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越还击战中,解放军55军165师直属炮兵团85加农炮8连在协同步兵495团攻打549高地时,仅用5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炮击任务。然而,团部、师部大骂:谁让你们停止射击的?
为此,85加农炮连的战士们奉命“浪费”炮弹。30分钟过后,495团1营开始向549高地发起冲锋,结果未遇到越军任何抵抗,就攻占了549高地主峰,突破了越军第一道防线。战后,广州军区授予该连“神炮连”的荣誉称号。师长肖旭初因善于用炮,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继续率领广西边防部队执行保卫边疆的作战任务。
大炮上刺刀
按照军部的作战计划,55军165师495团需要从广西凭祥市友谊关西北侧的15号边境界碑高地一带出击,然后直奔南侧约1000米处,攻占同登549高地,控制同登通往脱浪的公路,保障163师的右翼安全。
549高地,因海拔高度为549米而得名,主峰西侧可以俯视同登通往脱浪的公路,正东侧可以用火力封锁中国凭祥市区通往友谊关的公路,高地主峰周边还有10余座无名高地拱卫。若是战斗打响后不能及时拔除549高地主峰,整个同登攻坚战就难以顺利实施。
早在1977年时,越军就重新修缮了549高地上的旧工事。其中,主峰上有一栋高约9米,半径约3.35米,厚度为1.5米的圆柱形炮楼。圆柱形炮楼原为法国人修建,采用中国古代常用的黏土、石块、蜂蜜、石灰、糯米汁这种三合土灰浆建成,凝固后比现代的钢筋水泥墙面还要坚固。
根据战前侦察发现:越军在圆柱形炮楼里部署了一个特工排和一个炮火侦察班,配有75毫米口径加农炮、54式单管高射机枪、萨格尔反坦克导弹、40火箭筒等重火器。同登一带的越军在战前炮击中国凭祥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549高地的炮兵观察哨提供的坐标。
三合土灰浆建筑,源于中国。战士们深知,越军圆柱形炮楼的三合土灰浆墙壁厚度达到了1.5米,就算是动用152毫米口径加榴炮发射碎甲弹,一次也只能炸出一个小坑,需要连续炮击同一个地方才能击穿,而列装步兵的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根本没法摧毁。
为此,师长肖旭初做了大胆的“大炮上刺刀”计划。动用1门152榴弹炮和2门85加农炮实施抵近射击,以此增加炮击的精度,要求在大总攻命令下达后,这3门炮必须一举摧毁越军炮楼,配合炮兵部队主力扫清549高地的主要障碍。
接到“上刺刀”命令的师炮团85加农炮营8连1班、4班就有点为难了。按照原计划,这2门加农炮要拉到距离549高地主峰不足1000米的地方设伏,说白了就是进入15号界碑高地构筑射击阵地。问题是,必经之路上完全受到越军炮火的封锁,85加农炮自重1.7吨左右,根本没法拆成零部件后再组装,必须要卡车牵引。
早在1979年1月下旬的时候,越军就开始拼命炮击中国一侧的公路,要是让549高地上的越军发现了,计划就没法实施了。
为了顺利让2门加农炮顺利进入越军眼皮子底下设伏,2月15日凌晨4点左右,师部特地派来2名作战参谋指挥,利用南方地区春季晨雾浓重的特点,关闭所有车灯,采用人员引导车辆的方式,缓慢拉着两门大炮从凭祥火车站前往15号界碑高地预设阵地。10来公里的路程,战士们用了2天时间才完成设伏任务。
军炮兵团152加榴炮营1连1班的那门大炮倒是比较顺利,因而行军路线较为隐蔽,很快就在距离越军炮楼约3000米处设立了发射阵地。
临战准备
接到“上刺刀”的命令时,团部已经派来一名作战参谋指挥,还配属给加农炮连一个支前民工连,秘密前往指定地点构筑发射工事,炮弹是用人工一枚一枚扛到阵地上的。为了保障发射阵地的安全,阵地周边还有广西一个民兵排负责警戒。
2月16日晚上8点左右,参战炮兵部队已经接到作战命令。此时,85加农炮连1班和4班共16名战士,才开始拿着砍刀清除阵地前方的树木,扫清射界。配属的炮火侦察部队开始穿越火线秘密接敌。
扫清射界后,2门加农炮和1门榴弹炮开始调整射击诸元,炮口全部对准炮楼腰部正北侧的射击孔区域。由于大炮没有狙击步枪那样的精确度,不能保证每一发炮弹都打在同一爆炸点上。因此,3门炮同时朝着一个大致区域射击,能够提高命中率。
首长们的意思就是,通过多次冲击一个点的射击方式,用炮弹凿穿越军坚固的炮楼,摧毁了炮楼,整个549高地的威胁就大大降低。同时,其他连队的加农炮、迫击炮负责实施炮火延伸,为攻坚步兵开路。
北京时间17日凌晨1点左右(河内时间比北京时间晚1个小时),由于此前负责担任主攻任务的163师曾派侦察兵出境执行侦察任务,惊动了同登镇的越军,549高地上的越军在换班站岗过程中,习惯性地实施了火力侦察。
突然,一梭子机打在85加农炮连1班和4班的阵地上,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大炮旁边的一些碗口粗的树木被拦腰打断。紧接着,狡猾的越军朝着凭祥方向发射了多枚照明弹。幸好我军战士们做好了阵地伪装工作,越军没发现我方阵地有任何动静。
大锤带小锤
17日早上6点25分,东线兵团指挥部正式下达总攻命令。阵地上空,出现了3发信号弹。
跟随炮兵连加强指挥的炮营副营长梅学勤随即命令配属给炮兵连的高机排发射燃烧曳光弹,以此引导3门大炮射击。
85加农炮连连长赵广迎随即命令1班和4班使用打坦克的碎甲弹射击,并且要求观察员紧盯着身后那门152榴弹炮,必须是152榴弹炮炮管发出火光后,2门加农炮再射击。
赵连长的这个命令,战士们都明白,这就是搞工程时常见的“大锤带小锤”战术。平时在开凿石洞或者打石头的时候,工匠师傅一般是使用一把大铁锤先猛砸一下凿子,旁边的徒弟再用一把较小的锤子趁势发力。
因为大锤发力的那一瞬间,凿子与石头之间产生了弹跳作用,小锤子再发力,能够借助凿子在石头上产生的压力,对石头产生更大的压力。152榴炮弹是大锤子,85加农炮的炮弹是小锤子,采用这种打法,就算是越军的炮楼墙壁是用钢铁浇筑的,也避免不了被击穿的命运。
3门炮,9发炮弹打出去以后,549高地诸阵地都冒出了越军的火力点;紧接着,解放军的迫击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加农炮、火箭炮都发出了怒吼声,这场面,比刚刚过去的除夕夜爆竹烟花绽放的场景还要热闹。
完成了任务还被批评
就在赵连长命令1班和4班换上延时引信穿甲高爆弹的时候,“大锤子”152榴弹炮不知道是直接命中炮楼射击孔还是打穿了墙壁,反正是一枚穿甲高爆弹在炮楼内部发生爆炸,引爆了越军囤放在炮楼里的。随着一声巨响,炮楼瞬间就矮了一大截,拱形的顶部不见了,左右两侧只剩下了一米多高的墙壁,正北侧是一处大豁口。
此时,495团的步兵开始发起冲锋,连长赵广迎见到任务已经完成,又担心误伤到步兵,随即命令1班和4班停止射击,并用电话通知152榴弹炮阵地停止射击。
就在梅副营长向团部汇报有关越军炮楼的情况时,团部首长大怒,质问:炮楼没有倒,负责攻楼的3门炮为何停止射击?
团部首长刚骂完,师长肖旭初又打来电话大骂:谁让你们停止射击?继续给我往死里打!
军令如山,容不得任何反驳,没办法,梅副营长又命令3门炮接着打了10余发炮弹,发现我方步兵已经冲至549高地主峰山腰的时候,为了避免误伤,再次命令停止射击。
梅副营长这道命令再次惹怒了师长肖旭初,称如果攻坚步兵遭遇炮楼里的敌人攻击,3门炮的指挥员统统拉去枪毙。
没办法,梅副营长再次下令射击,直到攻坚步兵在炮楼前方50米处发出停止炮击的信号时,3门大炮才停止射击。此时,3门大炮一共用掉了72发炮弹。
165师495团1营一个排的战士们冲进炮楼废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遇到越军的任何抵抗,在搜索过程中,发现了33具越军遗体。
打掉了549高地主峰后,主峰周边各处无名高地失去了主心骨,很快就被攻克。至此,165师495团1营的战士们仅用40分钟,就吃掉了越军1个连的兵力,全面控制549高地,首战告捷。
在攻打549高地战斗中,我军部队伤亡人数非常少,称得上是一场非常漂亮的攻坚战。但怒气未消的肖旭初很快就派人来到85加农炮连1班和4班的阵地,对梅副营长和赵连长两次擅自下达停止射击一事展开调查。
结果,师部几个首长进入1班和4班的阵地后,瞬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原来,师指挥部和团指挥部都在549高地主峰侧面,1班和4班的阵地位于549高地主峰正北面。由于角度不同,看到的炮楼外观也不一样。
在第一轮炮击过程中,越军的炮楼已经完全被毁,但是,左右两侧还剩下4到6米高的残墙,团、师两级指挥部的首长没见到炮楼的正面,所以,一直认为炮楼还没有完全损毁。
战后根据战俘交代:当天晚上炮楼里一共住着40名越军。其工排30人,炮火侦察班10人。解放军战士们之所以只找到33具衣服都没来得及穿的越军遗体,可能是有7人睡在库那里,被炸成碎片了。
这样的答案让师长肖旭初消除了脸上的愤怒,转而为3个炮兵班请功。战后,165师直属炮兵团85加农炮8连喜获“神炮连”的荣誉称号。军炮兵团152加榴炮营1连1班也获得了相应的战功,师长肖旭初因指挥有方,升任广西军区司令员,继续指挥广西边防部队保卫边疆安全。
参考资料:
[1]李国伟:让我们的大炮上刺刀
[2]严翰秀、张跃明、王锦来:边关谍影[M]广西民族出版社
作者:傅飞岚 Franciscus Verellen;原译:程薇;修订:梁斯韵
【编者按】本文是著名汉学家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教授早年的重要学术作品,也是“洞天福地”研究的奠基之作。傅飞岚教授通过文献分析探索了“洞天福地”观念的形成与发展,并以比较宗教学的视野对其中所蕴含的有关生命超越的哲思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提炼与阐释。本文原以英文写就,刊登于法国远东学院《远东亚洲丛刊》1995年第八期[Cahiers d'Extrême-Asie8 (1995): 265-290.]。中文之译稿原刊登于《法国汉学》第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50-75)。我们欣蒙傅飞岚教授以及法国远东学院Charlotte Schmid教授之恩许授权,以及袁冰凌教授的支持,刊登本文的修订稿以飨读者[1]。我们在此谨对三位教授以及本文的原译、修订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宇宙不正在我們內在吗?
……玄秘之道通达內在
诺瓦利斯(1772-1801)
作品选集二[2]
以洞作为宇宙的象征在欧洲与中国都有其长远的历史。在地中海滨岸地区,洞自史前时期已是进行神明崇拜之场所。对荷马时代的希腊人而言,这些洞是避难和置尸之所,也是古代神秘和“神谕”(Oracles)的圣域。典型的洞是圣泉之源,神灵的居所,然而凡人并非不能进去,在这两个世界的相通之处,诸女神被赋予宇宙的意义:
在港口的前端长着一株枝叶繁茂的橄榄树,旁边有一个洞,这个隐蔽而美好之地,是祭祀那些称作伊阿得斯(Naiads)的泉水女神(Nymphs)……那儿有源源不断的泉水。该洞有两个入口,一处向着北风,凡人可以进入;另一处朝南风,更具种性,是神灵的通径,凡人不能逾入。[3]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庭园,喷泉洞以极其丰富的神话奇想暗示了这一古典的话题。类似的资料也可见于中国的庭园、器物的山水图案、山水画、微雕作品以及各种各样的文献。刻画洞穴时所强调的美学原则以及许多中国山水画的特色都是受到道教的启发。[4]本文旨在探究4世纪至10世纪时“洞天”概念在其形成时期之道教内容及其背景。[5]
首先,我将勾勒一下圣山在道教传统广为人知的大致面貌,这或许有助于把道教关于洞的看法放在适当的脉络中加以讨论。接着我们将考察道教宇宙观中洞天的演变及其作为内化的仪式空间之象征所具有的意义,然后就“山中有天”这观念引发的神话议题作总结。
道教的山和洞
五岳坐镇四方及中央,在实际地理上守护各方空间。而它们在神明的地理世界也扮演类似的角色:它们是五方的守护神,标示、保护并控制神圣的空间。同样地,要圣化或封印一个仪式空间(无论是神坛、坟墓、或是国都),都必须安放五符或真文以定位和守护神圣的领域。
山,作为水和繁殖的来源,“生万物”[6]。山和水象征了静与动,是中国山水画的两大要素。涓涓的流水是描绘山洞时常见的图象,[7]显示山的内部不仅是生命与再生之源,同时也是通道之处一一溪流即交通的枢纽。在唐诗之描述中,便有热切地探索流水以求来自世外的讯息。[8]有时可以见到溪流从隐蔽的山洞流出,然后从一座引人注目的桥下流过,而人则趋近水的源头,这似乎意味着人所栖居的世界与遗世独立的洞中世界之间并非不可逾越地分隔开:
于地傍有甘泉,水色温白,游洞者烹茗于此。前有横溪,湍波甚急,其声喧汹,流出洞外,溪上有桥,长二三丈,阔一丈许,非石非土,功甚宏壮,过桥……[9]
这种矛盾性同样可见于将山描述为躲避政治、社会的与迫害之所的文学作品中,这也是中国文学史、艺术史上多番回应和增衍的著名母题——“桃花源”传统。[10]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参照了陶渊明(365-427)寓言中的桃花林和山洞:描述一位渔人沿溪而行,寻觅水源时,进入了先世避乱之人所居、对外隔绝的世外桃源。[11]
山也可以作为避世之所,是隐居、超然而自在之地。方士在此采集草药和矿石,这其中包括岩洞内钟乳石所滴下来的沉淀——视为生命的 “乳汁”。[12]圣山也是矿石及其他炼丹所需原料的产地,在此可以找到金、水银(这是在緩慢過程中经高度精炼的最终产物)和玉,而这三者都与炼丹术、长生术有关。[13]另外,山还为隐士提供了与神仙感遇的可能。对山峰峡谷的探察,其中包括对神仙所居之洞穴的寻求,构成了道教仙传文学的主题。[14]
换句话说,山是得道之地,具有神圣性但又危机四伏,普通过着定居生活的人及在已开发的平原上耕种的男男女女在此能够存活的希望很小,可是道士仍愿意抛弃尘世秩序,[15]凭借秘传的符篆、神镜及禹步而进据鬼魅魍魉出没的高山。于是,山成了艰苦修行的场所。渴望成仙的方士,离开生产粮食的庄稼地,而依靠服食草药、灵芝、金丹及存想来炼精补神,再加上服炁,一直到他最终彻底辟谷断食,像岩洞中不死的蝙蝠一样,不靠普遍的食物而永久存活。下面一则警世故事转化了古代仙人食石的主题[16],指出一位未曾准备好的闯入者的下场:同“石燕”一样,他化为石,永久立在山洞中。[17]这则故事中幸免的僧侣则是一名道教“服炁”(咽气)之术的修炼者:
天台僧,乾符(874-879)中,自台山(位于浙江省武义县)之东临海县(在浙江省)界得一洞穴,同志僧相将寻之。初一、二十里,径路低狭,率多泥涂,自外稍平阔,渐有山川[18]。十许里,见市肆居人,与世无异。此僧素习咽气[19],不觉饥渴,其同行之僧饥甚,诣食肆乞食。人或谓曰:“若能忍饥渴速还,无苦;或餐噉此地之食,必难出矣!”饥甚,固求食焉。食毕,相与行十余里,路渐隘小,得一而出,餐物之僧,立化为石矣。天台僧出山,逢人问其所管,已在牟平(山东省北部)海滨矣![20]
洞是圣山隐而不见的内部,必须以特殊的方法才能进入。据葛洪(283-343)记载:“上士入山,持《三皇内文》及《五岳真形图》”[21]。《五岳真形图》据说最早由汉武帝于公元前110年所得,[22]此图并非描绘五岳的地理,[23]而是呈现这五座圣山隐密结构的符篆。除了图象外,《五岳真形图》还记载了方士所需知道,并藉以役使山中鬼神的一些隐讳,以及该山的地志和圣迹。
唐代在描述山洞的内部时,现已佚失的《五岳真形图》曾被引述如下:“诸洞天……日月分精照之。”[24]这简短的论述揭示了洞天世界的两个显着特征:山中(山内)之洞与山上(山外)之天相似;在山界的内部,日月星辰使洞天自成另一时空世界。它们都依照自己的规模和节奏运行:昼夜更换,内外更替,世代转瞬即逝——这样的经验,在出入凡俗和洞天世界的游仙文学中有非常富想象力的精细刻画。在道士的想象中,这种逆转和时间快速流逝的情形并不是这些洞天世界独有的现象,道坛或道场,以及丹士的鼎,都是按宇宙模式而设的,与凡俗世界分隔,在这些地方,有自己的时间循环,自然界的变化过程也可以以加速的节奏重置。[25]
正如山、川等现世地域会因其自然特征而加以区分,内部的圣域也被分隔成诸多洞天,并由地道、隧道等相连接。借助此类通道,神仙便可周游于诸洞天之中,就像是道士在存思中成为星际的神游者一样。[26]这些供神仙沟通的通道并没完全因自然环境而隔绝,这是可以被凡人所探究的:
高骈(?-887)帅蜀(875-878)[27],取罪人,以绳绊其腰,令探(玉局观之洞[28])浅深。绳两日方绝,(罪人)出青城山洞天观门。[29]
“洞”有洞穴、激流之意,也有“洞穿”之意(兼指物理与智能上的洞穿),常与近音字“通”通用,具有贯穿、通达之义。故洞作为度化之所,神启之所,而与诸神域相连。在道教的用法中,洞也作为真经秘籍的藏列处,其用意正如我们所见,与洞作为神启之所的意思贴近。最后,从道教宇宙生成论的意义上讲,洞具有虚无、混沌、无形之意。以“地穴”(crypt)这个字来翻译“洞”,可以彰显其隐密的本质及其与埋葬、复活的原始联系。不过,洞一般特指《游张公洞之图》(见附图)中所详细描绘的怪石嶙峋的钟乳石洞,而“洞天”则指被道教认为是天或天堂的洞,並由神仙所居。正如苏远鸣(Michel Soymié)在有关罗浮山(参见表一,VII)的文章中所说,洞天乃山之精,倘若攀登山顶是一种宗教的行为——要求洁净及神秘知识的宗教旅行,那么步入洞天则表示旅程终于抵达 “启悟”(initiation)的阶段。[30]
十大洞天与三十六小洞天分布图。包括五岳:[C]中岳(6);[E]东岳(2)[N]北岳(5);[S]南岳(3);[W]西岳(IV.4)。图由王秀惠提供。
洞的宇宙志
道教神圣地域除保留有自上古以来受人崇拜的五岳圣山外,还有洞天所在的重要地点。晚唐宫廷道士杜光庭(850-933)是这方面的权威[31],他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32]对漫长的中古后期的道教世界观理论阐述最为全面。作者的序末署“天复辛酉(910)八月四日癸未华顶羽人杜光庭于成都玉局编录”[33]等字,将洞天放在下述的宇宙论的脉络中:
乾坤既辟,清浊肇分[34],融为江河,结为山岳。或上配辰宿,或下藏洞天,皆大圣上真主宰其事,则有灵宫閟府,玉宇金台。或结气所成,凝云虚构。
或瑶池翠沼,流注于四隅。或珠树琼林[35],扶踈于其上。神凤飞虬之所产,天驎泽马之所栖。
或日驭所经,或星躔所属,舍藏风雨,蕴畜云雷。为天地之关枢,为阴阳之机轴。乍标华于海上,或回疏于天中,或弱水之所萦[36],或洪涛之所隔,或日景所不照,人迹所不及。
皆真经秘册,叙而载焉。太史公[37]云:‘大荒之内,名山五千,其间五岳作镇,十山为佐’。又《龟山玉经》[38]云:大荒之内,有洞天三十六,别有日月星辰灵仙宫阙,主御罪福,典录死生。有高真所居,仙王所理。又有海外五岳、三岛、十洲、三十六靖庐、七十二福地、二十四治,四镇诸山。[39]
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列出了两组独立的洞天系统,分别名为“十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其内容见于表及表中的今名对照。
表一 十大洞天[40]
表二 三十六洞天[41]
对于两组独立洞天系统之间关系及其各自起源的研究迄今仍无定论,不过这观念之历史演变梗概还是清晰的。诚如三浦国雄极具说服力的研究所示,三十六洞天是先于十大洞天而存在[43],尤其是他举出有关洞天的几条早期资料(包括公元364至370年间在茅山启示的上清经之一的《茅君传》)指出:最终形成的十大洞天原来只是另一个三十六洞天系统中的一部分。[44]早于三十多年前,苏远鸣(Michel Soymié)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45]并推翻了沙畹(Edouard Chavannes)与此相反的假设。[46]尽管沙畹关于三十六洞天在唐代才得以确立的理论经不住材料的证明,然而道教宇宙论中的洞天理论的确是在唐代司马承祯(647-735)及杜光庭的手中才完全系统化。[47]司马承祯约于8世纪编成的《天地宫府图》[48]首次并录了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10世纪初杜光庭在其著述中又加以综合论述,而11世纪李思聪又在前人基础上再加以阐述[49]。
这些早期的文献材料指出,洞天的概念即使不是起源于茅山上清经系,至少是在上清经系的传统中得到了重大的发展。这里所指的早期文献是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认为研究洞天最早的存本——即上述的《茅君传》[50],以及成于公元399年的《真人内传》[51]和首次对洞天作深入论述的《真诰》。陶弘景于499年完成了幽冥世界神仙谱系的资料汇编,其中包含了4世纪60年代上清大洞经系之零碎资料以及他自己所做的注解。[52]虽然杜光庭于《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序中暗示了天界与地界相应而生,但是我们并不清楚三十六洞天是否被认为对应上清经系宇宙论中的三十六天。[53]无论如何,以名山的洞作为洞天的观念与茅山上清经系有关之推测,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显然地,洞天构成了内化的“彼世”(counter-universe)形态,可透过存思之法冥观。对于茅山经系而言,冥想与存思的技巧是其造经运动与神秘修炼的核心。与此对应的,关于人身之中有一小宇宙的观念,也在同一脉络之下有所发展。[54]简言之,对洞天的存思是其中一项造就了(道教)迈向“内在化”(interiorization)。这种“内在化”起初以上清经系存想为特征,最终产生了以身体为丹炉炼精气神的“内丹”及内察身心的“内观”等修身之道[55]。同时,对于洞天的兴趣在上清的神仙传记中也有相对应的发展,如6世纪的《洞仙传》[56]。《洞仙传》依据陶弘景所编的《真诰》及《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57],反映了上清派的修仙方法以及将不同层级的神仙排列的阶级体系,当中包括居住于洞府的地仙[58]。
十大洞天系统自何而来?苏远鸣(Michel Soymié)认为,十大洞天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他论述了在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十”在数字命理及宇宙论中不具有重大意义;而另一方面,“三十六”与“七十二”、“三百六十”一样,是流行于中国固有时空观中有象征意义之数“九”的重要倍数。[59]看来十大洞天受佛教影响是可能的,但有两点限制必须一提:一是“十干”自商代以来便在中国的空间和历法观念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我们注意这两个系统(“十干”和“十方”)在中国发展的时间先后时,我们会发现,将宇宙论中的“十方”作为道教仪式的方位用语,自4世纪以来便大量出现在灵宝经中,这也是最早、流传最广的借用语。[60]此外,最早记述十大洞天而今仍可见的文献资料是属于五、六世纪的。《道迹经》是陶弘景(456-536)时代已失传的著作,[61]当中断言五岳及各大名山(未指明数目)皆有洞天。该书还进一步罗列了十大名山,除了在顺序上与杜光庭所列的十大名山稍微有所不同外,在具体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书中还分别列出十大名山诸洞天的名称,其顺序则和一般所知的顺序无异。[62]上清经《七域修真证品图》可能算是第一次明确地同时提及了“十大洞天”和“三十六小洞天”。[63]
也许值得注意的是构筑道教圣域的主要作者:编纂《无上秘要》的陶弘景,还有司马承祯和杜光庭,都密切地参与宫廷事务,并为各自的君主提供政治宗教的服务(politico-religious services)。《无上秘要》堪称一部道教知识的百科全书,其编纂原作为国家统一之宗教前奏。[64]与此相类,杜光庭全面地将各个地方信仰的传统予以系统化,也在唐末及五代初期国家政治担当了统一的要素。[65]如同全国的地理志根据各个地方政府的报告汇编而成一样[66],对于皇帝而言,有关境内宗教地理全面而可靠的总结不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还具有实用的价值。唐代的国家祭典需要可靠的指南,以知道圣域之宇宙论(尤其是“洞天”),及其现世所在的地点。皇帝拥有神明领域的象征物,正如巡行明堂诸室一样,[67]象征着拥有远方的各个地域。诚如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在一块要投入衡山之洞(见表二,3)的铜版上所刻的祝文,这地方的国家祭典也是委由代理人进行:
谨依上清灵文,投刾紫盖仙洞。[68]位忝君临,不获朝拜。谨令道士孙智凉赍信简以闻,惟金龙驿传。[69]
唐代宗教仪式中的诸洞
唐室朝廷对洞天的兴趣并不是一时性的,上文所引的有关玄宗所参与的宗教仪式就是有名的“投山水龙简”。这种“合法化”(legitimation)的仪式,在本质上正如皇帝在泰山偶一为之的封禅仪式[70],被认为可以使皇帝和王朝获得福佑。沙畹(Edouard Chavannes)对于唐代这种频频举行的仪式已做了相当多的考证。
在沙畹所引述的诸多“投龙”仪式的碑文中,著名的《麻姑仙坛记》便是出自书法家、文人颜真卿(709-784)之手,他过去曾在江西麻姑山附近的地区担任知州(表二,28)。在重述了这位女神(麻姑)的传记之后,他写道:
大历三年(768),真卿刾抚[州,按《图》]经南城县,有麻姑山,顶有古坛,相传云麻姑□此得道。……天宝五载(746),(玄宗)投龙于瀑布石池中,有黄龙见,玄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71]
从唐代道教斋醮科仪道士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知,无论是为朝廷抑或为地方社会祈福,山洞都被视为举行道教仪式的理想场所。下文出自著名的斋醮道士张万福《醮三洞真文五一盟威箓立成仪》的序中,他与司马承祯为同时代人,是八世纪初唐玄宗的宫廷道士。序中论述了醮仪大概的目的和效用,以及醮仪的程序:
凡醮者,所以荐诚于天地,祈福于冥灵。若不精专,则不足以通感,尽诚而福不应者,未之有也。……凡设座,得名山洞穴最佳,不然,即幽闲虚寂处亦可。……必在丰新山洞间,无席即藉草以木叶……[72]
位于茅山脚下的金坛(见表一,8)为最神圣的洞天之一,被认为是仙人举行仪式和念诵经文的场所。[73]这种把洞穴视为最佳圣所的概念无疑使游人充满了敬畏感,这种敬畏感还曾被拿来和一个的朝圣者进入哥特式大教堂时所体验的那种敬畏感相比较。[74]
张万福的《醮三洞真文五一盟威箓立成仪》还进一步根据灵宝招真法,详细说明了建坛的过程:要用绳索预先围起指定的范围,在周围开东西南北王上五门,设五位以受祭品,最后要解秽结坛。[75]如此,才能在洞以外的自然环境里举行理想的仪式。这就是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所描述的现今道士举行斋醮时在概念上建构其仪式空间的方式:
道坛本身就是山。一处秘密而被遮盖(因此是“内部”)的封闭之处,被称为‘道场’,也就是道的所在或范围。在道士的术语中,进入道场行斋醮仪式则被称为是“入山”。……高功法师站在中央黄门之前,则可说成是到了诸神所居的仙山脚下。整个道场的布置不局限于面对着高功法师的一面,而是环绕着他的四面八方。……高功法师不是位于坛之上,而是多重层级的山(坛)环绕着道士,也就是说,道士在山之中;在“道”的空间里。[76]
私人的修行和公众的斋醮仪基本上都将洞视为圣所。这就是出自四世纪末、迄今在道教科仪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灵宝经《度人经》,中有描绘个人在祝祷时如何在意念里存建仪式的世界:
闭目静思,身坐青黄白三色云炁之中,内外蓊冥。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狮子、白鹤罗列左右,日月照明,洞焕室内……[77]
内化仪式空间之概念,同样可见于现代的道教仪式。下文再一次引施舟人的文章,即描述道士身体内部隐秘的仪式和其外显的仪式是同时并行的:
尽管这封闭的场所属于另一个世界,但却被称之为坛,献祭之丘山。不过此山具有内外两面,换句话说,山的外表已被隔开,现在环绕着“道之场所”,山已经变成内凹而不再外凸。
于是,在道场的中间,我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山的内部;但是因为我们也察觉到山的外表,所以我们又必须站在山的外面,这样我们既在“内”,又在“外”,我们同时把坛的范围视作是某种自法师体内向外延伸的东西。[78]
对于道士和炼丹的术士来说,在洁净的静室中进行个人的冥思时,身体就是一个洞,被存想为一座诸神栖息的山岳。人的五脏六腑变成了照亮内部仙所的日月星光。洞穴作为理想化的仙所可视为是存思冥想时的对象及产物。这种修行可以使修炼者揭示隐藏的世界,并在他周围及体内重建一个理想和隐密的空间。
从另一层次上来看,这可以被概略地描述为是中国宗教美学中的风景图画所描写之对象。[79]石泰安(Rolf Stein)曾详尽地分析了[中国人]如何在人造的园林之内,或是在一个摆置岩石和小植物的盆景中创造一个小宇宙。[80]冥想与存思的关联在18世纪初袁江题为“瞻园图”的绘画中有清楚的体现。[81]一般相信,画中展现了南京一家满族人的私人花园,其中对山光洞景的描绘非常细致,观赏者的目光可以流连和品味着这些标志性的山水景观,这与一般描绘西方极乐世界所使用的想象形象并没有什么不同。玉雕的小山具有相同的效果。[82]这些作品的宗教(或原始的宗教)趣味根源于石泰安(R.Stein)所说的“描绘的魔力”(magic of depiction)以及“微小的魔力”(magic of smallness)。
关于“描绘”和“微小”的魔力没有比石泰安(Stein)在引述九世纪初道士伊祁玄解的故事中阐述得更清楚的了。玄解被留在皇宫中,但这并非他所愿。最后他造了一个袖珍的园林盆景,以娱乐皇帝。园中设有一个木刻的蓬莱仙岛,当皇帝叹恨自己无由到此仙境一游时,玄解却使自己越变越小,直至他最终进入并消失于他自己所造的仙境中。[83]制造一个可由得道之人居住的、与世隔绝的世界乃是壶中神仙世界的神话主题。[84]这种建构和洞的建构非常类似,并涉及对于“壶天”仙界的想象。对于这个课题,石泰安也有所讨论。[85]
神话主题
通观洞天概念,可以区分出三个神话主题,尽管最终它们都是密切相关的:(1)孕育之洞;(2)墓葬之洞;(3)天堂之洞。我们来对它们作简要的分析。
近年,在佛教语境中将洞作为孕育之所的两个个案得到论述:第一个是由弗朗索瓦·比佐(François Bizot)根据马德望(Battambang)附近以普农萨婆(Phnom Sampau)诞生洞为中心的高棉(Khmer)崇拜之个案;[86]第二个则是由石泰安(Rolf Stein)在山西五台山千佛洞(又称作佛母洞),及其他地方(西藏、尼泊尔、印度、中南半岛、日本)的“再生”(reincarnation)仪式所做的研究。[87]这仪式除了奋力通过洞穴之外,还包括洁净和忏悔。换句话说,即透过抛弃罪恶,使灵魂再生。
五台山千佛洞在中国是一个特例,[88]虽然它显示了道教影响的迹象,但在道教中却没有和这诞生洞相类似的东西。假如Bizot和Stein所描述般,“抽离”(abstraction)是源自于“再生仪式”的“原样”(literal imagery),那么,这些“诞生洞”和道教的洞一样,都有将洞作为超度之过渡的观念。此外,将洞穴作为孕育之地的观念与洞的本义“混沌”(原初世界「未分」出差别)是一致的,这种诠释是近于将洞穴描述为宇宙显现之所的神话。
神话英雄大禹就是在崖洞深处从神人伏羲那里得到了八卦图,还有用以塑造天地、量度时间的神尺。诚如康德谟(Max Kalteumark)所示,英雄对于神启的探索,总是和启悟之初的试炼以及在大地的深处迷路飘泊有所关联 。[89]同样,当大禹奋力治水时,一位神祇给了他灵宝五符,使他得以治服洪水。大禹在功成之后就把五符存放在苏州(江苏省)太湖洞庭岛下林屋洞天中。[90]其后“灵宝五符”被认为是灵宝经系的核心。在杜光庭列的十大洞天中,林屋排第九,由龙威丈人统辖。[91]透过丈人,灵宝五符在孔子的时代(约551-479 B.C.)再度现世。据说龙威丈人经过几千里的跋涉,在黑暗的迷宫尽头,他抵达了一座光亮朗焕的城市,在那里他揭开了大禹所藏起来的仙书。[92]
如果我们把坟墓视为过渡和再生的场所,那么神话中关于孕育之地与墓葬之地的联系是自然而然的。[93]村民参加普农萨婆(Phnom Sampau)诞生洞的“启悟仪式”(initiatory rite)时,视他们的入洞为“走向死亡”,他们的再现是一种“复活”,[94]正如上文所引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序中提到,洞天掌管人的生籍和死籍。上文所引同一作者关于闯入洞的僧人变成石人的神话故事进一步显示了洞与地下世界的关联:凡是食用阴间食物的人(就如同贝瑟芬妮[Persephone]吃了冥王哈得斯[Aidoneus]提供的石榴子一样)得永远留在冥界。这种观念与相关入冥的文学主题是相符的。[95]从地形上看,佛教传入前,中国似乎已在墓地下不远之处划定了各冥界曹府,负责处理亡魂。在众所周知的《左传》故事中,郑庄公以掘地及泉之计,巧妙地避开他不到黄泉不与母亲相见的誓言。[96]掘地的危险包含了误闯这些冥界。在发生于神龙元年(705)的“阴隐客”的故事中,隐客锐意凿一口井,当穿凿到相当深度之时,忽闻鸡犬鸟雀之声从地中传出,有一个工人遂入穴探查:
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而傍行。俄转会,有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于山,正立而视,乃别,一天地日月世界。……[97]
阴隐客的工人攀缘而下,越过如同但丁笔下的倒悬之境的门槛,[98]所进入的是一个神仙寓居、光彩流离的仙境,而不是长夜漫漫的冥界阴间:
地之北部为主宰死亡的太阴,它位于阳之下的最底部,也见于地下的深处。在道教的宇宙论中,有一条极长的中轴介于南北、天地、上下之间,它与联接日月的水平线相交。阴间位于大地的最低处,然而却反映了天的最高处,而且确是‘高处世界’(realm-on-high)的镜像。在阴间与天界之间有本质的一致性,一种恰似连贯阴阳的一致性。[99]
因此,统合将洞视为过渡与超越之地(即转化之模型)的观点,即包含了从出生到再生、再到不死成仙的循环过程。
也许人心理投射的洞天所蕴含之宗教意涵,是对神仙的探求最终不在于到遥远不可到达之地的遨游,而在于此时此地的内观、觉悟或认知其真正的本质(即真性)。然而,对此“内化的超越”(interiorized beyond)的亲近和虚假的熟悉,也带来了可悲的误解。在有关洞天的文学主题中,我称之为“天界的无心之客”,一个凡人误闯入了光明极乐永存的奇异世界之后,却发现自己由于对尘世的眷念(如爱情、亲情、饮食习惯等)[100]或因纯粹的轻率之举(对极乐的厌倦)[101]而又想回到人世间,当他决定暂时返回时,才发现他已永远失去了天界。后世部份志怪小说的作者,以脱俗和诙谐的手法将这个主题予以淋漓尽致的想象和发挥。下面一段摘自《真诰》(流行于茅山勾曲洞天[见表一,VIII]),当中严肃地表达对人类愚念的深深担忧:
虚空之内,皆有石阶曲出以承门口,令得往来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觉是洞天之中,故自谓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异,草木水泽又与外无别,飞鸟交横,风云蓊郁,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谓洞天神宫,灵妙无方,不可得而议,不可得而罔也![102]
最后,长于冥想的圣人与世俗之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能以内观使自己发现所居世界的本性(即“真形”);而后者在每天司空见惯的周围事物和成见中,不经意地出入天界,却时刻为彼岸世界的入口踌躇不定。
道济(石涛),1642-1707,游张公洞之图 (局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购买,迪伦基金(The Dilon Fund Gift)赠送品,1982年。
参考文献:
[1] 最初发表于《法国汉学》第2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页50-75。作者感谢梁斯韵精心的修正及对此重版的完善。
[2] Novalis Schriften: die Werke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 Bd. 2, hrsg. von Richard Samuel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5), pp.217-18.
[3] Homer (荷马), Odyssey奥德赛13.102-112;Richard Lattemore, The Odyssey of Hom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p.201. 又参“Metaphor of the Cosmos,” in Naomi Miller,Heavenly Caves: Reflections on the Garden Grotto(New York: G. Braziller, 1982), pp.13-28.
[4]参Ellen Johnston Laing (梁庄爱伦), “Caves, Clouds, and Terraces: Taoist Iconography in Chinese Landscape Depictions,” 发表于“Mountains and the Cultures of Landscap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January 14-16, 1993) 学术研讨会之未刊论文。另见李丰楙:〈六朝道教洞天说与游历仙景小说〉,收入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中国语文学系主编:《小说戏曲研究》第1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3-52。
[5] 本文最初是在1991年3月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举办的“中国文化中的圣山”(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Culture)研讨会上所作的一个报告。非常感谢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姜菲德(Freda Murck)及宗像清彦,还有作为评论者的席文(Nathan Sivin),本文已吸收他的意见。关于与此次研讨会同时举办的展览情况,可参宗像清彦 (Munakata Kiyohiko) 的图录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Champaign, I11.: Krannert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6] 见许慎撰集:《说文解字》9b.1。英文原文中的解说,见Paul Demiéville, “La montagne dans l'art littéraire chinois, ” France-Asie183 (1965):7.
[7] 例如文嘉的《僊山楼阁图》(嘉靖乙卯,1555)(Immortals Mountain with Pavilions)描绘了溪水从钟乳石洞流出的情景。此挂轴收录于Munakata Kiyohiko (宗像清彦),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Champaign, I11.: Krannert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p.141.
[8] 参见Edward H. Schafer (薛爱华), 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42-43.又见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李班》卷二:李班是苻秦时人,他看到一股从洞中流出的溪水中常有瓜果叶子一起流出,遂入洞考察,结果发现是一个神仙所居的山洞。参杜光庭撰、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454-455.
[9] 杜光庭《录异记》对温阳洞的描述,参杜光庭撰、罗争鸣辑校:《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77-78。又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所藏樊祈(1616- ?)的《桃花源》(Peach Blossom Spring),收录于Munakata Kiyohiko (宗像清彦),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Champaign, I11.: Krannert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p.159.
[10] 见Stephen R. Bokenkamp (柏夷),“The Peach flower Font and the Grotto Passage,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 06 (1986):65-77. 及Richard M. Barnhart,Peach Blossom Spring: Gardens and Flowers in Chinese Paintings(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3). 八世纪后期的《广异记》有这一母题的续述,见于《太平广记》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389-390。参杜德桥(Glen Dudbridge)曾对此加以讨论并将之译为英文,见Dudbridge,“Three Fables of Paradise Lost,”Bulleti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1988, pp.30-32.
[11] 参A.R. Davis,T'ao Yüan-ming (AD 365-427): 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195-201.
[12] 参Edward H. Schafer (薛爱华), Mao Shan in T'ang Times(Boulder: SSCR Monographs no. I, rev. ed. 1989), pp.22-24.
[13] 参见陆治《玉田》(1549 年),收录于Munakata Kiyohiko (宗像清彦),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Champaign, I11.: Krannert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p.142-143.该画还有一首诗,在诗中,陆治清楚地展示了这些联系。关于服食玉,见Max Kaltenmark (康德谟),le Lie-sien tchouan(rev. ed. Paris: College de France, 1987), pp.36-37, n.2.
[14] 见《神仙感遇传》,本文作者即将进行的一个课题研究。
[15] 关于道教文学的这个主题,参见 Demiéville, “La montagne,” pp.10-15.
[16] 例如传为葛洪(283-343)所作的《神仙传》载白石先生“煮白石为粮”。见李眆等编:《太平广记》卷7(北京:中华书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1961),页44.
[17] 关于洞中蝙蝠与燕子的信仰,见Edward H. Schafer (薛爱华), Mao Shan in T'ang Times(Boulder, Col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1989), pp.24-25.
[18] “山川” 在《太平广记》中误作 “山山”,使该书的点校者在句读上有误。
[19] 见Henri Maspero (马伯乐), Taoism and Chinese Religion, translated by Frank A. Kierma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1), p.468. 咽气与“胎息”相类似,见上著作,页459-505。
[20] 参杜光庭撰、罗争鸣辑校:《录异记》卷7,收入《杜光庭记传十种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94-95。又見李眆等编:《太平广记》卷398(北京:中华书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1961),页3190-3191。注释6所记的故事中,神仙所吃的瓜果在出了洞以后也立即化为石头。
[21] 《抱朴子内篇·登涉》,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274。
[22] 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施舟人), L'empereur Wou des Han dans la legende taoïste(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p.1-2; Anna Seidel (索安),“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 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 in M. Strickmann (司马虚) ed.,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vol. 2 (Brussels; lnstitut Bei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83), pp.325-327 and 363.
[23] 见标为1682年的“五岳真形图”的拓本(拓于陕西西安),现藏于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收录于Munakata Kiyohiko (宗像清彦),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Art, p.113. 另此图还有1614年和1378年之拓本,见Edouard Chavannes (沙畹),Le T'ai Chan: 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Paris: Ernest Leroux, 1910), pp.415-424. 《道藏》收入的“五岳真形图”稍有不同,可参Laszlo Legcza ,Tao Magic: The Secret Language of Diagrams and Calligraphy(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5), pp 6-10.
[24] 见Franciscus Verellen (傅飞岚), Du Guangting (850-933): Taoïste de cour a la fin de la Chine medievale(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89), pp.131-132. 这一主题在描述洞天时经常可见,最早可能始于《龟山玉经》,陶弘景编:《真诰》(499年,no.1016)11.6a。后文所引用之《道藏》编号,皆按 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道藏通考(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5] 分别见于Kristofer Schipper (施舟人)和Wang Hsiu-huei (王秀惠), “Progressive and Regressive Time Cycles in Taoist ritual,” in Time, Scienc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6), edited by J .T. Fraser et al., pp.185-205;以及Nathan Sivin (席文), “Chinese Alchemy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ime,”Isis67 ( 1976):513-526.
[26] 见《真诰》11.7a;Isabelle Robinet (贺碧来),“Les randonnees extatiques des taoïstes dans les astres,” Monumenta Serica32(1976):159-273.
[27] 关于他被任命为位于今四川的西川节度使之事,参见Franciscus Verellen (傅飞岚), Du Guangting, pp.53-55.
[28] 刘大彬:《茅山志》,《道藏》,册5,页577c,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
[29] 李石《续博物志》(见《稗海》)3.2a。青城山位于成都西北60公里处,然而,正如前面所记的天台僧故事一样,地下的距离都被不可思议地缩短了。
[30] 见Michel Soymié (苏远鸣), “Le Lo-feou ch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religieus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0rient48 ( 1954 ): 92. 苏远鸣强调洞之“秘” 和“隐”,这有“深刻理解”和“清晰的洞察力”之意。
[31] Edward H. Schafer (薛爱华), Pacing the Void: T'ang Approaches tο the Star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250.
[32] 《道藏》no.599。
[33] 华顶羽人的称号与杜光庭早年在浙江天台山的生涯有关。Verellen (傅飞岚), Du Guangting, p.13; 关于他居住于四川玉局观的情况,同上文pp.116-119.
[34] 这是指清浊气分。参《淮南子‧天文训》,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1989),页79-80。参见John S. Majo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62.
[35]琼林和珠树是昆仑山的地形特征,世界的轴心——昆仑山的四角流出了四条神秘的河流,参见John S. Major, Heaven and Earth in Early Han Thought: Chapters three, four and five of the Huainanzi(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p.150-158.
[36] 弱水是昆仑山流出的神秘河流之一,同上John S. Major之文。
[37] 这即是司马迁(公元前145-86)或其父,即《史记》的作者。然而《史记》中没有类似之语,杜光庭可能是引用了俗语,类似之言见于道教诗人吴筠(?-778)的《天柱观记》,见《玉海》20.29b(台北:华文书局,1964年影印的1337年刻本);参见Michel Soymié (苏远鸣), “Le Lo-feou ch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religieus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0rient48 ( 1954 ):90.
[38] 《龟山玉经》又指《龟山白玉上经》,这可见于《百川学海》本的《名山洞天福地记》(1a),以及杜光庭的《天坛王屋山圣迹记》之序1a。龟山是西王母居所的一个名称,该书已佚。
[39]关于这些分类,见Verellen(傅飞岚), Du Guangting, pp .136-137;以及Thomas Hahn (韩涛), “The Standard Taoist Mountain,”Cahiers d'Extrême-Asie4 (1988):145-156.
[40]《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3b-4b。若想参考更多的评注,可参《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在《古今图书集成》的版本,另见Chavannes (沙畹),“Le jet des dragons,” pp.133-141.
[41]《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6b-8b。另参 Chavannes (沙畹),“Le jet des dragons,” pp.141-68. 另这又名为“三十六小洞天”,这种说法见 〈天地宫府图〉,收入《云笈七签》27.3b,《道藏》no.1032。
[42]《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7a,当中第十一洞天为「方白山」,非「太白山」。
[43] 三浦国雄:〈洞天福地小考〉,《东方宗教》第51期(1983年),页4-5。
[44] 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678.4-5),中引《茅君传》:“地中有洞天三十六所,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罗浮、句曲、林屋、括苍、昆仑、蓬莱、瀛州、方丈、沧浪、白山、八停之属也……”类似地,谢灵运(358-433)《罗浮山赋》(见《艺文类聚》,上海:中华书局,1965年版7.140)中称“朱明曜真” 为三十六系列中的第七(表一,VII)。关于谢灵运的诗歌,参Demiéville, “La montagne dans l'art littéraire,” pp.18ff. ;又,《真诰》(11.5-6)称VIII金坛华阳天(表一)为三十六洞天中的第八。
[45] Michel Soymié (苏远鸣), “Le Lo-feou ch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religieuse,”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0rient48 (1954):89-90.
[46] Edouard Chavannes (沙畹),“Le jet des dragons”[posth.],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3 (1919): 131-133.
[47]三浦国雄:《洞天福地小考》,页1-3。沙畹关于杜光庭所列三十六洞天反映了唐代术语(“Le jet des dragons ,” p.132)的观点实际上表明了杜光庭和司马承祯对古代圣地的定位与同时代的用法相一致。
[48] 《雲笈七簽》卷27,所引《天地宮府圖》。見《道藏》no.1032。
[49] 见《洞渊集》,《道藏》no.1063。
[50]Isabelle Robinet,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 dans l'histoire du taoïsme(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4), vol. 2, p.397.
[51]《道藏》no.303。这茅山圣人周义山(公元前1世纪时人)的传记提到表一、表二中“十大洞天”之第一和“三十六小洞天”之第六洞天之名(5b,7b-8a); 三浦国雄曾讨论该段之文。见三浦国雄:〈洞天福地小考〉,页3-4。
[52] 《真诰》(no. 1016)卷11;参Robinet (贺碧来),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vol. 2, pp.325-327. and Michel Strickmann (司马虚),Le taoïsme du Mao Chan: chronique d'une révélation(Paris:Collège de France,1981),pp.1-2. 司马虚(同上文,页39)虽未给出理由,但却断定杜光庭的道教地理观来自茅山上清经系的启示。当然,这不是要否定与洞天相关的组成要素在更早时即已存在,甚至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地府观念也对此产生了影响。下文会再加论述。
[53] 三十六天是对九层结构的四层细分。见Robinet(贺碧来),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vol. 2, p.131.五或六世纪之《上清外国放品青童真文》(2a-5a,《道藏》no.1373)提到了三十六天及人间的三十六个地区对应。《太上妙始经》(《道藏》no.658)是一位天师记述神秘地理之论着,它可能也属于五世纪以后的作品。除了五岳和四渎(2a,3b)外,该书提供了三十六山的系统,而没有提到洞或天。洞天的观念很可能最早是因与二十八宿系统相关之天师系统二十四治相互竞争而出现的。参见Franciscus Verellen (傅飞岚),Du Guangting, p.117. 然而,在唐代编纂者的著作中,这两个系统以及更进一步的道教地理观分类似乎完全统一。见《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11-15a,及其它各处。
[54]关于宇宙、山、身体三洞的关系,参见三浦国雄:《洞天福地小考》,页11-18。
[55] 见Robinet (贺碧来) ,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vol. 1, p. 176. 关于内丹及内观,见 Farzeen Baldrian-Hussein,“Inner Alchemy: Notes on the Origin and Use of the Term neidan,”Cahiers d'Extrême-Asie5 (1989-1990):163-90. 及Livia Kohn (孔丽维),“Taoist Insight Meditation: The Tang Practice of neiguan,” in L. Kohn (孔丽维)and Yoshinobu Sakade (坂出祥伸) eds.,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9), pp.193-224.
[56] 该书已佚,但在宋代文献中有引用。参见严一萍:《道教研究资料》第1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以及李丰楙:〈洞仙传研究〉,《六朝隋唐仙道类小说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页187-224。
[57] 见9世纪时闾丘方远的辑本,《道藏》no.167。
[58] 见李丰楙:〈洞仙传研究〉,页189-194、208-215。
[59] Michel Soymié (苏远鸣), “Le Lo-feou ch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religieuse,”p.89.
[60] Erik Zürcher (许理和), “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T'oung Pao66 (1980):124-129. Robinet(贺碧来),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vol. 1, p.97.贺碧来证实十方的概念不见于上清经系的存想静思中;十大洞天的系统很可能是灵宝造经运动所推行的一个新扩展。但我未见有任何这方面的明显证据。
[61] Robinet (贺碧来), La révélation du Shangqingvol. 1, pp.110-111.
[62] 见《无上秘要》所引《道迹经》,《道藏》no.1138,4.13b-14b。顺序上有三处倒置(V-IV,VII-VI,IX-VIII),这可能是笔误,也许是原初由两个人抄写造成的。《龟山白玉上经》(见上注36)也提及十大洞天,见《天坛王屋上经》序,1a。
[63] 《七域修真证品图》,《道藏》no.433,5b。该书应为5世纪以后的作品。
[64] 见John Lagerwey (劳格文), Wu-shang pi-yao: somme taoïste du VIe siècle(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1 ), pp.4-21.
[65] 见F. Verellen (傅飞岚),“Liturgy and Sovereignty: The Role of Taoist Ritual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hu Kingdom (906-925),” Asia Major, 3rd ser., 2.1 (1989):73-78. 以及“A forgotten T'ang Restoration: The Taoist Dispensation after Huang Ch'ao,”Asia Major, 3rd ser., 7.1 (1995).
[66] 相关作品之目录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页47-125。
[67] 关于这一建筑的宗教含义,见Henri Maspero (马伯乐), “Le Ming-t'ang et la crise religieuse chinoise avant les Han,” Mé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9 (1948-1951),pp.1-71.明堂的九室代表了中国的九州;同上,页17、33。
[68] 衡山的山峰之一,不要与湖北当阳县紫盖山(表二,36)相混。
[69] 汪鋆:〈南岳投龙告文〉,《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收入《石刻史料丛书》,11.18b-19a。Chavannes (沙畹)对此告文作翻译并加以讨论,见Edouard Chavannes,“Le jet des dragons” [posth.], Mémoires concernant l'Asie orientale3 (1919):55-58.
[70] 见Howard J. Wechsler (魏侯玮), 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 Ritual and Symbol in the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76-189.
[71] 见王昶:〈麻姑仙坛记〉,《金石萃编》(西安:陕西人民艺术出版社,1990年),96.1a-b。Edouard Chavannes (沙畹),“Le jet des dragons, ” pp.103-108.
[72]《醮三洞真文五一盟威箓立成仪》,《道藏》no. 1212,1a。
[73]见Edward H. Schafer (薛爱华), “Empyreal Powers and Chthonian Edens: Two Notes on T'ang Taoist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I06 ( 1986 ):669.及氏著,Mao Shan in T'ang Times(Boulder, C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1989), pp67-68.
[74]Edward H. Schafer (薛爱华), Mao Shan in T'ang Times(Boulder, Colo.: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s, 1989), p.23.
[75]《醮三洞真文五一盟威箓立成仪》2a-6a。
[76]Kristofer Schipper (施舟人), The Taoist Body, translated by Karen C. Duv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91-93.
[77]《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1.5a,《道藏》no.1.
[78]Kristofer Schipper (施舟人), The Taoist Body, p.99.
[79]见Hubert Delahaye, Les premières peintures de paysage en Chine: Aspects religieux(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1 ), 主要在pp.48-51.
[80]Rolf A. Stein (石泰安), The World in Miniature: Container Gardens and Dwellings in Far Eastern Religious Thought. Translated by Phyllis Brook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81]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有清佚名《临袁江瞻园图》之手卷;另见Barnhart, Peach Blossom Spring, pp.116-117.
[82]例如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所藏的18世纪的玉雕作品。见Stephen Little, Realm of the Immortals: Daoism in the Arts of China(Cleveland: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87), p.48.
[83]苏鄂:《杜阳杂编》,见《古今说部丛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B.2b-3b。又参Stein(石泰安), The World in Miniature, pp.52-53.
[84]特别是《神仙传》中关于壶公的传说,见《太平广记》12.80-82。
[85]Rolf A. Stein (石泰安), The World in Miniature: Container Gardens and Dwellings in Far Eastern Religious Thought, pp.58-77.
[86]F. Bizot, “La Grotte de la naissance: Recherches sur le bouddhisme khmer (II),”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67 (1980):221-273.
[87] R.A. Stein, Grottes-Matrices et lieux saints de la déesse en Asie orientale(Paris: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88).
[88]见Raoul Birnbaum, “Secret Halls of the Mountain Lords : the Caves of Wu-t'ai Shan,” Cahiers d'Extrême-Asie5 (1991):137-140。Birnbaum所讨论的“天堂之洞” (页120-134)从另一方面来看,显然是直接以道教的洞天为模型的(见页124-125)。
[89]见康德谟(Max Kaltenmark):〈中国の宗教の神话学的一研究:迷路と洞窟のテーマ〉,《三康文化研究所年报》第2期(1967年),页1—11;以及氏著:“Grottes et labyrinthes en Chine ancienne,” in Yves Bonnefoy éd., Dictionnaire des mythologies et des religions(Paris: Flammarion, 1981).
[90] 关于这一地点的细致研究及其道教神话,见三浦国雄:《中国のトボス:洞窟、風水、壺中天》(东京:平凡社,1988),页113-153。
[91] 《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4a。
[92] Max Kaltenmark(康德谟), “Ling-pao: note sur un terme du taoïsme religieux,” Mélanges publiés par l'l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0), vol. 2, p. 563; Bokenkamp, “The Peach Flower Font,” pp.66-69, 翻译了《太上灵宝五符序》(《道藏》no. 388),关于后者,见Max Kaltenmark(康德谟),“Quelques remarques sur le T'ai-chang Ling-pao wou-fu siu,”Zinbun18 (1982):1-10. 许多传说把洞描绘为放经书及秘密的启示之地。
[93] 关于相关仪式的联系,见Arnold van Gennep, translated by Monika Vizedom and Gabrielle Caffee, The Rites of Passage(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0) ch.4, 5, 8 nd passim。
[94] Bizot, “La Grotte de la naissance,” p.233.
[95] 于贝瑟芬妮(Persephone)传说的早期描述,见Hymn to Demeter370-400, Apostolos N.Athanassakis, transl., The Homeric Hymns(Baltimore and London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12;中国也有一个例子,参洪迈(1123—1202):《夷坚志‧张女对冥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乙志卷5,页224-225。
[96] 见《左传》隐公元年。左丘明;杨伯峻编着:《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14-15;Burton Watson (伯顿·沃森), The Tso Chuan: Selections from China's Oldest Narrative 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3-4。
[97] 郑还古:《博异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7-8。相关故事翻译及讨论,见Wolfgang Bauer; translated by Michael Shaw, China and the Search for Happinese: Recurring Themes in Four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The Seabury Press,1976), pp.196-199。
[98]“我抬起眼睛,原以为会看到琉西斐(Lucifer)像我先前离开他时那样;却看到他两腿向上伸着。假使我当时果真变得困惑了,让那些不能领略我经过的是甚么样的地方的蠢人就这样想吧。夫子说:‘起来!站起来吧!……’”见于Dante Alighieri (但丁), Divine Comedy, “Inferno,” 34.88-94译文见但丁着、朱维基译:《神曲(地狱篇)》(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页251。
[99] Isabelle Robinet (贺碧來),“Visualization and Ecstatic Flight in Shangqing Taoism,” in Kohn and Sakade eds., Taoist Meditation and Longevity Techniques, pp.180-182.
[100] 在上文提到的《广异记》(注释8)中,造访者因涩口的树根和药草而被迫返回。
[101] 这基本上就是崔生在青城洞(见表一,V)遇祸的原因,见卢肇所编:《逸史》,转引自《太平广记》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154-156。傅飞岚(F.Verellen)将之翻译,见F. Verellen, “Luo Gongyuan: légende et culte d'un saint taoïste,” Journal Asiatique275 (1987):322-327.
[102] 《真诰》(11.6)。Michel Soymie (苏远鸣), “Le Lo-feou chan: étude de géographie religieuse,” 92.对这段话很留意,看到了其“超自然的”要旨。也参见三浦国雄:〈洞天福地小考〉,《东方宗教》第51期(1983年),页7-8。
作者简介:
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法国远东学院和铭文与美文学院院士、道教史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04-2014年,担任法国远东学院院长。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宗教大背景中的道教史和中国地域文化史,具体研究道藏、唐末五代高道杜光庭(850-933)的思想和五代及四川宗教史。近年来对汉唐间天师道的社会组织和仪式体制做了一系列研究。主要著作有《杜光庭(850~933):中国中古末叶的皇家道士》(Du Guangting (850-933): Taoïste de cour à la fin de la Chine médiévale, 1989)、与施舟人教授合编的三卷本巨著《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2004)、《命途多舛——中国中古道教解脱之求索》(Imperiled Destinies: The Daoist Quest for Deliverance in Medieval China, 2019)。
责任编辑:韩少华
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说是指《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与许仙》。
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的故事是一个很美丽的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是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也是中国人民最早关于星的故事。牛郎织女为神话人物,从牵牛星、织女星的星名衍化而来。比喻分居两地的夫妻,也泛指一对恋人。
《牛郎织女》最早见于晋人于宝的〈搜神记〉。南北朝任昉的《述异记》载:“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紝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南朝齐国的祖冲之(429~500)撰《迢迢牵牛星》载:“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孟姜女哭长城
民间流传的故事孟姜女哭长城,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民间传说,它以戏剧、歌谣、诗文、说唱等形式,广泛流传,可谓家喻户晓。相传秦始皇时,劳役繁重,青年男女范喜良、孟姜女新婚三天,新郎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身背寒衣,历尽艰辛,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的噩耗。她痛哭城下,三日三夜不止,城为之崩裂,露出范喜良尸骸,孟姜女于绝望之中投海而死。
孟姜女的故事发生在齐国。齐为姜太公的封国。故事最早见之于《左传》。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梁于公元前549年在莒战死,齐庄公在效外见到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拒绝接受,于是庄公接受她的意见专门到她家里进行了吊唁。孟姜除了知礼外还有善哭的记载,淳于髡曰:“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西汉时已有了孟姜女“夫死后向城而哭,城为之崩”的记载(刘向《说苑》及《列女传》)。至于哭崩的城墙在何处,虽然有莒城说、杞梁说和梁山说不一,但均在齐地,而非秦之万里长城。郦道元《水经注》认为孟姜女哭崩的是莒城。大约到了唐代,这一题材演变成了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崩万里长城的故事,具备了今天的雏形。
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是我国最具辐射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梁祝故事在民间流传已有一千四百六十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惨爱情所感染。《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有着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称。另有戏剧、电影、电视剧、歌曲等以此为名。
孟姜女的故事发生在齐国。齐为姜太公的封国,读过《东周列国志》的人都会知道,书中出现的“×姜”,总是齐国人。孟姜者,姜氏之长女也。她的故事最早见之于《左传》。孟姜为齐将杞梁之妻,梁于公元前549年在莒战死,齐庄公在效外见到孟姜,对她表示吊慰。孟姜认为郊野不是吊丧之处,拒绝接受,于是庄公接受她的意见专门到她家里进行了吊唁。孟姜除了知礼外还有善哭的记载,淳于髡曰:“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在齐地产生了孟姜哭调。西汉时已有了孟姜女“夫死后向城而哭,城为之崩”的记载(刘向《说苑》及《列女传》)。至于哭崩的城墙在何处,虽然有莒城说、杞梁说和梁山说不一,但均在齐地,而非秦之万里长城。郦道元《水经注》认为孟姜女哭崩的是莒城。大约到了唐代,这一题材演变成了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崩万里长城的故事,具备了今天的雏形。
白蛇与许仙
据明末《警世通言》记载, 宋代时,有一千年修炼的蛇妖化作人形叫白素贞,与青蛇精小青,在杭州西湖遇书生许仙,白蛇逐生欲念,欲与书生缠绵,乃嫁与他。后经历诸多是非,许仙乃知白素贞、小青具是异类,并受白蛇威胁,惊恐难安,便求法海禅师救度。于是白蛇被收入钵内,镇压于雷峰塔下。许仙看破红尘情愿出家,礼拜禅师为师,就雷峰塔披剃为僧。修行数年,一夕坐化去了。众僧买龛烧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临去世时,亦有诗八句,留以警世,诗曰:
祖师度我出红尘,铁树开花始见春。
化化轮回重化化,生生转变再生生。
欲知有色还无色,须识无形却有形
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要分明。
后世根据此传说又添加了一些的情节,使得故事更加平民化,符合大众的口味,得以流转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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