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暖和了，每天起床也早了，今天也是早早起来，先去散散步，然后想想中午吃什么。前几天刷视频，看到别人做的焖饭，感觉不错，正好家里还有过年未吃完的火腿，就想着也做一锅焖饭尝尝。回家途中，买些配菜。回到家马上就开始干。
这是真空包装的切好块的火腿，拿出来需要冲洗一下。
清洗过后放入水中泡一泡。
再准备些其他配菜，甜豆、胡萝卜和小青菜。
小青菜需要撒点盐，浸泡十分钟左右。
火腿是腌制的，很咸，泡过后再把它放锅里煮一煮，去除一些咸味和异味。
煮一小会儿，捞出冲洗后，切小块。
菜都准备好了，开始淘米，控制好水位，放入电饭煲。再把菜依次放入。
放入甜豆。
放入胡萝卜丁。
放入火腿。
放入青菜。
火腿有咸味，不用加盐，倒入一点鲜味酱油就行了。
然后用电饭煲精煮模式，大概五十分钟就能煮好。
在等待煮饭的过程中，闲着也是闲着，就做做今天的功课，诵读《地藏经》。
诵读完一部地藏经，我的时间差不多也是五十分钟左右，饭也好了。
打开盖子，虽然卖相不好看，但还是挺香的。
搅拌一下，先尝一口，不错，美味！中午可以吃上两大碗。
昨天是我连续诵读《地藏经》的第45天，成功打卡。
其实我也是有一些小疑问的，比如今天我是在白天诵读的，诵读的时候因为姿势不正确，腿曾经有要抽筋的感觉。这种情况我很熟悉，所以第一时间做出应对的动作。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手里却没有放下经书，嘴里也没有停止诵读。过后，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愿意中间停止？
接着昨天分享下我们同学见面聊天的事情，今天分享的是回程路上的一件小事。
回来的时候，因为所在的地方不方便打车，就想去二环上打车。去二环上打车，首先要把方向调对，当时穿过马路的时候，我们同学顺嘴说了一句，现在公交免费，如果先碰到合适的公交也是可以坐的。我想了想也是，顺嘴说确实是，这个想法可以有。
和同学分开后，穿过马路的时候，心里想着出租车先到就打出租，公交车先到就坐公交。结果巧的很，刚到马路对过一分钟都不到，环二就到了。没有犹豫，我就坐上了公交车。公交车上人不多，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在公交车上坐着，人是不动，但思想还是很活跃的。就想着在一个合适的公交站下车，然后从二环上直接溜达回去，因为有一条路直接到我们小区门口。想法很好，但忽略了一件事情，公交车相对来说我也坐的很少了。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我自己在哪一站下车合适，也并不像年轻的时候，很快就去问司机，而是每到一站的时候，我很用心的听司机报站名，并看一下下一站是哪里。
当司机报啤酒厂到了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下一站是柏林公园（这应该是近几年新建的一个公园，我并不是很清楚，但出现柏林两个字的时候，我大脑第一反应是似乎跟我要去的地方路线不一致），然后果断的下了车。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发现自己记混了，我们小区正对着的那条路走到二环口右侧，是金凤扒鸡的一个店，而不是和啤酒厂相关的东西。
下车后习惯性的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有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发的信息。下午我们这个同学临时有脱不开的事情，离开了一下，后来办完事情跟我们电话联系，我们说时间已经比较晚了，就让她直接回家。我的这个同学说，没来得及赶上回去送我。
本来下午跟几个同学见面聊天，心情就挺不错的，再看到这条信息，我的心情更是美美哒。有人惦记着我就高兴。我给同学回了信息，告诉她我已经到家了（我觉得我把晚饭后的散步提前到晚饭前了，这就相当于到家了），并感谢了她。
在溜达着往回走的路上，我发现了问题，我下车下的太早了，连红星街都没有过，我就下了车。后来，走到我真正想下车的地方的时候，我发现整整早下了两站地。
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我的心情还是挺不错的，只是觉得最近几年可能自己的活动范围确实是有点小了。原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一代还是非常熟悉的，现在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失误，只能说明不论是环境还是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我在某些方面落后于环境和事物了。 可能这也是社会脱节的一种体现吧，既然这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那我想就应该把它改正过来。所以决定以后勤快起来，多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别哪天又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生活就是这样兜兜转转，偶尔发现有问题的时候及时调整改正就是了，但这并不影响生活的美好。
祝愿所有的朋友们在今后的生活中都能发现自己独特的属于自己的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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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靖与杨康的起跑线
丘处机与江南七怪同时开班办学。丘处机招了一个学生叫杨康，江南七怪招了一个学生叫郭靖。
杨康只有一个老师，郭靖有七个老师。
这样的师生比，公平吗？
丘处机毕业江湖第一名门正派全真教王重阳真人门下，什么概念呢？在当年，就是毕业于西南联大，在今天，就是毕业于清北。并且老师是什么级别？梁启超、陈寅恪级别，钱学森、杨振宁级别。而江南七怪呢？学历不明，传承不清。
以个人的水平修为论，丘处机一个人的学问（功夫）也完全吊打江南七怪组合——双方在嘉兴烟雨楼的PK可以一证。
这样的师资力量分配，又公平吗？
十八年中，丘处机其实没真正给杨康上过几天课（他自己承认的），江南七怪却几乎天天都围在郭靖的身边，耳提面命，棒打掌掴。
杨康没有约束，天天在欧阳克、沙通天一帮社会闲杂人员的呼拥下，成群结帮，撩妹喝酒撸窜，无心向学。
郭靖每天的课程表则满满一纸：跟着七个老师练拳练剑练挨打，跟着哲别射箭摔跤学骑马。晚上还有马钰的课外辅导班。
这样的教学管理，又公平吗？
但丘处机的教学水平却一样吊打江南七怪。他的弟子尹志平曾在蒙古跟郭靖较量过几手，几乎是赢得不费吹灰之力。江南七怪的教学水平，与其说是在培养郭靖，不如说是在变相的耽误摧害——教育这东西，只有功劳，没有苦劳。水平低差的老师，越认真，越努力，反会误人弟子越深。
所以，杨康在丘处机的门下，虽然老师没正经上过几天课，却比天天上课补课的郭靖，成绩还要好。
这样的教学水平分布，又公不公平呢？
如果说不公平，又该怎么解决呢？
让郭靖也跟丘处机？还是让江南七怪同时也教杨康呢？
如果你认同方案一，无论让杨康到草原的蒙古包中寄读，还是让郭靖到燕京的王府寄读，或者两人都到终南山的道观中寄读，都违背了就近入学原则。
退一步，若你是完颜洪烈，是包惜弱的话，真愿意千里迢迢，送子入大漠十八年？真认可这样的教育公平？很大概率不会，完颜王爷有的是选择，他可以放弃丘处机，重金聘请欧阳锋入府为西宾，不行的话聘请裘千仞、梅超风也没什么难度。
更深远的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冲丘处机这个名师，齐奔终南山，就容易形成“终南山名校”的局面，这不正是教育公平失衡的另一个表现吗？
如果你认同方案二，对杨康公平吗？本有条件可以接受更好教育的学生，非要他选择一般的，这是什么公平逻辑？
2.杨过的择校问题
有两家学校让你选择：一家座落在全国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内，创办校长是全国学术泰斗，在25年才举办一届的全国顶级学术论坛上当选为全国学术委员会主席。副校长也是全国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学科。全国最、最、最重要的学术典籍，保存在该校图书馆。这位校长的学生，也个个都是学术界的精英权威，各为一方人物。
另一家学校座落在某个N线城市郊外的深山僻野中，交通闭塞不便，GPS都定位不到，在没有熟人带路的情况下，进入基本只能靠“失足跌下山崖”或“迷路误闯”。校长没什么名望，学界一般都没有资料记录。学校更是平凡得要紧，既没主办过什么有影响力的论坛、会议，也没搞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活动。
自由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家呢？
第一家学校叫“全真教”，校长王重阳，副校长周伯通。
第二家叫“绝情谷”、“神农帮”、“伏牛派”……随便它叫什么吧，反正在《招生报考指南》上，你都未必有耐心翻到它的那一页。
跟你我一样，郭靖在帮杨过选学校时，也选择了全真教。
这是没悬念的事，对吧？郭靖跟周副校长是拜把子兄弟，跟王校长的几个得意弟子，也都熟络得很，当年互相帮忙，一起打过很多架。名校大师老朋友，不去才奇怪。再说了，堂堂襄阳大侠的侄子，跑去绝情谷学艺？开什么国际玩笑？
这就是江湖中最直接的名校现象——名人进名校，名校又出名人，进而名校的各类资源，越滚越集中，实力越滚越雄厚，形成强大的引力漩涡。
而弱校、小校呢？
位于无量山中的神农帮就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它是一所以“中药与化学（制毒）类专业”为主的专科学校（不是大专本科的专），在无量山中年年岁岁想滚大，岁岁年年滚不大，最后在太阳下山前的某一天，被天山童姥主持下的灵鹫宫一纸收购通告，变成了灵鹫宫的无量山分校。
郭靖与杨过都一样怀着美好的憧憬，杨过在全真教这所名校里，学艺修业，成名立万……
但后来的故事，大家也知道了。
杨过并没有成为全真教的骄傲，反而成为全真教的耻辱。他受不了这家名校的一切，私自退学离校，逃到学校隔壁的一家小机构——古墓派去了。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全真教分班时，他的老师，不是周伯通，不是丘处机，也不是王处一，甚至都不是尹志平，而是赵志敬。
所以说教育公平这事，追求是没毛病的，但只能不断接近，千万别奢望能实现。
就比如：纵使人人都可以入读终南山全真教这样的名校，实现了择校公平。又如何保证人人都能分到周伯通、丘处机这样名师的班上，实现校内教学公平呢？
像张三丰同学，虽然少年时也曾是少林寺这样大名校的学生啊，但少林寺把他分到觉远和尚的班上，而觉远的教学内容是什么呢？每天就是挑水、做饭，然后念“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你看这教材的内容，与其说是《九阳真经》，不如说是师徒俩在“躺平”，自我安慰呢。
很多朋友认为这是师徒俩的奇遇，能有机会学《九阳神功》，这其实是站在上帝的视角说话不腰疼。那时整个少林寺都没人知道这本经书是什么破神功，和尚们读它跟读《地藏经》《普门品》这些普通经书课本其实没什么区别。就好比如果没人告诉你研究下面的“真经”，会一夜暴富的话，你真觉得研究这些数字是一种幸运与乐趣？
3.菩提老祖的后门
很多家长朋友痛斥“现在有的老师，上课不真教，蜻蜓点水，课后收补习费，校外开小班。”这个现象，咱就不好妄作评论了，毕竟没有了解真正的情况到底如何。
不过，建议家长们在一棍子扫下去之前，尽可能先调查了解一下：这类老师的课堂，是否完成课程标准规定的教学内容与任务。再了解一下，自家孩子的悟性与能力如何。会不会天资不错，对老师的教学内容，掌握得比较轻松，以致让你错觉老师太敷衍呢？——要知道，国家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中的内容，通常是基于绝大多数同龄段学生的能力水平来设计的，不会随意拔高加深。
孙悟空拜菩提老祖学艺的故事，众所皆知。
菩提老祖是课后给这猴子开了小班，猴子才牛逼哄哄地上了天的。有人斥责老祖平时“上课不真教”了吗？好像没有。毕竟他的其他学生，都不是孙猴子，只能在“蜻蜓点水”的方式中循序渐进——万一，咱家的孩子，就是孙猴子呢？你是希望他日复一日地听老师“真教”，还是希望他白天当众挨老师三板子，晚上从后门钻入“校外小课室”，听老师的真经？
又或者虽然咱家孩子不是孙猴子，但孩子已经在其它场所、时间，把教学大纲中的内容都学过了，而老师又不能在课堂上超纲，只能重复孩子已经会了的内容，从而让咱有了老师“蜻蜓点水”的错觉呢？
当然，如果不是上述情况，我们是必须旗帜严明地反对的。
毕竟为人师者，水平如何是一回事，起码的职业廉耻又是一回事。
比如江湖中有马行空之流的老拳师，功夫水平并不高，教出来的学生徐铮，本事自然也不高，在江湖中混得很窘迫。但我们不会讨厌他，也不会嘲笑、谦弃他。因为他授徒是用了真心的，诚意的，倾尽了心力，也倾尽了所学，甚至倾尽了女儿（马老师把女儿马春花嫁给了徐铮）——尽管倾尽了也并不多。
但我们绝不欢迎戚长发这样的老师，“铁锁横江”，手里拿的是“唐诗剑法”的教材，嘴上却教着“躺尸剑法”的内容。领着“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薪水，却干着“落泥招大姐，马命风小小”的活。
这就实在是过分了！
即使是黄蓉那样，偏藏私心，故意不教杨过武功，专教《孟子》《论语》之类的之乎者也时，我们也认为很不光彩，很不厚道，对吧？
4.大侠上辅导班那点事
大漠草原上的小郭靖，在江南六怪的六门课程中，门门“气死先生，打烂板子”，他自己也焦头烂额，愧疚自卑。六怪原本满腔的与愿景，日渐被这位学生耗得只剩下火气与自我安慰式的勉励。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还有没有后来的襄阳大侠，恐怕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但郭靖幸运地遇上了马钰，马钰直接就点破了他的问题所在：教不得其法，学不得其道。
于是在马钰这里，郭靖有了对武功的第一次开窍，这是其一生武功艺业的第一个转折点。
但马钰不是郭靖的正式注册老师，连代课老师也不是——代谁的课呢？总不能是代已故的七怪之一张阿生吧？人家江南六怪也没向他发过代课邀请啊。所以，只能算是课外辅导的老师。
马老师毕竟不是第一天出来混，他对江南六怪的脾气是比较了解的，尤其是对教务处长柯镇恶那自信狂傲外表掩盖下的自卑敏感的小心脏，更是悉之入微。所以他不想声张，还特别嘱咐郭靖不能暴露他课外辅导的事。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马老师也要顾全的——江南六怪跟他师弟丘处机是办学竞争对手，双方的学生18年后要同台PK的。他无论插手帮谁，都影响了教育公平，何况，胳膊还往外拐。
所以，马钰只能在大漠的一处山崖之上，三更半夜，偷偷摸摸的“非法”办了几个月的“地下辅导班”，这几个月的辅导，却直接改变了郭靖的一生。
另一位大侠令狐冲，江湖名校华山派的首届学生，岳校长的干儿子、准女婿，当然也是岳校长最疼爱、重点培养的学生。
论令狐冲的资质与努力，知道的人都是没异议的。论华山派的办学实力，那当然也不是盖的。悠久的办学历史自不必说，还是大名鼎鼎的“G5联盟”成员之一（五岳剑派）。岳校长“君子剑”的名望，江湖中能出其右者，自是屈指寥寥，就连校长夫人宁中则，也是院士级大师任我行口中“两个半人物”中的半个。
但众所周知，令狐同学的成绩，其实在整个江湖并不拔尖。他曾跟同龄的校外人员田伯光进行了两次单挑，均被田伯光轻易完胜。而田伯光是什么来路？就读于哪所学校？老师是谁？全都无据可考。
堂堂G5名校培养了十几年的优秀学生，却被一名“三无”学生捶得只能用“英雄侠义，虽败犹荣”来勉慰——岳校长这脸……痛啊！有活络油吗？热鸡蛋也行。
后来的令狐冲，大家也知道了。他遇到了风清扬，风以一套“独孤九式”倾囊相授后，连岳校长也考不赢他了。
这倒没啥，人家岳校长是号称“君子剑”，没有号称“天下第一剑”，说明岳校长是谦虚的，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再说，为人师者，最大的自豪是什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但岳校长为啥却不为令狐冲自豪，反而引以为耻，最后甚至开除出校呢？
其实岳校长的深层顾虑还不是令狐冲，而是风清扬。
知道的朋友都知道，风清扬是何许人？曾经华山派的骨干，后来被开除了（是开除还是解聘或其它，无法详考，反正华山派官方的口径中，是不再承认这号人物的华山身份了）。
好你个糟老头，单位把你开除了，你倒好，反而倒头回来抢单位的生源。更过分的是，居然是直接就在校园内进行（风清扬在华山思过崖为令狐冲授艺）。有你这样“挖墙脚”的吗？真是挖上门哪！更要命的是，你这样的“地下小辅导班”，教学效果居然比正规办学的华山派还要好，长此以往，堂堂华山派岂不反成了你的招生办？名义上的华山派岳校长变成了事实上的“思过崖培训中心”招生办公室经理，成何体统？颜面何存？
虽然风清扬的“思过崖培训中心”并没有进一步扩大规模，也没有继续再办下去，但岳校长不能不防微杜渐啊，所以，只能对令狐冲忍痛除名，以儆效尤。
但如果没遇上风清扬，令狐冲还能否成为那个笑傲江湖的令狐大侠呢？
又但如果，没有华山派的十余载的精心栽培，令狐冲即使遇上风清扬，又能否得其法眼青睐呢？
这些都是问题。
最新的共性化艺术唤醒方案——声音剧《记忆之尘》，用于唤起植物人对日常生命记忆的主动想象。（吴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9日《南方周末》）
“追求‘醒’其实是中国植物人家属的心理预期，或者说道德标准——家里有病人，我得弄好，否则显得我没本事。事实上，那些治疗都是很痛苦的，对病人来说强度是很大的。”
因为一场车祸，不到20岁的广州少女佳美成了植物人。
在这之前，佳美的人生充满了可能性，工作赚了一些钱就辞职去玩，没钱了就再找工作。
在这之后，她的人生就在能不能醒来之间徘徊——如果无法苏醒，那么她将不能动、不能说话、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杨艺估算，每几十个植物人里只能出现一个彻底康复的案例。
植物人虽不能动，但他们周围的世界却忙得像打仗。正常人睡觉时，平均20分钟会翻一次身，醒着更是时刻在动；植物人总是静卧病床，为了防止肌肉萎缩、褥疮和坠积性肺炎，看护人至少每隔两个小时帮他们翻身叩背一次，一天要翻十多次。为了防止植物人返流和误吸，最好少吃多餐，每隔两到三小时要喂一次饭，一天喂五六次。在翻身和喂饭之间，还穿插着输液抽血、神经刺激治疗、排痰排便，以及早晚各一次的擦洗。
为了让女儿醒过来，佳美的父母尝试过不少“偏方”——许愿、放生、去寺庙里做义工，还托人从西藏带回来一些药剂泡水给佳美抹身，但都不见效。
一个多月后，医生问他们，要不要尝试一个艺术唤醒植物人的实验。“我第一时间说行。”佳美的妈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她此前“从来没听说过”。
这是中国第一例艺术唤醒植物人实验。从业二十多年的台湾艺术治疗师吕素贞感叹，“我此前从没听过艺术治疗运用在植物人身上，虽然它已运用在高龄产妇、创伤者、退役士兵等群体身上。”
发起“艺术唤醒”的是中国艺术家吴超，她此前不了解艺术治疗，创意的源泉来自她丈夫夏维伦的一场重病。巴黎商科毕业的夏维伦原本在一家大型汽车企业工作，31岁时突发面部癫痫，检查出脑部肿瘤，手术后偏瘫。康复过程并不愉快，“治疗师每天都让他读一些很无趣的重复性文字，唱一些很落伍的歌。”吴超回忆，“夏维伦说，我说话不好使了，脑子又没坏，干嘛拿这么弱智的东西给我读。”于是，吴超带着丈夫一起做艺术创作，夏维伦的身体渐渐恢复，并发症也越来越少。
吴超和夏维伦想到同病房的植物人，觉得艺术也能帮到他们。中国大约有一百万植物人，每年新增七到十万。数字是根据很早以前欧美的植物人发病率估算的，没有准确数字是因为国内没有专门机构统计。“国家制定各种医疗政策和医保政策的时候，都是基于对病情的基本了解做出来的，现在连最基本的流行病学资料都没有收集到，这些年都没有做过，”附属八一脑科医院二区主任何江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都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植物人，不知道他们一年花多少钱，最后都能活多少年，都是为什么死的。”
实验首先在夏维伦住过的医院展开。“如果第一个失败，（植物人）完全没有反应，医生可能会觉得这个猜想是错的。”吴超当时心里没底。
艺术唤醒持续了两个月后，2015年1月1日，吴超收到佳美妈妈的信息：“医生说，佳美醒了。”
吴超和夏维伦深受鼓舞，又开启了两个艺术唤醒实验，两位植物人也醒了过来。消息传开后，许多植物人家属仿佛发现了灵丹妙药，求助信息一时间包围了吴超和夏维伦。
“我最反对‘包治百病’的观点，不能以局部取代所有工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超反复提到，艺术手段对于唤醒三位植物人起了多大作用，目前还不能判断，但这是个有价值的方向。
艺术唤醒项目做了近四年，吴超夏维伦的团队日益壮大，医生、心理师、禅师、音乐治疗师、家庭治疗师纷纷加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陆军总医院、燕郊人民医院先后参与合作。
“我们后来发现这不是唤醒植物人，是唤醒意识。”2018年7月，吴超写下《生命宣言》，认为艺术治疗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百万植物人，而是所有病人：
“疾病，是人类永恒的难题，它需要所有文明一起工作，才能获得解题思路。我们可以分割学科，却无法分割人的身体与情感，无法分割伤口与痛苦、死亡与恐惧，无法分割离别与悲伤。这个时代，当人面对最后的问题，疾病与死亡，却只有医学在孤身作战，‘人’已经被学科分割了……”
有环幕的艺术唤醒室，主要用于意识障碍病人的促醒和康复。（吴超供图/图）
艺术对人的影响能检测吗？
何江弘是全国著名的昏迷促醒专家，从业几十年来，他听到大众对于植物人的主要误解有两个：植物人没治；谁说有治疗方法，那是瞎忽悠。
“汽车不能走了，如果是机器有问题，我们负责把机器部分修好。”在艺术唤醒植物人的跨学科交流中，何江弘如此类比，以解释自己的工作原理。他供职于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全国植物人治疗公认实力最强的医院。在这里，促醒植物人的医学手段包括高压氧治疗，即用高压的方式给植物人体内打进氧气，“让每个细胞的环境变得很好，相当于施肥，有利于增加血流代谢和新的神经递质”。此外还有针灸按摩，用外部刺激维持肌肉活力，同时起到促醒作用。
与直接作用于植物人身体的手段不同，“艺术唤醒”通过给植物人播放动画、纪录片等视听作品（绝大多数植物人的感官通道没有损坏），介入他们的精神层面。
其实在“艺术唤醒”之前的很多年里，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就给植物人看家人照片、听家人说话，“但是很随意，都是大家靠想象来做。”何江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手段没有形成专业化，一个重要原因是效果难以验证。
“做医学检测的时候，我们通常需要点对点的刺激，比如我扎了你这里一下，你（脑电图）什么反应。干扰因素越少，这种点对点的关系越容易被观察到。”何江弘解释，“但是艺术不是这样，它融合了多种元素，视觉、听觉还有触觉，这时候医学只能检测整体的效应，至于这种效应来自哪方面，很难抽离出来。”
吴超在制作动画中使用了象征太阳的图形，她认为这种红色、上升、膨胀的形象能为植物人带来能量感。与她合作的医生问：“这里有什么依据吗？”吴超反问：“当你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感觉怎么样？需要依据吗？”
吴超还在动画中使用了鼓乐，这个建议来自一位中医，根据中医理论，鼓乐能“壮胆气”，吴超认为植物人早上听能激发能量。“中医的很多思维都很人文科学，但是它的治疗主体鱼龙混杂，很难标准化，”吴超坦言，“西医有一个标准体系，出来的人差别不太大；中医像艺术创作一样，非常个性化。”
“我并不是很赞同用科学方法来验证艺术唤醒，”杨艺说，“艺术对一个人产生的影响，并不能通过检测皮层脑电得到结论，那是比较表征化的。我觉得它更像一种场，比如植物在听音乐的时候长得很好，对于植物人可能也一样，当他在艺术的场里，他的所有细胞都会打开，从而获得一种能量。”
杨艺接受艺术唤醒的底线是，病人家属没意见，并且不折腾病人。“如果要把病人推到一个没有氧气装置、输液设备和吸痰设备的房间去，我们认为就是不安全的，”杨艺说，“在不折腾病人的情况下，我们是愿意做这个事情的，就像我要求家属推着轮椅带病人去公园转一转，去看看那些东西（艺术唤醒）也没有坏处。”
不过，艺术治疗的效用已逐渐获得医学验证——由家属而不是陌生人呼唤植物人的名字、给植物人听他昏迷前喜欢的音乐而不是其他音乐，都已经被证明有更好的效果。
附属八一脑科医院也在研究VR检测技术。在VR眼镜的左边放植物人亲人的图像，右边放无关图像，来回切换。“植物人如果能发现自己的亲人，眼睛就会盯着看；我们可以通过来回的训练，让他识别和跟踪的速度越来越快。”何江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既是检测手段，又是一种训练工具。”
“现在的检测手段非常丰富，不要说艺术对人的刺激，就连冥想、梦境都可以检测。当然，这是在正常人身上，在植物人身上还需要很多摸索。”杨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用科学来反应艺术，也许将来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些植物人身上的东西。”
身体受伤后与心理无关吗？
做艺术唤醒之前，吴超听广州军区总医院的白红民医生说过一个医学发现：英国科学家艾德里安·欧文分别给一位处于植物人状态长达十六年的病人和一位健康的志愿者同时看希区柯克的电影剪辑，扫描他们的大脑，发现二者表现出相似的活性。
“医学已经证实植物人是可以看影像的，”吴超说，“但我会觉得这个电影很紧张，为什么不定制一些他们喜欢的（影像）呢？”吴超决定为佳美定制一部影片，其中充满佳美的个人记忆。
吴超与佳美的父母和好友细致交谈，在佳美家里收集视听素材。“吴老师来我们家好几次，佳美房间里所有的用品，她都翻出来，拿到门口利用光线来拍，一些小小的线索也不放过。”佳美母亲回忆，“还让我从厨房走出来，敲卧室的门，她躺在我女儿的床上，拿着录音笔记录那个声音。”
在反复观看这些特别制作的影像之后，佳美最终苏醒了。
苏醒后的植物人佳美比出“I love you”（我爱你）的手语（吴超供图/图）
事后，吴超意识到自己懵懂触碰了心理学方法，去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读了两年心理学。2015年，第二个艺术唤醒案例开始时，心理师赵安安和朱绘霖也加入了艺术唤醒团队。
心理师朱绘霖在日常工作中常常从对方的记忆入手。“你要了解他是谁，他过去的生命轨道是怎样的，”朱绘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植物人都是因为外伤或者脑损伤切断了生命的轨道。从深度心理学来说，只有了解他以前生命的动力，才知道怎么把他拉回轨道上，他才会回到他的生命系统或者循环里面。”
吴超、赵安安在台湾工作时，当地许多医院已经引入临床心理科，心理师开始介入多种伤病的治疗。赵安安说起她的心理师朋友钟灼辉，从飞机上掉下来，右脚组织坏死，医生建议截肢。钟灼辉本人是心理师，会催眠，每天晚上自我催眠在梦中进行意象治疗。
“梦中身处的荒芜大地，有一条条干枯的河沟，河沟塞满了大石头，他每天做梦都把石头从河沟搬出来。之后，他能走了，但脚还痛。后来，遇到一个气功师，教他练气功。那以后，梦中下起了雨，河沟有了水流。他痊愈了。”赵安安说，“前段时间，他刚跑了马拉松。”
“一般人会觉得身体受伤关心理什么事，”赵安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就像我们做植物人的唤醒时，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植物人该接受外科手术、高压氧，不会想到用艺术和心理学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在个性化唤醒方案之外，吴超和赵安安又设计了有共性的艺术唤醒方案。她们把植物人看作生命能量比较低的状态，认为首先要激发植物人的本能和感官。这套视听作品包括《能量》《味觉》《》和《安宁疗愈》。“弗洛伊德和荣格都讲到，视听嗅味触这五感，以及，是每个人体验到自己活着的一种本质的存在（状态），也就是力比多。”深度心理学博士出身的朱绘霖分析。
两位心理师为吴超提供了很多心理治疗方法，但这些方法都需要跟患者对话，植物人不能对话，于是吴超就用艺术手法把它们化用到视听作品中。
在深度心理学的沙盘游戏中，大部分处于创伤转化阶段的病人，会画大量森林和水的图像，这是他们在转化心理能量时自然呈现的图像。于是，吴超创作艺术唤醒影像时，专门使用森林和水的意象，输送给植物人。
后来，吴超又研发了植物人与家属的共绘本，即在一些空白的封闭图案上，植物人在家属协助下用手指蘸着水彩颜料填充颜色。“我们设计了很多圈圈，都是包围性的图案。原始人沟通就是画圈圈，那叫拓扑，那种文字形态反映了他们沟通事情的一个心态，人在涂写包围性的图案时，情绪是比较安定的。”赵安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8年7月24日，吴超的艺术唤醒团队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开展植物人与家属的“意识疗愈”共绘活动。已经醒来的植物人乔先生在志愿者的辅助下涂抹颜料。（田渭涛/图）
朱绘霖建议加入曼陀罗和圣甲虫的图案。在深度心理学中，曼陀罗是聚合趋中和完整性的象征，北京的天坛、西藏的唐卡都使用曼陀罗的形象。“圣甲虫代表重生，存在于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朱绘霖说，“虽说很多人看到圣甲虫的时候，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但是这种集体无意识会起作用，让人觉得很有力量。”
“感觉自己被爱， 他会更愿意 继续好好地活着”
佳美之后的两个植物人唤醒案例，后期进行得并不顺利。
“原因都是家庭关系的问题，”吴超说，“比如病人的爸爸觉得（艺术唤醒）很好，妈妈觉得迟疑，我们做的过程中又是妈妈在照顾，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解决的心理问题，通常是老公有外遇、孩子的学习问题、工作被老板骂，但是植物人家属碰触的是一些很本质的焦虑，”心理师赵安安说，“他们的很多痛苦来自对生命的绝望、无意义和孤独的感觉，比较偏存在主义。”
杨艺天天跟病人家属打交道。“一个家庭，年轻女性的老公成了植物人，这种例子很多，”杨艺描述，“她必须24小时陪在这里，每天帮老公翻身叩背、喂食喂水、排痰排便，一天下来比上班累多了，孩子上学也照顾不上，更不要说自己的生活了，连看电视的工夫都没有，顶多有空玩玩手机，就被拴在这个人身上了。现在我们所做的人文关怀，其实是为了这些家属。”
第二位接受个性化艺术唤醒的植物人阿军的生活用品，包括他在机场买的书、随身洗漱包、盖满戳的护照以及当兵和留英时的照片。（吴超供图/图）
吴超曾经请来五台山的有禅法师，去医院给植物人家属和医护人员讲无常。“让人认识到生命是无常的，就不会为失去而太难过。”有禅法师回忆，医护人员更受益，而家属们却不太听得进，“家属是直接承担痛苦的人，他们会觉得你没有承担痛苦，说起话来会很容易。”
2018年初，吴超偶然认识了执业家庭治疗师梁鸿儒，她才第一次知道这种职业的存在。
家庭治疗创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美国心理学家萨尔瓦多·米纽庆意识到，一个人的身心问题与他所处的心理环境密切相关。“从生物的机理上讲，糖尿病是糖的代谢出了问题。但是后来的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处于非常激动或者压抑的情况下，身体会分泌一种激素，影响自己的糖代谢。”身为米纽庆“再传弟子”的梁鸿儒举例，“一些二型糖尿病的病人，生活中跟周围人的关系处不好，或者家庭里有些矛盾没解决，因此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这种压力会影响到药物的作用，导致他怎么吃药都没用。”
目前，中国内地的家庭大多缺乏心理治疗的意识。“人如果无法意识到心理的不愉快，就会通过身体的不舒服表现出来。”梁鸿儒看过一个心理学调查，中国女性抱怨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比例，比美国女性高四到五倍，“其实不可能有这么多人，她们可能需要通过抱怨身体的不舒服来获得情感上的帮助，因为我们的意识里可能并不承认心里不舒服也是需要照顾的。”
家庭治疗行业把常见的“家庭病”分为四类——儿童青少年、夫妻与姻亲关系、突发意外和个人发展。在广州的工作室里，梁鸿儒接触最多的是儿童青少年问题。“中国的家庭很关注年轻一辈，愿意为他们的问题负责，”梁鸿儒说，“但是通常我们做到后面，都会变成帮助父母成为更好的伴侣，他们配合得好，才能给小孩一个好的环境。”
“当一个人跟周围人关系很好，感觉自己被爱，他会更愿意继续好好地活着。”梁鸿儒相信，植物人也需要跟家人互动，“家人摸他的手、安抚他，他不一定听得清楚，但是家人的语气和态度会让他觉得自己还是被爱着的。家庭能够支持你康复，感觉会很不一样吧。”
家庭治疗同时也能防止疾病对家属的次生影响。在梁鸿儒过去接受的案例中，家庭里的大人患重病，孩子通常会变成照顾者。“那些孩子都特别‘懂事’，很早在家庭中承担很多责任，自己的不开心，却是比较少被关注的。”梁鸿儒说，“可能他们到了三四十岁，这些问题才会浮现出来，他们希望被关注，又不能表达出来，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总是遇到困难。”
艺术家吴超（右三）、夏维伦（右五）、有禅法师（右六）、心理师赵安安（左一）和四川大学教授谢晋宇（右前）等艺术唤醒团队成员在五台山有禅法师道场基地。（田渭涛/图）
“醒来” 只是个开始
佳美醒来后，吴超去医院探望，却感到很惊讶：佳美眼神涣散，在接连呼唤下能缓慢转动眼珠，右手能微微缓慢抬高一点，表示回应。
“我们很难承认她‘醒来’了，”吴超感叹，“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植物人醒来后，通常仍处于重度残疾的状态，许多人像小孩，大脑要重新发育一次。佳美醒来三个多月后，才认识自己的父母，能够伸出手指回应交流，做3以内的四则运算。醒来8个月后，佳美会发朋友圈了，第一条是“Hi”，接下来的也以短句为主：“我要出去玩”“我要吃”“我要吃鸡腿”“我好开心”“记挂你”……
此时，另一道难关出现了。由于父母离异，佳美从小跟母亲一起生活。遭遇车祸后，父亲感觉亏欠女儿，一直想办法弥补。佳美苏醒后仍有一段漫长的康复期，父亲的家人开始阻挠他继续出钱。据杨艺估算，植物人平均一年的治疗基本费用在五十万元左右，“这只是花在病人身上的钱，还不包括陪护家属租房、吃饭的开销，北京医保是30万，这些植物人基本上在头半年就花完了。”
植物人醒来后，可能无法再回到过去的角色和岗位，就需要心理调适、转换角色。赵安安把这个过程比喻成“软着陆”。“比如夏维伦以前是做市场的，现在没办法再回去做那样的工作，但是他找到了新的自我认同，成了艺术家、做公益事业的人。”赵安安说，“在经历了生命的剧烈震荡之后重新出发，也许你不再是一架飞机，但是你可以做一辆车子。”
家属同样需要“软着陆”。艺术唤醒案例之一的植物人阿军（化名），苏醒后由于康复问题去世，一直陪护阿军的姐姐因此备受打击。“‘阿军的姐姐’可能是她这几年生活中唯一自我认同的角色，其他的角色，妈妈、太太都放在旁边。突然弟弟走了，她的自我就被打乱了。”赵安安说，“新的自我认同要靠她自己找，我们在旁边陪伴她，告诉她有可能做的事情。”
接受采访前不久，赵安安收到阿军姐姐的短信，她把父亲接到自己家里奉养。“台湾的习俗是父亲跟儿子住，出嫁的女儿不会去奉养父亲，她竟然可以把爸爸接回夫家住，婆婆和老公都支持。”赵安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觉得自己好像完成了弟弟奉养父亲的心愿。她从阿军的姐姐做回了某某的女儿、某某的妻子。”
“追求‘醒’其实是中国植物人家属的心理预期，或者说道德标准——家里有病人，我得弄好，否则显得我没本事。事实上，那些治疗都是很痛苦的，对病人来说强度是很大的。”杨艺去国外交流，发现许多康复中心的植物人并不是插着很多管子光着身体排成一溜，“他们把植物人作为一盆花，护理得非常光鲜，每天穿上漂亮的衣服坐在那里。植物人都过得很舒服，白白胖胖的，家属也挺开心的。而我们现在是全力以赴，就是要达到技术高峰，要把这个人弄醒。”
意识障碍患者在燕郊人民医院观看共性化艺术唤醒方案。与三个个性化唤醒方案相比，共性化唤醒方案能同时服务于所有植物人。（吴超供图/图）
“生命力疗愈花园”
欧美的艺术治疗发展了七十多年，已经介入到各种疾病的治疗中。
吕素贞是最早把艺术治疗带到台湾的人之一。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很多西方心理治疗师到台湾帮忙，“台湾人民第一次认识到，心理创伤是需要治疗的，这也引发了台湾对于心理治疗工作的兴趣。”吕素贞回忆。
然而近二十年过去了，台湾的艺术治疗师仍然非常少。据吕素贞估算，有国外专业学历的艺术治疗师顶多二三十人。“我在美国学习艺术治疗，有法定的课程，拿到学位、实习一年，拿到资格证照，才能从事艺术治疗工作，”吕素贞分析，“但是国外的证照台湾不能用，医生独大，只有他们愿意承认自己（专业）的有限，其他学科的人才能够进入，这部分大陆真的比较进步。”
2008年汶川地震，吕素贞于6月进入震区，为志愿者提供艺术治疗。“他们受到那种冲击，不知道怎么去排解，”吕素贞准备了各种黏土，让志愿者们拿在手上揉捏，“后来可以看到他们脸上有了笑容，因为艺术介入就是可以让人在很短的时间里放松下来。”
2018年7月，吕素贞来北京做艺术治疗工作坊，感叹这里的医生“愿意开放、表达自己内心很少被碰触的东西”。
不过，大陆的艺术治疗刚刚起步，比台湾晚了二十多年。附屬八一脑科医院引入了一些艺术唤醒手段，但是没法专门建艺术治疗室。“盖医院从画大楼图纸的时候就很严密了，一层楼有多少病房，每个病房里的氧气管道都是埋在墙里的，这间屋子是换药室、这间是病房，都规定好了。”杨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要建艺术唤醒室，除非设计这个医院的时候，就想好了，说服管理层接受，治疗的效率难以保障，还要增加人力……”
“中国人文教育是偏弱的，大家对这个事物的认知程度不是特别高，”何江弘说，“另外还需要政策层面的配合，人文干预到底算聊天还是治疗，如果算治疗的话，是不是应该备案？”
2018年7月25日，吴超的艺术唤醒团队在北京市圣马可医院开展植物人与家属的“意识疗愈”共绘活动。今年四岁半的女童昕昕（化名）成为植物人已经三年，父亲正握着她的小手感受鲜艳的颜色。（南方周末记者 刘悠翔/图）
目前有三家医院引进了吴超的艺术治疗，都以公益项目的形式，众筹资金、招募志愿者帮助实施。“像共性化艺术唤醒，我提供给医院的（方案）是无偿的，但是需要有一个人监控使用，这个人还要比较懂艺术，根据植物人的状态调整唤醒方案，就像开中药一样，”吴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工作需要整天都在，志愿者做不了，医护人员即便很积极，但做这个是没有工资的。”
如今，吕素贞已经退出台湾的艺术治疗一线，改做艺术陪伴。“治疗应该要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我们还不到时候，所以现在做的是非治疗性的，用艺术来照顾人的心理，帮助他们表达。”吕素贞了解到，澳大利亚已经在社区建立了一些开放型画室，由艺术家和社工组织，不想上学的青少年、从精神病院出来后难以适应家庭生活的人、退休老人都可以进去创作，而非必须艺术治疗师。
2018年7月中旬，艺术唤醒团队结束在北京的论坛后，去五台山行走。
这里是有禅法师的“主场”。2017年，有禅法师参与了艺术唤醒。此前，天台山的一位出家人的师弟出了严重车祸，变成植物人，一群师兄弟每天去病房陪伴。“每天念水忏经、地藏经等经文，即便他没有醒过来的时候，也不会把他当成病人，会和他开玩笑，甚至去逗他。不到半年，那位出家人醒了。”
有禅法师在宜兴大觉寺出家时，很多患精神疾病和癌症的病人来做义工。“每天五点之前起来，上早课，帮忙做菜、洗菜、煮饭，包括扫院子、擦拭各种东西。闲着的时候，自己念经，晚上八九点就休息了。”有禅法师回忆，七八成的义工病情都好转了，“在寺院无偿地服务，人的心态会改变，会懂得付出和奉献，对身心恢复来说才是真正的疗养。”
现在，有禅法师正在五台山牵头修建一座禅院，作为“艺术唤醒”项目的“生命力疗愈花园”。闲时，她去各地组织禅修。“我们在禅修的时候播放泰国的《慈经》，大家不懂泰文，但现场有一些人想哭，”有禅法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音乐也好，咒语也好，跟心相通，与我们内在的慈悲本质是相应的。”
禅修结束时，有禅法师敲响引磬，唤醒众人。磬声也被用在艺术唤醒的影片中，有禅法师说：“远远地，你也能听到它的声音，就像在它跟前一样。”
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事云何。地藏答言。千万世界。乃及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
“尔时佛母摩耶夫人”：当尔之时，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就“恭敬合掌”：对地藏王菩萨恭敬地合起掌来。“问地藏菩萨言”：问地藏菩萨说，“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圣者，在南阎浮提所有的一切众生，他们所造这种业的区别。“所受报应”：他们所受的果报。“其事云何”：这事情是怎么样的情况啊？
“地藏答言”：地藏菩萨对摩耶夫人说，“千万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世界，“乃及国土”：乃至于所有的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者有地狱，或者没有地狱。比如极乐世界就没有地狱，没有三恶道；我们这娑婆世界就有三恶道，有地狱、饿鬼、畜生。“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有的世界有女人，比如我们这个世界有男人、女人、圣人、凡人；极乐世界只有男人，而没有女人。极乐世界的人不是由女人生出来的，而是由莲花生出来的，是莲花化身。
“或有佛法”：或者这个国家和这世界有佛法——有佛说法，也有佛法住世。“或无佛法”：八难之一的北俱卢洲就没有佛法——没有人讲经，没有人说法，没有佛像，没有经典，没有出家人的地方。“乃至声闻，辟支佛”：或者有声闻的苦，或者没有声闻的苦；或者有辟支佛的苦，或者没有辟支佛的苦。“亦复如是”：也都像这个似的。“非但地狱罪报一等”：不单地狱的罪报都是一样平等，无论是谁，造业就得受果报，不造业就不受果报，平等无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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