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怡琳 马怡然

【编者按】

近日，《湖南出版五先生》由与建设出版社出版。该书采用融访谈记录、口述历史、传记写作于一体的创作形式，记录、留存钟叔河、唐浩明等湖南老出版人的人生历程和为业为学的故事、经验，彰显了老出版人的理念、情怀和作为，也折射出一个时代湖南出版业乃至整个文化界的状况，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兼具。

作者 彭兆平

有的事，做了，才算不辜负此生一番际遇，和际遇中那许多的人。

将湖南一代老出版人所历所为所思所言记存下来，于我就是这样一件事。

事情缘起于2022年中与张子云的一番闲聊。子云时任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党委委员，分管中南传媒人力资源和其他一些业务工作，听我谈及几桩出版旧事，子云说，湖南出版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人和事，很感人，也很生动，可以整理出来用作新员工培训的，你退二线后可以做这件事，这是记录历史，不然随着你们这批老出版人的退出，这些记忆会越来越淡。我对子云的话虽然认同却多有犹疑。

接下来的一天，我坐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彭玻的车去参加一个会议，彭玻对我说，子云和我商议过，由你牵头，组个团队，将湖南出版历史上的一些老人旧事记录下来，也算是我们这代出版人对历史、对未来的一个交待。想到事情的难度，我没敢应承。

2023年春节前，彭玻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刚从医院看望钟叔河先生回来，钟老的身体状况让他很担忧。“他们这代人，他们这批人，为湖南出版，为中国出版，做了那么大的贡献，值得记录下来呀！再不动手做这件事，我怕会留下永远的遗憾。”

我一句推脱的话都说不出口了。

那个春节，我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做这件事——建立怎样的工作机制，何时开始启动，首批记录哪些人，选择哪些人来承担写作，采用怎样的文体，拍摄的视频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和传播……

提出这一动议的张子云在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这一届党委分管组织人事，帮着我理清思路的谢清风是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两人都是博士，学养和文字功力皆深厚，成稿后审读把关自不必说，建立机制调动参与者热情、协调资源形成各方面合力，亦端赖二君。我牵头做些具体事便可。

做这件事必定不能少了杨春丽。她与我同一年进入湖南出版，对很多老出版人和出版事件都了解，而且，我和她几年前曾经有个计划，要一起去走访那些出版前辈，记下他们的故事，录下他们的声音，摄下他们的影像。只是当时并没想过要做书，就是出于情感，想留存下一些物化的记忆。

我还想到《新课程评论》杂志的同事们。《新课程评论》主编郑艳承担过《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黄培云口述自传》的访谈和撰写，她和《新课程评论》执行主编余孟孟及谢琰、杨志平、杨鸿燕几位编辑，都勤于阅读和思考，笔底功夫好，做事严谨认真，心思纯粹，有对美好事物的敏感和珍惜，我任《新课程评论》总编辑的五年里，对此有深切感受。有他们担纲访谈写作，此事无不成之理。图片视频的拍摄和制作，则商定由湖南教育报刊集团视频制作部承担。

首批访谈对象按年龄排序确定了钟叔河、朱正、唐俊荣、唐浩明、蔡皋五位先生。《新课程评论》团队在开过启动会议后即着手查找资料，阅读先生们的作品，走访知情人，与传主交流，拟写并数次优化访谈提纲；拍摄团队与文字团队反复沟通，根据访谈提纲写出脚本，拟出拍摄计划。访谈前的准备用了一个月时间，算是比较充分了。

但我总觉得仍有缺失。湖南出版幸有五先生，但湖南出版不只有五先生啊！胡真、杨坚、杨德豫、黄起衰、李全安、曹先捷、弘征……一批有大家风范、为湖南出版作出过重大贡献、道德文章堪称楷模的老出版人，也是20世纪80年代群星璀璨的湖南出版天空耀眼的星辰，虽已陨落，却在这世上留下了光。随着岁月流逝，他们的经历、故事、成就，理念、风骨、情怀，会越来越少人了解，甚至他们的名字，也会越来越少人知晓。经与彭玻、张子云、谢清风、杨春丽商量，决定在五先生之外，再做一本记录这批已故出版人的图书。谢清风建议，这一本的写作，由入选中南传媒青年编辑英才库的编辑们承担，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青年人才培养方法了”。

2023年3月至4月间，英才库的年轻编辑们在寻访知情人，搜求已故出版人的资料，我、春丽和时任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老干办主任的文依平则与《新课程评论》团队、湖南教育报刊集团的拍摄小组一起，先后完成了唐俊荣、朱正、唐浩明、钟叔河、蔡皋五位先生的访谈。

——唐俊荣：“搞图书发行是要有文化的。”

唐俊荣先生的回忆是循着新华书店发展的时间线展开的，许多我们只知有而不知为何有如何有的关键节点，他都讲得很清晰，有细节有情感，非常生动。88岁的他记忆力惊人，他记得在建国初期有一套《干部必读》丛书，共12册；他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流动供应，是为改变农村几乎见不到书、有的地方连小学课本都是手抄本的状况；他记得60年代各个县的一批农村发行员的名字和他们的特点……我问他：“您能不能说一说在新华书店发展的几个关键时期您个人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或者，能不能讲几个您自己的故事？”唐老摇摇头说，不记得了，顿了顿又说，“我最怕你们问这个问题，我个人真的没起什么作用，都是大家一起干的”。后来，承担唐老故事写作的杨志平和杨鸿燕到新华书店和唐老退休后担任过总编辑顾问的潇湘晨报社找一个个知情人细谈，才一点一点还原出一个有仁者心肠、智者思维、勇者胆魄、能者作为，是卖书人、是读书人、是企业家、是报人、是学人的唐俊荣。

无论是何种角色，唐老都守住两个字：文化。他有一句常说的话，“搞图书发行是要有文化的”。年轻时在湖南省市州新华书店当门市部会计兼营业员，对店内每种图书的归属门类、作者、主要内容、出版单位都烂熟于心，工余时间大量读书，坚持写作；到管理岗位后，以文化工作者的站位创新机制、建构网络、培养员工，自己仍坚持读书，也要求员工读书懂书；任《中国图书商报》总编辑4年，任《潇湘晨报》总编辑顾问6年，他谦言自己都只做了两件事：把住导向关，保持住报纸的文化含量；离开工作岗位后，他开始系统研究新华书店发展史，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梳理脉络，在众说纷纭的观点间考证真伪，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搜寻细节，有学者的方法也有学者的严谨。

前几日，杨志平和杨鸿燕去唐老家送样书，唐老见到她们很开心。翻着《湖南出版五先生》，唐老说：“五个人当中，我最薄弱，最没东西可写，是集团抬爱，让我忝列其中。”志平说，她们听得心疼，一辈子为而不争，不忮不求，宽厚待人，这就是唐老的样子。

现任湖南省新华书店副总经理钟福安回忆唐老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感慨：“这世间有一种人，温厚而醇良，自带光芒，照耀人间，我把这理解为住世的菩萨。唐老与我相差35岁，可谓忘年交。我很庆幸我一个草根，懵懵懂懂初入职场时，能有机缘得遇唐老，燃起小桔灯，长放光明。”

我总相信，被人照亮过的人，又会照亮他人，光是会像波一样荡漾开去的。

——朱正：“我对湖南出版最大的贡献是推荐了钟叔河。”

去朱正先生家访谈，他一见面就说：“你们做这个事情太迟啦，太迟啦！杨坚、杨德豫这样的编辑大家都不在世了！他们是可以与钟叔河排在同一级别的！”

朱老是鲁迅研究大家，25岁就出版了《鲁迅传略》，去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他的《鲁迅回忆录正误》增订版；朱老也是编辑大家，朱老当年策划的《骆驼丛书》，作者有黎澍、杨绛、舒芜、孙犁、黄裳等一众大家，我那时只有歆羡，30多年后的这次访谈，知悉策划和组稿详情，才懂了为什么朱正能做成《骆驼丛书》。见识、眼光和学养，外加一份对好选题的“痴”，便是秘诀，而我都缺。

朱老为人狷介却不孤傲，为长为尊皆能从善如流。80年代中期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做编辑时，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是朱老。他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戴超伦曾召集我们这批年轻编辑开过一个座谈会，让大家为出更多好书动动脑献献策。轮到我发言，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出一些人文社科译著？朱老马上回应：好极了！我和老戴正有此想法！他的态度很激励我，当年我就报了一个译著选题，冈布里奇的《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研究》。那时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两年，在不少出版社，可能还没有独立申报选题、独立担任责编的资格吧，湖南人民出版社乃至整个湖南出版界，却没有这些限制。

朱老爱书，算得“书痴”，但闻有好书必买来一读，他的书房客厅客房都摆满书柜，桌上椅上甚至地板上也都堆满书。聊起某一桩旧事，他会站起身来走到一个书柜前，准确地抽出相关的一本书来给我们看。朱老如今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写作。他说，他不是学者，只是有志于学问，“没有受过严格的系统的训练，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大的缺陷。我常常痛感自己基本功的不足，认识到自学之不易成才，要想得到一点成果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力气”。

朱老天性率真，他说，他对湖南出版的贡献并不大，最大的贡献是推荐了钟叔河。谈到《骆驼丛书》收入了杨绛的《回忆两篇》和《记钱钟书与<围城>》时，他突然露出调皮的笑容，略压低了声音说，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杨绛的两本稿子，我拿过来只标了字体字号就下厂了，因为杨绛的文字不必改！

在满屋的书墙中间，93岁的朱老哈哈大笑，像个孩子，一派天真。

——唐浩明：“一个大编辑，要能通过自己策划和编辑的图书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

唐浩明老师从小酷爱读书，尤其是文史类书籍。他从华中师范学院研究生毕业时选择了态度最明确的湖南出版，并且立即喜欢上了这个跟书打交道的工作。“一个人做的工作与自己的兴趣是一致的，就是最幸福的人；如果得天时地利人和做出成就，就是最好的人生。”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文本解读，唐老师一直立足的是编辑这个岗位。“编辑职业给了我比研究学术更广阔的空间。”

唐老师名满天下却恭谨谦和。他说：“一个大编辑，要能通过自己策划和编辑的图书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杨坚的《船山全书》就有这样的高度。” 90年代，我有幸与唐老师一同被评为全国首届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他至今记得当年是我去北京参加颁奖会，代他领回了证书。我担任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之初，去他家拜访，那时他正在创作长篇小说《张之洞》，写作被人打断一定很烦吧，他却一直听我絮絮叨叨地讲，有时插话，丝毫不曾有不耐之色。2021年，我获得岳麓书社一套《曾国藩》历史小说手稿本，打开来看，唐老师当年用红笔修改的文字、标下的字体字号和“另段”“题占三行”“居中”等版式标记，让我仿佛回到八九十年代手握红笔伏案改稿的日子，忍不住给唐老师打了一个电话，聊这套手稿带给我的亲切和感慨，聊从前的红墨水笔、铅排和看清样时为免推版而煞费苦心增删文字，末了，唐浩明老师笑着说，这是老编辑之间特有的话题。

执笔写唐浩明老师的余孟孟，为获得更多一手素材，想去武汉拜会唐老师的兄长、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的唐翼明先生。唐浩明老师想促成此事，也知兄长素不喜被打扰，便将余孟孟的文章及与他之间的一些对话发与其兄，唐翼明先生回复“都已收到，此人可交”，孟孟得以与翼明先生相见相谈而至相知。此后，孟孟又去武汉见翼明先生两次，其中一次是唐浩明老师应邀去武汉讲学并与翼明先生同台对谈，他记得孟孟表达过一同前往的愿望，便邀他同行。

这是“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的智识仁心。

——钟叔河：“一本书，如果有人愿意读，而且能够代代相传，就有出版价值。”

钟叔河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策划编辑《走向世界》丛书，以“花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为口号策划出版古典名著普及文库，奠定了岳麓书社在古典名著细分市场数十年的领跑地位。作为编辑、出版家的钟老和作为学者的钟老，都是一座高峰。

对钟老的访谈是围坐在他的病床旁完成的。这是我近年来第三次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钟老。第一次是2018年钟老因眼疾住院，我和杨春丽去探望，他谈的主要是自己的著述整理计划；第二次是2021年钟老中风入院，我和文依平去探望，他谈的主要是对自己身体康复前景的担忧。而在这三次之前，每次看望钟老，他都是坐在客厅窗前的书桌旁，精神矍铄地跟我们聊出书，聊读书，聊治学，聊写作，聊手工，也聊他的童年少年和茶场岁月。2019年我儿子生病，不知深居简出的先生如何得知，我去看望他，聊至半途，他突然说，你孩子的事我听说了，我晓得很难的，但你总要找个方式让自己走过去，读书也好，写作也好，都会有效的。我听着，心和眼睛都在发热，如今想起，心和眼睛依然发热。

这次访谈钟老前，我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不容我们叨扰太久，便嘱《新课程评论》团队压缩访谈提纲，删除能从别处搜求到答案的问题，争取将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内。没想到钟老从上午9点多谈到了12点，仍是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风格，话语依旧是冲淡平和却质地硬实。他说，我们因为热爱书，才选择出版这个职业，爱就是理想，你热爱的，读者也会热爱，“一本书，如果有人愿意读，而且能够代代相传，就有出版价值”。聊到一名好编辑应该是怎样的，钟老说，好编辑应该才、学、识俱备，尤以“识”为要，“编辑要有一双看得出好坏的眼睛”。

春节过后，子云邀我一起去给钟老拜年。钟老请正为他做康复训练的医生到客厅稍候，招呼我们坐下。子云问钟老对新出版的《湖南出版五先生》可满意，钟老说很满意，又补充道，谢琰写我的那篇，写得很好，只是我的经历没有典型性，不能给后辈增益。他还告诉我们，为训练大脑，每天尝试作作嵌名联，不过有的名字不好对，只能勉强对，当是游戏了。他看着子云说：你的我已经作好了，“子产厚仁存子姓，云长高义薄云天”。子产是个好官，有仁心施仁政，“存子姓”就是使百姓得生；下联好理解。又对我说，你的还没想出来，等我的新书到了，我题在书上送给你。

几天后，钟老托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对接老干工作的刘少龙将他的新书《念楼随笔》送过来了，我翻开，环衬有钟老手书“戏作嵌名联呈兆平君——兆众一身同苦乐，平凡朴素见风华”，落款是“九十四岁钟叔河”。往下一页，也有一行：“谢谢集团为我吹嘘，其实厕名其间自觉不伦也。”

身为疾役而仍周全若是，敏锐和仁厚，如此谐和地共存于先生的性情中，亮了多少人的识，暖了多少人的心。

——蔡皋：“人心对好的东西总会有感觉，作品不会着急，我也不会着急，好东西是不怕寂寞的。”

蔡皋老师于20世纪80年始图画书创作，在30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许多蜚声海内外的经典绘本，是中国绘本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今年首次参评国际安徒生奖即入围短名单，是入围者中唯一的中国插画家。蔡老师是为了成为一名在高处的童书编辑而成为一名在高处的儿童画家的。她说，编辑要成为专业领域的佼佼者，才能在高处与作者对话，所以她在进入出版界第五年即创作了《七姊妹》参加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并获奖；她说，读者的眼光是要养的，所以对选题，对文字，对画稿，对印制，她都不肯将就。90年代她策划和编辑出版的《登登在哪里》，是中国第一本地板书，“登登住在四合院里/四合院在东街/东街在北京/北京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中国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地球是宇宙中的一颗星星……”马怡为孩子登登写的这些可以无限解读的文字打动了蔡老师，但是那种层层递进的空间感、往复回旋的节律感、至简至深的哲思感，在纸上作形色呈现实在太难，找不到合适的人接，她只好抓着正在中央美院就读的女儿萧翱子承担绘制。母女两个一起穿行过漫长的煎熬的日日夜夜，终于把书做成了她们心目中理想的模样。

在蔡老师眼里，琐碎事也有意蕴在。她说，她每天清晨去屋顶的小花园“接太阳”，“接了太阳，一天的事就有了光”；她说，“花草虫鱼便是风云际会”；她说，“人心对好的东西总会有感觉，作品不会着急，我也不会着急，好东西是不怕寂寞的”。这些话珠玉一样从她的口中吐出来，却又是朴而不拙的形状。

这就是蔡皋，她的意趣她的话语，她的作品她的书，她的寻常日子，她整个人，都被明亮的诗意浸透，在发着光。

这样一些发着光的人，这样一些为人谦和治学严谨、观事通达做事认真、见识高卓性情质朴、阅历丰富心思单纯的人，夯铸了湖南出版的底蕴，成就了湖南出版的繁荣。刚出版的《湖南出版五先生》和即将出版的《湖南出版十九君》，意图完整地载出先生们的纸上流年，却仍难能呈现其盛大深厚于万一，但是，灯挂起来了，路就亮了。

（作者为湖南省图书编辑协会会长，编审。）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