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揆要为什么没受上将(阎揆要)

67年周恩来召见阎揆要，提到工作问题时，阎揆要：我就是和稀泥

阎揆要和、粟裕、王树声、彭绍辉等人的留影

1965年1月，阎揆要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上任之后，阎揆要积极开展工作，作出了许多贡献，受到了中央军委和上级领导的好评。

1966年，阎揆要的处境越发困难了，但是他并没有被困难吓到，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协助主持军事科学院日常工作副院长粟裕大将，尽全力保持军事科学院的稳定。由于阎揆努力保持军事科学院的稳定，让有些人感到无法忍受，很快便被他们盯上了……

1967年，考虑到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稳定十分重要，周恩来总理特意召见了阎揆要。见到阎揆要后，周恩来总理没有过多寒暄，便直奔主题，要阎揆要将国防工业系统的情况，简要地汇报一下。

周恩来总理旧照

在听完阎揆要的汇报后，周恩来总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想到在第七机械工业部工作的一大批航空航天科学家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为国家研制新式武器的事情，周恩来总理陷入了沉思。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总理突然抬起头，对阎揆要命令道：“立即带队进驻第七机械工业部，那里有一大批航空航天科学家，要尽快稳定七机部的局势！”

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后，阎揆要立即作出部署，亲自带部队进驻七机部，对七机部实行了军管。

在七机部，阎揆要严格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耐心地开展工作，全力稳定七机部的局势。因此，一些人要求阎揆要表态，支持他们的行动。对此，阎揆要选择了沉默，就是不表态。

后来，看到有些科学家的遭遇，阎揆要心里非常难过。想到周恩来总理指派的任务，阎揆要做出了相应的部署，同时将科学家们的遭遇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

周恩来总理旧照

在汇报中，阎揆要请求采取必要措施，把科学家保护起来。阎揆要的请求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很快，阎揆要便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以出差的名义，将科学家们分别派往试验基地，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阎揆要的行动，受到了周恩来的称赞。然而，阎揆要却是被某些人，以不支持他们行动的名义，在周恩来总理的面前告了一状。

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周恩来总理立即召见了阎揆要，并将那些人的话，在阎揆要面前说了出来：“他们说你不支持他们的行动，而是和稀泥、包庇坏人，你有什么要说的？”

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话，阎揆要将这段时间的工作情况，作了汇报。在汇报中，阎揆要说：“我就是‘和稀泥’，至于包庇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将来再说。”

听了阎揆要的话，周恩来总理紧紧地握着阎揆要的手，点了点头，笑着说：“你这个阎揆要，不愧是当年毛主席看中的人！真有你的，哈哈哈……”

毛主席旧照

看到周恩来总理顶着压力，还支持自己的工作，阎揆要心里十分感动。在离开的时候，阎揆要回头看了看周恩来总理累得有些弯下去的腰，泪水模糊了双眼。这也更加坚定了他紧跟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革命的意志。紧接着，阎揆要抬手摸了一下眼眶，大踏步走出了周恩来总理的院子。

回到军事科学院家属院的旧房子里后，阎揆要坐在沙发上，闭着双眼，想起了毛主席说过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往日的一幕幕涌上了他的心头……

1904年，阎揆要出生在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阎家峁村的一个耕读世家里，他的祖父便是远近闻名的文化人。

后来，在祖父的教育下，阎揆要的父亲和三位叔父也都是文化人。由于对满清腐朽政府非常不满，阎揆要的父亲加入了的同盟会，是一个的早期的革命者。

此外，作为家里的老大，阎揆要的父亲秉承着教书育人的理念，在县里开办学校，将文化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阎揆要也养成了勤奋好学、纯朴坚毅的性格，并在心里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原榆林中学大门

1921年，阎揆要以优良的成绩，考入榆林中学。从这时候起，阎揆要便远离了家乡，到外面求学。

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是一个眼界开阔的爱国学者，为了把陕北高原的教育搞好，想尽一切办法为学校聘请了一些高水平的教师。此外，杜斌丞还筹资兴办了图书馆，提供外面的先进思想刊物，供学生阅读。

在杜斌丞的努力下，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魏野畴和李子洲等员先后来到榆林中学，担任了教员。

在榆林中学里，阎揆要被图书馆的进步书刊吸引，经常在这里忘我地接受新思想的洗礼。从员教师和进步书刊中，阎揆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树立了革命的理想信念。

在树立革命理想的过程中，阎揆要目睹了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让他意识到，只有起来革命，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在救国救民思想的引导下，阎揆要坚定了学习军事的决心。

军阀混战后的景象

在这个思想的催动下，阎揆要决定先锻炼好身体。那时候，没有训练器材，阎揆要便自己制作了两个沙袋，在左右腿上各绑了一个，就连平时走路，都不摘下来。此外，阎揆要要求自己走路像军人一样，挺胸抬头。无论站着还是坐着，他都将身体挺得笔直，为成为一个军人做准备。

榆林中学毕业后，阎揆要决定前往北平接触更多的新思想，然而，这时候的家里，因父亲投资了学校，已经拿不出太多钱来了，后来还是借钱去的北平。对这一段时光，阎揆要的女儿回忆说：

“那时候开始实行三义，1924年，我父亲从榆中毕业后就想去北平，去追随进步的思想，但是因为我爷爷出资办学，家里的经济条件已无法支撑他去北平求学，甚至连路费都凑不齐。后来就向现在神泉堡高景德的上辈借了50块大洋，去了北平。”

到了北平后，阎揆要从他人的口中得知在广州办了黄埔军校，便在于右任的引荐下，和杜聿明等11位陕西籍青年前往广州，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胡宗南等人成为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在开学典礼上，阎揆要亲耳聆听了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说：

“我们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的讲话，让阎揆要听得热血沸腾。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阎揆要克服了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等困难，专心苦读，将自己训练成了一名优秀的军人。期间，胡宗南对比自己小8岁的阎揆要非常欣赏，多次替许下高官厚禄，拉拢阎揆要加入的阵营，都被阎揆要放弃。

阎揆要在黄埔军校时的留影

黄埔军校毕业后，阎揆要先后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作战和讨伐陈炯明的战斗。

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控制了北京政府。随后，冯玉祥电邀北上“共商国是”。

11月，阎揆要在“自己从北方考入黄埔，应当回到北方闹革命”的思想下，来到北京，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的营长，不久后被擢升为团副。

这一时期，阎揆要亲眼目睹了团长抽着大烟，却无所作为的样子，觉得在这样的部队中不会有前途，便脱离部队，回到家乡。

1926年，在员呼延震东的介绍下，阎揆要前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从事了兵运工作，为即将到来的起义做准备。不久后，在谢子长和杨朴的介绍下，阎揆要加入中国，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员。对这一时期的阎揆要，他的女儿回忆说：

“我父亲入党以后，前期主要是搞兵运工作，即把一些原来陕北的武装力量争取到革命队伍里来，成为游击队的力量。所以他经常跟土匪打交道，在工作中他也要保持高度警觉。有一次父亲到了土匪窝里，睡到半夜发现不对劲，他叫醒大家连夜逃跑。如若不跑，当晚就成为土匪的刀下亡魂。父亲后来说起这件事，都感觉心有余悸。”

唐澍

1927年9月，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陕西省委决定在陕北发动武装起义。随后，陕西派往省委军委委员唐澍、白乐亭等人被驻清涧县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11旅，指挥这次武装起义。

10月，阎揆要随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员，一起指挥第3营发动了清涧起义。很快，起义部队便发展到1700余人，3000余支枪，一路攻占了延川、延长、宜川等城池。

清涧起义，打响了中国北方武装反抗派的第一枪，在陕北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久后，井岳秀调集了6个营，对起义部队进行围攻。起义部队因寡不敌众，只得弃城突围，宜川城落入敌手。

起义部队突围后，到达韩城西庄镇一带休整。这时，部队只剩下了300多人。12月30日，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分别担任了正、副总指挥，阎揆要担任了参谋长。

1928年，清涧起义失败，部队仅剩下了10余人。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剩下的10余人分散开来，转入地下工作。

不久后，在组织的派遣下，阎揆要进入爱国将领杨虎城的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后来，在得知阎揆要是黄埔第一期的毕业生时，杨虎城亲自将他安排到陕西省政府警卫团工作，负责士兵的训练。

杨虎城和张学良在一起的留影

1935年，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扩编为陕西警备第三旅，阎揆要被杨虎城任命为第九团团长。不久后，第九团改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在阎揆要的领导下，这个团被牢牢地掌握在的手里。

年底，杨虎城看到毛主席的亲笔信后，先后与达成了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在西安建立交通站等多个问题的协议。期间，杨虎城为了工作需要，派遣阎揆要在西安留守处设立了招待所。为了更加有利于工作，阎揆要将他的夫人安排到招待所，为党从事地下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杨虎城找到正在西安开会的阎揆要，说：“阎团长，赶快回部队加强防范，特别要注意东面的情况。”

从杨虎城的话里，阎揆要听出了不同寻常的意思，便坚定地说：“杨主任，请你放心，我决不会让东面的部队入关！”告别了杨虎城后，阎揆要立即赶回部队所在的渭南地区，进行了紧急布防。

在亲自检查了部队的防务后，阎揆要便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睁着眼睛等待着上面的消息。

直到第二天清晨，阎揆要才接到了上面的电话，说是被扣住了。随后，阎揆要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团里的指战员们，大家都非常激动。紧接着，阎揆要对战士们说：“反对抗日，逼着我们去‘剿共’，张、杨是被‘逼上梁山’，再无路可走了，只能采取断然措施……”

和张学良在一起

听了阎揆要的话，大家都高呼：“我们拥护张、杨决策，反对政府！”

随后，派头子何应钦命令军13个师逼近，企图借张、杨之手将水搅浑，从中渔利，有可能的话，把也一并收拾。那段时间，阎揆要发现多架飞机从渭南上空飞过，气氛非常紧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张学良的护送下安全离开陕西。对此，阎揆要等人很不理解。就在团里义愤填膺的时候，阎揆要接到了周恩来从西安打来电话。

电话里，周恩来将的指示向阎揆要作了传达，并向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指出“如果我们杀了，不仅不能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反而会引起混乱局面，这就中了派的诡计，日寇也会乘机吞并中国”。

紧接着，周恩来对阎揆要说：“你是团长，要教育全团的战士们，向他们讲清楚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的道理啊！”

听了周恩来的话，阎揆要坚定地说：“周副主席，我知道了，我一定不负的重托，向战士们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我想，大家会理解的！”

阎揆要旧照

1937年，阎揆要被任命为八路军总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后又历任了参谋处长、军政处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等职。期间，阎揆要协助杨得志多次打击日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阎揆要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后又历任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1948年6月，阎揆要被任命为西北野战军参谋长，成为了彭德怀麾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委，阎揆要为参谋长。

期间，毛主席找彭德怀谈话。谈话中，毛主席笑着对彭德怀说：“我向你要一个人，张宗逊或者阎揆要，调一个人来军委工作。”

听了毛主席的话，彭德怀感觉像要丢什么宝贝似的，皱着眉头说：“一野需要他们，我也需要他们！你要真把他们委以重任，我也不能本位主义，只能服从中央的命令了。”

毛主席和彭德怀在一起

毛主席知道，只要中央需要，彭德怀从来不会说个不字，但是这一次却说得很含糊，那一定是真的离不开他们，便说：“我知道，调他们两个那一个，你都不高兴。”

见毛主席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彭德怀直率地说：“不仅是我彭德怀离不开他们俩，更是西北战场离不他们俩……我们合作多年，互助互补，有他们两个在，我的思路活跃些。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西北的地形非常熟悉，尤其是阎揆要，对胡宗南吃得很透彻！”

对于彭德怀的话，毛主席是认同的。在与胡宗南的较量中，阎揆要确实是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奇思妙想，把胡宗南打得晕头转向。毛主席之所以想要调阎揆要到中央军委工作，就是因为阎揆要在军委第一局任局长时，给毛主席留下的深刻印象。

后来，阎揆要协助彭德怀，组织指挥了西府、荔北、陕中、扶眉及兰州等著名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胜利，为大西北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连都竖着大拇指，说：“阎揆要是参谋工作的楷模！”

1952年，阎揆要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两年后，阎揆要调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

阎揆要中将

1955年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

对于阎揆要的中将军衔，大家都说评得有些低了，说是按照他的职务、资历和功绩，授上将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在评衔的时候，总干部部把他回到八路军的1938年算作了参加革命的时间，才评为中将的。对于这件事，阎揆要的女儿回忆说：

“后来，组织上想要给他补授上将，被父亲拒绝了。他说，他没有参加长征，没有走过草地，也没有参加五次反围剿。”

1958年5月，阎揆要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60年11月，阎揆要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担任了秘书长，协助院长工作。

1965年1月，阎揆要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后又担任了军事科学院的顾问。

阎揆要（左一）和（左六）等人的合影

任职期间，阎揆要工作认真负责，从不为自己谋私谋利。他的侄子回忆说：

“1969年，我从学校毕业后，一时间工作没着落。于是，我去北京找伯父，让他帮忙安排工作。但他对我说：‘你在农村很好，农村文化人少，你要好好利用你的文化知识，把家乡建设好。’随后，伯父送了我一提包干部必读的精装书。回到老家后，乡政府文书问我带回来什么好东西了，我高兴地说都是马列主义、思想。”

1982年，阎揆要主动写信给。在心里，阎揆要提出了想要退出中顾委委员的职务，被拒绝。

1984年，阎揆要将军考察西北建设。在回到家乡时，得知正在筹建佳临黄河大桥，阎揆要十分高兴，为陕西佳县和山西临县间横跨黄河的大桥，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促成了这件“天堑变通途”的大好事。

1987年，阎揆要再次提出了卸任中顾委委员的事情，终于获得了批准。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依然像一个军人一样，每天早晚坚持锻炼身体。

阎揆要的墨宝

1994年，阎揆要老将军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后来，他的女儿回到家乡，看着家乡的变化，流着泪说：“要是父亲能活到现在，不知会有多高兴啊！他对故乡的热爱，是无比赤诚的！”

本应授上将军衔，被誉为“参谋工作的楷模”的阎揆要中将

文/何立波

阎揆要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军委一局局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阎揆要早年在杨虎城部，在西安事变和忻口战役中均有突出贡献，曾参与指挥冀鲁豫边区反“扫荡”和延安保卫战、西北解放战争，战功卓著。阎揆要对我军司令部建设、参谋业务建设贡献尤为突出，被誉为“参谋工作的楷模”。阎揆要淡泊名利，在授衔时“不要三星要两星”的故事，在军内外传为佳话。

“西安事变”中，率部镇守西安东大门

阎揆要，曾用名阎奎耀，1904年9月11日生于陕西省佳县刘家山乡阎家赤村。1924年春，阎揆要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因为家里穷，报考黄埔军校时家里凑不够路费，从邻村一个开明绅士那里借了50块银元，这才得以成行。11月9日，阎揆要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当营长，后到陕北工作。1926年8月，阎揆要加入中国。1927年10月12日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联络其他几个连的千余官兵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统治的第一枪。由于敌众我寡，清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中国在西北地区领导的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武装起义，为西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1月，唐澍和阎揆要来到韩城，与谢子长、白明善、史唯然组成军委，并决定将部队开往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过短期准备，以谢子长营为基础的180余人在韩城举行二次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总指挥唐澍、副总指挥谢子长、参谋长阎揆要。

1928年初，阎揆要受陕西省委派遣到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任陕西省政府警卫团负责训练工作的副团长，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1935年2月，陕西省政府警卫团扩编为西安绥靖公署特务第二团，阎揆要仍任团长。在此期间，阎揆要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在该团秘密建立了组织，营、连成立了支部，排建立了小组，并注意吸收爱国青年入党。全团党员发展到近300人，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员，兵运工作搞得活跃、隐蔽。周恩来很关心阎揆要，要求“一切过于脱离十七路军环境的行动，应加以排除。你尤其不要采取过于受人注意的行动。在部队也要严嘱知道你的政治立场的人，坚守部属的关系，以防外泄。余事待电信通后再告。”1936年8月，周恩来派员刘克东去阎揆要团建立秘密电台。

◆1924年，黄埔军校时的阎揆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派派兵“讨逆”，西安周围重兵压境，形势骤然紧张。当时，阎揆要的特务二团驻防渭南地区。此时，汪锋带着周恩来的信来到阎揆要团驻地，信中指示：“阎揆要坚决拥护张、杨主张，坚决抵抗南京军队向西安的进攻。”并强调，“抗击蒋军七天内不得进西安！”阎揆要率领部队在赤水镇、渭南源一线抢占有利地形，坚守阵地，使亲蒋的军队不敢轻举妄动。而后，又奉命转移到蓝田，同红二十五军并肩战斗。此时，“讨逆”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火速派人给阎揆要送来一封密信，劝他拥蒋，事后必有重用。董钊是阎揆要的陕西老乡，又是黄埔一期同学。阎揆要断然拒绝董钊的劝说，率部仍然坚守住西安的东大门，同其他部队并肩战斗，未让“讨逆”军前进一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贡献。

忻口会战中，“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决不会给抹黑”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部进行了改编，特务二团改编为一○五七团，由阎揆要任团长，由的谢晋生任团副。七七事变后，阎揆要奉命率部开赴抗日前线。部队临出发时，省委联络员汪锋突然来到陕西三原第一○五七团驻地，将周恩来的一封信交给阎揆要。信中指示：“员在战斗中和统一战线中要起模范作用。”看完信，阎揆要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请汪锋转告周恩来：“我们一○五七团是培养的队伍，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决不会给抹黑。”

10月18日，在忻口阵地全线危急的紧要关头，阎揆要率部赶到，奉命连夜收复已失阵地并坚守。阎揆要带领几个营长和参谋冒着严密炮火来到前沿勘察，并给各营明确任务。正在此时，日军又突破晋军阵地，直冲到阎团第一营侧后。情况十分危急，阎揆要当机立断，命令第一营营长、员周益三，乘日军立足未稳，组织反击，夺回阵地。周益三举起驳壳枪，堵住溃退下来的晋军，高声喊道：“跟我上！”第一连官兵手持步枪、大刀紧跟着周益三向日军冲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反冲击打蒙了，被迫退回原地，中队保持了防线。

阎揆要乘机指挥部队沿日军退路进行反击。一○五七团官兵怒火满腔，奋不顾身，英勇杀敌。日军企图以猛烈炮火阻止一○五七团的反击。但是全团上自团长阎揆要，下至伙夫、马夫，在“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口号鼓舞下，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与日军进行殊死搏斗。日军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和燃烧弹，许多官兵被毒气熏倒了。阎揆要命令部队立刻将毛巾打湿捂在鼻子上防止中毒。二营营长、员孟审言头发烧焦了，眼睛烧伤了仍继续指挥战斗。三连连长、员袁致亮腰部、腿部负伤了，子弹打完了，仍举起大刀同日军拼杀，壮烈牺牲。阎揆要率部同装备精良的日军板垣师团血战14个昼夜，虽然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二以上，但所守阵地无一丧失，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和威风。周恩来在见到特派员汪锋时，表扬阎揆要团说：“这一次五二九旅打得很好，杨虎城将军的这支部队很有希望。你到忻口去一趟，慰问一下全旅官兵，代表我问候他们。请转告许权中、阎揆要他们，要做好长久抗战的准备，娘子关可能要失守，太原也难保得住，你有什么事情，派人和我联系。”

1938年秋，党组织指示阎揆要退出军队，直接参加八路军。黄埔一期同学胡宗南得知阎揆要要辞职，派说客登门规劝他留下，并表示“如放弃主义信仰，则可做大事做大官”。但阎揆要义无反顾地回到革命队伍。1938年底，阎揆要任八路军总部第一科（作战科）科长，后任八路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兼一科科长，后又任军政处处长。

为冀鲁豫军区情报和司令部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巡视团，周桓任团长，阎揆要任副团长，先后到冀南、鲁西、冀鲁豫等军区检查指导工作。经过两年的巡视工作，巡视团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2年7月，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向军委总部请求，将阎揆要留在冀鲁豫军区工作。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请求，任命阎揆要为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根据阎揆要的建议，军区指定阎揆要具体负责军区情报系统组建工作。阎揆要首先调整充实了军区和各军分区的情报部门，还在一些县和乡建立情报站、敌工站，在伪军中物报员，利用各种渠道同伪军接上关系，并派出侦察员经常深入敌占区搜集情报。随着情报系统的充实和完善，从冀鲁豫军区到太行八路军总部之间，以及湖西至鲁南之间，建立和恢复了地下交通线，经常转送过往人员。几年中，从这两条交通线，西上太行、延安，东下山东、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共达4000多人。、陈毅等，都曾经此秘密交通线到达太行、延安。

在抓情报系统建设的同时，阎揆要还注意抓司令部的全面建设。他提出：“第一，司令部的干部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第二，是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第三，是要讲求实效；第四是要强调调查研究。”阎揆要结合冀鲁豫军区的实际，相继建立值班制度、办公制度、汇报制度、通报制度、检查制度、学习制度等。阎揆要还进一步明确了司令部各科的分工：一科即作战科，协助指挥员指挥作战，保障战役、战斗的顺利进行；负责协调司令部内部以及各部队的关系；二科即侦察科，是司令部的耳目，中心任务是组织侦察，及时提供敌情地形等情报；三科即通信科，是军队指挥的神经，中心任务是保障指挥顺畅；四科即管理科，中心任务是生活保障。各科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协作的，各科内部都要有明确的分工和工作计划，并相应建立自己的工作系统。如一科要与各军分区、各旅团的作战科、作战参谋建立纵向联系，保证上级的命令、指示能顺利贯彻执行。其他科亦照此执行。

阎揆要领导司令部建立了办公会议制度，每天晚上开办公会议，主要内容是总结当天的情况，布置次日的工作。阎揆要每天都是最早到司令部，先做一些准备，看电报，处理一些重要事情，做到心中有数。办公会上，先是由各科科长汇报当天主要情况，对情况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然后由阎揆要进行总结。冀鲁豫区委书记黄敬和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等领导也经常参加办公会议。自从建立办公会制度，领导既能尽快掌握全面情况，又能及时处理许多重要问题，司令部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阎揆要有个习惯，凡是只要自己能干的就一定亲自干。讲话稿就是坚持自己写。每次讲话之前，他只要求部属提供素材，然后关起门来，冷静思考，精心加工，形成自己的东西。熟悉阎揆要的人都知道，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许多难记的数据，往往一口道出，从无差谬。有人曾经问过他：“你的记忆力怎么那么好？”阎揆要说：“逼出来的，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时候，用笔记东西容易出危险，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练习用脑记，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阎揆要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忙而不乱，很有规律。他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常常是在吹起床号以前就打好绑腿、扎好腰带，来到操场，先锻炼一会儿身体，然后观看部队操练。每天晚上，他都工作到深夜，把起草的电文和需要批示的电报，一一办妥后才去休息。遇到重要情况往往一干就是通宵，第二天照常出操。他提倡“事不过夜、案无积卷”，司令部的参谋们都自愧不如。杨得志也非常敬佩阎揆要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品格。在司令部内部，阎揆要就像一位宽厚慈祥的兄长，与大家处得非常和谐愉快。战争年代司令部的工作是最紧张的，经常是不分昼夜。大家都在一起工作非常融洽，虽然人少工作任务重，心情却都很舒畅，工作效率也很高。每当打了胜仗，前方部队给首长送来的战利品，阎揆要总是分给大家共享。在行军打仗时，阎揆要常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同大家一道走路。

彭德怀的好帮手

1945年9月初，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担任军委第一局局长。根据当时的形势，阎揆要重点抓了四项工作：一是掌握军动向，把每天的情况编印成《每日情况汇报》供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参考。二是掌握全军动态，及时把各战略区部署情况向中央、中央军委汇报；协助中央军委，组织10万部队和2万干部挺进东北。三是总结作战经验，及时将各战场的情况总结上报。四是搜集资料为国共和谈做准备。在领导下，阎揆要带领一局同志高质量完成了任务，亲切称他为“参谋工作的楷模”。特别是在上党、平汉战役期间，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保证了中央军委对战役的指挥，赢得了战役的胜利。高兴地接见一局全体人员，表扬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6年4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进行了精简整编，代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副司令员王维舟、阎揆要，副政委张仲良。1947年2月，中央军委命令，以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张宗逊任司令员，任政委，王世泰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委，阎揆要任参谋长，徐立清为政治部主任。3月初，军队进攻延安，扬言要在3天之内占领延安。在这关键时刻，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陕甘宁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同年7月改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部队作战。阎揆要积极协助彭德怀迅速组织部队抗击、迟滞敌人进攻，掩护中央机关和延安群众安全转移。

1947年7月，阎揆要任西北野战军参谋长。自从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部队一直处于运动之中，生活十分艰苦，有时饭还没做好敌人就来了，只好马上转移。阎揆要了解彭德怀的工作习惯，部队每到一地，彭德怀就要马上展开工作。因此，阎揆要对司令部提出要求：指挥所一是要安全，二是要适用方便，不能有半点马虎。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首要任务是把作战指挥系统建立起来，尽快沟通上下联系，让彭总能投入工作。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阎揆要都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指挥所的位置，布置警戒，经常通宵工作。

阎揆要还勇于为下级承担责任。一天凌晨3时，二纵司令员王震发来了一份电报。当时，值班参谋考虑到彭德怀已三天三夜未合眼，现在刚躺下，而且野司和各纵电台下一次联络时间是早晨6时，时间还来得及，因而没有马上呈送彭德怀。彭德怀醒后一看电报被压了半个小时很生气，立刻把阎揆要和副参谋长王政柱等叫来询问原因。当阎揆要了解事情真相后，主动承担了责任，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彭德怀知道阎揆要主动承担责任，这才消了气。

1948年冬，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地区休整。阎揆要抓住这个机会，一方面组织部队整训，一方面组织司令部机关人员学习业务，亲自给大家讲课，组织编写司令部工作细则。司令部各科根据自己的专业、工作程序、参谋职责、规章制度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工作细则。各科之间还进行相互交流。一天，通信科长刘克东找作战科长郝汀交流编写工作细则的经验，彭德怀高兴地说：“好！抓得好，我们就是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指挥员和参谋都是从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经过整训，不仅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参谋业务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加强司令部内部建设的同时，阎揆要善于在司令部和各部队间建立密切联系。部队对参谋长、司令部都很尊重，保证了指挥顺畅，首长的决策部署得以顺利贯彻。在阎揆要的具体领导下，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人员精干，工作效率高，指挥系统更加完善。

◆1949年8月26日，第一野战军占领兰州。

1949年2月1日，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1949年9月20日，一野前委就解放新疆召开会议，制定了力争守军投降，充分准备武力解决，防止逃窜的作战方针。在进军新疆的整个行动中，阎揆要不负重托，协助彭德怀指挥，以及对军委、各兵团及各军的协调联系和具体的组织工作。阎揆要把繁重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保证了行军的顺利进行。彭德怀对这次7万大军进军新疆的组织工作很满意，称之为“这是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不要补授上将军衔，“不要三星要二星”的故事传为佳话

1953年，阎揆要调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1955年6月，阎揆要任军委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55年9月，阎揆要被授予中将军衔。按阎揆要的职务、资历和功绩，本应该授上将军衔，由于干部部门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按他1938年回到八路军的时间计算，所以只评为中将，同时也未授予他八一勋章。有人劝阎揆要：“你明明是1926年入党，1927年参加清涧起义，你应该去找找彭老总，他最了解你。”阎揆要说：“职务安排是组织的事，我们应该相信组织。”1957年有关部门查证了阎揆要参加革命的时间，重新按1926年加入中国开始计算，并派人找阎揆要谈话，准备打报告授予他上将军衔和八一勋章。阎揆要极力推辞谦让，只接受了三级八一勋章。阎揆要“不要三星要二星”的故事传为佳话。

1957年12月，阎揆要改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8年秋，中央军委发出高级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1959年4月初，阎揆要来到某部炮兵支队五连当战士。当连队副指导员介绍情况称阎揆要是副司令员时，他马上纠正说：“不，我现在不是副司令员，我是五连的一名列兵。”副指导员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停了片刻才激动地说：“对，欢迎我们的老列兵！”大家顿时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阎揆要头戴船形帽，身着士兵服，佩戴列兵衔，在第五连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训练，样样工作都抢着干，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阎”。

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阎揆要同大家一道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由于缺乏营养，加之疲劳过度，阎揆要病倒了。他的双脚浮肿得连鞋子也穿不进去，医生说这是严重的营养缺乏症，最好能补些动物蛋白质。身边工作人员想办法弄来一些鱼，熬成鱼汤送给他吃。阎揆要马上问：“鱼汤是哪来的？”工作人员马上说：“这是病号饭。”“病号都有吗？”工作人员说：“都有。”他这才把鱼汤喝了。当天下午，阎揆要从别的病号那里打听到午餐并没有鱼汤，立刻把工作人员叫来问是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只好把实情告诉他。阎揆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有不少人在挨饿，毛主席都带头不吃肉，我们更不能搞特殊，把那些弄来的鱼拿给病号灶，大家一起吃。”工作人员只好照办。

阎揆要清廉朴素，始终保持着公仆的本色，在用车、住房等方面从不搞特殊。夫人贺带着孩子住在西安一个居民大杂院里，街坊邻居还以为阎揆要只是一个普通军官。建国后，阎揆要一直乘坐一辆吉姆车，车子老旧，经常出毛病，车管部门多次要给他换一辆新车，他就是不同意。阎揆要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从来不让他们用公家的车。在住房方面，阎揆要也是多次谦让，一直住在一套50年代盖的旧房子里，按标准面积也差一半，家庭人口多，比较拥挤，营房部门多次提出要给他调换，都被他谢绝了。有一次，营房部门背着他把一套新房的钥匙交给了秘书，家里人收拾东西正准备搬家。阎揆要知道后亲自找到营房部门说：“现在咱们院新调来的许多科研人员住房都很困难，跟他们比，我的住房条件强多了，咱们房管部门的同志要多想办法替他们排忧解难。”阎揆要的一席话，使营房部门的同志很感动，秘书只好把房子钥匙退了。家具都是60年代配发的，许多已很破旧，营房部门多次要给他换，他就是不肯。阎揆要还说，别看这些东西旧，修一修照样能用。阎揆要的衣食也都十分简单俭朴，内衣破了都是补一补再穿，吃饭也很简单，以清淡为主。阎揆要喜欢吃陕北的小米，但每次家乡来人带来小米、大枣，一定要付钱才肯收下。

阎揆要最反对阿谀奉承，不跟风表态。彭德怀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时，阎揆要无事从不去串门。一次开会碰上彭德怀，彭德怀问阎揆要，怎么总不见你？阎揆要说：“彭总很忙，我也没有什么事。”1959年彭德怀受批判后，阎揆要不仅在政治上对批判彭德怀有所保留，而且为彭德怀辩解：“我不相信彭德怀会。”当有人说彭德怀打仗不行时，他也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公开反驳。不久，他被免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职务。

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当好院长的好助手

1960年11月20日，阎揆要调任军事科学院秘书长。当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是阎揆要的老领导。非常熟悉阎揆要，特别是对他的为人和工作能力、敬业精神都很赏识。1965年1月22日，阎揆要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他坚决贯彻提出的以科研为中心的指示，要求机关为科研做好保障和服务，自己带头为科研当好后勤，尊重科学、重视人才，尽心尽力地组织好全院的后勤保障。针对军事科学院干部比战士多，团以上干部比营连干部多，高级将领多的特点，他重点抓好住房和生活管理，办好食堂，安排好家属工作和子女上学，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在阎揆要带领下，机关逐步树立起一切为科研服务的良好风气，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

◆1963年4月20日，（左六）与阎揆要（左一）等合影。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战已经在一些发达国家悄然兴起。为使我军了解和跟上这一军事领域内的新发展，阎揆要提议外军部组成课题组，对电子战进行跟踪研究。阎揆要对课题组提出要求，要尊重科学，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掌握军事领域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70岁的阎揆要并不只是听听别人的汇报，看看上报的研究报告，而是亲自参加课题组的活动，同大家一块研究问题。大家反映缺少资料时，阎揆要说：“我们可以‘师之于敌’嘛，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苏联有，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阎揆要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如此观点，使许多研究员十分钦佩。在他的领导下，课题组翻译了苏军有关电子战及其他军事科学技术方面的资料，为全军学习和了解现代科学技术提供了条件。大家在阎揆要带领下，潜心研究、刻苦攻关，写出了《电子战在军事上的运用》作为外军学术特刊，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受到中央军委领导的重视。当时负责作战、训练的副总参谋长李达批示：“全军进行学习。”从此，电子战问题引起了全军广泛的重视。

1975年8月，中央军委任命阎揆要为军事科学院顾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阎揆要给写信，主动要求退下来。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阎揆要当选为中顾委委员。1993年底，阎揆要应邀亲临西安参加杨虎城将军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幸摔伤，引起并发症，于1994年3月26日病逝，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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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览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斗序列及主要指挥官（194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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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到1948年初，下辖5个纵队12个旅，共约75500人。后相继组建第七、八纵队。

野战司令部

总司令 彭德怀，湖南湘潭人，共和国元帅（1955）。

政治委员 彭德怀（兼）

第一副司令员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共和国上将（1955）。

第二副司令员 赵寿山（1948.2.任），陕西户县人。

副政治委员 ，祖籍河南邓州，生于陕西富平。

参谋长 张文舟，山西沁县人，共和国少将（1955）；阎揆要（1948.9.后在任），陕西佳县人，共和国中将（1955）。

政治部主任 徐立清，安徽金寨人，共和国中将（1955）；甘泗淇（1948.2.任），原名姜凤威，湖南宁乡人，共和国上将（1955）。

副参谋长 王政柱，湖北麻城人，共和国少将（1955）；李夫克（后），江西莲花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部副主任 张德生，陕西榆林人。

后勤部司令员 刘景范，刘志丹胞弟，陕西保安人。

政治委员 方仲如，陕西咸阳人。

副司令员 贾拓夫，陕西神木人。

第一纵队

司令员 张宗逊；贺炳炎（1948.9.任），湖北松滋人，共和国上将（1955）。

政治委员 廖汉生，土家族，湖南桑植人，共和国中将（1955）。

副司令员 贺炳炎

参谋长 王绍南，湖北天门人，共和国少将（1955）；陈外欧（1947.12.任），湖南茶陵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部主任 冼恒汉，壮族，广西田阳人，共和国中将（1955）。

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声，山西翼城人。

第三五八旅

旅长 黄新廷，湖北沔阳人，共和国中将（1955）。

政治委员 余秋里，江西吉安人，共和国中将（1955）。

独文第一旅

旅长 王尚荣，湖北石首人，共和国中将（1955）。

政治委员 朱辉照，江西莲花人，共和国中将（1955）；颜金生（1948.2.任），湖南茶陵人，共和国少将（1955）。

独立第七旅（1947年12月组建，属第一纵队建制，归晋绥军区指挥）

旅长 傅传作，湖北石首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曹光琳，江西南康人，共和国少将（1955）。

第二纵队

司令员 王震，湖南浏阳人，共和国上将（1955）。

政治委员 王震（兼）

副司令员 彭绍辉，湖南湘潭人，共和国上将（1955）；郭鹏（1948.3.19.任），湖南醴陵人，共和国中将（1955）。

副政治委员 王恩茂，江西永新人，共和国中将（1955）。

参谋长 唐健伯，四川金堂人，共和国少将（1955）；张希钦（1948.9.任），河南东明（今属山东）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部主任 王恩茂（兼）

第三五九旅

旅长 郭鹏；徐国贤（1948.2.任），江西莲花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李铨，江西吉安人，共和国少将（1955）。

独立第四旅

旅长 顿星云，湖北石首人，共和国中将（1955）；杨秀山（1948.9.代），湖北沔阳人，共和国中将（1955）。

政治委员 杨秀山

独立第六旅（1947年12月由山东渤海军区归建）

旅长 张仲翰，河北沧县人。

政治委员 曾涤，湖南浏阳人。

第三纵队（即晋绥第三纵队。1947年8月6日由晋西北西渡黄河,归建西北野战军。时第三旅在晋绥作战，1949年6月归建）

司令员 许光达，湖南长沙人，共和国大将（1955）。

政治委员 孙志远，河北定县人。

参谋长 李夫克

政治部主任 朱明，江西兴国人，共和国中将（1955）。

独立第二旅

旅长 唐金龙，湖北汉川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罗志敏，江西泰和人；梁仁芥（1948.2.任），江西吉安人，共和国少将（1955）。

独立第三旅（属晋绥军区指挥）

旅长 杨嘉瑞，陕西兴平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孟昭亮，湖北石首人。

独立第五旅

旅长 李夫克（兼）；朱声达（1948.9.），湖北江陵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王赤军，湖南平江人，共和国少将（1955）。

第四纵队（1947年9月10日由联防军的警备第一、三旅及骑兵第六师合建）

司令员 王世泰，陕西洛川人。

政治委员 张仲良，陕西耀县人。

副司令员 阎揆要；孙超群（1948.5.任），安徽阜阳人，共和国少将（1955）。

副政治委员 朱辉照（1948.9.任）。

参谋长 阎揆要（兼）；张文舟（1948.9.任）。

政治部主任 李宗贵，陕西子长人，共和国少将（1955）；朱辉照（1948.9.兼）。

警备第一旅

旅长 高锦纯，陕西米脂人。

政治委员 左爱，江西永新人，共和国少将（1955）。

警备第三旅

旅长 黄罗斌，陕西蒲城人；郭炳坤（1948.9.任），陕西蒲城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高维嵩，陕西安定人，共和国少将（1955）。

警备第四旅（1948年5月建）

旅长 郭宝珊，河北大名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牛书申，陕西黄陵人，共和国少将（1955）。

骑兵第六师

师长 胡景铎，陕西富平人。

政治委员 李宗贵

第六纵队（1947年10月9日由导旅、新编第四旅组建）

司令员 罗元发，福建龙岩人，共和国中将（1955）。

政治委员 徐立清

副司令员 张贤约，安徽金寨人，共和国中将（1955）。

参谋长 王政柱，湖北麻城人，共和国少将（1955）；唐子奇（1947.10.任），湖南浏阳人。

政治部主任 饶正锡，湖北钟祥人，共和国中将（1955）。

教导旅

旅长 陈海涵，福建上杭人，共和国少将（1955）；吴宗先（1948.9.后在任），安徽六安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关盛志，安徽六安人，共和国少将（1955）。

新编第四旅

旅长 张贤约（兼）；程悦长（1947.10.任），湖北黄安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黄振棠，江西上犹人，共和国少将（1955）。

第七纵队（1948年7月31日由晋绥军区第十，十二旅合建）

司令员 彭绍辉，湖南湘潭人，共和国上将（1955）。

政治委员 孙志远（代）；冼恒汉（后）

参谋长 陈刚，湖北汉川人。

政治部主任 侯维煜，山西交城人；黄忠学（后），湖北天门人，共和国少将（1955）。

独立第十旅（1948年6月由第三军分区第三七团、第九军分区第五十六团、第十军分区第五十九团组成）

旅长 何辉燕，湖北大悟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朱绍田，湖南桑植人，共和国少将（1955）。

独立第十二旅（1948年8月由第六军分区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团组成）

旅长 张新华，福建宁化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龙福才，江西永新人，共和国少将（1955）。

第八纵队（1948年7月31日由晋绥军区第十一、十四旅、骑兵旅等部组建）

司令员 姚喆，湖南邵阳人，共和国中将（1955）。

政治委员 高克林，陕西华州人。

副司令员 王长江，河北博野人，共和国大校（1955）。

参谍长 王长江（兼）

政治部主任 裴周玉，湖南平江人，共和国少将（1955）。

第十一旅（1948年8月由绥蒙军区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团组成）

旅长 黄立清，湖北大悟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黄立清（兼）

第十四旅（1948年9月由第三军分区第三十四团、绥蒙军区大左支队、怀仁支队组成）

旅长 罗斌，江西永新人，共和国少将（1955）。

副政治委员 沈新发，江西万载人。

骑兵第一旅（原骑兵旅改称）

旅长 康健民（朱秉才代），甘肃定西人，共和国少将（1955）。

政治委员 李佐玉，江西兴国人，共和国少将（1955）。

直辖骑兵第二旅（1948年6月由晋绥军区骑兵第二、四团组成。9月拨归西北野战军）

旅长 王智

政治委员 王再兴，陕西米脂人，共和国少将（1955）。

陕北的情怀：画家子木的艺术之旅（下）

旧居/水墨纸本/ 96x7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峪口乡南河底村

毛主席在朱官寨殷家湾旧居/水墨设色纸本/ 70x5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朱官寨镇殷家湾

毛主席转战陕北白龙庙旧居\水墨设色纸本\ 69x7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通镇白龙庙村

毛主席转战陕北故居/水墨设色纸本/ 98x7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峪口乡谭家坪村

乌龙铺旧居\水墨设色纸本\ 69x7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乌龙铺镇

阎家峁旧居\水墨设色纸本\ 70x69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刘家山乡阎家峁村

阎揆要将军故居\水墨设色纸本\ 70x5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刘家山乡阎家峁村

杨家园则旧居\水墨设色纸本\ 69x7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朱官寨乡杨家园则村

峪口造纸坊旧址/水墨设色纸本/ 126x69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峪口乡峪口村

张达志将军故居/水墨设色纸本/ 138x7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店镇南洼村

张家崖窑旧居/水墨纸本/ 70x46cm

旧居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金明寺乡张家崖窑村

中央机关住地神泉堡/水墨纸本/ 100x69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佳芦镇神泉村

朱官寨旧居\水墨设色纸本\ 70x13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朱官寨镇朱官寨阳坬村

寨则湾古寨遗址/水墨设色纸本/ 138x7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坑镇寨则湾村

秋色红光/水墨设色纸本/ 138x50cm

写生地点→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坑镇马连塌村

领路者或永远的异乡人：记贺三多先生

领路者或永远的异乡人：记贺三多先生——一个合阳古村的微型党史之三

贺三多先生

很久以来，贺三多于我始终都只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但肯定是一个陌生人，一个用许多时空隔开的陌生人。他的许多学生就生活在我的周围，这些人与周围的那些农人确实有某种无法言说的差别，这差别不是那些诸如口音、行为、日常生活习惯……等等可以见出的，它在更内里，是从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滋生出来的。很早，我就觉出他们身上透出的微微不同，但莫名其妙，不知道其所自来，也没有仔细领悟其真谛，直到此刻，我想，我应该已经知道它的源头所在，是贺三多先生。很多年前，贺三多先生在一群孩子的心田播下种子，很多年后，这种子发芽，开花了。

贺三多先生生于1905年二月初三，乳名矜兆，字效尧，山西省临县曲峪镇前村人。三多先生的名与字极有意思。所谓“三多”，就是多福、多寿、多子孙，似乎俗气到顶点，然而未必，它源于《庄子》里“尧观乎华”的故事：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独不欲，何邪？’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封人曰：‘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鷇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间；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尧随之曰：‘请问。’封人曰：‘退已！’”

“观”是一种祭祀仪式，参加仪式的是尧和华封人，华封人是华山神的侍者或代言人，在这个仪式上，华封人以多寿、多福、多子孙为尧祈福，而尧竟然拒绝了，后果是尧的圣人身份被剥夺。在华封人那里，圣人自然是天道与王道的承担者，多福、多寿、多子孙其实也是天道与王道的表征。

由此看来，三多先生之名其寓意真是极其庄严辉煌而至于光明正大之境。或者还不仅如此，“三多”之名源于《庄子》，表字“效尧”，又明显带有儒家色彩，中国人的名与字或互训，或背训，或转义，转义的形态不止一种，“三多”之名与“效尧”之字合乎互训之例，其内涵即华封人所谓“今然君子也”，在这里，儒道互补，内圣外王，士志于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文明的那些核心理念全都呈现在三多先生的名字里。

古人尚名教，即以名为教，所谓“名”者，名分、名目、名节、功名也，其实最根基的恐怕就是称名。若以称名为教，则一个人的名字就不单是命名者的祈愿，也是建构个人心性的规则和塑型个人命运的法度。三多先生之名，用以喻其人，则君子也，用以度其命运，则有通衢之象，无往而不利。

“五卅运动”发生的时候，三多先生正在汾阳的省立河汾中学读书。当时的汾阳还另有一所教会中学，即铭义中学。两个中学密切合作，成立“沪案后援会”和“五卅反帝运动会”，组织学生和市民游行，罢课罢工，同时向富裕商户募捐。在这次运动结束后，三多先生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二年，转为党员，这也到了他毕业的时候。回到临县老家，他组织那些贫苦农民成立农民协会，秘密发展党员，不久就成立党支部。做这些事情应该是顺利的，因为三多先生虽然家境殷实，有70多亩地，但兄弟姐妹都是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两个妹妹，一个参加红军，后来嫁给阎揆要将军，一个做地下工作，抗战开始后与沿河工委书记王俊在合阳东同蹄村结婚，这恐怕有家庭环境的原因起作用。

从1926年到1934年，贺三多先生长期在家乡活动，筹资措办临县曲峪镇两级小学，作为党组织的活动基地。1927年，因为叛徒告密和当地那些劣绅的密谋，刚组建不久的临县县委第一次遭到破坏，他匆匆忙忙逃亡陕北。此后，有一年多的时间，他先后在河北井陉、天津等地工作。后来，就又回到临县，他长期担任县委书记。直到1934年初，曲峪镇周围的村子里发生了几起农民夺取村的事情，那些失落了权力的村长纠合一些劣绅以陕北红军与曲峪镇的联合煽动农民为由不断到县政府告状，县政府派出大量巡警包围了曲峪镇小学，好在有群众提前告知消息，贺三多先生及时隐蔽转移，而县委第二次被破坏。

贺三多先生曾经由党组织派往苏联留学。这段经历在各种叙述里很少被提到，确切的信息不多见，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时候的事情。排比贺三多先生的行迹，很少有断裂的痕迹，只有1934-1936年间留有空白，他的留学生涯刚好可以填充这段空白的时间。1936年春，贺三多先生开始在陕北中央局工作，时间不长，就受周恩来委派到西北军特三团做秘密工作，与他一起工作的有汪锋、张德生等。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迅速进入山西，关中东部河防形势突然变得严重，为了应对时局，陕西省委决定成立沿河工委，1938年春先派王俊组建沿河工委，同时派贺三多先生到合阳工作。当时，合阳一带有零散的党支部，也有作为秘密联络点的“大众书店”，1938年1月，贺三多先生来到合阳，暂时寄宿在“大众书店”。大众书店在合阳县城的关帝庙巷里，那里是商业中心，窄窄的道路两旁有许多店铺，也有临街摆摊的，在这里出现几个陌生人一般不会太引人注意的。刚到合阳的贺三多先生，往来于周围的县区，要整合那些各有自己渠道的组织关系，一时间也考虑不到别的问题，终于要安定下来了，他就必须有个合适的身份，于是，他来到东宫城这个偏远的村子里。

贺三多先生在村子里并没有待太久，最多也就半年的时间，由他发展了十多名党员，在周边几个村建立支部，最后成立县委。这些在各级组织史里都有确切的记录，我其实更关心的是贺三多先生对整个村子的影响。

不断搜索记忆的各个角落，我终于可以断定，贺三多先生是在村子生活过的第一位拥有异域体验的现代知识分子。然而，即使到了今天，村人记忆里的贺三多先生依旧是只是一个旧式乡村塾师的形象，人们最喜欢谈论的是他撰写的三副对联，一幅是学校门口的，“希全保绅董，为民族解放热心教育；盼莅校儿童，图国家生存努力学习”，另一幅是夜校门口的，“普及教育，不纯是训练儿童，农民农妇应教识字，才能提高文化水平；培养人才，非独为训读经史，科学哲学也要研究，方可加强政治认识”，第三幅是观音庙门前的，“保我众生，必先驱逐日寇；慈航普渡，最后独留汉奸”。

据说，第三幅对联现在山西吕梁县观音庙里还可见到，大概是贺三多先生的得意之作。对于这一代人来说，他们都曾经读过私塾，对句是必修课，能做对联并不稀奇，只是他留给村人的形象与一个拥有异域体验的现代知识分子有太多不相称，甚至直接是矛盾的。我想，这种不相称甚至矛盾可能正是贺三多先生最具特色的地方。

“唯物兮，揣摩世事，

客观兮，观察人情。

智允我衷，镜明我心，

雄志啊去奋斗！！

莫要踌躇，莫要叮咛。”

这是贺三多先生1933年写的古诗，题目是《古诗一首赠雄志》。雄志大概是他的学生，他也以知己相许。用唯物主义揣摩世事，观察人情，这是极新颖的说法，但肯定是出自贺三多先生的本心，其结果恰好合乎古人的熟语，世事通达，人情谙熟，于是，做人就有了超达、洒脱的气度，不执著，不纠缠。

然而，作为“五卅”一代人，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安置在历史的旋涡之中，他们有尤其强烈的历史感，有尤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是他们保守自己信仰的根基。因为信仰，他们做人的超达和洒脱就有边界，他们善于区分公私域，贺三多先生的确和自己一代人一样，私域里宽容，平和，一派旧文人的雍容君子气象，公域里坚韧，敢于担当，有决断，完全是一个拥有坚定价值立场的现代知识者。

1938年的前半年，一群儿童，无论是否理解，贺三多先生就站在他们中间，他的一言一行，他偶然的一个眼神……慢慢就印记在这些孩子的心上。很多年以后，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在我的记忆里，他们与村人的差异，说完全只是不可捉摸的气质，未必就准确，可见可感的区别还是有的，他们的眼神不一样，眼睛都特别亮，似乎能发出黑曜石一般的光芒。

1938年8月，贺三多先生参加完省委扩大会议就离开了合阳，暂时安置在省委工作。其后，他辗转于关中地委、关中师范学校、关中地委组织部、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等多个单位。全国解放后，长期在西北高干疗养院工作，1973年8月病逝于西安。

贺三多先生后来的经历似乎太简单，但可以肯定，中间应该发生了某些变故。

藕生污泥兮，其质白精，

外私坚实兮，内含虚心，

其味清香兮，异乎山珍，

藕断丝连兮，奈何可分？

这是贺三多先生写的古诗《喻藕》，时间是1940年。这时，他正在关中师范学校教书，因为教职员太少，除过担任数学课的教学外，他还兼管学校的保卫工作。比他小近十五岁的弟弟贺三麟来找他，经他介绍，进入安吴青训班学习。1937年，西北青年训练班从延安迁到泾阳云阳镇，1938年春迁至安吴镇安吴堡村，旨在培养青年干部、发展抗日力量，大家习惯上称之为“安吴青训班”。不久，他们兄弟两个应该都回到延安边区，都在陕甘宁边区贸易局，也就是后来的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

1943年9月15日，《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个失足青年的自白》，作者正是贺三麟。

我叫贺三麟，24岁，山西临县人，经大哥贺三多介绍加入安吴青训班，我本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已入榆林商界经商，但是他们不放过我，我在他们三次威逼下，陷入泥潭。

他们给我的任务是：利用延安所有的社会关系进行活动，把听到的、看到的和所能偷到的材料文件交给他们，并要我在延安建立据点，归我负责，调查沿线有什么机关、沿路有什么工事、人民的情绪如何；调查在延安飞机场及飞机往来情形，飞机是哪个国家的；老百姓对美国的认识是否感情上起反感；延安有什么工厂，厂长是谁，出产什么，产量如何；干部的调动情形与毛主席是否离开过延安等，并给了五万元法币，让我即日动身，否则对我家庭不利。我在特务的淫威下，前往延安，并约定了通讯办法，是在寄送的解放报纸上用浆糊写字，第三天以商人面目到了延安。

这就是我被特务陷害的经过，现在把它公布出来，愿在大家协助下，控诉特务陷害青年，破坏边区，人民，出卖祖国的罪行。

贺三麟被特务胁迫而失足的事情到底对贺三多先生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我完全不知道，但在此前，贺三多先生以藕自喻，的确透露出很多消息，或者与他的家庭出身，与他的知识分子身份都有关系。

抗战开始后，党的事业需要大量青年知识分子的参与，一批又一批渴望进步的知识青年从国统区的城市来到边区，他们也把一种滋生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傲慢带到边区，而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无形中助长了这种傲慢，于是，慢慢就引发了许多矛盾。在这种氛围里，贺三多先生肯定会有压力，无论他多么自信能出污泥而不染，但他不能否认自己的出身，也无法割舍自己的身份。还在村子里的时候，所有学生都记得贺三多先生是教他们语文的，可在关中师范学校，他教数学。这变化肯定与博学、多才艺没有关系，可能的确是压力之下身份调整的结果，贺三多先生需要让自己变得更有用一点。

已经有压力的贺三多先生，又碰上了弟弟三麟这桩意外，要说对他没有影响，恐怕是不可能的，果然，他就去了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再后来，他又去了西北高干疗养院。在这些地方，他忙于许多事务性的工作，写写算算，操劳一些日常琐屑。

西北高干疗养院，是他最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是隋唐之际常宁宫的遗址，后来又是的行宫，这里自然也有许多传说，它位于终南山下。如果今天去这里看看，它依旧仿佛世外桃源一般，一个又一个的篱笆小院，脚下青石铺路，庭前院后，有许多奇花异木，空气里满是纯净芬芳。露天围砌而成的天然地热温泉，伴着这流转的风花雪月，的确是能让人有了醉意的。贺三多先生就在这仿佛神仙境界一般的地方待了很多年，自然有许多事情要他操心，但即使忙，人总会有闲下来的时候，即使闲不下来，人总有走神的那一瞬间，如果碰巧就在这个瞬间，他猛地抬头，终南山的郁郁苍苍就扑到眼里，这个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1969年，贺三多先生受到政治冲击，先后两次被问及合阳县委成立前后的情况，他留下的书面材料极简单，说到自己的工作，他只说介绍十多人入党，再由这些人又介绍了另外十多人入党。回忆自己的经历，细节非常准确，叙事非常平静，仿佛讲述他人的故事一般，这意味着贺三多先生已经封存了这段记忆，时间久了，封存的记忆怎么看都不像自己的过去。

我想，贺三多先生有一种潜质，他可能更容易就转化为革命的多余人，但显然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只有另外一种可能，1940年前后，各种变故促使他完成身份转换，贺三多先生成了一枚革命的螺丝钉。一枚革命的螺丝钉，既不会闲下来，也没有走神的瞬间。但谁又能知道会不会偶尔就有例外？一枚会走神的革命螺丝钉未必就没有。如果碰巧就是在这个瞬间，他猛地抬头，终南山的郁郁苍苍就扑到眼里，这个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

我想，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那是属于三多先生一个人的秘密，容不得他人窥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