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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璩
在中国史学界，如果要研究巴蜀地区的历史，绕不开一本书——《华阳国志》。这本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地方志著作，首次完整记叙了西南地区从远古到东晋的山川地理、人文风物，是寻根古巴蜀文明最详实、最全面的史料。
《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qú），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在最新评出的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中，常璩顺利入选。
他
是中国的地方志鼻祖、中国地方志完整体例的创始人
他
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
乱世中 他写出中国首部地方志
常家是文化世家，常璩叔祖父常宽更是崇州当地大儒。
公元291年左右，常璩在崇州出生。不幸的是，常璩生逢乱世。西晋后期八王之乱以后，先是李特、李雄率领的流民杀入成都建立成汉。后又逢东晋桓温伐蜀，成汉旧部不得不归顺东晋，这其中就包括了常璩。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舒大刚说，东晋士族集团对来自蜀中的降部并不重视。备受冷落之际，常璩不再追求仕途，转而专注于修史，最终著成《华阳国志》。
常璩为何要撰写这部地方志？
舒大刚认为，除了常璩无心仕途的主观因素，更有现实的客观需要。
彼时，在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原正史中，对巴蜀地区的历史着墨并不多，尤其是巴蜀上古历史。即使秦并巴蜀、巴蜀地区纳入全国大一统之后，对于巴蜀的某些记载也多有谬误甚至缺失。“比如《史记》记载李冰治水，先说凿玉垒山（在今都江堰），再说避沫水之害。但沫水即大渡河，却不在都江堰。前后有矛盾。此外，对于汉代文翁兴学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史记》更是毫无记载。”司马迁之后，巴蜀众多有识之士如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纷纷补写地方史（如《蜀王本纪》）。这些著述有的取自传说，神话色彩过重，有的则限于局部地区，不全面。
因此，在东晋士大夫藐视蜀地降部的大背景下，常璩以修史的方式赞誉西南地区悠远的历史和杰出的人物，顺理成章。
既然寻根古巴蜀文明，为何该书取名《华阳国志》而非《巴蜀志》？
舒大刚介绍，常璩秉承了开放包容的心态。取名《华阳国志》就是将巴蜀纳入了《尚书·禹贡》中天下九州。这就将地方历史纳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在当时，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国家观。
纠偏见 他打造四川“最早的历史文化名片”
“此其于地方史中开创造之局，亦如正史之有《史记》。”历史学家任乃强这样评价《华阳国志》。可见这部12卷的地方志，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了重要位置。
舒大刚认为，《华阳国志》达到了相当水准，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品中对于古代四川的种种记述，更是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大地的历史厚度，堪称四川“最早的历史文化名片”。
例如，在西汉时，即使大儒扬雄，也在《蜀王本纪》中感叹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然而常璩通过研究，考证出黄帝的正妃西陵氏之女嫘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因此在《华阳国志》对此提出了质疑。他的质疑也得到了印证。伴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磐、玉璋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
西汉时期文翁兴学，让班固在《汉书》中评论称“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见于《史记》，常璩却在《华阳国志》中作了详细记载，最终让文翁化蜀的事迹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对古代四川的科技史，常璩也多有记载。他曾多次写到了临邛（今邛崃）等地的制盐手工业对天然气的使用。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证明了中国人在全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
常璩还开创了兼顾地理、人物、历史等于一体的新地方志体例，让后世读者得以全面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和风貌。写《巴志》时，他总结巴地“其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流”；讲蜀地时，则说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称“巴有将，蜀有相”。
常璩之后，《华阳国志》成了研究远古到晋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郦道元注《水经》，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只要涉及到西南史地，无不要参考《华阳国志》的成果。
舒大刚说，常璩秉笔直书的良史态度，敢于创新的学者风范，维护统一的大局意识，资政育人的济世情怀，至今仍值得我们尊崇。
人物名片
常璩（约公元291年—361年），字道将，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出身“文献故家”，得其叔祖父常宽《易》学、史学之真传。成汉时期，常璩曾任散骑常侍。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灭成汉。常璩入晋后，专注于修史，撰有《华阳国志》《蜀汉书》等。
常璩所撰《华阳国志》记载了今四川、云南、贵州全境以及陕西、甘肃、湖北部分地区的史实，记述时间远起于天地开辟之初，近止于晋永和三年（公元347），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记者 吴晓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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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问世以来，《华阳国志》这部12卷的地方志，一直备受追捧。
目前存世的《华阳国志》古籍最早版本是明嘉靖刻本。这种刻本现存两部，都是残本。其中一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另一部在四川省图书馆，品相较好，也相对完整，仅缺少第11卷。
2011年，四川省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取得联系，将后者珍藏的第11卷进行拍照。带回四川补齐后，四川省图书馆复制再造了一份完整的《华阳国志》，并将复制品赠与全国各大图书馆，以做学术研究之用。
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作为“方志鼻祖”，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他所撰《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作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常璩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在了解他的故事生平的同时，也对他的名字产生了兴趣：“璩”应该怎么发音，它的寓意又是什么？
璩，读qú（‘渠’音）。其释义上，一作“耳环”，《说文新附》中载：“璩，环属。”二为“玉名”，邹阳《酒赋》里写“绡绮为席,犀璩为镇。”也有解释说古代玉环称作璩，很高贵。此外，“璩”还是姓氏。
据考，“璩”姓之先祖为春秋时卫国上大夫蘧伯玉，大家熟悉的成语“螳臂当车”的典故就与他有关。说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贤人名叫颜阖（hé），被卫国灵公请去当其太子蒯瞆（kuǎi guì）的老师。颜阖听说蒯瞆是个有凶德的人，到卫国后，就先去拜访卫国贤者蘧（qú）伯玉，请教如何教好蒯瞆。
蘧伯玉回答说，“您先来问情况是对的，有好处，但要想用您的才能教好太子是很难达到目的的”。随后他并进一步说道：“汝不知夫螳蜋（‘蜋’同‘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意思是：“螳螂鼓起双臂来阻挡前进的车轮子，它不知道自己是力不胜任的，而是确实认为自己的这种举动是好的，是有益的。颜阖啊！您的心是好的，但您的作为像螳臂当车一样，您要戒备啊，慎重呀！” 另外，《庄子•天地》也有“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辙，则必不胜任矣”这样的话。
有资料显示，“蘧”姓易为“璩”是在唐朝天宝年间。蘧伯玉的后裔传到27世“秉”，曾任唐朝的光禄大夫，因蒙冤遭参，为避祸将其全家分三姓各自逃亡，即易“蘧”姓为“璩”“瞿”和“渠”，音同字异，仍为一家。而 “璩”字是“蘧”字去草头，去走之，意在愿后人不做官、不坐车，做布衣平民，耕读传家；加王旁(古汉语称王字旁为玉旁)，意为不忘先祖“伯玉”。因此“璩”姓自唐至今。
还有说“琚”姓演变自“蘧”、“璩”。但关于这个演变，目前有说法是因为受汉字简化误导，比如 “據”的简体字是“据”，“劇”的简体字“剧”，所以“璩”的简体字被认为是“琚”。“琚”读音为“jū（居）”，解释为古人佩带的一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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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在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不吝赞美之词，这样夸赞一部地方志。这部被成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
相较于《华阳国志》留下的璀璨光辉，作者常璩似乎并不为外人熟悉。这位生于蜀中豪族，却经历坎坷的大才子，耗时六年完成的巨著，足以与正史媲美。
3月29日下午2点，“名人大讲堂”2021年第一课，我们邀请到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巴蜀方言与文献研究中心主任汪启明，带领大家认识常璩、走进真实的“华阳国”。
身为文人豪士，不写诗作赋，却钟爱撰写史志，这是为何？其中渊源极具戏剧性。
常璩出身于西晋末年，后来历经十六国成汉和东晋。入晋为臣后，他成为了前朝旧臣，变成了“亡国之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才气横溢，但却常常受到排挤和冷落，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蜀中的其他同僚身上。
常璩心情郁闷，因此发奋著书，专于修史。或许在他的心中会这样想：既然你看不起我巴蜀之人，我便把巴蜀的历史、风土和文化一一展示，给你们瞧瞧。
而在主观因素以外，常璩著《华阳国志》也有另一番大格局大情怀。
一直以来，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在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中，对巴蜀的记载更是寥寥无几。另有一些史书，也多有或混乱或缺失之处。
所以在《华阳国志》写道：“自刘氏柞替而金德当阳，天下文明不及囊世，逮以多故……然逮在李氏，未相条贯，又其始末，或有不详。第璩往在蜀栉沐艰难，备谙诸事，更叙次，显挺年号，上以彰明德，下以志违乱，庶几万分有益国史之广识焉。”
其中段落也很明显能看出常璩著书的目的：补正史之阙。
从司马相如到扬雄，巴蜀不乏有识之士，写成了不少地方文献留存下来，将这些纷杂的地方使统一起来，著成一部完整的巴蜀地方志，也是客观需要。
于是历经6年，这部12卷11万字的《华阳国志》终于问世，光耀后代千百世。
在《华阳国志》中，常璩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此书综合继承了西汉以来八家“蜀纪”、历朝“正史”以及其他地方文献，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今属陕西）、南到南中（今属云南）、东到湘西鄂西、西际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迄晋室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时称“蜀史”，被誉为“地域渊薮”“巴蜀良史”。
欲知更多常璩的故事和《华阳国志》成书的细节，敬请关注封面新闻3月29日14:00“名人大讲堂”。
本次“名人大讲堂”也将首次走出成都，去往常璩故里崇州的“华阳国志馆”，其中古意盎然，肃穆幽静，与“名人大讲堂”的学者之风不谋而合。
由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承办的“名人大讲堂”，自2018年11月正式开启以来，已经在四川省图书馆星光大厅举办20场，邀请到包括李敬泽、阿来、郦波、于丹、梅铮铮、方北辰、孙小淳等历史人文、自然科学等领域专家前来做客讲座，20场线下讲座全网点击量约2344万。而在疫情期间举行的“云开讲”也吸粉无数，名人大讲堂俨然已经形成了特色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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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作为“方志鼻祖”，东晋史学家、地理学家常璩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他所撰《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著作，为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山川、历史、人物、民俗提供了重要史料。作为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常璩的历史功绩得到了广泛传播。人们在了解他的故事生平的同时，也对他的名字产生了兴趣：“璩”应该怎么发音，它的寓意又是什么？
璩，读qú（‘渠’音）。其释义上，一作“耳环”，《说文新附》中载：“璩，环属。”二为“玉名”，邹阳《酒赋》里写“绡绮为席,犀璩为镇。”也有解释说古代玉环称作璩，很高贵。此外，“璩”还是姓氏。
据考，“璩”姓之先祖为春秋时卫国上大夫蘧伯玉，大家熟悉的成语“螳臂当车”的典故就与他有关。说在春秋时期，鲁国有个贤人名叫颜阖（hé），被卫国灵公请去当其太子蒯瞆（kuǎi guì）的老师。颜阖听说蒯瞆是个有凶德的人，到卫国后，就先去拜访卫国贤者蘧（qú）伯玉，请教如何教好蒯瞆。
蘧伯玉回答说，“您先来问情况是对的，有好处，但要想用您的才能教好太子是很难达到目的的”。随后他并进一步说道：“汝不知夫螳蜋（‘蜋’同‘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意思是：“螳螂鼓起双臂来阻挡前进的车轮子，它不知道自己是力不胜任的，而是确实认为自己的这种举动是好的，是有益的。颜阖啊！您的心是好的，但您的作为像螳臂当车一样，您要戒备啊，慎重呀！” 另外，《庄子•天地》也有“犹螳螂之怒臂以当车辙，则必不胜任矣”这样的话。
有资料显示，“蘧”姓易为“璩”是在唐朝天宝年间。蘧伯玉的后裔传到27世“秉”，曾任唐朝的光禄大夫，因蒙冤遭参，为避祸将其全家分三姓各自逃亡，即易“蘧”姓为“璩”“瞿”和“渠”，音同字异，仍为一家。而 “璩”字是“蘧”字去草头，去走之，意在愿后人不做官、不坐车，做布衣平民，耕读传家；加王旁(古汉语称王字旁为玉旁)，意为不忘先祖“伯玉”。因此“璩”姓自唐至今。
还有说“琚”姓演变自“蘧”、“璩”。但关于这个演变，目前有说法是因为受汉字简化误导，比如 “據”的简体字是“据”，“劇”的简体字“剧”，所以“璩”的简体字被认为是“琚”。“琚”读音为“jū（居）”，解释为古人佩带的一种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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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7月12日，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正式公布，大禹、李冰、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杨慎10位历史名人入选。2020年6月8日，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名单出炉，文翁、司马相如、陈寿、常璩、陈子昂、薛涛、格萨尔王、张栻、秦九韶、李调元10位历史名人入选。
2020年6月10日起，“四川省情网”及“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微信公众号、人民号、澎湃号、头条号、搜狐号、企鹅号）陆续推出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组织撰写的2批20位四川历史名人系列文章，敬请关注，并欢迎在文尾“写留言”处留下您的读后感言！
四川历史名人系列文章之五
常璩： 矢志于史终不悔 著录巴蜀“第一人”
黄 绚
在崇州街子古镇江城街的尽头，一座以国志命名的展馆赫然矗立，其气势宏大，风格清雅，尽显浓厚文化气息。这便是为了纪念方志初祖常璩而设立的华阳国志馆。置身展馆，常璩的著史人生便清晰呈现，仿佛跨越千年历史长河，向世人诉说着这位蜀史巨擘的曾经。
华阳国志馆（图片来源：崇州市人民政府网）
据《崇庆县志》记载：常璩，字道将，东晋蜀郡江原（今成都崇州市）人，大约生于公元291年，卒于361年。少年时，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成汉李势时，官至散骑常侍，出入宫廷，侍从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伐蜀，成汉灭亡。入晋后，因东晋朝廷重中原故族，轻蜀人，遂专注于修史，写成《华阳国志》。因资料新颖可靠，叙述得法，文词典雅，而成为名闻中外、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
承家学 立宏愿 遭艰难困苦仍不改初心
常璩生于仕宦书香之家，家学渊源深厚。承“亶勤耕作，仁爱众生。百善孝先，义节忠贞。厚德謇谔，笃学致知。清心直道，国治家兴”之家训，集“忠孝勤俭廉、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和爱国爱民情怀于一身。因敬佩司马迁，且深感“一国之兴，在于良史”，故从小就立下了撰写益、梁、宁三州史著的宏愿。
常璩铜像（图片来自网络）
纵观常璩的一生，虽遭遇艰难困苦，仍不改初心。他遭流民治乱和成汉王朝割据之苦，却矢志不移，以司马迁为榜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巴蜀、南中，历经艰险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窘困的考验。入成汉王朝任史官后，因坚持秉笔直书，被流放南中。入东晋江左后遭受冷遇，又被诬参与反晋，贬为庶民，生活无着落，艰难度日。艰险的自然环境，政治迫害，经济压迫，生活困境并没有将他压垮，终以毕生之力写出传世巨著《华阳国志》，为其致情于史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华阳国志》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集大成 求创新 撰传世巨著成就方志“第一人”
常璩著《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是一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是研究古代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民族史以及蜀汉、成汉史的重要史料，被誉为“地域渊薮”“巴蜀良史”，常璩亦被称作“中国地方志始祖”。
我国始有方志之依可溯之于先秦以因为主以文为辅的“土地之固”。汉魏六朝以后，以图文并重之图经体方志，抑或离开图的载言纪事的方志，应运而兴。先于《华阳国志》的各类方志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即达上百种，巴蜀地区可考的方志亦有20余种，而常璩以《华阳国志》奠定方志始祖的地位自有其独到之处。
其一、首创“三结合”之志体。《华阳国志》全书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该志综合继承了西汉以来八家“蜀纪”、历朝“正史”以及其他地方文献，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今属陕西)、南到南中(今属云南)、东到湘西鄂西、西际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迄晋室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将古代志书中历史、地理、人物三体相结合，创立了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较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记叙方式，此乃中国方志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华阳国志》内页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其二、珍贵的史料价值。就内容而言，于地理部分，全面记叙了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产物、各地的风俗、重要的民族，乃至官宦的政绩等；而历史部分多叙政治沿革，人物部分有赞有传，实现了“于一方人物，丁宁反复，如恐有遗，虽蛮髦之民，井臼之妇,苟有可纪，皆著于书”。其叙述有法、材料丰富，为研究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等提供了全面珍贵的史料。如巴、蜀地区先秦的历史，在《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只有东鳞西爪的记载，使读史者为之茫昧。而《华阳国志》则记述了古巴蜀特别是蜀国的历史与传说，秦统一巴蜀的过程以及统一后实行郡县制等情况，才使我们得以窥见这段历史的大概。因该志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南朝宋时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李膺的《益州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均部分取材于《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内页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中外史学界亦对《华阳国记》推崇有加，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赞其为“传诸不朽”之书；北宋学者吕大防在《华阳国志·序》中说到：“蜀记之可观，未有过于此者。”；中国著名学者任乃强在《<华阳国志>简介》中提到：“自周代列国到现代的方志，一万种不止，莫不推《华志》为典型”；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赞其为“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
遵祖训 秉公直 志者精神传承千载
常氏先祖有遗训：“常氏子孙，为吏，要做铁笔良吏，因为，官吏笔下有人命；为史，要铁笔直书，不夸饰，不枉直；为学，要铁笔坚韧，穷追真理”。为遵先祖遗训，常璩毅然写下：“吾愿承源家学，修辞有经，笃学《史》《汉》，以弘道义贤能，虽殚尽心力，不为之悔也”并视为毕生信条。
其一，以表成著败、显善惩恶为宗旨。《华阳国志》《序志》第十二卷即提出“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并以“博考行政，总厥旧闻。班序州部，区别山川。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抑绌虚妄，纠正缪言。显善惩恶，以杜未然”阐明修志目的。常璩意指，编史修志，不为歌功颂德，而应昭示成败得失。要摒弃虚假论述，纠正错误言论，达到惩恶扬善、防患未然的目的。明确了修志的法度，流传至今，无疑为社会主义新方志“资治”“教化”“修志问道 以启未来”宗旨之根源所在。
《华阳国志》内页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其二，以秉笔直书、求实存真为准则。秉笔直书，求实存真，是志者必须遵循的法度和应有的品质，即势必丢掉顾忌，以公正的笔触写下历史事实。而现实中，史官们大多有所顾忌、有所避讳，所以秉笔直书是件难事，很少有人做到。而常璩牢记尊师范长生的教诲：“史者，人也，事也，时也，地也，志也，人事时地务必记载准确，方能在史学上有所成就”，坚守秉直据实的史德，在所撰《华阳国志》中无不体现“宪章成败”“旌昭仁贤”“抑绌虚妄”“纠正缪言”“显善惩恶”的志者追求。
《华阳国志》内页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其三，以维护统一、反对为追求。《华阳国志》《序志》第十二卷写到：“是以四岳、三涂、阳城、太室，九州之险，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产，古无兴国。夫恃险凭危，不阶历数，而能传国垂世，所未有也。故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踵之覆亡于后。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干运犯历，破家丧国，可以为京观也。”以此告诫者，必然遭致败亡，统一才是大势所趋，足见其“大一统”思想。于现实中，面对成汉割据、人怨、分崩离析的局面，他力劝李势降晋，以结束长期割据的局面，亦体现了其作为一名史学家的大局思维与历史担当。
《华阳国志》内页书影（图片来自网络）
“扬五善绌虚妄纠谬言兮，以弘三州人才济济。礼乐教化百姓和睦兮，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大治！”这是方志初祖常璩于弥留之际留下的诗句，是对其毕生追求的真切诠释。
常璩一生矢志于史，终成“如鉴如衡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师”的志者典范，他给世人留下的不仅仅是一部方志巨著，更是一种厚重的方志精神，虽历经岁月洗涤，仍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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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星堆文明未发现之前，《山海经》中很多记载尚且笼罩于迷雾之中，但青铜神树和面具让所有人都再次将目光投到上古奇书中，试图去寻找二者之间的秘密。
（一）蚕丛鱼凫、鱼鸟之兴李白在《蜀道难》中有“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这句，指明蜀人有蚕丛和鱼凫两位先祖。
关于蚕丛，最典型的就是它突出的双目，史籍中记载为：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侯蚕丛，其目纵（突出），始称王。 ”
至于鱼凫，是第三代蜀王，其实在他前面还有一个叫做柏灌的蜀王。
扬雄《蜀王本纪》 ：（蚕丛的）后代名曰柏灌（树和鸟），后者名鱼凫。
而从文物考古资料来看，人们注意到了广汉三星堆自第二期文化开始，就出现了与鸟有关的器物，这或许正与柏灌氏取代蚕丛氏有关。
而到了第三期所出的大批器物上，不仅有鸟图案而且同时还有鱼纹饰。这一变化则反映出三星堆第三期文化与鸟族和鱼族密切相关。或者说，它可能反映出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的确，蜀人和鱼、鸟崇拜都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二）大暤咸鸟、颛顼鱼妇１.大暤咸鸟
实际上，关于蜀人的祖先历史在《山海经》中也有明确记载，比如《海内经》：
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从这个世系中看，大暤也就是伏羲氏，这么说来，巴人和华夏的人文始祖，都是太昊伏羲氏了。而大暤之后，则有咸鸟、乘厘、后照，后照开始就是巴人了。
从这个起源来看，其始祖大暤之后的“咸鸟”就很独特，为什么要以鸟为名呢？这可能就与三星堆盛行的鸟图腾文化有关系。
不仅有很多青铜鸟、还有几位典型的青铜人首鸟身像。而这样的记载在《山海经》中也比比皆是，比如青铜鸟就和五彩鸟的形象很类似，而在《中山经》则记载了一整条山系，都崇拜这种人面鸟身神灵。
凡济山经之首，自辉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鸟身。祠用毛，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２.颛顼鱼妇
三星堆蜀王鱼凫的“凫”字有好几种通假字，其中有一种就可以写作为“鱼妇”，这就让人不禁与《山海经》中著名的神话故事“颛顼化鱼妇”联系起来。
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
有人可能会说，鱼凫和鱼妇，可能只是名字上的碰巧相近罢了，但是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向来被世人解读为“扶桑”或“建木”。
“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
而《山海经》中所提到的“在建木西”的氐人国，其国人形态被描述得与鱼有极大关联，与鱼凫氏的姓名谐音且只有一字之差的“鱼妇”，其形态也与鱼相关。
当然，这只是从一个角度对于山海经和三星堆文明的推测，未必准确但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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