未尽也。”（《余绍宋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44、1251、1323页）然而，这并不妨碍此行为美食之旅；清明故系祭祀先人的节日，寓有悲戚之意，但戚后欢颜，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粤中以祭肉享小儿冀其聪明，即其一例；清明祭祖烧猪，做工甚繁，其味甚美，当然不仅为享先人也。这一趟的美食之旅，始于香港，及于肇庆，从海鲜到河鲜，从大餐到茶点，无不有适口之欢，尤其是百年老店福来居，不仅在民初的《英公使黄诰日记》（《稿抄本》第一辑第五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多有呈现，更是他祖父与外祖父的游宴之地，此情此味：

1935年3月4日，香港：源丈约巡行街市，繁盛似尤胜于沪渎。有戴永庆者，亦在港营药业，约往金陵酒家宵夜，烟赌娼三者俱备，真化外也。

1935年3月5日：唐天如来，约往金龙酒家，电招陈真如至，始识区大任。……下山赴香港仔，犹是旧时风物，盖香港未割让英国以前，本以是处为市集，土人皆居于是，俱以渔为业，对岸村市渔舟来往尚仍旧式。源丈约至镇海楼食鱼鲜，各类至繁，询该店中今日所有海鲜名目，辄举数十种以对，约记之，如所谓七日鲜、石斑、方利、细鳞、红油、火点、连占、青衣、泥黄、三刀、生带子、华美、富曹、金古、三须、尸公、鸡鱼、石梁头、老虎之属，不能悉记，亦俱土名，未详其本名也。命其取数种来观，则五色斑斓，多生闰所未睹者，随食数种，味香鲜美。

1935年3月6日：未明抵广州，泊西濠口。沧萍并晦闻三子一女俱来迎……午刻雨，节若约往谟觞酒家便饭……五时归寓，李沧萍、韶清昆仲来，欧鼎彝来，鼎彝约饮金轮酒家。

1935年3月8日：在新宝汉食中饭，黄鸡白酒，亦饶野趣。

1935年3月9日：赴味余茶室吃点心，亦粤俗也。点心种类甚多，每一星期必易品目，任点数种，靡不适口。

1935年3月12日：傍晚同子静、哲生赴笑霞酒店食鱼鲜，有嘉鱼一种，味极鲜美。

1935年3月24日：罗节若来，约往南园中饭。

1935年3月29日（鼎湖之游）在（市区）沿堤酒楼中便饮，暮霭迷茫，几忘旅行之倦。食所谓鲶鱼者良佳，肇庆食物中有果蒸粽极有名，子静必欲得之，味殊甘美。

1935年3月31日：夜钟玉约饮文园，知孔希白归粤，寻相见。

1935年4月1日：张哲宸约往陶陶居饮茶。粤中近来饮早茶风气大盛，颇闻昔日士夫所不往，今则不然矣。茶居之建筑设备皆非一二十万不办，此亦风气奢侈之一端。中午旧国立北京专门学校学生公请，在小北登峰路北园宴集。

1935年4月8日：过沙和，哲宸言此地米粉最有名，乃下车至义和茶居休息，一尝其味，实亦寻常。

1935年4月13日：夜徐容舟招饮河南悦馨酒家。

并为知己

最后我们要说说余绍宋在杭州的粤菜馆生活；特别是他屡赞粤菜馆的同时，痛贬杭州菜，可谓既视粤人为生平第一知己，也视粤菜为生平第一知味：

1929年8月1日：心庵来。夜饮福禄寿，肴馔殊不佳，大抵杭人不讲究饮食，故无好酒馆也。

1932年3月15日：下午鱼占、潜修、厚斋、砺深先后来谈，厚斋五十岁，约饮天香楼，杭州最近有名酒馆也，肴馔至恶劣。

1932年11月21日：中午张醉石招饮天香楼，肴馔至恶劣而负盛名，殊不可解。（《余绍宋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33、999、1058页）

余绍宋首尝杭州粤菜，是叫的“外卖”——粤菜馆传统的“上门到会”，今日仍行，比如每年的龙舟席，基本上依此而行——并连续吃了两三次，只是不知道这广东馆叫什么名字：

1928年12月5日：傍晚十叔同心庵来，留夜饭，向广东馆取边炉来，围炉把盏，亦一时之乐事也。

1929年1月8日：十叔来，留夜饮，吃广东边炉。

1929年1月9日：中午再吃边炉，十叔、心庵同至，十叔并携菜来，又约砺深来饮。

打边炉，近乎吃火锅，诚粤菜馆之特色，尤其是在早期的京沪，也最显余绍宋半个粤人的特征——外地人是不太会用“打边炉”这一方言的。比如1900年代初期辰桥的《申江百咏》里说：“清宵何处觅清娱，烧起红泥小火炉。吃到鱼生诗兴动，此间可惜不西湖。”并自注曰：“广东销夜店，开张自幕刻起至天明止，日高三丈皆酣睡矣。冬夜最宜，每席上置红泥火炉，浸鱼生于小镬中。且鱼生之美，不下杭州西子湖，尤为可爱。”（（载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2018年版，第97页）清宵清娱，找来找去，还是只好找广东馆子。到清末民初朱谦甫的《海上竹枝词》也说：“冬日红泥小红炉，清汤菠菜味诚腴。生鱼生鸭生鸡片，可作消寒九九图。”（朱谦甫《海上光复竹枝词·海上竹枝词》，上海第一图书局1912年版，第10页）在北京，谭延闿则称之为广东锅：

1913年12月3日：同黎、梅、危至天然居吃广东大锅，饮尽醉。

1913年12月11日：同黎九梅、危至天然居饭广东锅，尚佳，有清炖牛鞭，则无敢下箸者，亦好奇之蔽也。（《谭延闿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92、397页）

这家外卖的广东馆子应该就是聚贤馆，因为余绍宋是年晚些时候连续去过两次：

1929年7月8日：午刻赴聚贤馆与茀庭小饮，雇画舫先游三潭印月……

1929年9月14日：夜卓超约饮聚贤馆。

1929年3月17日“夜渭泉约饮聚仙馆”的聚仙馆，疑即此聚贤馆，因为之后此名从未再现，且只一字之误，而音亦十分相近。聚贤馆之为粤菜馆，商务印书馆1935版《西湖游览指南·酒馆》（第110页）中有明确记载：“广东聚贤馆，花市路。”此后，聚贤馆就成了他主要的接待菜馆：

1930年5月30日：魏渭泉忽自宁波来……亟为延王邈达诊治，又招宋延华来，诊毕同往聚贤馆便饭。

1931年8月31日：延华、砺深、厚斋、沈培滋、曾伯猷、周延龄来，延龄约往聚贤馆便饮。

1934年6月18日：徐沧一、黄萍孙、刘仲夷先后来，博生自香湖来，夜微雨，同往聚贤馆便饭。

1934年8月5日：下午鲁长葆来自衢州……因约往聚贤馆便饭。

1936年12月29日：胡韵琴自江山来，约往聚贤馆午餐，三时辞赴北平。

1936年1月11日：傍晚仲夷来，王超凡来，因约赴聚贤馆便饭。

1936年6月1日：夜约胡振岳、毛皋坤、童果行及博生饮 聚贤馆。

1936年7月18日：诸葛源生丈来，马夷初自北平来。约十叔来，同赴聚贤馆为源丈洗尘，招王孚川、徐子青作陪，博弟、意儿同往。

1936年7月23日：博弟约饮聚贤馆。

1936年8月4日：约砺深赴聚贤馆午饭，招鱼占、俶仁陪之，巽初适来谈，遂约同往。

1936年8月6日：南章来求作箑，即对之挥毫，书作大草，画作墨竹，均称意，约南章饮聚贤馆。

1936年9月20日：约王晓籁饮聚贤馆，招乃兄邈达与烈荪、延华作陪。

1936年9月27日：刘崧生之世兄准业今在浙江大学充教授，傍晚来见，因约往聚贤馆便饭。

1936年11月8日：夜约心庵、馨山、心水、达先、炎生、晴川、十叔饮聚贤馆。

1937年2月28日：循例赴东皋社集，夜郑崇瑞约饮聚贤馆，微醺而归。

1937年6月30日：渭泉眷属阻水滞杭寓吾家，今晚特在聚贤馆设席款之。

1937年7月3日：中午宴立庵、仁杰于聚贤馆，晚博生、果行、志西亦设宴相款，约余作陪。

1937年7月9日：夜约汴客饮聚贤馆。

随着新的粤菜馆钱唐开出，他又频频“打新”，且不嫌贵，经常举家前往，实是真爱：

1936年4月15日：夜博生约饮新开粤菜馆名钱唐者，肴馔不恶，惟价甚昂。

1936年4月19日：崔曙东来，黄萍荪来不值，以赴粤菜馆饮茶也。

1936年6月5日：同姬人赴钱唐粤菜馆饮茶，约渭泉同来。

1936年6月26日：周俊甫即日须返龙游，因约往粤菜馆早点。

1936年7月2日：晨起赴钱唐粤菜馆早点。

1936年7月26日：晨率儿辈赴钱唐早点，十叔适来，遂同往。

1936年9月21日：晨约荫庭、承达、书麟赴钱唐粤菜馆吃早点。

1936年9月21日：晨约荫庭、承达、书麟赴钱唐粤菜馆吃早点。

1936年9月22日：陈伯衡、邵裴子同尹志仁来，志仁约赴钱唐菜馆便饮。

1936年9月23日：晨起约渭泉食粤菜馆早点即归。

1937年3月3日：中午孙俶仁约饮钱唐，匆匆一往即归。……晚仲夷约饮钱唐，饮毕复赴砺深家看字画。

1937年3月7日：郑烈荪约饮钱唐粤菜馆。

1936年4月7日：夜同姬人赴新中国粤菜馆便饭， 荆人率二子归家，爽弟送之。

1937年5月5日：同渭泉赴粤酒馆食早点，高鱼占、王鲲徙来。

1937年5月9日：同渭泉父子、博生诸人饮钱唐粤菜馆。

1937年5月11日：毛子正自梧州来见，傍晚延华来谈，约往钱唐便饭。

还间或去过一家中央粤菜馆，因菜不好，不复再去：“（1931年9月16日）十叔、心庵、砺深至，筠彦因约赴中央粤菜馆小饮，肴馔直不堪下咽，杭州真无一好酒馆，亦一憾事。”至于大名鼎鼎的冠生园，钱南扬先生都去过，余绍宋先生却没去过，堪称一奇：“（1937年2月10日）晚，携珂儿、琬儿膳冠生园……（15日）晚，膳冠生园，联华看电影。”（钱南扬《杭州日记》，《青年界》1937年第12卷第1期）

此后，抗战军兴，故人星散，余绍宋也避地乡间，战后归来，百废待兴，而他也不久就告别人世，无论粤人情还是粤菜缘，都成遗响，但也实堪长记久忆，至少这些粤菜馆，还有几人知道，几人忆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