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正是百废待兴大力发展国家经济的大好时机。可是为什么主席亲自下令全国进行剿匪呢？
是什么原因让主席把剿匪工作看得如此之重？当时的匪患到底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以至于让主席决定投入重兵开展剿匪工作。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文字，把时间回溯到建国后的第一年，看看当时全国剿匪260万的幕后故事。
土匪自古就有，在古时候老百姓可能由于赋税、犯法等原因，自己的生计难以维持，只能选择啸聚山林，以劫道、绑票等行为为生。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晁盖、宋江、程咬金、张作霖等人，都曾做过土匪的勾当。
在历朝历代，匪患问题都是当权者十分重视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朝代更替期间，许多百姓因为战乱无家可归，甚至就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只能被迫落草为寇，这就直接导致国内的土匪数量变得难以控制，越来越多。因此，在新建立初期经常是匪患猖獗，给的稳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时间的期，清朝末期列强入侵、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导致新中国成立时华夏大地早已千疮百孔。老百姓流离失所，极大地增加了那个时期的土匪基数。
另一方面，我军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以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大战略决战以及渡江战役，奠定了解放战争的胜局，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的当灭了部队的主力部队。
在败退台湾之后，大陆还有部分残余势力依旧对抱有幻想，利用广西、川西等特殊的山林环境与当地的土匪狼狈为奸，相互勾结企图颠覆新生。
这些人在当时无恶不作，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处处与新中国作对，给国家初期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主席刚刚从当时的苏联访问回国，就收到了亲自拟定的“关于西南情况和工作方针”的加急电报。在这份报告中提到“鉴于西南匪患的猖獗，剿匪已经成为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又细数了西南土匪的恶行：民女、抢夺粮食、抢劫杀人、甚至还煽动群众暴动、攻打县城。
毛主席读过这封急电后十分生气，此时正是新中国百废待兴，进行国家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如果任由这群土匪继续胡作非为，势必会给国家工农业的发展造成无法挽回的影响。先把这个匪患问题彻底解决，国家建设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中央政府当即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剿匪任务。
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地形主要是以山地为主，山高林密十分有利于土匪藏匿自己的踪迹。这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土匪的理想集聚地，给当地的百姓和政府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严重阻碍了西南地区的发展。
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土匪的凶残程度十分令人发指，可以说是无恶不作。这些土匪只要找到机会就制造暴动，伤害无辜百姓、抢劫粮站、阻碍政府征粮，杀害政府人员。
当时的局面之复杂不仅如此，在西南地区还有潜伏的特务，经常威胁群众组织起来“保民军”。
这些人为了阻碍新在国内的巩固，还经常残害解放军战士，他们的手段十分残忍，不少解放军战士被折磨致死。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无辜的老百姓又怎么能够独善其身。
土匪经常抢劫、杀人、放火、强抢民女，给当地百姓的生活蒙上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在中央政府下达了正式的剿匪命令之后，川西军区就迅速开展行动，投入大量兵力开展了一场全面的剿匪战争。用时三个月，当地的土匪就基本被剿灭。
其中以赵洪文国为首的土匪势力被解放军瓦解，令当地百姓拍手叫好，赞不绝口。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的帮助之下，赵洪文国变卖家产组建起来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过贡献。
在抗日战争结束后，被接到了重庆，赠送给她“游击之母”这一光荣称号。
那时的赵洪文国可谓是风光无限，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是她依旧腰插双枪，风采丝毫不减当年。因此，被大家称为“双枪老太婆”。
提起来这个名字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有所耳闻，可就是这样一位抗日英雄，又怎会和土匪扯上关系，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呢？
原来，在抗战胜利之后，这位曾经的游击英雄被封为“第二路绥靖总指挥部”中将总指挥。
自此以后，权利就蒙蔽了这位抗日英雄的双眼。在解放战争期间，公然与中国为敌，全然忘记了曾经帮助她一步一步发展、壮大她的队伍以及在战斗中给她提供的帮助。
在从重庆撤退之前，特地命令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颁发了“西南救第2路绥靖总司令”的委任状以及很多的武器给赵洪文国。
自此，赵洪文国便进入了我国的川西地区，与当地的土匪勾结。利用的一纸委任状大肆封各种队长、司令，在很短时间内就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恶势力。
面对赵洪文国势力的日益扩大，给川西地区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川西军区果断出击，奇袭了赵洪文国的指挥部，将其活捉。最终赵洪文国被川西军区判处死刑，这位曾经的英雄也因为自己咎由自取，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正当川西的剿匪工作被主席表彰，全国推广剿匪经验之时。广西的剿匪工作则遇到了麻烦，有两方面主要原因：广西地区不但山高林密有利于土匪藏身，而且有遗留下来的部队与土匪狼狈为奸。
广西解放前是桂系部队老巢。当时，桂系部队指挥员白崇禧就开始布置进行“总体战”。
“总体战”指的是将自己的部队分散成小股部队，利用广西的山脉地形与解放军展开游击战争。
部分残部还和当地的土匪相互勾结，公然抢劫粮站、杀人放火，甚至于在一些偏远的山区还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意图推翻的统治地位。
此时，国内形势危急；而在国外，朝鲜半岛的局势也不容乐观。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全然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此时的新中国已经不能完全地置身事外，因为一旦朝鲜被联军攻破，难保美军不会将战火烧到新中国。
因此，为了保卫新中国、重新彰显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彭德怀元帅为主的中国志愿军奔赴朝鲜作战。
在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特务就开始利用朝鲜战争大肆鼓吹“部队已经登陆成功，很快就可以重新夺回中国的控制权”、“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解放军部队很快就会全部撤离”等一系列的谣言，想要借此蒙蔽当时的百姓和土匪，借机制造暴动，加剧国内的紧张局势。
面对特务编造出来的种种谣言，不少土匪对其深信不疑，更加变本加厉地与解放军部队作对，甚至就连当时的老百姓也有半信半疑之势。
这是因为特务利用了百姓不想将自己辛苦劳作种出来的粮食部分上缴国家的心理，编造出“入伙分粮”的谎言欺骗百姓。
可是在那时，新中国刚刚解放，收编了不少的残部，再加上部分地区连年战乱，粮食收成十分不好。为了养活这些人口，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我国只能暂时采用收粮政策。对此很多的百姓不理解，相信了特务所谓的“入伙分粮”，参与进行暴动。
其中在1950年新年期间爆发的恭城暴动，打破了人们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
就在人们准备好好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新年的时候，”救“总司令钟祖培在恭城附近纠集了数千人，在恭城发动暴动。
这些人打着”反北老“、”反征粮“的口号，公然进攻恭城，大肆抢劫粮站，杀人放火。
由于恭城防守部队兵力匮乏，仅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根本无力阻止数千人的进攻。在土匪攻入恭城以后，有128人惨遭土匪杀害，几十万斤公粮被抢夺一空，几十家店铺也被土匪洗劫一空。
当天晚上，李天佑得知消息后，马上派出解放军部队开赴恭城平复暴动。在湖南部队的协助之下，这场暴动很快被平息下去。
在恭城暴动被平定以后，迎来的却是平乐、玉林、柳州等地的更大的暴动。
成百上千的土匪势力开始聚集起来，足足有数万人马，声势十分逼人。在李天佑这位开国上将的指挥下，解放军战士英勇作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消灭了三四万土匪，余下的土匪也全部四散而逃，利用深山老林隐藏了起来。
可是，没过多久，在特务的鼓吹之下，土匪又开始大肆危害百姓、抢劫粮食。虽然李天佑天天忙于剿匪，可是在广西境内土匪势力依旧十分猖獗。
在全国剿匪形势一片大好的情景之下，广西却依旧匪患严重，自然而然地也就引起了主席的关注。
1950年8月，同志亲自起草电文 ，对于广西的剿匪工作做出了十分严厉的批评。作为全省军事主官的上将李天佑深知，剿匪不利自己有着无法推脱的责任。
其实究其原因，广西剿匪不力与当地的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剿匪前期，广西地区曾经发布过：只要放弃抵抗，就能够争取宽大处理。就连当时在恭城暴动中扮演了“总司令”角色的钟祖培，在被解放军捕获之后也只是教育一番，最后草草释放。
在当时的广西规定，每个县只能枪毙一名罪大恶极的匪首，而且还要有广西省的批准才能实行。这就导致了广西省虽然大力剿匪，可是匪患却依旧猖獗。
1950年十一月份，主席再次亲自来电，指出了广西省在剿匪过程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宽大无边”。
几天之后又是一封主席的电报，限令广西省几个月之内务必解决匪患问题。一封封的电令，就像战令一样，都在催促着广西省尽快解决匪患猖獗的问题。
为了尽快完成广西的剿匪工作，还派出了陈明仁前往广西，协助李天佑剿匪。在二人的通力协作之下，瑶山的主要匪首大部分被解放军生擒，部分被直接击毙。
土匪中的骨干分子不是被击毙就是前来自首，瑶山的近四万土匪被解放军全部消灭。
此时陈明仁在桂西南的剿匪工作也是进行得有声有色。到了1951年四月底，广西匪患才被基本肃清。
李天佑也因出色地完成了广西的剿匪工作，受到了主席的两次嘉奖，后来荣升为广西军区总司令。
虽然前面说到土匪是如何如何地恶贯满盈，但是绝大多数的土匪还是迫于生计，无奈才去落草为寇的。
对于这些罪行比较轻的土匪，我军并没有采用“一棍子都打死”的做法，积极引导这一些人投身军营、报效祖国！
在朝鲜战争期间，不少的土匪都得到了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他们积极参加人民志愿军，为国作战。
例如湘西土匪金珍彪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多次立功，最后志愿军总部更是授予他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落草为寇只是他们为了维持生计而迫不得已做出来的选择，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然而，这个原因也不足以成为他们不顾法律道义、肆意妄为的理由。
到1953年底，解放军共计消灭了260余万土匪，收缴枪械一百多万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匪患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过根本的解决。
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匪患问题就成为了一个历史，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从此，国内社会秩序安定，农业、手工业、工业、商业等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中国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局面。
参考文献：
《建国初期中国在广西的剿匪斗争研究》陆彪
《新中国成立初期剿匪斗争研究》高运坦
《建国初期川南剿匪研究》汪海霞
《剿匪征粮 巩固——在担任西南局书记期间》马素霞
《建国初期中国平定西南匪乱的经验启示》覃凤阳
1950年6月14日，怀仁堂内正举行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毛主席与周总理主持着会议，正当周总理与一位派人士握手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两声巨响，会议上突然安静了下来，随后众人窃窃私语纷纷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毛主席见状表示“请同志们继续发言。”而周总理则表情凝重，吩咐工作人员去调查情况。
过了10多分钟后，工作人员向周总理汇报：下午5点20分，辅华合记矿药厂发生大爆炸，伤亡情况与爆炸原因暂时不祥，公安、消防人员已迅速赶到，正在现场抢救。刚刚成立还不到1年的新中国此时国内还有着大量未肃清的敌特分子，正值敏感时期，北京的神秘大爆炸给新生的共和国蒙上了一层阴霾。周总理下令公安部进行彻查，一定要搞清大爆炸的原因，如是敌特分子破坏，必须缉拿归案，严惩不贷。
而就在北京公安部门紧密排查分析时，逃至台湾的特务头子毛人凤便迫不及待地到处宣扬爆炸事件是特务所为，赶来参与调查的苏联专家也认为是有人蓄意破坏。1950年的北京特大爆炸案，难道真的是特务所为吗？今天历史求知所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1950年，震惊中外的北京特大爆炸。
毛人凤
特大爆炸，敌特阴云辅华合记矿药厂大爆炸是敌特破坏蓄意为之，还是安全事故天灾人祸？在公安、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时，对这一问题还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现场已经是一片废墟，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大火熊熊燃烧，依稀可见被炸得东倒西歪的电线杆、树杈和残垣断壁。经过6个消防中队、解放军战士和附近自愿参加灭火扑救的群众整整10个小时的努力，这场因为爆炸而引起的大火才在次日凌晨被全部扑灭。这场大爆炸造成的损失更是极大。据事后的资料记载，有附近市民32人、辅华合记矿药厂职工7人共39人死亡，406人受伤，全部倒塌房屋497间，部分倒塌1928间。
这场大爆炸为刚刚建国举国欢腾的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并不会在毛主席铿锵有力的宣言下就能焕然一新，还需要解放军战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断清扫千百年来堆积下的沉疴弊病。这其中当务之急则是清剿肃清残留在大陆的敌特分子，恢复百年战乱造成的战争创伤。
新中国成立
毛主席在1949年初时谈到新中国的内政时表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整顿……”“打扫干净屋子”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所要面对的任务。
1950年6月14日的大爆炸距离新中国成立仅仅8个月，在举行开国大典前，北京的公安部门就曾专门清扫过潜伏在北京的敌特分子。傅作义手下几十万的军和平起义之后，古都北京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但也意味着那些特务大都趁着这股和平之风潜伏到了北京城内，预谋着破坏人民的阴谋行动。
傅作义
当时的北京有“五多”：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尤其是特务的数量，居全国之首。虽然肃清工作卓有成效，但隐蔽下来铁了心要搞破坏的敌特分子手段更加阴险毒辣。早在1950年5月1日前夕，北京市委为了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劳动节，于是准备了100辆有轨电车的庆祝队伍，每辆车都擦得锃亮，全部扎上鲜花，但就在即将派上用场的一天晚上，北京电车厂被特务潜入，停车场内的50多辆电车被烧毁，之前的准备工作功亏一篑。
周总理亲自到现场调查，原因正是电车厂对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对敌特分子没有充分警惕，才导致了这次重大事故。眼看电车厂的教训还历历在目，这次又发生了影响极其恶劣、损失极其巨大的爆炸案，周总理下令彻查此事。当晚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明爆炸原因。
罗瑞卿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部署成立了一个17人的专案组。在专案组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爆炸原因作一个分析鉴定。一名叫马特维也夫的苏联爆破专家也被邀请参与此案。调查先从爆炸的地点辅华合记矿药厂开始。这个矿药厂成立于1947年7月，是由私人资本家王念维投资建厂，在刚开始建厂时只有4、5名工人，制造的也是黑火药和火捻。直到1950年2月初，它才与平津卫戍司令部独立第208师合作，改名为辅华合记矿药厂，专门生产矿用炸药和雷管。专案组经过仔细排查最终确定两声巨响分别来自成品炸药包装点和雷管包装点，这两处都属于该厂的成品车间，彼此相距约30米。
6月15日，周总理听取了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议，在会议上苏联专家极为肯定地认为这起爆炸案是有人蓄意破坏，他称有可能是两种引爆方式，一是定时炸弹，二是白磷、黄磷等易燃化学物被人为点燃或自燃。基于苏联专家的论断，专案组迅速将爆炸现场的残留物提取后送往清华大学进行成分分析，与此同时专案组也在爆炸发生前进出成品车间的人员身上寻找线索。
周总理
该厂和部队合作后，已于5个月前便实行生产区域进出登记制度，各个生产车间也安排了门卫，所有进出人员都必须向门卫登记进出时间。成品车间的门卫室与两个爆炸点正好是死角，因此门卫只是耳朵受了点伤，并无大碍，同时门卫在爆炸发生逃离现场时及时带走了那本登记本。现在只需要通过车间的登记本便可以初步确定嫌疑人。
清华大学对爆炸现场取证物的分析报告这时也出来了，两个爆炸现场均未发现其他金属物，也就是说爆炸并不是定时炸弹引起的。同时明火引爆炸药的可能也被排除了，因为在进入车间前所有人都要交出身上容易引燃的危险品，如火柴、钥匙、小刀、银元等金属物品等。那么剩下的就是放置磷类化学物自燃引爆的可能性了。
专案组将侦查重心放在了该厂的内部人员身上，经过重重审查，专案组初步锁定了3名嫌疑人。分别是肖定天，该厂工人。案发当天肖定天没有吃午饭，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下午自3点半后就没人看到他在干什么。郑新民，该厂技术员。6月14日那天他在下午4点进入车间，不时与装箱工人说笑，他走后不久便发生了爆炸。丁松林，该厂工人，在成品车间靠搬运木箱谋生，在爆炸中他是成品车间除门卫外唯一没有受伤的幸运者，他的位置处在2号爆炸点，按理说应该九死一生，这就很奇怪。
三人迅速被侦查员传讯问话。首先是肖定天对侦查员提出的疑点一一解答：他那天没吃午饭是因为闹肚子，忧心忡忡是因为怀疑自己的怀表丢了，下午3点半后他去医务室，直到5时过后才回车间，刚回去就发生了爆炸。经过调查，肖定天所说的都属实，可以排除肖定天的疑点，随后对丁松林和郑新民的讯问也没有查出任何疑点，这就奇了怪了，一时间爆炸案的调查陷入了僵局。
就在爆炸案发生的第10天，即6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讯侦查技术人员截获了台湾保密局发送的一条密电，内容是“609：祝贺你组实施北平爆炸行动成功，局座奉总统之名已予以嘉奖，不日将有特使赴平。”这封电报的出现似乎坐实了特务实施爆炸案的罪行，随后我方又截获了另一条密电，内容是针对爆炸的技术问题提出的“指导”，其中列举的技术数据、伤亡损失等情况都是当时公安部门没有公开披露的。难道这次爆炸真是特务所为？
不，的这封电报来得太过蹊跷，尤其是其中的数据极为详细，像是我方部门在爆炸发生后的统计信息。鉴于当时的形势，公安部门并未把伤亡损失详情对外公布，只有辅华合记矿药厂方面才有最详细的数据，于是侦查员怀疑敌特是从辅华合记矿药厂内部获取的情况。如此排查下去，果然一名负责善后工作的该厂生产部经理说出，他的表弟查一峰曾在爆炸发生后向他要了一份辅华合记矿药厂的《调查报告》，说他在天津的一家报社工作，希望写篇文章。
经过侦查员调查，此人虽然住在天津，但却不是什么记者，那他要这份报告有什么用呢？在全天候的监视下，查一峰果然露出了马脚，1950年7月1日，侦查员在查一峰发往香港的信件中发现了他从事特务活动的蛛丝马迹，同时一个在上海落网的特务也供出了他的同伙正是查一峰。7月3日查一峰被捕，经过审讯他表示索要调查报告是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的密令。那两份密电都是特务机关在事后伪造的，此事根本与他们无关。而之前大肆宣扬爆炸案是特务所为的毛人凤也不再嘴硬，在提及此事时称此举是“和大陆公安机关开了个玩笑。”
随着密电案的侦破，排除了敌特蓄意破坏的可能，专案组逐渐形成了一个新思路。专案组决定对爆炸现场重新进行勘察，7月6日参与勘察的3位专家调查完现场，又走访了附近的目击人员，还进行了一次模拟试验，最终得出结论：是炸药包装点先发生爆炸，然后引发了雷管包装点的爆炸。专案组于是调转方向，把侦查视线专注放在了炸药包装点的1号现场。
炸药包装点现场的3位工人都已在爆炸中遇难，从门卫记录中得知，3人在进入车间前都已将随身携带的违禁品交出，也许是他们身上还留有可能引起爆炸的物品。他们究竟在那天上班时带了什么会引爆炸药的物品呢？
在调查时其中一条线索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遇难3位工人中的范震光在爆炸那天进入车间前例行交出违禁品时，有人听到他的口袋里发出过金属碰撞的“叮当”声。这条线索瞬间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在查阅了范震光那天的存物登记后发现，他交出的物品有火柴、钥匙串、香烟。带在身上不肯交的应该就是银元了。
范震光那天究竟有没有带银元进车间呢？银元碰撞后产生的火花能够引燃炸药导致爆炸吗？对于这两个问题，专案组一方面继续寻访调查，另一方面立即展开了银元碰撞能否引燃炸药导致爆炸的试验。根据多次模拟试验，银元碰撞时确实能够引燃炸药。而在一位该厂因为爆炸身受重伤的老工人那里得知，6月14日他曾向范震光转让过4枚银元，并提醒他必须存在保险箱里，带到车间可能不安全，范震光口头上答应了，但谁知他最后还是没有把银元存放进保险箱，由于操作不慎，他携带的银元发生碰撞导致了这一场特大爆炸事故的发生，自己也罹难现场。
根据这个推断，侦查员在厂方的协助下在现场附近发现了3枚被炸得已经不成形状的银元，另一枚则不知去向。专案组得出结论：1950年6月14日下午发生的辅华合记矿药厂大爆炸是由于监管不严、操作不慎而引起的特大爆炸事故。
在听取了爆炸案的侦查结果后，毛主席、周总理陷入深思，虽然没有抓住敌特分子，但这无疑给新中国成立后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敲响了警钟，此后关于安全生产的措施和号召也不断展开。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朋友点赞评论关注支持一下吧，咱们下期再见。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我军以2400人伤亡的较小代价，取得了全歼印军3个旅，重创3个旅，俘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击毙62旅旅长辛格准将的重大胜利。同时还缴获各种火炮300多门，飞机5架，坦克10辆以及汽车400多辆。
令人惊讶的是，我军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后，并没有主动追击扩大战果，而是立即释放俘虏，将战斗中缴获的军用物资打包还给了印度。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在交还印度军车时，还给所有车辆加满了油，甚至有些车辆还刷上新油漆。这种违反战争常态的举动，引起很多人的不解？从后勤上来说，我军背靠青藏高原，补给不易，这些战斗物资正好可以补充我军所需。但是我军却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这种违反战争常态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难道中队是“穷大方”吗？
这当然不是，古语有云：“强者示之以弱,弱者示之以强。”我军这种行为看起来是在示弱，其实是在显示自己的强大。
一、“迷之自信”的印度自印度建国以来，就一直对中国领土存在着野心。在大国意识的驱使下，印度从1950年开始，就在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与此同时，印度还出台“前进政策”，不断向我方一侧推进，蚕食我方领土，建立了很多哨所和据点。
1951年后，印军更是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了我国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不仅如此，印军还一直声称，由我国控制的阿克赛钦地区乃是印度的领土，因此他们多次要求我军退出该地。
印度这个民族，有一个奇特的性格，那就是迷之自信。特别是在中印战争爆发前，印度朝野在边界问题上一直非常自信，始终坚持强硬观点。
从军事上来说，印度人一直声称，一个印度兵可以抵挡十个中国兵。1951年，印度在朝鲜派出观察员，目睹了志愿军痛打美军的神勇表现。于是立即改了口：一个印度兵“只能”对付六个中国兵。
在笔者看来，印度人在军事上如此自信，主要有这么几点原因：
首先，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印度人长期作为仆从军，跟随大英帝国南征北战，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无论是两次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印军曾多次击败无能的清军，甚至杀进过北京城。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在印度人眼里，中国一直都是那个东亚病夫，因此也一直保持着对中队的优越感。
其次，从客观上讲，印军确实有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其中不乏参与过二战的王牌军。在北非、南欧以及东南亚战场，印军都所表现，因此自诩为打遍欧亚非的雄师劲旅。
最后，印军在对外战争中，确实占过一些便宜。例如在对巴基斯坦的战争中，印军总是占尽优势。1961年，印军兵不血刃，解放了葡萄牙殖民者所盘踞的果阿，从而头一次独自打败欧洲人（虽然葡萄牙早已日暮途穷）。从此之后，印度民族自信心爆棚，尼赫鲁更是宣称，印度可以独自击败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联合进攻。
就这样，印度军人越来越膨胀，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越来越自信。在当时，尼赫鲁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因为他是万隆会议的发起人，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和主要领导国家，在第三世界拥有很大的声望。
为了拉拢印度，美国和苏联都大花血本。美国人称赞印度是“西方自由的橱窗。”而苏联在1958年后与中国关系的恶化，因此转而支持印度。1959年8月，印度挑起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时，苏联塔斯社无不由分说，非但没有谴责武装挑衅的印度，反而将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我国大骂了一通。不久后，苏联还许诺，将为印度提供军火
综合以上考虑，印度在边境问题上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以为我国软弱可欺，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在西藏的侵略扩张。
因此在、周恩来等伟人看来，要遏制印度的入侵，首要的就是要打消印度这种“迷之自信”，让印度人懂得什么叫做知难而退。
二、：从按兵不动到严厉打击面对印度咄咄逼人的攻势，一开始并不准备动用武力。作为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历练的领导核心，一直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生命，他当然不会惧怕强权，更不会出家利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保持克制。这是因为从1958年开始，中国的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极度恶劣。
从国际上看，从朝鲜战争开始，我国就与美国长期敌对，美国也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1959年，中苏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而翻脸，苏联不仅撕毁了全部援助中国的合同，还撤走了所有的援华专家，两国关系降入冰点。
我国当时的战略重心在东部沿海，也就是盘踞台湾的，美蒋势力才是我国的头等对手。相对而言，中印边境是次要方向。我国建国不久，国力有限，很难在两个方向和两个大国（美国、印度）为敌。
与此同时，我国一开始与印度的关系，其实并不算差。中印两国都是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是邻国，却几乎没打过什么仗。曾几何时，印度还充当过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传声筒。对于印度，总体上保持了宽容大量的态度，希望印度能迷途知返。
然而随着印度的得寸进尺，逐渐意识到，和平和忍让并不能感化尼赫鲁，反而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既然如此怙恶不悛，就休怪我国不客气了。
淮南子有云：“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翻译过来就是，用兵之道，是让敌人看到你很疲惫软弱， 当敌人来犯，才发现你实际上力量非常强大。
中国自古就讲究辨证法，真正的强者其实并不狷急暴躁，反而平和如水。面对敌人的挑衅，强者的忍让，其实是在蓄积反击的力量。
从政治角度看，之所以一再忍让示弱，是为了避免战争，让印度迷途知返。但从军事角度看，的示弱也是一种用兵奇谋。追求和平，但却绝不害怕战争。在对印度进行和平攻势的同时，也在做着战争的布局。
的示弱，实际就是为了麻痹印军，为后来的“示强”做准备。1962年10月12日，印度2万人在尼赫鲁的指示下，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对我方边境发动扫荡。反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0月18日，在开会，面对各位开国元勋，他侃侃而谈：
“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做出惩罚印度的决定后，又询问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
“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啊?”
对于印度军队那两下子，长期戍边的张国华自然心知肚明：
“打的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的赢。”
在张国华看来，印军的水平大概相当于的一般部队，远不如主力部队，战斗力有限。同时，印度官兵上下泾渭分明，军官多由贵族担任，士兵皆为低种姓，上层养尊处优，下层忍饥挨饿，可谓是上下离心。
与此同时，印度军队十分怕吃苦，不善于长途行军，缺乏高原作战经验综合素质极差。他们推己及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行军的恶劣地区，中队肯定也做不到。
在向中国境内推进时，印军一再违背兵家大忌，仅在一线投入大量兵力，纵深兵力却十分空虚，就犹如一个鸡蛋壳，只要敲破了，就犹如无人之境。印军之所以这么布阵，是因为他们听信尼赫鲁的狂言：“中国绝对不敢动手。”因此，他们想要通过这种线性推进，占据我国更多的土地。
令人发笑的布阵，如此孱弱的士兵，使我军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所擅长的穿插渗透战术。被誉为世界最强轻步兵的解放军，是时候给骄横的印度人上一课了。
在巨大的军事地图面前，指着地图上的印军据点，用手做了一个横扫的姿势，自信满满地说：
“扫了它！”
三、横扫千军如卷席在的会议上，张国华意识到，对印战争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打痛。由于我军在西藏的部队数量有限，后勤运输困难，因此在拟定作战计划时，上级有意见将战争目标设定为歼敌一个营。但是张国华认为，歼灭一个营实在不疼不痒，难以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因此张国华认为，要打就必须歼敌一个旅。
张国华的雄心，得到了的赞赏和支持：
“张国华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回到西藏，张国华集中419部队所属的3个步兵团，11师的2团，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二团和军区炮兵第308团一部共1.03万。
按照计划，我军将从两翼突击，并向敌军左翼作主要突击，同时迂回到侧后，采取分割敌人，各个歼灭的战法，首先健美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然后歼灭来自达旺的印度援军。
10月20日7点30分，对印战争在东段的克节朗河谷爆发，我军的60炮连续发射150多发迫击炮弹，顷刻间将印军驻守的阵地化为了火海，随后我军步兵对敌人发动迅猛突击。仅仅两个小时，敌人中部阵地就被我军攻破，敌人阵亡282人，被俘90多人，仅60人逃脱。
就在印军第七旅旅长达维尔调兵遣将，准备顽抗之时，我军157团主力迂回章多，如同神兵天降一般攻入了第七旅旅部。在短时间内，我军便攻克了旅部，达维尔仓皇逃跑。失去了统一指挥的印军成了无头苍蝇，迅速溃败。
在溃逃中，印军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后方、还是左右两侧，到处都在遭遇着我军的火力打击。在此之前，他们打惯了正面对正面的阵地战，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迂回绕后的不讲理打法。
原来，我军早就绕过了印军驻守的交通线，转而穿过人迹罕至的雪原以及密不透风的森林，到达了敌人的侧后方。当年长征中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险阻，都没有阻止英勇的人民军队。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的喜马拉雅山，同样不能难倒英勇的解放军。
就这样，敌人一窝蜂地向后逃窜，而我军则扎紧了口袋，到处堵击敌人。最终，我军全歼第七旅，除了少数印军逃脱外，上至达维尔下至数千名官兵，都做了我军的俘虏。
战斗打得如此顺利，甚至连张国华都有些不敢相信：
“我当兵33年，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还是头一次。”
印军实在不堪一击，我军迅速越过“麦克马洪线”，解放了重镇达旺。
在西线，我军从阿克赛钦地区发动反击，我军集中兵力，像拔钉子一样，一个个地拔除了印军据点，打得敌人抱头鼠窜。
我方取得了初战胜利，于是准备见好就收，争取和谈。我国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建议双方武装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然而尼赫鲁不甘心失败，以为自己只是大意了，手中仍有牌可打。因此他们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在全国调兵遣将，向边境增派部队，运输武器。
既然尼赫鲁想打，我们自然奉陪。而这一次，我军就要彻底打消印度人的胆气。
四、打得印度人丧胆面对不知悔改的印度政府，第二阶段的反击战随即展开。这一次，印军投入了更多的兵力。但是印度指挥官还是一如既往的“争气”，在西山口至邦迪拉沿线，他们又摆出了一个搞笑的阵型——一字长蛇阵。
在100多公里的防线上，印度依次部署了62、65、 48和67旅，共1.2万，看似兵力雄厚，但实际上却首尾不得相顾，各部之间间隙很大，对于擅长穿插迂回的我军来说，简直是送上门的肥肉。
元帅一看地图，竟乐了：“这是铜头、铜头、锡尾、背紧、腹松啊！”只要采取多点突破，就能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敌人之所以布下这个“奇阵”，是因为当地自然条件太恶劣，海拔很高，他们依然不相信我军拥有穿越复杂地形的能力，因此掉以轻心。他们相信，我军只会沿着交通线，从正面进行打击。而这种以己度人，最终让他们吃了大亏。
战斗开始前，我军在一个藏民的指点下，找到了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的一条小道——贝利小道。随后11师组织了一支1500人的穿插队伍，经过6天5夜的行军，翻越4870米的高峰，如同神兵天降般在敌人的长蛇阵上打下一个楔子。
11月18日，我军的55师进攻西山口，11师的1500人迅速跟上，与之南北夹击驻守当地的62旅和65旅。在极短的时间内，敌人的两个旅即被击溃。随后，我军迅速追击逃敌，与敌人48旅相遇，随后又在短时间内击溃了该旅。
在我军的穿插打击下，一万多印军彻底被打崩。印度逃兵漫山遍野，我军布下天罗地网，奋起直追。在追击中，我军打下了不少如同神话般的战役。
在邦迪拉东南约30公里处的多龙桥。我军27名官兵在这里堵住了将近241名官兵。面对茫茫多的敌人，团作训参谋康德心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给我围歼敌人。”
随后，第4连副连长史洪信，炮排班长冯长喜等3人，带冲锋枪1支，半自动步枪2支，取捷径直插桥南堵印军南逃；以第4连第3班5人，沿北面山腰迅速迂回至印军主力侧后，抢占有利地形，断敌退路；抽炮排4人沿公路右侧由东向西侧击印军； 迫击炮排、重机枪班在营指挥所附近占领发射阵地，以火力迟滞印军前进，支援各班（组）战斗
在炮火的支援下，我军四面进击，当即打死了少校以下35名印军。敌军见突围无望，只好向我军投降。此战中，我军仅有3名士兵受了轻伤。
到了20日，印军基本覆灭，许多印军士兵窜入深山老林之中，军车、坦克丢得到处都是。东线部队，已经逼近了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
在西线战场，新疆边防部队彻底肃清了印军入侵的全部据点，收复大片领土。印军喜马拉雅第三师龟缩在列城、东堤等地，活像惊弓之鸟。
五、示敌以强我军越打越顺，从高寒地区一直打到了平原地区。温度越来越高，地势越来越平，许多战士都脱掉了棉袄，兴高采烈地追击着敌人。
反观印度那边，已然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尼赫鲁宣布，在阿萨姆邦的重镇提斯普尔实施焦土政策，印度工兵在工厂、桥梁、医院等地布下炸药，准备全部将之全部炸毁。整个新德里风声鹤唳，人们开始强夺生活物资，政府到处组织人员修筑街垒，仿佛就像末日降临一般。
然而就在此时，我军却在的命令下主动撤军了。中印战争的目的并非为了收复领土。从当时的条件看，收复失地的时机并未成熟。马上进入冬季，即将大雪封山，对于我军十分不利。因此我军在仍有余力的情况下，选择了撤军。
可以说，中印战争其实是一场政治战，其战略目的不是为了打败印度，而是以战促和，让印度朝野明白一点，中国绝非软弱可欺。肆意侵犯中国领土，毕竟付出死的代价。而这，也就是示敌以强的用意。
为了显示我军的强大和游刃有余，我军还将缴获的武器军车打包还给了印度。其中，我军还给军车加满了油。这绝不是穷大方，也不单纯是为了显示宽大，而是为了向印度。
加满了油，说明我军依然留有相当多的战争储备。我军撤军并不是因为不能打，而是不想打。如果真要打，我们依然奉陪。看起来仿佛是在示弱，实际是在示强啊！
中国惊人的胜利，打断了印度不断上升的民气。这场惨败，给印军留下了旷日持久的阴影。从此以后，印军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负担。而曾经春风得意的尼赫鲁，也在2年后郁郁而终。
可以说，这场边境反击战，不仅打退了敌人，更打狠、打痛了敌人，打出了边境数十年的和平。不得不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决策，就是高明。
多年来，印军虽然一再挑衅，越过边界，甚至多次想要发动战争，一雪前耻。但在战争按钮即将按下的一刻，印度人总会临阵退缩，1962年的惨败实在太刻骨铭心了啊！
强者绝不以愤怒和无限的暴力显示自己的强大，我们隐忍克制越久，未来的雷霆之怒就有多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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