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家古籍版刻小篆书迹考略四例
■徐蘅瑢
当代古籍版刻书法研究学者祁小春先生在《古籍版刻书迹释例》一文中提到：“我于1994年在日本书论研究会大会上宣读了题为《版刻序跋书法试探》的学术报告，1997年又在学刊上发表了《中国古籍版刻书法例说》论文。”他的这两篇论文，在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关于古籍版刻书迹，祁小春先生提出“所谓古籍版刻书迹，是指在宋、元、明、清各时代刊行的古籍版刻中的书迹资料，它经过手写上版、雕版、印刷而成……”，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祁小春先生对古籍版刻书法的概念、研究的对象、意义和必备的基本知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和研究，可谓筚路蓝缕，嘉惠后学。
清代金石学大兴，习篆者众，是篆书发展史上新的高峰。笔者家里收藏了不少清代诗文集，颇为留意古籍中的手迹，并着重对晚清名家古籍版刻小篆书迹作了些研究，我从晚清诗词集中发掘出极具个性的俞樾、李文田、凌瑕、诸可宝四位名家小篆版刻书迹四例，均为近代书法史稀见史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补遗《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李文田》之李文田年表（附录三）之生平史料一则。（本文论及的古籍版本，除《悲庵居士诗剩》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以外，《安般簃诗续钞》《彭刚直公诗稿八卷》《捶琴词》均为笔者家旧藏，图片来源为笔者家存档的电子文档）
一、俞樾署检《彭刚直公诗稿八卷》
彭玉麟（1816—1890），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历任水师提督、兵部尚书，谥刚直。清末湘军将领，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有《彭刚直公诗稿八卷》《彭刚直公奏稿》等行世。
《彭刚直公诗稿八卷》书牌（图1）为俞樾署检“彭刚直公诗稿八卷（篆）”“曲园俞樾署检（楷）”，印：曲园（朱文葫芦印），牌记为“光绪十有七年岁在辛卯吴下开雕（楷）”。
图1 俞樾署检《彭刚直公诗稿八卷》书牌
俞樾和彭玉麟是儿女亲家，俞樾的孙儿俞陛云是彭玉麟的孙女婿。
本书序言开篇云：“光绪十六年，彭刚直公薨于里第，余命孙俞陛云往吊，得其奏稿以归，余既序而刻之矣，又有诗稿若干卷……”可知，俞樾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孙儿俞陛云往吊带回的彭玉麟奏稿、诗稿先后于光绪十六年至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成《彭刚直公奏稿》《彭刚直公诗稿八卷》，包括署检、作序、雕版印行，均为俞樾精心为之，其在前序中言：“公功在天下，名在国史，固已擅不朽盛事矣。”体现了俞樾对彭玉麟的尊重。俞樾编定《彭刚直公诗稿八卷》为六集八卷：《吟香馆愁草》《从军草》《巡江草》《北征草》《续从军草》《退省庵闲草》，收录了彭玉麟早年至晚年的诗作。
俞樾（1821—1907），字荫甫，自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学者、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章太炎、吴昌硕和日本的井上陈政皆出其门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受咸丰皇帝赏识，放任河南学政，被御史曹登庸劾奏试题“割裂经义”而罢官。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等。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他求学者甚众，尊之为朴学大师。
俞樾学识广博，精通文字学，也是一代书法大家，在篆书创作上也有很高的成就，为时人所重。此题为他70岁时所作，笔力圆厚浑穆，体势上又见端严整饬，方整刚劲，方圆兼备，是俞樾晚年的佳构。
二、凌瑕署耑赵之谦著《悲庵居士诗剩》
《悲庵居士诗剩》为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唯一传世诗集，目前有吴昌绶旧藏，收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叔，别号悲庵等，浙江绍兴人。清咸丰年间举人，曾历任江西鄱阳、奉新知县。精书画、篆刻，并工于金石之学，著有《六朝别字记》《补寰宇访碑录》等。其书法初宗颜真卿，后专意于北碑，篆隶师邓石如，又融入己法，自成一家。赵之谦是“海派”先驱之一，其书画不仅名重于时，而且对近现代艺坛也有着极大的影响。
《悲庵居士诗剩》牌叶（图2）有凌瑕题字“悲庵居士诗剩（篆）”，款为：“光绪乙酉秋九月凌瑕署耑（楷）”。据查光绪乙酉年为光绪十一年，即1885年，此应为本书的刊行时间。本书刊行之时，赵之谦已去世一年。
图2 凌瑕署耑赵之谦著《悲庵居士诗剩》
凌瑕（约1820—1901后），亦名霞，字子与，号尘遗、病鹤，别署病鹤布衣、乐石野叟、长超山民、乞石叟，室名二金梅室、癖好堂、窈窕长吟之阁、遗墨楼、天隐堂、三高遗墨楼、天曙堂、观自在斋、绩语堂、千甓亭。浙江湖州人。凌义渠裔孙。工花卉、山水，善画梅竹，水墨数笔，若不经意，而具冷韵高情。书学董其昌。精诗文。性格孤介寡言，深谙六书之学。咸丰、同治年间多次赴沪。与杨岘、陆心源等称“苕上七子”。居归安，早年与吴昌硕相识为友，吴氏有《赠凌病鹤》诗，诗词内容为：“舞影金枝飞，依人石势孤。见君如见佛，令我一诗无。学力开金石，灵光剩老夫。岁寒重握珎，年年在江湖。”凌病鹤即凌瑕。
凌瑕生卒年有多种说法，今从卢甫圣主编《海派绘画大系》之说。凌瑕擅长作诗，后继而潜心小学，于金石尤为癖好，与会稽赵之谦、仁和魏锡曾交好，因获陈硕甫先生手篆楹帖“人惟有癖，斯专好；语不求多，在会心”，遂名其室为“癖好堂”。写有扬州八怪歌，首倡扬州八怪之说。今见傅栻（1850—1903）所辑《西泠六家印存》，赵之谦篆书题名“西泠六家印存”，印谱首页有凌瑕所作印谱之序，可见凌瑕与赵之谦、傅栻均颇有交谊。
凌瑕还是个藏书家，存世有撰稿本《癖好堂收藏金石书目》一卷、《癖好堂收藏小学书目》一卷，今南京图书馆有藏。
凌瑕酷好金石，学养深厚，藏书颇富，名重一时。从此署题来看，凌瑕承袭了清中期孙星衍一脉的学者书风，高古典雅，祥和安定，有从容温厚的韵致。
三、李文田署题袁昶《安般簃诗续钞》
袁昶（1846—1900），字重黎，号爽秋，浙江桐庐人。清光绪丙子（1876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卿，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直谏反对用义和团排外而被清廷处死，同时赴刑的还有许景澄、徐用仪等四人，史称“庚子五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为其平反，谥“忠节”。袁昶是晚清同光体浙派诗人的代表，著名藏书家，曾将自己的藏书编订《永慕堂藏书目》，与沈曾植同为后期浙派魁首。著有《于湖小集》《袁忠节遗诗》《渐西村人初集》《安般簃诗续钞》等。
《安般簃诗续钞》中折页下书口署“小沤巢”，小沤巢为袁昶藏书楼，袁昶曾著有《小沤巢日记》，故此书应为其自印本。
《安般簃诗续钞》牌叶（图3）为李文田题“安般簃诗续钞（篆）”，款书“光绪庚寅李文田题（楷）”写在后半叶。光绪庚寅是1890年，李文田57岁。
图3 李文田署题袁昶《安般簃诗续钞》
李文田（1834—1895），字畲光、仲约，号芍农、若农，广东广州府顺德县均安上村人。咸丰九年（1859年）己未科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放江苏、浙江、四川乡试主考，提督江西、顺天学政。入直南书房，官至礼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勤于治学，是清代著名的蒙古史专家和碑学名家。
许全胜编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中所见颇多李文田、沈曾植、袁昶交游记录，且多宴集。其中，光绪庚寅（1890年）有过一次宴集：“正月九日，赴同人宴集，李文田、黄体芳、袁昶、王颂蔚、冯煦、刘岳云在座。”本书题名，应该是此交游期间，袁昶请李文田所题。
经查梁达涛撰《广东历代书家研究丛书：李文田》一书之李文田年表（附录三）以及其他李文田生平相关研究资料，并无李文田光绪庚寅给袁昶题写《安般簃诗续钞》书牌之记录，故此书迹不仅可以补遗李文田年表之生平史料一则，也是李文田、沈曾植、袁昶交游的重要史料。
李文田篆隶成就很高，传世作品有广州博物馆藏李文田所写《篆书八言联》等。李文田此题笔力雄浑壮阔，有豪迈之气，气息高远古厚，尺幅虽不大，刚健铁骨之中，见浩然之风。
值得注意的是，《安般簃诗续钞》前有沈曾植所作《叙》文一篇，文后署：“光绪壬辰仲春小长芦社人沈曾植叙。”光绪壬辰为光绪十八年（1892年），沈曾植43岁，查许全胜编撰《沈曾植年谱长编》：“二月十六日（3月14日），致函袁昶，并寄《安般簃诗叙》。《袁昶日记》：子培（沈曾植，字子培）来札，为作近诗叙一首，甚佳。连蜷迂回之笔，渺绵窅（yǎo）窱（tiǎo）之思。案：此叙见袁昶《安般簃诗续钞》，末署‘光绪壬辰仲春，小长芦社人沈曾植叙’。”此叙是沈曾植和袁昶交游实录，是年袁昶和沈曾植颇多交往，并去拜访过沈曾植：“五月八日（6月2日），招袁昶夜集，沈曾桐在座。《袁昶日记》：夜，子培、子封招集，二更散，疲甚。”“五月十二日（6月6日），袁昶来，不值。《袁昶日记》：访子培、子封，不值。”
自光绪庚寅十六年（1890年），请李文田题书名和牌记，后光绪十八年（1892年），袁昶请沈曾植撰写前《叙》，过去了二年，可见袁昶对自己的诗集印行颇为用心，所请题写书牌、写序之选，皆为道德学问、书法诗文俱佳的名流俊杰。
四、诸可宝自题《捶琴词》
诸可宝（1845—1903），字迟鞠，号璞斋，浙江钱塘人。清同治六年（1867年）举人，官江苏昆山知县。游楚二十年，为湖北榷局文书，主鄂志局。通算学，与袁昶、樊增祥等交游。撰有《璞斋集》，有《捶琴词》一卷。
《捶琴词》牌叶（图4）为诸可宝自题“柔兆涒滩之岁（楷），捶琴词（篆）”，款为“璞斋自题（楷）”，丙为柔兆，申为涒滩，所以“柔兆涒滩之岁”即为丙申。此题时间应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当其中年壮岁。牌记为“玉峰官舍雕版”，昆山有玉峰山，至今仍有“玉峰社区”，“玉峰官舍”应为诸可宝官昆山知县时的住地。本书为诸可宝自作词、自作序、自雕之作，收录了诸可宝自作词一百首，多吟咏人生际遇、江南风物，对研究晚清江南风俗，苏、浙二省地方志研究，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图4 诸可宝自题《捶琴词》
诸可宝的画作近年偶见于拍卖市场，篆书则极为稀见。本书所题，书风飘逸典雅，匀称秀整，笔致婉转流畅，既有浓郁的书卷味，又见行云流水般的诗情画意，与本书的内容、风格旨趣颇为相得益彰。
古籍版刻书迹是中国书法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古籍版刻书迹的研究，不仅拓展了书法史研究的领域，对艺术家的生平、交游、书法风格有了新的史料参照资证，同时对文献学、古籍版本研究也有极大的裨益，是一座等待人们去开掘的宝山，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深入学习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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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遇春
——清人笔记中的庚子拳匪之乱剪影中篇
前文已提及，那个时候，因为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清廷的实质掌权派人物倾向于重用“义和团”，并且，他们希望借助“义和团”的力量，达到自己的政治意图。
每次朝会，徐用仪的陈说都与当权派背离，这就使得当权派要推行他们的意志时，受到了牵绊和阻碍。因此，当权派对徐用仪及与徐用仪意见一致的人都非常不满，并且怀恨在心，他们视徐用仪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后快。
这里，您或许会说，既然是当权派，那么，直接下手就好了，哪里用得着那么麻烦啊？
其实不然！
政治是各种派别的角力场，当权派虽然手握实权，但是，他们也必须顾及其他派别的感受，也要考虑社会的观感，也要避免舆论的压力。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无耻到什么都不顾的当权派。就历史长河总体而言，无耻到什么都不顾的当权派还算是少数。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不会裸地蛮干。因为，政治在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耍手腕的，政治在很多时候是必须要表演的……
不能野蛮处置，那么，肯定就不可以野蛮行事！
于是，当权派及其爪牙寻找各种机会，罗织各种罪名，对徐用仪加以陷害。他们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通常和外国人交流往来很多，这些人，肯定都是受了外国人的好处，所以，他们害怕外国人，处处袒护外国人，时时为外国人讲话，说白了，这些人全都是汉奸。他们还说，这些人，留着终是祸害，一定要把他们杀掉，才能对得起天下人。
当权派所指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的官员”，当然是以徐用仪为代表的，不用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更何况，这个时候，徐用仪还是兵部尚书，占着个非常重要的大位子。
本年农历七月初三，与徐用仪为浙江同乡的吏部侍郎嘉兴许竹垞（景澄）、与徐用仪为浙江同乡的太常寺卿桐庐袁爽秋（昶）两人因为直言，在闹市之中被当众处以极刑。
无论当时的清廷官场有没有地方派别，就籍贯判断，这几个浙江人，在当时朝廷中身居高位，按照权谋论的推测，他们完全是可以成帮、成派的。因此，别人可以把他们看成是浙派；加害他们的人，也可以给他们扣上浙派的帽子来斗争。
这两位浙江籍官员被处以极刑，这件事肯定对徐用仪的触动非常大：一则，最明显的是被处决者籍贯与徐用仪相同，都是浙江同乡，就乡谊上，他肯定会心里难以接受；二则，被处决者和徐用仪一样，也都是喜欢直言，他肯定也想到了此前自己在朝会上的直言极谏。看来，说真话并不是简单的事，也不是容易的事，说真话是要用生命来负责的！
眼见同僚、同乡、同直言的两位大臣被朝廷处决，徐用仪已经感觉到了自己处境的危急。同时，因“义和团”焚烧教堂、攻击外国使馆的事情发酵，外国人已经集结军队，开始侵略了。虽然内外交迫，但是，徐用仪不是那贪生怕死的人。
在许景澄、袁昶被处死的第二天，也就是农历七月初四，徐用仪给《安乐康平室随笔》作者朱彭寿的父亲写了一封信。
徐用仪的信中谈到，自己的两个儿媳与几个孙子，他已经派三儿子送回浙江原籍了；信中还问朱彭寿的父亲，在形势如此不稳的情况下，朱家的状况如何？朱家做了什么样的安排？
这封书信结束之后，徐用仪又另提一行，其中写到：
昨天发生的事情（许景澄、袁昶被斩事件），真是令人惊心动魄，这真可以说是千古不遇的奇冤啊！
朱彭寿的父亲看完这封信，因为文后那一行另提的语句，用词激烈，涉嫌议论朝廷、流露了对政事处置的个人意见，在时势如此波诡云谲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召来祸端。于是，朱彭寿的父亲对书信做了处理，他小心翼翼地将另提的那一行字裁割下来，当即焚烧掉。
接下来，京师内城城门被全部封闭了起来，内外消息完全隔绝。
当时，朱彭寿家就住在上斜街，也就在宣武门的边上。
本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午后，城门忽然打开。路人议论纷纷，说是今天又要出大差了。当时京城里的人都把行刑称为差使。所谓的大差，就是有人要被斩首示众了。
这一天，老天含悲，小雨过后，天色稍稍放晴，但是，阴暗凄惨之气充斥空气之中。下午五点左右，义和团众和清廷的步兵押着几辆囚车、从城门蜂拥而出。
此前，因有浙江同乡被朝廷处死的事情发生，朱彭寿很不放心，所以，这一天，城门一开，听说又要行刑，朱彭寿就站在路边观看，但是，因为不敢靠近，押解人犯的人又很多，围观的人也不少，所以，朱彭寿不知道那囚车上押的是什么人。
看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朱彭寿马上派仆人前往行刑的菜市去打听消息。
一直等到傍晚，朱彭寿派去的仆人才回来报告菜市行刑的消息。说是当日行刑的人分别是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杨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三人同时被处斩。
当时形势混乱，传发朝政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邸报已经停发多时了。所以，无法得知这三人获罪的详细情况。原本可以在邸报上所登载的朝廷谕旨中看到的、对处斩者开列的罪状，这个时候，也无从获知了。
自从朝廷有制度以来，按照通常的惯例，一般有人受刑时，家属都会事先知道消息，官方也容许家属随同前往，等行刑结束，家属可以即时对受刑人装棺入殓。
朱彭寿听当日打探消息的仆人回来讲述行刑现场的情况说：立山、联元两家，在二人受刑之后，都有亲友收尸，且入殓后已抬棺而去。
徐用仪被逮捕的同时，他的住家、官邸已经被拳匪洗劫抢掠一空，徐家的家人在拳匪打劫时，已经四散逃亡，不知行止所踪。故而，徐用仪受刑时，并没有家人、亲友跟随，当然，就没有人料理后事了。
当日，三人受刑，两人被亲友收殓，可怜徐用仪一人，横尸法场，无人收埋。
朱彭寿听仆人讲完刑场的情况之后，赶紧张罗徐用仪的后事。这不论在亲戚关系上、同乡之谊上，都是必须做的，这也是为人的道义。
受此极刑之后，受刑人都会身首异处。按照通行的处理方式，作为曾经在朝廷担任要职的官员，他们在受刑之后，都先要把头和身体缝合起来，才能收殓入棺。这种缝合的事情，一般人根本做不了，一般人也没有那个胆子和勇气去做。所以，缝合的事情，按照以往的规矩，都是刽子手操持的。但是，刽子手的缝合身首，并不是义务，而是要收费的。
这天下，古今一样，没有银钱，根本就办不了事。
这世间，内外同理，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
当然，刽子手缝合所要的银钱数量，也没有常数。收多收少，全都是刽子手根据个人判断，视受刑人的家庭情况、官爵地位而定。
当天，朱彭寿派人去询问，徐用仪的身首缝合费用需要多少，刽子手也不客气，竟然直接大开口，要了四百两银子。
这个时候，徐用仪的家人已不知去向，所以，银子的事情，徐家是指望不上了。
此前，前门外街市被拳众纵火焚烧之后，银号、商房基本上全都歇业了，也没法到这些地方去找主意。
事出紧急，仓促之间，四百两银子，这要从哪里去借贷呢？这还真是让朱彭寿头疼、这还真让他作难啊！
这个时候，是农历七月中旬，正是可以热死人的季节，也是东西容易变质的季节。徐用仪横尸法场，身首异处，不赶紧处理，恐怕后面会难以收拾。
要刽子手缝合身首后，徐用仪才能入殓，可是，四百两银子又一时无法凑齐。实在没有办法，朱彭寿暂且派仆人买了几个大冰块过来，并把冰块摆在徐用仪尸体的边上，防止腐烂。
在处理的过程中，朱彭寿又安排仆人允诺刽子手，一定会凑钱，请他不要离开，帮忙看守尸体。还对刽子手说：已经派人去这家报信了，这家人得了消息，一定会携带银钱，前来收尸。
这个时候，有一江西某人前来探望，因当日事情繁杂、或者不便通问、或者写此文时时日过去太久，所以，朱彭寿没有明示那位江西某人的名姓。
这位江西某人来到刑场，说自己是徐用仪的亲戚，得到消息后，急忙赶过来探望。朱彭寿急着筹钱，留仆人在这里，担心守护的力量不够，遇事没法处理，他只好请求江西某人帮忙，与仆人一同照看徐用仪的遗体。
徐用仪等人被朝廷处决之后，大的形势和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此前，天津已经失守，外国联军（后正式组建为八国联军）已经逼近大清王朝的首都。就在清廷处境如此窘迫的形势下，清朝的提督董福祥率领的军队，还打着抵御侵略的旗号，说是需要车辆支援战争，进行着搜刮民众的事实侵扰。在这种内外交迫情况下，一般天还没有黑，民众都已经把家门严严实实地关闭起来了，路上，要见个人影，都十分困难。
在此艰难的景况下，凑钱，而且要凑一大笔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啊！
当天晚上，朱彭寿一家人坐立难安，彷徨无助，晚饭也没吃，也没人能够睡得下去。这一时刻，亲戚徐用仪的遗体还暴露在法场上，身首异处；周围的形势危殆，外国联军重兵压境，顷刻之间，就可能攻破京城，也不知道下一刻，这一家人要如何活命？
好不容易，捱到清晨，天才露出那么一丝亮光，朱彭寿就同自己的哥哥朱旭辰走访了时为刑部司官的浙江同乡嘉善钱干臣（能训），并且邀请钱能训一起前往住在贾家胡同的浙江同乡、时为兵部陆军长官的周镜渔（儒臣）家中，商量徐用仪的身后事宜。周儒臣是徐用仪的女婿，徐用仪昨日被处死的事情，周儒臣还不知道。朱彭寿、旭辰兄弟，钱能训等到周家时，周还没有起床，众人急忙把他叫起来。这个时候，徐用仪夫人的侄儿、身为县令的查慕周（维桢）也赶到了周儒臣家。于是，大家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徐用仪的后事。
（中篇结束，后续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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