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清代作为科举制度的巅峰时代，曾涌现出了一大批科举世家，耳熟能详的就有昆山徐家、桐城张家、金坛于家、常熟翁家等等。整体来看，这些科举世家大多出自江南各省，至于北方各省中，则属山东诸城刘家和滨州杜家名气最大了。
御史之前写过诸城刘家的情况，他们家一共出了11个进士、42个举人，如果加上秀才、监生，则共有功名261个，根据刘家族谱的记载，从晚明开始一直到清末，诸城刘家当官的共有二百多名。
关于诸城刘家的情况，这里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以前的文章。重点还是来聊一聊山东滨州的杜家。
与诸城刘家比起来，杜家一点不逊色，而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数量上来说，杜家明清两朝共出12个进士、6个举人，秀才347人。晚清时期，时人称杜家为“一门七进士，父子五翰林”，而且与刘家的情况一样，以出清官闻名于世。
杜氏家族的奠基人杜家的发迹，主要是从道光朝开始的，这一时期有两个代表人物，即杜堮、杜受田父子。说起杜堮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他出生于乾隆二十九年，中进士则是在嘉庆六年，既不是少年得志也非大器晚成。
从仕途方面来看，杜堮还是很幸运的，中进士后入翰林，一步一个脚印走得很踏实，到了嘉庆二十四年时已经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跻身二品大员行列。
杜堮的一生为官一般，最高官职就是侍郎。史料中没有记载他有多少突出的政绩，在嘉庆、道光两朝的政治舞台上也没有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在为学上却很有成就，是当时公认的高寿诗人，是山东一省的文坛盟主。
杜堮的儿子叫杜受田，以名气而言，杜堮则远远不及杜受田。杜堮历经四朝活了86岁，他在世时儿子、孙子都已经入仕了。杜受田是道光三年的进士，而且考试成绩很优秀，会试中名列第一，殿试中名列第四。
杜受田的仕途经历和父亲大致是一样的，多在翰林院任职，也都外放过学政。不过杜受田的运气更好，他于道光十五年被任命为上书房师傅，教授皇子读书，而就是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让杜受田后来得以名满天下。
道光皇帝一生最纠结的无非就是两件事，一是战争，二是传位皇子。道光帝皇子不算多，能托付社稷的只有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奕詝的优势在于年长且是皇后所生，而奕訢的优势在于才华和骑射。
到底该立哪个皇子为储，道光帝迟迟拿不定主意。最终便上演了一场师傅大决战，论资历、官职奕詝的师傅杜受田不及奕訢的师傅卓秉恬，但以谋略而言，杜受田则技高一筹，在“南苑围猎”和“内廷召对”两件事上，杜受田授计奕詝赢得太子之位。
可以这样认为，奕詝的皇位一多半是杜受田的功劳。所以奕詝登基后，对这位老师感恩戴德，官至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杜受田生前的荣誉不算太高，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咸丰二年就去世了，若非如此，入阁拜相执掌军机也是水到渠成的。杜受田死后，咸丰帝给予了超过规格的待遇，赐太师大学士，要知道自嘉庆以后，汉臣赐太师者仅杜受田一人。
此外，咸丰没有等到礼部题请，便降特旨赐与杜受田“文正”谥号，有清一代获赐谥号的仅有八人，而同时获太师、文正者，仅有杜受田一人而已。
根据史料的记载，杜受田死后咸丰比道光驾崩时更加悲痛，赐银祭酒，灵柩返乡时，令恭亲王奕訢送出京城，并赐给金镐、玉锹，嘱咐护送之人逢山开山，遇水搭桥，凡是阻碍灵柩前行之物一律铲除。
咸丰帝对杜受田的恩宠还不仅如此，杜受田的父亲杜堮当时尚在，咸丰下旨晋尚书衔，准食全俸；杜受田的儿子杜翰时为从五品的翰林检讨，15个月内连升七级至正二品的侍郎，后来又入军机处，到了咸丰去世前，还被委任为顾命八大臣之一。
杜家的其他子孙情况杜受田和杜堮去世后，当家的就是杜翰，但他的运气就不行了，辛酉后，顾命八大臣除了景寿结局略好外，其他的杀得杀，流放的流放。杜翰还算是幸运的，起初被判流放新疆，后来被赦免，但此后绝迹官场在家郁郁而终。
孙子辈中杜庭琛、杜庭珏、杜庭璆，在杜受田去世时，被咸丰帝恩赐举人，其中杜庭琛于咸丰六年又赐进士出身，入翰林院庶常馆。杜庭璆也在殿试中考中二甲进士，以庶吉士身份在京、在外任职。
滨州杜家所谓的“父子五翰林”，实际上是指的是四代人，即杜堮、杜受田、杜翰、杜庭琛、杜庭璆五人。即便如此，有清一代像杜家这样多进士、多翰林的盛况也是不多见的。
“蜀人清代显官，莫过于张鹏翮与秉恬二人。”
此句出于《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07页“卓秉恬”的人物介绍一文。
笔者前不久完成一篇7000余字的文章《广安出了个“大清廉相”张鹏翮》，详细介绍了出生于广安邻水的清代宰相张鹏翮的生平事迹。在研究了卓秉恬后，笔者惊奇发现，同样作为清代宰相的卓秉恬，竟也生于广安。而清代蜀人拜相，也就只有张鹏翮与卓秉恬。而更神奇的是，两人去世后，均被清代帝王赐谥号为“文端”。谥号“文端”与谥号“文正”类似，是历代文官梦寐以求的谥号，帝王也是不轻易赐的。这让人不得不感叹：广安真是地灵人杰呀！
相比张鹏翮2岁就离开广安不同，生于广安岳池的卓秉恬虽然后来也迁籍他处，但他在岳池度过了少年时代，心里深深认可的家乡是他的出生与成长地，为官后还回到岳池并留下题刻。即便是暮年已高居宰相之职，仍关心着家乡，与岳池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卓秉恬像（资料图片）
诸多资料，确证卓秉恬生于广安岳池
笔者初知卓秉恬之人，缘于《岳池县志》（光绪版）对其祖墓的记载。该志的《古迹志·陵墓》记载：“大学士卓秉恬祖茔，在治东负廓金石岩下，后通籍迁葬别所，惟古址徒存。”
多年前，我粗读《岳池县志》（光绪版），就已注意到这一记载，毕竟，清代大学士即为宰相，作为宰相的卓秉恬，其祖墓在岳池，这也是岳池县的光荣呀！但由于历代《岳池县志》均未对卓秉恬作相关介绍，笔者也未将其视为“广安名人”之范围。直到最近偶获《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一书，才开始警觉起来。
《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为上世纪80年代南充地区文化局编印的一本内部刊物，该书第63页对卓秉恬其人这样介绍：
卓秉恬【清】（1782-1855），字静远，一字海帆，四川华阳（今成都）人，嘉庆六年（1801）举人，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历仕三朝，垂六十年，未尝外任。持身清正，鲠直敢言。工书，尤善诗文。嘉庆年间，选辑有著名法帖《快霁堂帖》四卷。道光六年（1826）赴岳池为其师何棻祝寿，题匾“随处足”。又书“灵泉”二字镌刻于后山石壁上，字大过尺，笔力雄健洒脱，自然浑厚，神韵油然。（注：《华阳县志》载，卓秉恬为嘉庆六年辛酉科举人，嘉庆七年壬戌科吴廷琛榜进士）
这段文字尤其让笔者不解的是，“赴岳池为其师何棻祝寿”，《清史稿》和《四川历代文化名人辞典》均记载卓秉恬为华阳县人，其老师又怎么会在岳池呢？结合其祖茔在岳池的记载，莫非卓秉恬年少时期也是在岳池度过的？
关于何棻，《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也有收录：
何棻[清](生卒不详)号馨葊，岳池县人。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科举人，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进士。历任山西绛州(今新绛县)、河津高阳、盐山、怀安、西宁、宛平等县知县，道光四年(1824)调补南皮县(今天津)加捐知州职衔。晚年优游林下二十余年，以训子孙耕读、教授生徒为乐。终年八十四岁。善诗文，工书。岳池县西门外甘佛寺后岩石刻“龟峰”两大字，径丈余，楷书，是其亲书，笔力雄健遒劲，苍老劲拔。
从卓秉恬和何棻二人的介绍可看出，两人年龄差距较大，但二人有着最大的共同点：善工书法。而何棻又是卓秉恬的老师，这大体就可猜出，卓秉恬善书多是受老师何棻的影响，其影响的年限不太可能在卓秉恬作官之后。结合两人的为官经历，两人共事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卓秉恬“历仕三朝，垂六十年，未尝外任”，而何棻则从未作朝官，一直在地方任职。
仅从以上，便基本可以判断，卓秉恬是在岳池出生，并度过了他人生关键的少年成长期，这才有他与何棻之间的师生缘份。进一步讲，何棻中举之前，作过私塾老师，卓秉恬便曾是他的学生。
当然，能证明卓秉恬出生于广安岳池，还有最直接的证据，只是笔者最近才发现。
清光绪《岳池县志·艺文志》收录了一篇墓志铭，名为《皇清例赠孺人康母李太孺人墓表》，该墓志铭作者正是卓秉恬。
铭文开头便这样写道：“乙巳春，康荷生年侄来京应礼部试，手先孺人事状丐余表阡，余先世家岳池，辛酉、壬戌与其父惺斋公先后入词垣，公旋下世，荷生尝馆于余之家塾，时称道母德，故余知孺人特详。”其大意是：乙巳年（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春，年侄（同年进士之子）康荷生来到京城参加礼部会试，手持他先母生平事迹材料来请我写一篇墓志。我原籍岳池，在嘉庆六年（1801）及嘉庆七年（1802），与他父亲惺斋公先后进入翰林院，不久他父亲便去世了，而康荷生曾在我家私塾就读，时常称道他母亲的品德，所以我对夫人的情况知道得很详细。
这里的“荷生尝馆于余之家塾，时称道母德，故余知孺人特详。”便十分清楚地表明，卓秉恬早年的家就在岳池，至于其家迁往华阳县，则应是他作官多年后的事情了。从“余知孺人特详”一句也可看出，已在京城作官的卓秉恬还曾经回到岳池，与在卓家私塾读书的康荷生有着深入的交流——若不然，又怎能“知孺人特详”呢？
官居宰相，仍难舍家乡情结
关于卓秉恬回岳池，岳池县的官方史料均无记载，但《岳池县志》（1911-1985）在第182-483页有这样的记载：“翔凤山石刻……清道光元年（1821），体仁阁大学士卓秉恬题‘灵泉’。”相比前面所举《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关于卓秉恬的介绍，《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说得更详细，只是两者关于卓秉恬题“灵泉”的时间有区别。
结合《南充地区书画名人录》关于何棻的介绍便会发现，何棻是道光四年（1824）致仕还乡的，卓秉恬题“灵泉”处于到岳池为何棻祝寿期间，因此准确时间应该是道光六年（1826），只是题刻落款中的“六”被岳池人误认为“元”罢了。
据《清史稿·卓秉恬传》，道光四年，卓秉恬任奉天府丞，因父亲去世，回乡丁忧。按古代丁忧制度，一般是居家3年。也就是说，道光六年，卓秉恬仍处在丁忧期间。在古代，官员异地作官期间，除了为丧父丧母丁忧之外，一般是不允许回家的。
现在我们基本能弄明白了，正是这3年的丁忧时间，卓秉恬才有机会常处家中，并与正在卓家私塾读书的康荷生有了密切的接触，故而常听康荷生讲其母德，对其母亲的事迹知之甚详。也正因这段时间，也才能有机会为自己的老师、时已致仕还乡的何棻祝寿。
进一步讲，至少在道光六年时，卓秉恬的家仍在岳池。至于迁籍成都郊县的华阳县，则是后来的事情了。
根据成都市相关资料，卓秉恬祖上在成都开了个“广益号”酱园，更有歌谣流传：“卓秉恬，卖过酱，道光年间拜过相。”从这里可以看出，卓秉恬祖上是卖酱的，在成都有铺子。康熙年间，岳池县被废50余年，后又复县归属顺庆府。被废期间，岳池县并入了广安州，或许，卓秉恬祖上是在康熙年间到成都开酱铺的，其铺子取名“广益号”，应得名于两地——“广”即指广安州，“益”则指俗称“益州”的成都。另外，清咸丰年间，卓家还在成都棉花街修了一座府第，人称“相府”，同期，卓家还牵头成立了酱园公所。从这里则可看出，卓秉恬大致是在道光年间从岳池迁籍到成都郊县的华阳县的。
卓秉恬为何迁籍？笔者认为，卓秉恬父亲在岳池去逝后，其母亲大致健在，但岳池老家应该不会再有其他亲人了，毕竟成都这边做着生意，又有铺子，不可能把母亲一人留在老家而无人照顾吧？为了年迈的母亲，只得把岳池的房产卖掉，然后把母亲搬到成都，便于其他亲人照顾，并正式落籍华阳县。也或，此时父母均已去世，岳池家中已无亲人，而其他亲人已于华阳县落籍，便一并迁籍及祖茔于华阳吧？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卓秉恬为康荷生母亲写墓志铭一事。此时为道光二十五年，卓秉恬已年过六旬，并正式拜相，官居武英殿大学士。而此时的康荷生连进士就还没考上，其父亲也只是与卓秉恬为同榜进士，且中进士不久就去世了。两人也并非亲戚关系，身为宰相的卓秉恬怎能轻易降下身段而接受康荷生之请呢？除了卓秉恬浓浓的乡情，恐怕很难用其他原因来解释了。从铭文开头“余先世家岳池……知孺人特详”来看，卓秉恬也确确实实是以一个家乡人的身份来认真对待这个事情的。
而卓秉恬的家乡情结，还不止表现于此。《岳池县志·艺文》还收录了卓秉恬另一篇文章，即《恩赐八品衔例封征仕郎爵一周先生七旬晋四暨德配李太孺人七秩开一双寿》。这篇文章是受岳池人周虎臣兄弟二人之请，写给其父母的寿序（类似于今天的祝寿词）。
卓秉恬在寿序开头便这样写道：“周明经虎臣，蜀中俊士也。前年以廷试入都，从余游两载，因稍悉其家事，比者旋里，偕其弟晓霞来征余文，归祝其尊人爵一先生暨尊慈李太孺人寿，言于余曰：‘家君未为世用，功名无可见，而孝义出自性生，所为事类依于道，用乞一言，以荣制锦。’”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读出四点信息：一是岳池人周虎臣，仅是一名贡生，连举人就不算，更别说是进士了；二是周虎臣因参加廷试进京，跟随卓秉恬学习了两年，其实这也只是卓秉恬较为委婉的说法，真正意思应是，周虎臣在京城这两年，是卓秉恬收留了他，一则可帮他大大节约在京城的日常费用，二则让周虎臣跟在卓秉恬身边，既可快速提升周虎臣的学识，也可大大增强周虎臣的朋友圈，为将来的仕途作些铺垫；三是周虎臣在京城呆了两年，马上要回岳池了，总得给父母一点见面礼吧，于是便约上已在京城供职的弟弟周晓霞，来到卓秉恬家中，恭请身居高位的卓秉恬为父母写一篇寿序，以光耀门庭；四是周虎臣父亲只是岳池县城的普通百姓，但卓秉恬收留周虎臣这两年里，已从周虎臣那里知道不少关于他父亲的相关事迹，这说明卓秉恬离开岳池多年，依然惦记着家乡，常想听听家乡发生的一些事——这可是对家乡岳池的深深眷念啦！
这篇寿序没有具体的落款时间，但文中却有这么一句：“次子即虎臣也，登道光己酉科。”这里的道光己酉，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也就是说，写序时间大约在咸丰元年（1851），此时的卓秉恬，已任武英殿大学士好几年了。此时，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卓秉恬，竟也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家乡一名贡生之请而为其父母作寿序，而这贡生的父母也仅是岳池县的一名普通百姓，这背后难道不正是卓秉恬对岳池县浓浓家乡情结的再次体现么？
光绪版《岳池县志》收录的卓秉恬2篇文章，均出自于卓秉恬拜相之后，尽管此时卓秉恬已迁籍华阳县（1965年并入双流县），但从文章的字里行间来看，卓秉恬骨子里的家乡概念，不是华阳县，而是岳池县。也难怪，成都市诸多地方史料，均难见卓秉恬在华阳的相关事迹，也鲜见其为华阳的人和事所作的文章或书画。
其实，卓秉恬的事迹原本计划收入清代《岳池县志》的。清光绪《岳池县志》关于“大学士卓秉恬祖茔”的介绍中，还有这么一句：“嗣增补县志者直将学士父子载入邑《选举》，兹仍因旧志省去。”意思就是，道光三十年（1850）增修《岳池县志》时，修志的人直接将卓秉恬父子二人（卓秉恬子卓枟，官至吏部侍郎）列入“选举”部分，但因为卓秉恬已迁籍华阳县了，便省去了，于是光绪年间再修《岳池县志》时，也沿袭定版的道光县志，没将卓秉恬父子二人纳入。而其祖茔因“通籍迁葬别所”——“通籍”也即做官的意思，这也印证了笔者的分析：卓秉恬作官之后才把户口和祖茔外迁。
遗憾的是，尽管卓秉恬从岳池迁籍于华阳，但他逝世后并未葬于华阳，而是葬在了北京昌平县黄土村聚福庄。这或许与其儿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卓秉恬入仕较早，长期在京城任职，其儿子也是在京城出生并长大的，对于四川来说，既缺乏生活经历，也缺乏家乡认同感。
岳池县翔凤山崖壁“灵泉”石刻，系卓秉恬手迹。
鞠躬尽瘁，历仕三朝的“官场不倒翁”
卓秉恬自20岁考中进士作官起，便一直在京城任职，直到年老致仕。但每一次朝廷派他到地方巡查，他都尽职尽责，实情呈奏，极力为地方百姓鼓与呼。
嘉庆十八年（1813），卓秉恬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他赴山东道巡查发现，这片区域盗风甚行，根本原因是官府的捕役与民间的盗贼狼狈为奸：捕役常从盗贼身上坐收渔利，而捕厅又取财于捕役，公然给捕役下任务，要求捕役每月上缴一定钱款，称之为月规。反过来，盗贼因向捕役缴纳钱款，便依仗捕投为护身符，行为更甚。当百姓有财物被盗而告官时，官方往往不予理睬，盗贼也因此对告官者更加痛恨，对告官者加倍实施行为，弄得百姓叫苦连天。这种官盗勾结，在山东道比比皆是，尤其是直隶省的大名、沧州，河南省的卫辉、陈州，山东省的曹州、东昌、武定，江苏省的徐州最为普遍。为此，卓秉恬上疏朝廷，建议直隶省要每保每甲地查，其他省份交由各省最高长官亲自督查办理，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期间，卓秉恬同时也十分关注运河的河道运输。他曾奏报朝廷说，微山湖水向来接济韩庄八闸和江苏邳州一带运河，一到湖水短缺年分，通往江苏的运河即告枯竭。为改变这种情况，就须要山东、江苏两省加强跨区域协调，做好各闸水量调节工作，保持运河畅通。同时，他利用山东地下泉眼丰富的优势，不辞辛劳，亲自勘察泰安、兖州各地泉源，共探测出新泉43处，以保证运河在枯水期有各地泉水补充。
作为四川人的卓秉恬，涉及四川的民事也常常让他关心。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一天，他了解到陕西经四川到湖北，有连绵数千里的巴山老林，即从陕西宁羌由南往东、经四川至湖北保康一带，由于土地贫脊，所交粮赋也极少，无业游民给地主不多的钱，就可租上数沟数岭来种，一旦遇上不好的年分缺少收成，佃农便又搬到其他地方去种。由于百姓流动性大，一遇干旱或水涝年分，百姓欠收，便奸民四起，州县也因为地方辽阔、莫能追捕为由，各地互相隐瞒不报。直到酿成大案，才上奏朝廷，然此时已难以控制而于事无补了。加之事连三省，朝廷大员下来办案时，往返三省调查，等到各州县奉旨办理时，常常是在几个月后的事了。为此，卓秉恬向朝廷上疏建议，在巴山老林的关键地带设立相应官署，专设大员控制。
然当年嘉庆皇帝逝世，道光皇帝即位后，阅此疏奏，对卓秉恬的建议很是赞同。
道光十三年(1833)，卓秉恬已任大理寺少卿一职。其间，陕西省已被免职的原任盐知事徐登元上京控告安康知县王以铭侵吞赈款，朝廷便命卓秉恬与刑部官员赴陕西查办。经过一番认真审查，卓秉恬最终查明，徐登元所控，多系诬告，而王以铭办赈报销前后不符，城堤各工程失误，并在地方滥行苛派，建议将徐王二人分别治罪，以振纲纪，最终也得到朝廷的批准。因性鲠而忠、廉洁公允，卓秉恬深得道光皇帝的赏识，不久又相继升任太仆寺卿、宗人府丞。道光十五年（1835），又升任礼部侍郎。
此后十年间，更是卓秉恬为官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先后任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二十四年（1844），拜文渊阁大学士，晋武英殿。其间的1840年，战争开始，已作兵部尚书的卓秉恬对国民食深切痛恨，在他和诸多大臣的推动下，清廷共颁布了严禁的39条法令。1843年三月，他参与研究江防海防要务，为防范英利用内河对中国内陆朝廷侵略，他提出“将士用命”和“慎选文武”：将士是否用命，“全恃平日恩威，见敌如何决机，尤在临时措置。如果随机应变，协力同心，则自海人江，层层门户，不难制其死命”；“慎选文武”，是稳定地方，安定军心民心的“第一要务”，应认真办理。朝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议。
咸丰五年（1855）九月，卓秉恬在京城病逝，享年七十四岁，清廷赠他太子太保，谥号“文端”。从青年为官，到年老病逝，卓秉恬几乎一直在京城任职，历官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共54年，人称“官场不倒翁”，后世则评价他“有古大臣任事之风”。
在清朝268年中，四川人作宰相的，只有张鹏翮和卓秉恬二人（顺治时期的胡世安虽然也是武英殿大学士，但当时并不掌管中枢机构，清朝从雍正开始，大学士才可称宰相）。
广安，偏于川东一隅，竟诞生了清代四川仅有的两位宰相，实为灵地者也。
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初九，紫禁城里一声啼哭，让四十九岁的皇帝差点掉了眼泪。
当天，钮祜禄氏为道光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如果没有设身处地的体会，是理解不了老来得子的惊喜的。
这个孩子名叫奕詝，在皇子中排行老四。
道光的激动不是没有理由，因为之前的三个儿子都死了。长期以来，道光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他的悲哀不仅仅是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在于这是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国家级痛苦，如果没有儿子，他将无颜见地下的列祖列宗。
这么大一个帝国，怎么传承下去啊。这个难题让他在无数个夜里，辗转难成眠。
1、长子不明不白的死去在奕詝之前，道光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奕纬，次子奕纲，三子奕继。
奕纲生于道光六年（1826)，存活了104天；奕继生于道光九年(1829)，在世52天。这两个孩子连话都不会说，更别提继承皇位了。
道光最看重的是长子奕纬。
绵宁（即道光）成人娶亲后，长期没有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让他以及嘉庆非常忧虑。
奕纬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二十一日。他不仅是道光的长子，而且有17年时间是道光的独苗。
奕纬出生后，嘉庆悬在嗓子眼里的心，踏踏实实地放在肚子里。他兴奋之情，不能自已，谕旨内阁说：
“朕仰蒙昊苍鸿祐，列圣慈恩，于本日得皇长孙…洵为吉祥喜事。”
破例将本为婢女的奕纬生母，晋升为侧福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在六十大寿封赏宗室时，嘉庆将奕纬封为多罗贝勒，成为有清一代以生身获爵最年幼的皇子。
第二年，嘉庆前往承德避暑山庄时，特意随身将这位皇长孙带去，让他开阔眼界，增长本领。在嘉庆和道光心目中，奕纬是铁定的继承人。
然而，眼看着奕纬的屁股已经靠到了龙椅边上，他却突然死了。而奇怪的是，在官方的记载中，只留下了简单的一句话：
“道光十一年(1831)辛卯四月十二日末刻卒。”
至于死因，没有具体说明。
只是道光在当天发布谕旨说：
“大阿哥奕纬自上年秋遘疾，至今春甫经就痊，兹复患旬余，竟尔不起，深为悼恻。”
奕纬真的是患病而死吗？好像并没有这么简单。有记载说，他是被道光不小心踢死的。
四月十二日这天，奕纬的老师督促其背诵经书，并告诉他说，好好学习，将来当个好皇帝。奕纬念了快二十年的书，早就无法忍受这种穷经究文的日子。
他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就恐吓老师说，将来做了皇帝，我先杀了你。老师吓破了胆，就告诉了道光。
道光见他如此不成器，极为生气。奕纬奉召见道光，正要下跪时，道光一脚踢了过去，没想到踢到了，不治而亡。
这种说法不载正史，未必可信。但奕纬死后第二个月，赐谥为“隐志”，让人浮想联翩。
至于要隐藏什么志向，隐藏道光的还是奕纬的，是否隐藏着壮志未酬的意思，大概只有道光本人知道了。无论如何，奕纬的死亡让道光感到无比痛苦。这不只是断了他的根，也断了大清的国脉。
2、多子的烦恼细心的臣子和仆人们，发现主子一下子苍老了不少。
奕纬的离奇死亡，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命运不济，给后来的兄弟们腾出了位子。
皇长子死亡时，贵妃钮祜禄氏的肚子已经隆起了。然而，还无法确定胎儿的性别。钮祜禄氏暗中和自己较劲，一定要争气生个儿子，这不仅关乎江山社稷，母凭子贵，也关系到自己的位子。现在，连太监都知道生个儿子的重要性。年已半百的道光，更是恨不得天天摸钮祜禄氏的肚子，祈求上天的佑护。
当凌晨1到3点钟，哭声在皇宫里回荡时，道光从来没有感觉一个孩子的声音，竟然是如此的雄壮和动听。皇室终于有了正宗的血脉，彻夜未眠的道光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这个孩子的出生，如同一个快乐的信号。
6天以后(（1831年7月23日)，五子奕誴也来到了道光的怀抱。一年半以后(1833年1月11日)，道光又看到了六子奕訢。在战争的炮火中，也就是1840年10月16日、1844年2月24日、1845年11月15日，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相继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道光的老脸一下子舒展了，他再也不用为后继无人发愁了。
老子退休儿接班，皇权的传承是建立在血脉的基础上，而维系血脉的纯洁则是最大的问题。这种血脉的纯洁，又与皇权所有人的生殖能力关系甚大。生不出像样的儿子，老子混得再好，这位子坐起来也是空落落的。
6个儿子的接连降生，吹散了道光心头上的乌云。
然而，另外一种不期而至的苦恼，又占据了道光的心灵空间。而这种苦恼，直接决定了整个国家的航向。
儿子是有了，但谁来坐这个位子呢？随着时光流逝，道光越来越多地考虑接班人问题。选择的余地太大了，也是一件愁事。
在立储这个大问题上，他心里的天平晃晃悠悠，不知道该偏向何方。
道光二十六年(1846)，在江山社稷风雨飘摇中，立储事宜正式提上了工作日程。
此时，七子奕譞、八子奕詥、九子奕譓，只有六岁、两岁、一岁，分别比道光小五十八岁、六十二岁、六十三岁。
不管这些粉红的脸蛋多么惹人怜惜，他们都不可能成为继承人。尽管在国家大政上无法剔除私人感情的影响，但面对立储问题道光还是理智的，如果自己碰上不测风云，他们是无法挑起治理国家这副重担的。
3、“不顺眼”的奕誴臣子们猜测的目光，集中到奕詝、奕誴和奕訢的身上。
出乎意料的是，奕誴首先出局。
二月份，道光将十五岁的奕誴，过继给了去世八年而无后的三弟惇恪亲王绵恺。按照大清祖制，子承父爵时，需降一等级，奕誴获封惇恪郡王。此举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奕誴被剥夺了承嗣的权利。
在解释奕誴被取消资格的理由时，有人猜测道光厌恶他的真实原因是奕誴后来的放浪形骸。
奕誴成人后，喜欢饮酒。相传招待客人时不准吃菜只准喝酒，有人索要饭食，就给几个辛辣无法下咽的韭菜包子，看着客人痛苦的表情，自己带头哄笑。
还有的材料说，奕誴一派北京“膀爷”的派头。大热天时，拿着蒲扇，敞着怀，在什刹海乘凉，谈笑风生。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奕誴之所以没有帝王之器，将自己混同于市井江湖，完全是心情灰暗抑郁的一种反射。
他被逐出后备队伍时，还不到十五周岁，以未成年之身，不可能置身市井。肯定是不公平的淘汰机制，让奕誴感到心灰意冷，“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以自甘沉沦换取暂时的安慰。
事实上，奕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皇子。
咸丰八年(1858)，西夷挥师北上，皇帝欲避走热河，奕誴抱着咸丰的腿痛哭流涕，苦谏不能丢下宗社，说到痛心处，竟然要自杀殉国。同治四年（1865)，慈禧罢黜奕訢时，奕誴公开表示反对。不久，慈禧废除同治皇后时，身为宗人府宗令的奕誴，公开指摘慈禧：
出身贵妃的人，怎么能废皇后，我不敢执行这种命令。
道光过继奕誴时，将其母祥妃降格。奕誴被排挤出列，有可能是因为母亲失宠，也有可能是奕誴生活或学习上不拘小节，如果以放浪形骸罪之，确实有些过分了。
其实，在专制时代，上级哪怕是父亲，在拥有众多选择的情况下，不喜欢一个下级，根本不需要过多的理由，“不顺眼”就能将一个人彻底打入政治冷宫。
4、道光的性格现在道光的难题只剩下了两个答案：奕詝和奕訢。
这两个人半斤八两，一时间竟让道光举起的棋子，无法放到立储的棋盘上。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道光这个人。
其实，谋求皇位类似于职场求职，不能只看到位子的耀眼光环或潜在利润，也不能想当然地根据入职匹配理论，就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
在人治体制下，由于决定权掌握在一把手手中，他个人的喜怒哀乐和禀赋偏好，就构成了被选择者的可能机会。一句话，看似公平的竞争场地下，涌动着个人偏向的暗流。
道光这个人有几个突出的特点，概括起来可用四个字来形容：俭、孝、勤、庸。
节俭的一面就不用说了，他衣服打补丁的事迹，已经无人不晓。
道光是一个著名的孝子。孝和皇太后病逝后，年近七旬的他“哀恸深至，哭无停声，水浆不御”。由于思念过度而患病，一个多月后竟追随而去。
道光还是一个勤政的皇帝。他执政30年，恰逢多事之秋，惩贪污，整吏治，疏漕河，厘盐政，通海运，定回疆，“旰食宵衣，不敢自暇自逸”，可以说尽了一个皇帝应尽的责任。
如果客观地评价道光，这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人。他虽然有“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却治国乏术，御敌少勇，用人无能。面对千疮百孔的江山社稷，他没有办法治理；面对列强包围，他没有勇气抗战；在用人上他不能任贤远佞，采纳忠言。
从他对琦善、杨芳等人的使用上，可以看出优柔寡断，缺少识人之明。以至于穆彰阿之流把持中枢，林则徐等辈浮浮沉沉，“君子消沉，小人猖獗”，把朝廷弄得乌烟瘴气。
故而有人一针见血地评论说：“国步之濒，肇端于此。”
一个连臣子都看不透、读不懂、用不好的守成之君，在选择接班人时又能怎样呢？
5、半斤对八两的皇子再来分析一下奕詝和奕訢。
奕詝比奕訢大一岁半。道光二十年(1840)，九岁的奕詝丧母后，由奕訢的母亲静贵妃带大，两个人虽非一个妈所生，却从小亲密无间。
有一个栩栩如生的传说，颇能说明俩人的个性差异。一次道光想考察他们的品行，就拿了个金盒子和木盒子让哥俩挑。奕詝让奕訢先挑，奕訢毫不犹豫地拿起了金盒子。
奕詝之性情稳重内敛，品行仁德宽厚，遇事犹豫保守，缺少胆识和魄力；奕訢性情豪放豁达，品行聪慧，锋芒毕露，遇事敢作敢为，流于冒险和冲动。
把位子交给奕詝，虽然说缺乏创新精神，但国家会四平八稳；把位子交给奕訢，虽然说可能旧貌变新颜，但也许是放在刀刃上。
究竟以自己为样板，照虎画一只乖顺的猫，创造一个翻版式的道光，还是逆着自己的形象来，照虎画一只威猛的虎，弥补自己的缺陷，道光陷入了两难的选择中。
相比较而言，奕詝身体条件差一些。私家笔记说，他体质弱，但骑术不错。“为皇子时，从猎南苑，驰逐群兽之际，坠马伤股。经上驷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也就是说，他是个瘸子。
奕詝和奕訢，作为被选择的当事人，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而比他们更着急的，还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早就在无形的权力战场上，开始了一轮轮的幕后较量。
6、师傅的资历根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谕旨，无论是皇子还是皇孙，凡是虚岁到了六岁，必须到位于乾清门东侧的上书房读书。皇家的教育可不是一味死读书，读死书，博取功名。这种教育更注重通专结合、文武兼顾，目的是培养治理国家的龙子龙孙。
奕詝、奕誴、奕訢兄弟六岁时，依次安排在上书房学习，他们都是同班同学，只是年级上有差别。
当时的上书房总师傅是满人穆彰阿、汉人潘世恩。总师傅不直接传道授业解惑，相当于学校的负责人。
担任奕詝导师的是杜受田，担任奕訢导师的是卓秉恬。
俩人都是翰林出身，均为才名动京城的饱学之士。
杜受田和卓秉恬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
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道光三年（1823)进士。其父杜谔曾为翰林院编修，礼部左侍郎。杜受田高中榜眼后，选庶吉士，授编修，大考擢中允，迁洗马，督山西学政。编修是正七品，洗马是从五品，学政类似于钦差，品阶虽然低，在地方和督抚平起平坐。
道光十五年（1835)，四十九岁的杜受田入上书房，三年后，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实录馆总裁。
卓秉恬，字静远，四川成都人，嘉庆七年(1802)，他成名很早，二十岁时中进士，随后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检讨。嘉庆十八年(1813年)，卓秉恬改任御史，后历任鸿胪寺少卿、顺天府丞、奉天府丞、内阁学士等职。
道光十五年，五十三岁的卓秉恬升为礼部侍郎，入上书房，不久擢升为从一品的左都御史，兼管顺天府尹事。随后，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和协办大学士，取得非常丰富的阅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体仁阁大学士，旋晋武英殿大学士。
从两个人的简历看，卓秉恬虽然大不了几岁，却是杜受田的老前辈。因为论考进士、入翰林的时间，他比杜受田早二十一年。道光十五年，两个人入上书房时，卓秉恬是正二品，杜受田则是从五品。
杜受田能做皇子的老师，中过榜眼这个经历帮了大忙。不过，三年后，他的品阶就赶上了卓秉恬。因此，选择他们做奕詝和奕訢的师傅，看不出道光厚此薄彼。
这两个导师最大的差异在于脾气禀性。杜受田生于孔孟之乡，自小受儒家思想熏染较深，加之出身官宦世家，因此深谙人情世故，为人老成持重，不露锋芒，善于动脑子。而卓秉恬生于四川，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少，为人坦率刚正，喜欢直言爽谏，火药味比较浓，是朝廷有名的禁烟派。
从进入上书房那一天，他们就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重任，也明白将来的皇帝可能就出自自己手中，所以倾浑身知识而授之。
杜受田的教育方式是，悉心传授孔孟之道，“朝夕纳诲，必以正道”，正如奕詝自己评论的：
“凡所陈说，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
在杜受田看来，国家当此危难之秋，需要三皇五帝式的圣君。卓秉恬则认为，现在朝廷正处于多事之际，迫切需要一名革新之主，扫除一切腐朽气息，重振大清的国威和民气，创造第二个康乾盛世。
因此，他的教育方式，除了教授传统的四书五经外，还让奕訢了解历史上能君的事迹，通晓国内外情况和局势。
7、导师成了“教练”随着时间的推移，杜受田和卓秉恬的身份，由导师切换成了教练。
导师和教练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其差别之处在于，前者注重于“道”，即在宏观上传授知识；后者注重于“技”，即在微观上传授方法。
他们都认为，奕詝和奕訢谁能成为接班人，决定权在道光这个裁判手里，皇帝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裁判的思维则受国家形势的影响。
在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下，裁判喜欢什么样的选手呢？
杜受田认为是一个仁慈之主，卓秉恬则认为是一个革新之君。
所以，杜受田努力把奕詝培养成后卫，卓秉恬则努力把奕訢打造成前锋。
从客观上讲，这两种培养方式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杜受田知道，从个人感情上来讲，道光更偏向于奕訢。奕詝的优势在于他是嫡子，而且是存活皇子中的长子。
当年，道光就是以嫡长子身份成为接班人的。而奕訢的优势在于他聪慧通达，而且长得比奕詝顺溜。奕詝的母亲早就去世了，奕訢母亲的枕边风也不容忽视。史书上也记载，道光考虑到奕詝“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道光犹豫的心态，杜受田这样一个官场老手不可能察觉不到。
他暗暗着急，总想寻找机会替自己的学生，在道光的天平上加重点分量。
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皇子们追随道光去南苑围猎。
按照规定，要向师傅请假，以示尊师重教。
杜受田、卓秉恬都认为，这是一个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机会。政坛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只有抓住时机好好表现，才可能赢得最高分。他们都明白，在道光的天平上，奕詝和奕訢的分量差不多重，只要增加一个小小的砝码，就有可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他们的授意下，一场普通的打猎，沾染了浓浓的政治气息。
打猎开始后，皇子们拼命在道光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只有奕詝“未发一矢”，而他的竞争对手奕訢“获禽最多”。道光很不高兴，就问奕詝怎么回事。在奕訢春风得意的斜视下，奕詝静静地说：“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
这话是杜受田教他说的。杜受田告诉奕詝：“阿哥第以此对，必能上契圣心。”
他还强调说：“此一生荣枯关头，当切忌无忽也。”道光果然很高兴：“此真帝者之言！”
认为奕詝是人君的材料。
还有一个文档，记录了两位教练的较量。
道光帝晚年体弱多病，一次专门召见奕詝和奕訢，想通过谈话，考察他们的品性。两个人不敢大意，就求教于自己的老师。两位老师的政治敏感度都非常高。
卓秉恬决定“扬长”，即发挥奕訢才思敏捷的优势，表现他内心所藏之锦绣，如果父皇有所询问，“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而杜受田决定“避短”。他告诉奕詝，如果谈论治国的道理，你肯定说不过老六，所以只能“藏拙示德”，以仁求胜。如果父皇说自己快不行了，“将不久于此位”的话，就只管伏地痛哭，“以表孺慕之诚而已”。
结果，道光对奕詝的表现非常满意，而对奕詝所说的话由衷感到高兴，认为“皇四子仁孝”。
无论“扬长”还是“避短”，在“传道”上，杜受田和卓秉恬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方式，只是杜受田的实用主义针对的是皇帝，而卓秉恬针对的是现实。
围猎后不到半年，即六月十六日，道光亲笔写下了接班人的名字，小心翼翼地藏在了“正大光明”匾后。
这个人毫无悬念的是后来的咸丰皇帝奕詝。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有读者留言问清代有哪些汉臣最受皇帝宠信？三朝元老张廷玉能不能排在第一位？这两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因为有清一代受宠的汉臣实在太多，且他们获得的荣誉也不同，所以以不同的标准对比就会得出不同的答案。
不过御史有自己的观点，认为清代整个汉臣群体中，至少有三个人能归入“最受宠”的范畴，可以这么说，如果他们不是汉人，那么封公是最起码的，搞不好还能混个异姓王当当。
此三人按时间先后排序，依次为：
嘉庆朝朱珪朱珪，祖籍浙江，寄居顺天，他是乾隆十二年进士。朱珪的才华和口碑都十分了得，乾隆中期以后一度被认为是读书人的领袖，也是官场公认的大儒。
乾隆四十二年，朱珪入值上书房，教授皇十五子颙琰读书，即后来的嘉庆皇帝。颙琰对老师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师生之间建立了极为深厚的感情。
乾隆晚年，六十四岁的朱珪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身份，被外放为两广总督，任职期间颇有政绩，在嘉庆帝的建议下，太上皇乾隆准备调朱珪入京履新，并提拔内阁大学士。
嘉庆即位时是个傀儡皇帝，大权操于太上皇，而太上皇身边的红人和珅认为调朱珪入京，势必会影响他的地位，因为谁都知道嘉庆帝与朱珪的关系非同寻常。
在和珅的挑拨下，朱珪被调任为安徽巡抚，有清一代以内阁大学士出任巡抚的，恐怕也只有朱珪一人了。尽管朱珪受到了打击，但和珅也因此彻底得罪了嘉庆，为他后来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乾隆驾崩的当天，嘉庆帝就火速调朱珪入京，到京之时嘉庆帝亲自到郊外迎接老师，师生两人相拥而泣。
嘉庆亲政后，朝中有威望的大臣不在少数，刘墉、纪晓岚、王杰、董诰等元老重臣都在人世。朱珪由于资历不如他们，嘉庆为了避嫌，没有让朱珪入值军机处。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朱珪在朝中的地位，从嘉庆四年至嘉庆十一年的七年间，朱珪才是朝中的绝对大佬，嘉庆帝对他言听计从，凡军国大政必询问朱珪。
朱珪死后嘉庆特赐文正谥号，可以说朱珪的一生是极其幸运的，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绝对信任，君臣有始有终，说他是最受宠的汉大臣一点不过分。
道光朝曹振镛曹振镛是御史的老家徽州人，出身名门望族。嘉庆晚年曹振镛已经跻身权力高层，虽然还不是第一梯队的人物，但也是嘉庆帝留给道光的元老重臣之一。
道光即位后打击托津等亲贵大臣，重点扶持曹振镛与穆彰阿。论学问曹振镛当属一流，论做官也是精明到了极致，他的一句名言“少说话、多磕头”几乎成了后世官僚的座右铭。
然而论人品和治国才能，曹振镛就无法与朱珪相提并论，他之所以受宠，主要是拍马逢迎。众所周知，道光是出了名的节约皇帝，曹振镛带头效仿，公开场合官服官靴打满补丁以邀圣宠。
加上道光皇帝一心守成没有大的政治抱负，只求国家平安无事。然而现实情况已很不乐观，国内矛盾积重难返，列强各国又虎视眈眈。曹振镛作为宰相，报喜不报忧，以至于朝政万马齐喑。
在道光眼中，曹振镛是不可多的干才，什么荣誉都舍得给，还将他数次绘图紫光阁。几乎可以肯定，曹振镛如果是汉人，最少也是个一等公爵。
曹振镛死后，道光帝如丧考妣，下旨赐谥文正，追赠太傅。殊不知道光帝眼中的宠臣，不过是一个拍马溜须之辈，就连《清史稿》在给曹振镛立传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有什么功绩。话虽如此，但不可否认，曹振镛确实是有清一代最受宠的汉臣之一。
咸丰朝杜受田杜受田，山东滨州人，同样是也是出生名门。他的殿试成绩很好，位列二甲一名。道光帝很喜欢这个后生，对他加以重点培养。道光十五年，杜受田入值上书房教授皇四子读书，即后来的咸丰皇帝。
道光晚年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立谁为储，他在皇四子和皇六子之间徘徊不定，整整观望了十余年。而在此期间，两个皇子之间已经在暗中较量，充当争储参谋的则是杜受田和皇六子奕䜣的老师卓秉恬。
卓秉恬资历比杜受田高，可是他的谋略不及杜受田，在几次关键的考核中，杜受田屡出奇谋，让道光帝下定决心立皇四子为储。
客观地说，咸丰皇帝能力才华远不如奕䜣，他之所以胜出主要靠的就是杜受田。咸丰皇帝对此心知肚明，即位之后，便给予了杜受田极高的待遇。
自雍正创建军机处以来，国家大政皆由军机大臣筹划。咸丰即位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太信任军机大臣，凡事都要请教杜受田。咸丰初年，非军机大臣的杜受田实际上才是朝廷最得力的参谋总长。
与朱珪比起来，杜受田似乎更受咸丰帝的宠信，就好比刘备之于诸葛亮。遗憾的是杜受田于咸丰元年去世，咸丰地悲痛无比，如同断了左右臂一般。
杜受田死后，咸丰帝特赐文正，赠太师，还派出内大臣和御前侍卫护卫其灵柩回籍，并赐给金镐、玉锹，意使灵柩归故时，逢山开山，遇水搭桥，凡碍灵柩前进之物均可铲除。
清代像杜受田这般受皇帝宠信的绝对找不出第二个，如果他是满人，而且又能在其后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稍立寸功，那么都有可能获封王爵。
御史愚见，清代汉大臣中，能跻身最受宠行列的也就这三个人。至于张廷玉、刘统勋等，虽也是名震一时的人物，终不过是一枚棋子，皇帝对他们未必都是真心；而曾左李等晚清中兴名臣，则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朝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们的制约，皇帝更谈不上什么真心实意。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