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氏取宋的故事 戴氏取宋、田氏代齐

一、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戴氏取宋”及学术界的看法

“戴氏取宋”，又称“司城子罕取宋”，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室被宋戴公的后代戴氏夺取的重大更替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传世文献中对这一事件并没有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详细记载。对此的记述主要来自于《韩非子》中的《二柄》、《说疑》等篇和《吕氏春秋》、《说苑》等书的零散记述，包括：

《韩非子•爱臣第四》：“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第31页）

《韩非子•二柄第七》：“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第54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政。故子罕为出彘以夺其君国。” （第475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 （第477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 （第600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第605页）

《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第698页）

《韩非子•人主第五十二》：“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第706页）[1]

《吕氏春秋•壅塞》：关于齐灭宋之战，“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2]

《史记•李斯列传》引李斯上二世书：“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3]

《淮南子•道应训》：“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4]《韩诗外传》卷七、《说苑•君道》同。

在这些文献中，《韩非子》对司城子罕取宋过程的描述最为丰富，其目的在于以此为例来论述其加强君权，君王通过法、术、势来对臣下进行控制的观点——“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5]。对于司城子罕取宋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被劫的宋君是谁，韩非子并没有具体指出。《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漏载了戴氏取宋的事件，“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司马贞《索隐》在“子剔成立”后引王劭按：“《纪年》云宋剔成肝废其君辟而自立也。”[6]。大多数学者便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55年前后废宋桓侯而自立、最后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所提到的司城子罕，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最为普遍。如清人苏时学说，“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则其篡宋当以何时欤？按《纪年》云：‘宋易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欤？”[7]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亦认为，“剔成肝即司城子罕，‘肝’、‘罕’音同通用，‘司’和‘剔’是一声之转，‘城’和‘成’也声同通假”[8]，此说遂成定论。

但是，如果直接把废宋桓侯而自立、完成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的司城子罕的话，戴氏取宋就会成为一个权臣直接篡位的突发事件。相比较而言，三家分晋从公元前453年（晋出公二十二年）三家灭智伯到公元前403年（晋烈公十三年）三晋列为诸侯历时半个世纪，而田氏代齐从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恒杀齐简公专齐国之政到公元前386年(齐康公十九年)田齐列为诸侯，更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先秦的历史条件下，权臣在夺取之后直接篡位而不先立傀儡对朝政进行控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后世，王莽在篡汉前先立了汉平帝、孺子婴，曹魏在辅佐汉献帝24年后才篡汉，司马师在废曹芳后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在弑君后先立魏元帝曹奂而没有直接篡位，皆是如此。所以在更早的战国时期，司城子罕不太可能在“杀宋君而夺政”、夺取宋国后立即篡位，完成戴氏取宋。

由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前期史料的匮乏，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对战国早期宋国世系、积年的记载也有重大错误，史学界对于戴氏取宋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直到清华简《系年》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

二、清华简《系年》中战国初年宋国历史的记载与戴氏取宋

清华简是2008年夏从香港文物市场中抢救回来并入藏清华大学的重要战国楚简，其中的《系年》共分为23章，记载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早期的历史，可与传世文献和《竹书纪年》对照阅读，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特别是第20章到23章的战国早期部分，可补传世文献所缺，尤为重要。现引用2011年底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与战国早期宋悼公有关的部分，释文尽量用通行文字写出：

第21章：“楚柬（简）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 之约（弱）公室。王命莫嚣昜为 （率）【一一四】 （师）以定公室。城黄池，城瓮（雍）丘。……”

第22章：“楚圣（声）桓王即立（位），兀（元）年，晋公止会者（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 。……”[9]

从简文中可知，宋悼公去世于公元前407年（楚声王元年），而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中司马贞《索隐》在“悼公八年卒”后所引的“按纪年为十八年”，可知宋悼公在位十八年，即位时间为公元前425年（楚简王七年），正好是简文中其出使楚国的那一年，由此可订正《史记》中错误的战国早期的宋国世系与积年：

宋后昭公：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425年

宋悼公：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7年

值得注意的是，宋悼公在楚国“告以宋司城立皮之约公室”，立皮从立从皮，读音与喜相近，疑为皇喜（详见下文），即《韩非子》中取宋的司城子罕，由此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戴氏取宋开始发生的时间。宋悼公在刚刚即位的情况下，没有在国内认真准备先君丧事，而是立刻亲自出使楚国讨论宋公室被权臣制约的问题，反映了此时宋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联系到“司城立皮”与司城子罕官位的相同、读音的相似，我们可以得出：《系年》中记载的“宋司城立皮之约公室”极有可能就是《韩非子》中多次提到的“司城子罕取宋”，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开始“戴氏取宋”的时间其实是在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晚年，而非此前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战国中期。结合《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公元前355年前后宋剔成君“废其君壁而自立”、最终完成了“戴氏取宋”，可以看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样，是一个持续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进程，宋后昭公被劫后的宋悼公、宋休公、宋桓侯三代皆为掌握宋国朝政的戴氏的傀儡。

从一些传世文献的蛛丝马迹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宋国前后有两个昭公，《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召类》高诱注中有“春秋子罕杀昭公”[10]，就有可能是将春秋时期被襄公夫人和公子鲍联合杀害的宋前昭公（“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史记•宋微子世家》）与宋后昭公时期的司城子罕取宋相混淆。清末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中对此就认为“考宋有两昭公，一在鲁文公时，与墨子相去远甚；一在春秋后鲁悼公时，与墨子时代正相当。子罕所杀宜为后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时’，则误并两昭公为一耳”[11]，明确提出司城子罕取宋发生在战国早期。另外，《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全文引用的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提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误作子冉）[12]，提到战国早期的墨子与一位名为“子罕”的宋国大臣是同一时代。由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墨子被囚，对于此句和墨子仕宋的年代许多学者都有疑惑。孙诒让对此则认为，

“《宋世家》虽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汉古籍所纪匪一，高说不为无征。贾子《新书先醒篇》、《韩诗外传六》，并云昭公出亡而复国。而说苑云子罕逐君，或昭公实为子罕所逐而失国，因误传为被杀，李斯、韩婴、淮南王书并云劫君，劫亦即谓逐也，亦未可知”[13]。

从清华简的记载中看，不得不赞叹孙氏的先见之明，只是由于“剔成肝即司城子罕”的主流观点之盛行，孙诒让的看法长期以来并不被学术界所接受，如杨宽《战国史》中就认为“至于孙冶让《墨子间诂》中的《墨子传略》，认为司城子罕所杀的为战国初期的宋昭公，是不可信的”[14]，甚为可惜。

另外，贾谊的《新书•先醒》中记载了“昭公出亡”的故事——

“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叹曰：‘呜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百人，无不曰吾君丽者。吾发政举事，朝臣千人，无不曰吾君圣者。吾外内不闻吾过，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疄馂，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复位，卒为贤君，谥为昭公。”[15]

《韩诗外传》卷六、《新序•杂事》同，极有可能就是司城子罕取宋后“遂却宋君而专其政”的结果。《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中也提到了白圭与一位被称为“宋令尹”的人的对话，“白圭谓宋令尹曰：‘君长自知政，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16]考之春秋以来宋国官制，并无令尹一职，白圭生活于战国早中期的魏文侯至魏惠王年代，此位专宋之政事的“宋令尹”或为戴氏取宋之后的某位司城子罕后代与宋剔成君先祖，在戴氏取宋后为掌握而世代担任新设立的令尹一职？亦未可知。当然也有可能是篡宋前的剔成肝。

总之，《清华简•系年》中对宋悼公在位时间与事迹的记载，纠正了《史记》的错误，并厘定开始了戴氏取宋的司城子罕生活在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时期，与战国中期最终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其后代宋剔成君并不是一个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样，是一个持续了七八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进程。

三、戴氏取宋的背景与原因

在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弄清了戴氏取宋开始发生的真正时间是战国早期之后，有必要重新审视戴氏取宋得以发生的宋国历史背景。早在春秋时期，作为宋戴公后代的几支戴氏就分别掌握了宋国朝政，如华氏、乐氏、皇氏等。其中华氏是好父说之子华父督之后，乐氏是乐父术之后，皇氏是皇父充石之后。其中华氏在公元前710年（宋殇公十年）华父督杀宋殇公与孔父嘉后长期掌握宋国，直到公元前521年（宋元公十一年）华氏之乱（《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被平定后第二年流亡楚国[17]，乐氏、皇氏则继续执掌宋国朝政。春秋晚期的宋景公长期在位，却在自己无子的情况下迟迟不立储君，直到晚年才将侄子公孙周的两个儿子得与启养在宫中培养为继任者，“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从而为的动荡带来隐患。公元前469年（宋景公四十八年），宋景公在出游的时候突然去世，宋大尹擅自立启意图，“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遭到以戴氏为主的六卿的反对。最后六卿打败了大尹，“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是为宋后昭公，宋国历史也进入了战国时期。“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锄为大司寇”，清一色的戴氏贵族基本上共同控制了宋国朝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18]，成为戴氏取宋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

从《韩非子》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甚至在司城子罕取宋之前，宋国就已经被戴氏权贵所控制，司城子罕是在打败了另一位戴氏贵族后才得以专宋国之政。《韩非子》中多次提到一位叫宋太宰（甚至“商太宰”）戴驩的人物，在子罕之前掌权，[19]包括：

《韩非子•说林上第二十二》：“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请问客。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吾今见之于君。’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第234页）

《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宋太宰贵而主断。季子将见宋君，梁子闻之曰：‘语必可与太宰三坐乎，不然，将不免。’季子因说以贵主而轻国。” （第259页）

《韩非子•内储说上第三十》：“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闻数夜有乘辒车至李史门者，谨为我伺之。’使人报曰：‘不见辒车，见有奉笥而与李史语者，有间，李史受笥。’” （第330页）

《韩非子•内储说上第三十》：“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于女。’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 （第330页）

《韩非子•内储说下第三十一》：“戴驩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第359页）

根据左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宋太宰戴驩来自于同为戴氏的乐氏家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宋平公时期晋人叔向在听说同样叫“司城子罕”的贤臣乐喜的事迹后，认为乐氏终将会得到宋国，“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20]。宋后昭公上台后，“司城（乐茷）为上卿”，也说明此时乐氏掌握宋国，从而发展为后来宋太宰戴驩“贵而主断”的局面。

而杀害戴驩的皇喜应该就是取宋的司城子罕。春秋战国时期名喜者往往以子罕为字，如郑国的公孙喜字子罕，春秋时期同样担任司城之职的著名贤臣乐喜的字也是子罕，梁履绳、苏时学、孙冶让等前辈学者早已得出这一结论（参见杨宽《战国史》），此不赘述。清华简《系年》中出现的司城立皮更是说明皇喜即司城子罕，为之增添了宝贵证据。司城子罕取宋得以成功的直接原因便是皇喜通过权谋手段夺取了“杀戮诛罚”的权力，从而在与戴驩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当然，从《系年》所记载的宋悼公在即位后得以亲自出使楚国求援的情况来看，宋君并没有如韩非子所说为子罕所杀害，宋后昭公更有可能如《淮南子》中所述在被驱逐后被迫返国甘心做戴氏的傀儡，所以其后代才没有被皇喜斩尽杀绝。

从以上对戴氏取宋背景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戴氏取宋的真实情况在后世佚失的原因。首先自然是春秋结束后的战国早中期特别是战国早期史料的缺乏，宋国作为七雄之外的小国，在宋后昭公即位后至“五国相王”之间的长达140年时间中，传世史料中对其的内政情况基本没有记载，所以后世学者很难准确了解到戴氏取宋的具体情况，是故不论是提到了司城子罕取宋过程的韩非子，还是在撰写《宋微子世家》战国部分时错误百出的太史公，对于“戴氏取宋”的记载都存在偏差和遗漏。其次则是戴氏取宋并没有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对宋国原有构成足以让列国震惊的巨大冲击。宋国在司城子罕取宋发生前本身就处于各支戴氏贵族的共同统治之下，被杀害的戴驩与篡宋的皇喜同属于戴氏家族，这与阚止、智伯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新上台的权臣与原本的权臣同属一个家族的情况下，不至于引起当时史家的注意并留下记录。而且宋公室与戴氏同为子姓，戴氏取宋不至于像“田氏夺吕氏于齐”那样导致宗庙绝祀、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引发孔子等强调尊卑有序、“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儒家人士“沐浴而朝”、“不敢不告”的愤怒[21]。而且戴氏取宋也不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经过周天子的册封。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世的学者们便只记得《竹书纪年》中戴氏取宋最终完成的“宋剔成肝废其君壁而自立”，甚至像司马迁那样将宋剔成君误为宋桓侯之子，从而完全混淆了在此之前七八十年开始的司城子罕取宋事件，最终完全混淆了皇喜和宋剔成君两个人物，将其混为一谈。

四、戴氏取宋的历史意义

戴氏取宋开始的时间被修正为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晚年之后，戴氏新兴的统治时间就不仅仅是战国中晚期的七十年，而是贯穿于整个战国时期宋国历史的始终，不亚于“十二世有齐国”的田齐，从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戴氏取宋的历史意义。

首先，戴氏取宋加剧了通过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文化在后世的佚失，导致商朝历史的真实情况在后世变得不断模糊。虽然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是“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22]，但宋国毕竟是“世为长侯，守殷常祀”[23]的商朝继承者，现存五经中的《商书》、《商颂》均为通过周代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历史文献。但是战国时期戴氏新兴的建立，使得宋国的政治制度在新时代发生了巨变，旧有的文化不断佚失。《清华简》中的《尹至》、《咸有一德》、《说命》等篇均为在后世散佚的商朝文献，反映了戴氏取宋给商朝文化继承带来的巨大损失。

同时，戴氏取宋还使原本以奉殷祀、作为商朝继承者的宋公室走向衰微，以至于在几百年后的西汉晚期汉元帝时“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24]，只能以孔子后代取代宋公室以为汤后。公元前8年（汉成帝绥和元年），汉成帝封孔子后代孔吉为“殷绍嘉侯”，继承商统，“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汉书·成帝纪》）[25]，不久进爵为公。

其次，戴氏取宋使得宋国在建立新兴后焕然一新，成为对战国局势举足轻重的小国，并提高了淮海地区在后来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戴宋建立后，宋国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国力，与同为小国却不断衰微的郑国、卫国、鲁国形成鲜明对比。宋王偃即位后，一度“今将行王政”[26]，宋国大臣戴不胜、戴盈之还得到孟子的教导。五国相王五年之后，公元前318年（宋康王十一年），宋王偃亦称王，在唐鞅的辅佐下宋国更为强大，“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27]，号称“五千乘之劲宋”。比较宋国、卫国在战国时期的不同命运，更能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宋、卫两国均为周公东征后为安置殷遗民而册封的诸侯国，“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史记•周本纪》）[28]，但在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中，两国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宋国成为“五千乘之劲宋”，卫国却在魏惠王的逼迫下被“子南氏取卫”，并“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宋国的强大和卫国的弱小形成鲜明对比，个中缘由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宋国的强大与地处四战之地的重要位置使得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利用宋康王晚年的残暴而灭宋打破了地缘平衡，遭到列国的反对，“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29]。最后，在燕国名将乐毅率领下，五国伐齐大败齐军，齐湣王逃亡身死，燕军“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史记•燕召公世家》）[30]，东帝齐国一度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元气大伤，成为秦国得以统一中国的重要客观原因。

戴宋的统治也使淮海地区经济大为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一带地区在后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不论是睢阳、彭城，均成为后来秦汉时期的重要大都市。早在战国早中期，宋国就可能曾经一度迁都彭城。《史记•韩世家》中记载公元前385年（韩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执宋君”[31]，钱穆先生就此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作《战国时宋都彭城证》[32]，并得到了杨宽《战国史》的赞同。五国伐齐之后，楚、魏两国瓜分了宋国故地，“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汉书•地理志下》）[33]。魏国与楚国还为争夺宋国故地爆发冲突，《韩非子•有度第六》中记载“（魏安釐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34]，《史记•楚世家》中也有“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35]。战国末年魏国还一度准备迁都丰邑，“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史记•高祖本纪》）[36]。在后来的秦末战争中，丰沛之地是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彭城则成为楚义帝和项羽的都城，宋国故地成为“亡秦必楚”得以实现的重要后方基地。汉朝建立后，宋国故都睢阳、彭城分别成为两大诸侯王梁王和楚王的都城，淮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更为重要。

五、总结

综上所述，“戴氏取宋”从战国早期宋后昭公晚年司城子罕专宋国之政，到战国中期宋剔成君废宋桓侯而自立，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个突然发生的权臣篡位事件。从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可以看出,《韩非子》中篡夺宋公室的司城子罕是战国早期的皇喜而非中期的剔成肝。“戴氏取宋”加剧了通过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文化在后世的佚失和以奉殷祀的宋公室的衰落，但也使宋国在新兴建立后强大起来，成为东帝齐国衰亡和西帝秦国统一中国的重要客观原因。宋国经济的发展也使淮海地区在秦末的“亡秦必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的一个客观原因，也提高了这一带在后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

参考文献：

[1]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 关贤柱、廖进碧、钟雪丽注译.《吕氏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第877页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2559页

[4] 刘安.《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

[5] 《韩非子•人主》.第705页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32页。按：中华书局作“易城盱”，此从清武英殿本

[7]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页

[8]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页。周勋初《韩非子校注》[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苗永立《周代宋国史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亦持此说。

[9]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M].北京：中西书局.2012. 第189、192页

[10] 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 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9至690页

[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2473页

[13] 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90页

[14]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页

[15] 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

[16]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265页

[17]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18] 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以上皆见《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19]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0] 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1] 《论语•宪问》

[22] 《论语•八佾》

[23] 《吕氏春秋•诚廉》

[24] 班固.《汉书》[M] 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5] 班固.《汉书》[M] 卷十《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此事始末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汉书·杨胡朱梅云传》

[26] 《孟子•滕文公下》

[2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32页

[2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32页

[2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899页

[3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558页

[3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568页

[3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3] 班固.《汉书》[M] 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4页

[34]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43页

[3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730页

[3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52页

一、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戴氏取宋”及学术界的看法

“戴氏取宋”，又称“司城子罕取宋”，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室被宋戴公的后代戴氏夺取的重大更替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传世文献中对这一事件并没有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详细记载。对此的记述主要来自于《韩非子》中的《二柄》、《说疑》等篇和《吕氏春秋》、《说苑》等书的零散记述，包括：

《韩非子•爱臣第四》：“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第31页）

《韩非子•二柄第七》：“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第54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政。故子罕为出彘以夺其君国。” （第475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 （第477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 （第600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第605页）

《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第698页）

《韩非子•人主第五十二》：“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第706页）[1]

《吕氏春秋•壅塞》：关于齐灭宋之战，“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2]

《史记•李斯列传》引李斯上二世书：“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3]

《淮南子•道应训》：“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4]《韩诗外传》卷七、《说苑•君道》同。

在这些文献中，《韩非子》对司城子罕取宋过程的描述最为丰富，其目的在于以此为例来论述其加强君权，君王通过法、术、势来对臣下进行控制的观点——“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5]。对于司城子罕取宋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被劫的宋君是谁，韩非子并没有具体指出。《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漏载了戴氏取宋的事件，“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司马贞《索隐》在“子剔成立”后引王劭按：“《纪年》云宋剔成肝废其君辟而自立也。”[6]。大多数学者便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55年前后废宋桓侯而自立、最后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所提到的司城子罕，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最为普遍。如清人苏时学说，“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则其篡宋当以何时欤？按《纪年》云：‘宋易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欤？”[7]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亦认为，“剔成肝即司城子罕，‘肝’、‘罕’音同通用，‘司’和‘剔’是一声之转，‘城’和‘成’也声同通假”[8]，此说遂成定论。

但是，如果直接把废宋桓侯而自立、完成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的司城子罕的话，戴氏取宋就会成为一个权臣直接篡位的突发事件。相比较而言，三家分晋从公元前453年（晋出公二十二年）三家灭智伯到公元前403年（晋烈公十三年）三晋列为诸侯历时半个世纪，而田氏代齐从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恒杀齐简公专齐国之政到公元前386年(齐康公十九年)田齐列为诸侯，更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先秦的历史条件下，权臣在夺取之后直接篡位而不先立傀儡对朝政进行控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后世，王莽在篡汉前先立了汉平帝、孺子婴，曹魏在辅佐汉献帝24年后才篡汉，司马师在废曹芳后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在弑君后先立魏元帝曹奂而没有直接篡位，皆是如此。所以在更早的战国时期，司城子罕不太可能在“杀宋君而夺政”、夺取宋国后立即篡位，完成戴氏取宋。

由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前期史料的匮乏，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对战国早期宋国世系、积年的记载也有重大错误，史学界对于戴氏取宋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直到清华简《系年》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

二、清华简《系年》中战国初年宋国历史的记载与戴氏取宋

清华简是2008年夏从香港文物市场中抢救回来并入藏清华大学的重要战国楚简，其中的《系年》共分为23章，记载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早期的历史，可与传世文献和《竹书纪年》对照阅读，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特别是第20章到23章的战国早期部分，可补传世文献所缺，尤为重要。现引用2011年底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与战国早期宋悼公有关的部分，释文尽量用通行文字写出：

第21章：“楚柬（简）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 之约（弱）公室。王命莫嚣昜为 （率）【一一四】 （师）以定公室。城黄池，城瓮（雍）丘。……”

第22章：“楚圣（声）桓王即立（位），兀（元）年，晋公止会者（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 。……”[9]

从简文中可知，宋悼公去世于公元前407年（楚声王元年），而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中司马贞《索隐》在“悼公八年卒”后所引的“按纪年为十八年”，可知宋悼公在位十八年，即位时间为公元前425年（楚简王七年），正好是简文中其出使楚国的那一年，由此可订正《史记》中错误的战国早期的宋国世系与积年：

宋后昭公：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425年

宋悼公：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7年

值得注意的是，宋悼公在楚国“告以宋司城立皮之约公室”，立皮从立从皮，读音与喜相近，疑为皇喜（详见下文），即《韩非子》中取宋的司城子罕，由此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戴氏取宋开始发生的时间。宋悼公在刚刚即位的情况下，没有在国内认真准备先君丧事，而是立刻亲自出使楚国讨论宋公室被权臣制约的问题，反映了此时宋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联系到“司城立皮”与司城子罕官位的相同、读音的相似，我们可以得出：《系年》中记载的“宋司城立皮之约公室”极有可能就是《韩非子》中多次提到的“司城子罕取宋”，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开始“戴氏取宋”的时间其实是在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晚年，而非此前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战国中期。结合《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公元前355年前后宋剔成君“废其君壁而自立”、最终完成了“戴氏取宋”，可以看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样，是一个持续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进程，宋后昭公被劫后的宋悼公、宋休公、宋桓侯三代皆为掌握宋国朝政的戴氏的傀儡。

从一些传世文献的蛛丝马迹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宋国前后有两个昭公，《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召类》高诱注中有“春秋子罕杀昭公”[10]，就有可能是将春秋时期被襄公夫人和公子鲍联合杀害的宋前昭公（“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史记•宋微子世家》）与宋后昭公时期的司城子罕取宋相混淆。清末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中对此就认为“考宋有两昭公，一在鲁文公时，与墨子相去远甚；一在春秋后鲁悼公时，与墨子时代正相当。子罕所杀宜为后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时’，则误并两昭公为一耳”[11]，明确提出司城子罕取宋发生在战国早期。另外，《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全文引用的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提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误作子冉）[12]，提到战国早期的墨子与一位名为“子罕”的宋国大臣是同一时代。由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墨子被囚，对于此句和墨子仕宋的年代许多学者都有疑惑。孙诒让对此则认为，

“《宋世家》虽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汉古籍所纪匪一，高说不为无征。贾子《新书先醒篇》、《韩诗外传六》，并云昭公出亡而复国。而说苑云子罕逐君，或昭公实为子罕所逐而失国，因误传为被杀，李斯、韩婴、淮南王书并云劫君，劫亦即谓逐也，亦未可知”[13]。

从清华简的记载中看，不得不赞叹孙氏的先见之明，只是由于“剔成肝即司城子罕”的主流观点之盛行，孙诒让的看法长期以来并不被学术界所接受，如杨宽《战国史》中就认为“至于孙冶让《墨子间诂》中的《墨子传略》，认为司城子罕所杀的为战国初期的宋昭公，是不可信的”[14]，甚为可惜。

另外，贾谊的《新书•先醒》中记载了“昭公出亡”的故事——

“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叹曰：‘呜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百人，无不曰吾君丽者。吾发政举事，朝臣千人，无不曰吾君圣者。吾外内不闻吾过，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疄馂，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复位，卒为贤君，谥为昭公。”[15]

《韩诗外传》卷六、《新序•杂事》同，极有可能就是司城子罕取宋后“遂却宋君而专其政”的结果。《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中也提到了白圭与一位被称为“宋令尹”的人的对话，“白圭谓宋令尹曰：‘君长自知政，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16]考之春秋以来宋国官制，并无令尹一职，白圭生活于战国早中期的魏文侯至魏惠王年代，此位专宋之政事的“宋令尹”或为戴氏取宋之后的某位司城子罕后代与宋剔成君先祖，在戴氏取宋后为掌握而世代担任新设立的令尹一职？亦未可知。当然也有可能是篡宋前的剔成肝。

总之，《清华简•系年》中对宋悼公在位时间与事迹的记载，纠正了《史记》的错误，并厘定开始了戴氏取宋的司城子罕生活在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时期，与战国中期最终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其后代宋剔成君并不是一个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样，是一个持续了七八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进程。

三、戴氏取宋的背景与原因

在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弄清了戴氏取宋开始发生的真正时间是战国早期之后，有必要重新审视戴氏取宋得以发生的宋国历史背景。早在春秋时期，作为宋戴公后代的几支戴氏就分别掌握了宋国朝政，如华氏、乐氏、皇氏等。其中华氏是好父说之子华父督之后，乐氏是乐父术之后，皇氏是皇父充石之后。其中华氏在公元前710年（宋殇公十年）华父督杀宋殇公与孔父嘉后长期掌握宋国，直到公元前521年（宋元公十一年）华氏之乱（《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被平定后第二年流亡楚国[17]，乐氏、皇氏则继续执掌宋国朝政。春秋晚期的宋景公长期在位，却在自己无子的情况下迟迟不立储君，直到晚年才将侄子公孙周的两个儿子得与启养在宫中培养为继任者，“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从而为的动荡带来隐患。公元前469年（宋景公四十八年），宋景公在出游的时候突然去世，宋大尹擅自立启意图，“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遭到以戴氏为主的六卿的反对。最后六卿打败了大尹，“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是为宋后昭公，宋国历史也进入了战国时期。“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锄为大司寇”，清一色的戴氏贵族基本上共同控制了宋国朝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18]，成为戴氏取宋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

从《韩非子》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甚至在司城子罕取宋之前，宋国就已经被戴氏权贵所控制，司城子罕是在打败了另一位戴氏贵族后才得以专宋国之政。《韩非子》中多次提到一位叫宋太宰（甚至“商太宰”）戴驩的人物，在子罕之前掌权，[19]包括：

《韩非子•说林上第二十二》：“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请问客。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吾今见之于君。’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第234页）

《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宋太宰贵而主断。季子将见宋君，梁子闻之曰：‘语必可与太宰三坐乎，不然，将不免。’季子因说以贵主而轻国。” （第259页）

《韩非子•内储说上第三十》：“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闻数夜有乘辒车至李史门者，谨为我伺之。’使人报曰：‘不见辒车，见有奉笥而与李史语者，有间，李史受笥。’” （第330页）

《韩非子•内储说上第三十》：“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于女。’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 （第330页）

《韩非子•内储说下第三十一》：“戴驩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第359页）

根据左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宋太宰戴驩来自于同为戴氏的乐氏家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宋平公时期晋人叔向在听说同样叫“司城子罕”的贤臣乐喜的事迹后，认为乐氏终将会得到宋国，“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20]。宋后昭公上台后，“司城（乐茷）为上卿”，也说明此时乐氏掌握宋国，从而发展为后来宋太宰戴驩“贵而主断”的局面。

而杀害戴驩的皇喜应该就是取宋的司城子罕。春秋战国时期名喜者往往以子罕为字，如郑国的公孙喜字子罕，春秋时期同样担任司城之职的著名贤臣乐喜的字也是子罕，梁履绳、苏时学、孙冶让等前辈学者早已得出这一结论（参见杨宽《战国史》），此不赘述。清华简《系年》中出现的司城立皮更是说明皇喜即司城子罕，为之增添了宝贵证据。司城子罕取宋得以成功的直接原因便是皇喜通过权谋手段夺取了“杀戮诛罚”的权力，从而在与戴驩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当然，从《系年》所记载的宋悼公在即位后得以亲自出使楚国求援的情况来看，宋君并没有如韩非子所说为子罕所杀害，宋后昭公更有可能如《淮南子》中所述在被驱逐后被迫返国甘心做戴氏的傀儡，所以其后代才没有被皇喜斩尽杀绝。

从以上对戴氏取宋背景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戴氏取宋的真实情况在后世佚失的原因。首先自然是春秋结束后的战国早中期特别是战国早期史料的缺乏，宋国作为七雄之外的小国，在宋后昭公即位后至“五国相王”之间的长达140年时间中，传世史料中对其的内政情况基本没有记载，所以后世学者很难准确了解到戴氏取宋的具体情况，是故不论是提到了司城子罕取宋过程的韩非子，还是在撰写《宋微子世家》战国部分时错误百出的太史公，对于“戴氏取宋”的记载都存在偏差和遗漏。其次则是戴氏取宋并没有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对宋国原有构成足以让列国震惊的巨大冲击。宋国在司城子罕取宋发生前本身就处于各支戴氏贵族的共同统治之下，被杀害的戴驩与篡宋的皇喜同属于戴氏家族，这与阚止、智伯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新上台的权臣与原本的权臣同属一个家族的情况下，不至于引起当时史家的注意并留下记录。而且宋公室与戴氏同为子姓，戴氏取宋不至于像“田氏夺吕氏于齐”那样导致宗庙绝祀、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引发孔子等强调尊卑有序、“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儒家人士“沐浴而朝”、“不敢不告”的愤怒[21]。而且戴氏取宋也不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经过周天子的册封。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世的学者们便只记得《竹书纪年》中戴氏取宋最终完成的“宋剔成肝废其君壁而自立”，甚至像司马迁那样将宋剔成君误为宋桓侯之子，从而完全混淆了在此之前七八十年开始的司城子罕取宋事件，最终完全混淆了皇喜和宋剔成君两个人物，将其混为一谈。

四、戴氏取宋的历史意义

戴氏取宋开始的时间被修正为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晚年之后，戴氏新兴的统治时间就不仅仅是战国中晚期的七十年，而是贯穿于整个战国时期宋国历史的始终，不亚于“十二世有齐国”的田齐，从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戴氏取宋的历史意义。

首先，戴氏取宋加剧了通过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文化在后世的佚失，导致商朝历史的真实情况在后世变得不断模糊。虽然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是“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22]，但宋国毕竟是“世为长侯，守殷常祀”[23]的商朝继承者，现存五经中的《商书》、《商颂》均为通过周代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历史文献。但是战国时期戴氏新兴的建立，使得宋国的政治制度在新时代发生了巨变，旧有的文化不断佚失。《清华简》中的《尹至》、《咸有一德》、《说命》等篇均为在后世散佚的商朝文献，反映了戴氏取宋给商朝文化继承带来的巨大损失。

同时，戴氏取宋还使原本以奉殷祀、作为商朝继承者的宋公室走向衰微，以至于在几百年后的西汉晚期汉元帝时“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24]，只能以孔子后代取代宋公室以为汤后。公元前8年（汉成帝绥和元年），汉成帝封孔子后代孔吉为“殷绍嘉侯”，继承商统，“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汉书·成帝纪》）[25]，不久进爵为公。

其次，戴氏取宋使得宋国在建立新兴后焕然一新，成为对战国局势举足轻重的小国，并提高了淮海地区在后来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戴宋建立后，宋国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国力，与同为小国却不断衰微的郑国、卫国、鲁国形成鲜明对比。宋王偃即位后，一度“今将行王政”[26]，宋国大臣戴不胜、戴盈之还得到孟子的教导。五国相王五年之后，公元前318年（宋康王十一年），宋王偃亦称王，在唐鞅的辅佐下宋国更为强大，“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27]，号称“五千乘之劲宋”。比较宋国、卫国在战国时期的不同命运，更能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宋、卫两国均为周公东征后为安置殷遗民而册封的诸侯国，“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史记•周本纪》）[28]，但在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中，两国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宋国成为“五千乘之劲宋”，卫国却在魏惠王的逼迫下被“子南氏取卫”，并“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宋国的强大和卫国的弱小形成鲜明对比，个中缘由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宋国的强大与地处四战之地的重要位置使得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利用宋康王晚年的残暴而灭宋打破了地缘平衡，遭到列国的反对，“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29]。最后，在燕国名将乐毅率领下，五国伐齐大败齐军，齐湣王逃亡身死，燕军“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史记•燕召公世家》）[30]，东帝齐国一度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元气大伤，成为秦国得以统一中国的重要客观原因。

戴宋的统治也使淮海地区经济大为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一带地区在后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不论是睢阳、彭城，均成为后来秦汉时期的重要大都市。早在战国早中期，宋国就可能曾经一度迁都彭城。《史记•韩世家》中记载公元前385年（韩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执宋君”[31]，钱穆先生就此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作《战国时宋都彭城证》[32]，并得到了杨宽《战国史》的赞同。五国伐齐之后，楚、魏两国瓜分了宋国故地，“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汉书•地理志下》）[33]。魏国与楚国还为争夺宋国故地爆发冲突，《韩非子•有度第六》中记载“（魏安釐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34]，《史记•楚世家》中也有“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35]。战国末年魏国还一度准备迁都丰邑，“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史记•高祖本纪》）[36]。在后来的秦末战争中，丰沛之地是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彭城则成为楚义帝和项羽的都城，宋国故地成为“亡秦必楚”得以实现的重要后方基地。汉朝建立后，宋国故都睢阳、彭城分别成为两大诸侯王梁王和楚王的都城，淮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更为重要。

五、总结

综上所述，“戴氏取宋”从战国早期宋后昭公晚年司城子罕专宋国之政，到战国中期宋剔成君废宋桓侯而自立，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个突然发生的权臣篡位事件。从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可以看出,《韩非子》中篡夺宋公室的司城子罕是战国早期的皇喜而非中期的剔成肝。“戴氏取宋”加剧了通过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文化在后世的佚失和以奉殷祀的宋公室的衰落，但也使宋国在新兴建立后强大起来，成为东帝齐国衰亡和西帝秦国统一中国的重要客观原因。宋国经济的发展也使淮海地区在秦末的“亡秦必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的一个客观原因，也提高了这一带在后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

参考文献：

[1]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 关贤柱、廖进碧、钟雪丽注译.《吕氏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第877页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2559页

[4] 刘安.《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

[5] 《韩非子•人主》.第705页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32页。按：中华书局作“易城盱”，此从清武英殿本

[7]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页

[8]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页。周勋初《韩非子校注》[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苗永立《周代宋国史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亦持此说。

[9]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M].北京：中西书局.2012. 第189、192页

[10] 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 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9至690页

[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2473页

[13] 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90页

[14]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页

[15] 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

[16]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265页

[17]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18] 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以上皆见《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19]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0] 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1] 《论语•宪问》

[22] 《论语•八佾》

[23] 《吕氏春秋•诚廉》

[24] 班固.《汉书》[M] 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5] 班固.《汉书》[M] 卷十《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此事始末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汉书·杨胡朱梅云传》

[26] 《孟子•滕文公下》

[2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32页

[2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32页

[2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899页

[3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558页

[3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568页

[3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3] 班固.《汉书》[M] 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4页

[34]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43页

[3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730页

[3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52页

一、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戴氏取宋”及学术界的看法

“戴氏取宋”，又称“司城子罕取宋”，是战国时期宋国公室被宋戴公的后代戴氏夺取的重大更替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传世文献中对这一事件并没有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详细记载。对此的记述主要来自于《韩非子》中的《二柄》、《说疑》等篇和《吕氏春秋》、《说苑》等书的零散记述，包括：

《韩非子•爱臣第四》：“昔者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晋之分也，齐之夺也，皆以群臣之太富也。夫燕、宋之所以弑其君者，皆以类也。故上比之殷、周，中比之燕、宋，莫不从此术也。”（第31页）

《韩非子•二柄第七》：“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第54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诛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宋君曰：‘诺。’于是出威令，诛大臣，君曰：‘问子罕也。’于是大臣畏之，细民归之。处期年，子罕杀宋君而夺政。故子罕为出彘以夺其君国。” （第475页）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访当之。’于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杀生之命制于子罕也，故一国归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夺其政，法不能禁也。” （第477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若夫齐田恒、宋子罕、鲁季孙意如、晋侨如、卫子南劲、郑太宰欣、楚白公、周单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隐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乱治，援外以挠内，亲下以谋上，不难为也。” （第600页）

《韩非子•说疑第四十四》：“又曰：‘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第605页）

《韩非子•忠孝第五十一》：“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第698页）

《韩非子•人主第五十二》：“宋君失其爪牙于子罕，简公失其爪牙于田常，而不蚤夺之，故身死国亡。”（第706页）[1]

《吕氏春秋•壅塞》：关于齐灭宋之战，“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2]

《史记•李斯列传》引李斯上二世书：“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3]

《淮南子•道应训》：“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行赏罚。夫爵赏赐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怨也，臣请当之。’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皆知杀戮之专，制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专其政。”[4]《韩诗外传》卷七、《说苑•君道》同。

在这些文献中，《韩非子》对司城子罕取宋过程的描述最为丰富，其目的在于以此为例来论述其加强君权，君王通过法、术、势来对臣下进行控制的观点——“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5]。对于司城子罕取宋发生的具体时间以及被劫的宋君是谁，韩非子并没有具体指出。《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漏载了戴氏取宋的事件，“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司马贞《索隐》在“子剔成立”后引王劭按：“《纪年》云宋剔成肝废其君辟而自立也。”[6]。大多数学者便将《竹书纪年》中记载的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55年前后废宋桓侯而自立、最后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所提到的司城子罕，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最为普遍。如清人苏时学说，“或曰：戴氏之篡宋固然矣，然则其篡宋当以何时欤？按《纪年》云：‘宋易城肝废其君璧而自立。’璧者宋桓侯，而易城肝殆即司城子罕欤？”[7]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中亦认为，“剔成肝即司城子罕，‘肝’、‘罕’音同通用，‘司’和‘剔’是一声之转，‘城’和‘成’也声同通假”[8]，此说遂成定论。

但是，如果直接把废宋桓侯而自立、完成戴氏取宋的宋剔成君视为《韩非子》中的司城子罕的话，戴氏取宋就会成为一个权臣直接篡位的突发事件。相比较而言，三家分晋从公元前453年（晋出公二十二年）三家灭智伯到公元前403年（晋烈公十三年）三晋列为诸侯历时半个世纪，而田氏代齐从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恒杀齐简公专齐国之政到公元前386年(齐康公十九年)田齐列为诸侯，更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先秦的历史条件下，权臣在夺取之后直接篡位而不先立傀儡对朝政进行控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后世，王莽在篡汉前先立了汉平帝、孺子婴，曹魏在辅佐汉献帝24年后才篡汉，司马师在废曹芳后立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在弑君后先立魏元帝曹奂而没有直接篡位，皆是如此。所以在更早的战国时期，司城子罕不太可能在“杀宋君而夺政”、夺取宋国后立即篡位，完成戴氏取宋。

由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前期史料的匮乏，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中对战国早期宋国世系、积年的记载也有重大错误，史学界对于戴氏取宋一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直到清华简《系年》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条件。

二、清华简《系年》中战国初年宋国历史的记载与戴氏取宋

清华简是2008年夏从香港文物市场中抢救回来并入藏清华大学的重要战国楚简，其中的《系年》共分为23章，记载了从西周初年到战国早期的历史，可与传世文献和《竹书纪年》对照阅读，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特别是第20章到23章的战国早期部分，可补传世文献所缺，尤为重要。现引用2011年底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中与战国早期宋悼公有关的部分，释文尽量用通行文字写出：

第21章：“楚柬（简）大王立七年，宋悼公朝于楚，告以宋司城 之约（弱）公室。王命莫嚣昜为 （率）【一一四】 （师）以定公室。城黄池，城瓮（雍）丘。……”

第22章：“楚圣（声）桓王即立（位），兀（元）年，晋公止会者（诸）侯于任，宋悼公将会晋公，卒于 。……”[9]

从简文中可知，宋悼公去世于公元前407年（楚声王元年），而根据《史记•宋微子世家》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中司马贞《索隐》在“悼公八年卒”后所引的“按纪年为十八年”，可知宋悼公在位十八年，即位时间为公元前425年（楚简王七年），正好是简文中其出使楚国的那一年，由此可订正《史记》中错误的战国早期的宋国世系与积年：

宋后昭公：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425年

宋悼公：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7年

值得注意的是，宋悼公在楚国“告以宋司城立皮之约公室”，立皮从立从皮，读音与喜相近，疑为皇喜（详见下文），即《韩非子》中取宋的司城子罕，由此使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戴氏取宋开始发生的时间。宋悼公在刚刚即位的情况下，没有在国内认真准备先君丧事，而是立刻亲自出使楚国讨论宋公室被权臣制约的问题，反映了此时宋国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联系到“司城立皮”与司城子罕官位的相同、读音的相似，我们可以得出：《系年》中记载的“宋司城立皮之约公室”极有可能就是《韩非子》中多次提到的“司城子罕取宋”，司城子罕夺取宋国，开始“戴氏取宋”的时间其实是在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晚年，而非此前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战国中期。结合《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公元前355年前后宋剔成君“废其君壁而自立”、最终完成了“戴氏取宋”，可以看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样，是一个持续了七八十年的历史进程，宋后昭公被劫后的宋悼公、宋休公、宋桓侯三代皆为掌握宋国朝政的戴氏的傀儡。

从一些传世文献的蛛丝马迹中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宋国前后有两个昭公，《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召类》高诱注中有“春秋子罕杀昭公”[10]，就有可能是将春秋时期被襄公夫人和公子鲍联合杀害的宋前昭公（“昭公出猎，夫人王姬使卫伯攻杀昭公杵臼”，《史记•宋微子世家》）与宋后昭公时期的司城子罕取宋相混淆。清末孙诒让在《墨子间诂•墨子后语上》中对此就认为“考宋有两昭公，一在鲁文公时，与墨子相去远甚；一在春秋后鲁悼公时，与墨子时代正相当。子罕所杀宜为后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时’，则误并两昭公为一耳”[11]，明确提出司城子罕取宋发生在战国早期。另外，《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全文引用的邹阳《狱中上梁王书》中提到“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汉书》误作子冉）[12]，提到战国早期的墨子与一位名为“子罕”的宋国大臣是同一时代。由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墨子被囚，对于此句和墨子仕宋的年代许多学者都有疑惑。孙诒让对此则认为，

“《宋世家》虽不云昭公被弑，然秦汉古籍所纪匪一，高说不为无征。贾子《新书先醒篇》、《韩诗外传六》，并云昭公出亡而复国。而说苑云子罕逐君，或昭公实为子罕所逐而失国，因误传为被杀，李斯、韩婴、淮南王书并云劫君，劫亦即谓逐也，亦未可知”[13]。

从清华简的记载中看，不得不赞叹孙氏的先见之明，只是由于“剔成肝即司城子罕”的主流观点之盛行，孙诒让的看法长期以来并不被学术界所接受，如杨宽《战国史》中就认为“至于孙冶让《墨子间诂》中的《墨子传略》，认为司城子罕所杀的为战国初期的宋昭公，是不可信的”[14]，甚为可惜。

另外，贾谊的《新书•先醒》中记载了“昭公出亡”的故事——

“宋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叹曰：‘呜呼！吾知所以亡矣。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百人，无不曰吾君丽者。吾发政举事，朝臣千人，无不曰吾君圣者。吾外内不闻吾过，吾是以至此。吾困宜矣。’于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疄馂，昼学道而夕讲之，二年美闻于宋，宋人车徒迎而复位，卒为贤君，谥为昭公。”[15]

《韩诗外传》卷六、《新序•杂事》同，极有可能就是司城子罕取宋后“遂却宋君而专其政”的结果。《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中也提到了白圭与一位被称为“宋令尹”的人的对话，“白圭谓宋令尹曰：‘君长自知政，公无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务名，不如令荆贺君之孝也，则君不夺公位，而大敬重公，则公常用宋矣。’”[16]考之春秋以来宋国官制，并无令尹一职，白圭生活于战国早中期的魏文侯至魏惠王年代，此位专宋之政事的“宋令尹”或为戴氏取宋之后的某位司城子罕后代与宋剔成君先祖，在戴氏取宋后为掌握而世代担任新设立的令尹一职？亦未可知。当然也有可能是篡宋前的剔成肝。

总之，《清华简•系年》中对宋悼公在位时间与事迹的记载，纠正了《史记》的错误，并厘定开始了戴氏取宋的司城子罕生活在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时期，与战国中期最终完成了戴氏取宋的其后代宋剔成君并不是一个人，戴氏取宋也和田氏代齐、三家分晋一样，是一个持续了七八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进程。

三、戴氏取宋的背景与原因

在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弄清了戴氏取宋开始发生的真正时间是战国早期之后，有必要重新审视戴氏取宋得以发生的宋国历史背景。早在春秋时期，作为宋戴公后代的几支戴氏就分别掌握了宋国朝政，如华氏、乐氏、皇氏等。其中华氏是好父说之子华父督之后，乐氏是乐父术之后，皇氏是皇父充石之后。其中华氏在公元前710年（宋殇公十年）华父督杀宋殇公与孔父嘉后长期掌握宋国，直到公元前521年（宋元公十一年）华氏之乱（《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被平定后第二年流亡楚国[17]，乐氏、皇氏则继续执掌宋国朝政。春秋晚期的宋景公长期在位，却在自己无子的情况下迟迟不立储君，直到晚年才将侄子公孙周的两个儿子得与启养在宫中培养为继任者，“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从而为的动荡带来隐患。公元前469年（宋景公四十八年），宋景公在出游的时候突然去世，宋大尹擅自立启意图，“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三日，而后国人知之”，遭到以戴氏为主的六卿的反对。最后六卿打败了大尹，“使国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是为宋后昭公，宋国历史也进入了战国时期。“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锄为大司寇”，清一色的戴氏贵族基本上共同控制了宋国朝政，“盟曰：‘三族共政，无相害也’”[18]，成为戴氏取宋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

从《韩非子》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甚至在司城子罕取宋之前，宋国就已经被戴氏权贵所控制，司城子罕是在打败了另一位戴氏贵族后才得以专宋国之政。《韩非子》中多次提到一位叫宋太宰（甚至“商太宰”）戴驩的人物，在子罕之前掌权，[19]包括：

《韩非子•说林上第二十二》：“子圉见孔子于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请问客。太宰曰：‘吾已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吾今见之于君。’子圉恐孔子贵于君也，因谓太宰曰：‘君已见孔子，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也。’太宰因弗复见也。”（第234页）

《韩非子•说林下第二十三》：“宋太宰贵而主断。季子将见宋君，梁子闻之曰：‘语必可与太宰三坐乎，不然，将不免。’季子因说以贵主而轻国。” （第259页）

《韩非子•内储说上第三十》：“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闻数夜有乘辒车至李史门者，谨为我伺之。’使人报曰：‘不见辒车，见有奉笥而与李史语者，有间，李史受笥。’” （第330页）

《韩非子•内储说上第三十》：“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于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诫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于女。’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惧其所也。” （第330页）

《韩非子•内储说下第三十一》：“戴驩为宋太宰，皇喜重于君，二人争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杀宋君而夺其政。”（第359页）

根据左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宋太宰戴驩来自于同为戴氏的乐氏家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中记载宋平公时期晋人叔向在听说同样叫“司城子罕”的贤臣乐喜的事迹后，认为乐氏终将会得到宋国，“宋司城子罕闻之，曰：‘邻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叔向闻之，曰：‘郑之罕，宋之乐，其后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国乎！民之归也。施而不德，乐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20]。宋后昭公上台后，“司城（乐茷）为上卿”，也说明此时乐氏掌握宋国，从而发展为后来宋太宰戴驩“贵而主断”的局面。

而杀害戴驩的皇喜应该就是取宋的司城子罕。春秋战国时期名喜者往往以子罕为字，如郑国的公孙喜字子罕，春秋时期同样担任司城之职的著名贤臣乐喜的字也是子罕，梁履绳、苏时学、孙冶让等前辈学者早已得出这一结论（参见杨宽《战国史》），此不赘述。清华简《系年》中出现的司城立皮更是说明皇喜即司城子罕，为之增添了宝贵证据。司城子罕取宋得以成功的直接原因便是皇喜通过权谋手段夺取了“杀戮诛罚”的权力，从而在与戴驩的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当然，从《系年》所记载的宋悼公在即位后得以亲自出使楚国求援的情况来看，宋君并没有如韩非子所说为子罕所杀害，宋后昭公更有可能如《淮南子》中所述在被驱逐后被迫返国甘心做戴氏的傀儡，所以其后代才没有被皇喜斩尽杀绝。

从以上对戴氏取宋背景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戴氏取宋的真实情况在后世佚失的原因。首先自然是春秋结束后的战国早中期特别是战国早期史料的缺乏，宋国作为七雄之外的小国，在宋后昭公即位后至“五国相王”之间的长达140年时间中，传世史料中对其的内政情况基本没有记载，所以后世学者很难准确了解到戴氏取宋的具体情况，是故不论是提到了司城子罕取宋过程的韩非子，还是在撰写《宋微子世家》战国部分时错误百出的太史公，对于“戴氏取宋”的记载都存在偏差和遗漏。其次则是戴氏取宋并没有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对宋国原有构成足以让列国震惊的巨大冲击。宋国在司城子罕取宋发生前本身就处于各支戴氏贵族的共同统治之下，被杀害的戴驩与篡宋的皇喜同属于戴氏家族，这与阚止、智伯的情况完全不同。在新上台的权臣与原本的权臣同属一个家族的情况下，不至于引起当时史家的注意并留下记录。而且宋公室与戴氏同为子姓，戴氏取宋不至于像“田氏夺吕氏于齐”那样导致宗庙绝祀、改朝换代的政治变革，引发孔子等强调尊卑有序、“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的儒家人士“沐浴而朝”、“不敢不告”的愤怒[21]。而且戴氏取宋也不像田氏代齐、三家分晋那样经过周天子的册封。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世的学者们便只记得《竹书纪年》中戴氏取宋最终完成的“宋剔成肝废其君壁而自立”，甚至像司马迁那样将宋剔成君误为宋桓侯之子，从而完全混淆了在此之前七八十年开始的司城子罕取宋事件，最终完全混淆了皇喜和宋剔成君两个人物，将其混为一谈。

四、戴氏取宋的历史意义

戴氏取宋开始的时间被修正为战国早期的宋后昭公晚年之后，戴氏新兴的统治时间就不仅仅是战国中晚期的七十年，而是贯穿于整个战国时期宋国历史的始终，不亚于“十二世有齐国”的田齐，从而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戴氏取宋的历史意义。

首先，戴氏取宋加剧了通过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文化在后世的佚失，导致商朝历史的真实情况在后世变得不断模糊。虽然在孔子时代就已经是“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22]，但宋国毕竟是“世为长侯，守殷常祀”[23]的商朝继承者，现存五经中的《商书》、《商颂》均为通过周代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历史文献。但是战国时期戴氏新兴的建立，使得宋国的政治制度在新时代发生了巨变，旧有的文化不断佚失。《清华简》中的《尹至》、《咸有一德》、《说命》等篇均为在后世散佚的商朝文献，反映了戴氏取宋给商朝文化继承带来的巨大损失。

同时，戴氏取宋还使原本以奉殷祀、作为商朝继承者的宋公室走向衰微，以至于在几百年后的西汉晚期汉元帝时“使诸大夫博士求殷后，分散为十余姓，郡国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孙，绝不能纪”[24]，只能以孔子后代取代宋公室以为汤后。公元前8年（汉成帝绥和元年），汉成帝封孔子后代孔吉为“殷绍嘉侯”，继承商统，“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昔成汤受命，列为三代，而祭祀废绝。考求其后，莫正孔吉。其封吉为殷绍嘉侯”（《汉书·成帝纪》）[25]，不久进爵为公。

其次，戴氏取宋使得宋国在建立新兴后焕然一新，成为对战国局势举足轻重的小国，并提高了淮海地区在后来秦汉时期的历史地位。戴宋建立后，宋国一直保持着较强的国力，与同为小国却不断衰微的郑国、卫国、鲁国形成鲜明对比。宋王偃即位后，一度“今将行王政”[26]，宋国大臣戴不胜、戴盈之还得到孟子的教导。五国相王五年之后，公元前318年（宋康王十一年），宋王偃亦称王，在唐鞅的辅佐下宋国更为强大，“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27]，号称“五千乘之劲宋”。比较宋国、卫国在战国时期的不同命运，更能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宋、卫两国均为周公东征后为安置殷遗民而册封的诸侯国，“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史记•周本纪》）[28]，但在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中，两国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宋国成为“五千乘之劲宋”，卫国却在魏惠王的逼迫下被“子南氏取卫”，并“更贬号曰君，独有濮阳”。宋国的强大和卫国的弱小形成鲜明对比，个中缘由不得不令我们深思。

宋国的强大与地处四战之地的重要位置使得公元前286年齐湣王利用宋康王晚年的残暴而灭宋打破了地缘平衡，遭到列国的反对，“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爱宋与爱新城、阳晋同。韩聂与吾友也，而攻吾所爱，何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29]。最后，在燕国名将乐毅率领下，五国伐齐大败齐军，齐湣王逃亡身死，燕军“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史记•燕召公世家》）[30]，东帝齐国一度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城市，元气大伤，成为秦国得以统一中国的重要客观原因。

戴宋的统治也使淮海地区经济大为发展，大大提高了这一带地区在后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不论是睢阳、彭城，均成为后来秦汉时期的重要大都市。早在战国早中期，宋国就可能曾经一度迁都彭城。《史记•韩世家》中记载公元前385年（韩文侯二年）“伐宋，到彭城，执宋君”[31]，钱穆先生就此在《先秦诸子系年》中作《战国时宋都彭城证》[32]，并得到了杨宽《战国史》的赞同。五国伐齐之后，楚、魏两国瓜分了宋国故地，“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汉书•地理志下》）[33]。魏国与楚国还为争夺宋国故地爆发冲突，《韩非子•有度第六》中记载“（魏安釐王）睢阳之事，荆军老而走”[34]，《史记•楚世家》中也有“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35]。战国末年魏国还一度准备迁都丰邑，“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史记•高祖本纪》）[36]。在后来的秦末战争中，丰沛之地是汉高祖刘邦的龙兴之地，彭城则成为楚义帝和项羽的都城，宋国故地成为“亡秦必楚”得以实现的重要后方基地。汉朝建立后，宋国故都睢阳、彭城分别成为两大诸侯王梁王和楚王的都城，淮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更为重要。

五、总结

综上所述，“戴氏取宋”从战国早期宋后昭公晚年司城子罕专宋国之政，到战国中期宋剔成君废宋桓侯而自立，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个突然发生的权臣篡位事件。从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可以看出,《韩非子》中篡夺宋公室的司城子罕是战国早期的皇喜而非中期的剔成肝。“戴氏取宋”加剧了通过宋国保存下来的商朝文化在后世的佚失和以奉殷祀的宋公室的衰落，但也使宋国在新兴建立后强大起来，成为东帝齐国衰亡和西帝秦国统一中国的重要客观原因。宋国经济的发展也使淮海地区在秦末的“亡秦必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的一个客观原因，也提高了这一带在后来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地位。

参考文献：

[1]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 关贤柱、廖进碧、钟雪丽注译.《吕氏春秋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第877页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2559页

[4] 刘安.《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

[5] 《韩非子•人主》.第705页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32页。按：中华书局作“易城盱”，此从清武英殿本

[7]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卷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页

[8]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页。周勋初《韩非子校注》[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苗永立《周代宋国史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亦持此说。

[9]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貳）》[M].北京：中西书局.2012. 第189、192页

[10] 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1] 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89至690页

[1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第2473页

[13] 孙诒让.《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90页

[14] 杨宽.《战国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版.1998.第174页

[15] 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

[16]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265页

[17] 《春秋·昭公二十二年》：“宋华亥、向宁、华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18] 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以上皆见《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19]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

[20] 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21] 《论语•宪问》

[22] 《论语•八佾》

[23] 《吕氏春秋•诚廉》

[24] 班固.《汉书》[M] 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5] 班固.《汉书》[M] 卷十《成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此事始末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汉书·杨胡朱梅云传》

[26] 《孟子•滕文公下》

[27]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632页

[2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32页

[29]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899页

[30]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558页

[3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568页

[3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33] 班固.《汉书》[M] 卷二八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64页

[34] 《韩非子》校注组.《韩非子校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第43页

[3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730页

[3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