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姓氏源流
竺（Zhú）姓源出有二：
1、出自竹姓，以国名为氏，后改为竺生。夏、商、周三代有孤竹国，到了春秋时，其国君之子伯夷、叔齐之后以国名为姓，称竹氏。至汉代，有枞阳人竹晏，因避仇人而改为竺姓，其后沿用不改。
2、源于古印度，属于外来姓氏。据《姓苑》和《汉书·西域传》等记载，古代印度称天竺国，有天竺僧人来中国传教，以国名“竺”为姓。后来，中国僧侣有的随印度僧人学经，也随师父之姓，成为竺姓。通常认为汉代宣帝时竺次为中国竺姓始祖。在释道安之前，国人入沙门者，皆从俗姓，外国来的僧人都是以国名为姓，比如姓安的是安息人（今伊朗一带，西方人称帕提亚），姓支的是月支人（大月支，他们国王的头被匈奴王当作尿壶），姓康的是康居人（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姓竺的是天竺人，等等
得姓始祖：竺次。提起“竺”这个字，大家要联想到古代的天竺国。而实际上我国的竺氏也的确来自天竺国。他们跟中国的关系根深蒂固，大约已经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所谓“天竺”，就是印度的古称，亦作天笃、身毒等名。竺姓中国人，因为来自古老的印度，所以他们的文化背景也是深厚无比，丝毫都不比土生土长的姓氏逊色。头一个自印度到中国来开基的姓始祖，就是汉宣帝时以谒者身份来华的竺次，故竺次就是竺姓的始祖。
姜姓竺氏的由来
夏禹在世之时，曾封炎帝的后裔在台（今辽宁朝阳市一带），称墨台氏，后来简称墨，这就是墨氏的由来。到了商汤时，又将墨台氏改封在孤竹（今河北卢龙南）。商末，孤竹国君名初，字子朝。子朝生有三个儿子，他觉得小儿子智（字公达）比较能干，便欲立他为国君继承人。子朝死后，公达认为哥哥允（字公信）是长子，君位应当由哥哥继承，自己继位是有违祖制。而公信则认为不能违背父命，坚决不接受。两人让来让去，最后干脆一道离国出走。兄弟二人出走之后，国人便立中子文（字公高）为君。国人后来以国名命氏，便是竹姓。这位大哥的谧号就是伯夷，而小弟就是叔齐。伯夷、叔齐离国之后，在各地流浪了一阵。他们听说西伯昌是位尊老爱幼的仁君，便去投奔西伯昌。后来姬发伐纣，他们认为这是犯上作乱，以臣代君，反对并阻拦武王发兵。武王克商后，他们表示不吃乱臣贼子的粮食，不食周粟，跑到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县西南）中，采摘薇菜充饥。后来又有人告诉他们，首阳山也是周室之地，于是他们二人就饿死在那里。到了东汉年间，枞阳侯竹晏认为本姓原出于伯夷、叔齐二贤，就在“竹”字下加了个“二”字，改成竺氏了。这就是姜姓竺氏的由来。伯夷的后人，也有称为伯氏的。
二、迁徙分布
（缺）竺姓在大陆和台湾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竺姓与竹姓同源。相传商汤时，禹封炎帝的后代墨台氏在孤竹国（今河北省卢龙县南），孤竹国国君的后人就有以国名的一字为姓，称为竹氏。东汉时。枞阳侯竹晏认为竹源出自孤竹国两位贤人，即伯夷和叔齐（二人为商末周初的贤人，因不食乱臣之粮而饿死于首阳山），于是在“竹”字下面加个“二”字，即成了“竺”氏。另外，古时称印度为天竺国，曾有僧人来中国传经时，为了适应汉文化的习惯，就取一个字为他们的姓氏，而他们被称为天竺僧，就多以竺为姓。后来，有些僧人在中国定居，而有些汉族的僧人因拜师也随他们姓竺，这样，竺姓就在汉人中传开来。还有，因竺和竹同音，汉代有位本叫竹晏的人改为姓竺，其后人因之。据《汉书·西域传》考证。但我国另一部姓氏古籍《姓苑》上说：“竺本姓竹，至汉枞阳竹晏改为竺。”依照《姓苑》的考证，我国的竹氏源流，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的记载：“孤竹君，姜姓，殷汤封之辽西，令支至伯夷、叔齐，子孙以竹为氏焉，东莞。”望族居东海郡（今山东省兖州东南）。
三、历史名人
竺 渊：明朝文士，宣德年间举为进士。被朝廷任为官员，正统中为福建参议，敕守银坑，盗贼四起时，竺渊率众捕盗，反被盗贼所捕，后因不屈于盗被杀。
竺法深：晋代僧人。名潜，或称道潜，字法深。俗姓王，琅邪郡（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北）人。18岁便出家，师从富有才解久负盛名的名僧刘元真，慢慢克服了一般士族子弟习见的浮华性格，深刻钻研了般若学的佛学理论，加上相貌堂堂，谈吐风雅，在京城长安已小有名声。至24岁时，独自登坛讲学，所讲《正法华经》、《大品般若经》，义理深奥，剖析明白，前来听讲受业者常济济一堂，多达五六百人。
竺道馨：晋代女僧，雅能清淡，尤善小品。
竺道生：南北朝时僧人。俗姓魏，原籍钜鹿（河北省平乡县）人，而寄居彭城（江苏省铜山县）。大约十岁，即依名僧竺法汰出家。曾随僧伽提婆研习有部之学，并受学鸠摩罗什深得般若之旨。高僧传本传谓其“常以入道之要，慧解为本。故钻仰群经,斟酌杂论，万里随法，不惮疲苦。”因而得以摄受涵泳空有两宗的学说，以建构独特的思想。
竺大年：宋朝学者，专心研究儒家经典《礼记》，著有一本叫《礼记订议》的书。
竺绍康：反清志士。在秋瑾与徐锡麟策划皖浙起义时，被任命为光复军分统。皖浙起义失败后，被通缉，避入台州山区。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东海郡：汉代的东海郡，在今山东省郯城一带。东魏及隋唐的东海郡，相当今江苏省东海县以东、淮水以北地区。
2、堂号
枞阳堂：汉时，竺晏为枞阳侯。又因竺氏本姓竹，由竺晏才改姓竺的，故以其爵为堂号。
化乡堂：宋时竺大年是沈焕的入室弟子。性格行为既严肃又庄重。长于说《礼》，乡人都受他的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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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姓宗祠通用对联】〖竺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朱门安履；
顽石点头。
——佚名撰竺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代僧人竺法深，住在会稽。刘尹问他为什么总去朱门（贵族宅第），他说：“你看见那是朱门，我则如进蓬户（茅舍）。”下联典指南朝宋僧人竺道生，相传在东吴虎丘山竖石为弟子，讲《涅檠经》，直讲得顽石点头。著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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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姓宗祠五言通用联〗望出东海郡；
源自孤竹国。
——佚名撰竺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竺姓的郡望和源流（见上题头《四、郡望堂号》和《一、姓氏源流》介绍）。
竹君报吉兆；
二酉传书香。
——佚名撰竺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以鹤顶格镶嵌竺姓之“竺”字的析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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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研究理昧，老而愈笃；
诵经论法，学者之师。
——佚名撰竺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晋代女僧竺道馨的事典，竺道馨，雅能清淡，尤善小品。下联典指东汉僧人竺法兰，诵经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
竺弥孝亲，闻雷泣墓；
生僧说法，颃石点头。
——佚名撰竺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汉代孝子竺弥事典。下联典指南朝宋僧人竺道生的事典。相传，竺道生昜石为弟子，讲涅盘经，石皆点头。
耕道传家，订义雅闻戴记；
凝阳开国，汉廷特守侯封。
——佚名撰竺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竺大年，字耕道，熟谙《礼记》，人皆化之，著有《礼记订议》。下联典指竺姓的得姓源流，引《姓苑》云：“竺本姓竹，至汉纵阳侯竹晏改为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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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竺姓高级领导人简介】
竺时英烈士
竺时英（1904.10.16-1934.4.17），浙江省奉化县西圃村人。1911年在当地小学读书，1916年进县城文聚高小。1919年考入宁波省立第四师范，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法系。1924年加入中国。
革命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传到甬城，接受进步思想，和同学们一起走出课堂，抵制洋货，投入反帝爱国运动。1923年9月宁波第四师范并入四中。在进步教师指导下，和裘古怀等10多名同学，在校内竹洲组织了“飞蛾社”。恪守社旨，按月读书一册，集会一次，宣读自己撰写的理论文章，交流学习心得。此外还经常听取由校长经享颐请来的革命前辈，文化名人的报告和讲学。
大革命时期，1924年在北京大学政法系，求学期间阅读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和马列著作，开拓了视野。毕业后在浙江定海中学任教，从事革命工作。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积极组织校内学生会，投入罢课游行，抗议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的。1926年调奉化中学教学，积极组织学生、农民、手工业工人参加工农运动。3月参加了在前举行的“三·一八”大会。1927年1月参与组织工农学冲进奉化伪县府，痛打伪县长。杭州“四·一二”后被通缉，先赴汉口后回宁波旅汉公学教书，继续从事农运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2月应聘在鄞县石矸小学任救。8月去汉口宁波旅汉公学任教。1931年9月回奉化，任孤儿院教导主任，参与组建奉化县特别支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发动知识分子成立党的外围组织“奉化县文化促进会”，任会长。准备出版《反正》刊物，揭露派罪行，后遭查封。曾三次组织奉化中学师生罢课，向校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同年4月25日被叛徒告密遭逮捕，囚禁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并鼓励难友为革命准备流血。由于在狱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又遭各种刑审逼供，被折磨得体弱多病。
1934年4月17日黎明，带着对来竞事业的无限遗憾病逝狱中，时年30岁。
竺清旦烈士
竺清旦（1899.6.5-1935.12），字起元，号照卿，化名包起凤、竹卿、贞大房、刘晓平等，浙江省奉化县董村人。出身于一个秀才之家。从小即在父亲的教育下读书写字，学诗作文。1917年起先后在奉化、镇海、鄞县的一些小学当教员或校长。1925年加入中国。
大革命时期，1924年初任鄞县五乡碶鄮溪区区立一校校长时，曾发动数百名群众与当地豪绅作斗争。1925年7月筹建了两个村的农民协会。1926年3月宁波地委改组，被选为宁波地委委员兼农动委员会书记。4月宁波市党部改组，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负责整个宁波地区农运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农村，进行具体的指导。5月去广州参加主持的第六届农动讲习所学习。8月因宁波缺乏农运干部，奉命提前返回。11月任江浙区农动委员会委员。12月宁绍台农民协会成立，被选为会长，采取以会代训和印发资料等办法，培训了一批农运骨干，组建了多支农民自卫军。1927年2月北伐军到达宁波，各界人士在小校场集会欢迎。在会上发表演讲，以宁绍台农民协会名义向北伐军提出了13项要求。3月2日宁波临时市政府筹委会成立，任委员。深入余姚庵东盐场，发动盐民，组织盐民协会，被推举为主任，还成立了盐民自卫军，公审了盐霸高锦泰。至4月宁绍台地区有组织的农民已达20余万人。4月9日宁波派发动“清党”事件，遭通缉，被迫出走武汉。6月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作为浙江代表出席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议结束后，被留下来担任短训班的教员。“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后，被送往苏联学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10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1928年夏转入中山大学（又称中国劳动者主义大学）。由党员转为联共候补党员，被选为党小组长。学习期间，看到校内存在的问题，就直率地向校方提出，要求加以改进。谁知却得罪了校长米夫的翻译王明（陈绍禹），耿耿于怀。被诬为“托派”，后经国际、联共监委、代表团三方联合调查，得以澄清。1930年10月回国到新疆工作。当时新疆没有组织，虽感人生地疏，因难重重，但怀着对主义事业的坚强信念，置身于群众之中不懈地工作。1933年盛世才登上了新疆督办的宝座，打着“反帝亲苏”的幌子，骗取了苏联的支持。苏联陆续派遣一批专家、顾问和党员到新疆工作。竺清旦被安排到盛世才直接掌握的教导团（即卫队团）工作。盛世才阴险狡诈，为了防范人，借口新疆情况复杂，规定在新疆工作的联员和党员不得公开身份，不发展党的组织，不宣传主义的政策，并派心腹进行跟踪监视。在这种情况下，竺清旦怀着要把新疆建设成为一个革命根据地的赤诚愿望，团结同事，积极工作，提倡“”、“自由”、“平等”，宣传苏联建设的新成就，传播马列主义真理。他的革命活动，引起新疆势力的嫉恨和恐惧。1935年12月，新疆省督办盛世才以开会为名，邀请来到一个花园内，趁其不备用手枪把他杀害，牺牲时36岁。
近日，记者从天眼查App获悉，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竺延风卸任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杨青接任，同时公司多位主要人员也发生变更。
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注册资本167亿人民币，经营范围含全系列乘用车和商用车、发动机、汽车零部件、机械、铸锻件、粉末冶金产品、机电设备、工具和模具的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等，由东风集团股份（(HK.00489）、日产（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持股。
据媒体报道，去年11月，东风集团股份发布公告称，竺延风已届退休年龄，不再担任董事长等职务，由杨青接任董事长。天眼查显示，今年1月，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变更。本次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变更后，竺延风名下已无任职信息。
潇湘晨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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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庆涛 王鸿杰
竺，读作zhú，象形字。由竹和二构成。“竹”指地上的竹秆，“二”指地下茎竹鞭，本义竹林。
竺字的演变
一、字形来源
古人造字遵循“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先创造独体象形字，即文，后创造合体会意字，即字。竺字，就是人们观察竹子生长特点，把地上竹秆和地下竹鞭合为一体创造的字。
据研究，一片竹林或一个竹丛，虽然在地上分生许多竹秆，但是在地下却长在同一或少数主茎上。竹子的地下茎又称竹鞭。根据竹子地下茎的分生繁殖特点和形态特征，可分为单轴、合轴和复轴三大类型。凡是单轴型、复轴型及合轴型且有假鞭的竹类，其地面秆散生或多丛散生，都能形成大面积的竹林，通称散生竹。合轴型无假鞭的竹类，地面秆成单丛生长，不能形成大面积竹林，为丛生竹。
单轴散生、复轴多丛散生和合轴散生可生长为竹林
合轴丛生可生长为丛生竹
远古人很早就利用竹子制作各种生活用品，非常了解竹子的生长情况。人们看到在茂密的竹林之下，竹子盘根错节的地下茎上长出新的竹子，就用符号把地上的竹子和地下的竹鞭一起记录下来，写作竺。因此，竺也是竹子，不过同时强调了地上的竹秆和地下的竹鞭，即指竹林。换句话说，竹字指个体，竺指整体。
竺字的商周甲骨文、金文字形尚未发现。最早的竺字是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
《说文解字》：“竺，厚也。从二，竹声。”
《广雅》：“竺，竹也。”《辞源》认可《广雅》的解释。
《辞海》：“天竺”的省称，没有认可“竺，竹也”，同时认为通笃。
《字源》认为，竺字的“二”是“分化符号”。
上述关于竺字的解析，都没有从竺字是象形字这个角度观察分析，而只是围绕竺字本身就文字论文字，当然不会确切。
二、竺字引申义
竺字的引申义都与竺的本义竹林有关。
1.竹子。整体的竹林是由个体的竹子组成的，竺通竹。据《福建志》记载，“福清县石竺山，其产多竹而少筍。”后来，石竺山改名石竹山。
据1987年12月版的《福清县志·杂事志<卷二十>》记载有石竺山，据史学考证“石竺山”即现在的“石竹山”。这说明，竺字与竹字相通。
2.打击乐器筑。竹子可制作乐器。战国时期有一种流行的乐器叫做筑。筑是一种用竹尺击弦的打击乐器，竺通筑。（1）《战国策·燕策》：高渐离击竺，荆轲和而歌（高渐离弹奏乐器筑，荆轲和着音乐歌唱）。（2）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竺（宴会喝酒的乐趣，不在于弹琴奏乐）。
3.行动迟缓。竹林茂盛，马要过去，行动肯定迟缓，竺通笃。《广韵》、《集韵》、《正韵》等古代辞书都注明，竺音笃[dǔ]。《尔雅·释训》解释，“竺，厚也”。其《疏》直接认为竺与笃同。马入竹林，自然无法快速通过。因此，写作笃（竹+马）。
4.相通，感应。竹笋生于竹子地下茎，相连相通。《楚辞·天问》：稷惟元子，帝何竺之（后稷原是嫡出长子，帝喾何以感知）？有的古书中此处的竺写作笁。
5.天竺的简称。古印度被音译为天竺国、身毒国。如，竺经（佛经），竺国（天竺国），竺域（指天竺），竺土（天竺国）。
6.与佛教有关的。如，竺法（佛法），竺乾（佛，佛法），竺书（佛经），竺学（佛学），竺教（佛教）。
三、竺姓的来源
1.源自竹姓。夏、商、周三代有孤竹国，春秋时其国君之子伯夷、叔齐之后以国名为姓，称竹氏。至汉代，有枞阳人竹晏，因避仇人而改为竺姓，并沿用至今。
2.源自古印度。古印度称天竺国，有天竺僧人来中国传教，以国名为姓。后来，中国僧侣有的随印度僧人学经，也随师父之姓，成为竺姓。
3.源自满族。
如今竺姓人口约12万，按照人口数量排名第395位。
诗曰：
竺指竹林很分明，
竹子连着竹鞭生。
渐离击竺送荆轲，
天竺之国取真经。
参考文献：
1.《辞源》，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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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汉字源流字典》，谷衍奎编，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7.《说文解字》（最新整理全注全译本），孙永清编著，中国书店，2011年版。
8.《字源》，李学勤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9.《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2014年版。
10.《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
11.《实用甲骨文字典》，陈年福编著，四川辞书出版社，2019年版。
12.《国学大师》（网络版）。
13.《新华字典》（网络版）
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曾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达13年之久，是浙江大学史上任职时间最长、声誉最高、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曾被誉为浙江大学的“保姆”，其贡献和声望无人可以替代。
竺可桢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校长任期内创造了一个神话，使浙江大学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学，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学，浙江大学至今仍占据着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早在抗战时期就曾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原名竺兆熊，浙江上虞人，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东关镇一个米商之家，父亲竺嘉祥曾经营着一家米行铺子，母亲顾金娘性情贤惠且勤劳持家，竺可桢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尽管他从小身体孱弱，却是聪颖过人。
竺可桢读私塾时就深得先生的喜爱，竺可桢之名就是私塾先生所起，认为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栋梁之才，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曾以自己米行三分之一的收入，为竺可桢聘请当地出名的私塾先生章景臣进行家教，以期望自己的小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
1899年东关镇“毓菁小学堂”建成开学，这是在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下，当地开明士绅捐资兴学创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堂，第一届招收了100余名学生，竺可桢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毓菁小学堂”。
1905年，竺可桢以第一名成绩从“毓菁小学堂”毕业，百余名学生能够拿到高小毕业文凭者还不足10人，可见这所学堂教学之严格，竺可桢在这所新式学堂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启蒙。
1905年秋天，竺可桢在章景臣的资助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商人叶澄衷创办的“澄衷学堂”，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当年在上海极富盛名。
澄衷学堂旧址
李四光、胡适、丰子恺、夏衍等人都曾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竺可桢与胡适还是同班同学，由于竺可桢品学兼优且为人热情正直，还被同学推举为班长。
1908年春，“澄衷学堂”因、罢课等原因一度停办，胡适去“中国公学”读书，而竺可桢则转入“复旦公学”继续求学，“复旦公学”是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极其重视外语教学。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这是中国早期的理工学堂之一，后来逐渐发展为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也就是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
1910年8月，竺可桢赴北京参加了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的选拔考试，当年有400多人参加了考试，最终只录取了70人，竺可桢的成绩位列第28名，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但后来却转换了专业方向。
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生合影
竺可桢于1913年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气象学专业，不久由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人发起成立的“科学社”和创办的月刊《科学》，从康奈尔大学转到了哈佛大学，竺可桢立即参与了“科学社”的活动，并积极为《科学》月刊撰写文章。
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社”，竺可桢不但是第一批成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17年就被美国地理学会接纳为会员，成为该学会第一个中国会员，1918年以《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论文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
竺可桢
1918年秋，竺可桢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地理学和气象学教授，由于该校学生大多都是湖北、湖南人，学生几乎听不懂竺可桢的浙江方言，课下交流也比较困难，而学生只能通过讲义来搞懂学习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刻印讲义。
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员中，以留日学者居多，而竺可桢是留美的，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教育主张，得不到同仁的理解和支持，这让竺可桢感到十分的孤独与苦闷。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南京高师，聘其为文史地部教授，主讲气象学和地理学，当时南京高师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而学生大都是江浙一带的学子，身处这样的教学环境之中，竺可桢可谓是如鱼得水。
1921年，竺可桢在刚筹备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地学系并出任系主任，这是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的创办理由是，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当时执政者缺乏地理知识所致。
竺可桢
当时只有上海、香港等地有外国人建立的测候所，而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的美国，却建立了200多个测候所，中国亟待建立权威的气象观测站，竺可桢决心为国家培养自己的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期，相继发表了有关东南亚台风、天气型、历史上气候变迁和阐述发展科学地理学等一系列专著和论文。
由于与学校领导层发生矛盾，竺可桢曾离开国立东南大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还在私立南开大学任教一年，并曾短暂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地学系主任。
1927年4月，竺可桢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北极阁筹建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创建了“北极阁气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推动全国各地气象台、站的建设，培训气象人才，开展气象研究，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专著，还屡次当选“中国气象学会”会长。
1934年，竺可桢又与翁文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派人在西藏拉萨设立了拉萨测候所。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国立浙江大学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浙大学生和杭州各校学生举行游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招来军警镇压学生，激起学校师生的强烈不满，浙大师生开始了“驱郭运动”。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竺可桢于1936年4月25日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从此开启了“竺可桢时代”，当时国立浙江大学仅设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在校学生500余人，与国内同类大学相比，尚属于地方性国立大学。
竺可桢
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宗旨的：“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该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
竺可桢自担任校长伊始，就提出了著名的“竺可桢之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自竺可桢掌校伊始，“竺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浙江大学也始终坚持把“竺可桢之问”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和毕业纪念册上，由此可见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影响力。
竺可桢根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整肃措施，以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各专业委员会主任都是由他主持遴选在师生中有威望的人担任。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的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他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延聘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对在学校任教的教授和讲师关心备至，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发挥他们的作用。
竺可桢聘马一浮时合影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化通才教育，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加强基础教育，动员一些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
竺可桢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学校和各学院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一些学术成果在国内外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竺可桢掌校期间，可谓是浙江大学的“黄金时代”，学校已经发展为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30个学系、10个研究所，副教授以上教师队伍增至200余名，在校学生已达2000多人，跻身于国内名校行列，成为大师云集、学子竟相报考的著名国立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竺可桢亲率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赣、湘、粤、桂、黔、闵等七省山水之间，行程2600多公里，先后更换了建德、吉安、泰和、宜山等校址，历时两年有余，最终于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七年。
浙江大学西迁途中
浙大西迁之时，竺可桢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要把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140箱进行保护性转移，《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其中三部在清末已毁，抗日战争期间又损毁二部，竺可桢不辱使命，将这部中华国宝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地母洞存放。
正是在浙大西迁期间，由于无暇顾及家人，竺可桢还经历了丧妻失子之痛，浙大西迁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万苦难以尽述，可谓是一所大学的“文军长征史”，而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
1938年11月19日，根据竺可桢的提议，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可桢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将“求是”解释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以自己的处世准则和生活体验，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求是”的行动准则，浙大“求是”校训，对塑造学子的道德品质起到了相当大的主导作用。
竺可桢题词
竺可桢尽管素有浙江大学“保姆”之称，但他对校长一职并不执著和留恋，在其十三年的任期里，竺可桢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但无论是谁出任教育部部长，对竺可桢都是极尽挽留，甚至还动议请竺可桢转任中央大学校长，以对竺可桢办学业绩的肯定和褒奖，国家需要竺可桢这样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来执掌大学。
而浙江大学师生更是不愿意竺可桢离开浙江大学，全校师生极力热情挽留竺可桢继续执掌浙江大学，也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竺可桢（左二）与友人合影
当时全国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而像浙江大学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还是相当罕见的，可见浙江大学师生对竺可桢的不舍、留恋与爱戴。
1949年4月，竺可桢黯然离开了执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学，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几分脱离“苦海”的庆幸，也有对浙大的不舍和留恋。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就宣告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由此走上国家级科研领导岗位。
竺可桢（前排左四）参加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
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早在1948年，竺可桢就被中央研究院评选为院士，第一届共评选了81名院士，都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人物。
1972年，已是愈古稀之年的竺可桢加入了中国，晚年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专著，引起世界学术界的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患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晚年的竺可桢
纵观竺可桢的一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的异数，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域、学术成果和人格魅力，叱咤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和科学舞台，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开始涉足气象学学习和研究时，就因专业学习的需要，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由于生活动荡的原因，竺可桢的日记只保存了从1936年到1974年间的日记，总计38年零37天，这期间没有一天中断过，这些日记都是用蝇头小楷写就，共计800多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竺可桢日记》
《竺可桢日记》是竺可桢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资料，读者可以从这些日记的细微之处，能够看出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细节，以及一个科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段波澜壮阔的忠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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