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墨：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早晨。”早晨的时间很宝贵。早上是人一天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人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后,大脑供氧充足,大脑这个时候的记忆力是最好的!思维反应也够快,更助于巩固记忆。
读书真是好习惯，一定要坚持下去。
必也正名乎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非常感到兴趣的。
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小规模的创造。旧时代的祖父，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吸着水烟，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叫他光楣，他就得努力光大门楣；叫他祖荫，叫他承祖，他就得常常记起祖父；叫他荷生，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除了小说里的人，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往往适得其反，名字代表一种需要，一种缺乏。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阿富，大有）。但是无论如何，名字是与一个人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造成整个的印象的。因此取名是一种创造。
我喜欢替人取名字，虽然我还没有机会实行过。似乎只有做父母的和乡下的塾师有这权利。除了他们，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大班了。可惜这些人每每敷衍塞责；因为有例可援，小孩该叫毛头，二毛头，三毛头，丫头该叫如意，舞女该叫曼娜。
天主教的神爷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玛丽，伊丽莎白的圈子。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恐怕全在这里了，纵有遗漏也不多。习俗相沿，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以致于到处碰见同名的人，那是多么厌烦的事！有个老笑话：一个人翻遍了圣经，想找一个别致些的名字。他得意扬扬告诉牧师，决定用一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名字——撒旦（魔鬼）。
回想到我们中国人，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有这么丰富的选择范围，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叫子静，似乎是不可原恕的了。
适当的名字并不一定是新奇，渊雅，大方。好处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贷学金，小本贷金的名单，常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譬如说“柴凤英”，“茅以俭”，是否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茅以俭的酸寒，自不必说，柴凤英不但是一个标准的小家碧玉，仿佛还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用柴凤英作主角。
有人说，名字不过符号而已，没有多大意义。在纸面上拥护这一说者颇多，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是使用着精心结构的笔名。当然这不过是人之常情。谁不愿意出众一点？即使在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编上号码，除了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每一个数目字还是脱不了它独特的韵味。三和七是俊俏的，二就显得老实。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姊姊。《夜深沉》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谨愿的田二姑娘。
符号运动虽不能彻底推行，不失为一种合理化的反响，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实在是过于复杂，一下地就有乳名。从前人的乳名颇为考究，并不像现在一般用“囝囝”“宝宝”来搪塞。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因为既不上学，就用不着堂皇的“学名”，而出嫁之后根本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成为“张门李氏”了。关于女人的一切，都带点秘密性质，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肯轻易告诉人。在香奁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婚的夫婿当着人唤出妻的小名，是被认为很唐突的，必定要引起她的娇嗔。
男孩的学名，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以后做了官，就叫“官印”，只有君亲师可以呼唤。他另有一个较洒脱的“字”，供朋友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他另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至于别号，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买到一件得意的古董，就换一个别号，把那古董的名目嵌进去。搬个家，又换个别号。捧一个女戏子，又换一个别号。本来，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心境，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跟着变幻的心情而转移？
《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公子有一位“东屋大奶奶”，一位“西屋大奶奶”。他替东屋题了个匾叫“瓣香室”，西屋是“伴香室”。他自己署名“伴瓣主人”。安老爷看见了，大为不悦，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读到这一段，我们大都愤愤不平，觉得旧家庭的专制，真是无孔不入，儿子取个无伤大雅的别号，父亲也要干涉，何况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过是欣赏自己的老婆，更何况这两个老婆都是父亲给他娶的？然而从另一观点看来，我还是和安老爷表同情的。多取别号毕竟是近于无聊。
我们若从事于基本分析，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几个名字呢？因为一个人是多方面的。同是一个人，父母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就截然不同——地位不同，距离不同。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时时刻刻从不同的角度端相他自己，百看不厌。多取名字，也是同样的自我的膨胀。
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既于他人无碍，何妨用以自娱？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我们中国人素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
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那又是一回事了。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化名的时候，会说：“哦，公羊浣，他发表他的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蝃虫柬的名字，在××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又叫白泊，又叫目莲，樱渊也是他，有人说断黛也是他。在××报上他叫东方髦只。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改名蔺烟婵，又叫女姽。”任何大人物，要人家牢记这一切，尚且是希望过奢，何况是个文人？
一个人，做他自己份内的事，得到他份内的一点注意。不上十年八年，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或者做不动了，也就被忘怀了。社会的记忆力不很强，那也是理所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可抱怨……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也并没有人觉得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级趣味。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读到“伍婉云”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舌头仿佛卷起来打个蝴蝶结，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即朗朗上口。这是很慈悲的事。
现在我开始感到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为什么不另挑两个美丽而深沉的字眼，即使本身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仿佛有谁说过：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果真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么？
中国是文字国。皇帝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本来是元武十二年的，改叫大庆元年，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结束。对于字眼儿的过份的信任，是我们的特征。
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太顺口了。固然，不中听，不中看，不一定就中用；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话又说回来了。要做俗人，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依旧还是“字眼儿崇拜”。也许我这些全是藉口而已。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她一时踌躇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我的小名叫瑛，张瑛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支着头想了一会，说：“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她一直打算替我改而没有改，到现在，我却不愿意改了。
（一九四四年一月）
小墨留给大家最后的话：
做一个快乐的人，
对自己感到快乐，
展现真实的自我，
无论是对着镜子还是对着你的爱人。
愿你我心中有爱！
如果你开了个公司，公司里只有两个人，你会把职位和职责定下来吗？还是什么事都算是大家的责任？
你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糊涂事。比如没有一个明确职责的人在管理仓库，但是仓库是大家一起使用的，结果是仓库越来越乱，而使用人之间互相推卸责任。
其实这类问题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有个前提要交代一下，当时卫国内乱，卫国国君的爸爸带着外国兵回来打自己儿子的卫国。儿子不让自己的爸爸回国就是不孝，爸爸带外国兵打自己的国家就是不忠，总之父子间关系很乱，没有一个能名正言顺的当国君。
翻译一下，子路问孔子：“卫老板请你去当CEO挽救公司，你要先做什么事？”孔子说：“肯定是先理正公司名声！”子路说：“别人都说，老头你迂腐，还真是如此，正名有什么用？”孔子说：“子路粗野啊！君子对于不知道的事，要像第一次听到一样。名义不正，公司发表的消息就没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就办不成事。办不成事，公司制度就没办法实行。制度没办法实行，那么对员工的奖惩就没用。没有奖惩，公司的员工就不知道该则怎么做事。所以名义立得正，说的话就有人信，事情才能办成。君子对于自己说的话都会比较谨慎。”
名正言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一个表面的意思，好看而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名正言顺在孔子看来是重中之重，挽救卫国这么大的事都要先正名。
子路说孔子迂腐也是觉得国家都乱了，先招军队打仗才是最重要的，名正言顺可以打赢后再做。但是孔子解释了为什么名正言顺是最先要做的事。
同样的在一个公司里面，没定下职位，大家都会觉得这事该自己管，什么事都要插手。这责任是要对方负责的，与我无关。这就是没正名的坏处。
同样的一个仓库大家都用，但是没有名义上的负责人，那么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责任，最后就一定会造成推卸责任的情况。
如果你的公司还有模糊不清的界限，那么这个界限就会模糊对应的责任和权利。那么做什么事都容易造成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
这里顺便提一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并不是说你不是这个位置的人你就要做到完全不参与。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你不是这个位置的人，你就不要干涉这个人的决定。你可以提意见提建议，但是做决定交给对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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