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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7年大年三十傍晚，我和母亲风尘仆仆地赶回家里。 窗外飘着鹅毛大雪，北风怒号，严寒刺骨。除夕之夜，糖厂大院家家户户贴着春联，鞭炮响个不停。人家都说，瑞雪兆丰年是难得的好开端，我们的家里却冷冷清清。姐姐妹妹为了省煤不烧火墙只烧炕，家里冷如冰窖，四壁冻满霜花，风在门缝里嘘嘘叫着，玻璃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外面的积雪堆得比窗子高。姐俩蜷缩在被窝里不敢出门，头上包着围巾，嘴上戴着大口罩，只露出眼睛躺在炕上取暖，依然冷得要命。碗架上空空如也，甚至都没准备过年包饺子的肉。她们手里没有钱，连吃的饭都是东家一碗、西家一口送的，哪里置办得起年货。母亲搁下旅行包，生起炉子，打开地窖取出两棵白菜，忙活着放下面板和面，擀饺子皮，剁饺子馅。再穷也得过大年呀，她要给我们包一顿素馅饺子吃。 炉膛里的煤块燃烧起来，室内升起热气，有人敲门了。 吕大姨和蒋姨两家人披着一身雪花推门而进，身上全被融化的雪弄湿了，送来猪肉酸菜馅饺子、黏豆包、冻梨和瓜子。我们的家里顿时显得拥挤热闹，充满了人间的温暖和欢乐。 “孙老妹，我们给你拜年来啦。”吕大姨夫掸着身上的雪花，一进门就乐呵呵说。“欢不欢迎，不欢迎我们就回去。” “请还请不到呢，快上炕坐，炕里面热乎。”母亲赶快打开炉盖又加了锹煤，让火烧得更旺。炉膛里的火舌直往上蹿，发出隆隆的响声，天花板上映出一圈摇摇曳曳的光晕。 一铺大炕坐得满满的，炕上炕下都是人。蒋姨家的柱子、小丫、三磨、小子和我们家三个孩子挤在炕里面，大人们有的坐炕头，有的坐椅子。母亲介绍着治病的情况，一边给大大小小的客人沏茶。 “小艾平的病好了就好，没打坏就是万幸。”吕大姨嘴角叼着支烟卷，盘腿坐在炕中间说。“孙老妹，你还愁啥，过年了，该笑。愁一愁，白了头，笑一笑，十年少。” 母亲搬个小板凳，笑了笑，坐在大家的对面： “吕嫂，我能笑起来吗，往后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呢！” “孙姐，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蒋姨抽着鼻孔说，“俺从小没有妈，就知道一个理儿，俺那个爹既当爹又当妈，难是难，不也把俺们几个小屎孩子拉扯大了，一咬牙就挺过去啦！” “老蒋家，这话说得在理。”吕大姨夫坐在炕边上，两手按着炕沿，双腿搭拉在炕前，不紧不慢接上道。“你看我都得癌了，明摆着是个活着的死人，还活一天是一天呢。愁有什么用，不如该吃就吃，该喝就喝，活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于厂长在的时候，对我们老工人都不错，可他是厂领导整天忙，我们都不好意思到家串门。以后咱们就常来常往，有困难只管说，大家能帮就帮。” “是啊，我家老头子说得没错，”吕大姨的嘴里喷出一串烟圈，“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哎，孙老妹，你咋不说话？” “我不是不说，”母亲说，“是不知怎么感激你们，体谅我们孤儿寡母的难处。” “感激个啥，难也得过，不难也得过。”蒋姨甩把清鼻涕，抬起一只脚抹在鞋底上。“就跟老娘们儿生孩子一样，别人都觉得难，难个屁，俺从没当回事，没等使出拉泡屎的劲，孩子就掉出来了。” “你家生孩子像拉屎呀，”吕大姨瞪了她一眼，“有小孩子在，说着说着就下道！” 蒋姨大大咧咧辩解道：“俺说过不会说话么。” “孩子们，别光听大人唠嗑，”蒋叔叔憨憨地笑着，挪动一下身子，把冻梨和瓜子推向炕里。“吃，吃，孩子们。” 蒋姨的大儿子柱子拿起个最大的冻梨，被蒋姨一巴掌打掉： “去，不许吃，给小艾平的，他有病。” 蒋叔叔火了，回手给了蒋姨一巴掌： “你干什么都行，就是打孩子不行！” “一人多，你就长脸，”蒋姨脸红脖子粗地连连回击，“看你敢打我，反啦反啦！” 蒋叔叔满脸赔笑，撇开两腿，抬起胳膊挡着并不还手，任蒋姨打个不停。最小的女孩儿三磨不知道这是闹着玩，见母亲打父亲，小脸一仰哭开了。吕大姨夫一屁股坐在他们中间，隔开两口子道： “行啦，吓着孩子，大过年的，谁愿吃啥就吃啥呗！” 三磨仍旧咧着嘴巴哭，蒋姨真冒火了，气得把脸扭作一团，抹开眼泪和大鼻涕。搞得母亲束手无策，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吕大姨拍着自己的脑门岔开话头，咳嗽着说：“你们不说吃我差点儿忘了，看这脑子！”她走出外屋端进一个小盆，变戏法似地拿出一大把冰棍儿。“来呀孩子们，过年了，大姨一人送你们两根冰棍儿吃。” 孩子们拍着巴掌欢呼：“啊，奶油冰棍儿！” 人人都笑起来。吕大姨夫又拿出几个二踢脚，一挂鞭炮，到外面放起鞭炮，我家院里的爆竹声和糖厂大院的响声连成一片，火树银花将窗户都映红了。母亲强作笑颜，拿出父亲留下的茅台酒招待大家，暂时忘却无尽的烦恼。父亲过去一买酒就成箱搬回家，像东北人一到冬天就买回半扇猪，一直吃到解冻时一样。父亲去了，家里没人喝酒，还有大半箱茅台摆在写字台底下。火苗在炉膛里旋舞着，屋里烟雾弥漫。大家吃过饺子、黏豆包，孩子们啃化开的冻梨，嗑香喷喷的瓜子。大人们讲着逗人的笑话，抽起卷烟喷云吐雾。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第一个没有父亲的苦难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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