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3日的《上海书评》刊登了王弘治老师的《十三点与白乌龟》一文，个中看法，读之颇有启迪，故不揣冒昧，以求教于方家。
“白乌龟”与“我”
王弘治老师在文中提到，“苏州、上海把白鹅称为‘白乌龟’，或许也跟避讳‘痴傻’的意义有关”。此说或有可商榷之处。
何以如此说呢？白鹅在陆地行走时一摇一摆，有点滑稽，行走时头颈伸得很长，还不断地发出“gang-gang”叫声，与吴方言中的“戆”字发音十分相近。故而在上海东、南郊的旧川沙、南汇、奉贤一带，当地方言直接将“鹅”叫做“戆大”（见《上海地区方言调查研究》），这恐怕是为了特意取其中的“痴傻”之义了。
若是照此说来，将“鹅”称为“白乌龟”又是出于什么缘故呢？恐怕还是“忌讳”的关系，只不过忌讳的是“我”字。众所周知，鹅是家禽的一种，通常来说，终究难逃端上餐桌前的那一刀。如此一来，“杀鹅”变成“杀我”，岂不是听上去很糟糕的感觉。正因如此，编撰于上世纪晚期的《吴方言词典》与《简明吴方言词典》里都在“白乌龟”的条目下注明，如此说法即是为了避“我”字之忌讳。
《简明吴方言词典》“白乌龟”条目
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以笔者的拙见，确实是有的。诚然，在普通话里，“我”与“鹅”的读音差别很大。但是将“鹅”称为“白乌龟”的地方——实际不限于苏州、上海，向西一直到江阴、丹阳、丹徒一带，当地的吴方言有一个共同点，“我”跟“鹅”两字的读音非常近似（两字的中古音本也接近）。这两个字在苏州话读[ηəu]（据《苏州方言词典》）、丹阳话读[ηə]（据《丹阳方言词典》），只有声调略不一样。至于在（老派）上海话里，“我”跟“鹅”更是变得干脆完全同音（[ηu]，据《上海方言词典》）了，“鹅”字需要避开“我”字之忌讳却有其语音基础。
《丹阳方言词典》（局部）
反过来的例子当然也是有的。譬如在同属吴方言的宁波话里，就没有“白乌龟”这个说法。这是因为宁波话的“我”字读[ηo]，“鹅”字读[ηəu]（见《宁波市志》），两个字发音截然不同，杀起[ηəu]来自然毫无心理压力，关[ηo]屁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代宁波人在上海人多势众地位高，不但宁波话里表示第一人称复数的“阿拉”取代了上海话原本的“我伲”，新派上海话的“我”字音值也向宁波话靠拢，变得跟“鹅”不再同音了。好在这个语音变化发生的时间距今不过几十年，所以上海话里的“白乌龟”的说法还是存留了下来。
话说回来，宁波毕竟距离苏、沪稍远，何况邻近太湖流域的杭州方言虽然“我”、“鹅”发音雷同（[ηo]，见《杭州方言词典》），杭州话里也未见“白乌龟”一说。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其实在上海北面的崇明岛上。由于历史上移民的关系，从十八世纪起，崇明人向北扩展到了启东、海门、通州、如东甚至更远的苏北沿海一带（当地称为“启海人”或“沙里/上人”），启东甚至直到1928年仍是崇明县的一部分。尽管在地理上已经分离了两百多年，本岛的崇明话与江北的启海话至今仍然十分类似，彼此之间也有“大家说话差不多”的认同感。但是“白乌龟”指“鹅”这个用法，却是崇明话里有之（据《崇明方言词典》），启海话里没有。个中缘由，恐怕仍不脱避“我”之讳的窠臼——崇明话“我”“鹅”同念做[η]，但启海话的“鹅”字读[ηu]（据《海门县志》、《启东市志》），不再与口语中的“我（[η]）”同音，因此改用“白乌龟”的需求自然也就消失了。
崇明-启海话分布图
算不上避讳
“白乌龟”的来源，大抵如上而言，想来也是个能够自洽的解释。“鹅”字不说，偏要回避“我”之读音，这算不算是“避讳”呢？认真说起来，似乎还算不上。因为“避讳”一词，在《辞海》里的解释是“封建时代对于君王和尊长的名字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区区“白乌龟”还轮不到这个待遇。
中国历史上的“避讳”大约始于周代，“周人以讳事神”，只是讳死者之名。进入秦、汉时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与神化，“天子”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全天下姓“庆”的都要改成姓“贺”……
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自然越来越多，实在是防不胜防，连皇帝自己也觉得“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为了尽量减少讳字，从西汉至东晋，皇帝普遍采用单名（这样比双名需要避讳的字减少了一半），并倾向采用冷僻字取名，譬如汉成帝（刘骜）、晋穆帝（司马聃）之类。
这也算是体恤民生了，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两汉魏晋时期，单名占了统治地位，这从《三国演义》里看得最清楚了，从刘关张到诸葛亮，几乎都是单名，个别例外者如江东豪帅严白虎，其实也是原名“严虎”，别号“白虎”，只是西晋“八王之乱”后，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才逐渐多了起来，并在封建社会的后期成为主流——明清两代的皇帝，皆用双名。
说起来，清人入关之前的几代君主名字，如努尔哈赤，连名字都是根据满文音译的，汉字写法也不统一，朝鲜史籍就写成“老乙可赤”，自然无需（也无法）避讳。顺治帝的名字福临其实也是个满文音译，但用汉文解释倒是很有开国吉祥的寓意。野史传说顺治帝曾言朕有福，不能因此令天下人无福，故不须避讳。若真如此，这件事也算是颇值得嘉许。
朝鲜史籍中的“老乙可赤”
康熙皇帝是清代第一个用汉文起名的皇帝，结果“避讳”也从此开始，而且越来越严。康熙帝名叫“玄烨”，结果凡写字刻书，都要以“元”代“玄”，以“煜”代“烨”，连传统幼儿教材《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黄”也要改成“天地元黄”，实在滑稽。到了乾隆时期，有个河南商贩刘峨把《圣讳实录》卖给应试的秀才，这本书本来是教人们如何避讳的，所以势必列出康雍乾三位皇帝的大名，结果刘峨因此获罪丢了性命，实在是冤比窦娥。直到爱新觉罗·溥仪退位成了末代皇帝，困扰了中国人二千年的“避讳”问题才宣告寿终正寝，至少从理论上讲，每个人爱用什么字起名都不会因此获罪了，只留下了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
《千字文》
筷子的出处
从这个角度上讲，大概“白乌龟”只能说成是“忌讳”“我”字的读音。这种民间对特定用字的忌讳，在各地都有，譬如“操”字，在《广韵》里有“七刀切（平声）”与“七到切（去声）”两读，但后者（cao4）在北京话里只用于一个众所周知的粗俗含义，有文化有教养的人是羞于启齿的。于是诸如“操劳，操演，体操”等词汇里的“操（cao1）”都避开了这个读音。连带同属“七到切”的“糙”字也跟着倒霉，只能改换门庭读到平声去了……
但是这种忌讳，与避讳不同，往往没有什么强制效应，更多的只是“约定俗成”。所以各个地方的忌讳都不一样。比如《清稗类钞》里就提到，北方人忌用“蛋”字。所以旧时的北京人在以下这几个词中都避用“蛋”字：鸡子儿（鸡蛋）、炒黄花（炒蛋）、松花（皮蛋）。但苏沪一带则变成说“蛋”无所谓，“卵”字成了忌讳。两者的共同之处大概只有都用作骂人话了，比如北方话的“混蛋”约等于上海话里的“戆卵”……
有些忌讳词的通行范围很小，譬如上海人忌讳送病人苹果，这是因为上海话声调数量在吴方言里倒数，造成“苹果”与“病故”同音，稍远一点的苏州、嘉兴就没有这种顾忌了。但有些忌讳却是跨地域的，比如沿海居民旧时候吃鱼时，不能吃完半边再将鱼身翻转来吃另半边，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就是“忌翻、没也”。更有一些忌讳最终登堂入室，在全国普及开来，“筷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古时不说“筷子”，谓之曰“箸”。直到明代，才出现了“筷子”这个说法的雏形。陆容在《菽园杂记》记载，“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此皆俚俗可笑处，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从这段文字的内容看，是江南水乡的船家首先忌讳“住”字，因而忌讳与之谐音的“箸”。结果反其道而用之，将“箸”唤作“快”，寄托了人们对“行船畅快无阻”的美好愿望。明末清初的苏州才子冯梦龙曾经编纂了以明代苏州方言为代表的吴语民歌集《山歌》，里面的《咏物四句·箸》就写有“姐儿生来身小骨头轻，吃郎君捻住像个快儿能”。
《菽园杂记》
大概各地船夫都有忌讳“住”的心病，“快”的说法很快向各地扩散并进入通语，形成了“俗呼著为快子”的局面。人们又出于造字的习惯定势，很自然地为这个来自于吴方言的名词增加义符而成为“筷子”。在清代中期成书的《红楼梦》里，“筷子”的用法已经看不出什么鄙俗色彩，从凤姐到贾母都说“筷子”。在书面的使用频率上，“箸”也有江河日下之势，《红楼梦》里“箸”对“筷子”尚是二十八比四的巨大优势，到了晚清成书的《官场现形记》里，两者的比例已经反过来变成四比十二。至于近代小说如《金粉世家》里，“筷子”在书面语里也取代“箸”的大局就已经确定了。
终于无所顾忌
按照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忌，憎恶也。”既然是憎恶的，便希望避开它们。但总的来说，民间对词语的忌讳跟人的思想意识有关。大约是科学越昌明，文化环境越宽松，这种实质上并无意义的忌讳就变得越少。
忌讳“死亡”大概是人类的共性，对于“死”字的忌讳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故而现代汉语往往用“去世”、“逝世”、“成佛”、“安息”、“长眠”、“永眠”乃至“见马克思去了”等词语委婉表达“死”的意思。今天的普通话里，“si3”这个音节只有“死”这一个字茕茕孑立，当然也是这个道理。而在苏州话、上海话里，“死”的同音字不少，就算是在区分平翘舌音的评弹艺人嘴里，也有“史使驶屎”这些字跟“死”同占一个户口。于是上海话口语里的“死”干脆改念“喜”这个音。结果又造成“死”、“洗”同音，干脆不用“洗”这个词，改用同一含义的“汰”或“净”。
这么做的道理也很简单，不如此则“侬先洗”一变为“侬先死”’也，姚慕双、周柏春的传统滑稽戏里就说过这个段子。旧上海南京路上的“先施公司”是广东籍的华侨开的，不曾留意上海话的忌讳问题。结果那些老上海都不愿意到先施公司购物，而宁可到永安公司去，因为在这些人读起来，“先施公司”无异于“先死公司”。但这毕竟是过去的事情了，先施公司早就变成了如今的上海时装商店，而在当代的上海话里，韵类合并更甚于旧日，“死”不但依旧跟“喜”同音，进而跟“线”的读音也一样了。只不过现在每天都有无数人上上下下地铁，却没有人再忌讳到底是几号线（“死”）了。
“先死公司”
这大概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许多过去各地的忌讳词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以往的老虎威胁平民的平安和正常生活，连上海的地方志里都有“虎患”的记载。因此旧时许多地方忌“虎”，每遇“虎”时皆改用“猫”代称。如温州人把“老虎”改称为“大猫”。长沙人将“腐（与“虎同”音）乳”称作“猫乳”，北方人干脆把“老虎”叫成“大虫”。但近代出现的“老虎钳”，温州人倒也不曾改成“大猫钳”，上海人索性把“roof window”翻译成了“老虎窗”。至于“大虫”，如今也只有在《水浒传》里才能见到了。早已沦为濒危物种的老虎在人们眼里早就没有那么可怕了，不但可以直呼其名，更有某些“猛士”竟敢在野生动物园的老虎散养区下车了……至于今天的网络语言，用“百无禁忌”来形容，大概也没有什么夸张之处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诸如“白乌龟”之类忌讳词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只会在人们的记忆里变得越来越模糊，终究变成词典上的陈迹吧！
“十三点”一词，是上海话中的常见詈语。据钱乃荣先生编《上海话大词典》的释义：一、作出轻浮不入眼、令人作呕的举动或有此类举动的人；二、说出轻浮不中听、令人讨厌的话或说此类话的人。“十三点”既可指事，也可指人。不限于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多能听到这个詈词，用法含义与上海话基本一致。《汉语方言大词典》中记录在江苏扬州和丹阳地区、以及安徽绩溪都有使用。扬州已属江北的江淮官话，丹阳处于吴语和江淮的交界地带，查考江淮官话中“十三点”一词基本不出现，因此类似扬州这样的用例多半是受到吴语的影响。总之，“十三点”是一个深具吴语风味的区域方言词。
关于“十三点”的语源，历来说法不一，搜罗坊间各种意见，大概能见到三种解释：
第一种意见认为，“十三点”是外来词，是受到西方人忌讳数字“十三”的影响。上海开埠以来，历受欧风美雨，如“水门汀”、“老虎窗”之类的洋泾浜外来词的确不胜枚举。但是西方人忌讳十三，一则出于教的宗教背景，再则因之忌讳直接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如大楼内不设十三层，电梯按钮代之以其他名称。类似于上海话这样大鸣大放的“curse word”的用法，与西方传统相去甚远。因此外来语的说法，并没有充分理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十三点”代表的是“痴”或者“愚”的笔画数，两字恰好都是十三画。“痴”是简化的写法，繁体的“癡”当然不止十三画。“愚”字的笔画数倒正好是十三，但上海话中绝无“十三画”的讲法。数笔画也不用“点”来计量，一般都说“多少画”或“多少笔”，如年青时的笔名——“二十八画生”，此类说法都不会说“XX点”。
第三种意见有鉴于第二种意见的疏漏，认为“点”是“钟点”，“十三点”即是钟表敲十三响，比正常最多十二响还多一响，把“十二点”敲成了“十三点，说明钟表不正常。《广州方言词典》中也收录了“十三点钟”一词，指“半疯半儍、没有头脑的人”，正与吴语中的“十三点”相同。钟表打十三响，且不说是否可能，即便现实中的确存在，恐怕也是稀罕事，它又是如何转为口头寻常语辞？
综合诸说之失，要揪出“十三点“一词的语源，须要满足三事才能做到情理熨贴：第一，须要找到”十三“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来龙去脉；第二，要合情合理地解释”点“字的说法；第三，语源须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来。
多年前笔者在吴语研究大家郑张尚芳的方言学课堂上，曾闻听郑张先生讲述温州地区对“十三点”的一种解释，据说郑张先生也是闻之于他的先君子。温州地区流行一种牌九游戏名为“过五关”，牌九的文牌四点加上武牌九点为十三点，按照游戏规则，十三点不可通关。郑张先生以为吴语詈辞“十三点”蕴含痴傻的意义即来自于牌九游戏“不通”，由游戏的“不通关”而转指脑子的“不通”、不灵光。郑张先生此说完全满足刚才提出三个条件。牌九游戏曾风靡大江南北，犹同今日之麻将，只是由于解放后将牌九正式归为赌具，屡遭查禁，因此牌九之流行才渐渐消退，但在不少地区牌九戏仍然广受民间喜爱。可惜先生之说，仍不能使笔者服膺，主要是“不通”的转义并不是那么自然，跟“十三点”的实际用法相差太远。
不过郑张先生的说法的确深具启发性。笔者成长在上海郊区的松江，松江话中“十三点”还别有一种说法，叫做“幺三”，有时也有人记做“妖三”。问询过一些郊区的同学朋友，在嘉定、金山这些上海郊县也有同样的说法。用法意义与“十三点”基本一致。幼年时不通语言学，也曾以为“妖三”就是本字，取义于“妖冶”或“不正经的妖里妖气”。但郑张先生对于牌九的解说一语点透了“幺三”的语源。所谓“幺三”，指的就是牌九中四点的“鹅牌”，而“十三点”也是从“幺三”再曲折演绎而来。
一套牌九共三十二张，点数花色对应不同的名称。由一个红点和三个白点组成的骨牌称为“鹅牌”，主要是取象白鹅红顶的样子。有地方也把“鹅牌”称作为“和牌”，可以和其他三色骨牌凑成一组“天地人和”。但“鹅牌”的讲法是更为通行的。“幺三”从字面上讲指的就一个红点跟三个白点，而“十三点”不过是把并列的一和三看成了十进制而已。“幺三”和“十三点”都是在隐指“鹅”字，因为“鹅”在南方方言里常常表示痴傻的意义。《汉语方言大词典》里收录崇明和海口方言里的“鹅”可以表示“愚蠢、傻”，崇明方言里指人傻还说“鹅吼吼”、“鹅里鹅痴”，海口方言里“鹅囝”指儍乎乎的年青人，南昌话“鹅头鹅脑”就是呆头呆脑的意思。越剧里的梁山伯在“十八相送“里还因不解风情被戏指为“呆头鹅”。所以骂人“幺三”“十三点”就骂人“鹅”，因为“鹅”在方言里就是“傻”的意思。
苏州、上海把白鹅称为“白乌龟”，或许也跟避讳“痴傻”的意义有关，只不过本字应当写成“白乌鬼”。“乌鬼”指的是捕鱼的鱼鹰、鸬鷀。杜甫有诗云“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认为乌鬼就是捕鱼的鸬鷀。鸬鷀是黑色的水鸟，与鹅有几分相似，所以白鹅就变称为“白乌鬼”。
家禽当中，鹅的智商其实不低，有些地方还有鹅能代狗看家的说法。从早期的文化传统来看，鹅也不是痴傻的动物：骆宾王的咏鹅诗尽人皆知，书圣王羲之黄庭换鹅传为美谈，先秦君子挚礼常用鹅，如果鹅是代表痴傻的意义，以鹅为挚礼岂不成了侮辱对方吗？
“鹅”之所以产生出“痴傻”的意义，原因不在于鹅的憨态可掬，还是语言的因素在作怪，其说有三：
第一种语言上的可能是，“鹅”的读音与“愚”相近。“鹅”与“愚”在中古汉语里声母一致都是软腭鼻音，区别主要韵母上，“鹅”是中古的一等歌韵字，“愚”是三等虞韵字，三等字在中古有-j-介音，所以“愚”在吴语中本来应该读iu或者ü，与歌韵相隔较远。不过在南方方言中，有一些虞韵牙喉音里的介音会不出现。比如同属牙喉音声母的“伛”照规律也该读ü，但在吴语中现在读成ou。“愚痴”一词见于佛经，佛教传入日本以后，“愚痴”成为日语中常用的口头词，直至今日还常见于唇吻，不过意义转变，由“痴呆愚昧”变为“牢骚抱怨”，日文发音如guchi，“愚”字发音与吴语“鹅”颇近似。崇明话的“鹅里鹅痴”很可能就是“愚里愚痴”的讹写，上海话“神知无知”的“无知”二字，也很有可能是从“愚痴”转变而来的。音近提供了一种猜测的可能，此外“鹅”表“痴傻”还有两点词汇上的原因。
家鹅是由大雁一类的水禽驯化而来，先秦汉语中“雁”往往是指家鹅，因此鹅在方言中也有“雁鹅”的叫法，一般是指毛色为褐色的品种，这一说法也见于吴语的方言词典之中。“雁”是二等牙喉音字，这类字在吴语中有文白两读，文读是腭化成类似普通话j,q,x或零声母一类的声母，白读则是保留g,k,h,ng的古来声母，相似的例子如上海话中的“家”，在“作家”这样的文化词汇里读法接近普通话的jia，而在“一家人家”的口语词里则读如拼音的ga，这就是二等牙喉音在吴语里的特殊变化。再加上吴语中的鼻音韵尾不发达，“雁”的读音在吴语中就恰与“騃（呆）”字同音。《红楼梦》里林黛玉讥讽贾宝玉是“呆头雁”，这“呆头雁”的说法应该就是“呆头鹅”的本源，“鹅”表“疯傻”是受了与“騃（呆）”同音的“雁”的牵连。
除了“雁鹅”的叫法以外，北部吴语区还有“戆鹅”一名。这里的“戆”与“戆大”里的“戆”读音一致，但本义恐怕是不同的。“戆鹅”的得名是来自拟声词加主名的结构，绍兴话的童言当中把鸡叫作“咯咯鸡”，鸭子叫“嘎嘎鸭”，鹅就叫作“戆戆鹅”。松江的童言拟声也把鹅叫拟作“戆戆”。扬州把“鹅”叫“嘎鹅”，虽然用字不同，但造词理据与“戆鹅”是一般无二的。鹅的叫声恰与表示痴呆的“戆”同音，因而鹅才无辜地与负面的詈词扯上了关系。
从白乌鬼到十三点，其中变化看以曲折，但这在汉语中并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种类似打哑谜的词汇传统称作“隐语”。《红楼梦》里焦大骂贾府“扒灰”一词，也是隐语。清朝王有光的《吴下谚联》卷一曾解释“扒灰”的语源：“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市得厚利。庙邻知之，扒取其灰，盗淘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吴下谚联》的这一番解释，与“十三点”的语源形成颇为近似，其中都包括了谐音与转指两步。俗语语源学并非科学考证，但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寻，虽然笔者也无法打包票说篇中所言乃是字字确凿，但仍有自信在理据上胜过成说一筹。
“十三点”一词，是上海话中的常见詈语。据钱乃荣先生编《上海话大词典》的释义：一、作出轻浮不入眼、令人作呕的举动或有此类举动的人；二、说出轻浮不中听、令人讨厌的话或说此类话的人。“十三点”既可指事，也可指人。不限于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内多能听到这个詈词，用法含义与上海话基本一致。《汉语方言大词典》中记录在江苏扬州和丹阳地区、以及安徽绩溪都有使用。扬州已属江北的江淮官话，丹阳处于吴语和江淮的交界地带，查考江淮官话中“十三点”一词基本不出现，因此类似扬州这样的用例多半是受到吴语的影响。总之，“十三点”是一个深具吴语风味的区域方言词。
关于“十三点”的语源，历来说法不一，搜罗坊间各种意见，大概能见到三种解释：
第一种意见认为，“十三点”是外来词，是受到西方人忌讳数字“十三”的影响。上海开埠以来，历受欧风美雨，如“水门汀”、“老虎窗”之类的洋泾浜外来词的确不胜枚举。但是西方人忌讳十三，一则出于教的宗教背景，再则因之忌讳直接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如大楼内不设十三层，电梯按钮代之以其他名称。类似于上海话这样大鸣大放的“curse word”的用法，与西方传统相去甚远。因此外来语的说法，并没有充分理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十三点”代表的是“痴”或者“愚”的笔画数，两字恰好都是十三画。“痴”是简化的写法，繁体的“癡”当然不止十三画。“愚”字的笔画数倒正好是十三，但上海话中绝无“十三画”的讲法。数笔画也不用“点”来计量，一般都说“多少画”或“多少笔”，如年青时的笔名——“二十八画生”，此类说法都不会说“XX点”。
第三种意见有鉴于第二种意见的疏漏，认为“点”是“钟点”，“十三点”即是钟表敲十三响，比正常最多十二响还多一响，把“十二点”敲成了“十三点，说明钟表不正常。《广州方言词典》中也收录了“十三点钟”一词，指“半疯半儍、没有头脑的人”，正与吴语中的“十三点”相同。钟表打十三响，且不说是否可能，即便现实中的确存在，恐怕也是稀罕事，它又是如何转为口头寻常语辞？
综合诸说之失，要揪出“十三点“一词的语源，须要满足三事才能做到情理熨贴：第一，须要找到”十三“在中国文化语境里的来龙去脉；第二，要合情合理地解释”点“字的说法；第三，语源须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物来。
多年前笔者在吴语研究大家郑张尚芳的方言学课堂上，曾闻听郑张先生讲述温州地区对“十三点”的一种解释，据说郑张先生也是闻之于他的先君子。温州地区流行一种牌九游戏名为“过五关”，牌九的文牌四点加上武牌九点为十三点，按照游戏规则，十三点不可通关。郑张先生以为吴语詈辞“十三点”蕴含痴傻的意义即来自于牌九游戏“不通”，由游戏的“不通关”而转指脑子的“不通”、不灵光。郑张先生此说完全满足刚才提出三个条件。牌九游戏曾风靡大江南北，犹同今日之麻将，只是由于解放后将牌九正式归为赌具，屡遭查禁，因此牌九之流行才渐渐消退，但在不少地区牌九戏仍然广受民间喜爱。可惜先生之说，仍不能使笔者服膺，主要是“不通”的转义并不是那么自然，跟“十三点”的实际用法相差太远。
不过郑张先生的说法的确深具启发性。笔者成长在上海郊区的松江，松江话中“十三点”还别有一种说法，叫做“幺三”，有时也有人记做“妖三”。问询过一些郊区的同学朋友，在嘉定、金山这些上海郊县也有同样的说法。用法意义与“十三点”基本一致。幼年时不通语言学，也曾以为“妖三”就是本字，取义于“妖冶”或“不正经的妖里妖气”。但郑张先生对于牌九的解说一语点透了“幺三”的语源。所谓“幺三”，指的就是牌九中四点的“鹅牌”，而“十三点”也是从“幺三”再曲折演绎而来。
一套牌九共三十二张，点数花色对应不同的名称。由一个红点和三个白点组成的骨牌称为“鹅牌”，主要是取象白鹅红顶的样子。有地方也把“鹅牌”称作为“和牌”，可以和其他三色骨牌凑成一组“天地人和”。但“鹅牌”的讲法是更为通行的。“幺三”从字面上讲指的就一个红点跟三个白点，而“十三点”不过是把并列的一和三看成了十进制而已。“幺三”和“十三点”都是在隐指“鹅”字，因为“鹅”在南方方言里常常表示痴傻的意义。《汉语方言大词典》里收录崇明和海口方言里的“鹅”可以表示“愚蠢、傻”，崇明方言里指人傻还说“鹅吼吼”、“鹅里鹅痴”，海口方言里“鹅囝”指儍乎乎的年青人，南昌话“鹅头鹅脑”就是呆头呆脑的意思。越剧里的梁山伯在“十八相送“里还因不解风情被戏指为“呆头鹅”。所以骂人“幺三”“十三点”就骂人“鹅”，因为“鹅”在方言里就是“傻”的意思。
苏州、上海把白鹅称为“白乌龟”，或许也跟避讳“痴傻”的意义有关，只不过本字应当写成“白乌鬼”。“乌鬼”指的是捕鱼的鱼鹰、鸬鷀。杜甫有诗云“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认为乌鬼就是捕鱼的鸬鷀。鸬鷀是黑色的水鸟，与鹅有几分相似，所以白鹅就变称为“白乌鬼”。
家禽当中，鹅的智商其实不低，有些地方还有鹅能代狗看家的说法。从早期的文化传统来看，鹅也不是痴傻的动物：骆宾王的咏鹅诗尽人皆知，书圣王羲之黄庭换鹅传为美谈，先秦君子挚礼常用鹅，如果鹅是代表痴傻的意义，以鹅为挚礼岂不成了侮辱对方吗？
“鹅”之所以产生出“痴傻”的意义，原因不在于鹅的憨态可掬，还是语言的因素在作怪，其说有三：
第一种语言上的可能是，“鹅”的读音与“愚”相近。“鹅”与“愚”在中古汉语里声母一致都是软腭鼻音，区别主要韵母上，“鹅”是中古的一等歌韵字，“愚”是三等虞韵字，三等字在中古有-j-介音，所以“愚”在吴语中本来应该读iu或者ü，与歌韵相隔较远。不过在南方方言中，有一些虞韵牙喉音里的介音会不出现。比如同属牙喉音声母的“伛”照规律也该读ü，但在吴语中现在读成ou。“愚痴”一词见于佛经，佛教传入日本以后，“愚痴”成为日语中常用的口头词，直至今日还常见于唇吻，不过意义转变，由“痴呆愚昧”变为“牢骚抱怨”，日文发音如guchi，“愚”字发音与吴语“鹅”颇近似。崇明话的“鹅里鹅痴”很可能就是“愚里愚痴”的讹写，上海话“神知无知”的“无知”二字，也很有可能是从“愚痴”转变而来的。音近提供了一种猜测的可能，此外“鹅”表“痴傻”还有两点词汇上的原因。
家鹅是由大雁一类的水禽驯化而来，先秦汉语中“雁”往往是指家鹅，因此鹅在方言中也有“雁鹅”的叫法，一般是指毛色为褐色的品种，这一说法也见于吴语的方言词典之中。“雁”是二等牙喉音字，这类字在吴语中有文白两读，文读是腭化成类似普通话j,q,x或零声母一类的声母，白读则是保留g,k,h,ng的古来声母，相似的例子如上海话中的“家”，在“作家”这样的文化词汇里读法接近普通话的jia，而在“一家人家”的口语词里则读如拼音的ga，这就是二等牙喉音在吴语里的特殊变化。再加上吴语中的鼻音韵尾不发达，“雁”的读音在吴语中就恰与“騃（呆）”字同音。《红楼梦》里林黛玉讥讽贾宝玉是“呆头雁”，这“呆头雁”的说法应该就是“呆头鹅”的本源，“鹅”表“疯傻”是受了与“騃（呆）”同音的“雁”的牵连。
除了“雁鹅”的叫法以外，北部吴语区还有“戆鹅”一名。这里的“戆”与“戆大”里的“戆”读音一致，但本义恐怕是不同的。“戆鹅”的得名是来自拟声词加主名的结构，绍兴话的童言当中把鸡叫作“咯咯鸡”，鸭子叫“嘎嘎鸭”，鹅就叫作“戆戆鹅”。松江的童言拟声也把鹅叫拟作“戆戆”。扬州把“鹅”叫“嘎鹅”，虽然用字不同，但造词理据与“戆鹅”是一般无二的。鹅的叫声恰与表示痴呆的“戆”同音，因而鹅才无辜地与负面的詈词扯上了关系。
从白乌鬼到十三点，其中变化看以曲折，但这在汉语中并不是十分罕见的现象。这种类似打哑谜的词汇传统称作“隐语”。《红楼梦》里焦大骂贾府“扒灰”一词，也是隐语。清朝王有光的《吴下谚联》卷一曾解释“扒灰”的语源：“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市得厚利。庙邻知之，扒取其灰，盗淘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吴下谚联》的这一番解释，与“十三点”的语源形成颇为近似，其中都包括了谐音与转指两步。俗语语源学并非科学考证，但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寻，虽然笔者也无法打包票说篇中所言乃是字字确凿，但仍有自信在理据上胜过成说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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