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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的沈云龙最近有点火。
与安徽宣城武德搏击陈刚的对战赌约，他不仅去了，而且只身一人，在客场之地当着现场数千宣城人，在昆仑决的直播平台与陈刚推搡起来，惹得双方群起动口又动手，甚至大打出手，让圈内人惊出一身冷汗。
沈云龙最近有点烦。
自参加昆仑决决胜密码以来，前两轮成绩不错，有些飘飘然，可能开始考虑联赛夺冠的路径，于是约请高手外援构筑全明星拼图，不料遇到同样不省事的宣城大佬陈刚，成绩更好、调门更高、还坐拥地利之便、专挖墙脚，雇请你的克星，怎不让人心烦。于是出现前面的对峙一幕，无论真假，格斗场上的冤家是注定做了？至少旁人是这样看的。
见到沈云龙这位搏击圈的风云人物，不修边幅的打扮之中透露着一丝俊朗，他有着西南人不多的身高体壮，眉宇间流露着自信和坦诚。生于88年的沈云龙，15岁那年就休学到泰国学习打拳兼做生意，多年的行走交结了许多泰国政商人士，尤其与搏击圈交往甚密，和早期在泰国学习格斗的中国拳手如张立鹏、闫西波等情同手足，打拼多年终于在四年前顺其自然在贵阳成立了TANK搏击健身俱乐部，如今已发展成三家分店，旗舰店位于贵阳市中心地段，面积超过三千平米。拳手、教练、培训、营销团队自成体系，在贵阳名声大振。贵州是尚武之地，拳击格斗十分发达，本乡本土的邹市明更是带火了这项运动，他的TANK搏击也是其中受益者，但收点会员、做些培训、参加不大不小的比赛对俱乐部发展毕竟有限，而追随最具影响力的平台、参加顶级赛事、争取最好成绩才是正确方向，于是认准昆仑决，加入城市合伙人，希望成就一番事业。
沈云龙说到正在进行的俱乐部职业联赛开始心绪起伏：“我在昆仑决俱乐部联赛可能是投入最多的俱乐部之一，贵阳往返铜陵路途遥远，交通成本不低。我也很善待选手，落地后全部安排居住酒店，衣食住行一定要保证，很多同行以为我喜欢撒钱雇大牌参赛，其实除聘请几次高水平外援关键时刻冲刺一下，我的俱乐部本来就有固定的很有战斗力的泰籍拳手，他们也愿意为我拼尽全力，其实有些泰国外援本来就是好兄弟，出场费让我看着给，并不像圈内人说到人傻钱多。这次与宣城战队陈刚的抬杠，一半是为自己争口气，还有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应该好好抓住机会。
沈云龙这时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贵州将突击建设发展体育旅游产业的布局，引入一批国际知名体育品牌、产业和赛事入黔，我也有心仪的投资对象在初步接触，只要全盘策划、精心包装、高手运作，在中国的大西南、在搏击产业日盛的贵州、在后邹市明时代，昆仑决完全可能落地生根。
近期沈云龙先生已在多种场合扬言不惧任何对手，强队身上更要抢分，我真为他的口无遮拦担心，他却面无表情：“我相信我的队员实力，每次的比赛我都准备许久，赢了说明我选对了人，输了我也不责怪队员，狠话说在前是我的个性。我还是那句话，走自己的路，随他们说去。”
在最新一轮的比赛中，贵阳TANK联盟以10比5的巨大优势战胜青岛格斗联盟，踩着对手肩膀上升至小组头名。
如果决胜密码的赛场上少了这位桀骜不驯、语出惊人的沈云龙，我们会感到平淡了许多，昆仑决就需要更多像沈云龙这样有情怀、负责任、重情义的中坚力量，中国的搏击事业才有更好的未来。
贵阳的沈云龙最近有点火。
与安徽宣城武德搏击陈刚的对战赌约，他不仅去了，而且只身一人，在客场之地当着现场数千宣城人，在昆仑决的直播平台与陈刚推搡起来，惹得双方群起动口又动手，甚至大打出手，让圈内人惊出一身冷汗。
沈云龙最近有点烦。
自参加昆仑决决胜密码以来，前两轮成绩不错，有些飘飘然，可能开始考虑联赛夺冠的路径，于是约请高手外援构筑全明星拼图，不料遇到同样不省事的宣城大佬陈刚，成绩更好、调门更高、还坐拥地利之便、专挖墙脚，雇请你的克星，怎不让人心烦。于是出现前面的对峙一幕，无论真假，格斗场上的冤家是注定做了？至少旁人是这样看的。
见到沈云龙这位搏击圈的风云人物，不修边幅的打扮之中透露着一丝俊朗，他有着西南人不多的身高体壮，眉宇间流露着自信和坦诚。生于88年的沈云龙，15岁那年就休学到泰国学习打拳兼做生意，多年的行走交结了许多泰国政商人士，尤其与搏击圈交往甚密，和早期在泰国学习格斗的中国拳手如张立鹏、闫西波等情同手足，打拼多年终于在四年前顺其自然在贵阳成立了TANK搏击健身俱乐部，如今已发展成三家分店，旗舰店位于贵阳市中心地段，面积超过三千平米。拳手、教练、培训、营销团队自成体系，在贵阳名声大振。贵州是尚武之地，拳击格斗十分发达，本乡本土的邹市明更是带火了这项运动，他的TANK搏击也是其中受益者，但收点会员、做些培训、参加不大不小的比赛对俱乐部发展毕竟有限，而追随最具影响力的平台、参加顶级赛事、争取最好成绩才是正确方向，于是认准昆仑决，加入城市合伙人，希望成就一番事业。
沈云龙说到正在进行的俱乐部职业联赛开始心绪起伏：“我在昆仑决俱乐部联赛可能是投入最多的俱乐部之一，贵阳往返铜陵路途遥远，交通成本不低。我也很善待选手，落地后全部安排居住酒店，衣食住行一定要保证，很多同行以为我喜欢撒钱雇大牌参赛，其实除聘请几次高水平外援关键时刻冲刺一下，我的俱乐部本来就有固定的很有战斗力的泰籍拳手，他们也愿意为我拼尽全力，其实有些泰国外援本来就是好兄弟，出场费让我看着给，并不像圈内人说到人傻钱多。这次与宣城战队陈刚的抬杠，一半是为自己争口气，还有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应该好好抓住机会。
沈云龙这时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贵州将突击建设发展体育旅游产业的布局，引入一批国际知名体育品牌、产业和赛事入黔，我也有心仪的投资对象在初步接触，只要全盘策划、精心包装、高手运作，在中国的大西南、在搏击产业日盛的贵州、在后邹市明时代，昆仑决完全可能落地生根。
近期沈云龙先生已在多种场合扬言不惧任何对手，强队身上更要抢分，我真为他的口无遮拦担心，他却面无表情：“我相信我的队员实力，每次的比赛我都准备许久，赢了说明我选对了人，输了我也不责怪队员，狠话说在前是我的个性。我还是那句话，走自己的路，随他们说去。”
在最新一轮的比赛中，贵阳TANK联盟以10比5的巨大优势战胜青岛格斗联盟，踩着对手肩膀上升至小组头名。
如果决胜密码的赛场上少了这位桀骜不驯、语出惊人的沈云龙，我们会感到平淡了许多，昆仑决就需要更多像沈云龙这样有情怀、负责任、重情义的中坚力量，中国的搏击事业才有更好的未来。
周松芳
中国人讲究吃，虽穷学生亦然；每所大学各个侧门附近的小饭馆，都是同学们多年以后相聚时的最佳谈资之一。考察留学生活史，饮食不可或缺，其实材料也最见丰富；2018年笔者即撰《君子近庖厨：留学生海外自炊录》，刊于3月31日《上海书评》，此后仍念兹在兹，发掘材料日多，甚至也更饶趣味，故现再从“合伙”“合作”三个方面继续谈谈，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合伙自炊，味胜珍馐
一个人做饭，且不说读书时，即便参加工作后，也不是容易的事，好多小两口即便结婚或同居了，也多不乐意做饭，更何况孤身一人在外？故单独自炊并不多见，合伙做饭倒屡见之，且见出其中种种逸闻趣事。
在我看来，首先要讲的，应当是黄仲苏与陈登恪、李璜合伙自炊的故事。目前对黄仲苏介绍最准确最详尽的，当属张德龙主编的《上海高等教育系统教授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122页）：“黄仲苏(1895-1975年)，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安徽舒城人。1918年与李大钊等人组织中国少年学会。1952年加入中国促进会。1921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文学院，1924年8月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硕土学位。曾任《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主编，武昌师范大学，南京东南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光华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资料室主任。从事世界文学史、英文现代散文写作等教学工作。著有《朗诵法》《近代法兰西文学大纲》《陈迹》《音乐之泪》等。”徐乃翔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1卷，小说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206页）则介绍了他一些教学以外的履历：“（曾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政府外交部秘书、总务司编管科长等职。1931年出任墨尔本领事。”
上述介绍说他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文学院，恐非是。黃仲苏在1922年3月30日文章《我来法以后的学生生活》（《学生》1922年第9卷第7期）文章中说他从芝加哥大学转学巴黎大学不到三个月，则其抵法在是年初。他到巴黎大学注册读书是在2月1日：“我去见了巴黎大学文学科长吕罗先生Mr. Branot将美国伊利诺埃（今译伊利诺依）大学法文文学部主任，及支加哥大学法文文学部教员的绍介信送给他看，和他谈了半点钟，他询问美国大学学制极为细心，谈话的结果当即准许我加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作正式学生（研究法国近代文学）。”详文意，则其在伊利诺依大学并未毕业就转学芝加哥大学，然后再转学巴黎大学，大约因为学习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可以直接进入研究院就读；如果已经毕业的话，不至于只携介绍信而不出示毕业文凭。而其就读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诸家都忽略了。
他的合炊生活，远缘于讨厌美国的“铜臭四布，鄙视异种”，喜欢“艺术化、大同化的巴黎”；近缘于“巴黎的城市生活，总还不能使我完全恰意，我嫌他太热闹，且饮食居住的费用也很费，所以于三月十三日搬到乡下居住。我住的所在，地名霞第绒（Chatillon）是巴黎近郊的一个镇市，每日每时间内皆有电车火车来往于城镇之间，交通可称极便。”更重要的是，他的朋友李璜及陈登恪都住在附近，而且他们租有厨房一小间，炉锅俱全，并备有瓦斯气管，煮饭烧菜均极便宜，并说李璜的“烹调手段极高”，这样“我们又要省钱而可以吃饱，于是我们便实行合组自炊”；伙食每人约用一百法郎，所有一切油盐菜米瓦斯及厨房的租金全算在内，确实便宜合算。其实他在美国已经开始合炊了：“我本来是不会弄菜的，去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跟着几位同学偶尔学习学习，最初我只有跑行走买菜，洗碗切肉的职分，后来居然也能上灶弄几样菜。”如今来到法国还是没有“用武之地”，“但我却有个很好的机会跟着李君学弄川菜了”。
出席旧金山会议时之李璜 《北极阁》1947年第11期第1页
巴黎浪漫而少铜臭，他的另一个四川老友李劼人倒记录了一个发生在黄仲苏身上的实例：“比如在餐馆里吃了饮食，自己到柜上去报帐结钱；又如曾慕韩同黄仲苏由德国乘着头等车回法国，在路上被扒手将老曾的皮夹子扒去，连车票皆损失了，两个人仅仅剩了一百法郎，遇着验票的同他们开玩笑，而居然跑出一个法国工人，一个比利时的纨绔子弟，硬借了几百法郎给他们，连他们的姓名也不问。”（《李劼人说巴黎》，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
可是，李璜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自炊，却没有提到他。李璜也是他中国少年学会的同党，早在1919的2月5日即抵达法国开启留学生涯，适逢巴黎和会风潮与周太玄组织“巴黎通信社”向国内的上海《新闻报》等供稿，因此有“五四”运动发生源头之一的美誉。也因此学业有所耽搁，便先转赴巴黎近郊之南的蒙达尔尼（Montargis）一所农业学校（Ecole pratique d' Agriculture）习农学并休养身体，1920年2月底重上巴黎大学，并于1924年夏获“法国敎育部批准一个索尔朋（巴黎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期间为避老同学李石曾之“纠缠”（央其为“华法教育会”接送安置抵法的勤工俭学生，颇耽误学业，还被胡政之向他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叔岳父王叔均“告了一状”），远避蒙白里叶一年，至1922年夏，因为大姐李琦来法学画，遂在巴黎拉丁区觅得一间当时尚不多见的内有浴室、自来水及烹饪设施的旅馆套房，当然租价要比一般的套间贵三分之一甚至一倍。如此好的自炊条件，以及其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自然是座客常满，“常客为徐悲鸿、蒋碧薇、陈登恪、周太玄、李劼人、陈洪、常玉诸爱好法国文艺的同学”，却没有同样不啻爱好，而且专修文艺的黄仲苏。关于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他曾轻松而自豪地表示：“我家里按期与我汇款来法。其时法国佛朗便宜，一个大洋可以换得十五六个佛朗，而巴黎的学生生活，每月有四百至五百佛朗，便很可以过得下去了，合大洋不过四十元，令我甚为安心。”（《学钝室回忆录》第三章《留学法国的生活》【一九一九——一九二四】，香港《明报》月刊丛书1979年版，第57-73页）这样，如果我们相信黄仲苏的说辞，便算是为研究李璜、陈登恪提供了一则新史料。
跑去法国的黄仲修没有学会炒菜，只能继续洗碗，留在美国的潘楚基，倒是通过合炊，锻炼出有似黄仲苏笔下李璜的厨艺。其实，他的厨艺，也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因为经过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留学生工读不易，合伙做饭，也就可谓变相工读方式之一了：“以烧饭而言，则同学躬任之者实不少。就是最近调查，有六七组之多。占全人数总在三分之一（密西西比大学共有中国留学生八十人）以上矣。”这六七组人，当然包括了他自己：“弟等七人合炊，每两周内每人担任两天，所费时间较往饭馆吃饭时为少。伙食费用，因大量购买且熟悉市场情形之故，至为低廉。在去年上春每月五元即足，现时因物价稍涨，每月约六元余。而口味之佳美，数量之丰富，则较馆子中远胜之。弟现能烧菜六十余种，如清蒸鸡，红烧鸡，麻辣子鸡，回锅肉，八宝饭，醋溜牌骨，鳅鱼炒肉丝等均为弟之‘名菜’，非但中国同学尝之者有口皆碑，若干教授及美国人团体亦以得尝弟之‘Real Chinese Dish’为幸。”（《留美生活》，《复旦同学会会刊》1934年第3卷第5期，3-5页）能习成此等技艺，即便学业不成，饮食事业必成！
1921年暑期，因为囊中将罄而从巴黎“逃食”于柏林的徐悲鸿夫妇，不仅可以藉着德国马克的暴跌而苟延时日，更兼遇到使馆张允恺（字季才，前两广、两江总督张人骏四子）的特别关照，为他们租了一间带卧室和厨房（备有瓦斯炉）的画室。这样，八月间在巴黎成立的天狗会成员如常玉、孙佩苍、谢寿康等也陆续“逃德”时，特别是“谢寿康先生又一向喜欢烧饭做菜，他看中了我们的瓦斯炉，由他一建议，我们就此组织了小型伙食团，开始自己做饭吃。合伙的份子，就是谢先生、徐先生、孙佩苍、常玉两位先生和我，做饭烧菜由谢先生跟我两个人负责，徐先生孙先生洗碗打杂”。艺术家的脾性是不会安于合伙自炊的，所以“这伙食团没有维持多久也就解散了”。（《我与悲鸿：蒋碧微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2、76页）
画家徐悲鸿君留法时摄影 《学校生活》1930年第2期28页
在美国，留学生合伙做饭，实在是太正常的事。何廉先生1918年一到美国就被“上了一课”；当时他长沙雅礼学校的同学陈翰笙前来旧金山接船，并带他去柏克莱游玩：“我们到了陈先生和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一起住着的房子，他们轮流做饭。唉，我尽管出生在寻常百姓家，却从未做过饭，我父亲也没有做过，这种活，断然是女人们干的。可是，在那里每个小伙子都得轮流做饭。”这一天恰恰轮到陈翰笙做饭，“他一边烧一边跟我们说话，结果把饭烧焦了。显然，他觉得十分尴尬，便向那几个中国学生表示歉意，说一切由他付钱”。（《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如果当年朱湘肯像潘大逵在斯坦福大学那样住在华侨为中国学生创建的中国学生宿舍“中国学生会”，两人同住一间最好的庄房，月租亦不过八元，然后合伙自炊，每月十五到二十元即够，合起来每月八十元官费的一半都不到，可以大把钱寄回国接济妻儿，并且还可以学会一大本领，像潘大逵那样“成了川味名厨师，拿手好菜是回锅肉、红烧肉和炒面”，那后来回国总不至于活不下去，被迫跟长江里的鱼儿一起过活。（《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4页）
关德懋先生1931年从慕尼黑转学德累斯顿高等工业学校后，加入巴尔干学生会，帮他们翻译中文文件赚取稿费，再加上担任中文讲师的酬劳以及原有的留学公费和家里接济，总共不下三四百马克，便不再校内搭食，而与几位中国同学烧中国菜吃，“从此不再有‘营养不良’之虑了”。也留下了难得的德国留学生自炊史料，即使语焉不详。（沈云龙、张朋园《关德懋先生访问纪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原广东文史馆副馆长魏中天对早年留日的自炊生活，大约是最为满意的，不仅当时即写成《自炊漫话：留日生活断片之一》刊于报章（《申报》1934年11月15日第17版），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念兹在兹。他在《自炊漫话》中说他与同住一间下宿（宿舍）的三位早稻田大学同学决定合伙做饭，并正重其事地开了一个伙食会议并做出议决要案如下：（一）经费每人每月拿出九元，如不够再酌量增加；（二）四个人分为二组，每天由一组的人管理买菜，洗米，烧饭，洗碗筷等之工作；（三）午餐在上午十一时，晚餐在下午六时；（四）不能单买自己欢喜吃的菜。自炊一周后即写了这篇文章，也写到烹饪的一些趣事。比如曼波自吹在长沙时曾烧过九个月饭，能够烧得很好的菜，“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她烧的菜最不好吃，常常把牛肉烧得像块布”。但无论如何比外间好吃多了，蹭饭者也就不少，包括后来著名影星王莹，她吃过之后大发感慨说：“我天天吃那不合口胃的日本菜，苦极了，我就天天感到身在异国，今晚吃了这菜，就感到好像是在国内了。”其实我们从他后来的回忆录知道，这曼波乃当时业已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也是他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的同学，当时化名谢彬与他同住于一间叫“中东野桃园馆”的学生宿里。还回忆了王莹来吃饭那天，“记得每人加菜2角，已经很丰富了，大家吃得十分开心”。价廉物美可能是开心的最大理由。他当时先撰稿为生，稿费每千字三元，而他们每月的伙食费才九月，也即三篇千字文即可吃一月，在今天都无法想象。（魏中天《我的留日生活的片断回忆》，《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301-302页）
合作互助，共度食艰
合伙自炊，说起来挺美，其实还是有些“门坎”的，对比一下下述的合作共餐，就明白了。
秦西灿1947年赴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费非常有限，早餐在宿舍餐厅， 吃的是价格最低廉的每月预交全月餐费的、定量的“份饭”，没法多想。午餐为了省钱，他们组织了“午餐互助组”，也是每月预交全月餐费，但并不是合伙自炊，而是由同学轮流采购即食食品并负责餐前准备和餐后清洗整理等工作，这样比去餐厅吃更省钱也更省时，但每餐仍只吃一至两个“热狗”，再夹上几片生菜叶子，一杯咖啡，诚属“最便宜的午餐”。而有意味的是，参加该互助组的同学，有的是半工半读的，但是“也有的是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他们都很俭朴，以自食其力为荣”。（秦西灿《留美学习生活》，《山东文史资料选加》第33辑《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页）
莫叶教授1947年秋由重庆交通大学派往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则经历了由合作到自炊的过程，因为起初经济条件有限，只能住数人合住的每月十五美元的房间，伙食自然也是参加互助会，取菜及洗餐具均由自己动手，花费自然也较少。但美国式的伙食，主食是面包，外加土豆，副食只有咸、甜、酸三种味道，菜肴缺乏鲜味，不合胃口，将就到获得研究奖金特别是1950年春季获聘为华大数系教职，工资每月三百六十七美元，便开始住每月房租二十美元左右单人房间，当然也就开始用电炉做既好吃又便宜的米饭，但菜肴则基本是美国式的，如罐头食品，加上简单的蔬菜和鸡蛋，早餐则一般在附近商店吃一碟火腿煎蛋，喝点牛奶，因为绝大多数条件好点的房东都是不喜欢你做有油烟的菜的。（莫叶《学成为报国，游子爱故乡》，《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77-78页）
至于像闻一多这种太艺术家气质的留学生，仗着八十元的“高额”公费既不合炊也不合作，但因为钱多用来买书了，上不起馆子又不能忘怀乡味，乍办？“茶壶里煮饺子”可也：“在宿舍里用火酒炉煮水沏茶是常事。不喝茶还能成为中国人？有时候乘兴煮鸡蛋数枚，范围逐渐扩大，有一回竟煮起水饺。”但这种煮法，就像我们当年读研时在宿舍煮食时常引起管理人员干预甚至没收“作案”工具一样，也同样引起了美国管理人员的不满，好在美国胃容易被中国味“行贿”——“水饺煮熟之后送给他一碗尝尝，他吃得眉开眼笑，什么也没再说”。只是这种紧张之中，“一多曾经打翻过一只火酒炉，慌张中烧焦了他的一绺头发”，颇足解颐。（梁实秋《谈闻一多》，载《自由的我：文坛忆往》，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68页）
同样是艺术家，林风眠和林文铮、李金发这三位更同是广东梅州人，虽然巴黎拉丁区的许多小饭店售卖定食也即“包饭”，通常一汤一鱼一点心，面包无限量供应，还有四分之一瓶的红葡萄酒供应，一餐只需三法郎七十五生丁，折合当时中国法币两角半钱，既方便又经济，但他们一方面仍嫌贵，另一方面又嫌不够味，“于是就烧火做饭。这样钱是省了一些，但时间又花去许多”。时间和钱都花不起时，“就啃干面包，洋葱加点盐就是菜了”。（郑重《林风眠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5页）
雕刻家李金发君夫妇小影 《图画时报》1925年第271期第2页
为了迁就中国胃，另一个“茶壶里煮饺子”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董作宾先生。董作宾先生1946年应邀访美两年，工作地点在芝加哥大学。那时他早已是声名赫赫的“四堂”之一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员，回到中国即被评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当然年龄也不小，已经五十岁，宜其不惯西餐尤其是美式西餐。所以钱存训教授1947年应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之聘前往整理中文藏书时，第一次跟董作宾先生在东方学院见面：“看他捧着一把茶壶，很是潇洒。他的办公室就在同楼的隔壁二三〇号。他早晨十点来此上班， 因吃不惯美国的饮食，午晚两餐都在办公室自己烧煮，晚间十时才回寓所休息。”钱先生虽然没有点明，但这茶壶显然是用来煮饺子的——光煮茶，如何生活？不煮饺子，又能煮啥？也是以董先生之尊，始可在办公室如此烹煮吧，不然也还是得像闻一多先生那样“俗贿”始可呢！（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7-28页）
有的留学生连最简单的自炊——烧壶茶剥只鸡蛋都不会，还要靠合作才有得吃，这可谓最低级但也是最有效的合作自炊了。比如夏鼐先生留英期间，与同学租住民房，按例提供早餐，午晚餐则在学校或校外餐厅解决。某天房东说感冒了不能起来做早餐，他们便自己弄，买了几块点心，烧了一壶茶，又吃几个鸡蛋。但煎鸡蛋时，可费周折了：“可怜的小陈不知道怎样击破生鸡卵，像击破熟鸡卵一样，以尖端往桌板上碰，我到底少时曾帮母亲的忙，到街上买酱油、醋，在厨房中击生鸡卵，有些经验，便告诉他截腰击碰。”于是“大功告成”！（《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1937年1月2日）
这种在宿舍里几个室友合伙简单弄顿吃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也尝试过几回：
1911年2月4日：夜与同居诸君烹鸡煮面食之。
1911年8月20日：与魏、李诸君躬自作馔，烹鸡炙肉，大啖之。
1911年8月31日：上午，至王益其处，与同炊爨为午餐食之。（《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128、131页）
合雇女厨与太太主厨
晚近以来，中国留日学生最多，吃住的记录也最见丰富多彩——不仅有大量的华人开设的中餐馆——中华料理，也有不少日本人开的中餐馆，自炊与合伙自炊也是甚简便的事，《君子近庖厨：留学生海外自炊录》已有言及，至如“在东京的留学生，大都合四五个人，雇了一个日本女子，教她烹饪的方法，工资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每月每人平均下来，只要十三四元，就可以吃较好的中国菜了”，则是罕有人道及的好材料，也真是好办法，笔者也是相信实有其事的。（寓公《日本留学生的膳食问题》，《摄影画报》1934年第10卷第9期，25页）日本近代以来是日渐强大了，特别是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但这种强大是建立在人民痛苦之上的，特别是日本妇女，无论上海还是南洋，都有大量人从事饮食特别是风月服务，因为她们根本没有平等的人身和工作权利，舍此奚为？能为弱国留学生充厨役挣点小钱也是不错的机会，甚至能嫁给中国留学生，同样是不错的选择，毕竟能留学者都不是一般人；后面一节，笔者将另有专文述之。
但是，在欧美，除了工读给洋人帮厨，哪有女厨的份？太太或女生充厨妇倒时见。笔者前文已有述，再举数例，为首者，非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莫属，昔人所述已多，她自己也多有述，兹仅聊举一例。1934年底，浦薛凤参加完太平洋会议之后，欲重游哈佛，并约上了时在美国的吴文藻，并请胡适之代订了房间。抵达之后，发现蒋梦麟也在，这般大人物，自然是赵家所欢迎的，故“常同至元任先生家中进膳”，当然少不了盛赞“赵太太本好客， 新近以英文撰一中菜谱， 详述如何烹调， 闻不久即可出版。故大家谓得在作家兼专家寓中吃饭真是口福太好”。（《浦薛凤回忆录·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78-279页）
在欧洲，翩翩佳公子徐志摩1920年从美国转学英伦，他的太太张幼仪也前来团聚，事实上等于服侍，每天给他烧上海菜吃；当然石硖首富之子租的房子大，但此时已心属林徽因，为避免“大眼瞪小眼地独处”，故太太味道也需要“加料”才行了，便又让出书房邀请郭虞裳入住共享；相信也还有不少其他留学生共享过张幼仪的太太味道吧。（张邦梅《小脚与西服》，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夏鼐留学英伦的日记中，多次写到太太口味。如1935年9月11 日与谭季甫到 Kemley Road（肯布尔路）周建北处打桥牌，玩到十二点多，又适逢曾宪朴来，便在周的租屋内合伙做饭吃，“听说5个人只费三四先令，真懊悔自己从前不曾学些烹饪，既省钱又合胃口”。而“闻其妻子将于后天来英作伴，租了二间房子，一共只25先令”，将有更好的太太味道可吃，更生羡慕！而有多便宜呢？看看他9月27日与陈凤书、谭季甫兄妹、周建北夫妇（周妇23日抵英）、曾昭燏七人在著名的顺东楼吃中国菜，一共用了三十五先令，人均五先令，较之自炊人均不足一先令，便宜程度显而易见。（《夏鼐日记》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368页）
夏鼐日记中所见另一位在英国大发太太味道感慨的是后来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李泰华。1936年11月15日，他和夏鼐等在吴金鼎处吃完晚饭并谈到十一点出来后，大发“谬论”说“留英同学的太太中，似乎没有一个能够烧好菜；他说将来返国后，一定要提倡女子非注意烹饪不可”。（《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吴金鼎是李济先生的高足，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参与过安阳殷墟等的发掘，1933接受山东省政府公派留学英国，他们1936年聚餐时已是三十五岁“高龄”，携有太太并司烹饪是可能的，这样李泰华的言论也才算有的放矢吧。（《李金鼎先生传略》，《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第1-5页）
而从吴金鼎的老师李济先生1936年底应邀赴英讲学，1937年1月20日抵达伦敦，租住皇家丘陵（Royal Mount，大理石拱门附近）每星期房租三个半先令（电费、饭费除外）带小灶房的公寓，“每天中餐由吴太太来做，晚餐曾女士来做”，这吴太太，当即吴金鼎的夫人了——先生有事，弟子（夫人）服其劳，宜也。日记中也多有提到的“吴君夫妇”，显指吴金鼎夫人；如1937年1月23日：“约了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李济的哲嗣李光谟在《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5页）说李济此次赴英讲学，吴金鼎、夏鼐、曾昭燏“这几位学生和朋友当时在伦敦都与李济过从甚密”，还特别指出吴金鼎1933年赴英国念博士是“偕夫人王介忱同去”。
1937年4月2日，日记又写到：“偕李先生至大学学院，与格兰维尔教授晤谈，纵览博物院中之陈列品……返皇家丘陵，自称为螺丝精的俞女士来做饭。”这俞女士，当为俞大絪，俞大维的妹妹，曾昭抡的夫人，也是曾昭燏的嫂子。（《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9、102页）熟悉中国民间文艺的，其自称螺丝精，当关于做饭也。而藉由李济先生的讲学因缘所形成的一个临时的组合太太厨房（不是某一位太太主厨），更是别有风味了。而在这间临时组合太太厨房里，李泰华似乎无由尝味，宜其大发感慨了。
其实，更具螺丝精特质，也更有太太味道的，是俞大絪的茶余饭后的“健谈”：她说，有一次在德国，数人一同游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罗志希怪模怪样”。又说，俞大维有一次请客，陈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将他排在女人旁边；毛子水留十余年，还是满口乡音，人家送他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又说，曾昭抡为中大三怪之一，在北大教书时，上课都是步行，被门口的洋车夫上一绰号叫“跑大爷”；皮袍放在实验室抽屉里，被酸素蚀剥去一大块；走路时看见石子总是用脚踢，有人看见他由北大一路踢石子，踢到家中；替中英庚款出题，题目纸用火漆封好，委员会在离其家不远的同一条街上，他仍强迫家人送到邮局去寄，还要挂号保险；下雨时，雨衣挂在手上，雨伞挥着玩。又说，陈衡哲自负为女界领袖，要人家称她为“陈女士”，而不高兴被称为“任太太”。但她是一个顶讨厌的人，有人说是被胡适之Spoilt[宠坏]，时常对人家说胡适之如不讨江冬秀这个太太，早已做[驻]美国公使去了；有一次她与自己的亲姊妹余上沅太太闲谈说胡太太是三等太太，余太太问如我自己这样的太太当入何等，陈答当列入四等，两姊妹自此反目。她还讥询[余太太]你丈夫吃谁的饭，余上沅因之辞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职务；在四川时以《两云记》被四川人大骂，出小册子说她想给胡适之做姨太太，而胡不要；陈自谓训练小孩子的办法甚佳，谓四川的老妈子都是贼，打扫房屋时，派小孩子在旁边监视着，小孩子身边都带着钥匙，打扫完毕便锁上房门。又说：吴文藻的前途都被谢冰心弄坏了，一生只能在大学教书而已。（《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真是活色生香，涎液流干！
前面说到柏林使馆（大使颜惠庆因故回国）张季才，因为是家世富有的世家公子，在柏林排场甚大，携有一妻一妾及一儿一女，太太又善调汤羹，自然是座客常满：“那时候常到张家去的一些朋友，有朱骝先夫妇，黄伯樵夫妇，孟心如夫妇，有一时期还有黄膺白夫妇，以及胡世泽（时任使馆二等秘书）、谭伯羽、沈怡、曾垂祺、杨度先生的两位公子杨公庶、杨公召等诸先生。”（《我与悲鸿：蒋碧微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2、76页）这等太太味道，只有少数留学生可尝，洵非常格。至于“薛（仙舟）先生爱国好学，自奉甚俭，携他的甥女韦增瑛女士留学，常自购蔬，借房东厨房自烹”（《蔡元培自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3页），亦非常格。
1945年11月，何炳棣以当年庚款留学考试第一名成绩（高出他西南联大同学杨振宁十分）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46年12月，妻子邵景洛自上海来伴，“太太味道”从此开始，并留下不少佳话。首先邵景洛即出身邵兴名门并已获西南联大教职，她的父亲邵文镕与邵力子同族，早年在北海道札幌学习铁路工程，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后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与鲁迅为生死之交；她的大姐邵景渊也是清华的毕业身兼教员，大姐夫王遵明同样毕业于清华，后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二姐邵景濂留学日本的国画家；妹妹邵景渭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真是书香名门，且家境殷实。何炳棣家族当然也不简单，他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家族第一个留美归国者，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堂侄何德奎先生曾跟蒋廷黻先生一道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京代表，后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特别是在吃的方面，可能比邵景洛更讲究，因为他是父亲四十八岁时才生的独子，自幼受宠，六岁时就出席达官贵人的聚会，不仅要他去品菜，而且让他去入席，入那种场面，入那一道道菜里含蕴的历史与文化。这种讲究，体现在他1986年回故里的演讲中，他下榻金华国贸宾馆，对大厨们拿出看家本领做的菜一一点评，入木三分：比如说金华汤包佐料怎么可用姜末？一定要用醋加姜丝，而且要顺着姜纹横切的姜丝；认为由火腿、宣莲、蜜枣组成的蜜汁火方是金华火腿菜之绝品……（方竟成《聆听何炳棣》，《江南》2012年第6期）以这种出身背景，邵景洛的太太味道绝不会差。1947年春，访美的王信忠教授回清华，把一百零七街三百一十二号起居室和厨房、浴室齐备的公寓让给他们后，他们便在这里接待了不少过往同学朋友，特别是这年夏天杨振宁与李志伟等四位同学从芝加哥大学来访，许景洛精心准备之际，李志伟一进门即大嚷：“杨振宁这小子，一到芝加哥就打听诺贝尔奖金怎样申请。”最为席前佳话。后来清华老友陆家驹、王原真夫妇也来纽约读学位，更过起了四人合炊的“幸福生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7页）
自炊好，合炊更好，有留学生还因为找不到合炊伙伴而大感慨呢：
到了美国有中国同学告诉我一句很幽默的话：“我们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别的事没有学会之前，对于煮饭的本领却大多数必定学会了回去。”我听了，觉得非常好笑，以为完全是一句笑话。后来渐渐觉到自煮饭的中国同学很多，尤其是几个合住在一起的，大可合作一下。因为自己煮饭非但省钱（平日每人至少要八角钱一天，而自己煮则平均约四角钱而已合胃口。久在异乡，天天面包山茹吃腻了，对于中国饭非常思慕，于是我在到美国两个月后也学煮饭了。
……
可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无人合作未免单调而且费时，所以朝上与中午还是以吐司、牛乳、麦片等过活，取其简便迅速，到了晚上，舒舒服服来试煮中国饭……现在的女学生也有许多不知道怎样煮饭，且以煮饭为耻，真是教育的大失败。（张文昌《学煮饭》，《青年周报》1938年第34期）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张亮亮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目录（全三编）
第一编
第二编
第三编
第一编：
0001 甲午中日战辑（王炳耀辑）
0002 桂之华轩遗集（朱铭盘着）
0003 庚辛之际月表（王镜航编）
0004 庚子西狩丛谈（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
0005_1 汪穰卿（康年）先生传记（汪诒年编）
0005_2 汪穰卿（康年）先生遗文（汪诒年编）
0006_1 一士类稿（徐一士着）
0006_2 一士谭荟（徐一士着）
0007 蜀海丛谈（周询着）
0008 心太平室集（张一麐着）
0009_1 止叟年谱（韩国钧着）
0009_2 永忆录（韩国钧着）
0010 周止庵（学熙）先生别传（周叔媜着）
0011_1 南海康（有为）先生传（张伯桢着）
0011_2 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着）
0012 清代吏治丛谈（伍承乔编）
0013 中华史料（孙曜编）
0014 辱国春秋（毕公天着）
0015 雪生年录（李根源着）
0016_1 狱中人语（罗文干着）
0016_2 国宪议（罗文干着）
0017 癸亥记（刘楚湘着）
0018 君子馆类稿（毛昌杰着）
0019 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沈云龙辑）
0020_1 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上卷）（沈云龙着）
0020_2 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中卷）（沈云龙着）
0020_3 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下卷）（沈云龙着）
0021 道咸同光名人手扎（湖南王氏收藏）
0022 曾文正公年谱（黎庶昌编），崇德老人纪念册（聂春杰辑）
0023 茶阳三家文钞（温廷敬辑）
0024 辛丑日记（徐鋆着）
0025 河海昆仑录（裴景福着）
0026 湖滨补读庐丛刻（锺广生着）
0027 南社丛选（胡朴安编）
0028 欧战后之中国（徐世昌着），欧战后之新世界（黄郛讲）
0029 黄膺白先生家传（黄沈亦云着）
0030 唐继尧（东南编译社编）
0031 翁松禅（同龢）手扎（俞锺銮辑）
0032 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吴汝纶编）
0033 彭刚直公（玉麐）（俞樾编）
0034 中法战争资料（佚名辑）
0035 中日战争资料（佚名辑）
0036 掌固零拾（王嵩儒着）
0037 王风笺题（丁立?#092;撰）、国耻诗话（王蘧常着）
0038 梁任公诗稿手迹（梁启超着）
0039 世载堂诗稿（刘成禺着）
0040 徐世昌（警民着）
0041 平定粤匪纪略（杜文澜撰）
0042 淮军平捻记（周世澄撰）
0043 请缨日记（唐景崧着）
0044 东方兵事纪略（姚锡光着）
0045 拳菲纪略（侨析生撰）
0046 庚子海外纪事（吕海寰着）
0047 张文襄公（之洞）年谱（胡钧撰）
0048 之精华（佐藤三郎辑）
0049_0050 万竹楼随笔、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着）
0051 林文忠公（则徐）政书（林则徐着）
0052 求阙斋弟子记（王定安撰）
0053 罗忠节公（泽南）遗集（郭嵩焘编）
0054 沈文肃公（葆桢）政书（吴元炳辑）
0055 涛园集附 年谱（沈瑜庆着）
0056 茹经堂奏疏（唐文治着）
0057_0058 盛京通鉴（阙名撰）、渖故（杨同桂辑）
0059 黑龙江外记（西清着）
0060 春冰室野乘（李岳瑞着）
0061 骆文忠公奏议（骆秉章着）
0062 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李国杰编）
0063 啸亭杂录、续录（汲修主人编）
0064 蒿庵随笔（冯煦着）
0065_0066 韧庵老人自订年谱（劳乃宣着）、驴背集（胡思敬着）
0067 使俄草（王之春着）
0068_0070 黄克强先生传记（刘揆一着）、蔡（锷）黄（兴）追悼录（云南国是报辑）丁巳滇川军閧纪录（佚名编）
0071 清皇室四谱（唐邦治辑）
0072_0073 吕文节公（鹤田）奏议（吕贤基着）、胡文忠公（林翼）年谱（严树森编）
0074 丁文?#092;公（宝桢）遗集（罗文彬编）
0075 石渠余纪（王庆云着）
0076 拙尊园丛稿（黎庶昌着）
0077 咸同中兴名贤手扎（郭庆蕃辑）
0078 近代名人小传（费行简着）
0079_0080 江西纪游（李璜着）、清宁集（常乃悳着）
0081 瓶庐丛稿（翁同龢着）
0082 秋浦周尚书（玉山）全集（周馥着）
0083 寿恺堂集（周家禄着）
0084_0085_1 劝学篇（张之洞着）
0084_0085_2 趋庭随笔(江庸着）
0086_0087 辛亥革命史、帝制?#092;动始末记（高劳编）
0088_0089_1 护国之役电文及论文（梁启超撰）
0088_0089_2 松坡军中遗墨（蔡锷撰）
0090 云南游记（谢晓钟着）
0091_1 清秘述闻（一）（法式善编，钱惟福校）
0091_2 清秘述闻（二）（法式善编，钱惟福校）
0092 涧于集（张佩纶着）
0093 望嵓堂奏稿（陈璧着）
0094 端忠敏公奏稿（端方着）
0095 抚新纪程（袁大化着）
0096_0097 新大陆游记（梁启超着）
0098 独志堂丛稿（张其煌着）
0099_0100 奉直战争纪事（张梓生编）、吴佩浮正传（郭史编辑社编）
0101 满洲秘档（金梁辑）
0102 圣武记（魏源着）
0103 曾忠襄公（国荃）批牍?年谱（王定安编）
0104 方恪敏公（观承）奏议（方传穆校）
0105 刘中丞（韫斋）奏稿（刘昆着）
0106 中西纪事（夏燮着）
0107_0108_1 玉池老人自叙（郭嵩焘撰）
0107_0108_2 从戎纪略（朱洪章着）
0109_0110 太平天国史料（程演生、刘复辑）
0111 国朝先正事略（李元度着）
0112 中兴将帅别传（朱孔彰着）
0113 云卧山荘尺牍（郭昆焘着）
0114 语冰阁奏议（邓承修着）
0115 中俄交涉记（杨楷校）
0116 中俄界记（邹代钧着）
0117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薛福成着）
0118_0119 云在山房丛书三种（杨寿枬辑）
0120 杶庐所闻录（瞿铢庵着）
0121 枢垣纪略（梁章巨纂辑）
0122 咸同名贤手扎（陶风楼藏）
0123 霆军纪略（陈昌撰）
0124 咸同贵州军事史（凌惕安撰）
0125 汪梅村先生集（汪士铎着）
0126 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邓之?#092;辑录）、汪梅村年谱稿（赵宗复编）
0127 朱九江（次琦）先生集（简朝亮编）
0128 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陈弢辑）
0129 光绪会典（光绪己亥敕修）
0130 爵秩全览（光绪甲辰荣禄堂版）
0131 钦定满洲源流考（阿桂，于敏中修）
0132 清朝开国方略（阿桂等修）
0133 清朝武功纪盛（赵翼着）
0134_0135 清朝春曹题名（费荫章，刘毓楠编）、清朝贡举年表（佚名编）
0136 清朝御史题名录（苏树蕃编）
0137_0138_ 王文勤公（庆云）年谱（王传璨述）、王苏州（仁堪）遗书（王孝绳着）
0139 岑襄勤公（毓英）年谱（赵藩编）
0140 邮傅部奏议类编?续编（邮传部编）
0141 清开国史料考（谢国桢着）
0142 清代名人手扎甲集（吴长瑛辑）
0143 靳文襄公（辅）奏疏（靳治豫编）
0144 骆公年谱（骆秉章自注）
0145 左文襄公（宗棠）年谱（罗正钧编）
0146 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书（李经畬等编）
0147 抚滇奏议（张凯嵩着）
0148 国朝通商始末记（王之春着）
0149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军机处原档编印）
0150 国防与外交（谢晓钟着）
0151 郭侍郎（嵩焘）奏疏（王先谦编）
0152 养知书屋文集、诗集（郭嵩焘着）
0153 适可斋纪言纪行（马建忠着）
0154_0156_1 英轺私记（刘锡鸿着）、使德日记（李凤苞着）
0154_0156_2 述德笔记（毓长着）
0157 成山老人自订年谱（唐烱着）
0158_1 遐庵汇稿（附年谱）（俞?#092;之编）
0158_2 遐庵汇稿（附年谱）（俞?#092;之编）
0159 退还庚款事宜来往文件(佚名编）
0160 关税特别会议议事录（佚名编）
0161 清代纪事年表（原名历代纪事年表）（刘体智编）
0162 旧典备征（朱彭寿辑）
0163 豫军纪略（尹耕云纂）
0164 戡定新疆记（魏光焘编）
0165 程将军（雪楼）守江奏稿（程德全着）
0166 野棠轩文集（奭良着）
0167 东三省交涉辑要（刘瑞霖编）
0168_0169 外蒙交涉始末记（毕桂芳着）、止室笔记（陈箓着）
0170 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苏演存着）
0171 防海纪略（芍唐居士编）
0172 胡文忠公（林翼）年谱（梅英杰纂）
0173 李肃毅伯（鸿章）奏议（章洪钧，吴汝纶编）
0174 杨勇悫公（厚庵）遗集（杨岳斌着）
0175 钱敏肃公（调甫）奏疏（钱鼎铭着）
0176 湘绮楼笺启（王闿?#092;撰）
0177 异辞录（刘体智撰）
0178 金鸡谭荟（欧阳利见着）
0179 云南勘界筹边记（姚文栋着）
0180 新世说（易宗夔着）
0181 潘祖荫年谱（潘祖年编）
0182 曾惠敏公（劼刚）遗集（曾纪泽着）
0183 许文肃公（景澄）遗集（许同莘着）
0184_ 周中丞（少朴）抚江奏稿（周树模撰）
0185_ 先生二十年来手扎（邓泽如藏）
0186_ 约议纪录（顾鳌编）
0187_ 中华再造史（游悔原著）
0188_ 王光祈先生纪念册（左舜生等撰）
0189_0190_1 解放别录（海隅孤客着）
0189_0190_2 赣皖湘鄂视察记（陈赓雅着）
0191 绳枻斋年谱（蒋攸铦着）
0192 吟香书室奏疏（徐炘着）
0193 黎襄勤公（世序）奏议（黎学淳编）
0194_0195_1 周文忠公（天爵）尺牍（应宝时校）
0194_0195_2 卞制军（颂臣）政书（卞宝第着）
0196 刘壮肃公（省三）奏议（刘铭传着）
0197 江表忠略（陈澹然撰）
0198 蟫香馆使黔日记（严修着）
0199 边事绩钞（朱克敬辑）
0200 东藩纪要（薛培榕编）
0201_0210 那文毅公（彦成）奏议（章佳容安辑）
0211_0212 于文襄公（敏中）手扎（上海陆氏藏）、文文忠公（祥）事略（洪良品等校）
0213 德壮果公（楞泰）年谱（花沙纳编）
0214 刘尚书（秉璋）奏议（朱孔彰编）
0215 ?#092;情汇纂（张德坚纂）
0216_0217_1 柏堂师友言行记（方宗?#092;着）
0216_0217_2 湘军水陆战记（卽湘军志）（王闿?#092;着）
0218 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刘声木着）
0219 天咫偶闻（震钧着）
0220 养吉斋从录（吴振棫着）
0221 张文毅公（芾）奏稿（张修府编）
0222 张靖达公（树声）奏议（何嗣焜编）
0223_0224 于中丞（荫霖）奏议于翰笃编）、悚斋日记（于荫霖编）
0225 退耕堂政书（徐世昌着）
0226 复庵先生集（陶世凤着）
0227 蠖园文存（朱启钤着）
0228 咄咄吟（贝青乔着）
0229 夷患佣尝记（曹晟着）
0230 清试制度资料（章中和着）
0231 曾（国藩）?胡（林翼）手扎（湘乡李氏藏）
0232 刘襄勤公（毅斋）奏稿（刘?#092;棠着）
0233 平浙纪略（秦湘业，陈锺英纂辑）
0234 太平军?小刀会乱沪史料（上海通社辑）
0235 蜷庐随笔（王伯恭着）
0236 秋谳辑要（刚毅辑）
0237 毋自欺室文集（王炳爕着）
0238 故旧文存（王树枬辑）
0239 志盦遗稿（王式通着）
0240 北洋海章军程（佚名辑）
0241_0244 王壮武公（錱）遗集（年谱、禀牍、书扎、日记?杂着、练勇刍言（罗正钧，王诗正编）
0245_0250 刘武慎公（长佑）遗书（首卷、奏稿、尺牍、官书、诗文遗事）（龙继栋编）
0251_0259 刘忠?#092;公（坤一）遗集（首卷、奏疏、公牍、书牍、电奏、电信、文集、诗集、联语）（欧阳辅之编）
0260 殷谱经侍郎自叙年谱（殷兆镛撰）
0261 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杨芳撰）
0262 刘中丞（霞仙）奏疏（刘蓉）
0263 岭西公牍彚存（方浚师着）
0264 两罍轩尺牍（吴云着）
0265_0266 小航文存（王照着）、方家园杂咏纪事（附 吟草四种）（王照着）
0267_0268_1 敝帚斋主人年谱（徐鼒着）
0267_0268_2 旧闻随笔（姚永朴着）
0269 入幕须知五种（张廷骧编）
0270 求牧刍言（附 谁园诗稿）（阮本焱着）
0271 筹瞻疏稿（鹿传霖着）
0272 拙盦丛稿（朱一新着）
0273 清芬阁集（朱采着）
0274 陈侍御奏稿（陈善同着）
0275 出使美日秘国日记（崔国因着）
0276 陶斋文集（王树枬着）
0277 石遗先生年谱（陈声暨，王真编）
0278 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黄郛着）
0279 建国铨真（徐树铮着）
0280 国民政府外交史（洪钧培着）
0281 陶文毅公（澍）集（许乔林编）
0282 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董恂着）
0283 冬暄草堂师友笺存（仁和陈氏藏）
0284 可园文存（陈作霖着）
0285 谭浏阳先生（嗣同）全集（谭嗣同着）
0286_0287_1 椒生随笔（王之春）
0286_0287_2 瓜圃丛刊叙录（金粱着）
0288 瀛谭（关赓麟着）
0289 宦海伏波大事记（陈福龄着）
0290 宣统三年冬季职官录（内阁印铸局编）
0291_0292_1 清朝翰詹源流编年（金鼎雯着）
0291_0292_2 于襄勤公（成龙）年谱（宋荦，李树德着）
0293 钦定学政全书（素尔纳等纂修）
0294 安吴四种（包世臣着）
0295 李忠节公（鉴堂）奏议（李秉衡着）
0296 萝华山馆遗集（郭仑焘编）
0297_0298_1 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谢兴尧编）
0297_0298_2 盾鼻随闻录（樗园退叟编）
0299 侯官郭氏家集彚刻（郭则澐编）
0300 南园丛稿（张相文着）
0301 闽县林侍郎（绍年）奏稿（林葆恒编）
0302 屠光禄（梅君）疏稿（屠守仁着）
0303 赵柏巌集（赵炳麟着）
0304 金粟斋遗集（蒯光典着）
0305_0306 乙亥丛编四种（王大隆辑）、百爵堂丛刊两种（罗振玉辑）
0307_0308 胶澳志（袁荣叜辑）、胶澳租借始末电存（柳培荣辑）
0309 新疆游记（谢晓钟着）
0310 天放楼文言（附诗集）（金天羽着）
0311_0314 乐道堂文钞_（奕着）
0315_0316 萃?#092;吟（奕着）
0317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佚名辑）
0318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汤志均编）
0319 故宫清钱谱（黄鹏霄编）
0320 清代名人翰墨（黄氏忆江南馆藏）
0321 粤氛纪事（谢山居士纂）
0322 鲍忠壮公（超）年谱（李叔璠编）
0323 马端敏公（新贻）年谱（马新佑编
0324 长沙瞿氏丛刊（瞿宣颖辑）
0325 谭文勤公（钟麟）奏稿（谭宝箴，谭延闿，谭泽闿编）
0326 戊戌奏稿（康有为着）
0327 觉顚冥斋内言（唐才常着）
0328 蒿盫类稿?续稿?奏稿（冯煦着）
0329 一山文存（章梫着）
0330 中俄会议参考文件（中俄交涉公署编）
0331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王延熙，王树敏辑）
0332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文孚纂修）
0333 倭文端公（艮斋）遗书（倭仁着）
0334 吴文节公（文镕）遗集（吴养原编）
0335_0336 庚子诗鉴（龙顾山人（郭则澐）着）、拳变系日要录（陈睦着）
0337 桂林梁先生（济）遗书（梁焕鼎，梁焕鼐编）
0338 审安斋遗稿（陈涛着）
0339_0340_1 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朱启钤着）
0339_0340_2 中俄会商交收东三省电报汇钞（杨儒辑）
0341_0342_1 钱文端公（陈羣）年谱（钱仪吉编）
0341_0342_2 啖蔗轩自订年谱（方士淦着）
0343 陆文节公（建瀛）奏议（卢靖编）
0344 宝韦斋类稿（李桓着）
0345 光绪政要（沈桐生辑）
0346 写礼庼遗着（王颂蔚着）
0347 陶庐杂录（法式善辑）
0348 李刚已遗稿（李刚已着）
0349_0350 清宫述闻（章唐容辑）、陪都杂述（缪东霖着）
0351_0352_1 大义觉迷录（清雍正帝撰）
0351_0352_2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孟森着）
0353 耐庵奏议存稿（贺长龄着）
0354 潘文勤公（伯寅）奏疏（潘祖荫着）
0355 有恒心斋全集（程鸿诏着）
0356 陶楼文钞?杂着（黄彭年着）
0357 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桐乡卢氏校刻）
0358_0359_1 冰岭纪程（景廉着）
0358_0359_2 半隐庐丛稿（朱孔彰着）
0360 退补斋文存（胡凤丹着）
0361_0364 黎文肃公（培敬）遗书（自述年谱、奏疏、公牍、书扎）（黎承礼编）
0365_0366 桐城吴先生（汝纶）文?诗集、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吴闿生编）
0367_ 桐城吴先生（汝纶）日记（吴闿生编）
0368_ 通甫类稿（鲁一同着）
0369_0370_1 竹叶亭杂记（姚元之着）
0369_0370_2 豫乘识小录（朱云?#092;着）
0371 钦定满州祭神祭天典礼（阿中，于敏桂编）
0372_0373 朱笥河（筠）先生年谱（罗继祖编）、邵二云（晋涵）先生年谱（黄云眉编）
0374 存素堂全集（年谱?诗文稿?奏疏）（钱宝琛撰）
0375 蕉轩随录（方浚师着）
0376 在陆草堂文集（储同人着）
0377 邵阳魏先生遗集（魏繇着）
0378 槐卿遗稿（沈衍庆着）
0379 在园杂志（刘廷玑着）
0380 光绪戊申春夏雨季爵秩全览（荣宝斋版）
0381 宗室贡举备考（瑞联编）
0382 养晦堂文?诗集（刘蓉撰）
0383 周武壮公（盛传）遗书（附 年谱）（周家驹编）
0384 敦怀堂洋务丛钞（张树声编）
0385 庚辛泣杭录（丁丙编）
0386 京口掌故丛编（陶骏保辑）
0387 抚夷日记（张喜撰）
0388 瀛壖杂志（王韬撰）
0389 筹边刍言（徐鼐霖着）
0390 筹藏刍议（挑锡光着）
0391 钱牧斋（谦益）先生尺牍（志古堂重刊）
0392 李申耆（兆洛）年谱（蒋彤编）
0393 篷窗随录（沈兆澐着）
0394 宝纶堂文钞（齐召南着）
0395 荻芬书屋文诗稿（董恂着）
0396 退一步斋文集（方浚师着）
0397_1 沧趣楼奏议?诗集一（陈宝琛着）
0397_2 沧趣楼奏议?诗集二（陈宝琛着）
0398 张中丞（丹叔）奏议（张联桂着）
0399 常慊慊斋文集（朱之榛着）
0400 螾庐未定稿（王季烈着）
0401 沈端恪公（近思）（沈曰富编）
0402 天岳山馆文钞（李元度撰）
0403 莫氏四种（莫与俦，莫友芝着）
0404 江南制造局记（魏允恭）
0405 蕉廊脞录（吴庆坻撰）
0406 谏书稀庵笔记（陈恒庆着）
0407 蜀燹述略（余鸿观着）
0408 敬乡笔述（徐士銮撰）
0409 桐城耆旧傅（马其昶撰）
0410_1 汪穰卿先生笔记（汪康年着）
0410_2 汪穰卿笔记卷二杂记（汪康年着）
0410_3 汪穰卿笔记卷三杂记（汪康年着）
0410_4 汪穰卿笔记卷四杂记（汪康年着）
0410_5 汪穰卿笔记卷五杂记（汪康年着）
0410_6 汪穰卿笔记卷六杂记（汪康年着）
0410_7 汪穰卿笔记卷七雅言录（汪康年着）
0410_8 汪穰卿笔记卷八附录（汪康年着）
0411 心白日斋集（尹耕云着）
0412 春在堂杂文（俞樾着）
0413 春在堂随笔（俞樾着）
0414_0415 春在堂尺牍、春在堂楹联录存（俞樾着）
0416 清道人遗集（李瑞清着）
0417 严几道诗文钞（严复着）
0418 奥簃朝鲜三种（周家禄着）
0419 旧闻零拾（邓之?#092;辑）
0420 辛亥革命始末记（渤海寿臣辑）
0421 复初斋文集（翁方纲着）
0422 筹海初集（关天培着）
0423 裕忠节公（鲁山）遗书（裕谦着）
0424 古微堂内外集（魏源着）
0425 嘉定（徐致祥）、长白（宝廷）二先生奏议（夏震武编）
0426 敬孚类稿（萧穆着）
0427 铜官感旧集（长沙章氏辑）
0428 金壶七墨全集（黄钧宰着）
0429 水云楼诗词稿合本（蒋春霖撰）
0430 煮药漫抄（叶炜撰）
0431_0436 曾忠襄公（国荃）奏议（萧荣爵编）
0437_0439 退庵随笔、退庵自订年谱、南省公余录（梁章巨着）
0440 张啬庵（謇）实业文钞（曹文麟编）
0441_1 陶勤肃公（模）奏议（一）（陶葆廉辑）
0441_2 陶勤肃公（模）奏议（二）（陶葆廉辑）
0442 龙壁山房文集（王拯着）
0443_0448 退庐全集（诗?文集、笺牍?奏疏、驴背集?审国病书大国记?丙午厘订官制刍议、戊戌履霜录国闻备乘、九朝新语十朝新语外编、盐乘）（胡思敬着）
0449 室名索引（陈乃干编）
0450 最近官绅履历汇编（敷文社编）
0451 赵文恪公（退庵）自订年谱、遗集（赵光着）
0452_0460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王树枬编）
0461 东塾集（陈澧着）
0462 开县李尚书（宗羲）政书（方宗?#092;编）
0463_0470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电牍）（王树枬编）
0471 国朝名臣言行录（王炳爕辑）
0472 使琉球记（李鼎元撰）
0473_0478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公牍）（王树枬编）
0479_0480 库页岛志略、合河政纪（石荣暲编）
0481 二知轩文存（方浚颐着）
0482_0485 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劝学篇，輶轩语，书目问答，古文读经扎记，书扎，骈文诗集，弟子记）（王树枬编）
0486_0487 田砚斋文集（褚荣槐着）、退谷文存（程守谦着）
0488_0490 玉井山馆笔记（许宗衡着）、四魂集（易顺鼎着）、李鸿章游俄纪事（王光祈译）、
0491 镇安晏海澄（安澜）先生年谱（金兆丰撰）
0492_0498 经世文编（经世文社编）
0499_0500 黄克强?蔡松坡轶事（天忏生，冬山合编）、清代州县故事（蔡申之着）
0501 沈文忠公（兆霖）集（附 自订年谱）（钱保塘编）
0502 刘武慎公（长佑）年谱（邓辅纶，王政慈编）
0503 滇黔奏议（刘岳昭著）
0504 葵园自订年谱（王先谦撰）
0505_0506 黄陶楼先生（彭年）年谱（陈定祥编）、艺风老人自订年谱（缪荃孙编）
0507 庸庵尚书奏议（陈夔龙着）
0508_0509_1 珠岩山人三种（金銮琐记、鸰原录、思子轩傅奇）（高树撰）
0508_0509_2 肃藻遗书（胡发琅着）
0510 云南北界勘察记（尹明德编）
0511_0512 学源堂文集、学源堂诗集（郭棻着）
0513_0515 方望溪（苞）先生全集（文集）、（集外文）、（年谱、集外文补遗）（戴钧衡编）
0516 澄怀园文存（张廷玉着）
0517 澄怀园自订年谱（张廷玉着）
0518_0519_1 夷氛纪闻（梁廷枬着）
0518_0519_2 惕庵年谱（崇实撰）
0520 圣德纪略、儤直纪略、恩遇纪略、旧闻纪略（瞿鸿禨着）
0521_0522 佳梦轩杂着（奕赓着）
0523_0526 满清稗史（陆保璇辑）
0527 辛亥革命北方实录（胡鄂公撰）
0528 宋渔父遗着（宋教仁着）
0529 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何仲箫编）
0530_1 阮荀伯先生遗集（阮毅成编）
0530_2 先君荀伯公年谱（阮毅成编）
0530_3 阮性存遗稿目次卷一（阮毅成编）
0530_4 阮性存遗稿卷二（阮毅成编）
0530_5 阮性存遗稿卷三（阮毅成编）
0530_6 阮性存遗稿卷四（阮毅成编）
0530_7 阮性存遗稿卷五（阮毅成编）
0530_8 现行刑律要论（阮毅成编）
0530_9 大清现行刑律要论（阮毅成编）
0531 国朝宫史（于敏中等修）
0532 皇朝琐屑录（锺琦辑录）
0533_0534 包慎伯（世臣）先生年谱（胡韫玉辑）、未灰斋文集（徐鼒撰）
0535 二二五五疏（钱恂着）
0536 无锡杨仁山（楷）先生遗着（杨曾勖辑）
0537 轨政纪要（陈毅编）
0538 度支部军饷司奏案彚编（多?#092;等编）
0539 度支部税课司奏案彚要（宋寿征等编）
0540 田赋案牍彚编（佚名编）
0541 孙文定公（嘉淦）奏疏（孙铸编）
0542 道咸同光名人手扎第一集（佚名编）
0543 山东军兴纪略（张曜编）
0544_0545_1 军机章京题名（吴孝铭编）
0544_0545_2 乘查笔记（斌椿着）
0546 振绮堂丛书初集（汪康年辑）
0547_1 旧京诗文存（一）（孙雄着）
0547_2 旧京诗文存（二）（孙雄着）
0548 岭云海日楼诗钞（孙雄着）
0549_0550_1 曾胡治兵语录（蔡锷辑）
0549_0550_2 治匪纪略（任传藻辑）
05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文庆等纂）
0552 郎潜纪闻（陈康祺撰）
0553_0554 郎潜二笔（燕下乡睉录）、郎潜三笔（壬癸藏扎记）（陈康祺撰）
0555_0556 明末清初灌输西学之伟人（徐宗泽编）、清代云南铜政考（严中平编）
0557_0558 近代湘贤手扎（龙伯坚藏）、谭延闿手扎（简叔干藏）
0559_0560 澄庐诗集（邹鲁着）、客人对（古直撰）
0561 卫藏图识（马少云、盛梅溪纂）
0562 黔南职方纪略（罗绕典辑）
0563 三名臣书牍（何天柱编）
0564 军书汇钞（张锡纶编）
0565 津门杂记（张焘着）
0566 退思斋诗文存（陈宝泉着）
0567_0568 程光璧殉国记（程慎修堂编）、甲子奉直战史（佚名编）
0569_1 哀思录（一）（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编）
0569_2 哀思录（二）（先生国葬纪念委员会编）
0570 会泽唐氏荣哀录（佚名编）
0571 曾忠襄公（国荃）书扎（坿 文集）（萧荣爵编）
0572 李忠武公（续宾）遗书（李光久辑）
0573 李申夫（榕）先生全集（蒋德钧辑）
0574 马中丞（丕瑶）遗集（马吉森，马吉樟编）
0575_0576 陆文慎公（寳忠）年谱（陆寳忠自订，陆宗彝续编）、袁忠节公（昶）手扎（袁荣叜辑）
0577_0578 词垣日记（帅方蔚着）、乞师日记（张瑛着）
0579 恤蒿庐文初稿10483857.htm|518|张浚万着）
0580 兵部公牍（黄云鹄着）
0581 筹辨夷务始末（咸丰朝）（贾桢等纂）
0582_0583_1 使东述略（坿杂咏）（何如璋着）
0582_0583_2 栈云峡雨日记（坿诗章）（竹添光鸿着）
0584 随轺笔记四种（吴宗濂着）
0585_0589_1 太湖赵氏家集丛刻一（赵寳初辑）
0585_0589_2 太湖赵氏家集丛刻二（赵寳初辑）
0590 山东悬案细目协议（佚名辑）
0591_0592 惜抱轩手扎（陈永光藏）、姚惜抱（鼐）先生家书（倪道杰藏）
0593 翁松禅（同龢）家书（常熟周氏藏）
0594 湘绮楼文集（王闿?#092;着）
0595 湘绮楼诗集（王闿?#092;着）
0596 湘绮府君谱（王代功述）
0597 金薤琳琅斋文存（汪荣寳着）
0598 思玄堂诗（汪荣寳着）
0599 赵鲁庵（天锡）先生集（岑锡祥编）
0600 中和月刊史料选集（沈云龙辑）
0601 罗壮勇公（思举）年谱（罗思举自订）
0602 毛尚书（鸿宾）奏稿（毛承霖编）
0603 刘中丞（芝田）奏稿（刘瑞芬着）
0604 养云山庄文诗钞（刘瑞芬着）
0605 睦州存藁（坿 台垣疏稿）（丁寿昌着）
0606 渐西邨人初集（袁昶着）
0607 学寿堂日记（徐绍桢着）
0608 陆军行政纪要（五年六月）（陆军部编）
0609 陆军行政纪要（九年三月）（陆军部编）
0610 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报告书（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编）
061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宝鋆等修）
0612 校邠庐抗议（冯桂芬着）
0613 观光纪游（冈千仞着）
0614 扶桑游纪（王韬着）
0615 法越交兵纪（曾根啸云辑）
0616_0617_1 三上彭官保（雪琴）书（潘思慎着）
0616_0617_2 滇事危言初集（杨毅廷编）
0618 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军机处原藏）
0619 南洋三月记（郑子健着）
0620 近百年来中外关系（胡秋原著）
0621 李文贞公（光地）年谱（李清直纂）
0622 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张大昌辑）
0623 清代七百名人傅（蔡冠洛编）
0624 清代四名人家书（林则徐，彭玉麟，张之洞，李鸿章）（周维立校）
0625 红杏山房遗藁（宋湘着）
0626_0627_1 梁节庵（鼎芬）先生剩稿（杨敬安辑）
0626_0627_2 张提法公（学华）年谱（张澍棠撰）
0628 天婴室丛稿（陈训正着）
0629 西征纪事（宁协万着）
0630 近代史事与人物（沈云龙着）
0631 张惠斋公（亮基）年谱（张祖佑辑）
0632 雪鸿山馆纪年（赵守纯着）
0633 翼王石达开全集（钱书侯编）
0634 清代文谳纪略（归静先编）
0635 中国教史纲（王治心着）
0636_0637_1 鹾政备览（两广）（方浚师辑）
0636_0637_2 中国盐政沿革史（长芦）（盐务署编）
0638 上海租界略史（岑德彰编）
0639_1 最近三十年中事史（文公直编）
0639_2 最近三十年中事史（文公直编）
0640 卷烟统税史（卷烟统税局编）
0641 南巡盛典（高晋辑）
0642 御制圆明园图诗（清高宗撰）
0643_0644 天主教传入中国槪观（圣教杂志社编）、义和团?#092;动史（陈捷着）
0645 鸥舫诗文钞（潘振华着）
0646 樊山政书（樊增祥撰）
0647 翼教丛编（叶德辉编）
0648 牧令须知（刚毅辑）
0649_0650 官制篇（李景龢，曾彝进录）、币制奏案辑要（度支部辑）
0651 中国开国史（谷锺秀着）
0652 伍先生（秩庸）公牍（佚名编）
0653 合肥执政年谱初稿（吴廷燮编）
0654 乐斋漫笔（岑春煊着）
0655 朱执信文存（邵元冲编）
0656 正定王氏双节永慕录（王士珍编）
0657 民事近纪（丁文江编）
0658 国民军史稿（李泰棻着）
0659 涿州战纪（夏寿田述）
0660_1 驻外使领馆职员录目次（佚名编）
0660_2 驻外使领馆职员录（佚名编）
0661 先生演说全集（总理逝世三周年首都各界纪念会编）
0662 黎副总统（元洪）政书（易国干，宗彝，陈邦镇辑）
0663 水竹邨人诗集（徐世昌着）
0664 马相伯（良）先生年谱（张若谷编）
0665 回顾录（第一册）（邹鲁着）
0665 回顾录（第二册）（邹鲁着）
0666_0667 李烈钧将军自传（李烈钧撰）、八十自述（何成浚述）
0668 北洋人物史料三种（竞智图书馆等编）
0669_1 清末民初留日陆军士官学校人名簿（佚名编）
0669_2 新闻学院校友名簿（佚名编）
0670 中华甘五年日本昭和十一年留日学生名簿（日华学会编）
0671 慈卫室诗草?粤行集?讱庵诗稿（谭延闿着）
0672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章炳麟着）
0673 吴佩孚先生集（赵恒惕着）
0674 曾慕韩（琦）先生遗着（附曾母宋太夫人诗稿）（沈云龙）
0675 督军团传（陶菊隐着）
0676_0677 湘军援鄂战史（国史编辑社编）、壬戌记（张梓生着）
0678 满宫残照记（秦翰才着）
0679_0680_1 政史拾遗（刘以芬着）
0679_0680_2 中国之来源（沈云龙着）
0681_0683 虚受堂文集、虚受堂诗存、虚受堂书扎（王先谦着）
0684 听雨丛谈（福格着）
0685 粤轺集（徐琪着）
0686 蓬庐文钞（周广业着）
0687_0688_1 澹园诗集（虞景璜着）
0687_0688_2 椽笔楼初集（胡铉着）
0689_0690_1 游戎出塞日记（黄明亮着）
0689_0690_2 陇蜀之游（荘泽宣着）
0691_0698 阿文成公（桂）年谱（那彦成撰）
0699_1 清代西藏史料丛刊第一集（吴丰培辑）
0699_2 清代西藏史料丛刊之二班禅赴印记略（吴丰培辑）
0700 清升平暑存盘事例漫抄（周明泰辑）
今年6月25日，父亲迎来百岁华诞，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正在筹备“庆贺汤志钧先生百岁华诞暨汤先生思想研讨会”，我们姐弟们也在忙于生日庆典。父亲以读书、著述为安身立命之本，辛勤耕耘数十年，耐得住学术研究的清冷和寂寞，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荣誉。
康有为、梁启超和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而有深远影响的人物，父亲汤志钧为深入研究三人的生平与思想，探索道路，取得一些成果，如专著《章太炎传》、《康有为传》、《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梁启超其人其书》，编著《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和《梁启超全集》等。为研究三位思想巨匠，父亲一次次为自己设定难以攀越的学术研究高峰，纵然有艰难困苦，也不动摇，不退却，并一次次取得成功。
最近，父亲整天翻阅着《梁启超全集》，继续努力和追求着，思考着学术难题，从中感受着快乐和幸福。
汤志钧先生
一、逆境中砥砺前行
自1956年历史研究所创建后，父亲主持或参与编撰了《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近代上海大事记》等资料集，为上海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至今仍被学界广泛征引。同时，父亲潜心研究戊戌变法史、中国近代史和经学史，出版了《戊戌变法史论》（1955年）、《戊戌变法史论丛》（1957年）、《戊戌变法简史》（1960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册，1961年）等。
《戊戌变法史论丛》于1957年11月出版，吕思勉先生为封面题字；《戊戌变法史论》于1955年出版
“”期间，父亲也未停止过读书和写作，一直在为自己挚爱的史学研究尽心尽力。白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还不时遭受批斗；夜晚则探奥索隐，读书、写作到天明。在困境中寻找机遇，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札记，“”结束后再重新整理、撰写成著作或论文。
在父亲看来，学术和事业就是生命，要坦然面对改变了的大环境，要坚强地生存和生活下去，读书、著述乃是生活的一部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原先的工作计划必须完成，必须为自己挚爱的史学研究尽心尽力。对父亲而言，“”十年是继历史所建所十年后，在逆境中艰苦耕耘的十年。
1967年《自定年谱》中，父亲有一段文字，生动、惊险地描述了在逆境中砥砺前行的情状，仿佛在做隐蔽的地下工作：
家中遭清查，慕云饰物、古董、银器均被抄去。余书籍多，“革命群众”亦畏搬动，除稿本取去外，书柜贴上封条，曰：“如再阅书，一切后果唯你是问。”未数日，封条已干，轻拉即开，遂得晚间拉开封条，取出书本，赶看赶写，黎明重贴封条，书归原柜，未为人发现，真可谓“死不悔改”者矣。若是，写出札记甚多，自知不能发表，用最省时间最简净之文言写出。晚间熬夜过久，幸白天赴所“报到”，劳动之余，独关一室，尽有瞌睡时间也。或谓“”粉碎后，余之书稿因何付梓如是之速，不知中多被批判时所积累也。然而，书札均于深夜写录，目力大伤，近视日深。
书柜上的封条封不住对学术的思考和读书、写作的热情。“”时白天劳动或批斗，夜间在昏暗的台灯下埋头钻研课题，暂时忘却日复一日的烦恼，也能在阴暗岁月里得到一丝慰藉。
当时受到种种限制，唯独思想空间宽广，思考学术问题没人能阻挡。为了节省时间，用最简净的文言文书写。在“五七干校”，“劳动时携一小册，若有所得，即行简记。每月返沪休息四天，再就‘小册’查书、札录，经学史、戊戌史均有所得”。干校时每月有四天假期，可以回城度假，“每月假日，仍返沪寓所，就一月所思，寻书札记，时有所得。《戊戌变法旧札》中‘强学会’、‘时务报’卷，是年撰成。”（汤志钧：《自定年谱》，1968年（戊申）四十五岁）札记和小册子，构成后来撰文、著述的资料或原稿，再经整理编撰，如《章太炎年谱长编》等，就是在那种恶劣条件下完成的。
二、科学的春天
“”结束，迎来了思想开放、百花争艳的年代。
1978年10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建制得以恢复，并确定以中国近代、现代史为主，地方史为重点的方针，兼顾中国古代史研究。父亲重返工作岗位，主持近代史研究室工作。
“科学的春天”到了，人人都在不遗余力地与时间赛跑，要把逝去的时间追回来。父亲等来了春暖花开，如同青春焕发一般，以加倍的精力和忘我的热情，意气风发地投入到科研之中，迎来了学术生涯的又一个黄金期。父亲的许多论文都发表在创刊号或二、三期上，大多为约稿而作。如《社会科学战线》、《学术月刊》、《中国史研究》（季刊）、《历史学》、《中国哲学》、《近代史研究》等，数年之内，几乎每年都有文章刊发：
1978年5月1日《社会科学战线》（季刊）在长春创刊，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三辑发表《章太炎和》。
1979年1月20日《学术月刊》复刊，在《学术月刊》1979年3月号发表《近代史学和儒家经学》。
1979年3月，《中国史研究》（季刊）在北京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它是登载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为主的专门性学术刊物。次年第二期上发表《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
1979年3月，《历史学》（季刊）在北京创刊，由《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辑，共办四期，于1980年与《历史研究》合并。在第二期上发表《论〈时务报〉的汪、梁之争》。
1979年，《中国哲学》创刊，主编包遵信。该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主办的学术集刊，不定期出版。在次年第三辑上发表《五四运动和经学的终结》。
1979年10月，《近代史研究》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是全国近代史学工作者发表科研成果的共同园地”。在《近代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戊戌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此后，接连在该刊发表论文，大致有：《龚自珍与经今文》（《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论康有为和保皇会》（《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康有为和今文经学》（《近代史研究》专刊《近代人物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重论康有为与经今古文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从康有为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戊戌维新与传统儒学》（《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章太炎与白话文》（《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翁同龢和帝党》（《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4期）；《章太炎对态度探析》（《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6期）；《戊戌时期的郑孝胥及其日记》（《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丘菽园与康有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3期）；《甲午战后的〈镜海丛报〉》（《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980年6月，《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出版，由中国史学会编辑，每年一册。《年鉴》主要反映每年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介绍断代史和专史的研究和历史著作、资料的出版情况等。次年《年鉴》中，父亲撰文《戊戌变法研究述评》和《吕思勉》。
自1977年11月至1984年11月的七年间，是学术创作的高峰期，除了发表论文外，还出版多部高质量的著作，如《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和《戊戌变法史》等相继问世。
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父亲还能潜心研究学问，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在接受戴海斌、沈洁的采访时，（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父亲作了解释：
戴海斌：“”期间，运动这么多，又有这么多集体项目，您要做自己的研究，怎么做？
汤志钧：我在晚上搞自己的研究啊！
沈洁：就是说您自己的研究完全没有停滞。
汤志钧：嗯，我自己还在搞我自己的。那个（集体项目）都是规规矩矩的，晚上做的东西，从来不带到那边去的。所以我晚上睡觉很晚。
沈洁：是啊，真是不容易！
汤志钧：习惯了，习惯了！就是标点《宋史》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不容易写的，我自己也很得意。大概是一篇关于书籍标点和宋史研究的文章。
戴海斌：其实您在参与集体项目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文章。
汤志钧：有。
戴海斌：但您回头又去做自己的研究了。
汤志钧：（笑）
戴海斌：“”结束之后，您一下子就出了很多书。
《戊戌变法史》及两次修订本，谢稚柳先生题写书名
三、《章太炎政论选集》到《章太炎全集》
父亲曾坦言，搜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算是“正规”走上辛亥革命研究之道：
至于谈到我与辛亥革命研究，看来好似偶然，其实也很自然。我本来是研究中国经学史的，20世纪50年代，由今文经学而研究康有为，由古文经学而研究章太炎，再由康有为而研究戊戌变法，由章太炎而研究辛亥革命与。20世纪60年代初，和一些同志搜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对辛亥革命研究算是走上“正规”。
由于我的工作单位和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隔邻相望，徐家汇藏书楼又是报刊最为丰富的场所，外埠来沪，到藏书楼搜寻资料的学者，每每顺道到我们单位访问，其中搜求辛亥革命时期资料的很多，这样，彼此交流，就增加了我对这方面的认识。接着，多次参加辛亥革命和的研讨会，更结识了一批新、老同行。（汤志钧：《由辛亥革命讨论会想起》，《汤志钧史学论文集》，第19页）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下册），中华书局于1977年11月出版，53.5万字，891页，附录《章太炎生平活动简表》，另前言、编辑说明11页，目录14页。《章太炎政论选集》原名《章太炎政论集》，出版时由繁体字改为简体字，因删节过多，加一“选”字，删去的篇章包括《祭维新六贤文》（一八九八年十月）至《成章学校赞》（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在内的六十馀篇，达数十万字。
该书于1961年开始编集，主要选录章太炎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936年逝世前的政治论文，以及带有政治主张的演说辞、宣言、通电、启事、书札、诗文，还有与中国近代史事有关的人物传记等等。父亲“当时注意搜集章太炎革命时期的战斗作品，对较能反映他思想发展的内容变动也稽核校注”。同年6月13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章太炎早期的革命思想》一文。王仲荦先生十分支持父亲编纂政论集。1964年王仲荦先生来沪，约为《文史哲》拟稿，“嘱我搜辑遗文，并就章太炎和经今古文学的关系写一篇论文”，因撰《辛亥革命前章炳麟学术思想评价》以应。不久，“”开始，与王仲荦的联系中断，直到1972年标校《二十四史》，两人才恢复联系。
《前言》中说明编集起因大致是：“章太炎在甲午战争前后到1936年逝世前，40多年的历程中，写了很多论著。由于他的思想有演变，《章氏丛书》的结集又在辛亥革命以后，这样，他早期的很多革命文章，就每多刊落，或经过磨勘。因此，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他一生的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章太炎逝世后，章氏国学讲习会编印《章氏丛书》三编，1938年在武汉排印《太炎文录续编》，对《太炎文录》初编、续编不收之作，‘不敢续录’，《华国》《制言》所载书札也未阑入。因此，《章氏丛书》初、续、三等三编，并未曾把章太炎文章搜集完备，特别是有关政论性的诗文、演说辞、时评、函电等，刊落很多。”
《前言》中还说：“章太炎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辛亥革命前，他曾先后在《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昌言报》《清议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日报》《浙江潮》《复报》《民报》《汉帜》《国粹学报》《学林》《教育今语杂志》等报刊撰文。辛亥革命后，他的文章又散见于《报》《大共和日报》《民立报》《申报》《日报》和他自己主编的《雅言》《华国》《制言》中，发表时的署名，有章炳麟、章绛、太炎、菿汉阁主、台湾旅客、西狩、戴角、独角、末底等。”足见编集的难度和繁琐程度。编集《章太炎政论选集》“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71.6万字，984页，另序、编辑说明4页。
章太炎是清末民初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生于1868年，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的第四年。15岁时，中法战争爆发。25岁时，中日战争爆发。他年轻时，正处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时期，开始了不遗余力地鼓吹反清革命，为推倒清王朝立下丰功伟绩。鲁迅先生称赞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战斗的文章，乃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辛亥革命时，被誉为“辛亥三杰”——、黄兴、章太炎。他既是革命家，也是“学界泰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在此清学蜕分与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者，曰：余杭章炳麟。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大究心明清间掌故，排满之信念日烈。炳麟本一条理缜密之人，及其早岁所作政谈，专提倡单调的‘种族革命论’，使众易喻，故鼓吹之力綦大。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入。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应用正统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实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学解老庄，极有理致，所著《齐物论释》，虽间有牵合处，然确能为研究‘庄子哲学’者开一新国土。其《菿汉微言》，深造语极多。其余《国故论衡》、《检论》、《文录》诸篇，纯驳互见。”
父亲认为，要研究章太炎，就要“系统搜集章太炎各该时期的论著，加以分析研究，将有助于对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思想面貌的了解；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探讨，也将有所帮助”。还强调：“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应该探源比勘，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评价。《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编纂整理的，试图为研究章太炎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父亲明知“要编好象章太炎这样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年谱》，却又并不简单”。必须经历一系列复杂的工作程序，“首先，必须网罗遗文，广事搜辑，鉴定版本，反复推敲。其次，又要把每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厘订先后，考索同异。更重要的是要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来看章太炎是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和不断撰文的。基于他的论著，很多散见于各种报刊，大都有针对性，而结集时则经过磨勘。”父亲知难而上，“为此，我曾翻阅了四十年的报纸和一百多种期刊，也注意到各种手稿、抄件以至不同版本的搜集。”（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序》，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第2页）同时，还从章氏家属、弟子处求索章太炎手稿、未刊稿等。
编撰《章太炎年谱长编》，早于《章太炎政论选集》的编纂，“在1961年编校《章太炎政论选集》时，基本上写出了本书的草稿。此后，陆续修改了三次。1977年又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作了较大的修改。”（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序》，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第2页）
该长编选用资料，凡文稿、函电、演说辞等未曾发表而较重要的全录或多录；刊于早期报刊，目前鲜见的多录或酌录；辑入《章氏丛书》的酌录或仅存目录。
全书主要按照不同历史阶段，结合章太炎的学术与思想历程，分五卷编次：1868-1894年为第一卷，1895-1905年为第二卷，1906-1911年为第三卷，1912-1918年为第四卷，1919-1936年为第五卷。每卷前附按语，说明这一阶段的国内外动态和章氏的活动，基本上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适当照顾有关事件，并侧重记述章太炎政治、学术情况。
《章太炎全集》最初的八卷本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其中第一卷由沈延国和父亲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2月出版。《章太炎全集》的策划和启动则始于1979年。
父亲在《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中介绍：“（王仲荦先生）泛滥群籍，尤精乙部，除留下《魏晋南北朝史》等大量著作外，对章太炎遗著的整理、出版也关怀备至。《章太炎全集》就是在仲荦先生的精心擘划、辛苦经营下得以问世的。”文章回顾了1979年3-4月间共同参加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并访问讲学于重庆、武汉等地的经历：
1979年3月22日至4月4日，中国历史学规划会在成都举行，仲荦先生和我都参加了，同住锦江宾馆。饭余会后，我经常和仲荦先生商量《章太炎全集》的编纂、出版事宜。他还介绍马宗霍先生（章太炎入室弟子）的公子马雍同志和我相识，请他提供资料。又和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同志研究过标校问题。
会议结束后，经重庆，越三峡，在武汉停留4天，乘“东方红”12号轮北旋，我们一直在一起。16日晚，轮靠南京，仲荦夫妇先下，我于次晨抵沪。
旅途多暇，我们纵谈古今，更多的是太炎先生轶事和《全集》编纂，包括家属联系、资料征集、人员分工、标校体例等等。临别，仲荦先生提出，由他联系家属和章门弟子，叫我就近在上海和出版部门联系，从而对《全集》整理提出一个可行的框架。（汤志钧：《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256页）
成都会议过后半年多，11月3日王仲荦专程来上海参加编纂会议，父亲陪同他与陆志仁、蔡尚思、谭其骧、朱东润、吴泽、顾廷龙、魏建猷、潘景郑、朱维铮、姜义华等专家学者晤谈，共议编纂事宜。8日，两人与太炎先生之孙章念驰、出版社叶亚廉、王有为等赴苏州拜见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长子章导设蟹宴招待来客：
太炎夫人汤国梨先生已97高龄，这天特别高兴，看到仲荦先生鬓髪皆白，戏语我曰：“还得他大（指仲荦先生），还是我大？”（汤志钧：《王仲荦和〈章太炎全集〉》，《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59页）
在苏州还与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等章门弟子晤面。回沪后继续座谈和讨论，其中有远道而来的山东大学殷孟伦、南京师院徐复、杭州大学蒋礼鸿三位教授。
这一时期王仲荦致父亲信函，多达数十通，几乎皆与编纂《全集》有关。
《章太炎传》
四、《康有为政论集》到《康有为与戊戌变法》
《康有为政论集》（上、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出版，86.7万字，1147页，附录《康有为生平活动简表》，另前言、编辑说明9页。1998年6月中华书局第二次印刷。
《康有为政论集》“选录了康有为的重要政论、奏稿、函电、序跋、诗歌和部分专著，为研究康有为思想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父亲回顾潜研戊戌变法及康有为的经历，说：“解放前，我就注意搜集康有为的著作，并将不同版本试作校勘。此后，从事戊戌变法史的研究，对康有为的文篇，系年考核，积累资料。”
但是，搜集、编纂政论集并非易事：“由于康有为生前没有编定‘全集’，政论散见书刊单本又乏流传，一些函电手稿迄未公开，前的代拟折稿也待考核补充，这就得爬梳佚文，雠校异同。尽管康有为在复辟失败后，编有《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收有《政见书》、《法兰西革命记》、《共和政体论》、《救亡论》、《废省议》、《中国以何方救危论》、《中华宪法草案发凡》、《中国不能逃南北美洲之形势》，不但中有刊削，数亦寥寥，且不收戊戌变法之前之作，不能窥见全貌。至于坊间结集，则有《康梁文钞》，1914年上海共和书局石印本：内有《康南海文抄》十二卷；《康南海书牍》，1921年上海图书局石印本，也只是掇拾戊戌前的部分奏稿、专著序跋和《不忍》所载，且校印多讹，很少可取。”（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前言》，（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2月出版，第6页）
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建，父亲重返历史所徐家汇原址，又有机会去一墙之隔的藏书楼查阅资料了：
余遂得闲赴藏书楼勤读报刊。《申报》虽已阅过，仍有遗漏，因再检查，并补阅《时事新报》、《民立报》、《新闻报》、《中华新报》等。每周为藏书楼工作人员讲授近代报刊一次。
阅报注意康、章资料。《章太炎年谱长编》又修补一过，于6月前分三次寄交中华书局。并遵该局之邀，编《康有为政论集》。康氏资料，早有搜求，惟今用简字，只得重予抄录，幸小儿仁济能代抄写，至岁尾，仅编至第二卷。（汤志钧：《自定年谱》，1978年（戊午）五十五岁）
除了查寻报刊、书稿外，发掘未公开的史料也是当务之急。
早在1960年代初，康有为孙女康保庄、康保娥就将康有为遗稿、手札、书报等捐赠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共五本四册，后转交上海博物馆保存，幸“”中未遭破坏。这座“富矿”深藏不露，后遂无人问津。直到十八年后的1979年，在文化局负责人方行同志的支持下，到上海博物馆寻阅。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逐包清查，稍一翻阅，灰尘扑面，而中多宝藏。清查多日，发现有《教学通义》、《显微》的未刊稿；《政见书》、《大同书》、《论语注》、《孟子微》、《金主币救国论》、《外国矿物考》等手稿；《戊戌奏稿》旧抄稿以及电稿、函札、账册、章程、电码等；还有不少康门弟子、保皇会员和亲友的来往函札。”（汤志钧：《方行与〈谭嗣同全集〉及其他》，《汤志钧史学论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第281页） “感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少手稿、抄稿和函札，《大同书》手稿就是其中之一。”（汤志钧：《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大同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63页）
被发现的《大同书》手稿，共有五本四册（其中第四、第五本合订一册），分别为：“今本”戊部《去形界保独立》、“今本”己部《去家界为天民》、“今本”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今本”庚部《去产界公生业》。手稿保存了“今本”《大同书》乙、戊、庚的全部和己、辛的大半，这些正是《大同书》的核心部分，价值很高，父亲认为“手稿虽非全帙，但可用以考核《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和康有为写作此书的思想实质”。
文章以手稿中大量发生在1884年以后的事例、欧美游历及印度史事等，证明《大同书》撰于1901-1902年间；此外，着重考察分析稿本的装帧、笔迹、纸色等，加以论证。
手稿的发现和应用，在编纂《康有为政论集》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手稿是作者在某一时期写作习惯及写作方式的真实记录，最能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历程。康氏家属捐赠的文稿、图书中，还有《政见书》、《论语注》、《孟子微》等手稿，《政见书》即《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撰于1902年，《新民丛报》曾予摘录，注明“壬寅六月”，后与《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合辑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
《政见书》稿本用毛笔字书写在四开元素纸上，开本大小、纸张色泽、字体笔迹等与《大同书》手稿完全一致。封面是1917年补配的，上题：“此书作于居印度时，为壬寅年作，光绪二十八年也，于今十六年矣。”
《康有为政论集》中《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是据《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录出，并用手稿比对勘校，除误植处据手稿迳改外，文字增损，加注详细说明。其中“以冀皇上之复辟，而民权自由为必可得耶”下，手稿原有1600字，但《政见书》未刊，内容很重要，在《康有为政论集》该文的注释中，将全文补录（详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93-494页）。
另若《戊戌奏稿》、未刊函札亦多，其尤要者，如1888年《与徐荫轩尚书书》，虽为抄稿，末后有康氏亲笔注：“此书于戊子年□月□日投，越日原书发回，以狂生见斥也”，可考上书始末。他若《致濮兰德书》、《复辟登基论》、《致张作霖书》等亦均重要。又据《康南海自编年谱》，曾为屠仁守拟稿，《屠光禄奏疏》亦有折文，今存抄稿，知康氏确为屠仁守拟折也。（按：以上函札及其他尤要者，辑入拙编《康有为政论集》。）（汤志钧：《自定年谱》，1979年（己未）五十六岁）
父亲是“发掘利用”康有为遗稿、手札的第一人，并披露此项收获，撰文《〈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载《文物》1980年第7期），分享学界。文章指出“更重要的是，手稿保存有‘今本’《大同书》中乙、戊、庚的全部和己、辛的大半，这些正是《大同书》的核心部分。它所没有的，只是甲、丙、丁、壬、癸各部，除丙部《去级界平民族》较重要外，甲部《入世界观众苦》、癸部《去苦界至极乐》，实为总论和结论，丁部《去种界同人类》、壬部《去类界爱众生》，则在全书中地位不高”。
编纂《康有为政论集》同时，“并向上海博物馆建议：一、《大同书》手稿应影行；（按：后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影行出版。）二、未刊函稿中，颇多保皇会资料，今学术界当鲜探求，可出《康有为与保皇会》；又未刊函稿中，以戊戌前后为尤贵，可出《戊戌变法前后》。（按：以上两书，此后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余审稿，并代拟《编辑说明》）。”（汤志钧：《自定年谱》，1979年（己未）五十六岁）1984年8月9日，父亲利用赴常州参加赵翼逝世一百七十周年讨论会之际，“晤高纪言，知江苏新成立江苏古籍出版社，由高主持，询古籍出版，告以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同书》可影行出版。”（汤志钧：《自定年谱》，1984年（甲子）六十一岁）
2014年1月14日，父亲接受戴海斌、沈洁的采访，（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谈及编集资料集的作用和意义时说：
戴海斌：现在的许多报刊史研究，基本上都要从您这里出发。实际上资料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汤志钧：所以中国历史研究古代和近代啊，有个不同。古代呢，都是依靠一般的文集，近代要注意报刊。有些报刊的东西，和自己后来出文集不一样，章太炎就是这样。为什么？比如说当时看到什么事情，马上有感动，写一篇文章，当收入文集的时候，再看就会觉得很多地方不妥、不够了，会改动。
戴海斌：所以许多研究，仅仅依靠文集，有时候是有问题。
汤志钧：有问题。章太炎活着的时候，自己编过一本文集，去世以后，学生又出了一本补编，但是都不够。他自己也讲过，有些东西都是趋时之作，根据时代需要写的东西，不能够算作文章的，“吃了亏了”。所以鲁迅先生也觉得“吃了亏了”。其实这些文章，都是非常具有战斗性的文章。
戴海斌：收文集的时候，把很多政治性的东西都拿掉了。
汤志钧：是的。所以我编的《康有为政论集》，印得很多，大家都欢迎。里面有许多文章，是以前没有发表的。后来他编了两个杂志，杂志里面的文章没有什么意思。辛亥革命以前的东西，有意思却不少，我把它们编在一起。上海的出版社找我编《章太炎全集》，我是有些担忧的，工作量太大，也很难，没有答应他。
父亲十分重视研究中国古代和近代史的区别，古代依靠的是一般的文集，近代则必须关注报刊。有些报刊的东西，和后来出文集不一样，报刊中富于当时的情感，收入文集的时候，时代、思想有变动，文章也会改动。“盖余以为古代思想家，因文献不足，考查每篇诗文之年月较难；近代则每于报刊先行发布，时日可稽，晚清民初报刊必需细读细检，始明原始。”（汤志钧：《自定年谱》，1973年（癸丑）五十岁）
1984年10月，《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由中华书局出版，25.3万字，346页，另前言3页，后记1页。收论文23篇、述评1篇。
该书是1972年，父亲患高血压症在家休息两月时，抱病工作，将“”中所拟戊戌论文、札记，分为“新探”、“旧札”分别汇编。“当时不想出版，也不能出版，以致‘旧札’可以推演为‘新探’的，既悉仍其‘旧’；续有所得，也还是写成札记。这样，‘札记’越积越多，而‘新探’却不敢问津。1976年，‘’粉碎，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也贾起馀勇，整理‘芜稿’，陆续刊发。本书就是从这些论文中选录出来的；也有一些是1957年至1965年间在杂志上登载过的。至于过去辑入《戊戌变法史论丛》的，则概未收入。”（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前言》，中华书局1984年10月出版，第1-2页）
该书是父亲研究康有为和戊戌变法部分论文的结集，共23篇，约分成五类：
一是关于康有为生平和思想的论述；二是关于康有为大同思想和《大同书》的估价；三是对上海强学会、《时务报》、湖南南学会的探索；四是对戊戌变法研究中一些争论问题，如历史意义和作用、运动的性质、光绪皇帝的评价、唐才常和自立军等，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五是关于史料搜辑、校勘、考订方面的文章。
这些论文中，对康有为学习西方，又借用儒家今文经学；受到廖平启示，又和传统的今文经学不同；《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对上海强学会、《时务报》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特别是对《大同书》，厘订出该书为1901至1902年间所撰，并就手稿的发现，以手稿中大量发生在1884年以后的事例、欧美游历及印度史事等，进一步阐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此外，还着重考察分析稿本的装帧、笔迹、纸色等，加以论证。评价证明《大同书》，除通过本身内容的分析外，还必须结合撰述者的政治实践展开等。这些论断，在学术界深具影响。
2012年，编者请父亲为《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题词曰：
此为余1982年前所撰文，印数达万五千份，今早绝版。
汤志钧 2012年2月
1997年12月，父亲著《康有为传》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98年10月再版。2021年6月，《康有为传》（中文简体字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档案、手稿，综述康有为由治学到从政、由亡命到归国、由言论到隐居的一生，并具体分析其思想而予以适当的评价。
《康有为传》
五、《戊戌变法人物传稿》
1982年6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57.1万字，924页，另再版题记、前言8页。
父亲在“增订题记”中写道：“《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自1961年4月出版至今，已经二十年了。这次重新排印，是作了很大的补充、修订和改写的。1963年，中华书局准备重印此书，并建议：‘可否改为语体文？每个人物的活动，不要限于戊戌，可综合一生分析研究。’这个意见很好，我也想这样做。由于工作忙，只写出一篇《康有为》。继又考虑，如果用语体文，照《康有为传》那样写法，好像不是人物传，而是‘人物论’了，有些不；本书引用资料，又都是文言，从保存资料、检寻方便出发，似乎这种文体，也有特点。从而于1970年到1972年间，重循旧辙，改写一过。此后，又续有增删。”
父亲潜心撰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始于1948年，到1955年基本完成了初稿。”（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前言》，中华书局1961年4月出版，第7页）1958年“修改完成《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分上、下两卷，用文言文书写。”（汤志钧：《自定年谱》，1958年（戊戌）三十五岁）全书于1961年4月出版，分上、下册，29.9万字。
2014年1月14日，父亲接受戴海斌、沈洁的采访时，（戴海斌、沈洁采访整理：《汤志钧先生访谈录》，《史林》2014年增刊）饶有兴致地谈到1958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寄交中华书局时的难忘一幕：
戴海斌：您跟中华书局的合作是不是很早？
沈洁：就是您跟它的结缘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有长期的合作。
汤志钧：最初倒不是因为赵守俨先生。我最初认识（中华书局的人），是一位姓张的（编辑），张静庐！对，你们都知道的。我当时写了一部稿子，叫做《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是用文言文写的，寄给中华书局。一寄过去，就被张静庐看中了，他给我出的。
沈洁：您有经学的底子在，所以读起来不难。
汤志钧：是。我有些书是用文言文写的，像《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写文言舒服啊。
戴海斌：像这种书实在是很少有人能够写出来。在六十年代能出版，也是绝无仅有了。
汤志钧：（笑）所以我很感激张静庐。
《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初版后，引起海内外学者、读者的广泛关注，台湾文海出版社于1974年翻印。《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出版后，台湾汉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翻印（精装本）；还收入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刊》本“名人类”第13种，1986年出版；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18种。
增订本和出版本有几点不同之处，主要有：
一、出版人物只写到戊戌为止，增订本仍以戊戌为重点，戊戌以后的酌叙仕履。同时，照顾人物之间字数的平衡，如《梁启超传》的字数不超过《康有为传》；《翁同龢传》的字数不超过《光绪皇帝》。
二、增订本把作者对各该人物的看法或时日事迹之涉及考证者，将结论写入正文，而把说明、考证移入附注。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序次人物生平，评价则入传论。
三、增订本视初版颇有增损，增加了《章炳麟传》、《宋恕传》。又因全书是纪传体，为了反映全貌和便于读者检索，末后新附《戊戌大事年表》。同时，戊戌后各人生平已在正传酌叙，附录十五《本书人物碑传要目索引》也就删去。有了《戊戌大事年表》，初版《公元中历对照表》理应删汰。
四、增订本对原收人物，都有大小不同的修改，有的几乎重写。附录中《北京强学会人物》、《上海强学会人物》也是重新写出的。还要指出的是，初版出书后，陆续发现了不少新材料，很多是稿本、抄本、函札、日记，以及当时的日报、期刊，增订本引用了这些材料，有的地方还据此作了考订。例如《康有为传》、《上海强学会人物》，就是参照康氏家属旧藏的函稿以至《申报》、《强学报》重写的；又如梁启超、谭嗣同的初晤日期，也根据《汪穰卿先生师友手札》重予厘订；刘光第、欧榘甲、徐勤、麦孟华、张元济、江标、唐才常、黄遵宪、熊希龄、张謇、梁鼎芬等人的传记，也借助未刊稿予以充实；即康有为、宋伯鲁、徐致靖等的奏稿，也有《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未曾收录的。（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题记》（增订本），中华书局1982年6月出版，第1-2页）
从初版到增订本，经历了二十年的漫长岁月，父亲“越廿馀年晨昏，积百万言蕪稿”，又是“南北访求，耆老征询，尚具心力”。特别是经过十年期间的艰苦、刻苦努力，才有此增订本问世。1980年为缮写书稿，整整花了十个月时间：“2月起步，11月始成，共1014页，正楷繁体直行缮写，惜未将手稿收回，盖余所撰各书，以此书缮正最具功力也。”“视初稿已‘改弦更张’矣。全书仍繁体直排，自问此书可以传世。”（汤志钧：《自定年谱》，1980年（庚申）五十七岁）
张荣华教授《评〈晚清戊戌史事新探〉——“引狼入室”还是古典新绎？》一文中，称：“戊戌史事研究著作无虑百数，第一佳作当推汤志钧先生《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下册，至今不失其研究基石的作用。”（《澎湃新闻》2020年4月11日）
上海图书馆原古籍部主任陈秉仁说：“汤志钧先生写《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时，最有说服力的史料就是汪康年的书信，纠正了历史上的很多说法。”（黄春宇、于颖：《顾廷龙：为图书的一生》，《文汇报·文汇学人》2014年11月7日）
六、《戊戌变法史》
1984年11月，《戊戌变法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42.7万字，545页。
早在五十年代，父亲的《戊戌变法史论》和《戊戌变法史论丛》就出版了，中华书局又于1960年8月出版《戊戌变法简史》、1961年4月出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又有《戊戌变法新探》、《戊戌变法旧札》的积累，至1981年，“主要精力用于撰写《戊戌变法史》”。期间“赴武昌讲学兼旬，一人独居，环境宁静，未明即起，深夜始休，竟得六七万言。返后继续执笔，至9月28日，全书告成，亦四十馀万字”。
《戊戌变法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由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主要维新人物及相关者进行分析研究。全书右八章构成，分别为：一、甲午战后的中国；二、康有为早期的变法活动；三、组织学会，发行报刊；四、湖南的维新运动；五、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六、百日维新；七、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及其历史意义；八、革命代替了改良。“自感能全面论述戊戌史，延至二十世纪初，实以此书为首创；能就手稿、档卷、报刊、函札汇合细考者，亦以余为首创。所可惜者，‘’前与海内外鲜交流，国内档卷亦待探发，如《杰士上书汇录》等尚未发现，康氏戊戌年奏稿，尚待探究耳。”（汤志钧：《自定年谱》，1985年（乙丑）六十二岁）
判断一部著作有无影响力，体现在学界的反映和读者的认可上。
1985年5月31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和人民出版社中国史编辑室联合召开座谈会，邀约在京的部分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座谈汤志钧新著《戊戌变法史》，充分肯定《戊戌变法史》的学术成就，并就如何深入开展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发表意见。参加座谈会的有李文海、林言椒、刘振岚、王晓秋、孔祥吉、房德邻、吴廷嘉、王好立、王凡、播振平、乔还田等，苏沛同志提供了书面发言。大家认为它是一部好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对于从事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很有用处，同时也指出它还存在着的某些缺点和不足。
1985年10月，《戊戌变法史》在上海市第一届（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优秀著作奖”。
七、《梁启超全集》
父亲用力最深，耗费心血最多之作当属《梁启超全集》。该书自1982年8月接受主编重任后，至2018年3月全集二十卷出版，耗时36年。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重新整理、编辑《梁启超集》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华书局为此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中华书局古籍出版中心兼文学编辑室俞国林主任在《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一文中说：“中华书局为一人之书之出版，前后跨度最久者，当推《饮冰室合集》与《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二书。”（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见《饮冰室合集·附录》，中华书局2015年1月版）
1962年8月1日，由吴晗出面邀集梁思成等八位同志座谈讨论，决定成立“《梁启超集》编辑小组”，并议定若干基本原则和办法。
1963年“四清运动”逐步升温，知识分子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正常的研究工作全面停止，直至1981年后《梁集》整理编集工作才重新启动。
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把《梁启超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集》事宜进行座谈，并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人力整理，由父亲任主编。父亲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开始搜集资料、标点校勘。
《梁启超全集》的编纂到出版，成书维艰。
父亲接受任务时，年近六旬，以“梁氏撰著既富，报刊发表后，又有增改，恐无此精力”为由谢绝，但李侃先生一再相邀，父亲“限于情面，只得允之”。接着组织人力，拟出凡例。以时间为叙，系年编集。嘱参加诸人：一、将梁氏撰文各种版本编目；二、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梁氏撰文先行搜集，并将此外刊物所载先行辑目；三、以上海为基础，俟稍有准备，至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暨梁氏家属处搜求散札佚篇。
父亲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各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台港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如1983、1992年应邀赴日本讲学期间，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冈山木堂纪念馆、守屋图书馆等发现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又获得日本友人赠送的史料。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协同整理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有为、梁启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至1993年，缮成者约三分之一。
“1991年6月10日，李侃退休，领导换届。当时由于书业行情不佳，中华业务开始压缩，首当其冲者近代史项目全部压缩。如此情况下，《梁启超集》自然下马。”（俞国林：《梁任公著作在中华书局出版始末》，见《饮冰室合集·附录》，第56页）由于书业行情不佳等原因，出版工作被迫终止。
2003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梁启超全集》，纳入天津市重大文化工程，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人士征集梁启超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等。天津出版社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编纂人员不足，巨大工程已成“父子合编”，又无资金支持，再次陷入困境，但编纂工作仍坚持不懈。
2007年8月，《清史》编辑部王汝丰教授等来访，重嘱继续，父亲以年高辞。岁尾，王教授再致长函，因“情深意笃”，“实难相拒”。次年1月14日，戴逸先生致函：“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八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寖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3月14日，王汝丰教授、孟超副社长偕总编周蔚华来访，父亲“欲罢不成”。由于天津古籍出版社未能推进，将《全集》列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重点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2014年《梁启超全集》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了可靠的经费保障，迎来了成功的曙光。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跋涉，2018年3月，20卷本《梁启超全集》，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梁启超全集》
八、誉满中外
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上海史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协办的“汤志钧《史学论文集》出版暨学术思想座谈会”，于2013年6月18日召开，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黄仁伟研究员作题为“学习与实践”的发言：
汤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年少时对常州今文经学感兴趣，早在1953年，就在当时唯一的历史学专刊《历史教学》上发表《清代常州今文经学和戊戌变法》。1959年8月首次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由经入史、由古而今，撰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大家熟知的著作有：《近代经学与政治》、《经学史论集》、《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康有为传》、《章太炎传》、《梁启超其人其书》、《改良与革命的中国情怀》、《乘桴新获》、《戊戌时期的学会和报刊》、《庄存与年谱》以及日文版《近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与日本》等。编有《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集》、《陶成章集》、《戴震集》等。主编有《近代上海大事记》、《西汉经学与政治》等。
除了专著、编著外，发表的学术论文质量高，数量也大。据统计，至今为止在重点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历史研究》8篇、《近代史研究》15篇、《学术月刊》14篇、《文汇报》7篇、《光明日报》9篇等等。
座谈会上，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熊月之、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戴鞍钢教授、上海市侨办副主任蔡建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承载、周武研究员、马军研究员、罗义俊研究员、刘修明研究员、张铨研究员、程念祺副研究员、施扣柱副研究员、社科院图书馆原馆长吴刚等，先后从不同角度，回顾了与汤先生的交往，高度评价了汤先生在相关史学领域取得的开创性成就和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和仁厚宽容的人格风采：
“在前辈学者中，汤先生是国内公认的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重镇之一，一个是陈旭麓先生，另一个就是汤先生。陈先生已经去世，因此汤先生可以说是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唯一健在的前辈重镇。”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周武研究员如此评价汤志钧的学术地位。
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介绍说，汤志钧的治学特点是“自辟专题，从头做起；博闻强记，贯通古今”，在他记忆中，汤志钧对“二十四史和经学之熟悉，令人惊叹，能大段大段背诵经书，极为罕见”。
多年前，台湾东海大学聘汤志钧为该校客座教授，为中国文化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授课，当时台湾《联合时报》以“大陆儒者应邀东大讲授中国经学及戊戌变法，汤志钧满脑经典，讲课不必看稿”为标题撰文报道。周武说，现执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中国史学者艾尔曼教授就曾跟他说，汤志钧是最让他敬重和佩服的中国学者之一。
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章清教授描述了一个细节：他们在1980年代读大学时才接触到海外的中国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在“”结束后重新开始引入西方研究中国史的成果，包括《剑桥晚清史》、日本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著作等，他们注意到那时候外国学者很少征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但《剑桥晚清史》里都会提到汤志钧的戊戌变法研究。“汤先生是当之无愧的自1950年代就开始戊戌、辛亥史研究的领路人。”章清说。
而上海市政府侨办副主任蔡建国则回忆：“改革开放之初，大批国外历史学家相继来沪交流，当时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是上海接待国际历史学者的重镇，其中大部分学者是慕汤先生之名而来。1980年代中期，历史所几乎每天都有来访的国际学者，各种学术活动层出不穷，奠定了历史所国际学术交流的基础。”
汤志钧作为历史所创所元老之一，除了关注晚清政治思想史和政治人物之外，他对于上海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角色也异常关注，是上海史学科的重要奠基人。
“”前汤志钧主持编纂或参与编纂的四部史料集《战争时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以及后来主编的《近代上海大事记》，为上海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奠定了重要基础，至今仍被广泛征引。（田波澜：《他是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东方早报》2013年6月20日）
2018年8月，上海社会科学院迎来成立60周年院庆，党委书记于信汇在总结上海社科院成立60周年取得的重要成果时写道：（节录）
上海社会科学院（简称上海社科院）成立于1958年，由1956年组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以及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律系合并而成，至今已经60周年。
60年来，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为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地方社科院，作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智囊团，无论是在基础学科领域还是在应用研究领域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上海社科院从建院之初就汇聚了一大批理论扎实、学养深厚的学者，其中：有投身革命文武兼备的高级将领，有在学术领域钻研多年的专家教授，也有从海外学成归来的知名学者，如李培南、雷经天、沈志远、李亚农、黄逸峰、姚耐、冯契、孙怀仁、雍文远、邹依仁、王维中、周伯棣、汤志钧、褚葆一、张仲礼等。在他们的努力下，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陆续推出，《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南洋烟草公司史料汇编》《解放前后上海物价资料汇编》《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棚户区的变迁》《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等学术成果成为经典。
2019年5月6日，马军研究员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五四”百年纪念活动上发言说：
96岁高龄的汤志钧先生今天本来也是要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但两个星期前却不幸骨折，因而只能派遣其子汤仁泽先生代劳。去年，汤氏父子历尽30年的努力，推出了20卷、总计1400万字的《梁启超全集》，可谓有大功于历史所，有大功于学界焉！
父亲在近代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台湾学界的关注和赞誉。由台湾学者王尔敏、郑宗义合撰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一文，对父亲的近代经学史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汤氏在这方面“用功颇勤”，“有一定成就”。并进一步叙述了他的相关研究论文如《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近代经学的发展与消亡》、《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等，评论这些文章虽然存在“维系封建专制主义”、“儒家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等字句，但他的研究“较一般大陆史家还是来得高明而有见地”。
汤志钧以研究戊戌变法著名，写有《戊戌变法史》、《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等书。其中涉及思想史的部分不多，主要是探讨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大同三世思想。（汤志钧：《康有为与戊戌变法》，北京，中华，1984年10月初版）然汤氏研究清代今文经学上用功颇勤，有一定成就。他的并进一步叙述了他的《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指出乾嘉盛世背后隐伏的社会危机与公羊学的自足价值，是促使清中叶今文学兴起的原因。（汤志钧：《清代经今文学的复兴》，《中国史研究》，1980，第2期，145-156页）《近代经学的发展与消亡》一文详细叙述由龚自珍到康有为间，公羊学家援经议政，倡变古更法的情况。（汤志钧：《近代经学的发展与消亡》，《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46-58页）《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一文，则从魏源著《诗古微》、《书古微》入手，展示魏源变易思想中的三统说、历史循环论等。（汤志钧：《魏源的“变易”思想和〈诗〉、〈书〉古微》，《探索》，1984年，第4期，80-89页）我们承认，在上述文章里，仍不难找到“维系封建专制主义”、“儒家精神枷锁是何等严酷”的句子，但撇开了这些糟粕，汤志钧的研究较一般大陆史家还是来得高明而有见地。
父亲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远播海外，也赢得国外学者的钦佩。
日本山根幸夫教授说：“他自1955年在群联出版社出版了《戊戌变法史论》以来，又先后出版《戊戌变法史论丛》、《戊戌变法简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近代经学与政治》等著作，还编有《章太炎年谱长编》、《康有为政论集》、《章太炎政论选集》、《陶成章集》等，堪称当前中国在戊戌变法研究方面的首屈一指的学者。”（〔日〕山根幸夫著、承载译：《〈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评介》，《史林》1994年第二期）
野村浩一教授评价“汤志钧先生的研究，又具有哪些特色”时说：“首先是其学风和研究方法。将此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具体问题上，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际状况’进行分析。这意味着著者已基本上摆脱了单纯的阶级分析和对历史的随意解释。必须加以强调的是，正是这种方法，深入地体现于文章的每一细小部分，贯穿着每一具体事实。我以为，文章的所有方面都充满了实证性，这个评价，也许并非夸大之辞。”“其次著者运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原稿、信札为基本素材，结合其它资料进行立论的研究方法，对日本学者来说，启发也很大。如《〈大同书〉手稿及其成稿年代》一文，就是典型的例子。考察一般的公开发表的资料，应该以自己对近代史的缜密的认识来确定其价值、意义，这才是理想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学者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能力。”（〔日〕野村浩一著；承载译：《一部贯穿实事求是原则的力作——介绍汤志钧的〈近代中国的革命思想和日本〉》，《史林》1990年第四期）
小林武教授说：“对于汤志钧先生，日本学者已经从他的《戊戌变法史论丛》（1957年）、《戊戌变法人物传稿》（1961年出版，1982年增订）等颇具分量的著作中有所了解了。近年来，汤志钧先生除撰写论文以外，又编著了《章太炎政论选集》（1961年编校，1977年出版）、《章太炎年谱长编》（1979年）、《康有为政论集》（1981年）等。他以实证性的研究态度和建立在扎实功底上的进步，令我们日本学者瞠目。如《章太炎年谱长编》，收录了经详细考证的章氏手稿、抄件、电报、演说辞等从未发表过的资料，从而突出了此书的史实性，使我们得以从这部力作中了解章氏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发展的轨迹。”（〔日〕小林武著；承载译：《日中学术交流的有益尝试——介绍汤志钧、近藤邦康合著的〈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史林》1990年第四期）
河田悌一教授在《出色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一文中认为：“不管怎么说，年谱中的出类拔萃之作，还是要算汤志钧编纂而成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上下两册……汤志钧的这个《年谱》，已经突破了章炳麟个人的单纯领域，为我们描绘出了伴随着章炳麟一生的历程一起变化发展的那个时代的风貌。……这个《年谱》确实是通过具体史料不断引起读者兴趣的著作。最令我感兴趣的，是下册第五卷中叙述的章炳麟晚年的活动。”
“过去被称为年谱的名著的，有丁文江编纂的《梁启超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和被人称作‘财神’的《粱士诒年谱》——《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可以说是和他们一样的传世之作。”
“今天的中国，在人物评价方法上，是很重视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抑或是的这样一种分类方法的。应用在章炳麟的身上，就重视考察他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地主阶级的抑或农民阶级的’代表。用这种方法描绘出来的历史人物，往往容易成为呆板的、缺乏魅力的形象。汤志钧大概正是为了克服这种缺陷，从而使用年谱形式介绍章太炎吧！”（〔日〕河田悌一：《对章炳麟、孙文、康有为及其思想的研究——出色的〈章太炎年谱长编〉》，日本《东亚》杂志1982年11号，赵军译，译文见《国外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83年第1号）
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说道（钟源采访、整理：《汤志钧：我的学术生涯》，《澎湃新闻》2019年6月10日）：
“”时候白天就是劳动或者批斗，也没有地方用脑筋。劳动休息时我就打瞌睡，把精力都留在晚上，读书、写作到天亮，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了很多零零碎碎的札记，“”后再拼凑整理出来，《章太炎年谱长编》就是那时候写的。札记要藏起来不给找到，被人看到了还要受批判。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懂，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只能嘴上说说我顽固不化，专搞封资修，走“白专”道路之类的话。
以上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父亲在“”时期写作完成或打下基础的。
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笔者曾经听说过，也亲眼目睹过批斗时的凶暴场面。父亲挨批斗，是因为“学术权威”写了许多“大毒草”，但难以置信的是，父亲白天遭批判，晚上又去整理和撰述那些“封、资、修的东西”，那些被“”年代“唾弃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后来逐渐明白了，父亲是为了实现自身更大、更久远的人生价值，而挨批、挨斗、遭体罚等迫害，都是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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