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风水知识

徙戎论名词解释 徙戎论读音

发布时间:2024-05-20 04:25:35作者:听梦的风尘女来源:网络

徙戎论名词解释 徙戎论读音

本文目录一览:

历史局限条件下的《徙戎论》

东汉末年以来,由于战乱频仍,汉朝的控制力逐渐下降,边疆守备渐渐松弛,军阀诸侯都在逐鹿中原,无暇顾及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利用这一政治空白期,纷纷涌入中原。在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中以匈奴人人数最多,《徙戎论》称“关中人口百余万,戎狄居半,汉匈杂居”。西晋建立以来,内迁的少数民族叛乱不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齐万年事件。齐万年是氐族人,于晋惠帝元康六年也就是公元296年率众发动起义,起事后屡败前来围剿的晋军,就连“除三害”的大将周处都被斩于阵前,后来孟观统领宿卫兵在中亭这个地方,打败齐万年并杀死了他,至此历经4年的齐万年叛乱终于被平息。

齐万年事件刺激了当时西晋的有识之士。太子洗马江统在齐万年事件之后马上上表《徙戎论》。江统的原文是文言文,佶屈聱牙、晦涩难懂,但是内容里有些重要的语句虽是文言文但是我们还是能够读懂。我将《徙戎论》的原文浓缩一下。“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我们不从《徙戎论》的观点正确与否来评定它的好坏,我们单从文学角度来衡量的话,它是一篇上乘佳作。我上边摘引和凝炼的都是《徙戎论》的千古名句,就文学价值而言,我特别喜欢。我觉得上文大家能够看懂,但是为了通篇的完整性,我还是用白话文阐述一下《徙戎论》的中心意思。夷蛮戎狄(我们上文讲过)是异族,他们不和我们是一个民族,所以肯定不会和我们一条心。他们的思想、文化、生活习惯都与我们不同,他们性格贪婪、凶悍没有仁义之心。其中在四夷中,戎(西方)、狄(北方)的少数民族最为桀骜不驯,他们在虚弱时就向你臣服,强大时就反叛抢掠你。给他们干粮和路费,让他们回到自己曾经生活的家园,这样他们和我们就相互隔离、各得其所了。国家的忧患不在贫困而在于贫富不均,不在人口稀少而在于人民不安定。我们晋朝自己国泰民安怎能容得戎狄在我们国家过得舒舒服服呢。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这样我们华夏就少了一个祸患。如果把他们全部迁走,那么我们中国就安享太平,而且福泽还会惠及千秋万代。

《晋书·江统传》记载“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这句话的意思是:江统深入思考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扰乱中原的现象,认为在萌芽状态时就应该杜绝,于是作《徙戎论》上奏晋惠帝,但是晋惠帝没有采纳。不超过十年,夷狄这些蛮族侵扰中原,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

到底《徙戎论》对与不对。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判断《徙戎论》的正确与否,因为经过2000年的历史演进,当时乱华的五胡已经融入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都可能流淌着五胡的血液。但是回到2000年前,我们作为一个西晋人,站在西晋人的角度上,江统的《徙戎论》确实是远见卓识、真知灼见,江统看到了即将发生的危险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江统想采用迁徙的办法来解决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但是硬要说,江统逆历史潮流而动,《徙戎论》阻止了民族的大融合,破坏民族团结,那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人就是“何不食肉糜”一类的人。我们写的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我们就必须按照当时的阶级立场、民族观念来阐述问题。我们读史当然也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解释历史,站在江统的立场上,他的观点虽然有些偏颇并带有民族偏见但是也无可厚非。而且也不是江统一个人这么认为,很多人都有这种观点,江统只是第一系统全面提出迁徙内附的戎狄于塞外的人并留有文字而已。在曹魏后期,少数民族大量迁入内地所造成隐患已经显现,偷渡阴平攻入成都的邓艾就说过:匈奴部落日益强盛,不可不防,应把杂居汉人中的羌胡,逐步迁往塞外。当时司马师很赞同他的主张,但是最后也没有付诸实施。

警世之文《徙戎论》:若被西晋朝廷采纳,也许就没有“五胡乱华”

(郑重申明:本人坚决拥护我国的民族政策、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本文只是根据史料,对1700年前的那场中原王朝大事件进行分析,别无他意,不接受任何恶意中伤、揣测。)

我们都知道,由于内部的“八王之乱”,西晋朝廷失去了对境内及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控制,最终被匈奴人所灭。中原“衣冠南渡”后,北方大地则沦入“五胡乱华”的连年混战乱局,中原从此被战争和杀戮割裂近三百年。

但大乱未起时,西晋王朝内部的有识之士曾多次提出对少数民族的管控问题,并拟订了解决方案,其中以公元299年江统的《徙戎论》最尖锐、系统而又具可操作性。在下文,我们先了解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再对这篇先见之言进行分析。

时代背景:被西晋统治者无视的少数民族问题

公元265年底西晋王朝建立后,除了外敌东吴外,晋武帝司马炎还面临着一个敌人:境内的少数民族。

公元270年,由于河陇地区连年大旱,政府镇抚不力,河西鲜卑族在秃发树机能的率领下起兵反抗,叛军势头愈演愈烈,不久后攻陷凉州;

公元271年初,依附于中原的匈奴右贤王刘猛叛逃并攻打并州,北方的大批胡人同时起兵,甚至与秃发树技能联合抗衡朝廷军队,直到第二年,晋王朝才将这股力量镇压;

公元272年,益州的白马胡人作乱,其后被王濬平定。

直至公元279年底,依靠马隆出奇兵,西晋才彻底平定了西北鲜卑之乱。第二年,司马炎一鼓作气灭掉东吴,三国成为了历史。在这一朝野空前团结之际,侍御史郭钦建议携平吴之余威,将依附于境内的羌、胡(主要指匈奴)、鲜卑、氐等“戎狄”迁回故地,以防今后中原有变时,这些外族趁机起事。但此时正志得意满、风光无限的司马炎“好了伤疤忘了疼”,拒绝了此提议。

然而旧的隐患尚未厘清、新的不安定因素再度加入:第二年,辽西鲜卑慕容氏开始寇边,在东夷校尉何龛的打压下,公元289年,其首领慕容廆请降,被封为鲜卑都督,东北方向的鲜卑族也被纳入了西晋王朝旗下。同年底,司马炎还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后者虽为匈奴人,但接受了良好的汉文化教育,他在北地“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不仅将各股匈奴人团结在自己麾下,甚至连幽、冀的汉人名家大儒也前往依附。(鲜卑都督、匈奴都尉,都是西晋“以夷制夷”的官职)

公元290年,极意声色犬马而染病的晋武帝司马炎驾崩,留下了昏庸的接班人、无耻的儿媳妇、拥兵窥权的藩王、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朝野,当然还有蠢蠢欲动的内附少数民族。

第二年,在皇后贾南风的挑拨下,淮南王司马亮诛杀辅政大臣杨俊;没过几个月,他自己也被弟弟楚王司马玮所杀;但后者随即又被贾南风除掉,凑名昭著的“八王之乱”大戏正式拉开了大幕。与此同时,之前暂时平息的少数民族问题再度浮出水面。

公元294年,匈奴人郝散造反,被地方官兵所杀;公元296年夏,郝散之弟郝度元再度起兵;关中地区的氐、羌一同起事,氐族首领齐万年甚至自立为帝;12月,另一支氐人杨氏在仇池自封右贤王。同时,由于连年灾害,大量饥民涌入益州,巴氏氐人李特趁势大肆收买人心,雄心勃勃的意图建立一番功业。

而负责讨乱的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毫无作为,乱兵愈演愈烈。直到299年初,朝廷撤回藩王、换上孟观,才终于讨灭齐万年。正是此时,太子洗马(辅佐太子的官员)江统递交了《徙戎论》,鉴于“戎、狄乱华,宜早绝其源”,他建议尽早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虽然其提出的应对办法与郭钦一致,但他首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故而极具历史价值。

针砭时弊的《徙戎论》:如何有效避免更大的产生

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

戎、狄,是先秦时起,华夏对西方和北方的非华夏部落的统称,此文中则是指发源于西部的氐、羌,以及北方的匈奴、鲜卑等(羯族当时还是不成气候的小部族)。首段里,江统重点总结了他对戎狄性格的理解:贪婪、凶残好斗,毫无华夏族的仁义道德可言;并且他们欺软怕硬,见风使舵。当中原王朝强大时,他们就摇尾乞怜般顺从;而当中原式微或之际,他们不但毫无臣子的扶助之心,反而落井下石、烧杀掳掠。

为了加以佐证,他列举了两方面的例子:当初匈奴强盛之时,对中原王朝极尽羞辱之能事,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被围白登、公元前158年汉文帝不得不亲临霸上应对匈奴大兵压境;而在被西汉持续打击上百年后,衰落的匈奴人不得不向汉宣帝称臣,甚至在其后汉朝走下坡路之际,他们仍低眉顺目,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自身足够弱小。

因此,江统认为,古代的有道帝王,对待外族的措施是把他们隔离在疆域之外、严加防备,不管对方持任何态度,“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这里主要讲的是,在战国时期,各国为了弥补战争对人口的巨大消耗,纷纷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为己所用,正是从那个时候,华夏族开始与所谓的蛮夷混住。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合后,派大军北驱匈奴、南征百越,才再度将少数民族驱赶至故地。

对这一段的观点,笔者并不完全认同。战国时期的赵国胡服骑射、秦国兼并西戎、楚越等开发江南,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向,也是中原开拓生存空间、促进民族融合的必然之举,不应被视为反常行为。

汉建武中,马援...讨叛羌,徙其馀种于关中...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十年之中,夷、夏俱敝...自此之后,馀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武帝徙武都氐于秦州,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而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陇西太守马援讨平之前趁乱入侵河西一带的羌族后,为了易于控制,将顺从的羌人安置在关中地区与汉人混住。然而随着其人口繁衍,加上长期被部分汉人欺辱,自汉安帝时期,羌族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反叛,虽然在任尚、马贤等名将的努力下,暂时平定了这一,但东汉朝廷也元气大伤。其后,东汉一直未能解决这一痼疾,羌族的间歇性叛乱伴随着东汉直至灭亡(马援的后代马腾,以及董卓等人就是在平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

而在三国时期,曹操将原居住于武都的氐族迁徙至秦州(甘肃省东南部,当时是曹魏对峙蜀汉的前线),利用他们来对抗蜀汉。这在当时自然能极大缓解中原百姓肩负的压力,但仅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若将其视为常态,则将会危及后世。

江统的这段话,指出了当时困扰西晋王朝西部边陲的羌、氐两大部族问题的来源。但这里也点出了这两个少数民族为何屡屡反叛的原因:苦汉人侵之。无论是东汉时期的羌人反叛,还是西晋时鲜卑秃发氏、羌氐发难,其诱因都是朝廷官员统御无法,要么放任官吏侵暴、鱼肉少民,要么在天灾之际救援不力,对百姓的苦难视若无睹;而少数民族中的野心家,往往趁势煽动叛乱,最终双方只能兵戈相向。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抚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矣。

这一段是《徙戎论》的核心:京畿重地,不应该安置如此大量的异族;加上中原人向来对他们轻辱,其内心的怨恨已深入骨髓,若双方强弱易位,必定会爆发大规模的灾难。因此,最佳的方案,莫过于将危机扼杀在萌芽之中。于今之计,不若趁着西晋兵力最强盛之时,将关中的羌、氐族人迁回至故地;为了保证这一举措的顺利实施,建议朝廷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差旅所需,并且在其故地为他们创造足够的繁衍生息条件。如此恩、威并施之下,将羌、氐与中原汉人隔离开来,即使对方再生事件,也不会对中原造成太大的危害。

江统再次指出,少数民族的背叛,与他们长期受到的欺压、歧视性对待相关联;但若想让他们彻底融入中原,千年来在民间形成的“华夷有别”这一关就过不了,更别说如何保证每一位地方官员都能做到不欺辱、压榨文明程度落后的这些少数民族。因此,只有一个最具可操作性的办法:隔离,以武力为后盾,以财力为支撑,将这些少民迁回旧地。

不得不说,这一思路虽然有封闭主义之嫌,但也不失为消除潜在危机的权宜之计。若统治者无法在政策和国民待遇上妥善安抚少数民族,那么将这样一群心怀愤恨而又日益繁衍壮大的敌人置于卧榻之侧,其后却想悍然安睡,无异于痴心妄想。

难者曰:氐寇新平,关中饥疫,百姓悉苦,咸望宁息...答曰:子以今者群氐为尚挟馀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馀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且关中之人百馀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疾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

这一段是算形势与经济账。当时齐万年被杀,氐族叛乱暂时被平息,当这并不意味着氐人对西晋已经心服口服,他们只是迫于武力镇压、面临穷途末路,不得不暂时低头而已;而在眼下对方实力最弱之际,朝廷不应该自得意满,更应该以兵威促使对方返回故地。

至于遣送他们所需的粮食是一笔巨大的经济开销?当时关中的百万之众中,少数民族已占一半;若发生饥荒、水旱灾害,赈济他们所需的粮食堪称一笔天文数字。如此即使花费观众一半的粮食,但能免去长久的消耗,可谓一笔极划算的方案。

江统之所以长篇大论阐述上述观点,应该是当时朝野许多人以经济代价为由,反对遣返羌、氐。但鉴于当时关中地区时常爆发自然灾难,并且往往由于朝廷赈灾不力激发叛乱的现实来看,江统所言,时为着眼于长远、舍小利而谋大局的政治家眼光。如他紧接着所言:“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非所谓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穀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

这一段讲的是北地的匈奴人。当初曹操将归附于东汉的南匈奴人移居并州(山西一带),为了避免其势力强大,将其分为五部、分而治之。由于当初匈奴与汉朝皇室和亲,他们因此自称汉庭外孙,统一改姓刘。而现在这一安分了上百年的外族也越来越不老实,前有刘猛之叛,今有郝氏作乱;况且匈奴五部人马人口滋盛,远超羌、氐(也就是超过了50万人);况且他们天生弓马娴熟、彪悍善战,如果发起大规模的反叛,将会给中原带来致命打击。

江统可谓点出了当时西晋王朝的最大威胁。当时匈奴人虽整体反叛动作比不上氐、羌,但其隐藏的强悍实力,可谓一颗最强劲的潜在炸弹。更可怕的是,朝廷执政者毫无政治危机感,他们在公元290年底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也就是把匈奴的全部权力归于其一人之手;再加上刘渊常年在洛阳做人质,期间他四处拜师游学,深受朝廷诸多权贵青睐。这样一个了解西晋朝野虚实,而又文武兼通、满腔抱负的枭雄,却掌握着北方最强劲且不可控的军事力量,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其后果不堪设想。

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逮耳。

这一段的意思比较明显,即汉人自己的老百姓生活困苦之际,尚且会闹事;犬马也会互相啃咬,况且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狄呢?他们现在之所以不大规模暴动,只是能力不足罢了。

下面是最后一段,点出了本文的要旨:

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

治理国家,民不在多而在于是否安定。如今东吴已灭,天下已再度归为一统,中原的地大物博、民众殷实,假以时日,汉族的人口一定会增长到足以满足生产与发展需要,为何要贪图外族的人口、急切追求一时所需呢?这无异于饮鸩止渴!

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遣返,如此一来,则蛮夷有回归故土之慰,天下无之忧,百姓有安居乐业之便,朝廷拥基业永固之利:

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

然而,对于江统的披肝沥胆之言,西晋朝廷并没有放在心上。

朝廷为何不采纳《徙戎论》?军事优势、经济考量是关键

前有东汉时期持续近百年的羌人之乱,近有鲜卑、氐、羌、匈奴的连续背叛,当时已遭受切肤之痛的西晋统治者,对江统提到的危机一定深有感触,但无论是司马炎,还是如今的掌权者,都对这一问题视为不见?笔者认为,有二个关键原因:

其一,西晋的军事自信。由于持续数十年的三国对峙,加上期间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间断打击,饱经战火锤炼的曹魏/西晋军队实力达到了封建王朝的新巅峰。这里不再赘述具体的描绘之辞,以公元295年的一场火灾数据为例:

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及二百万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

都城的武器库中,常年保存的武器可以供200万军人使用;更恐怖的是,当这些武器被毁后,西晋朝廷立马重新打造、从各地调集,很快又补足了损失!

这是数量,我们再看看质量。我们结合上文:当初秃发树机能纠集数万人造反,可谓声势浩大。而前期朝廷应对不利,更多的是用人不当;后来马隆主动请缨,仅仅召集了3500人就西进平乱。史书称其“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而到达凉州后他一战击败叛军,更是阵斩秃发树机能。而江统上书之前的齐万年之乱,进展甚微的原因是由于“赵王、梁王,相继在关中,皆雍容骄贵,师老无功”;当换上专业的军人孟观指挥后,晋军则立马改头换面:“大战十数,皆破之”。

客观上来说,当时即使所有内附的外族同时作乱,西晋朝廷若认真应对,也丝毫不在话下。也许正是这份自信,让统治者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顾。

其二,现实的经济考量。这一点分为两部分:

首先,如江统所言,遣返数十万羌、氐,所需的军费、配给移民的口粮,将是一笔巨大的开支。加之当时正值连年自然灾害,百姓经不起额外的赋税;但若这部分开支让世家大族提供,显然会吃闭门羹;

其次,对廉价劳动力贪恋。《徙戎论》中提到的,内附的少数民族常年被欺辱,这是为何?因为他们由于身份、文化水平的限制,大多被中原人雇佣承担最基层的体力工作;甚至有很多人被卖为奴隶,饱受最苛刻、凄惨的境遇。比如后来建立后赵的羯族人石勒,原本在上党做一个小老百姓,后来被东赢公司马腾掳掠,当作奴隶卖掉以充军资。因此,如果将这些少数民族悉数遣返,地主阶级讲会遭受巨大的廉价劳动力损失。

因此,所谓“神武”的晋武帝司马炎尚且对郭钦的建议无动于衷,更别提宫廷醉心于内斗争权的司马衷时期。

随着西晋国力被“八王之乱”消耗殆尽,江统预见的灾难如期而临

随着江统的上疏被无视之后,西晋统治者在作死的道路上策马狂奔。藩王们对掌握中央大权如中毒般着迷,孜孜不倦的大起干戈,数十万精兵命丧内斗;同时,忙于抢权的他们,对于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处理的随心所欲,大量百姓流离失所。

以涌入益州的各民族流民为资本,氐族人李特、李流、李庠兄弟于公元301年揭竿而起,而此时的司马氏仍沉迷于内斗,导致起义愈演愈烈。公元306年,李特之子李雄在成都称帝,史称“成汉”,拉开了五胡十六国的序幕;

而江统最为忌惮的匈奴人刘渊,则在公元304年司马颖召集他打击鲜卑、乌桓之时,摇身一变自称汉王,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起兵反晋,上演了一出典型的落井下石(江统可谓一语成谶)。公元308年,刘渊正式称帝,国号为“汉”,史称“汉赵”。而到了公元316年,刘渊之子刘聪在位时,汉赵大军攻破长安,俘虏晋愍帝司马邺。就这样,西晋被当初自己所册封的“匈奴五部大都督”灭亡。

而此后,以江统在《徙戎论》中提到的羌、氐、匈奴、鲜卑以及羯族为主力,史称“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的大局面先后上演,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陷入了战乱近300年的中原才再度回归暂时的安宁。

而这一切,源于西晋统治者对社会危机的视而不见。诚然,那个时期的,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但以上百万、千万计的各民族百姓生命为代价,是不是过于惨烈了些?这样的黑暗,也许有机会避免。

参考资料:《资治通鉴》

王统《徙戎论》堪称精英智慧,看到结果也看对方向,却看不到很多

文/减水书生

图/来源网络

世界没有义务让你理解,世界也没有义务让你高兴,但是它并无恶意。

你好,我是减水书生,与您一同品味历史、感悟思辨。

没有必要怀着一腔忧郁去慨叹现实,也没有必要怀着一腔悲愤去悲怆历史。

现实和历史,虽然种种变幻、虽然处处无奈,却并非与你作对、也非玩弄世人,因为它并无恶意。

需要做的,就是认真理解它。

1.《徙戎论》里的胡夏关系史:弱则畏服,强则侵叛。

大禹平天下而画九州,但天下之外,戎狄尤甚。

或同化或怀柔,都不能改其本性、移其风俗。

所以,戎狄与中华的关系就是:弱则畏服,强则侵叛。

戎狄之强:

殷商之时,国家疲于鬼方。

文王之时,丰镐患于昆夷、猃狁。

西汉之时,高祖刘邦困于白登、文帝刘恒屯军霸上。

匈奴骑兵

戎狄之弱:

周公之时,得九译之贡,翻译九次才能交通语言的远方贡使。

汉宣之时,得单于归附,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汉朝见、举众内附。

中原之弱:

周室失统、诸侯专征,则有申缯之祸、犬戎攻破镐京。

春秋之时、中原混战,则有义渠入秦、陆浑入晋、鄋瞒入齐宋。

所以,孔子才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若没有管仲和齐桓公的“尊王攘夷”,则礼乐不再、中华变夷狄。

管仲

中原之强:

战国之时、中华方盛,则楚吞蛮氏、晋除陆浑、赵略匈奴、秦灭义渠。

始皇帝之时、并天下,则有北却匈奴、南兼百越。

从南方五岭至北方长城,战士以亿计、师役多烦殷,秦人攻杀戎狄虽然横暴,却成就了一世之功,当此之时华夏无四夷之患。

2.《徙戎论》里的胡人内迁史: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

先是,公元9年以后,王莽篡汉、赤眉入关,于是关中毁败、百姓流亡。

再是,公元35年以后,陇右叛乱、马援平羌,于是徙戎入关、戎汉杂居。

因为关中战乱,所以关中空虚;因为羌人作乱,所以徙戎入关。

于是,羌人、氐人大规模迁入关中。

再是,公元107年以后,陇右羌人造反,邓骘举兵五万前去平乱。

然而,汉军喋血、平叛未成而羌人更盛。

东汉平羌之战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十年,中原帝国已经无力根除羌患。

后是,公元216年以后,夏侯渊攻伐陇右羌氐、刘备攻入汉中,于是曹操再迁陇右羌氐入居关中,目的是弱寇(蜀汉)强国(曹魏)。

因为羌患难制,所以羌人主动内迁;因为蜀汉争锋,所以组织羌人内迁。

羌人入关中的同时,匈奴也在入并州。

汉宣之时,匈奴五部单于内乱,于是韩邪单于入朝和亲、主动内附。

自此之后,匈奴人便不断向南迁徙,先是塞下、再是边郡、后又并州。

匈奴不断内迁却不断作乱。

公元109年,内迁的匈奴和雁门乌桓叛乱,攻略五原

公元188年,於夫罗单于趁黄巾起义再次叛乱,攻略太原、河内。

到了呼厨泉单于入朝为质,曹操为行羁縻之策,分匈奴为五部,并听任其散居西河、太原、雁门、 新兴、上郡以及河东六郡。

曹操

而其后又有公元271年的刘猛叛乱、公元294年的郝散叛乱。

无论是羌氐入关中还是匈奴入并州,都是为了应对一时之形势。

或为填补关中、或为平制羌乱、或为以弱蜀汉、或为羁縻控制,在江统看来,这些都是权宜之计、非为万世之利,一时奏效却在饮鸩止渴。

而现在,西晋正在遭遇这些权宜之计的苦果: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3.《徙戎论》里的治安预测:关中之地、并州之地

凡预测必有依据,而《徙戎论》所立足的依据有三:

一是胡夏关系史的结论:弱则畏服,强则侵叛。

这是历史依据。

二是胡人内迁史的结论: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

这是国策依据。

三是西晋当前形势遭遇: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这是形势依据。

除了这三个依据,《徙戎论》里还有两点关于人的分析和一点关于风险的分析。

一是胡人性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这是对胡人的分析。

二是胡汉杂居的结果:(汉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胡人)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这是关于胡人与汉人的关系分析。

三是风险思维:立足最坏的结果来思考问题。

“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中原但有内乱,则并州匈奴必然造反。

“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所以,关中若生胡乱,必是“暴害不测”。

于是,以此为依据,《徙戎论》做出的预测就是胡人必反,只是时间的问题、机会的问题以及实力的问题。

可以说,《徙戎论》的预测全部应验。

公元299年,江统上表《徙戎论》。

公元304年,匈奴刘渊割据并州,氐人李雄割据四川,由此掀开了十六国的历史篇章。

同时,根据羌氐居关中、匈奴居并州的形势,《徙戎论》特意指出:西晋的关注重点就是关中和并州两地。

可以说,《徙戎论》也预测到了胡人作乱的重点和方向。

匈奴人就是在山西造反了;而割据四川的氐人李氏,却是由关中迁入四川的。

后之视前,《徙戎论》不仅料到了结果,也算到了方向。

4.《徙戎论》里的模型攻略

分析形势、给出预测,《徙戎论》当然也要给出攻略,就是解决怎么办的问题。

底层数据:胡人内迁。

上层信息:胡人内迁的原因和结果。

再上层是知识:分析信息、实施预测。

最上层是智慧:用什么思维模型来处理信息和预测、给出攻略。

《徙戎论》里暗含了四种思维模型:

一是既有的成熟模型: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

简单说就是诸夏居中原、戎狄居大荒,华夏一直都这样做,而且一直很有效。

二是东汉侯应的“罢边十不可”模型:待之有备,御之有常。

呼韩邪提议匈奴保塞以罢汉边、以养天子之民。于是,侯应陈述“罢边十不可”。

其结论就是对于戎狄不能放松武备,关键时刻还是要以战止战。

三是秦皇汉武的雄霸模型: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而要塞易守、戎狄易制。

秦始皇打得天下无四夷而修筑长城,把胡人彻底赶出中原。

汉武帝打遍了地理视界内的全部对手,所以赵充国平羌才能有征无战

其原因就是“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而东汉以降,之所以戎狄难制,就是因为“寇发心腹,害起肘腋”。

四是老子圣贤谋国模型:为之未有,理之未乱。

内迁之戎狄尚未大肆为乱,所以“未有”、“未乱”,但是圣人治国就应该“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

氐羌齐万年造反为乱,于是国家兴兵除害,此为“祸”。但是,圣人治国就应该“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所以趁平乱兵威,赶紧实施“徙戎”之策。

所以,江统《徙戎论》的主张就是:徙戎。而具体攻略则是:

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

对于并州匈奴和荥阳句骊,不仅要高度关注,而且也要“申谕发遣,还其本域”。

5.《徙戎论》能否改写历史?

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立足孔子的观点,可能《徙戎论》是错的。

但是,孔子是思想家、道德家,而非政治家和实干家。

说“修文德以来之”容易,但究竟该怎么“修文德”、该怎么“以来之”,孔子却没有给出具体攻略。

只能说孔子的大方向是对的,因为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话,基本上都不会出错。

说:“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后之视前,可能更清楚,毛主席的“得化为不乱始辑耳”与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虽然观点一致,但立足点却完全不同。

孔子是道德制高点,毛主席则是历史制高点。

我们没必要批评古人有局限,因为以今论古而说古人有局限的时候,那么以来视今则我们也有局限。

只能这样说:西晋江统的《徙戎论》已经达到了当时的精英水平。

江统

精英之上,当然还有不世出的英雄。

但是,江统在《徙戎论》里看到了历史也看到了形势,但是他看不到魏晋以来的士族政治已经不允许不世出的人物再现朝堂了。

那么不世出的英雄,又该如何分析、如何作答呢?

他们可能不去用嘴论述、也不去用文分析,而只是去做。

有征而无战的赵充国,七十老翁入金城,而羌患自解。

用兵如孙吴的曹孟德,以平河北之威而扫乌桓、以马踏关中之威而定凉州。

鞠躬尽瘁的诸葛丞相,不仅以疲敝益州屡伐六州曹魏,而且顺带南平蛮夷。

石勒读刘邦,而言: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

刘彻打匈奴打了几十年,却被后世匈奴人拜为祖宗。

始皇帝太彪悍,就不需例举了。

这些人就是不世出的英雄,精英在他们面前不过尔尔。

不世出的英雄,是来创造历史偶然性的,他们也许真得可以改写历史、制造路径依赖。

江统在《徙戎论》里看到了东汉以来历代权宜施策的国政大势,也看到了公元107年及以后的羌人连年叛乱。但是,他看不到公元107年:

东汉十八郡国地震、四十一郡国洪灾、二十八郡国风灾;

司隶、兖、豫、徐、冀、并州等北方诸州百姓因天灾而大举南迁。

为此,东汉不得不实施以钱赎罪、诏禁奢侈、罢废西域都护。

而之后呢?就是下面这张图表:东汉的小冰河期。

胡人也要生存。

江统看到了内迁胡人之彪悍、也看到了中原百姓之不附,但是他是否看到了西晋朝堂和士族权贵的众生态?

司马皇室堪当雄略?士族权贵堪当杰出?

即便不雄略仅平庸、即便不杰出仅守成,他们能做到吗?

司马皇室不是不出雄主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出正常皇帝的问题。

而士族权贵们呢?

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清谈领袖王衍

西晋司徒、玄学清谈领袖王衍,临死之际,终于道出了一句大实话。

他们不用雄略、不用杰出,仅是“不祖尚浮虚”、仅是“戮力以匡天下”,也不至于此。

由此观之,《徙戎论》到底能否改写历史?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一篇文章要解决不了整个西晋朝堂的系统性问题,也解决不了整个天下的系统性问题。

所以,《徙戎论》虽然料到了结果、也算到了方向,但攻略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