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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年的一则法国社会新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的秘密情事曝光，他为了掩盖真相走上了不归路。这就是《红与黑》的故事原型。
我是于连，一个木匠的儿子，身体瘦弱却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书本是我逃离现实的翅膀，但父亲和哥哥们只看重体力活。我偏要证明读书才是硬道理，背圣经、倒背如流，我终于在教会谋得一席之地。市长德·瑞那家的家庭教师就是我，年薪300法郎。我逆袭的第一步走稳了。
但环境是个大问题，市长家的奢华生活让我内心的小宇宙爆发。我瞄上了市长夫人，她就是我通往上流社会的跳板。花园、卧室，我的甜言蜜语让她彻底沦陷。但一封告密信让我们的关系曝光，我果断选择了逃离。巴黎，我来了。在这里我靠头脑吃饭，一路高歌猛进。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成了我的新目标，欲擒故纵。她就是我的了，未婚先孕，没问题，侯爵只能同意我们的婚事。
我于连终于跻身上流社会，但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一封来自德·瑞那夫人的信让我身败名裂。我愤怒、我绝望，我找到了她，我开了枪。监狱里我失去了自由，却找回了初心。读书、思考，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成功不是地位、金钱，而是内心的平和与尊严。
德·瑞那夫人没死，她来看我，她为我奔走。马特尔小姐和她的朋友们也在为我努力，但我拒绝了赦免。我于连宁愿有尊严地死去。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但在这场大戏中我迷失了自己。红与黑，梦想与现实，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颜色。
朋友们，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攀龙附凤、利欲熏心，最终只会害了自己。保持纯净、坚守本心，这才是我们该走的路。
1827年的一则法国社会新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的秘密情事曝光，他为了掩盖真相走上了不归路。这就是《红与黑》的故事原型。
我是于连，一个木匠的儿子，身体瘦弱却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书本是我逃离现实的翅膀，但父亲和哥哥们只看重体力活。我偏要证明读书才是硬道理，背圣经、倒背如流，我终于在教会谋得一席之地。市长德·瑞那家的家庭教师就是我，年薪300法郎。我逆袭的第一步走稳了。
但环境是个大问题，市长家的奢华生活让我内心的小宇宙爆发。我瞄上了市长夫人，她就是我通往上流社会的跳板。花园、卧室，我的甜言蜜语让她彻底沦陷。但一封告密信让我们的关系曝光，我果断选择了逃离。巴黎，我来了。在这里我靠头脑吃饭，一路高歌猛进。侯爵的女儿马特尔小姐成了我的新目标，欲擒故纵。她就是我的了，未婚先孕，没问题，侯爵只能同意我们的婚事。
我于连终于跻身上流社会，但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一封来自德·瑞那夫人的信让我身败名裂。我愤怒、我绝望，我找到了她，我开了枪。监狱里我失去了自由，却找回了初心。读书、思考，我终于明白真正的成功不是地位、金钱，而是内心的平和与尊严。
德·瑞那夫人没死，她来看我，她为我奔走。马特尔小姐和她的朋友们也在为我努力，但我拒绝了赦免。我于连宁愿有尊严地死去。人生如戏，全靠演技。但在这场大戏中我迷失了自己。红与黑，梦想与现实，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颜色。
朋友们，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攀龙附凤、利欲熏心，最终只会害了自己。保持纯净、坚守本心，这才是我们该走的路。
这是我大学毕业时候写的一篇论文，现在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有不到之处敬请各位批评指正。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当然写这种东西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枯燥的读不下去，但如果能帮助到有一个朋友我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下面我就正式将我那时候的论文跟大家见面：
一、创作背景
司汤达谈于连形象时说：“有一件事使读者感到惊奇。这部小说不是一部小说，小说里讲的一切确实于一八二六年在雷恩附近发生。就是在这个城市里主人公在朝他的头一个情妇开了两枪后丧生，他曾经当过他头一个情妇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如作者所说，这指当时报道在《法庭公报》上的安托万·贝尔德案件，作者在贝尔德身上受到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报道中的贝尔德仅仅是个普通的刑事罪犯，而《红与黑》中的于连，通过阅读启蒙思想家卢梭等人的作品，接受他们自由平等观念和无神论思想，具有了雅各宾党人的社会政治信仰和斗争精神。这无疑是司汤达本人内心最深邃的东西；于连神往的拿破仑时代凭个人才干爬上上流社会的野心，无疑是当时法国平民青年和没落贵族青年的写照。也就是说，经过司汤达再创造的于连，不仅有安托万·贝尔德的影子，更有同时代法国青年一代的影子。所以，他是这几个混合后产生的形象，是具有充实的社会含义的文学典型。
二、于连形象的成因
（一）于连生活的时代背景
《红与黑》从于连十八岁受雇于市长家写到他二十三岁被推上断头台，时间跨度为五年。根据司汤达为小说定的副标题“一八零三年纪事”推断，这部作品所描绘的是一八二五年至一八三零年间的法国，即波旁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十世上台的第二年到这个王朝覆灭前的法国。复辟既是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那么像所有妥协一样，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获得了大部分政治权利的封建阶级，总妄图恢复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是野心勃勃，而于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但是在十九世纪, 拿破仑实施唯才是用的方针却让平民出身的知识青年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出人头地，这不仅动摇了全欧洲封建制度, 而且激起了一代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各式英雄梦。法国大革命高潮过后, 波旁王朝开始复辟。思想受压抑, 等级观念开始抬头。平民青年的晋升之路被封建贵族的门第、 血统、 等级观念堵死了。于连正处于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在英雄梦中成长, 但长大成人之时, 拿破仑的光辉已成过去。在波旁王朝复辟时期, 拿破仑被认为是篡窃国位的人, 对于于连, 更不可能走像拿破仑那样靠“剑” 从 “一个默默无闻又没有财产的中尉” 奋斗到 “世界的主人” 的生活道路。膨胀的欲望让他为融入上流社会而不择手段。于连聪明能干胜任他做的每一样工作。然而, 在封建贵族、 教会及保卫党的特权受到保护并不容践踏的特定时代,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于连冲进另一阶级的行列的努力注定是徒劳。卑劣的社会地位成为他获得成功的致命障碍, 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权贵们明争暗斗的牺牲品。
（二）、强烈的个人反抗精神
在于连的一系列性格冲突中始终贯穿着一根追求个人自由发展的性格坚定性的红线。 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他性格中的核心成分，而自我意识在环境的作用下，产生出平等观念、反抗意识和个人野心。 于连是一个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典型艺术形象， 出生于家境贫穷、 生活困苦的小锯木厂主家庭。他聪明、干练、敏感、倔强，具有火一般炽热的性格和强烈的自尊心。 他极端不满自己现实的处境， 热烈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他狂热地崇拜拿破仑，想凭自己的才干，成为拿破仑式的英雄。 他充满地说: “一个富有热情的心灵，应该有所发明和建树。”他身上强烈地表现出平民的反抗意识和小资产阶级个人进取的野心。
1.从阶级地位上看于连
于连自称“平民”“农民的儿子”“木匠的儿子”“仆人”“工人”“农民”。实际上，他的父亲已经由农民发迹为锯木厂主，他本人又先后在谢朗神父、德·雷纳尔夫人那里和神学院里受到教育。所以他虽是平民出身，却有较高的文化，他应属于小资产阶级行列，从这个角度看于连，可以发现于连有如下性格特点：
首先，于连是维里埃尔城出色的“才子”，后为拉摩尔侯爵精明能干的助手。可等级制度森严的复辟时期，这个平民青年，只是一个受雇的奴仆而已，上流社会随时都可践踏、侮辱甚至杀害他。当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是：40岁左右的神父，能拿到10万法郎的薪俸，他们的家财相当于拿破仑当时手下著名大将的收入。于是于连很快领悟到：要想发财，就得投靠教会。“从这时起，于连不提拿破仑的名字了。他宣布了他要做神父的计划。”其实，他对宗教没有一丝一毫的信仰。为了讨好教师的欢心和取得社会上的好评，他把拉丁文的《新约全书》和《教皇传》背的烂熟，“见人就背诵，必要时，可以从最后一句开始倒背回去，一直背到第一句。”为了实现其野心，他还选择了教会的孪生兄弟“伪善”作为他的“唯一武器”，以达尔丢夫为老师，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彻底的伪君子”。当兵，或做神父；佩着长剑或披上黑衣，对于连来说，都不是本质的东西，指示他借以实现个人目的的途径而已，至于哪一种，完全是“看当时法兰西所流行的花样决定的”。其次，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于连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时刻刻刺激着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贱。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以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佣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经妻子建议，德·雷纳尔市长给他一点赏赐，被他视为一种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他对平民阶级的活力充满信心：“这些贵族，如果有可能让我们跟他们进行一次武器对等的决斗，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对命运和社会发怒。”然而，于连作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计要超脱自身所处阶级地位、飞黄腾达的个人野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对上层阶级的强烈愤懑
因为时刻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低下，于连对上层阶级的丑恶观察的最透彻，怀着强烈的愤懑。他是统治阶级的最无情的揭露者和批评者。在德·雷纳尔市长家，他所感到的仅仅是“对上流社会的仇恨和厌恶”。他鄙视这个贵族的贪婪和吝啬，把嘲弄这个“享尽了财产带来的种种好处”的“畜生”引为快事。他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瓦尔诺更加深恶痛绝：“自从掌管穷人的财产以后，把自己的财产显然增加了两三倍……我敢打赌说，他甚至连专供弃儿用的经费都要赚！而弃儿这种穷苦人的困难比别的穷苦人的困难还要多。啊！这些恶魔！恶魔！我也跟弃儿差不多……”他声称：“我出身低微……但是我并不卑贱。”和瓦尔诺之流比较，他认为“我的心离开他们的蛮横无理有上千法里远”。他甚至宣称：“即使把他们搜刮来的钱分一半给我，我也不愿意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我心中引起的轻蔑，我不可能克制不让它流露出来。”
3.于连正直与善良的方面
于连对上层阶级的强烈愤懑中虽然也有着为了实现自己野心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向主流社会靠拢和低头的现象但于连也不乏正直的品质。比如他与富凯始终保持着不渝的友谊,不能容忍自己欺骗朋友,不愿对一个爱他的人有任何有欠高尚的念头,因为他出身寒微,饱受欺凌和痛苦。
谢朗神甫出于对于连的关心和喜爱,劝说于连 “不要对当教士的前途抱有幻想” ,不要轻易拒绝女仆爱丽莎的求婚, “单单为了志向而蔑视一笔不俗的财富” ,担忧没有信仰的于连当了教士是否能获救。于连生平第一次看到有人爱他,他 “大为感动” , “高兴得哭了,为了不让人看见,他跑到山上的大树林里哭了个痛快” 。又如于连开始也把彼拉尔神甫当作敌人,而且是 “最危险的敌人” 。彼拉尔神甫在离开神学院之前,提升于连做 《圣经》 辅导教师。仅此一行为,于连便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心中 “油然而生另一种更为真实的感情” 。当彼拉尔神甫称于连为 “我的孩子” ,坦白自己对于连 “很有感情” ,并且指点他今后的做人之道时, “那么久没有听到过友爱的声音” 的于连 “不禁泪如雨下” 。初到拉摩尔侯爵府,彼拉尔神甫告诉于连,如果在侯爵家呆不下去,就把自己副本堂神甫的位置给他,而且将教区的收入与他对半分。面对彼拉尔神甫的善意和关怀,于连更是感动得情不自禁。他动情地对彼拉尔说: “我从小就遭到父亲的憎恨,这是我最大的不幸之一;但是我不会再抱怨命运了,我在您身上重新找到了一个父亲。 ”
谢朗遭维里埃当权者德· 雷纳、 马斯隆、 瓦尔诺之流排挤,被解除教职,逐出本堂神甫住宅。于连不顾别人怎么看,亲自到父亲那里取了十二块枞木板,借来工具,做成书橱,把谢朗的书籍摆放得整整齐齐。彼拉尔辞职离开神学院,于连得知他没有任何积蓄,流着泪水要把自己仅有的六百法郎全部赠送给他。这些举动,都是本性善良的于连知恩图报的真诚表现。于连对拉摩尔侯爵的忠诚,同样主要出于报恩的心理,并非像某些评论所说,出于攀附权贵的个人野心。因为于连在侯爵府 “得到殷勤的接待,无微不至的关怀” 。侯爵还为他争取到了象征荣誉的勋章。更主要的是,侯爵深知于连心高气傲,能够处处照顾他的自尊。 “侯爵的关怀使我们的主人公那一直痛苦着的自尊心感到那样的舒服,很快就不由自主地对这位可亲的老人生出一种眷恋之情…… 于连并非没有心肝之人,自从老外科军医死后,还没有人像侯爵那样亲切地跟他说话”。
所以说，在追求理想的人生历程中，于连有苦有甜，有悲有乐，但不变的是从此整个追求过程中强烈的反抗意识和自尊心。
三、爱情对于连的影响
在《红与黑》中对于连的爱情观以及他在爱情中内心的斗争占着大量的篇幅，他的爱情从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到最后回归本心的过程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在于连的两次不同的爱情中,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的私情最初是缺乏感情的,主要是出于报复,还夹杂些许玩弄成分。于连为报复贵族德·雷纳尔无端的侮辱与伤害,虚情假意地挑逗德·雷纳尔夫人。而德·雷纳尔夫人则是个天真淳朴、温和善良的女性。与她那虚荣、傲慢、粗鲁而又无知的丈夫德·雷纳尔相比,她在于连身上看到了才能、高尚、宽厚、仁慈等许多优秀闪光的东西。从未体验过什么是爱情的德·雷纳尔夫人对于连由同情、怜爱进而萌生了少女般火热的爱情。于连开始时并不相信德· 雷纳尔夫人的感情,以为她只是在众多情夫中“仅仅因为见面容易”才看中自己罢了。因此他 “时时想到他要扮演的角色”,他把与德·雷纳尔夫人的第一次幽会更多地“变成了一次胜利,而不是一次欢情”。德·雷纳尔夫人对于连爱得是那样真诚、热烈和痴狂。她的柔情、她的 “百般的温存”,使于连“几乎完全失去了演戏的念头”。不多几日,于连便“恢复了他这年纪的全部热情,爱得神魂颠倒了。”特别是德·雷纳尔夫人最爱的小儿子病重,而她把这看作是天主对她犯罪的惩罚时,她对于连仍是那么的痴情。用她的话来说,纵然是下地狱,也一点不后悔爱上于连。“我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不幸,那就是唯一使我还眷恋生命的那个人变了心。失去生命,把它作为牺牲奉献出去……这对我是怎样的幸福啊!”于连被德·雷纳尔夫人的爱情震撼了,他的狐疑和骄傲也烟消云散,他在德·雷纳尔夫人面前呈现出了他的全部真诚:他向德·雷纳尔夫人袒露了自己隐藏至深的拿破仑情怀,他为德·雷纳尔夫人的痛苦而刷刷泪下,他扑倒在德·雷纳尔夫人的脚下真诚表白:“我听你的,不管你命令我做什么,我都服从你”。而当他以为她不再爱他,竟 “伤心地哭了”。他甚至想:“我被唯一曾经爱过我的人完全地忘了! 此后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他不由自主地“扑在她怀里”,“在她手上印满了吻”。于连被迫离开维里埃之后,仍对德·雷纳尔夫人恋恋不舍,旧情难忘。他曾两次冒着被人发现乱枪打死的极大凶险,翻墙入室,潜入德·雷纳尔夫人的房间与她相会。
许多评论者都指责于连太过虚伪。其实于连并不善于伪装。他的真实思想与热情常常在他说话的语气中,在他眼睛的闪烁里,甚至在他自以为谨慎、“自以为是个老练的伪君子”的时候不经意地暴露出来,使他不但达不到隐藏的目的,反而更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玛蒂尔德发现,于连冷在外表,善在内心, “这不是一只狼,只是狼的影子”。拉摩尔侯爵看出,于连可以忍受金钱和享乐的匮乏,但“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蔑视” 。于连极力讨谢朗神甫的欢心,“只表露虔诚的感情” ;谢朗却发现“他的态度中有一种全然世俗的热情”,并不适合当教士。于连对自己的思想讳莫如深,诺贝尔却发现他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贵族的平民思想:“如果再来一场革命,他会把我们都绞死。”别人看到的,恰恰正是于连的本质。
很多人都认为,在贝藏松神学院这个虚伪奸诈的环境里,于连学会了以虚伪对付虚伪,养成了虚伪的性格,成了一个 “彻头彻尾的伪君子”。实情并非如此。于连是抱着赴死的勇气进入神学院的。他把这个人人都互相监视、告密、玩弄诡计和阴谋的宗教学校称之为“人间地狱”，把神学院的三百二十一个同学都当作自己的敌人,把谨慎和虚伪当作获得安全、实现飞黄腾达愿望的惟一武器。他时时告诫自己：“直到我演完我的角色,我的周围永远布满了真正的敌人。每一分钟都要虚伪。”尽管于连用尽心机,处处谨小慎微,可实际上他并不善于掩饰,不善伪装。他曾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竭力讨好一位修士。他跟他一道在院子里散步,谦卑地聆听那些让人站着都能睡着的蠢话。然后,暴风雨来了,那位修士却突然推开他叫道:“天主可以把您像个不信神者、像个伏尔泰那样用雷劈了。”他迎合神学院学生们庸俗的谈话,与他们谈论教理中他们所感兴趣的世俗内容,他想以对德·迈斯特《教皇论》的理解来赢得他们的尊敬,却反而使他们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妒忌和厌恶,还送了他一个“马丁·路德”的绰号。于连无论怎么伪装,怎么 “装小装傻” 都没有用,“无论怎么做,他们总能从我的脸上看出来”。他不能讨人喜欢,他“已在同学中被认作自由思想者”。几个身强力壮者甚至想经常地揍他一顿,以至于连不得不随身揣上一支防身的铁圆规。于连的虚伪举动“很少成功,他常常感到厌恶,甚至完全地气馁了”。他在神学院的伪装、他的殷勤只蒙住了一个人,此人就是大教堂的司仪长贝尔纳神甫。这并不是于连虚伪不到家,不是他的伪装不高明,只是因为于连本性太过真诚。于连远不是“伪君子”。
于连与玛蒂尔德的私情搀杂有个人野心,也包含有真实的感情。于连“正是对德·拉摩尔小姐身材的优雅、衣着的精致趣味、手的白皙、胳膊的美和举手投足的从容神魂颠倒了一番之后,他发现自己爱上了她”。为了玛蒂尔德的爱情,于连曾拒绝了科拉索夫亲王几百万法郎财富和两年内当上校的婚姻与前程。于连与玛蒂尔德的交往又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玛蒂尔德心高气傲,鄙视平庸。于连对贵族的蔑视、对拿破仑的崇拜以及不俗的办事能力,使玛蒂尔德以为看到了伟大、出众的品质,于是爱上了于连。但她可以崇拜于连,却不能忍受于连崇拜她。一旦于连对她真诚相待,流露出真情,她便反而将于连视之为一个不值得付出的凡夫俗子。一个奇怪的女人。许多人指责于连在与玛蒂尔德的交往中过于虚伪、不择手段。实际上,正是玛蒂尔德高傲、善变的性格迫使于连不得不选择了虚伪。因为在玛蒂尔德那里,只要于连流露出一点真情,就马上会被心高气傲的她视为粗俗与平庸而还之以轻蔑和唾弃。于连只能把玛蒂尔德当作“敌人”和“恶魔”,用作假和伪装的冷淡去制服她的高傲,去唤起她的。用于连自己的话来说,“让她害怕,我只有让敌人害怕,敌人才会服从我。那时侯敌人就不敢蔑视我了”。可以说,玛蒂尔德把他们的每一次见面、每一次交往都变成了— 场 “战争”,迫使于连为了征服、赢得她的芳心而采取假装爱上德·费瓦克元帅夫人、写假情书等计谋。
于连既是在跟玛蒂尔德较量,跟玛蒂尔德的高傲、善变性格作较量,同时也是在跟自己较量,是自己内心中真心与野心、真诚与虚伪的较量。他一方面强制自己故意疏远、冷淡玛蒂尔德,虚与委蛇地亲近德·费瓦克元帅夫人。另一方面,他在作假的过程中,他对玛蒂尔德发自内心的真实感情又常常使他难以自制,情难自禁。一想到又要见到玛蒂尔德,他的内心便激动不已。看见玛蒂尔德常坐的沙发,“他心头一热,眼泪就上来了”。看见玛蒂尔德房间的窗户,他便 “浑身发抖” ,“几乎要晕倒”。他想避开玛蒂尔德的目光,却又不由自主地注意她的举动。望着她的头发和白皙的脖子,“他完全忘了自己应该如何做了”,不由自主“伸出胳膊搂住她的腰,几乎把她紧抱在胸前”。于连的表现更像个稚嫩的学生,而不像是伪装的老手。他处心积虑,想方设法要骗过玛蒂尔德。而对于他的作假,恰恰是玛蒂尔德看得最清楚,“尤其使她感到惊奇的,竟是他那十足的虚假。他对元帅夫人说的句句是谎言,或者至少是他的思想方式的一种丑恶的伪装,因为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的看法,玛蒂尔德都一清二楚”。于连在伪装的过程中,身心都倍受痛苦与情感的煎熬。“人们看到,这个那么冷静的头脑已经跌进完全丧失理智的状态。曾经使他卓尔不群的种种长处中,如今只剩下一点儿坚定了”。“他强迫自己,努力在玛蒂尔德眼中显出已经痊愈的样子,这使他的全部精力消耗殆尽。他待在元帅夫人身旁,没有一点儿活气;甚至他的眼睛也失去了全部的光芒,仿佛处在极端的肉体痛苦之中”。“他强制自己采取的勇敢行动使他痛苦不堪,难以坚持”。于连哪是在伪装,简直是在作假中受刑。
在这场真心与野心、真诚与虚伪的较量交锋中,最终是于连的真诚与真情占据了上风。“他的性格实在受不了,泪水不禁涌上了眼睛,他把女友的手拉近嘴唇,说:“这里,我曾思念着您度过我的时光;这里,我曾望着那扇百叶窗,几个钟头地等待着我能看见这只手打开它的那个幸运的时刻 ……”他的心完全地软了。他用绝非臆造的色彩向她描绘他当时的极度绝望”。他谴责自己“那样对待她真是太可恶了”,他甚至向她坦白了自己的虚伪与作假。于连在征服玛蒂尔德的同时,最终也征服、战胜了自己的虚伪。
四、结语
一般论者都把于连说成是一味向上爬的野心家，因为于连的野心膨胀过程是故事最表面也是最直接的线索，但人们常常忽略了站在故事背后的司汤达所进行的精神思考。 其实更多的是于连以他真实而复杂的性格、炽热的感情、充沛的精力、坚强的意志力量，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形象。我认为他不是个野心家，因为他对爱情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远胜于他对金钱与财富的热情;他对个人尊严的关注,远胜于对地位、 前程与享乐的关注。他把所有的都耗费在了爱情与尊严上。从于连的身上，我看到的是心灵的诗意和社会的平庸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社会对个人的戕害以及个人对社会的反抗。对于于连这样一个从小就缺失爱、 缺少他人关怀的人来说,爱情具有太多的意义与价值。于连这个从小就遭人歧视、 受人轻蔑的人来说,尊严也远比金钱享乐和名利地位重要。对于于连来说：爱情是手段，飞黄腾达、社会成功是目的；然而于连毕竟是善良的，他不能在爱情中始终藏着心计，反而极易动真情。在狱中，他真诚地对待情人，对待朋友，甚至对待敌人。因为他彻底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容的，是不道德的，他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入狱后的于连，是大彻大悟的，此刻他具有了“少数幸福人”的基本品质，恢复了真正的自我。其实，入狱后他完全可以有机会逃离监狱，完全可以成为德·拉莫尔侯爵的女婿，但他却放弃，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在狱中，他真正感受到了幸福。可以说，于连的“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他的失败促使他走上幸福之路。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在狼的社会里，他也必须把自己变成狼，然后去和他们相咬。如果我们指责他，那么在指责的同时，应更多地去指责他所身处的那个社会环境和社会道德观念。司汤达曾说过：“一个人的幸福不取决于智慧者眼中事物的表象，而取决于他自己眼中事物的表象。”或许为了使作品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于连的入狱直到死亡便成了一个不可改变的定局。狱中的于连终于从社会角色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他在短短一生中为自己规定了许多角色，为能演好这些角色，他不能不虚伪，装假，直至作出违心之举。而死亡的临近却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卸去一切伪面具，露出一个真实的美好的自己。往日的野心、幻想、奋斗以及为此而设计的种种伪装统统失去了迷人的光彩。于连终于在死亡面前知道了自己追求的是什么。他对德·雷纳尔夫人说的那番话是真诚的：“你要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只爱你一个人。”当一个人知道他能为什么去死的时候，他便也知道自己应为什么去活。于连的个人奋斗,与其说是在追求飞黄腾达的前程、 追求个人野心的实现,不如说是在追求个人的平等、 尊严与幸福。
惟其如此,这一形象给人留下的更多不是谴责,而是遗憾、 同情和叹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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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红与黑》主要讲于连奋斗的一生。小说主角是于连，但小说又不仅仅讲于连。如果《红与黑》只是爱情小说或于连的个人传记，它不会成为世界经典。但如果把《红与黑》看作政治小说，又未免太沉重。
司汤达从男女感情和于连的个人经历入手，让读者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体会到了人性、感受司汤达的思想境界，也许这才是《红与黑》的魅力所在。
于连本可以不死，他为什么要认罪？这是读者认识《红与黑》的关键问题，不同的读者自然有不同的解读。
一、概述
《红与黑》，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目录下面有一句作者司汤达的英文题词：献给幸福的少数人。
《红与黑》跟《红楼梦》很像。
从形式上看，《红与黑》每一章前面都引用名人名言，引用往往和本章内容契合，这和《红楼梦》以及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开头诗有点像。
从思想上看，《红与黑》也蕴含深意，导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从学术研究角度看，研究司汤达、《红与黑》形成了“贝学”（司汤达本名亨利·贝尔）“红学”。
于连·索雷尔是维里埃市一个锯木厂厂长的儿子，出身算是农民。他跟一个老神甫学神学，老神甫在市长面前推荐于连，于连凭借懂拉丁文的优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市长家的家庭教师。
于连跟市长夫人路易丝发展出一段婚外情。国王来视察，路易丝搞暗箱操作让于连成为仪仗队员，于连受到全城瞩目。
有人写匿名信给市长说这段婚外情，于连离开市长家，去了省城神学院。
于连在神学院的最大收获是第二份工作——侯爵秘书。他在神学院学习了14个月，老神甫的老朋友、神学院院长在人事倾轧中被迫辞职，被侯爵邀请去巴黎担任教职。侯爵身边缺少笔杆子，院长向侯爵推荐了于连。
于连跟侯爵之女马蒂尔德相爱，马蒂尔德怀孕。侯爵不得不接受这个“准女婿”，安排于连当中尉，于连开始梦想他将来当司令。
侯爵收到了路易丝写的信，说于连没有宗教信仰，习惯勾引主家的女眷谋夺财产。于连跑回维里埃，在教堂当众对路易丝开枪后被捕。
于连不顾马蒂尔德和朋友的营救，坦然认罪，不上诉，被判了死刑。
于连的结局引发了很多争议。《月亮与六便士》的作者毛姆觉得于连在紧要关头做出的选择不符合他平时的性格，这是小说的败笔，这个结局导致《红与黑》烂尾了。
毛姆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看法。
二、红与黑
《红与黑》接近41万字，司汤达用3个字概括了全部内容，书名的含义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从于连个人来说，“红”代表军士，他崇拜军人和拿破仑。“黑”代表教士，教士的“制服”是黑色的。他看到教会势力庞大，立志做教士。
从另一个角度，红也可以代表于连的赤子之心，黑代表他被社会裹挟，变得虚伪。
从当时的法国社会来说，“红”代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攻占巴士底狱是1789年7月14日——7.14现在是法国国庆日，1799年拿破仑上台。
“黑”代表教会。法国被称为拉丁欧洲国家，信仰罗马天主教，不说政教合一，起码也是政教深度合作。直到1905年，法国国民议会才完成教会与国家的分离。
伏尔泰、卢梭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他们反对教权，主张政教分离。伏尔泰攻击天主教会缺乏理性而且虚伪，于连看到的教会现状正是如此。
19世纪中期的法国，共和主义反对教权，教会反对共和主义。
小说中，巴黎的侯爵跟地方主教打官司，表面上平局，实际上输了；地方上年长的治安法官不敌新来的年轻神甫；教会能决定省长、市长的人选。上流社会人士不能说卢梭、伏尔泰的好话，于连违心地说卢梭是傻子、暴发户。
但红与黑不单纯是对立的关系，于连崇拜拿破仑，又穿上了教士的黑袍。司汤达曾解释说，“红”意味着于连如果早生几年，他会去当兵，然而他生不逢时，只好披上“黑”色道袍。按照司汤达的说法，红与黑是平行的。
简单回顾一下1830年前后的法国历史：
1814年，拿破仑被击败；
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
1830年，奥尔良公爵通过建立了奥尔良王朝（七月王朝）；
1848年，第二共和国成立；
1852年，拿破仑三世把第二共和国改为第二帝国。
1789-1814，是红（军装）得势的时代，1815-1830，是黑（道袍）占上风、红被打压的时代，于连正好生活在这个时代。
七月王朝把拿破仑尊为法兰西民族的英雄，这是于连死后的事情，于连确实是生不逢时。
三、于连的成长
于连对拿破仑态度的转变非常能体现他的成长：少不更事时，他喜欢拿破仑，恨不得告诉全世界。他发现大家对拿破仑都没有好话，他很快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正式进入职场后，彻底把拿破仑藏在内心深处，逐渐学会用假面具示人。
于连对拿破仑的崇拜，一是慕强，二是把拿破仑当偶像。拿破仑出身不高，但凭借自己的努力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是于连可以效仿的。
于连一直有怀才不遇之感，并渴望通过努力出人头地：“后娘般的苍天把我抛到社会的最底层，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却没给我一千法郎的年金”。
“多年以来，于连大概无时不对自己说，波拿巴，一个默默无闻又没有财产的中尉，靠他的剑做了世界的主人。这个想法给自认为极不幸的他带来安慰，又使他在快乐的时候感到加倍的快乐。”
泥瓦匠说：“在那个人（拿破仑）的时代，那可好了！泥瓦匠能当军官，当将军，这事儿见过。”
于连是拿破仑铁粉，拿破仑口授的史料于连看得不少，别人聊天涉及书中的名字他都能想起来。《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是于连最爱的书，他“上班”摸鱼看书，被老索雷尔发现，老索雷尔揍他的时候，这本书掉进了河里。这或许是于连在表面上“丢掉”拿破仑的一个征兆。
老神甫曾经把于连当神童介绍给大家，于连却当众歌颂拿破仑——老神甫的朋友圈应该还是宗教界人士为主。小说没有写在场众人的反应，但写了于连事后对自己进行体罚，把右臂吊在胸前两个月。说明于连从大家的反应中感觉到了，他在一群宗教界人士面前歌颂拿破仑很不妥。
于连到了市长家，把拿破仑的肖想藏在床垫下面。这时候他已经知道，绝不能让人知道他是拿破仑的粉丝。他应该是经常偷偷把肖像拿出来膜拜，每次看肖像都觉得敬佩，每次感觉澎湃就要写点字，写完还要记下当时的时间。
市长要给全家换床垫，于连请路易丝把肖像拿出来烧掉。应该是从这时起，于连彻底把拿破仑藏在内心深处了。他后来甚至发誓只对自己说那些他认为是虚假的事情。
于连跟路易丝在一起时，会讲拿破仑和自己的野心，但夫人不能理解。她自己出身高贵，又要继承姑母遗产，她没为钱发过愁，她不需要奋斗。于连跟马蒂尔德在一起时，再不提拿破仑了。他对拿破仑的感情，只有老军医能理解。
四、病态的社会
小说中的社会，从小城市维里埃，到省城贝藏松，再到首都巴黎，都或多或少有些病态。
病态表现一：一切向钱看。
“‘带来收益’，这就是在维里埃决定一切的至理名言。单单这个词就代表了四分之三的居民的习惯性思想。”
老索雷尔为了钱，儿子都可以不要：“（只要有钱）你们当中谁不高兴有一个上断头台的儿子呢”。
市长莱纳先生金钱至上，听见“银”字就皱眉；抠门到身为市长，在公开的捐款活动中金额垫底；妻子和于连有婚外情，全城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宁愿丧偶也不离婚，因为妻子会继承大笔遗产，生活中对他很有用，而且他找不到一个比她更合适的妻子了。
乞丐收容所所长瓦勒诺寡廉鲜耻，从乞丐们的口粮里偷来大笔财产。
病态表现二：阶级固化。
有人把法国农民和中国农民对比，认为老索雷尔敢坑市长，说明法国农民地位高。从阶级固化的角度看，正因为阶级已经固定，所以法国农民不怕得罪市长。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上位者可以左右下位者的阶级变化，所以下位者不敢得罪上位者。
老索雷尔看见于连读书就要揍他，他觉得读书没用。于连靠读书取得了市长家的家庭教师这个职位，不知道他的想法有没有改变。而在中国的科举时代，做父亲的都巴不得儿子多读书，因为他们见过太多读书改变命运的例子。
于连生活的社会跟中国的魏晋南北朝社会很像，于连听到泥瓦匠的议论：“生下来穷，一辈子穷，就是这么回事儿”。西晋左思写诗说“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都是一个意思：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而很多人一辈子都到不了罗马。
于连如果生活在中国的科举时代，考状元绝对不成问题。可是在19世纪的法国，不管是市长家的家庭教师，还是侯爵秘书，在上层人物眼里都等于仆人。于连一直想飞黄腾达并为之不懈努力，但最终失败。
于连听说要去市长家，第一反应是“不愿意当仆人”，又通过吃饭问题来确定自己的名分：如果跟仆人一起吃饭，就坐实了他仆人的身份。
于连在巴黎跟一个骑士决斗，事后骑士才知道于连是侯爵的秘书，于是造谣“于连是侯爵密友的私生子”，想通过抬高于连的身份挽回面子。侯爵觉得谣言合他的意，有意坐实。侯爵或其密友有私生子，意味着他们对婚姻不忠，这也好过侯爵跟秘书亲近，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共识。
侯爵养病时跟于连相处几个月，很喜欢于连，但他对自己喜欢一个“下等人”感到难为情。于是他送于连一件蓝色礼服，把穿蓝色礼服的于连当成“同类”子侄辈，穿黑袍的于连还是他的“下等人”秘书。于连摸索出规律以后，穿蓝衣时不说公事。这也算另一种“皇帝的新衣”了。
成为中尉（可能当司令），赢取白富美，差不多是于连人生的巅峰了。
这背后，无数人化身柠檬精。于连去了市长家，两个哥哥眼红；做仪仗队员，全城男人眼红；在神学院成绩好，同学眼红；成为侯爵秘书，同事眼红；准备和马蒂尔德结婚，眼红的人更多。
另一方面，他亲近的老神甫、神学院院长都属于詹森派，一直被打压，于连天然被打上了詹森派的标签。
对于连的嫉妒、敌视，最终化为路易丝那封信，于连从走上巅峰的幻想跌回现实，4年来的努力毁于一旦。
陶渊明的祖父陶侃出身寒微，终成名将。他的成功属于阶级固化社会中极少数人的成功，而且虽然成功，还是一直被人诟病。在阶级固化的社会，表现得跟别人不一样、想超越自身阶级，都是原罪。这是于连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病态表现三：假恶丑才能赢，真善美无路可走。
在维里埃，真小人瓦勒诺打败莱纳，担任市长，于连死时他成为省长。莱纳的最大缺点是爱钱、虚荣，其实跟伪君子还相差甚远。但瓦勒诺是彻彻底底的真小人，于连觉得瓦勒诺家里“散发出偷来的钱的气味”。
他请于连到家里吃饭，他的妻子要把家里各式家具的价格、酒的价格都讲给客人听，还要反复列举财产，为仆人打碎一只杯子跟仆人吵架。他从乞丐们嘴里抠钱，但请客吃饭时不允许隔壁的乞丐唱歌。在瓦勒诺的衬托下，于连觉得抠门的市长莱纳先生都正常了。
在神学院，数念珠、唱圣歌等苦行修炼让人厌烦，但更让人心累的是师生们的心计、冷漠和虚伪。在神学院，与众不同就会引起憎恨。于连能独立思考，自行判断，就是犯了大罪。他还经常得第一，他简直是与整个神学院为敌。嫉妒者们从于连的行李中翻出来咖啡店姑娘的字条，这成为于连的一大罪状。
大考时于连本来可能考第一，考官是院长的反对派，故意给于连挖坑。考官考宗教内容之外的世俗作家，于连背得很流畅，于是考官指责于连脑子里装了无用的或罪恶的思想，最后于连考了个198名。
院长也是一个虚伪的暴发户。他离开时不断强调，他管理神学院15年，只有520法郎的积蓄，他的朋友都知道这是谎话。院长觉得于连能陪侯爵夫妇一起吃晚饭是莫大的荣幸，而于连觉得这是一种精神折磨。
在巴黎，于连进一步看透法国社会。他作为外省人，“实在的东西太多”是一大缺点。
侯爵夫人的客厅是她地位的象征，是侯爵宠爱她的证明，是投机者的捷径。所以每天都有一群不知所谓的人在客厅里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于连在这个客厅坐着，只觉得精神窒息。
侯爵夫人为了答谢某男爵20年的不懈陪伴，让他从专区区长升为省长。这次职务晋升就像给客厅的先生们打了鸡血，即使侯爵一家对他们缺乏敬重，马蒂尔德兄妹俩有时候还说话刺耳，他们也不生气。
西班牙一位自由党伯爵在国内搞革命，失败后逃到法国。他说法国人憎恨思想，思想者被称为犬儒主义者，会被投入监狱。精神方面稍有价值的东西会被教会送上法庭，上流社会对此鼓掌叫好。
这与于连在神学院体会到的“教会把书籍当成敌人”不谋而合，最后于连正是因此被教会成员组成的陪审团判了死刑，而且于连受审，全城围观。
伯爵说在法国只看见了虚荣，他的名言是：法国永远不会有华盛顿。
上层社会人士的生活确实非常空虚，马蒂尔德一直觉得巴黎的生活无聊、烦闷。于连受审是因为他要杀人，他受审之后可能会死。总之这背后关系至少两条命，但是全城人都当一场热闹看，完全看不出尊重生命的意思。
五、关于决斗
决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课题。《红与黑》中，于连跟一个贵族骑士决斗过，马蒂尔德的“准未婚夫”克鲁瓦泽努瓦侯爵最后死于决斗——他跟人决斗是因为对方说马蒂尔德坏话。
有人给市长写匿名信，说市长夫人和于连关系暧昧，路易丝说匿名信是瓦勒诺写的，他是追求自己没得到回应才写匿名信，市长想找他决斗。马蒂尔德怀孕以后，于连担心“小舅子”诺贝尔伯爵会找他决斗。
现实历史中，俄国诗人普希金也是死于决斗。
决斗大概起源于古巴比伦、古希腊，盛行于中世纪欧洲，18世纪，这种习俗传入俄罗斯，成为一种贵族时尚。在欧洲，贵族之间产生矛盾纠纷，尤其是涉及名誉方面的纠纷，并不愿意去法院解决，或由第三方来审判——因为有份。所以他们选择决斗。
中国古代很多衙门尽量不让女性到公堂应诉，也是因为有身份的人家自恃身份、无视司法。
理论上来说，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另一个人不公正的对待，就可以向对方发起决斗——这里所说的“人”其实是指贵族。一旦决斗，就跟武侠小说中的挑战比武一样，生死勿论。
但是贵族绝不会跟平民决斗，所以决斗通常只发生在贵族之间。小说中贵族骑士跟于连决斗，虽然赢了，但发现于连不是贵族，他觉得羞耻。
而于连之所以要找贵族骑士决斗，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他在咖啡馆被一个男人多看了一眼，觉得自己受到冒犯，言语之间又发生冲突，那人出口成脏，于连怒不可遏。
插句题外话，貌似不管中外，男人被女人多看一眼，都会觉得女人对自己有意思，比如贾雨村被娇杏看一眼；而男人被男人多看一眼，会觉得不舒服，比如“你瞅啥”。
于连想起之前在省城贝藏松的咖啡馆，他被人多看了一眼，当时觉得受辱，却什么都没做。这时他把上次的侮辱也算上了，他要跟这个人决斗。
那人给了于连一张名片，于连找到的是一个贵族骑士。他发现侮辱他的人是骑士的马夫，还是跟骑士决斗。于连输了，幸好没死，只是受了枪伤，但他觉得挣回了脸面。
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当时决斗的必要性：如果一个男人A说另一个男人B不像男人，B不找A决斗，就是默认自己不像男人，整个社会也会默认他不像男人，B的社会权利和地位都会受影响。
总的来说，决斗就是一种为荣誉而战的复仇，是以武犯禁。卢梭对决斗习俗就是持批判态度。从好的方面说，决斗包含了荣誉感和尚武精神。但在现代国家和法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决斗习俗注定要被淘汰。
我们常说中国人爱面子，从决斗习俗来看，西方人也很爱面子，为了面子甚至可以豁出性命。
六、于连为什么非死不可？
如果于连能活下来，会怎么样？他会和马蒂尔德结婚吗？于连确实不信宗教，他得知路易丝没死时，“他有了信仰”，他才明白他真正爱的人是路易丝。
和马蒂尔德在一起，他能获得社会地位、财富。但这个选择违背他的心意，而且马蒂尔德性格捉摸不定，一旦退却，马蒂尔德未必还会爱他。
于连会跟路易丝在一起吗？
客观条件不允许。于连离开马蒂尔德，就没有了社会地位、财富，而路易丝还需要先离婚——她离婚也是几乎不可能。
于连的前途只能指望侯爵。如果于连不跟马蒂尔德在一起，侯爵顾念以前的感情，也许会兑现给于连找个好教区的诺言。但一个底层人物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上位者的感情之上，多多少少有点天真。侯爵如果不兑现诺言，于连也没辙。
于连时刻记得自己是底层人物，对上流社会只有仇恨和厌恶。他初到市长家，一边为市长夫人的魅力倾倒，一边恨她，这样的上层人物会让他对上层人物恨不起来，也会消磨他奋斗的意志。
他要勾搭马蒂尔德时，想起侯爵对他的好，心存内疚，但很快，阶级战胜了内疚：我，一介平民，居然可怜起一个这种地位的人家了！
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自嘲的话：挣着买白菜的钱，操着卖的心，跟于连这种心态如出一辙。
于连努力奋斗了4年，一直在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他的心态是失衡的。他不信宗教，却要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准神甫；他把《圣经》看做谎言，却背下整部拉丁文《圣经》和《教皇论》；他恨上流社会和上层人物，却不得不在上层人物手下讨生活，努力往上爬。
他的工作体会之一：如果我想发迹，还得干出许许多多不公正的事来，而且还得会用动人的漂亮话遮掩起来。
他入狱以后，回首往事，想起从前在维里埃度过的良宵，觉得幸福无比，但想起在巴黎的辉煌胜利，只感到厌倦。他看清了自己的灵魂，跟自己和解了，心态也摆正了。
他很清楚，他生活在一个不讲规则的社会，不讲规则、没有人性的人，反而可以爬得更高。于连不讲规则可以活，但他还是要讲规则。
于连绝不是对社会或生活失望而赴死。古往今来，很多人活得再艰难，都在努力活着。他认罪的理由很简单：“我犯了杀人罪，我被公正地判决”——做错事就应该受到惩罚。
这是于连人性的光辉所在。
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杨震暮夜却金，许三多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每天训练，和于连坚持认罪一样，都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能忠于自己内心的人，才是幸福的少数人。
作者：转蓬飘飘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真相，以史为论，诉说个人见解，谢绝脱离人文环境的过度解读和阴谋论。更新佛系，关注需谨慎。还有，欢迎批评指正，毕竟俺只是业余玩家。
文/不喜欢竖笛的章鱼哥
在法国作家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当中，塑造了一个处于法国社会底层，但是却野心勃勃一心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青年——于连·索黑尔的形象。
他先是做了小城维里埃尔的市长雷纳尔先生的家庭教师，后来因为和雷纳尔夫人产生了爱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连在神学院度过了一段学习时光，最终进入了拉莫尔侯爵府中，做了拉莫尔侯爵的秘书。
在那个虚伪而又无聊的环境中，于连和侯爵小姐马蒂尔德发生了爱情，正在他志得意满的时候，雷纳尔夫人的一封举报信使他的梦想如肥皂泡一般的破灭了，导致他最终走向了死亡的结局。
那么，在于连短暂的一生中，他爱的究竟是谁呢？
一 、于连和雷纳尔夫人
当于连第一次出现在雷纳尔夫人面前时，他是以一个“小鲜肉”的形象展现的。
雷纳尔夫人对于丈夫执意要给她的孩子们找一个家庭教师，一开始是有些忐忑不安的，她难以忍受自己的三个宝贝儿子在“邋遢而又暴躁”的教士手下学习，但当她看见于连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个甚至“脸上还挂着大颗的泪珠”的“羞怯的年轻人”，就是她儿子们的家庭教师。
而于连却没有相应的想法。除了刚开始穿上新衣服让他有点手作无措以外，他更多的是对这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憎恨与挑战。
在陪着雷纳尔夫人全家在维尔吉度假的时光里，一天晚上，当于连的手不小心碰到了雷纳尔夫人的手时，雷纳尔夫人迅速的把手缩了回去，这就对于连形成了一个挑战：
我不能让她们瞧不起我！
拿破仑一直是于连的心中偶像，拿破仑正是因为结识了约瑟芬，才最终得以进入上流社会。这个故事在时时的激励着于连，他给自己下定了目标：抓住雷纳尔夫人的手，否则就回屋里开枪自杀。
最后，于连成功了。这并不能表示他在爱着雷纳尔夫人，他只是完成了给自己制定的一个目标而已。但这可使雷纳尔夫人为此激动不已。
雷纳尔夫人一直是一个单纯的女人，结婚前一直是在教会学校里读书，侍奉上帝是她的唯一的使命。结婚后雷纳尔夫人有了孩子，于是便分了一部分的爱给了她的三个儿子。至于她的丈夫雷纳尔先生，她可是从没有产生过任何的爱的感情的。
于连可算是唤醒了她的爱情。
在后来，二人一度数次幽会，雷纳尔夫人了解到了于连所珍藏的像章，并不是一个年轻的女郎的肖像，而是拿破仑的。于连也感受到了雷纳尔夫人对他的无限爱意，并且从她那里了解到了很多自己从未有机会知道的东西。
只是好景不长，事情最终还是暴露了，于连也就结束了这段“爱之初体验”。
二、 于连和马蒂尔德小姐
于连经过皮拉尔神父的推荐，进入了拉莫尔侯爵府，做了拉莫尔侯爵的秘书。
拉莫尔侯爵在拿破仑执政期间一直流亡海外，王朝的复辟使他得以回归，并且权倾朝野。于连凭借自己的才智，深得拉莫尔侯爵的信任，只是因为自己的不肯媚俗，而最终在府里显得落落寡欢。
其实，侯爵小姐马蒂尔德也是这样的。她鄙视一切的贵族青年，因为他们的无知无识。她还有着叛逆的性格，坚持为自己的祖上博尼法斯·德·拉莫尔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纪念日里戴孝，成为她的家庭生活里的一朵奇葩，得不到其他人的理解。
在一次次的交往中，马蒂尔德发现了于连的见识不俗，她认定，法国必将会再发生一场革命，而到了那个时候，于连必定会成为革命的领袖人物，他将挽救她们一家。
但是马蒂尔德有着如《鹿鼎记》中建宁公主一般的受虐倾向，当她委身于于连后，又感到了后悔，当于连生气的拔出了一把古剑要刺死她的时候，她又感到了于连的伟大，再次产生了对于连的爱慕之情。
在马蒂尔德反复无常的痛苦之中，于连接受了他的好朋友的建议，不再理会马蒂尔德小姐了，而是变成每天给一位贵族遗孀写一封情书，来吊一吊马蒂尔德小姐的胃口。
于连选择了德·费尔瓦克元帅夫人，因为初次见到她时，“于连非常激动，他觉得她的眼睛和眼神跟德·雷纳尔夫人一模一样”。
在这场关于于连和马蒂尔德的心理战中，于连最终还是获胜了。他凭借着侯爵对他的唯一爱女马蒂尔德的宠爱，获得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然而这却被雷纳尔夫人的一封检举信，把这一切都给毁灭了。
于连在冲昏了头脑的情况下，向雷纳尔夫人开了两枪，自己也就被捕入狱了。
三 、于连的选择
于连因为自己的高傲，最终还是选择了死刑。
当于连得知雷纳尔夫人只是受了伤，并没有被他打死时，他感到十分的激动，他始终在为自己的冲动而后悔，并且想得到雷纳尔夫人的谅解，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般。
于连是一个自幼就失去母爱的孩子，在雷纳尔夫人那里，于连得到了补偿，他不想让他的孩子步他的后尘，想让他自幼就能感受到这伟大的母爱，所以他决定，马蒂尔德生下的自己的孩子，将来要交由雷纳尔夫人抚养。
对于马蒂尔德，于连已为她想好了将来的后路，一年后，她将嫁给一个和她门当户对的贵族青年。
于连对于马蒂尔德小姐的感情，有爱情的成分，但是其中更多的是彼此的拉锯战，这更像是一部于连上升的阶梯。而于连对雷纳尔夫人的感情，虽然最初是来自于他对上层社会的挑战心理，但他始终没能忘掉雷纳尔夫人的眼神，最终于连知道了，他忘不了的，还是雷纳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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