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尊青铜大圆鼎——子龙鼎、大盂鼎和大克鼎，首次齐聚北京。9月14日，《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3件青铜重器和30余件文物一同讲述青铜时代的往事。
进入展厅，一束束光将一尊尊青铜鼎打亮，有些凸显古朴的纹饰，有些聚焦器物上的铭文。策展人说，青铜鼎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周时期，青铜器由注重酒器向注重食器转变。到了西周中期之后，在祭祀和宴飨时配合使用鼎与簋的制度更加具体，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青铜鼎由此成为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国之重器。
一批青铜鼎之“最”，在展厅里露脸。在目前所见的商代大型青铜圆鼎中，国博藏子龙鼎是体量最大的一尊，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达230千克。周代大型青铜圆鼎则以国博藏大盂鼎、上海博物馆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毛公鼎最负盛名，前两件均有展出。上博介绍，这也是大克鼎京城首秀。
一件件青铜重器的经历，是展览最大看点。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其征集回国。抗日战争期间，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收藏者潘氏家族将双鼎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躲避日寇劫掠。1951年，潘氏后人将双鼎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博。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国博说，大盂鼎、大克鼎和子龙鼎不仅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而且它们在近代出土、流转和归藏的颠沛命运，也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辉煌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重器采取裸展方式展出，观众可以“零距离”对话商周文明。一些青铜器名称和铭文中的生僻字也被标注了拼音，方便观众阅读。策展人说，展览特意辅助了图片、拓片、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带观众领略中国早期文字的独特魅力。展览还以释文、译文等方式，全面解读大盂鼎、大克鼎、子龙鼎等代表性重器的铭文内容，让观众了解古代文字，读懂古代文明。
另外，展览将通过国博官网、官方微博、微信等“云开展”，观众足不出户可以走进青铜世界。
子龙鼎
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商代后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简短精练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大盂鼎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西周早期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 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与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大克鼎
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西周中期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来源：【新甘肃】
青铜器上的龙文化
杨曙明
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十二生肖之一，是唯一存在于神话传说中的生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而神秘的地位。自古以来，龙就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标志，代表着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凝聚和积淀。作为与中华民族密切相关的虚幻动物之一，在远古先民的意识里，龙是沟通天地神人的瑞兽，能兴风雨、预示吉凶祸福，所以人们对其崇拜有加，并用多种方式将其形象刻画出来。新石器时代早期，先民已有了崇龙的习俗。如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上清理到一条白色蚌壳摆塑的“龙”形图案；1994年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焦墩遗址，清理到一条长4.4米的卵石摆塑龙；1995年辽西阜新县色拉乡查海遗址，清理到一条长19.7米的红石堆塑龙。
商周时代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人们可以得心应手地将龙的形象大量装饰在青铜器上，使神兽与器皿融为一体。龙纹也成为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纹饰之一。
作为青铜器的纹饰，龙的形象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岗时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不仅有青铜龙的器形，还有青铜龙纹。青铜器上的龙纹，一般在反映其正面图像时，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身体侧面延伸。殷商时期的青铜器龙纹主要体现对龙的神秘力量的敬畏，此时的青铜龙纹的特点是古拙、神秘、威严。以形态多样的夔龙纹、蟠龙纹为主。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龙纹基本上延续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各种夔龙纹、卷龙纹、花冠龙纹、两头龙纹、双体龙纹继续活跃于西周青铜器上。西周中期，人们开始追求青铜器龙纹的艺术审美，夔龙纹逐渐消失，龙身鸟尾的鸟体式花冠龙纹、身尾分离的顾首龙纹逐渐大量出现。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龙纹更加写实化，从商周严谨雄浑的规范变为活跃清新的风格，纹饰上的神秘色彩大大地减少了，龙身上出现了四足，使龙的形象更加俊美神采。同时，也出现了活泼、玲珑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秦汉之后，龙的形象逐渐统一固定下来。
龙的形象的演变和形成饱含了古人的智慧和民族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流传最广的神话、影响最大的文化符号。龙不仅象征着权力和尊贵，还代表着智慧、神秘和祥瑞。几千年来，龙的图腾已渗透在中华民族的各个方面，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中华儿女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血肉相连的情感。
甘肃省博物馆收藏的西周青铜大圆鼎，高60厘米，口径50厘米，上腹部以五齿短扉棱为鼻翼，饰六组兽面纹，兽面展出之分体为尾爪俱全的夔龙纹。夔龙纹也叫夔纹，是仅次于兽面纹的纹饰，在兽面纹逐渐衰落后，夔龙纹一度成为青铜器上的主体纹饰。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商的夔身短，作单独纹样构成的较多，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的夔纹身长，通常做成二方连续纹样，或几条龙相互盘绕。此鼎形制浑厚庄重，气势恢宏，纹饰华丽，是先秦礼器中颇具代表性的上乘佳作，也是迄今所知甘肃省出土规格最大、品位最高的一件青铜鼎。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秦公簋，1921年甘肃天水出土，簋呈圆形，盖与器身相合成一略扁而圆的形体，盖顶有圆形捉手，盖边缘及器口下饰勾连形蟠螭纹。蟠螭纹又称交龙纹，流行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有一种由两条或两条以上小龙相交，组成纹饰单元，密布于器物表面。
河南妇好墓出土妇好盘，口径约36厘米，重5.9千克。腹外壁饰连续带状夔纹，足外壁饰连续带状饕餮纹，盘内壁以蟠龙为主纹，龙头位于盘心，头下配一夔纹，头两侧分别铸“妇好”铭文，蟠龙外围饰一圈兽形纹，装饰非常华丽。
最大的青铜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龙，通体长240厘米，宽100厘米，高40厘米，龙体中空，头略呈方形，鼓目、翻鼻、张口，身饰鱼鳞纹，尾盘卷为中空的锥体，可插入柱形器物。青铜龙体为分铸焊接成型，形体巨大，气势磅礴，铸造精湛，为目前所出土青铜器中最大的青铜龙。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青铜龙与上海博物馆的镂空蟠龙纹鼓座有类似之处，如此巨大而精美的青铜重器，可能为秦国宫廷大型乐器的底座。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镂空蟠龙纹鼓座，高30厘米，重37.9千克，在半球体的鼓座面上，分别攀爬有12条大小不一、相互噬咬的圆雕蟠龙。其中三条龙的龙首和龙身朝下，龙尾盘绕于插鼓柱的圆筒周边，龙口咬住圈足上攀爬之龙的龙身；三条龙的龙首和龙身弯曲朝上，龙尾盘绕于圈足之上，龙口咬住朝下之龙的尾部；三条龙绕鼓座一周攀爬于圈足上部，龙口咬住朝上之龙的龙尾。在其翘起的龙尾下分置有三条小龙，小龙的龙首作圆雕形，口衔圆环，龙体则以高浮雕的形式置于鼓座面上。大龙双目圆形中空，可能原有镶嵌物，现已遗失。龙角的两端为空槽，可能也曾有类似的装饰物。在鼓座基座的立面上，还刻有众多蟠龙纹。
最早带有“龙”字的青铜圆鼎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商代子龙鼎，通高103厘米，造型雄伟，器身饱满，体形硕大，是已发现的商代最大圆鼎。在子龙鼎内侧的器壁上，清晰地铸有“子龙”二字铭文，子龙鼎的名字由此得来。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子龙鼎上出现的铭文“龙”，被证实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除了铭文中出现龙的形象，从子龙鼎上腹部的纹饰中，也可以发现对龙的描绘。
龙纹兕觥，又称龙形觥，通高19厘米，长44厘米，宽13.4厘米，为商代晚期盛酒器，现藏于山西博物院。通体呈龙形，前端为龙首，露齿昂翘，瞠目张角，龇牙咧嘴为流，两角粗壮上指，面貌狰狞。后端平截宽阔，背上有长盖，盖中置钮，器身口沿附有贯耳两对，下有长方形圈足，圈足四面中皆有缺口。盖面饰逶迤的龙纹，与前端龙首衔接，衬涡旋纹，使此器浑然一体。主体纹饰为鼍纹和夔龙纹，头向与龙首相反，动感十足。圈足饰相对的夔龙纹。这件龙纹兕觥造型别致，构思巧妙，纹饰精美富丽，为商代青铜器中仅见的珍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龙虎纹青铜尊，高50.5厘米，重26.2千克，为一件体形较高大的盛酒器。青铜尊肩部以圆雕和浮雕相结合，塑造3条生动的蟠龙形象，龙身蜿蜒，龙首探出，额有双角，阔吻巨口，两眼大睁。腹部纹饰为一个虎头两个虎身，虎口之下有一人形，人头衔于虎口之中。虎身下方以扉棱为界，饰两夔龙相对组成的兽面。从主体花纹看，龙、虎、人造型庄严稳重、奇特神秘，特别是龙头和虎头用浇铸法从外壁突兀凸起，雄健粗犷，比起用高浮雕法更具有一种威武逼人的悍气。龙虎尊圆形大口表示上天，肩部神龙游荡于空中；猛虎张牙舞爪守护大地。龙虎尊的铸造采用十八块母范经两次焊接而成，浑然一体，毫无痕迹。整器工艺精湛，花纹线条洗练，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西周最大的圆鼎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淳化大鼎，造型魁伟、深厚凝重，其造型基本保持了商代晚期胎壁宽厚、形体恢弘、凝重壮阔的风格。大鼎通高122厘米，口径83厘米，耳高28.6厘米，腹深54厘米，重226千克，是迄今世界上最大、最重的西周青铜器，也是迄今出土的西周圆鼎中最大者。淳化大鼎因体形太大太重，除口沿上有两耳外，器身腰部亦有三耳，形如酒器中的銴。一般的鼎，大多只有口沿耳。淳化大鼎腰部三只兽首屈舌銴，为以往出土铜鼎所未见，故又名为兽首屈舌銴鼎、兽面纹五耳鼎。除了独特的三耳，淳化大鼎腰部的龙纹和兽面纹的结合也很有特色。三面各有两只夔龙，与中间的扉棱组合在一起看，则形成了一张由扉棱为鼻的兽面，即饕餮纹。三张兽面的扉棱下各有一只逼真的牛首浮雕，如同饕餮欲吞食牛，起威慑之用，所以也称牛首夔龙纹鼎、龙纹鼎等。
陕西宝鸡出土的逨盉，酷似现代的扁圆形壶，器身呈扁圆形，长方形口上有凤鸟形盖。凤鸟引首高昂，喙微卷曲，振翼欲飞。器身与盖用虎形链及双环相连，虎作向上爬行状，头左偏而尾上卷。直管状流，流端作龙首状。鋬呈龙首向下喷水状，下有四兽足。腹部两侧纹饰相同，分别由三圈组成，由外向内依次为变体夔龙纹、重环纹和蟠龙纹。逨盉是祭祀礼器，它将天上飞的凤鸟、地上跑的猛虎、水里游的蛟龙，作为沟通天地、人神的使者，使天地人三者合而为一。由于周人将动物视为具有无限神力之神灵，因此青铜器上之动物纹样，除宗教祭祀意涵外，也富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贵族通过青铜器上神秘肃穆的动物纹样，令人望之崇敬生畏，以威吓被统治者，达到巩固本身地位及权威之目的，同时也含有龙腾虎跃凤呈祥的美好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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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博时空 王佳歧 董译夫等 文字是文明的密码，正因有了文字，我们才得以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窥见已逝的点滴碎片。汉字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历程像一条河流，肇始于甲骨文这条浅浅小溪，历经金文、篆书等阶段的逐步汇集和“隶变”这一古今字分水岭，而后在隶书基础上又分出了楷书、行书、草书等极富有创造力的支流……
汉字是一种具有艺术特征的审美符号，以外在的形体之美和内在的意境之美而具有审美灵动性，再加之悠扬的音韵之美，使得中国文字成为世界上无比美妙的文字。当我们想回顾历史、追溯时光时，文字就是最好、最确切的凭据。而文物则是记录文字的载体，承载着历史文明，引领我们探寻历史的真相。
每一件文物都以自己的方式静静讲述着风云流变的历史故事，而每一个古文字背后，也尘封了穿越时空而亟待解锁的文明密码。接下来，让我们从这些禁止出境文物出发，领略独属于文字的魅力。
01后母戊铜鼎
商代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铜鼎腹部内壁铸铭文“后母戊”，“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母亲（商王武丁之妻）的庙号。
甲骨文的“母”字是一个象形字（由图画文字演化而来的，是一种最古老的字体），这个字展示的是一位跪坐的女性形象，女性双手交叉，字中间有两点表示，表示与生育和哺育有关。到了汉代，和我们现在的“母”字已经一致。
“戊”为商人“日名”，日名就是商人以十个天干名所取之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当一位商王死去时，他的臣子会通过占卜的方式，为这位商王选得一个日期，这个日期有两个用途，一是在这日祭祀这位商王，二是用这个日期来称呼这位商王，这就是日名。比如纣王叫做帝辛，“帝”字是说他已经死去成为了天帝身边的神明。“辛”字是他的日名，就是说后人们祭祀他时必须在辛日，这个祭祀日期是不能改变的。日名其实并不是商人的独创，夏朝君王们已经普遍使用日名了，比如末代夏王夏桀，他的日名就是癸，一旬中的最后一日。商人是夏文化的继承者，周灭商后，同样也继承了商文化。
02利簋
西周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右）事（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大意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珷”，是武王的简称，它的左边从“王”，右边是“武”。“王”原本表示的是锋刃向下的斧钺之形；“武”字最早由表示武器的“戈”和表示脚趾的“止”构成，本义为止戈，即停止干戈，而不是征伐。
“王”是象形字，甲骨文如上图序号1，像斧钺之形，以斧钺象征王权。本意是指古代最高统治者，引申又有统治之意。甲骨文早期“王”字如上图序号1，后在其上缀加一横（图2、3），已进一步把斧头实化。金文（图4）则把斧口部分强调，并将线条粗化。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国及吴越地区的“王”字上或缀加鸟形（图5、7），这种书体过去称为“鸟虫书”，所加鸟形乃装饰性符号，纯粹为了美观，并无实在意义。到了小篆（图8）阶段，表示斧柄的两横还在斧头顶，但斧身和斧口却已变成“丄”形了。在此基础上，隶书（图9）和楷书的“王”字，已看不出大斧的形迹。
值得注意的是，在先文字（甲、金、篆文）里，“王”字和“玉”字的形体十分接近。区别在于，“王”字中间的一横，必须往上靠近顶上的第一横，保留斧柄的残余形象。“玉”字则把中间的一横写在上下两横的正中间，本来是用一根东西贯穿三块玉的形状。为了把“王”“玉”二字区分开来，所以隶书、楷书便在“玉”的右旁加了一点。
“武”是会意字（是指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根据各自的含义所组合成的一个新汉字）。甲骨文（上图序号1-3）里的武字是由“戈”和“止”构成的，戈为古代的一种兵器，下面是一只脚（止），表示行军、征伐运用武力解决问题，金文承袭甲骨文，“利簋”、“大盂鼎”在此基础上增加“王”，于是“珷”成为了周武王的专用字。
征是形声字（形声字是指汉字的一种造字方式，是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基础上形成），从彳，正声。彳为表示道路意义的“行”字左半，亦表道路。“正”为“征”字初文，甲骨文字形作上图A，上图“B”表示城邑，上图“C”为人脚形。举趾往邑，会远征或征伐之意。上面的口形或写为一实心圆点。金文“正”字上部的圆点或演化为一短横，春秋、战国金文“正”字上部常增添一短横。征本义为征伐，引申可指远行。《说文》小篆从辵、正声，汉以后一般只用从彳的征了，还可引申出夺取、收取赋税等意义。
“商”，构形不明，在甲骨文中用作地名和人名。隶楷的“商”字直接来源于战国秦的手写体。“商”可能是“参商”之“商”的分化字，“口”或“⊙”是星星的象形。“商”在利簋铭文中就用作国名，在西周金文中多用为“赏赐”之“赏”。
有人认为商的本义为殷人的族称。商字上部的跟甲骨文凤字（上图A）的上部相同，是凤凰的鸟冠，商字中以此作为凤凰的代表。殷人崇拜凤，故族称之字由凤构成。下部的“冏”像穴居之形，象征殷人的居住地。
03大盂鼎
西周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是西周时期的一种金属炊器，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周”出作上图序号1，本为象形字，但构型不明。有学者认为字像方格纵横、刻画文采之形，为“彫”之初文；或曰字像界划分明之农田，其中小点像禾稼之形。
有学者认为“周”本义指周密，在甲骨文中用为方国名，在西周金文中即指姬周。《说文》分析“周”字字形为“从用、口”，“口”至西周时始附加,可能是用来专表姬周的区别性义符，字初作上图序号3，后省四点作上图序号4，金文在甲骨文下面添加了一个“口”（上图序号3-5）。
“酉”，象形字。在字形上，甲骨文中的“酉”字（上图1、2、3）为尖底酒坛子形状，西周金文中“酉”字（上图序号4）因承续甲骨文字形而大致不变，之后分化出四种字形。在字义上，“酉”字的本义是“酒器（酒坛子）”，引申指“酒”，后借以表示“十二地支的第十位，与天干搭配来纪年、月、日、时”。
“宝”，本为会意字。甲骨文从宀（房），从贝（货币），从王（玉），表示房中有珍宝之意。
“鼎”，象形字，在甲骨文（上图序号1-4）中就已经出现。“鼎”的字形模拟的是古代的一种烹饪器具，其形制上面像缸，有圆形也有方形的，有两侧有耳的；下面为足，通常情况下圆鼎是三足，方鼎是四足。金文（图5-17）与甲骨文的形体相同，战国金文或从金，贞声（图17）；或从皿，贞声。汉代金文或作“鐤”（图20、21），从金，声鼎。到了小篆（图18），其形体发生了变化，鼎身以“目”来替代；而下面部分，有的说法是正反两个“片”字，表示把一段木头分为两片，表示煮东西时用的柴薪。
“鼎”是礼器，用来祭祀，后发展为宴飨之用，如天子九鼎，史书记载夏禹铸九鼎象征九州。
04虢季子白盘
西周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虢季子白盘，商周时期盛水器，晚清时期出土于宝鸡，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原文如下：
“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寳盤。不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聝于王，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榭，爰飨。王曰：“白父，孔显又光。”王赐乘马，是用左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
铭文大意：在十二年正月初吉期间的丁亥日，虢季子白制作了宝盘。显赫的子白，在军事行动中勇武有为，经营着天下四方。进击征伐玁狁，到达洛水之北。斩了五百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五十人，成为全军的先驱。威武的子白，割下敌人左耳献给了王，王非常赞赏子白的威仪。王来到成周太庙的宣榭，大宴群臣。王说：“白父，你的功劳显赫，无比荣耀。”王赐给子白配有四马的战车，以此来辅佐君王。赐给朱红色的弓箭，颜色非常鲜明。赐给大钺，用来征伐蛮夷。（子白作器以使）子子孙孙万年永远地使用。
“又”，象形字，在甲骨文写作上图序号1，像人的右手，是“右”的初文。不过在古文字中，用作偏旁的“又”一般表示广义的手，既可以表示左手，也可以表示右手。上图序号2是周代早期金文里的“又”。从甲骨文发展到篆文，都将五个手指省作三个手指，连着一竖为手臂。在卜辞中，“又”主要有两种含义，一表示左右的“右”，二表示有无的“有”。
“丁”，象形字，所象之物不明，传统认为是“钉”的初文。“丁”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有中空（上图序号2）与填实（上图序号1）两种写法，像钉帽的俯视图。在战国及西汉时分别出现像侧视图的写法，如上图序号6和上图序号10。至此，古篆把锭的圆头保留，把锭的下部拉长，变成钉子形状。到秦代小篆则更将字讹变为上图序号8，完全失去原状。此后上面像钉帽的部分简化成一横，钉脚变成竖弯钩，就是今天见到的楷书“丁”。
“丁”本是“钉”的初文，后来因为把“丁”用作“天干”的第四位，故此又另造了个以“金”旁表意，以“丁”旁表音的形声字“钉”。“丁”原是铜锭形，金属是坚实的，故从“丁”引申出“壮健”之意，古代把成年的壮健的男子叫作“壮丁”，又引申出“人口”（如“添丁”）和指某些专职服务的人（如“园丁”、“庖丁”）。
“弓”，象形字，在甲骨文中（上图序号1-3）的“弓”是写实的弓形状：有两道弧的线条表示弓背，较直的线条是弓弦。弓背可向左，也可向右。字形上端还有多出的一笔，这可能表示弓上镶嵌的兽角，这种镶嵌物一方面是为了装饰，另一方面也有其他用途，即在弓角上系上细绳，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箭的尾部，这样，箭射出去以后还能收回来。也有一些甲骨文省去了弓弦（上图序号4-5）。西周及春秋的大部分字形都己经把弓弦省去，只剩弯曲的弓背（上图序号6-8）。战国文字（上图序号10）或在“弓”字下部加短横为饰。后世的篆书（上图序号12-13）都沿袭没有弓弦的形体，且弓背向左。发展至隶书楷书时笔画平直化，发展成为现代的“弓”。
“弓”本义是射箭的武器，卜辞中的“弓”被用作人名或者国名。
05晋侯苏钟
西周 现藏上海博物馆十四件 山西博物院两件
西周晋侯苏钟共16件，有铭文355字，首尾相连刻凿在16件钟上，铭文叙述了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5年），晋侯苏（具体为晋候世系中何人，争议较大，尚不可知）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晋侯苏因战功，多次受赏，因作此编钟。西周晋侯苏钟铭文记载的这场战争，史籍中无从查考，对研究西周历史和晋国历史极为重要。
“三”，指事字，在甲骨文（上图序号1）与金文（上图序号2）中的字形都由三个横画或三个斜点构成。战国文字（上图序号3）与篆文（上图序号6）承袭自金文，发展至隶书（上图序号7）与楷书时，并未发生改变。三本义是数词，即二加一为三。“三”字本用三横表示数量，战国文字中或在原形上追加“戈”或“弋”为繁形，其中加“弋”之形一直沿袭至汉代。在甲骨文中“三”字三横等长，“气”字中间一横较上下两横短，二字是有严格区分的。
“分”，会意兼形声字，“分”字的甲骨文写作上图序号1，中间是一把“刀”，两边的两竖组成“八”字，表示一个物体被刀分成两半。金文（上图序号2）字形与甲骨文一样，秦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符号化。汉隶字形进一步演化成楷书的“分”字。
“永”，会意字。甲骨文从人,从水,从彳。从人从水,像人在水中游的样子,彳本是行字的左旁,有前进之意。“永”的本义是人在水中向前游,后分化“泳”字表永之本义。金文（上图序号3）的“永”字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只是右侧水形变成一条实线。小篆（上图序号6）的字形与金文相似，都有水流不断的样子。楷书笔画化，失去原形，但字的下部为水，仍表示与水有关。
“晋”的构型和本义说法不一。甲骨文有晋字，但属残片，无法确认字的用法，在金文中用为国族名。有人认为甲骨文“晋”（上图序号1）上部像两支倒立的箭（“矢”），下部是像“日”字的靶心，这就是箭要射中的目标。在甲骨文中，常用扁“日”字作符号，表示目标、目的。整个字形表示弓箭一支接一支地射中了靶心。金文（上图序号2-5）字形与甲骨文大致相同。小篆（上图序号8）的“晋”字，上面变为两个“至”。甲骨文的“至”指落到地上的箭，其义与甲骨文的“晋”一样，指两支箭射中靶心射箭者连续射中目标，就有进一步、跟进、递进的意思。所以“晋”的本义就是进、升的意思，如：晋升、晋见、晋级。隶书（上图序号10-13）和楷书将上部的两支箭大大简化，已看不出箭形。
也有人认为，“晋”字上部为两支箭，下部为“日”，其构形所描绘的是：两支箭一起射向那空中的太阳，即学者们所说的“二矢射日”。据此，有的学者认为“晋”字是先民根据“后羿射日”的传说创制的，它的本义指射日之箭。由于“晋”的初形为“二矢射日”，其中包含有前进之义，因此，“晋”便引申为“进、升”等意义。
06大克鼎
西周 现藏上海博物馆
西周大克鼎，又称克鼎、膳夫克鼎，腹内铸铭文290字，是大贵族膳夫克用于祀他的祖父师华父的重器。
“克”，会意字，在甲骨文作（上图序号1），金文作（上图序号3），像甲胄（兜鍪、头盔）之形。在古代“胄”往往是战利品，有时“胄”还可以作为首级的替代品，所以就以此表示“战胜”之义，这就是“克”字的本义。春秋金文或写作上图序号9，与秦汉文字较为接近。古代作战都需要强大的武力，故也以“克”字指称能力超强。
“父”，会意字。《说文》认为“父”是以手举杖的形象，表示行使责打教育权力的家长。若此结论成立，则“父”与“攴”就是同源，举杖的人是“父”，举杖责打的行为就是“攴（扑）”。但商周更为象形的金文“父”字手所举的不像“杖”，郭沫若说像手拿着斧子的形象。按照此结论，“父”与“斧”是同源，是以手持斧表示从事此类劳作的家庭劳动力。
“万”的繁体写作“萬”，“萬”始见于商代甲骨文，是象形字。甲骨文（上图序号1）的“萬”正是一只蝎子的形象：上部是螯肢；中部是身体；下部是尾巴，尾部末端还有毒刺。金文的“萬”虽然还保留着蝎子的形体，但钳忮、身上的斑纹，毒钩的方向，因为传写的讹误，已开始有所变异了：蝎体的斑纹固然与前不同，而上图序号图5的蝎“尾”上多了一短横，这短横可能表示“萬”是“一萬”的基数符号字。
简体“万”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上图序号2），但构型本义不明，有人认为是“亥”的分化字，至春秋战国时期仍作为数量词在使用，汉魏南北朝的碑文里已常用“万”字；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中出现了“万（简体）”字；宋代文学家苏轼手迹中也留下了“乍寒万万自重”的诗句。
07太保鼎
西周 现藏天津博物馆
西周太保鼎是西周青铜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梁山，鼎腹内壁铸“大保铸”三字。大保即太保，为官职名，西周始置，为监护与辅弼国君之官。据学者考证，这件太保鼎是西周成王（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1021年）时的重臣召公奭（西周宗室）所铸造的。
“大”，象形字，像正面站立的人形。甲骨文、金文字形是一个两手伸开、两腿分立的正面人形，以后字形一脉相承。本义指大人,读作 da。《说文》:“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意为天大、地大,都无从比画作字,故像人形来表示大。如果加笔画特别强调“大”的头顶部位则成为“天”字。
“大”字在甲骨文（上图序号1）中是线条画的人形，在金文（上图序号2）里面，又以肥笔（写得比较粗重圆大）大致上恢复了人的形象。到了秦代小篆阶段，字的形体便已讹变到只见人头、手和特长的两脚，不见人的躯体了。至于汉隶时，又进一步把字体从线条化演变为笔画化，人的两手已变成一横，头颈和双脚已变为一撇一捺，最终发展成为今天的楷书“大”字。
六朝以前，没有“太”字，“大”即是“太”，古音也读“大”为“太”，如“大守”、“大上”、“大后”，即“太守”、“太上”、“太后”；六朝以后才另造“太”，把“大”和“太”两字的形、音、义区别开来。
“保”，会意字。较原始的写法作上图序号1,表示一个人把孩子背在背上,本义是负子于背。“保”字后来把身后托子这一部分简化，只在像幼子的形体下面加一斜划,保留以手托子的一点痕迹（上图序号4-5）,用以与“仔”字相区别。西周金文在完成这一简化后或又在“子”形之左下加一饰划，以求对称（上图序号6）,成为《说文》小篆的形体来源。“保”的动作因为与手有关，战国时期又出现在“子”旁上部附加义符“爪”的写法（上图序号8）,成为《说文》古文的形体来源（上图序号9）。隶变发生后,保字以小篆的构形结体，写作“保”。
“铸”原为会意字，商代甲骨文（上图序号1）的“铸”字就像加工金属的简笔画：上部像双手持倒置的容器（或省双手形），中间的符号表示熔化的液态金属，下边从双手持“皿”表示模具。有的甲骨文则取侧面工作照（图A）。从西周金文开始铸字都省去下边双手形，有时中间的符号改为“火”（上图序号3），至西周中晚期金文铸字中间省“火”形而增加声符“畴（作图B）”（上图序号4），成为形声字。但直至战国金文（上图序号11）铸字形体仍有保持与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一致的字形。西周晚期开始，铸字形体有省“火”而变为从“金”者（上图序号5），使意符表意更为明显，这一形体一直流行到战国。
至春秋早期开始，铸字形体中间已变为从“火”从“金”，“畴”声（上图序号8）。从西周晚期开始，部分形体已省去上下容器型范之形而从“金” “畴”声（上图序号8）；或变“皿”为“口”，在右下加“又”，实际就是以“寿”为声（上图序号7）。这一形体也流行到春秋战国时代。秦代竹简中的铸字从“金”从“火”， “畴”声（图13），这一形体当来源于西周晚期以来的铸字形体。西周至春秋金文，特别战国文字中，铸字形体省变情况很多。从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再到春秋战国文，铸字一直用铸造之意，如甲骨文有“大保铸”语句。
08铸客大铜鼎
战国 现藏安徽博物院
大铜鼎的鼎口平沿刻有铭文12字：铸客为集脀、造脀、鸣腋脀为之。铭文的开头为“铸客”两字，所以根据惯例这件铜鼎就以铸客命名，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所以又被称为大铜鼎。另外，鼎的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是当时常用的吉语。“铸客”，是从其他诸侯国请来的工匠，“鸣腋”则是负责膳食的机构。
“客”，形声字，始见于西周时期，字形外部为“宀”（mián）字，其字形像房屋，示客所来到的地方；中间是“各”字，音各（上图序号1）。甲骨文的“各”上部像一只脚跟在上，脚趾在下的脚（“止”）；下部的“口”像洞口（或门槛、台阶，可能表示多种意象），合起来说明有脚自门外而至，本义是至、到。“宀”与“各”结合，表示家里有客人来到了。“客”的本义即宾客、客人。金文中脚趾形本是朝下的，到了春秋时期，开始被横过来（上图序号2），这样不便于书写，所以汉代隶书（上图序号4-5）中角度向下扭转，以便于书写。
“为”，会意字，从爪象，甲骨文像一只手牵着一头象，表劳作意。从“爲”字的构形,表现出远古时代中原地区气候温暖、人们驯服大象役其劳作的情况，同时也透露出汉字非常古老的信息。“爲”是个使用频率极高的常用字，在使用过程中产生了很多变体、简体、讹体。战国“爲”字常常简化得只剩一只手和一颗不像象头的象头。小篆承袭秦的写法,较战国时代的六国古文变化较小，但已经看不出大象的模样。楷书“为”字，是继承汉隶，把“爪”简化为点（丶）演变过来的。
09曾侯乙编钟
战国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在曾侯乙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有3700多字铭文。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各钟的发音律调阶名，还清楚地表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申等各国律调的对应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65件曾侯乙编钟里有一件与众不同、自成一体的镈钟占据最重要的位置，镈钟镇部镌刻有31字的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时用享”。意思是说，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年），楚王熊章从西阳回来，专门为曾侯乙做了这件镈钟，送到西阳，让曾侯永世用享。铭文的内容与其他钮钟、甬钟的铭文内容完全不同，没有一字涉及乐律方面，说明镈钟与曾侯乙编钟无关，原本就不是一套，可能是下葬时临时加进去。
《楚惠王所赠镈钟》铭文
“十”，指事字。甲骨文（上图序号图1-2）的十，原是一纵竖，模拟竖放的算筹（竖置一筹表示数字十），也可能是针的象形初文。商周金文由于镌刻和铸造的关系，所以金文（上图序号4）的“十”字的竖笔，中间加肥，像个纺锤形。晚周金文（上图序号12-15）则把竖中加肥的部分改成一团圆点，以区别于一般的竖笔。春秋以后（上图序号5-8），又进一步把这一团圆点变为一横，于是，在这基础上，就发展成为汉隶（上图序号9-11）和楷书的“十”。
“六”，象形字，像结构简陋的棚屋之形。商代甲骨文写作上图序号1，像搭棚于地面，后演进为上图序号3，突出了棚壁之形。秦代小篆中将上面作屋顶状的两笔向内弯曲，作上图序号10，隶变后则变为点和横。
“五”，指事字。本用五横画表示数字“五”（上图序号1），与一、二、三、四造字方法相同。后以交错之形代替（上图序号2），或再加两横画于上下（上图序号3）。战国时异体纷呈，既有复古作（上图序号6-7）者，也有承袭金文者（上图序号8）。隶书中开始有将上边一横与下面的点隔开的写法（上图序号10），楷书将这种写法固定下来，就成为“五”。
10墙盘
西周 现藏宝鸡周原博物馆
墙盘体型巨大，底部铸有铭文284字，铭文追述了列王的事迹，历数周代文武、成康、昭穆各王，并叙当世天子的文功武德。铭文接着叙述自己祖先的功德，从高祖甲微、烈祖、乙祖、亚祖祖辛、文考乙公到史墙，是典型的追孝式铭文。
“古”，指事字。“古\"字所从的中
等在甲骨文、西周早期金文中都是“盾”的象形，下面加上区别符号“口”构成指事字，是“坚固”之“固”的本字。“盾”的特点是“固”，所以能从中分化出“古（固）”。自西周中晚期盾形线条化成“十”之后，形体基本稳固，战国文字中虽然有“口”中加点、线的异体（上图序号12-14），但在以小篆统一的文字和秦汉古隶的演变中都逐渐消失了。
“帝”，象形字，构型不明。有学者认为本像花蒂之形,为“蒂”字初文，《说文》则认为是从上束声的形声字。帝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多指天帝。“帝”字甲骨文作上图序号1-3等形状，西周金文作上图4，春秋文字承袭西周文字。战国时在文字中间加一短横画为饰笔。秦汉文字承袭春秋文字，变化不大，沿袭至今。
“乙”，象形字，所像之物不明。“乙”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上图序号1）,有左向和右向两种写法，秦汉以后右向写法被淘汰,左向写法逐渐规范,成为今天楷书的样子。
“福”，会意字。在甲骨文中写作上图A、B。从甲骨文字（图A）来看，字的左部是“示”字，字形像祭台，代指神主，“示”字旁边是一个酒坛，即“酉”字；甲骨文有时也写成两只手捧着酒坛（图B）。福的含义就是在神的保佑下，生活富足美满。这个字发展到金文阶段，有的去掉了捧酒的两只“手”，如上图序号3的“福”，酒坛样子也变了，在“酉”“示”的上头加上房顶屋盖（“宀”），可能表示在家里敬神祈福。
战国时期“福”字又有了变化，古人把酒坛子直接搬到了祭台上，左右有两个人背靠背进行祈祷的样子。到了秦代的小篆写法，直接写成了部首畐（fú），从此福字的模样算是固定下来了，以至于到了东汉鼎盛时期的隶书就了有现在我们楷体字的模样。
11何尊
西周 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何尊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铭文是周成王的一篇重要的训诫勉励的文告。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的最早出现。
“宅”，形声字。甲骨文作上图序号1，由“宀”“乇”两部分构成。“宀（mián）”的古字形像房屋的侧视形，示为房屋。“乇（zhé）”，草叶，在此作声符注明音读。甲骨文“宅”字声符“乇”的上部本来不是弯曲的，周代金文（上图序号2-3）为了字形美观就把上部变成弯曲的，篆文“宅”字就是由这种写法演变成的。隶书则把篆文“乇”的上部变成一撇，这样“乇”就是三笔了。
兹，甲骨文=（幺，单根蚕丝）+（幺，蚕丝），造字本义：抽丝成缕。金文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加丝结，强调抽丝打结，汉隶后不断简化为现在的兹。
“中”，象形字。在甲骨文作上图序号1-2，像竖立的一面旗帜，上下各两条旗斿向左飘动，方口为立中之处，表示中间。西周文字承袭甲骨文，变化不大。战国文字则将象征旗旒之形的部分变为直笔作上图序号4-6。秦代文字则将象征旗旒的部分完全省略，中间的“口”也发生讹变。汉隶“中”已基本确定并沿用至今。
“国”的初文是“或”，也是“域”的古字。上图1-4是周代中期金文，就是较早的“国”。字的构形，有土地（“一”），有保卫城池土地的武力“戈”。上图2中，“囗”的四方都有一横，这四横可能表示这重地是有人在四边把守着的。后来这四笔简化成一笔（上图序号4）。到了周代晚期的金文（上图序号5），外面加了个“囗（wéi）”，表示疆土地域的范围。秦代的小篆继承了晚周金文的形体，隶变后“国”变成定型的方块字。
12中山王铁足铜鼎
战国 现藏河北博物院
中山王鼎为中山王“厝”（公元前344年—公元前308年）墓中同时出土的九件列鼎中的首鼎。鼎身刻有铭文469字，铭文内容记述了该鼎为王十四年所制，斥责燕王哙让位相邦子之，遭致国破身亡，颂扬自己的相邦司马，辅佐少君谦恭忠信，以及率师征燕，夺城数十座，扩大疆土数百里的功绩。告诫嗣子汲取吴国吞并越国、越国覆灭吴国的教训，要警惕周围敌国等。
不，甲骨文是由“帝”的甲骨文字形减笔而来的特殊指事字。将“帝”的甲骨文字形省去表示系束的“工”就成为“不”，即树杈未经缔结构造的原始树杈巢居，缺少防护的原始树居要面临风雨侵袭和坠落的危险，甲骨文中“帝”与“不”的造字思路，显示巢居时代的先民对原始树居不安全居住方式的否定态度。金文、篆文承续甲骨文字形，隶化后楷书省去隶书字形中的倒三角形。
“人”这个汉字自古至今形体和意义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从甲骨文到当今的楷书“人”字都是象形字。几千年来，“人”字由最早的图形化经过线条化变为笔画化（一撇一捺）。甲骨文字形像人侧面垂臂直立的状态。金文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突出了弯腰垂臂、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形象，像是双手采摘或在地里忙活。小篆将甲骨文、金文“人”的左面部件（人下垂的手形）延长，其象形意义减弱。隶书将“人”字线条化变成笔画化。楷书“人”字笔画更加平稳匀称，将甲骨文、金文、篆文的侧立人形变化为更像人跨步行走的形象。
少与小原是一字，本为象形字。卜辞中所见之“少”字皆与“小”字同义。自来古文字学家皆以从三点之为小，以从四点之为少。少、小分化后，“少”之末笔“丿”起着与“小”相区别的作用，成为一个指事字，但同时又以“小”为声。金文中“少”多用同“小”。少、小可同义连用，指年幼。隶书、楷书将其笔画化。
13商子龙鼎
商朝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子龙鼎的“子龙”二字铭文铸刻在鼎的内壁近口缘处。铭文中的“子”字居左上角，字较小，实笔阴刻。“龙”字在右下，系双钩而成，很像一条竖立而尾向右卷的龙。张口，圆目，头上硕大的瓶形角突出，与龙头并不连笔。
“子”，象形字。字形上，甲骨文中的“子”字有三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为上图序号1-3，其形状像长有头发的胎儿头颅及两胫，后来可能省略了头发。该字至西周时期形体稍变，上肢变为襁褓包裹。在甲骨文中用作表示十二地支的第一位。
第二种写法为上图序号4，上部像幼儿头发、头颅及两臂，下部像两并的双胫，后演变为《说文解字》古文中的“子”字（上图序号9）。
第三种写法为上图序号5，与第二种写法的主要区别就是有无头发，后演变为小篆和隶书。
字义上，“子”字的本义为“婴儿”，引申指“儿女”，又引申特指“直系血统的下一代男性”等，又泛指“臣民”等，还有“十二地支的第一位”、“结果实”、“幼小”等含义。专家推测，子龙鼎的主人可能是商朝末年的王子，或者是商朝王室内担任卿士僚尹、具备强大势力的宗法贵族长。
“龙”是象形字，甲骨文和金文龙字像大口长身的一种怪兽。甲骨文（上图序号1）中上半部与甲骨文凤的首略同。龙为先民想象中的神物，乃综合数种动物的形状，并以想象增饰而成。金文中张口演变为似肉形，战国文张口已讹变为肉形，蜷体与张口脱离。《说文》小篆中，左旁是龙口与头角讹变，右旁原为龙身翻转上腾的样子，并定型化。汉隶字形在秦篆基础上将字形方块化，成为繁体的“龍”字。隋代以后的俗字把“龙”写作“尨”，据原字右边偏旁改造而成。《简化字总表》简作龙，此处作人名用。
14商大禾方鼎
商朝 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商大禾方鼎的内壁有铭文二字，一字作“大”，一字为“禾”。古人铸造该鼎时刻此二字，目的是希望稻谷丰收，农作物能长得与人齐高，祈祷在农业上获得更大的丰收。
“大”字见上文“太保鼎”
“禾”，象形字，甲骨文（上图序号1-2）中的“禾”像一株成熟了的谷子：上部下垂的一笔像沉甸甸的谷穗，中部像叶，下部像根，字的构造十分形象。“禾”的本义就是指谷子，又称粟、小米。西周金文（上图序号3）中的“禾”与甲骨文大致相同，但这时的谷穗看起来要更大更沉，叶子和根部的距离更近了，都挨到了一起。上图序号5、7的篆书，谷穗变小了，叶和根也是弯曲的了，根部要远远长于叶子，就像篆文中的“木”字，上面加了一撇。秦代隶书（上图序号8）继承小篆形体，但笔画开始变得平直。汉代隶书（上图序号图9-10）中的“禾”字两片叶子变为一横，侧根变为一撇一捺，整个字形就像“木”字上加了一撇。楷书相承隶书形体，发展而成为现代的“禾”字。
从传世文献的用例来看，“禾”字初义似乎是古代粟谷的专称，后来用来泛指谷类作物。禾作为粮食作物的总称，是就全体而言；分开来讲，粮食作物的籽实称为稼，茎节就叫禾。
15西周天亡簋
西周 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西周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朕簋”，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记录了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多亏祖先和父亲文王的保佑，才得以伐纣成功，确立周朝的统治地位。
“衣”，象形字。甲骨文（上图序号1）的“衣”就像衣服之形，上部的“人”字形部分就是衣领，两侧的开口处就是衣袖，下端像衣服的下摆。金文（上图序号2）的形体也基本上同于甲骨文。战国（上图序号3、4）文字、小篆（上图序号5）没有多大变化，只是下部的衣襟部分是向右拐。西汉末，在隶变过程中，某些笔画被平直、连接等，遂失去了象形性。图6、7为汉代俗体，下半部分像两个人字，楷书形体则完全失去了衣服的样子。
“文”，象形字。从甲骨文字形来看，“文”字像一个站立着的人形：最上端是头，头下面是向左右伸展的两臂，最下面是两条腿，在人宽阔的胸脯上刺有美观的花纹图案，义指“文身”。金文的字形与甲骨文的字形大致相同，只是中间的花纹图案更为复杂一些。小篆承续金文，而字形走上了线条化，“人”站立的样子没变，只是胸前的花纹图案省略了，这与汉字的发展趋向简化有一定的关系。隶化后楷书有所变形，错纹的形象被淡化，已很难看出“人”形。
“作”，会意字。
是耕作土地的农具耒的象形，
表示耕作时随庛(耒下前曲接耜)而起的土块,合起来以会耕作意。金文承袭甲骨文，未做较大改动。小篆后
逐渐写作人，而后发展为现在的作。
16西周伯矩鬲
西周 现藏北京市首都博物馆
西周贵族伯矩作鬲（lì）祭祀其父，故称伯矩鬲。“伯矩鬲”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共15字：在戊辰，匽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尊彝。铭文大意为：在戊辰时，燕侯赐贵族伯矩一笔钱，伯矩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铜器，以此表示对其父的纪念。
“在”，形声字。甲古文中“在”作“才”，甲骨文的“才（在）”（上图序号1）一说像草木从地面钻出的样子，借用草木初生表示存在；一说像支撑房屋屋顶的支架，假借表示存在。金文承袭甲骨文，但将中间填实，如上图序号2，但也产生了从土才声的形声字，如上图序号3。战国以后声符“才”的写法分化为两种：一种写法为三笔，即字形上图序号5、7、8，此种发展成为现代汉字；另一种写法只有两笔，即字形上图序号6、9、10、11。
“贝”，象形字。甲骨文像海贝形,西周金文渐变作上图序号6，多出两只脚。在这基础上递变为秦代的小篆和汉隶，隶变后楷书写作“貝”。西汉前期一些写得比较草率的隶书，往往将“貝”旁写作“贝”，这种写法为草书所继承。
“伯”，会意兼形声字。初文是象形字，取象于人首。甲骨文和金文用上图序号1-2表示，篆文另加人，隶变后楷书写作伯。
17西周晋侯鸟尊
西周 现藏山西省博物院
鸟尊器盖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说明该器为晋侯宗庙祭祀的礼器。根据考证，鸟尊是第一代晋侯燮父所作，其人生卒年不详，活动于昭穆之际，卒于穆王早期，“晋侯”是燮父的自称。
“向”，会意字。从宀，从口。像一个人张嘴在室内说话产生回响。按照隶变的一般规律， “向”字应写作
。但是为了字形的美观，汉代隶书没有把“宀”两端的笔画变短。到了楷书中，又把隶书“向”字上边的竖起的点变形为“撇”，以适应楷书的特点。
18西周害夫簋
西周 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西周害夫簋是是周厉王时期青铜食器和礼器，内有铭文12行124字，是周厉王的自做青铜器。
“亥”，象形字。商代甲骨文中的“亥”字（上图序号1）像被刮掉了毛并被切割了头和蹄子的猪，是“刻”字的本字。西周时期，早期金文中的“亥”字（上图序号2）承续其甲骨文字形而变化不大，晚期金文中的“亥”字（图3）在此基础上在上方多了一道。此后，春秋时期金文中的“亥”字和小篆中的“亥”字与此基本相同，《说文解字》中的“古文”字形则是省去多出的一道后演变的结果，隶变后写作上图序号图7，到楷书时则写作“亥”。
“丕”，指事字。丕、不原为一字，后分化。甲骨文“不”字作上图序号1，在上面的一横表示地面，下部之“木”表示树根。金文作上图序号2，后代文字承袭，或加赘笔作上图序号4-5，后者分化为“丕”字。
19西周逨盘
西周 现藏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逨盘是一个铜盘，原是盛水器，盘内底铸铭文21行，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
“曰”，指事字。初文从口，上加短横，以表示言从口出。“曰”字在殷商早期甲骨文里，用以指事的短横位于“口”形上部中央，从殷商后期甲骨文开始，这一短横有平行右移而与“口”形右框线高出段相接，为先周甲骨文及西周金文所继承。战国后期至秦代，秦国文字或写作上图序号10。至东汉，主要有两种写法：一是承两周旧式，顶横左侧不封口；二是顶横封口，与“日”字近似，仅以扁宽特点与“日”字相区别，后世楷书承袭了第二种形式。
“天”，象形字。甲骨文的“天”字，像正面站着的“人”形（上图序号1），突出头部，以示人之顶颠。天字上部象征人头部分的圆点，金文变成一横画（上图序号4），又有在其上部再加一短横者（上图序号5），是装饰性繁化符号，并无实在意义。隶书、楷书逐渐笔画化。
“四”，指事字。最早见于甲骨文，以积划成数的方式表示数字四。其造字原理与“一”、“二”、“三”相同，隶定（文字学上指将篆书改写为隶书的经过）为“亖”，这种写法亦见于西周以至于汉代的金文中，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与写作“四”者并存。金文上图序号2承续甲骨文上图序号1字形。另一系列的字形最早见于春秋时期，有繁、简两式写法，分别作上图序号6和上图序号7。春秋时的繁式写法在战国以至于东汉时期又繁衍出许多异体，但最后都被淘汰，而简式写法则历经各代，沿袭至今。
20春秋越王勾践剑
春秋 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越王勾践剑剑身上布满了规则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纹，正面近格处有“越王鸠（勾）浅（践）自作用剑”的鸟篆铭文。经专家考证，鸠浅就是勾践，这八字铭文向我们表明了这把剑的身份和地位。
21战国商鞅方升
战国 现藏上海博物馆
方升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器外壁刻有铭文75字。左壁刻：“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器壁与柄相对一面刻“重泉”二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右壁刻“临”字。
22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网纹船形壶
新石器时代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船形壶形似菱角，壶身腹部鼓起，两端向外突出呈尖状，腹部绘有网状纹饰，整体看起来彷佛一艘捕鱼回归的渔船上晒了一张渔网，从网纹的形状中能看汉字“网”的由来。
“网”原为象形字，本义是捕鱼及捕鸟兽等用的网。甲骨文写作中像在用木棍等做的支架上编成的网形。由于网的形状不同，商代甲骨文中的“网”字的写法也有所不同。籀文“网”字把原像左右两侧的木棍的笔画和像顶部的木棍的笔画连成一条曲线；秦代时，原来代表支架下部的木棍的笔画被省略掉；后代隶书继承了这一写法，并把外部的长曲线变成分两笔书写的笔画；战国时期，出现了只保留“网”字的外部轮廓，而里面另外加声符“亡”的写法，但没有流传；秦代出现了在“网”字的里边加声符“亡”的写法，楷书中则按照篆文的写法写作“罔”，把声符“亡”包在里边。又由于“罔”字被假借来表示无、没有等意义，人们又另加意符“糸（纟），表示网是用丝来做的。
因此，古代文献中，常见“罔”和“網”字，而“网”则很少见到。新中国成立后简化汉字时，根据篆文和隶书的写法，把“網”字简化为“网”，因此“网”既是“網”的初文，又是“網”的简化字。
23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
新石器时代 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八角星纹豆是古代的一种盛食器皿，也是祭祀用的礼器。豆这一器物形似高足盘，通常与鼎、壶搭配使用一般用陶制，也有青铜或木制的，用青铜制的，用作祭祀礼器。在条件简陋的原始社会中，先民用餐时多席地而坐，陶豆高高的圈足和把柄将豆盘举离地面，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使用习惯。豆在今义中被人们熟知的是豆类植物与其果实，而“豆”字最初就是指的这一餐具礼器。
“豆”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似如这件八角星纹豆一般的高圈足食器，是这类器物的象形或缩影。用作豆科植物的“豆”，原来不叫豆，而叫“尗”（shū），把尗捡起来，就是“叔”，加上个草字头，便是典籍里通用的“菽”。《左传·成公十八年》“不能辨菽麦”，菽指的都是现代所说的豆。甲骨文豆字较少见，其中的“豆”有盖无盖并存，大同小异，金文中也是如此。这些“豆”，只有一个无盖，其余都是有盖的，最上端的一横就代表盖。由此可见，商周时代的豆大体上是有盖的。“图A”“图B”代表盘形的豆腹，中间一小横像食物盛在豆腹之内。图C或图D代表豆中央直的部分，即校，俗称柄，下面一横就是豆的底，即镫，又称跗。战国陶文豆字与金文基本相同，只是无盖，顶部没有一横而已。
24西汉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
汉 湖南博物院
漆奁是指中国古代女子用于存放梳妆用品的镜箱。淳于髡在《说苑》中提到，“奁”为周朝末年用语，当时有“一奁饭”的说法，是盛放食物的器具。从此记载来看，奁最迟出现于春秋时期，后来才引申为大号匣子等容器。战国末至秦汉时期，由于漆树的种植以及漆用作装饰手法的成熟，漆奁在后来的出土文物中频繁出现。到了汉代，奁具的实用性更进了一步，妆奁开始从单层向双层转变，上层一般放置铜镜，下层甚至还隔出多个空间，有的在其中还设小奁。
漆奁之“奁”是现代写法，古时亦可写作“奩”、“匲”、“匳”等。首先，“奩”为奁的异体字，属会意字，由“大”和“區”组成：區指的是盛装器，始见于甲骨文，古字形为，《说文解字》中将區归为匸部，“匸”表藏匿的地方，“品”则代表贮藏的物品，整体上表示把物品归集储藏到一个地方的意思。
古时带有“匚”字旁的字其实都是一种容器，如匮、匣，从區的字形演变可见，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体的區皆由“匸”与“品”两部分组成，因此，从古文字的角度来看，奁本质上也是一种盛装器具，起收纳和贮藏的作用，后多为古代女子盛放梳篦、脂粉的梳妆盒。
25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纸本
西夏 国家版本馆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目前所见唯一的蝴蝶装刻本西夏文佛经，是西夏文明高度发达的力证。
经过学者研究，西夏文是仿照汉字创立的。1038年，元昊称帝，西夏迅速强大，一度形成与宋、辽鼎立之势。由于元昊本人通晓汉文化，精通汉字，为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他便命今重臣野利仁荣创制了六千多个西夏文字，作为“国字”推行。
在整个西夏时期，西夏文的使用从未间断过。它应用于文书、律令、契约、著述、印章、钱币等诸多方面。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主管雕版印刷的官方机构“刻字司”，大量刊刻经书。
从西夏文的组合构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字的影子，但笔画的繁复、构成体系的完整和规律，又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图片 | 王佳歧 董译夫等
排版 | 小谢
设计 | 子彤
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尊青铜大圆鼎——子龙鼎、大盂鼎和大克鼎，首次齐聚北京。9月14日，《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3件青铜重器和30余件文物一同讲述青铜时代的往事。
进入展厅，一束束光将一尊尊青铜鼎打亮，有些凸显古朴的纹饰，有些聚焦器物上的铭文。策展人说，青铜鼎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周时期，青铜器由注重酒器向注重食器转变。到了西周中期之后，在祭祀和宴飨时配合使用鼎与簋的制度更加具体，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青铜鼎由此成为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国之重器。
一批青铜鼎之“最”，在展厅里露脸。在目前所见的商代大型青铜圆鼎中，国博藏子龙鼎是体量最大的一尊，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达230千克。周代大型青铜圆鼎则以国博藏大盂鼎、上海博物馆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毛公鼎最负盛名，前两件均有展出。上博介绍，这也是大克鼎京城首秀。
一件件青铜重器的经历，是展览最大看点。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其征集回国。抗日战争期间，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收藏者潘氏家族将双鼎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躲避日寇劫掠。1951年，潘氏后人将双鼎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博。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国博说，大盂鼎、大克鼎和子龙鼎不仅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而且它们在近代出土、流转和归藏的颠沛命运，也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辉煌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重器采取裸展方式展出，观众可以“零距离”对话商周文明。一些青铜器名称和铭文中的生僻字也被标注了拼音，方便观众阅读。策展人说，展览特意辅助了图片、拓片、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带观众领略中国早期文字的独特魅力。展览还以释文、译文等方式，全面解读大盂鼎、大克鼎、子龙鼎等代表性重器的铭文内容，让观众了解古代文字，读懂古代文明。
另外，展览将通过国博官网、官方微博、微信等“云开展”，观众足不出户可以走进青铜世界。
子龙鼎
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商代后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简短精练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大盂鼎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西周早期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 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与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大克鼎
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西周中期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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