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越地，山多田少，以稻米为主粮。所以村人眼里，种好水稻，乃是头等农事。在生产队里时，做秧田、撒谷种等属于特殊农活，主要由老农担当；耕田，无论是以往的牛耕，还是后来由拖拉机耕，也都是专人负责。唯有插秧，不仅是全体社员齐上，而且也是一众年轻人较量本事的地方。
插秧时，需先布“田线”。这田线两头用尺半长、一头尖之短棍，中间缠上几十米长的棕绳，后来则用尼龙做的田线，绕成棒槌形。在田塍一头插一棍，展线至对面，再插另一棍，可布成一线。通常每隔一米一左右，布另一线。生产队时，通常是七八人为一组，故布七八根线。不规整的田亩，则取弯为直，留余角另补。布线完毕，就开始抛掷秧把，按一定距离抛掷，要求恰好够种，所以也很考较眼力。抛完秧把，众人才开始落田插秧。
插秧时，人站两线之间，每行六株，左右各两株，两脚之间两株。首株靠左手之线，末株离右手之线空一株之距离。边插边退，直至田尾。先是汪汪浑浊水田，转眼六行成线，绿苗油油，令人喜悦。
插秧，须用三个手指撮住苗之根部，在细泥水田里轻轻一沾，入泥后再略一轻移，使苗耸直。种下时即如成活一般，方是上佳。
脚步后退，尤须保持直线，否则苗便会插在脚印内，无法沾泥；或无奈而沾于旁边之泥，则纵眼望去，植株便曲曲弯弯，不成一线。插者自觉羞愧。
脚后退，不是拔脚往后走，而是腿稍提，往后拖行一步，成一浅行，名曰“拖脚行”。
插秧插得不合格的情况有不少。此举两种。
一种叫做“缅甸（绵田）师傅”。插秧时，如果苗插得不直，过于往前倾斜，把后株的梢头搭着前株的身上，虽然看起来每行都成直线，很是漂亮，但秧苗存活后，还必须长直，往往损失旧叶面重新生长，实伤禾苗。因为这一种插法过于绵软，乡人戏称为“缅甸师傅”。
第二种叫做“烟管头田”。执苗不当，插秧入泥时，手指未捏在根部，而捏在离秧根一寸处，揿下去时，秧杆入泥，秧根上翘，形如烟管弯曲之头，所以戏称“烟管头田”。这是初学插秧者最容易犯的错误。
插秧时，左手执秧苗，手指捻取数茎秧苗，右手拈下插入泥中，回指必会带出泥浆，再拈秧，遂使左手沾满泥水。如果人站得太直，腰下弯得不够，便会导致左手举得过高，待右手插入泥中时，每插一下，必晃动身子，更带扑通之声，甚至溅起一股泥水，以致满身满脸皆是泥浆，则嘲之为“舀汤勺”。
插秧最显风度与境界。在黑黝的烂泥田里，身穿洁白的长袖衬衣，紧扣袖口，扎下马步，弯定腰，上身不动，只以两脚顺退，左手低至近泥面，右手顺势以指拈之，入泥无声，出水不沾，犹如魔术高手之分发扑克牌，双手配合，迅疾无比。一垅到头，虽或汗水透衣，而白衣上未沾点泥，则是臻入高手之境。
年轻人以插秧快而好为时髦，彼此间也以此来区分高下。
旧时尝有财主无儿有女，设下彩头，通过比赛插秧，来选择佳婿。其家有一坵三里长田，因此安排一众求亲者，以先插完者胜出。
有二俊少年最为出色，齐头并进，难分高下。其中一人略先一行插完，喜不自胜，直腰而起，喊道：“我先到头！”
不意三里长田，一气插完，中途未曾直腰，虽是熊背虎腰，亦不堪承受，身骤直而腰遂折矣。
另一人则先得老父告知秘诀，顺势在田头一滚，然后再起身，腰椎安然无恙，不仅抱得佳人而归，并尽得其家产，故令人钦羡不已。
生产队时，一帮年轻人下田，必有一番争竞。每当此时，年长者识趣地退居外线，年轻人则一字儿摆开，当仁不让。
依规则，左边在前，右边随之。如果同时前行，自无问题。若是右边快而左边慢，则外边已插满绿色禾苗，而唯此一线犹是白水耀眼，像被右边之人关在了弄堂里，故嘲之为“乘弄堂风”，且谑呼：“好风凉呵！”
因此，当右手之人即将超过，而左边之人无力相争，就只好笑一笑，乖乖让位，换到右边。也有人比不过，又不愿失面子，犹自解嘲地说：“我拨伊（给他）起了个头，伊来接落开（接下去）！”
我初学插秧，不知“绵田”为非，种糯稻时苗纤长，直立不易，种时又要求密植，所以把后株的梢头斜搭在前株之上，落苗成线，每行笔直，如搭凉棚，犹自沾沾自喜。起身一看，我所种的秧苗，似乎比邻线矮了一头。后闻老农之言，方知其非。
1978年我考上大学，之后有两年暑假的“双抢”时节，都去帮杨村人插秧。其中一年是包干，每插一亩，予酬五元。我去的是与我同年考上大学的郭君所在的生产队。我们“二人组”凌晨四点出门，晚上近八点才归家，“披星戴月”，庶几近之。晚饭一毕，沾床即鼾声如雷。那时两人合计，每日可插二亩。连插旬日，得资费若干，因而不再麻烦母亲给我下学期的零用钱。
郭君今执教北大历史系，以明清史名家。回首往事，恍如隔世。
【回音壁】
黄仕忠：郭君太太读过此篇，对我说：“还有‘郭君’，我也认识。现在已经四体不勤了。”
刘勇强（北京大学）：不问收获知几许，一代学人曾插秧。
我上中学时，时兴搞“开门办学”和“学农”，在乡下参加“双抢”，插过秧。高中毕业后，又下放到农场工作过一个夏天，也插过秧。
南昌平原的水田十分平整宽广，插了半天，抬头一看，只不过插了一小角而已，有点气馁。而且，水田里蚂蟥极多，两腿经常被叮得流下几条血道，看着吓人，其实不痛不痒。现在想来，当年不过是假模假样、蜻蜓点水式地干了点农活儿，基本上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所以并不是太投入。
看到此文“插秧最显风度与境界”的话，觉得还在意“风度”和“洁白的长袖衬衣”的仕忠兄，那时恐怕也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种田境界。
水田很大，世界却很小，文中与仕忠兄组成“二人组”的郭君，现在是我楼下的芳邻，我们在一块地里“种田”许多年了。
郑尚宪（厦门大学）：在乡下，插秧好手往往别的农活也都干得好，在旧日农村里是被人另眼相看的。
我家乡福建仙游，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年前，隔壁村的一位老农秧插得很好，秧苗插好后，不但横着看、直着看，行行都是一直线，就是斜着看，所有对角线也都笔直，简直就像打了格子似的。他家在大路口有一水田，每年插好秧后都引得路人驻足称赞。
有一年，他得了重病，由儿子插秧。第二天有人路过，感叹道：“往年这坵秧插得很漂亮，今年怎么这个样子，是不是老头死了？”
老汉听了，愤然而起，命令儿子把秧苗全拔了，重新耙地，自己硬撑着下田，重新插了一遍，当天晚上就死了。我在乡下时还见过他儿子和孙子。
插秧之所以追求“横平竖直一条线”,并不完全是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便于中耕施肥和除草，即所谓“耙草”。一般秧苗插下即成活，此后不久就要“耙草”，即用一种安在长竹竿上宽约四寸的五齿钉耙，像梳头一样在各行稻苗间隙来回刮耙：一来除去杂草；二来把刚施下的肥料和泥水混拌在一起，以便稻苗吸收；三来刮断一些旧稻根，促使长出更多的新根。“耙草”一般进行两次，间隔十天左右，第一次纵向耙，第二次横向耙。
此前插秧时每人从头到尾纵向插六行，横向则无数行，所以纵向必然畅通好耙，横向本来间距较窄（纵横比例一般为6:5），再者系多人并排接续而成，难以一致，所以就比较难耙。若是遇到一连几个横向六株都插不整齐杂乱无章的，那就要命了，只好弯下腰，用手代替钉耙，在混合着粪肥的泥水里抓挠。因此若能在插秧时就把横向纵向都拉直的，耙草时就省心多了。
自从听了那个老农民的故事后，我每年在自留地插秧时就尽量注意这个问题。
插秧往往是高手过招的时节，一般是插得既快又好的人第一个下田开插，插好十行后第二个开插，然后依此类推，谁先谁后由自己掂量实力决定。下田后个个闷头不语，你追我赶，无声较量，一般被右侧人赶上时自觉让位，若一连让位几次就会被人嘲笑。也有硬着头皮不让的，于是右边几个故意加快速度，插到头后，顺手在他后面插上二三十行，把他“关”在里面，然后哼着小曲转战下一序列……
总之，我觉得所有农活中，插秧最累，最见功夫，也最好玩，所以小伙子们一到插秧时节，个个摩拳擦掌，玩命争锋，其中酸甜苦辣，难以为外人道也。
骆建平（高复班同学）：我认真看了，写得很好！特别是对插秧的细节描写非常到位，不亲历难以写出如此句子，没种过田的人根本无法体会。
文中“绵田”其后果是转青慢，“烟管头田”是不易活，这些似需加以说明。你说的“拉田线”，我们枫桥人叫“绷田丝”。种田这类传统农活，可能我们是最后一代，你以文记之，很有意义！
还有在田线内插秧，你描写的叫“靠青种”，还有一种叫“两头离”，便于对接。两头离的好处是可似对屁股接种，我们一般是种两头离，不靠田丝。
黄仕忠：可能你们那里平畈，田大，所以经常接种。我们毕竟是半山区，田块小，所以管住一头就好。
骆建平：对，我们多是100米长田，五亩一坵。因为靠青种的一边秧苗紧靠田丝，在收田丝时容易把苗带起，所以多用两头离。
魏小婉（中学校友）：记得还有一个细节，虽说是三个手指撮住苗的根部，但三个手指作用不一样，不能并齐入泥，主要靠中指和食指把秧苗插入，插入过程中稍向左使劲以与泥更契合，状似轻“挖”一下，大拇指仅起扶住秧的作用。务农，称为“挖六枝头”，由种田而来。
楼大维（中学校友）：写得还不够到位。一是左手捏的秧，没有写好，这个细节很博眼球，很能让人遐想的，秧拔得好的，在手掌摊开，是均匀，松的。分秧也是两手协调。二是腰力好与不好，技巧好与不好，拿秧手，是否贴膝盖。三是山区比较大的田一定是绷绳，这样有快慢，好孬。但精彩之处在不绷绳，种，那是要“关落开”的，六枝变成三枝。种田场面，往往是双抢的重头，也是生产队有趣的劳动场面。
张弘（四川大学）：读得我完全回到了那个荒诞的时代。泪目。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五一节读《种田记》，别有一番滋味。白居易写《观刈麦》，见真情而隔一层，因为他只看到场面，没有辛劳实感。劳动者与观察者，还是有差异。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政府默许农家自由开荒种地，黄土中刨生活的日子，是一种铭心刻骨的记忆。为什么现在六七十岁的人，治国英才多，苦难中走过来，知道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百姓和国家需要的。古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然也。
许贺龙（杭大同学）：仕忠兄俨然农事专家！所述插秧往事，不仅生动传神，而且深谙其中机巧，不输种田老把式！
补充一则亲历种田趣事：除布田线插秧外，当年生产队也曾流行移动布线插秧法，即由两人于田之两侧分别持一绑了田线之竹竿，逐行移动，插秧者横向站成一排整齐插秧。此法的好处是确保横向行距整齐（纵向不作硬性要求），便于后期田间管理，而且集体劳动，谁也无法偷懒。
某日插秧时，大家插完一行，往后退一步，忽觉田线斜了（乃一侧移动另一侧未及时跟进之故），有人忙抬起头喊负责彼侧持竿者的名字，以为她走神了，却见她正蹲在田埂上，裤子褪下了一半。原来她内急了，职责所在又无法脱身，只得作此应急响应。此事被众人取笑了好多年。
吕立汉（杭大同学）：读仕忠兄的《种田记》，倍感亲切。我从14岁开始学种田，底分2分；20岁那年，底分9.5分，离正劳力仅一步之遥了。21岁，到缙云中学任民办教师，已经没时间回村干活了，生产队自然也不会再给我评定底分了，没成为正劳力，也算是我一生中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生产队评底分的重要依据，是插秧水平的高低。我的同龄人力气比我大，会犁田，可我不会，但插秧技术我比他们好，所以评定底分我也不吃亏，从没落后。
我们村插秧也有拉田线的 ，但在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没必要，也不允许的，因为队长的技术特好，是公认的“插田师”，任你水田有多长，只要是他开的秧门，必定是笔直的。所以队长对我们年轻人的要求也很高，插秧是不允许拉田线的。
说到插秧，有直插、横插之区别，这是常见的两种方式。17岁那年，我在开化与婺源交界的瓦窑作砍柴工，则见识了另一种插秧方式。那地方是山区，层层叠叠的梯田，梯田面积都不大，形状无规则，当地村民采用的是妇女纳鞋底方式，由外而内一圈一圈地绕着插，直到水田中心煞尾。
插秧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你的马步是否能够扎稳。仕忠兄文章中讲到挑女婿小伙子插秧拼导致腰骨断折，虽说有些夸张，但合乎情状。
有些人插秧时贪图省力，会将拿秧的手往膝盖上搁，导致重心不正不稳，视觉判断也大受影响，插成的秧行类似于山路十八弯。但这号人也会自我辩解，说“有曲田，无曲谷，啥要紧啊！”
想想也真的没错，何必那么讲究呢？一笑。
郑广宣（杭大同学）：@吕立汉 插秧除了马步，其实更重要的腰劲，或者说是腰功，插几行腰就受不了，持秧手肯定靠在膝盖上。
钱志熙（杭大同学）：技术描写很准确，可入《齐民要术》，也可补《耕织图》。
我们那里叫“插田”，这词很古，翁卷《村居即事》“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千家诗》的另外一版本又作“范成大”作。要是范作，则成了吴语区的通用词了。
我插田也还可以，曾经和两个同龄人包干（把农活定了工分，包给某人和某几人干，调动生产积极性），三人一下午插了两亩多。可惜没机会，不然江南四月这时节，下田和你比一下。挑担肯定挑不过你，插田、割稻或许可以比一下。
王延荣（杭大同学）：插秧最见功夫，所以农民总以种田人自称，而不以其他农活来代称。
董春晓（杭大同学）：顶级人文学者与顶尖农事高手合为一体，这种境界在当代中国应该是叹为观止了。文章写江南农事也是精准细腻，丝丝入扣，非正宗农家子弟绝无可能措手，其间以传奇故事点缀，读来也是兴味盎然。
吴存存（杭大同学）：每读布袋和尚插秧诗，叹其参透人生，今读吾兄大作，鞭辟入里，精微通透，方知布袋之作，犹隔一层也。
何桥（高复班同学）：插秧的姿态、过程与质量，要看其处何阶段了而言：初学、入门、熟练三个阶段各有挺大不同表现。
以我的经历与经验来说，假如一拨人一起下某丘田里插秧，你想分出个插秧水准高低来，基本不用眼看，只需用耳听便可以了，留心一下左右手指下水的声音与节奏，便大体能感某仁兄的插秧速度的快慢，也基本能判别插秧熟练程度与水准。
通常发出的声音均匀、清脆、利索，基本能认定是个高手，相反，落水声快慢不均，声音混浊，甚至还嘴里嘀嘀咕咕的话，多半是个新手。
聆听那种节奏分明、轻脆、亮堂的落水声，着实是一种美的享受，其乐趣甚至不亚于如今躺在家里宽大舒适的沙发上欣赏巴赫大师的小夜曲。劳动最美，插秧最爽。
黄仕忠：是为真懂插秧者也。
赵延芳（杭大同事）：你写“种田”，也分明像个“老农”。过去都种双季稻，现在正好是种早稻时节。拔秧时两手就需将秧苗卷得整齐有序，还要清洗秧根泥土，为的就是种田方便。那时左手拿着一把秧，拇指和食指一捻拨，就能分出约十来茎，成其一株，右手接过迅速往田里插。如果秧苗不整齐，乱糟糟还带许多泥，就会害苦插秧人，影响速度和质量。
我小时候左手大拇指受过伤，有点长歪了，68年后去种田，总是很难快速将秧苗分均匀，种下后“过意不去”，就去再添几茎，大大影响速度，所以我插秧常常会被“关”，被迫交换位置。我们那边将这情景嘲作“穿大布衫”，很是狼狈。我们队里很多姑娘插秧，都比男劳动力还强，插得又快又好。插好的田横是横，竖是竖，前后、左右、斜角都整齐划一，简直可以与阅兵仪式上的仪仗队比美。
插秧不算最累的农活，但最要命的是一天到晚弯着腰，腰疼得实在受不了，好些人会在休息时躺在田堘上。种早稻时也常会遇上风雨雷电，身穿蓑衣很重，在水田里非常恐怖，担心雷劈！但因要赶“小满”季节，绝不允许停下来休息。
我们早期种田不用“田线”，顺着田的自然趋势种。后来“学大寨”，搞土地平整，田变大了才拉线种。身穿白色衬衫种田，是一个富有表演风格的景场吧？平常人们一般头戴小箬帽，身着旧衣。下雨天就戴个大箬帽，再穿蓑衣或背一个“甲鱼壳”状的“huo. ci”，不会写这两个字。那是竹子和箬叶做的，材质与箬帽一样，形如甲鱼壳，背在身后，尾段上翘，胸前用绳子绑起来。这东西现在也没有人用了，有雨衣呢。
此物专为种田而制，弯腰时可挡住背后袭来的风雨，种番薯时也可用。但如逆风吹来就失效了，干别的站着的活就更没用，挡不住前半身。连爬着耘田也不行，会拖坏田稻的。所以家里蓑衣还是必备的，但它是棕榈树皮做的，劳动穿着实在太厚重了。我们的前辈渔樵和农耕却都少不了它。
陈建根（中学校友）：在田里蚂蟥会不知不觉爬你腿上吸血，当你觉得有点痒痒时，它已吃得饱饱了。这时你不能拉它，会越拉越紧，如果断在肉里更麻烦。正确的姿势是人上岸，让它吃圆圆的时候手掌用力一拍，蚂蟥受刺激收缩身体就掉下来了。这时我们会拿一根树枝，将它从头串到尾，再把它里外全部翻身放地上晒干。蚂蟥也不能给鸭子吃。
小孩子除了给父母送饭之外，也要帮忙干活，背稻草去路边晒是可以做的事，刚打好谷的稻草温热很沉，稻叶又会刮到脖子、手臂上，皮肤很痒，晒干的稻草要打捆挑回家，或堆成稻草垛，夏天突然雷阵雨来袭就得像打仗一样抢时间收拾，收晒在晒场的谷，收稻草。那时辛苦但也快乐。
每年暑假都要参加“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要在立秋之前种下才能有收成。早上天没亮就起床去拔秧，双手并进，登泥洗秧的动作很潇洒，一气呵成。秧田里蚂蟥最多。要拔好白天需要的量，养在秧田里，再回家吃早饭。女劳力是割稻的主力 ，一般来说打稻和挑谷是由男劳力负责。当天割好的田，把稻草拖路边晒，耕田师傅用水牛把田耕好、耙好之后开始插秧。中午直晒太阳真的厉害，赤脚挑秧担走在田埂上抛秧，或者挑着走进田里抛秧，都是硬生活。当天耕好的田当天抢种完才收工，经常月亮挂天空了人还没回家，收工后借月光在大溪里洗个澡，湿着衣服湿着身回家吃晚饭。等吃好晚饭快九点来钟比较平常，晚饭之后在道地乘会风凉，躺在马床椅子上一会就呼呼大睡了，也不在乎有多少蚊子叮咬。大概个把月的时间都是这样每天起早摸黑。
我高中时可种五分田，当时是生产队集体安排劳动，后来分田到户了，劳动安排机动性就大了些，每年暑假参加劳动一直坚持到参加工作。这期间的劳动可以锻炼人的意志与毅力，终身受用。
黄绍辉（堂侄）：五一劳动节，诸暨枫桥一带又到了种田季节。杂交稻推广后，一年种一季都吃不完，像“浙优19号”，亩产可达1200斤，甚至1500斤。
以前生产队时，甚至分田到户后一段时间，要种两季水稻，早籼稻种一季“二九青”“广陆矮”，产量很低，只有五六百斤一亩。晚稻只有三四百斤，一年有个千把斤，已属不易。
读了《种田记》，看起来是一种诗化般的田园生活，实际那种种田的劳累与艰辛，经历过的人都是记忆深刻的。
我记得分田到户时，叔叔你家分到的是“老大溪”“麻车堰”附近的沙滩田，沙性重，耕田的犁耙刚一过，沙子马上又沉结变硬，种的时候手指都按疼了，秧苗还是插不牢，也很容易做“烟管头师傅”跟“眠田师傅”。你说的“绵田”，我觉得用“眠田”更贴切一点，倒伏“睏反”的样子。
以前种双季稻的秧苗嫩软，都是单片的秧，右手栽种的同时，左手要捻出一簇适合下种的苗株，种田快不快，这也是关键，很吃功夫。我种田的时候总会联想到《射雕英雄传》里的老顽童周伯通，他的双手互博之术。现在的杂交稻都是单株的，种的时候已经分蘖过了，苗株又硬又壮，种起来方便多了。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我们插队的地方，插秧都是女性的活。男人们包括半劳动力，只有在忙完自己的活，实在无事时，最终帮把手，插一点。那是1970年前后，绿园生产队，云南元江，傣族。江浙农民辛苦，是精耕细作的，人多地少的区域的生活方式。云南坝子里的少数民族农民，有不一样的辛苦和适意。
张海沙（暨南大学）：劳动了一上午，再读《种田记》，唤起许多种田记忆！插秧季节，是我下放的桃江乡下姑娘媳妇们最喜欢的劳动季节。因为平时出工一天，男劳力工分是十分，女劳力最高是八分。插秧是计件工分，一亩田三十工分。我们铁姑娘快手一天可以插一亩，男劳力比不上，只能拔秧送秧，算上他们的早工晚工，最多一天只有二十工分。这是一年之中，唯一的女劳力工分可以超过男劳力的时候。记得我们一边插秧，一边喊口号：“出工又出力，插晚早稻过五一！”每年五一节，我都会想起这个口号，惦记着不知乡下的早稻插完了没有？
王芊（中山大学）：此文关捩在“插秧最显风度与境界”一段，前半部分的细致描写，似乎都为了说明此段何为高手之境，文气上有种百川汇聚的效果，生动的形象描绘又让我想起周星驰的电影，像是隐藏在底层市井中的包租婆包租公等武林高手，又带有些许“道在日常生活中”的哲理味道。
黄丽群（丽水学院）：形象生动，趣味盎然，犹如亲临插秧现场一般。读了您文章，才知道插秧还有如此多的学问。这描写环环相扣、节奏紧凑，非亲历者写不出来。
黄凤君（表侄女）：此文场景，犹如回到我们儿时。90年代的浙江农村，耕作方式变化不大，那时我十几岁，读初中，还是经历了几年插秧时节。因“”上不了大学的父亲，为了补偿他心中的遗憾，希望四姐弟都能上大学，早稻插秧在上学期间，他不让我们帮忙，晚稻种植在暑假，我们就一起去插秧。
文中记叙插秧，一招一式，历历在目。尤其记得要求每行六株，首株需靠着田线，由于人小个矮，两边够不着，总被我种得中间密，两边疏，现在想来甚是有意思。这是儿时农忙时节的缩影，更是成长路上的一段记忆，谢谢舅舅，将我们的记忆也一同保存了下来。
宣绍龙（杭大学弟）：看了师兄大作，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老家和你老家习俗差不多。记得小时候种田时，田里要插田绳，插秧在两条绳之间，每行插五株，左右各两株，中间一株。更有意思的是，有段时间是公社社员集体插秧，田上有人吹哨子，吹一下，大家插一支秧，速度很慢。后来想想很好笑。
吴承学（中山大学）：我们这一代人都插过秧，但像黄教授这样专业水平的人也不多，而对于年轻一代，插秧恐怕属于冷门绝学了。
沈金浩（深圳大学）：描写精准！这是情窦初开、已经隐约懂得耍酷的农村大少年、小青年的表演。
黄兄人聪明，做事踏实认真，又高大健壮，可以想见在家乡干活也是一把好手。估计上大学前说亲的媒婆已经来过N轮了。仍是婚姻前定的因素。我老家的插秧跟诸暨完全一样，景象历历在目。我干过几次，插得不太直，每棵的秧株多少也不能很均匀，还没怎么熟练就上大学了。
黄仕忠：因为我们从孩提时候就观看插秧，并且期待自己将来成为高手。因为那时根本不知道有别的路可走。那就老老实实体会做好一个农人的快乐，境界。
沈金浩：是的，小伙子农活出色也是会被赞扬，在生产队有地位的。
张培忠（广东省作协）：插秧是技术活，也是竞技场，黄老师细针密缝，描绘传神。在我家乡插秧叫“布田”，我写家父的小文，也有一段略写，呈您指谬：
十八九岁的父亲，最拿手的是布田。每年农历的三月和六月，都是插秧的大忙季节，也是他展露身手的大好时机。村里从泰阳楼到祖厝的一片田洋，通称大路脚，是村里的景观田和门面田，特别是水面最宽的那坵田，要求新插下去的秧“贪贪直”（即全部笔直）。因此，挑选布田的劳力特别严格。
到了正式布田那天，村里的好手均集中于此，秧苗、秧船、粪料一应俱全，众好汉在大坵田头一字排开，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见一声令下，大家就手脚并用头也不抬地在各自的领地忙活着，暗暗地竞赛着。
在这种较量中，父亲一马当先，脱颖而出。他左手把秧，右手捏粪；秧苗在左手时，预先分好，右手析出后，迅速到秧船点粪，然后从左到右插到田里，就像鸡啄米一样手起秧落，又快又好；后退时（实际是前进）则用右脚轻推着秧船同步滑行，减少了程序，加快了进度。这样，他插的秧既笔直、又稳当、又快速，看上去是那样的赏心悦目，富于韵律。
徐俊（中华书局）：本徐也是栽秧能手。
黄仕忠：那你就是那位白衣少年啦。
徐俊：学大寨的时候，还有一种横着拉绳，定点栽秧。众人横排成一排，两边田埂上各站一人拉绳移绳，移动一次，众人栽一次。
蔡和（中山大学）：湖北农村插秧倒没有拉线的习惯。我下放的是一个围湖造田的农场，每块田都很大，从田头插到田尾要花很长时间。可没教授笔下的意境。
黄仕忠：所以，文学的意境，是拿来蒙人的。必须是先适应高强度辛苦的劳动，才能达到欣赏农事这个层面。
蔡和：只有不事农活又当了文人，才会把记忆中的辛苦农事的田园诗般的表达出来。
黄仕忠：是啊。所以这叫做“审美距离”。
王进驹（暨南大学）：多年后将成为农业生产史和社会生活史的珍贵文献。
李钳（博士同学）：黄兄好把式。当时在乡下海丰梅陇平原，应用圆形或长方形的小船，一边蹬脚一边插秧。
曾建辉（友人）：我学农时干过，但技术不行。双脚有蚂蝗吸血，不能揪出来会断，要拍打，难忘。
茜茜（友人）：读到黄博士田园牧歌似的“插秧”，泪目。记忆中上小学时，学校“开门办学”每个班级都到农村包了块水田，从插秧薅秧拔草施肥到收割，农活全套包下来。印象最深的就是“插三指秧”，水田又脏又冷又担心有东西扎破脚，有蚂蝗，可我们得完成任务……经历过饥饿的年代。生活好了之后，特别珍惜粮食，每每看到那些从农村出来的孩子随意倒剩饭，真是忍不住想揍他。
没插过秧的人很难直观感受“退步原来是向前”。
涂秀虹（福建师大）：哇，插秧还能写得这么有趣，插秧还能有这样的风度和境界，实在是太厉害了。
宁稼雨（南开大学）：行行出状元，插秧俨然已入化境。黄先生的学问应该与早年插秧所悟事理有关！“子不语怪力乱神”，主流社会对此比较在意。大众层面似乎对鬼神具有更多更大的好奇心。大众层面的关心鬼神又反转回来影响到知识阶层。蒲松龄关心了，纪晓岚关心了，现在黄教授也关心了。或许还会有更多的知识阶层来关心。
黄伟峰（友人）：大教授种田，老先生割稻。
张求会（广东省委党校）：割过稻子，没插过秧。割稻子感觉腰都要断了，插秧可能更厉害。
李越深（浙江大学）：我们兵团不种水稻，都是旱地。兵团所在的地方前身是农场，听说农场时种过水稻，大概因为盐碱化太严重，我去那时已经不种水稻了。听在浙江兵团和插队的人说，插秧非常累，腰痛，而且有许多蚂蟥会爬到腿上。
杜文庆（杭大同学）：确实是农事和民俗风情的专家！开头就见功力，令人拍案叫绝。写得生动传神，不愧是大家。既有深厚的乡村生活功底，又有扎实的古代文学修养，且秉承一贯的朴实无华的文风，注重细节。
不过我的家乡是棉区，水稻种植面积很小。高中毕业后随哥哥去外地搞水上运输，故对种水稻缺乏感性认识和直接的体验。
宣传中（杭大同学）：“大教授插秧”，特别亲切！个种细节和滋味，也许非一般城里人所能体会。郑尚宪的补充更添精彩，看来不同地域农事习惯略有不同。比如我们老家种的是7株，左右两头各2株，双脚之间3株，种田活也因此被称为“7株头”。
孙玫（台湾中央大学）：在下也插过秧，野菱角尖扎脚板底，疼啊。
廖智敏（学生）：这篇有点武侠小说的感觉哈哈，片泥不沾身，写得很有趣，还能让没做过农活的读者在开眼界之余，体会到粒粒皆辛苦。
周红霞（学生）：《种田记》这篇太有意思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插秧还能“孕育”出那么多如此形象的方言词汇。我没有插过秧，但小时候帮忙收割过稻谷，不过印象不太深了，只记得太阳很大，田里还有可怕的蚂蟥。后来问过母亲，母亲关于插秧的记忆和我惊人的相似，现在还后怕地和我说最讨厌田里的蚂蟥，但凡被吸咬住，她都不敢用手指捻住它的身体扯开，只敢“啊啊啊啊”尖叫着用力拍打双腿，结果腿被拍的通红，蚂蟥还紧紧吸咬在腿上。
彭冰冰（学生）：原来插秧还有这么多讲究的。老师写得很有意思，回音壁里各位老师补充的也很长见识。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老是被教训不好好读书就回去种田，长大才知道种田不比读书容易啊。
程焕文（中山大学）：@黄仕忠 你当时在双抢插秧，我在林场开荒挖植树槽，全是岩石，一天可挖两三米，一米五角，一天下来可以挣一块多钱，一个暑假挣了差不多30块钱，觉得好了不起啊。
黄继武（中山大学）：那时每天一块钱可是高工资。
黄仕忠：那时候我助学金18块，要用一个月。所以焕文兄30来块钱，相当于两个月的伙食，大是了不起啊。
程焕文：早晨天蒙蒙亮开挖，十一点半收工，下午两点开挖，天黑收工。山里没菜，就白米饭加辣椒酱，没油没盐，想想一天可以挣一块钱，浑身是力量。一个暑假下来，后背晒成了乌龟壳，双手的茧子硬邦邦的，应该差不多够朱砂掌的威力啦
黄仕忠：没有这样经历，如何承受后来的压力？
陈明先（友人）：@程焕文 你那个时候一块多的工资可以买两斤肉了，现在我国六亿人月工作也就1000左右，也是每天两斤猪肉呢，高工资啊！有米吃总比吃稀饭红薯好吧？十个工分才8分钱呢！
黄继武：这变成忆苦思甜了？
程焕文：一个月下来每顿就是米饭和辣椒酱，夏天啊！
陈明先：你这忆苦思甜会羡慕嫉妒恨的！
程焕文：跟着仕忠学文学。
傅谨（杭大同学）：我也插过秧，技术要求挺高的，而且还要既快又匀 。但是我记得以前插秧不用线，那才是真功夫。
黄仕忠：那样会导致“自由化”，与科学种田、密植增产的精神不符合。
傅谨：田里无线，心中有线。
程焕文：@黄仕忠 你最大的问题是，只顾埋头插秧，不顾抬头看线。经常站错路线。
李舜华（广州大学）：评论精彩。不过，我印象中看人插秧是没有田线的。
罗书华（复旦大学）：心中有线者不假外线，心中无线者自当用线。作文亦如此。
周松芳（中大学弟）：所以说我插得好——从来不用线。
傅谨：@李舜华 对啊，有线的是低级插秧员。
李舜华：@傅谨 哪里哪里，无线是自由，神插秧；有线是精细，适合大操作。
郑尚宪（厦门大学）：如傅谨兄所说，我们家乡也有不用线插秧的，但那一般是在比较狭窄或短促的地块里，尤其是弯弯曲曲的梯田，牵线费事。在这种田里插秧，一般是根据地块形状、尽量取东西走向（便于最大限度吸收太阳光照），由高手第一个下去“引绪”，插出一陇（纵向六株）贯穿始终，相当于拉出基准线，其他人则分别在其右侧跟着插，等右侧全插完了，再转到其左侧从另一方向插回来。关于插秧的话题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尽述。
何桥（高复班同学）：黑格尔有句名言，大意是一个画家与一个稚嫩少年走进一片森林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也许一个道理，不同经历的人读黄教授的佳作，感受也完全不一样。而我读着读着，仿佛也听到各种声响从身旁传来似呢。
黄仕忠：确实，我着意通过描述，把读者带到那样的情景之中，仿佛一起穿越而亲临其境。减少评论，努力描摹，使画面与声音，得以呈现于读者面前。
周健（杭大同学）：仕忠兄好！现在我们老家已都采用直播技术，无需再拔秧、插秧了。你详细讲述了种田的经历，使插秧这一已经失传的农活有了历史的记载，便于后人考证，功在千秋啊！
邹双双（中山大学）：我们那拉田线用“晒谷耙”，晒谷耙的齿距恰好。
吴敏（东京友人）：插秧也能写一大篇，真是魔笔。我也插过秧，在学校学农期间。可是我只能写两个字：苦和累。
何文平（中山大学）：小孩盼过年，大人怕莳田。
杨忠贵（友人）：插秧确实传神！写出意韵，写出风度，写出境界，大有“庖丁解牛”之神来之笔！
胡晓真（台湾中研院）：怎么能把插秧写得这么好看呀！真是好有风度的文章！
太好玩了，您完美利用了社群平台呀！那我是不是要认真点！
话说我唯一次走入田中（不是下田）的经验，是到京都大学访问时，平田昌司教授邀请我去他们亲戚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他带我去了田里，不是稻田，是菜田，记得他让我摘了茄子还是什么的。我狼狈极了！自己的笨样子长留心中，而且那时很年轻，脸皮特别薄，真的觉得太丢脸了，柿子树上的乌鸦都笑我！
黄仕忠：您之前的片言只语，大都已经收录在里面了呢。
胡晓真：我看到了呢。
黄仕忠：只是要真性情说的真切的话，便都是可喜可爱而有趣的。
胡晓真：我就这么安慰自己吧。
黄仕忠：柿子树上的乌鸦都笑我！——这句大好。
胡晓真：绝对写实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柿子树上乌鸦那么美，又那么吵。
黄仕忠：我相信必须有绝对深刻的记忆，才会写出这一句。因为我写我经历的事情，也都是有这样的画面和声音伴随着。因为我记住的就是那画面和声音。所以写作时就像回放，只是我努力用合适的文字来描摹。
胡晓真：读您的文字就是有这种感觉！
1942年春，日军占领浙江全境，诸暨也告沦陷。此后直到抗战胜利，日军主要盘踞在县城，枫桥镇则由“和平军”（伪军）管辖，乡人私下都叫他们为“和平佬”。
初秋的某一日，一伙“和平佬”从枫桥镇出发，巡行四乡，先经洄村，再过桥亭，然后从宅士村转过杨村，走过栎溪上的木桥，往瓜山村而来。
村人黄炳水，当时二十出头，身穿白褂，欲经杨村往骆家湾探望姑姑。出村后这段路，蜿蜒曲折，两边都是桑园地，将至桥头，劈头便见一伙和平军，黑衫黑裤，内衬白衣，脚着白袜，头戴草帽，斜挎着驳壳枪，从晃悠悠的木桥上施施然过来。他心中十分害怕，不由得迟疑地停下脚步。
那伙和平佬见状大喊：“站住！不然就开枪了！”
炳水闻言更不敢停留，返身窜入桑园地中。和平佬朝他连开两枪，均未击中。
当时另一年轻人黄长江正在“高地垯”上锄草，骤闻枪声，便见炳水如惊弓之鸟，窜出桑园，从旁一溜烟逃过。长江亦感害怕，稍一犹豫，转身便跑。他不敢回村，从后田畈跳下溪坎，猫腰沿麦田沟远走得脱。
炳水则直接越过田畈，逃回村中，仍不敢稍留，乃穿过村子，逃至瓜山上隐匿。
村人闻枪声、奔跑声、狗叫声，亦受惊，四散而走。和平佬则紧追不舍，占住村口，入村搜寻。
村里不过二十来户人家，青壮年大多在田地里劳作。但不幸的是，我父亲此刻却正好在家。
我父亲忆起当时场景，自言是“冤孽碰上债主”。
我家一直代梅店某族看管他们在金钩山的墓地。此前村内某氏强行要求共享我小爷爷家屋后的“道地”，小爷爷告到县里，一审判赢，彼方请人从省城给县里打来电话，结果二审翻盘，输了官司，这令我小爷爷一直耿耿于怀。是日，见某氏侵占梅店人的坟山地，砍伐山上树木，便向十余里外的梅店主家告发此事。
梅店人原本对这些出产并不在意，不过既然有人来告，又涉及祖坟安稳，便须派人前来察看。我家在代管时也从山边地头获些出产，例如收些乌桕、柿子之类。每年主家来人，我家则有义务招待。所以此日我父亲没有下地，正在家中与祖母收拾屋宅，等候客人到来。
当时他刚从柴草间抱得一捆柴薪，越过小巷，走回主宅，迎面便见到和平佬手中黑洞洞的枪口。
和平佬喝令：“站住！”一人用枪逼住我父亲，一人将其双手从背后反交，用细麻绳捆住，也不再寻人，直接扭住，押往镇上。
我祖母苦苦哀求，和平佬不予理睬，留下话语，道是：“伢（我们）勿管倷（你们）是不是，只要那两个后生自到镇上说灵清，交过子弹费，伢自然放人。”
我父亲被解押过溪边桥头时，路有不平，行走稍慢，一和平佬便用大头皮鞋猛踢一脚，正中尾椎，一阵剧痛，顿觉屎尿欲出，却又忍气不敢言，只得爬起身来，赶紧跟上，过得好半天，已走了数里，疼痛才得渐渐消解。
北行三里，至桥亭村，见一东阳人，在村中吆喝收蚕丝。和平佬径直将其用麻绳缚住。东阳属金华管辖，道其疑是抗日的“金（华）萧（山）支队”奸细，立时捆住带走。
再北行五里许，至洄村，日已近午。村内设有村公所，有人事先安排了鱼、肉、鸡、鸭及老酒，这伙和平佬巡行半日，早已饥渴，于是坐在八仙桌前，海碗喝酒，大快朵颐，令一旁的人直咽口水。
酒足饭饱、面红耳赤之际，开始审问那东阳人。设一“老虎凳”，将人捆在长条宽凳上，脚踝处用麻绳卡住，也不理会其求饶声，只往脚下塞砖头，于是杀猪似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高，待塞到第三块砖头时，那人已经无力出声，昏死过去。
看来他确实与“金萧支队”无关，也交代不出什么事情，但那和平佬认为，将他拖至洄村，颇费气力，自不得便宜了他，命其作信，然后指派洄村人按地址传信至东阳，令其家人携款来赎。
数日后，这东阳人的哥哥带了巨额赎金来枫桥，才允放人，但其弟足已不能行，只好雇轿抬回。
我父亲一路旁观同行，心惊胆战。观这伙和平佬视此等之事，犹如秋日远足，天清气爽，有吃有喝，顺道玩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十分畅快。
我父亲被羁押在枫桥多日，祖母夜不能眠，茶饭不思，自伤不知作了什么冤孽，“运道”这般不好。前一年丈夫被日军拉去做挑夫，羸弱的身子不堪重负，好不容易半路逃归，却在卧病多半年后撒手人寰。常言道“祸不单行”，长女那日从枫桥卖菜归来，自言身体不适，上楼小憩，不意晚饭时叫人不应，上楼见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乡下兵乱，无医可请，只能将其抱在怀里，眼睁睁看着她咽了气，年仅十八岁。如今大儿子又遭这般无妄之灾，直让人欲哭无泪。
和平佬讨要的两颗子弹钱，是两袋稻谷。按当时标准，一袋为270市斤。炳水家本为赤贫，既出不起稻谷，也不愿去镇上，任凭我祖母百般央求，只是支吾着不答应。
长江家的境况稍好一些，但他理直气壮地说：“又勿是我个事，炳水惹来的，炳水家都不出，我为啥要出？”
这两家连稻谷也不肯出，更不要说去自首了。
我祖母四处寻求人，最后，通过娘家同族族叔郭姓保长做担保，托人送去两袋稻谷，才把儿子从枫桥赎了回来。
【回音壁】
华玮（香港中文大学）：您的文字勾起多少回忆！看“回音壁”十分有趣。您写战争、过年，我读着想到的是，我父母的经历不知有多少相似？（他们也经历了那个年代）可惜我当初离家早，没来得及像您般了解他们的生活经验。所以说，您的这一系列小品记录的又岂是钱家山下而已！谢谢。
很幸运当初曾见过伯父，读起大作很有亲切感！他很了不起。您记性好，加上认真做研究，所以每篇文章都特别有一种还原历史的真实感。
廖智敏（学生）：看到您父亲毫无防备地走在路上，突然被枪抵住，真是令人胆战心惊。
陈艳林（学生）：《和平佬》是抗日后期的故事，《买壮丁》则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两个故事都围绕父亲的经历以及家庭命运来叙写，可以了解到在历史课本外民众生活的真实状态，意味深长。
任平（杭大同学）：我在余杭插队时，曾有一次协助公社清查和平军的经历。在良渚一带，以前和平军很盛行，其残余潜伏在各村里。据传，以前类同汉奸，做了不少坏事。正值清理队伍，其残余必须理清。
魏丁（杭大同学）：我在余杭插队当代课老师的时候，小学里有一位四十年代就在水乡里教书的女先生。入夜学校里空荡，我和还有一位年纪比我大一点的老师常到她那学习备课，顺便听她说故事。
她说，日本佬的时候，这一带长期有抗日武装活动，领头的、跟班的都不是本地口音。那时候在杭州城武林门驻守的和平军经常在三五个韩籍日军的带领下，押着抓来的木船小舟入乡扫荡。双方一般都不会发生战斗，你来我避，你走我出，反正河湖港汊遍布芦苇荡，藏身的地方很多。
游击队日常就食、出动，完全取材乡里，难免与当地土著有冲突。有一年夏天，孙家塘这边又遇到小队和平军从留下镇过来扫荡，居然有少年在日本糖果的诱惑下，为他们领路。就在邱桥一带，有一北方女人（游击队员）被追得跳浜逃脱不成，遭日本人掳走。后游击队返回来，烧了那户人家的房子。游击队是受退到在丽水的省政府遥制的系列。
周其奎（中学校友）：关于和平佬之事，小时候如雷贯耳，但具体记不得了。只是听说有一次有个人说了声“和平佬个娘打个入杀”，被和平佬知道了，苦头吃得箩络无圈。小时候去外婆家，有时想要这东西那东西，我舅舅就会说，“你个人像个和平佬一样，这也拿，那也驮。”从上辈人中可得知，和平佬抢东西勿要命。
赵玲华（中学校友）：在诸暨，和平佬还有一个称呼叫“烧毛佬”，主要是伪军蔡廉部队。1942年5月诸暨沦陷后，这支部队一直在境内活动。与领导的抗日武装有多次作战，金萧支队大队长朱学勉就是在墨城坞与蔡廉部队作战时牺牲的。蔡廉部原来应该也是，后投靠日军。浙东这样的部队不少，上虞有田岫山部也是如此。他们在抗战时期，反复无常，有时是有时是伪军。当年为共同抗日，花了很多心思做工作，有一些成效。
金伟鑫（中学校友）：“和平佬”是我们这一带人对蔡镰部队（汉奸）的叫法，他们基本是萧山人。我们小辰光，三年级左右，每天走过新店湾岭，其岭路中间有条山溪坑沟穿过路，传说当年有两个和平佬尸体，用石箩（谷箩筐）装着，被挑夫挑到岭路上甩掉，尸体滚出来，后来由壮年胆大村民将他们埋了。所以这让我们很害怕。山村晚上放电影，散场回家，路过此地，一些“舵作头”（十七八岁的愣头青）就突然发声，“和平鬼来啊！”大小人争先恐后，夺路而逃，以此来捉弄、欺落小人头。
周小海（中学校友）：我母亲曾经多次说起过“和平佬”的事。那天“和平佬”从洄村西大溪（栎江）沿堤从北向南行进，本来“和平佬”想进村，但听得有马嘶鸣不停，说这不是好兆头，于是没进村，也算是逃过一劫。
在我们幼小的烙印中，“和平佬”并不“和平”，甚至大人会用“和平佬”来抓小孩子、吓唬小孩，小孩听到，会立马止哭，不敢再吱声，甚至会躲藏起来。过去大人经常也会讲“你是和平佬呀！”来形容这个人不讲理乱来。
黄仕忠：和平佬，在我们村里也是不讲理的代名词。
栾栋：彼时“和平佬”，原来是帮凶。此类二鬼子，祸害应除根。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为什么汉奸比侵华日军还多，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郑尚宪（厦门大学）：你父亲和梅店某族人的关系，南京人称为“坟亲家”。即城里人在郊区家族墓地所在村庄认一干亲（我估计大都为该墓地出售者），由其代为看护墓地，墓地范围内所出农产品即归其所有，但一般春天和初冬会象征性送些鲜笋和雪里蕻之类物产进城给墓主家，汇报坟墓养护情况，墓主家招待一番后，会回敬一些物品（有点儿像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味道）。
墓主家下乡扫墓时，先到坟亲家家里，送上伴手礼。坟亲家招待喝茶后，带上锄头等工具，领墓主家去上坟。杂草一般事先都已除掉（以显示一直都在养护），当场最主要的是挖一大块脸盆状的带草皮的土块，压在坟头上做“坟帽”，墓主家要为此付钱。平时若坟墓出现塌陷或水土流失等需要大修的情况，坟亲家会进城报告，于是墓主家出资，坟亲家组织施工，顺带赚点儿劳务费。如此这般，“坟亲家”代代相传。
对于乡村农家来说，当“坟亲家”既有收入，又显得“城里有人”，所以非常乐意，因此乡里时常会出现一些争当“坟亲家”的纠纷（尤其是坟亲家后代不同支系之间）。此外，也有些“坟亲家”要挟墓主家，甚至敲诈勒索之事。
我当年曾陪我岳伯父、岳父下乡去给老钱家列祖列宗上坟，两位长辈当时已过古稀之年，又觉得我比较接农村地气，大概准备将接力棒交给我，所以很详细地介绍了此中因由，并告诉我，当天接待我们的“坟亲家”已是第四代了。
不过没过几年，当地修高速公路，老钱家列祖列宗集体迁入新居，与坟亲家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黄仕忠：诸暨各地在元明清时代的开发时间也有先后。有些村子的大族，祖先墓地在十至二十余里外的山区或半山区（通常为岴岭、山边），后来这些墓地周边的山谷，清代之后续加开发，移民住人，便委托代为看管。
我们家族在庙背后的祖坟地，原先就是梅店人的坟山，大约在清末时迁走坟茔，让给我家。但应我家太公所求，留下了七株大松树。六株在大炼钢铁时被斫伐了。我小时候见过最后也是最大一株松树，在山岗上矗立，需五人才能合抱。最后因村人掘其根烧松香，在“”中枯死，遂斫去。此松那时已有六百余年树龄，当植于明初。也可见这坟山的变迁，走过了悠久的历程。
蒋志毅（表侄）：叔叔，拜读了。没想到姑丈年轻时还有这么一段劫难。读了您几篇抗日期间的文章，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小时候只听过老人们提起日本佬年代的事情，但是基本都语焉不详，看了这些文字，再植入亲人的形象，让人更感觉真实，如电影般就在眼前。小溪坞也有这些故事。
黄仕忠：这和平佬据说都是萧山人。日本人先占据杭州，其次萧山，占诸暨则在五年后。这些先顺从的“良民”也先被日军信任，他们对于后降服者，又产生了某种优越感，通过欺凌弱者、掌控别人生死而获得一种快感。
吴佩熏（台湾大学）：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在老师的刻画下栩栩如生。更让人省思到：没有人是局外人 ！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战争时期，勤劳善良的普通人要遭受多少无妄之灾。父亲被捆押和踢踹处，尤令人心惊。祖母之遭际，坎坷异常，年纪轻轻丧夫丧女，只身操持家计，文末虽只“赎回儿子”一句，却可见其勇气与才干。
陈德弟（南开大学）：老兄这些忆往随笔，很有意义，写得很真实，也很详细，读来颇有启发。一来可以了解老兄的家世和经历，二来可以知悉在当时背景下，人们的生活、生存状况，从中得以鉴借，少走人生弯路。
岑宝康（杭大同学）：我们宁波乡下称“和平军”。长辈们习惯把凶神恶煞之流通称为“和平军”，料想“和平军”绝非善茬。
骆恒天（高复班同学）：忠厚世家人厚道，自有福报在，出个子孙限板好（肯定好）！以前嫁囡，挑田庄多不如挑郎好，守本分、诚信做人。祖母、母亲的秉性尤其要紧！
小时候，父亲辈讲过的日本佬来逃乱，阳村大屋烧杀抢掠，大房祠堂飞机炸弹，抱着小孩一路狂奔，但是小孩脑袋已被弹片削去也不知！
我父亲是地下党，单线连系，给木盛坞朱学勉送鸡毛信，当农会长，给和平佬抓去关枫桥大仙坛，要杀头，那时保长能保释出来，才免得一死！等金萧支队北撤，组织上安排留下（高度近视不宜打仗，且是家里独子）。到68年“清理阶级队伍”，集中学习、上台陪斗。改革开放后平反，作为“在乡革命老同志”，每月二百多元。人生便如过山车。
1945年8月，日本佬投降，国民政府重掌江南。噩梦般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家也眼见要时来运转了。我父亲的小舅郭兴泰在中做事，他的部队就驻守在南京。于是，刚刚20岁的父亲有了第一次远行——前往南京。
我父亲并不知道他小舅的军衔，只知道小舅有个勤务兵照顾，餐餐有肉吃。小舅安排他到一家汽车厂做学徒工。南京的一切十分新鲜，待适应后，父亲还把大弟叫了去，兄弟俩拍了一张合影，我父亲这一半保存了下来。
父亲在南京时的合影剪辑，身上穿的似乎是的旧军服。
关于南京的生活，父亲很少说起，现在连仅有的那些，我也记不清了。问我大姐，她说：“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双棕色的皮鞋，是阿爹从南京穿回来的，可能就是那张照片上穿的鞋，后来也没见穿过，在‘’时期丢掉了。”
那时人人向往和平，期望时局稳定，安居乐业。如无意外，父亲也许就定居于南京，他的人生走向也将完全不同。
天不遂人愿。不到一年，内战便起，开始征兵，从各乡保抽取壮丁。按保甲制度，通常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我们这一“保”也分摊了两个名额。保里用抓阄方式，抽出了两个壮丁。很不巧，其中一个就是我父亲！
家中出了这样的事，令我祖母寝食难安，父亲只好放弃南京的工作，回到村里。
瓜山村与杨村等同属一保。杨村是数百户的大村，以郭姓为主。虽然这类抽签事宜，当时也都说是“公开公平”，但事实上各村的大户人家，比如杨村郭姓一族，从来不会被抽中，抽中的都是周边小村子的人。所以表面上是“抓阄”，底子里是选派。现在，要征两个“壮丁”，其中一个就选中了瓜山村黄家的老大，他们家有四兄弟，选走一个，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当时这四兄弟的年龄分别为20、16、12、8岁，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六年。所以这保里定签的人，心也是够硬、够狠的。
但不想去当兵，也是有办法的，那就是“买”个壮丁来代替。当时一个壮丁标价八袋稻谷，每袋为270市斤。保里也未做绝，用祠堂公产及大户人家所捐，给每个名额四袋稻谷的补贴。所以，自家只要出四袋谷，加上保里给的补贴，就能买一个壮丁来替代自己去当兵。
我父亲是长子，刚刚才够挑得起一家的担子，我祖母当然不可能让他去当兵。于是倾家中之所有，凑足了四袋谷子。我祖母的远房族弟郭有祥，主动介绍一个姚家庵人，买下了这个壮丁名额。四袋稻谷也很快就通过有祥交讫，一桩心事才算落地。
不料，这姚家庵人是一个赌棍，之前打牌九就已经输了四袋稻谷，无法偿还，才想到卖身去做壮丁。有祥说：“你看，我帮了你介大个忙，我手头有丢紧，先借我两袋。”有祥本是中介，就直接扣下了两袋。
但姚家庵人的老婆不干了，对老公说：“你戏赌欠钿，我无话好讲。现今你拍拍屁股走了，只拿回两袋谷，我们娘儿几个奈个办？——要么拿四袋来，要么就别走！”
于是那人只好向有祥讨还所欠。有祥摊摊手说：“对勿住！我也是欠了人家的，这两袋都还了债，呒没了。”
彼时保里催促壮丁启程，姚家庵人若不肯去，就必须我父亲自己去，怎么办？
我父亲找到有祥，有祥眼珠乱转，一口咬定是没法，说道：“要是有地方借，我情愿借来还先。”揪了他来到我祖母面前，他还是这句话。我祖母心中慌乱，眼前火烧寮檐，哪里去借？
父亲回忆当时场景，说，要是祖母再硬着心肠逼一下，有祥肯定会有办法的。不意那时定汉叔正在我家台门里闲逛，在边上听见，慢吞吞地说：“真当（真的）要借么，还是有办法借到的。就是利息要高一丢。”
有祥马上顺杆而上，道是不管利息高低，但凭尊口。
定汉说：“我说有，自然是有的。——但我是不会借给你的，除非香云姐（我祖母讳郭香云）作保。”
有祥便转求我祖母，并百般发誓，一定归还。
无奈，祖母在借据的保人栏签了名字，用高利向定汉借来两袋谷，交给姚家庵人，这事总算摆平。
第二年，有祥连人影也见不着，定汉拿着借据来找保人，按规矩，是“九出十三还”。祖母无奈，只好把一半收成，送去还债。
过后的某一日，父亲在邻村遇着郭有祥，见他挑着不知从哪里骗来的一担布，正在沿门推销。父亲一把揪住担头，拉到我家里，让我祖母挑布。
有祥说：“香云姐，个种都是粗布，倷（你们）用不着的。我明早还要带一匹上好的阴丹士林布来，到辰光你尽管慢慢挑。”
结果祖母只挑了一小块白布，大约够做一件小褂，而有祥离去之后，杳如黄鹤，再不见踪影。
父亲讲完这个经过，叹息着对我说：“我本意是不管什么布，先拿过来，能抵一点是一点，倷娘娘（你奶奶）总归还是心肠软。”
第三年，解放了，郭有祥是赤贫，不能追讨了。那两袋谷债，也就不了了之。
2007年的冬天，是数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旧历除夕的前一日，新历2008年2月6日，我母亲离开了人世。就在同一时间，住在小溪寺里的郭有祥也往生了。正月初三，我去枫桥镇为母亲开具死亡证明的时候，看到了他的名字。
我小时候就听人叫郭有祥为“有祥拐子”，却不知其由来。听完父亲的叙说，方知确如俗语所言：只有起错的名字，没有叫错的外号。
【回音壁】
蒋志毅（表侄）：姑丈最后没去当兵，是万幸。但人生的事情，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听我爷爷说，当时邻近村子一起在南京当兵的有六七个，小溪坞就有我小爷爷和蒋铁山。后来兵败，小爷爷因结婚而提前回家，余下的也都在解放前夕纷纷逃回乡里，只有铁山留下，跟着部队撤到了台湾。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老兵探亲，铁山也回来了。当时大陆与台湾经济水平相差甚巨，铁山回来，出手阔绰，给子侄辈每家送一个金戒指。
从小爷爷他们的聊天中，我听得出这些曾经的袍泽很是羡慕也倍感失落。不知道这个替姑丈顶人的姚家庵壮丁，最后是当成了铁山？还是小爷爷们？或者丧命在内战的战场上？
命运的吊诡，真让后人唏嘘不已。
栾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艰难时世，老百姓的生存实属不易。《买壮丁》用写实的笔触，勾勒出了那样一个族群的痛苦，折射出那样一个时代的黑暗。即便如此，老实人家仍然守得住底线，积善人家毕竟可以长久绵延。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过人之处。
祖母的远房族弟郭有祥，是本篇写透的人物。此人毛病不少，坑蒙拐骗，都有一点。可悲，可叹，可恨，扩展可成一章。
还有隐情，虽未写明，读者自可思考。当了壮丁的人家后来如何？壮丁下场又如何？时也，命也。读仁兄家史，领略了不少人情世故。
我不止一次想为家族撰写一本东西，动心忍性，最终拖延下来。因为家族中许多人，家家有隐私，写出来就是祸端。也许过几个年头，可以动笔吧。
黄兄叙事状物，很动人，为我楷模。
何桥（高复班同学）：有勤务兵照顾的，你父亲的小舅是个大佬，起码将字头了，要是当年留在南京，说不定其后人或成宝岛栋梁了。
潘培忠（中山大学）：以前听我外公说，他十几岁时，因躲避“抓壮丁”，兄弟二人从安溪老家逃了出来。后来外公入赘我外婆家，辛辛苦苦过了一辈子，到老忆起当年事，还是心有余悸。
事非经过不知难，对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
李万营（安徽师大）：大约我们是生于和平年代，一见故乡便觉寻根温暖，故读《摇船太婆》时，还沉湎于记忆里乡里乡亲的温情。然而《买壮丁》《和平佬》读下来，不禁揪心。满纸透露着生活之沉重与生命之向死而生。
曾经，母亲也给我讲“七粒米一个命”的故事，教育我珍惜粮食不要剩饭，我总嫌她们不合时宜。而在您的叙述中，真真切切感受到战乱时代，普通人只能倾力生存却不知明日福祸的惶恐。人命不抵一袋粮，亲情人情在物质前尤为脆弱，纵使绝境中能去寻找家族，或许也要看个人是否还有价值，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温情脉脉。
幸而，还有祖母，祖母心善温厚，祖母是一种坚韧的力量，涓涓不息存在于田野大地之间。
李颖瑜（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令人唏嘘。战争时期，勤劳善良的普通人要遭受多少无妄之灾。
《买壮丁》一篇曲折有致，郭有祥泼皮无赖的形象极为典型，其人其事颇有元杂剧之味。然而现实并不像戏曲那样善恶终有报，勤劳善良的人不仅要遭受乱世之苦，还要为不受道德约束的无赖恶行买单。文末颇具戏剧性的一幕，更是令人感怀。
孙启军（羊城晚报）：仕忠兄父亲留下的这帧照片非常珍贵，七八十年前，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为自己的青春留个清晰印记的。
家父也有一幅照片，摄于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的徐州。那时他随刚刚打完济南战役的部队一路南下，驻扎在徐州郊外，某日请假进城，用几乎全部积蓄拍了一张照片。那年他21岁，平生第一次进照相馆。老人家80大寿之前，曾跟我细细描绘过拍照的过程，以及拍完之后担心部队突然开拔而取不到照片的忐忑。这幅照片被精心保存至今。
而文中那位舅公郭兴泰是否也是抽中的壮丁？最后命运如何？文中没有交待。（仕忠按：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侄女尚健在，九十七了，对此也是一无所知。他家族的情况，我在《杨村大地方》这篇里有记录。）
关于壮丁，父亲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过。1940年前后，他在115师政治部财务科当勤务兵，才十二岁。那时十一二岁的兵不少，国共均有。当时部队刚进入山东，属于国共合作初期，相互关系尚好。
有一次附近长官来访，随行的勤务兵年龄也很小，就交给我父亲招呼了。
这个的勤务兵大我父亲两三岁，当时不过十四五岁，就是抽壮丁抽到的。他们在一起玩了一天，高兴来，高兴走，之后朋友身上的浑身瘙痒，就不幸传到了朋友身上。我父亲说他为这癣疥之疾困扰了很久，无药可医。后来，几经周折，一年多后才用硫磺医好。
硫磺哪里来？游击战要搞破坏，电线杆是目标，电线杆上用于固定缠绕电线的白色小磁葫芦的地方，要用到硫磺防虫防蛀，缴获了日本人的电线杆，就搞得到硫磺。部队游击偶有缴获，便不忘有些人需要这个治病，于是费心费力刮下，老远送来。
郑兄文中所记那位“壮丁”士兵，浑身长满癣疥，看来疥疮在中更为普遍。关键不在癣疥，也不在于传染，而在于把癣疥当回事，并找到一点硫磺。
父亲在回忆他的军旅生涯时，很少讲到战略战术（他后来是专门教战术的教员），多是这种琐碎的细节。他讲到过从济南到徐州他一路南下途中，见到的横七竖八来不及掩埋的官兵尸体，也讲到过徐州郊外吃人吃到眼红的野狗。
我曾问：“你有没有可怜过他们？说不定你那位朋友也在里面呢。”
“不会！他们都是派！”父亲的回答没有丝毫迟疑。
郑尚宪：我爸说，泡溪水，是暨大学生在抗战环境下治疗皮肤病的唯一办法，有一定科学道理，疗效不错，所以他让张金桂去泡溪水。
无独有偶，我岳母说，她抗战时随所在中学流亡到闽北，也在建溪泡过水，治好皮肤病。
1990年我爸爸到南京，和我岳母聊起建溪，很有共同话题，大有“对上暗号”、找到组织的感觉。
启军老弟说你爸跟勤务兵的关系，很有代表性。我们村那位“伯伯”，他的“黑历史”之所以被翻出来，就与此相关，很有戏剧性。
原来，他抗战胜利后曾一度驻军某处，与防区相邻。两军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偶尔还有联欢之举。当时他是连长，和一位连指导员打过交道，关系不好也不坏。后来形势变化，拔刀相向，遂成仇敌。
他解甲返乡后，因为见过世面，成了村里的头面人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了弄潮儿。而那位指导员，1949后成了我们县委的一位书记（“”前各级党委有多位书记，第一书记为正，其他为副），大办人民公社时，下到我们公社兼任第一书记，在一次会上认出我这位伯伯（也怪这位伯伯相貌特征太鲜明了），于是当场捆绑起来，投入大牢。但后来查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罪恶，又有“起义证明”护身，所以折中处理，发配去“学好队”。
那位书记叫周光森，其大女儿周胜英小学与我同级，但不同班。周光森解放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我们村里人说，就是被我这位伯伯打瞎的，其实纯属附会。
人生恩怨，剪不断，理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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