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李香梅，今年61岁。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分享一下我寻找搭伙老伴的经历，以及我在这段过程中所遇到的困惑和感悟。
五年前，我的老伴因病离世，儿子也因为工作原因在外地安家。虽然儿媳家庭条件很好，但我觉得和他们住在一起不太习惯，所以选择了独自生活。在这期间，我和小区里的姐妹们一起跳广场舞、散步，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开始感到孤独。直到有一天，我在跳舞时认识了张姐，她告诉我现在老年人之间很流行搭伙老伴的生活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觉得这种方式很新潮，也符合我现在的需求，于是决定尝试一下。
在张姐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老李。我们相处得非常愉快，他体贴、细心，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于是，我决定和他搭伙过日子。刚开始的一个月，我们相处得很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老李变得越来越懒，家务活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更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每到周末，他的儿女们都会回家，一闹就是一天，而我却要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家务。
我向老李表达了我的不满，但他却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是不是应该重新回到一个人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听到了一些朋友的建议，有人觉得我应该坚持自己的选择，有人则认为我应该重新找一个搭伙老伴。
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放弃这段搭伙生活。我认为，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是互相扶持、互相照顾的。如果一个人总是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那么这样的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希望我的经历能给正在寻找搭伙老伴的朋友们一些启示，让大家能够找到一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伴侣。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是选择独自生活还是寻找搭伙老伴都应该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珍惜我们所拥有的每一天谢谢大家！
文|宫付堂
1940年七八岁时，我开始在村里的小学念书，语文课学习人、手、刀、牛、羊、山、水等简单的汉字，算术是加减乘除，午后上课前练写大仿，即毛笔字。在本村教书的老师是王春一、王迅卿、宫长荣。
1944年，到了十一二岁，又到城墙李学校念书，这个学校俩班，老师是王春一和一名姓邹的老师。日本鬼子有时还到学校里去搞笼络人心和奴化教育。再后来，在沙庄学校学习过半年。
1946年平原解放。1947年，村里来了小岳庄的教师张广治，我开始念小学三年级。这时候社会形势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学生们组织了儿童团、姊妹连，站岗放哨查路条。记得开路条的是女干部辛玉梅。
由于承担了多个诸如此类的事情，上课很不正规，这样学习了一年。1948年，逐渐走向正规，张辛庄成立了完小，我想去考，奶奶怕我远走高飞舍不得，不让去。
1949年9月，前曹也成立了完小，我又萌发了考学的念头。恰好村里王家王金星找到我和宫玉海，我们三个说定去考试。考试前，我们借来小学课本学习，到考试时考的成绩还不错，被顺利录取。
前曹完小校长由老干部张玉珂担任。第一届有俩班，学生年龄普遍较大，老师中新老都有，记得有刘炳礼、李炳灿、李益璞（女）、麻洪昌、曹紫剑（黄埔军校毕业）、刘贞尧。我的班主任刘铭铬是济南师范毕业的。
学校开设的课程比较齐全：语文、数学、常识、地理、历史、政治、音乐、体育、美术等。
读完小期间，自带玉米面，吃窝窝头，吃萝卜咸菜，住校时铺盖也少，所以学习生活十分清苦。学习两年经历两个冬天，我的10个手指头全得了冻疮，脚也被冻伤。到后来，家里经济条件越来越差，带玉米面就困难，无奈之下，只好到岳父家吃饭。
考虑到家庭实在困难，完小毕业后决定不上初中，直接考师范。1951年,平原师范学校夏季招生，我参考后竟然考了第8名，被编入初师7级2班。
当时考入平原师范的还有王金星、张方田、宫善卿、李清元、徐洁民、王世奎、何复元、金凤来、李朝俊、王振怀、张世卿、王凤歧、杨宝洪、朱士智。家境较好考入恩县中学初中班的有宫玉泉、曹庆海、张仁福。还有一部分完小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闫长洪、徐子清去青岛当了警察。曹成功和冯世昌初高毕业后考入大学。赵传堂从小跟刘宜亭学习中医，上完小的时候就常给人号脉看病开药单，完小毕业后考入恩城中学，毕业后在恩县的药铺当坐堂大夫，后来进修深造，对治疗肺结核有专长，调聊城结核病研究所工作。
由于第一届学生升学率高，刘贞尧、刘丙礼两位老师调平原一中任教。
1951-1954年在师范读书期间，先后学习了语文、化学、代数、几何、物理、动植物、生理、教育学、美术、音乐、体育、政治等。校长是原籍宁津、曾任东光县县长的王彬，副校长是段新源，教导主任赵逸云，后来是王文浩。
开国之初，为培养合格的教师，平原师范的师资配备还是很棒的，老师们也都是很有水平的。记得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是石洪斌，负责教授几何，其弟石洪军担任我们七级二班和三班的语文。俞迪老师教动植物，王蕴璞老师教代数，徐志忠老师也曾教过代数。历史老师赵元亮，音乐老师殷双然、胥立歧，美术老师先后有张雷白、张子光、赵某某。化学老师李少先，教育学老师原是一位老师，后来调入一位上海大学毕业的王秀音老师，物理老师孟宪亨，体育老师是毛长文和郑连元。
师范的各类辅助机构和设施也是“五脏俱全”：有总务处、司务处、大小伙房、浴池、医疗室、图书室、理发室、木工组。每个教室配有两架手风琴，教室内有烧大砟的炉子用作冬季取暖。晚自习有汽灯照明，专人管理。还有专门清理厕所的挑粪工人。建有学生会，霍兴泉、康忠耀是学生会成员。
班级有初师二级一个班，三级一个班，四级二个班，五级一个班，六级三个班，七级二个班，八级二个班，九级二个班。到1953年增加后师班二个。学校达到了十几个班级，六七百学生。
每年组织两次运动会。平时，由体育老师毛长文专门培养尖子运动员，主要是单双杠、跳高、跳远、撑杆、长跑、短跑。当时，朱士智是出名的短跑健将，朱秀贞、李彩兰分别是女子短跑100米、200米第一。5000、10000米的长跑运动员有王维信。
其间，学校还组织我们平城墙，向东平出了一块长100米、宽200米的操场，叫师范广场，作体育课和运动会之用。
学校的社会活动也很活跃，1950年到1953年期间，组织学生义演，唱歌、演戏（龙须沟和柳树井），卖票所得钱款捐献给国家抗美援朝买飞机大炮。
学校的生活也很好。管吃管住，公费医疗，生活费每人每月8元，日常饭菜调剂的花样也较多，小米豆面窝窝头，香甜可口，营养丰富，有一段时间还吃上了“八一”（100斤麦子出81斤面粉）面粉和大米饭。随着营养的改善加上学 校里规律的学习作息，我的身体健康渐渐有了好转。
经过3年的寒窗苦读，1954年7月，我毕业了，被分配到距离平原县120里地的德平县（1956年撤消）当教师。这一年，我21岁。
当时去德平的有30多人。大伙儿从平原火车站上火车坐到德州，又从德州坐汽车去德平，120里地，一路全是土公路，尘土飞扬。汽车是敞篷汽车，烧的木炭，动静大，速度慢，我们这些人一路颠簸，全都灰头土脸。到了德平县城，大街上也是坑坑洼洼。
到县文教科报到后，我们被安排到白麟完小暂住，在县政府伙房吃饭，一周后，我们的分配有了结果：我和于福云、赵白林、刁宪东、张安诚、刘长海分到德平东北30华里的河流区，张开志、李朝俊、张某某分到城东和城南奎台区，庞德良、宫善卿分到城南张华区，朱士智分到南关小学，徐洁民分到城后闫家小学，张方田、鲁庆洪分到城西糜镇区，王振怀分到任集学校。另外董同春、王凤歧、王世奎、耿兰会、李清元也各自有了去向。
到了河流区，文教助理邓金宽把我分到多年没有学校的卢家，这里刚有了一所小学，叫卢家小学。学校到德平县城30里地，学校分四个年级，20来个学生，就我一个老师。
正值夏季，天热，蚊子多，我到聊官场集买了50尺蚊帐布，让村里三个老太太帮忙缝成单人蚊帐
村长给送来了锅碗瓢盆、一个铁炉子和一些秫秸。我本不会做饭，这时候只好现学。胃口弱，不能吃硬食、生食，就到村里跟老太太学发面，学做面饼吃，渐渐也学会了蒸干粮。
其实，不会做饭的也不光是我，后来大家一起开会得知，因为不会做饭闹笑话的不少。一个老师对谷子和小米分不清，到集上去买米结果买来了谷子，带皮就下到锅里煮稀饭，你说那还有法吃？另一个老师买了5斤面，不知道怎么加工，就全部搅成面团，一次吃不掉，又怕老鼠偷吃，就吊到梁头上，每顿饭用刀子割下一块吃，前两天还行，后来这块面团就发霉变质没法吃了。
从小没有离开家这么远，人生地不熟，加之当时交通非常不便，我感觉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慌失落。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料，入冬后，我得了一场重病，来回折腾了一个多月。
记得那是一个周六，我感冒后去区里开会，第二天又到中心校去开会，接二连三的奔波加上天气寒凉，我得了重（chong）伤风，高烧、发冷、咳嗽，浑身没劲儿起不来床。周一，学生来上学，看我没过去上课，就到宿舍找我，我让一个学生告诉村长，村长到卫生所请了一个王大夫给我打了一针，不退烧。大夫说：“你的病不轻，还是到县医院吧。”第二天，村里叫人扎上棚冷车，用一个马拉着铁轮车走了一下午，才到了德平县医院，经院长和大夫检查没结果。在县医院住了一宿，吃了一份医院送的羊肉汤和两个馒头。第二天，报告县文教科，傍晚，文教科张会计叫了一辆大胶皮轱辘车送我去德州人民医院看病，临走时，德平县医院还派了一名男护士曹秀杰跟着，恐怕路上出意外，带了药针和药品。
路过卢家时，带上了两个被子，一个垫底当褥子，一个盖在上面，还有枕头和毛巾等。走到任集时，停顿了一个多小时，喂牲口，人吃饭，我下车大便前，护士还给我打了一针强心针。一路颠簸，一路咳嗽，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迷迷糊糊中整整走了一晚上，到第二天上午10点才到了德州人民医院，曹秀杰帮助办理了住院手续。经医生会诊，认定是是结核性胸膜炎。
医院提供了一个单人间病房，室内有一个带烟筒的小炉子，很暖和。医生和护士按时给我打针吃药。医院有伙房，按床牌送饭，我吃的是半流质食物，一天五六次，天不亮伙房就送来一碗藕粉粥，6块大糖，8点一碗鸡蛋糕，中午是两个小花卷，一碟猪下货肉，下午还会送来一碗面条或者一碗大米稀饭。
病情诊断清楚后我心里就踏实多了。入院第二天，我跟护士要了一张信纸，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接到信后，刘清梅抱着立珍到医院来看我。
住院期间，还有一个平原师范的学生也来住院，校长王彬还亲自来看望。这个学生家里来人看望照顾，医院食堂不对外卖馒头，为此，这个学生对护士说：“请把你们的院长叫来！”护士问：“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这个学生坚持让院长来，院长还真来了。这名带有浓重书生气的学生和院长之间有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你们是人民医院吗？”
“是”。
“今后你们应该把人民二字去掉”。
院长惊诧其态度，后来询问得知食堂对外卖馒头之事，随后解决。
前前后后在医院住了32天，医生告诉我可以出院了。办理出院手续时，到收款处一算账，天呢，180元！当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22元，180元对我来说是个天大的数字。再说，来的时候，也没带钱。收款人问我怎么来的，我说别人送我来的。他问我怎么办，我想了想说，这个好办，你相信我吗，我是德平县教师，公费医疗，你给我开单据，我把单据邮寄给德平县文教科，报销后把钱给你汇过来。谈妥后，我就用挂号信把单据邮寄到了德平县文教科。随后，我雇了一个脚蹬三轮车，把被子带上到了火车站，回了平原老家。这时，已经放了寒假，我正好回家过年。
正月16开学。正月15，我先是跟二奶奶一块坐火车到了德州，在一个住院时认识的张姓搬运工人家住了一宿，正月16早晨，到汽车站买票，我问二奶奶买哪里的票，二奶奶说，买去“迷糊阵”的，一问售票员，方知是明化镇，位于河北省南宫县。二奶奶是去那里的姨奶奶家玩，姨奶奶曾来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故而有此印象。送走了二奶奶，我自己买了去德平的汽车票。
回到德平，到文教科报到后，科员张玉海告诉我，学校合并到大郭寺，教师是你和徐树银。会计告诉我，你邮寄来的医疗单据收到了，已经把钱给德州人民医院汇过去了。那时正值新中国建国初期，民风古朴，秩序井然，不像现在人们互相之间缺乏信任，即所谓的有信任危机。
大病一场，我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就要求领导照顾一下，最好到距离医院近一点的学校任教。领导同意我到德平一区去。到了一区，文教董助理让我到大西关小学任教。这个小学有两个班，原来两个教师，我去了后成了三个，另外两个教师分别是周裕来、高德昌。
在这里，我一边教学一边养病，身体逐渐康复。这时候已经不再自己做饭，而是去街内汽车站伙房，每个月生活费10多元。
南关小学和西关小学隔着一个湾，那里的朱士智、董同春、李朝俊和在德平后闫庄小学教书的徐洁民，都是平原师范的同学，星期天大家都凑到大西关玩。
1957年，周裕来调到县公安局搞外调，后又调到临邑武装部工作。高德昌也调走了，大西关小学又来了一个姓张的老师，我们一块教两个复式班（1-2年级一个班，3-4年级一个班），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还承担着“扫盲”的任务，到大西关、小西关、北关办夜校，教农民识字，毕竟农民基础差，教学时间短又不连贯，见效不大。
随着几年的教学实践，我不但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感受到当时的广大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文盲还占很大的比例，给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因此，对于学生，我抱着深厚的感情，从知识上传授学生，从生活上关爱学生，一个是让他们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另外就是也担心自己哪里方法不对，导致学生退学，如果那样，广大农民还是解决不了文化素质差的问题。
记得我在教1-2年级时，遇到一个刚上学的男孩，在家娇生惯养，上学时，还由他的妹妹陪着。一次，上课还没十分钟，我正讲的起劲，突然这小子就喊道：“老师，俺吃干粮”。
同学们或许对他不合时宜举动很惊诧，课堂上出现了嗤嗤的笑声。
“下课后回家拿。”我回应道。
“呜呜呜呜呜......”没想到被拒绝后他竟然哭起来。
“好吧，让你妹妹跟你一块回家拿吧”。我只好妥协。
我思忖：孩子还小，自控能力差，慢慢会好的。
家长得知后，很是感激我的人性化管理。小孩家里开着茶馆，每次我路过其门前，他父母都是热情邀请我进去喝茶，平时借个东西使也是痛痛快快。
在大西关小学4年，大西关、小西关、北关有很多学生，平时我走在大街上，不时遇到热情家长打招呼。即便是到了1990年代，我已经离开德平30多年，一次在平原火车站，一个40多岁的陌生男子问我是不是在白麟完小教过书，说看我面熟，我回答是，那男子说自己曾经在白麟完小念过书。当时我心里一阵感动。
1958年，大西关小学合并到白麟完小，我也随之到白麟完小教书。
说起白麟完小，还真有来历。德平城内旧有般阳书院、甘露书院、敬业书院、白麟书院，其中般阳书院、甘露书院和敬业书院都早已废弃，唯有白麟书院保存到解放初期，当属德平县的最高书院。
白麟书院坐落于城内平昌路以东，清道光23年建。书院有讲堂3间，东西书斋各3间，内厅3间，东西书屋各3间，建有厨房、厂棚、碑廊、门房、照壁、大门等，占地八亩。
白麟完小就是在白麟书院的基础上延续下来的。
白麟完小从小学班到高级班有10多个班级，600多学生，30多名教师。大伙房有4个工人，平时大家就在伙房吃饭。
当时田宝文当教导主任，我去了后他调到贾庄学校。1958年暑假后，临邑师范毕业生分到德平镇几个女教师，其中有孙连荣、刁素兰、卢建敏、王秀云，孙连荣、刁素兰留在白麟完小，卢建敏分到贾庄学校，王秀云分到庞集学校，后与徐洁民结婚。
1959年，临邑县组织全县教师学习新文字，由平原师范毕业的县教育局李堂兴主讲练音，我和董同春当辅导员负责分组辅导。在临邑剧院组织全县教师学习，我主讲了如何给学生上课以及课堂教法等，起到了一定效果。
1960年，在白麟完小，校长是贾延久。当时，国家的供应粮基本是地瓜干和黑豆，两样加工后做成窝窝头，玉米面做粥，面粉很少，都是定量供应。为解决吃饭问题，贾校长安排把大约5亩地的操场用拖拉机翻耕种了玉米，上的大粪多，产量不错，秋季收了大约2000多斤。
1961年，我当学校的司务长，由贾延久校长主持决定，每个教师除了国家供应外，每人每月补助饭票5-7斤，根据饭量大小自报，然后大家评议。如此一来，基本解决了吃饱问题。
此外，为改善生活，我们组织学生给德平养猪场拔猪草，“挣”回6头小猪，用学校的剩饭和泔水养着，到春节时宰了，除了给大家改善生活外，剩余部分腌制起来，以备来人来客用。
1961年，水灾，到处沟满壕平。镇党委组织教师到平原县粮库运面粉，这些面粉是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麦子”，在平原加工的。两个教师轮流推着一辆胶皮轱辘的木推车，一车装四袋，一共运回了100多袋送到镇上。为了犒劳去推面的老师，那一次在白麟完小伙房，按照一个教师一斤干粉面条的量，煮面条给大家吃，我们这些文弱书生竟然都吃光了。还有几次，镇上事后给学校两袋面粉，算是给老师改善生活。
1961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也是最难过的一年。地里的水迟迟不退，大部分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粮食供应也出现了问题。由于吃不饱，一些教师得了水肿病，很多学生也瘦得皮包骨头，下课后只好在墙根下坐着不动以保存体力。秋天，省里用飞机到德平投放熟食救济，有饼干、馒头、大饼等。
1963年3月间，由临邑县教育局李堂兴通知，我和临邑师范、临邑农中两名教师共3人到济南参加了全省教具展览，住在济南经二路纬三路新新池宾馆。我们先是到山东师范学院展馆参观教具展览，又到了山东农业展览馆，最后去了煤炭学院参观，来回都是大客车接送。就是这次参观，我第一次经历了地震：在山东农业展览馆参观完毕刚出馆，突然感觉站立不稳，同时看到展馆在晃，意识到是地震了，非常惊慌。回到住处后，因担惊害怕，不敢睡实，眯缝着眼一直侧耳倾听并感受动静，做随时逃离状。后来得知是河北邢台地震波及的。参观回来后，德平镇全体教师听我介绍有关情况，鼓励教师自制教具。
1963年秋，我调到朱家亭小学当中心校长。这个学校4个班，5名教师，其中3个公办，2个民办。这里配置了风箱，铁炉子，3层的蒸笼，烧的是混砟煤炭，老师们自己做饭、蒸馒头。度过了3年自然灾害，供应的粮食和面粉比以前多了，我们的生活也明显转。
1964年秋，我调到白麟完小任校长。白麟完小规模较大，班级多，教师也多——20多个老师。教导主任赵洪斌，也是平原师范毕业分到德平的。我依然记起的教师有高付森、刘玉付、骆治安、李尚轩、位玉斌、徐丽杰、宋传甲、单金道、张玉荣、张兆峰、张玉荣（唱大戏武生出身）、张××（复员军人）肖××、王××。女教师有季秀芳（临邑师范毕业）、李秀梅、李香梅、吴秀萍、徐传梅等。
除了担任校长职务外，我还兼任了高级政治课的教学工作。日常，我注重对教师和学生的“德育”教育。一次，我专门把在校工作的干部子女集中起来开会，我强调，国家干部为国家做贡献，国家干部子女为国家做贡献，既是天经地义，也是为父辈争光。由于管理严谨，教学有方，白麟完小毕业生升入初中的人数在全镇小学中名列第一。
学校有伙房，3个厨师。还有一个石磨，一头驴，用于粮食粗加工。我们也不再靠“自食自足”了，开始了集体食堂生活。
这年秋，在临邑召开全体教师会，涨了一级工资，从每月38元提高到43.5元，从这次一直到16年后工资才又增加。
德平镇总校长是贾延久，个人关系上是我的好兄长，工作关系上是我的好领导，也是我的恩人，一直对我很关心、很信任，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关系也相处很好。这一年，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贾校长和程今校长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贾校长亲自和刘季学来我村搞调查材料，使我得以顺利入党。离开德平40多年，我和贾校长经常通电话互相问候。1988年我去临邑办理职称证明时，还是贾校长亲自跑到教育局办妥了我的证明材料。2009年我去临邑五中孙连荣家，当时就有贾校长、赵金玉主任、赵光珠、姜金柱、徐洁民、王秀云，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1965年，我办了一件很胆大的事。学校因经费紧缺，我指使人把校外城墙上种的10棵洋槐树挖下来，卖给了学校司务长徐丽杰，每棵10块钱，一共卖了100块钱。在刨树那天，来了一个50来岁的男社员来到学校找我。
“那些树都卖了？”。
“都卖了”。因不明其意，我如实回答。
“树是谁栽的”。
“不知道，反正是官地方，不是你栽的吧？！”我感觉这人好像来意不善，反问道。
“为什么卖树？”
“学校没钱了”
“西边那些树长大了你也卖吗”
“学校用钱为的是你们这里的孩子上学，不是把钱装在私人口袋里”。
“......”那人无话可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找我有什么事”，对于他的盘根问底，我质问道。
“我想弄点树枝。”嗨，就这点事，我紧绷的心放了下来。
“晚了，树头树身全卖了”，那人一听失望而去。
好在那时候，不像现在有《林业法》，随便伐树是不行的，何况是城墙上的树。虽然一次就刨掉了10棵树，也没人追究。
1966年底，“”开始了，文教系统也是一片乱象，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
到了冬季，教师和学生中的写大字报，贴满了学校的墙。 除了口诛笔伐以外， 也沿袭了中国历史上作践人的一贯做法——上街游行。我和贾延久、程今3人作为当权派，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先是在德平游街5天，后又把我们弄到集上游街。在集上，我们3人戴着高帽走在前头，教师高付森、宋传甲、魏玉法跟在后面，打着的旗帜，喊着打倒我们的口号。
我们的地位也随之发生颠覆，由被人尊重的校领导变成了“当权派”“臭老九”，职务也被撤销。
开始，把贾延久安置在学生宿舍，把我安置在西屋工人宿舍，让我整天推磨喂牲口，后又让我去门房看大门。
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告诉老贾：“要想开，运动过后就好了”。老贾是个度量很大的人，也劝慰我说：“老宫放心，我不会寻短见的”。好在那时候学校的都是教师，又是同事，并没有对我们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高压 ，我只得委曲求全。又有一天晚上，街上传来锣鼓声，学校的和保守派全上街了,校内只剩下我和工人老杜，老杜看到大家都出门了，就来敲我的窗户，问我：“宫老师，你去吗？他们都去了。”我说：“不去，睡觉吧”。第二天得知，这些去了德平中学闹，并把学校的门窗砸坏一部分，还把公社副书记张金清（原任德平总校长，后任农行行长）拉到街上，批斗了10来个晚上。其间，羊马学校校长苗洪瑞也参加了，没几天，苗得了胃穿孔，到德平医院做手术，由于医院也有两派，正常的医疗秩序受到冲击，苗的手术很不成功，手术后不久就死了。
1967年，学校已经复课。在那个浩劫年代，和保守派，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声嘶力竭、不共戴天的样子，但还是“斗而不破”，继续共事。有一天晚饭后，成员高付森和司务长李庆珍找到我求助说，现在实行煤票，学校的煤顶多够烧半个月的，没了煤只能买火头（废弃用作烧柴的木料）烧。
“煤炭是按什么分配的？”。
“每斤粮食2两到4两煤”。
“好了，明天我到采购站问一下”。
第二天，我到采购站找到会计小郭（他妹妹在学校读书，故熟悉），我给他算了一笔账：学校里师生加起来500多人，每个人一个月吃40斤粮食，一个月需要2万斤粮食，一斤粮食供应4两煤的话，一个月的煤炭需求量就要8000斤。我说的小郭口服心服，不但把采购站全部的煤票给了学校，还打了欠条。这样子，师生皆大欢喜，不愁煤不够烧了。
还有一次，民办教师徐传梅的待遇问题牵扯到5个街（大西关、丁字街、东关、北关、南关），头头没办法，又请我出面解决。我当时把教师分成5组，每组2人，划出钱数，分头去各街要。第一天晚上，各组教师分头行动问明了情况，汇报说是西关称属于自己办学不给，北关不给，丁字街、东关答应给钱，南关说不能拿两份钱（白麟完小和朱家亭）。大家分析后认为，西关、南关、北关的钱不好要。我说，明天我去。
第二天，我先到了大西关。我曾经在大西关工作过4年，比较熟悉，先从这里突破就好办了。找到队长葛付武，说明了情况后，讲理给他听。我说，你们口口声声说是自己办学不拿钱，那我们派老师来干什么？不但现在教师的待遇你得交，以前的也得交。他无话可说，让会计赵光荣主动告诉我，把教师的待遇捎着。到南关找到队长，我说，与朱家亭学校老师协商好了，把钱一块交到完小。北关队长是我的学生，我一出面就把钱要来了。这样，徐传梅的待遇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虽则如此，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为了判断风向，我整天听广播，盼着运动结束，结果是一浪高过一浪。受冲击，我被调到夏庄教书，加上一个姓张的老师，一共俩教师，两个班级。在这里，我又恢复了自食自足的生活：让张老师家属帮忙提供面饼子，让徐丽杰的父亲帮忙盘了一个草木灰炉子，直到1968年我离开临邑。
转眼到了1968年，在德平和临邑待了15年之后，我迎来了一次回乡工作的政策性机遇。
这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教育组长、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成员王庆余的一封信，时称“侯王建议”。该信“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国家不再发教师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
之后，中央采纳“侯王建议”，全国各地在外的公办教师纷纷回乡，转回本村。得益于“侯王建议”，这年底，我终于结束了15年的两地分居生活，从德平回来了家乡。
临回家前，我到临邑县委组织部开党员关系介绍信，当时开信的是一位女青年，一见面就叫我“宫老师”，一问，才知是白麟完小的学生韩玉佳。随后，我从临邑坐汽车到禹城上火车，又从禹城坐到平原的林庄站下车，步行10华里回家。
我是1968年12月31日到家的。当天晚上，宫玉泉在北屋西窗外通知我，明天到于庄学校上班，教高年级。
在于庄学校待了一年多，感觉这里很不正规，教室不够用，就借用民房做教室。所谓的高年级，就是年龄较大的一个班级，没课本，就教毛主席语录。这个班里有我的大女儿立珍，南宫的宫付利、宫长河、宫玉敬、宫玉昆，蔡庄的冯学荣、冯寿荣，于庄的于春荣、于俊英、于永海，油坊的李洪彬、李朝华、王占利等。
1970年秋我调到宫徐学校任教。1971年，前曹学校在小学班、初中班的基础上，增办高中班，我前往任校长。高中班的学生都是村里推荐入学，前两届都是招收了两个班。当时，学生所学基本课程都设了，仍不够齐全，师资也缺。记得学校里有从临邑调回来的王金星、田宝文，还有刁宪东、曹传祥、张金堂、马宝泉、张连俊、邹玉英、任振芝、刘洪兰、仇耀元、王久荣、闫世兴、蔡元荣等。其中，王金星和田宝文还分别担任了第一届高中班的班主任。
1972年，我在平原师范的老师王蕴璞先生从王杲铺中学调来前曹中学，这样数学课有了保障。
学生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吃饭问题。学校建了大伙房，从县土产买了大锅、大缸，从德州买了大笼屉，由王池田、杨德利担任伙房工人。
为了解决教具和教师住宿问题，县教育局安排恩城中学木工组做了两套桌凳、教师住宿用的床、化学试验用大立橱，学校自己从德州买来了化学药品。
由于经费不足，我组织学生一方面开展勤工俭学，收入了部分钱，另一方面，开展义务劳动，组织师生把学校的院墙垒了起来。另外，院内栽种了不少榆树，后来用在了学校盖房上。
学生入学问题也曾经让我费了一番脑子。那时候，由于学生都是推荐入学，学校又位于前曹村驻地，所以，第一届高中班，前曹村的负责人刘洪彦、刘洪贵要求多收几名前曹的学生，结果增加了6名。不料，此举惹出了麻烦。
不几天，一个自称是吏部王赵庄村的学生带着支部书记王登金写的条子要求上学，我看了后告诉他，班里满员招不下。没想到，这个学生竟当场翻脸。
“支书管不着学校吗？不叫我上学，到开学那天，我扛着板凳来”。
“支书管学校，叫他管他就管着，不叫他管他就管不着。那天你真来，我让学生把你架出去！”。小儿无理，我也火冒三丈。
第二天早晨，老师们正在开展政治学习，王登金亲自来到学校找我。
“咱学校招生还有正事吗？”见面第一句话就带着火气。
“我说王登金你这句话何来？”
“前曹来了6个学生，我怎么不知道？我是大队副主任”。
“这个问题你可以问刘洪彦、刘洪贵，我也不知道”。
“我介绍的学生怎么不让来？”王登金终于挑明了来意。
“你今天来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来找事的。如果你介绍的学生来了就是有正事，不让来就是没正事。有正事没正事就凭一个学生问题做标准码”。我质问。
几番争论后，王登金无话可说，走了。临走时，说太遗憾了。
不打不成交，事后两人并没有结下疙瘩，还成了不错的朋友。
那时候，属于十年浩劫时期，停止了高考，学生学习的主要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获得知识。二是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或者当个老师。所以，大部分学生还是努力学习的。据我回忆，高中毕业后来当教师的不少，计有刁千友、张传芳、刘红歧、刘秀芹、潘胜喜、沙志菊、沙光兴、徐大喜、徐世美、潘凤美、郑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刘洪彬、于世广、李东奎、李国安等。
除了组织教学和管理学生之外，我还在爱护教师、保护教师、鼓励积极性上做了一些工作。
1976年粉碎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也有很多历史问题和冤假错案需要处理，我参与了几起外调复查工作，既有教师，也涉及社会人员，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弄清了事实，还原了真相，也维护了一些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仅举几个典型案例：
杨某某，恩城人，原是前曹公社文教助理，因自曝男女作风问题被判刑并“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和徐景明到平原县人民法院查阅档案，又到恩城与其本人谈话，最终他服从组织当初的决定。
常清明，鸣鸡店人，宫玉泉大姑的女婿，本已右派摘帽，“”期间仍被当作右派批斗，后上吊自杀。我到他老家苏集相庄和他哥哥座谈，弄清了死因，为有关部门提供了详实的材料，他大哥非常感激。
李有芳，前曹北肖庄人，是付清哥的姨表兄弟，曾任平原县人民法院副院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回村务农20年。我接受任务后，到齐河县找到相关人员，把问题弄清，李有芳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后来恢复了工作，担任了三唐公社司法助理。
田兆民，田庄人，原是济南18中日语教师，被打成右派后，处理文件中有一条是自谋生活。田离开学校后曾到解放桥附近学习修理自行车、学习火补轮胎技术，有一年被遣送回家，还被叫到公社工业做活，干火补轮胎的工作。经过我的外调并报有关部门，恢复了田的教职，重新回到济南上班。
张世友，前李人，任曰贵，姚屯人，路佃华，后路庄人，三人因在天津汉沽给牲口买稻草做饲料，被怀疑账目不清。我和李清元坐火车到天津北150里的汉沽，到了县城土产站找到当时的账目，还了三人清白，他们三人很是感激。
杜清贞，杜家楼人，被划为右派。1976年我与公社文教助理康忠耀到临邑县农业局调查他所谓的右派问题，查清后落实政策，他的女儿杜传芬接班分到前曹文教当了工人。
1976年，我又调回于庄学校任校长。这时，“”结束，教育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我到任后，狠抓教师队伍管理和教学管理，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78年中考，本校毕业班升入高中的有15人，在全县乡镇属于上游，公社干部王树营说，于庄一个学校升学学生比尹屯一个公社还多。
1980年，有4名毕业生升入了平原一中，有二儿子宫玉河，本村的宫玉霞、宫玉峰，蔡庄的王新玲。
平原一中是当时的全县最好的高中，能够顺利考入一中，是每个家长和学生的荣幸，也是大家所十分向往的。
随着于庄学校教学质量和升学率的提高，名声也随之远扬。不在于庄学校校区的栾庄、县农场、张茂吴、林庄等地方的家长慕名请托把孩子送到这里上学，栾庄的孩子张涛还考上了山东中医药大学，成了远近闻名的中医大夫。让我们记住这些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老师吧：郑世富、曹传明、宫善卿、徐光大、宫玉泉、李金贵、赵传礼、赵士忠、王志杰，还有后来的冯志芹、张希兰。
关心教职工的生活也是我担任校长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方面，我做出了积极努力。其间，请求于庄大队书记帮助学校解决了部分细粮，我多次到前曹食品站买花油、汤油给大家改善生活。周末，老师们都回家了，我在学校住宿看校，为大家发挥了表率作用。
1980年，调后李学校工作两年，继续担任校长职务。由于附近的沙庄全部和后李部分是回民，以做买卖为主，思想观念上对孩子的学习普遍重视不够。“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唐民谣《神鸡童谣》），虽经我努力，教育成效不大。
1982年秋，我调到宫徐学校工作。该校虽是老学校，教学条件很差，管理秩序也不好，有一个教室房顶的檩条断了也没人管。我找到村支书，村支书应应付付，派了两个人看了看就再无音讯。无奈之下，宫善卿会木工活，我们在学校附近拉倒了一棵榆树，修理后，老师们到房顶把檩条换了下来。
大队干部不很关心学校是有其原因的。我不久后得知，这个学校增加初中班，由鸣鸡店、潘庄学校中学班合并而来，好几年没有一个毕业生考到高中，可见教学质量之差。
这里不但教学条件差，周围村风和校风也差，真是应验了那个著名的“破窗理论”。有一天周一，有四年级班学生反映，教室少4个桌子、6个凳子，我调查清楚通告支书刘学斌后，直接到偷东西的人家，让他父亲把东西给送了回来并罚了这家200元交到学校。此后，学校再也没有出现东西被盗现象。
教书育人是学校和教师的核心任务。在抓好学校秩序的同时 ，我积极在教学管理上下功夫。好在这个学校的教师配备比较齐全，经过我上下左右的思想动员和鼓励，师生齐心合力，几年内教学质量节节攀升。1983年初中毕业生考入平原一中的就有3人，1984年达到4人，1985年达到5人。村干部看到我们教学成绩好，一改以前的敷衍态度，也认真的关心起学校来，主动给盖了3座教室。
1986年，我已经54岁，这一年，已经开始学校领导班子年轻化，我已经是属于老龄一代，下来是大势所趋。卸任了校长职务，我随之离开宫徐学校到前曹中学担任初中班政治课兼着在拖拉机站办的复习班的政治课教学，又做了4年教师后，于1990年提前病退，那年58岁。
1988年文教系统评定职称，我顺利地被评为中教一级。
壹点号玉河微澜
本文内容由壹点号作者发布，不代表齐鲁壹点立场。
找记者、求报道、求帮助，各大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微信小程序“壹点情报站”，全省600多位主流媒体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 我要报料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