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是理论结合实践的经典著作，其中文词精奥，言简意赅，无论理论或临床，对后世均有启迪作用，兹就《黄帝内经》论肝病三法而言，具有高度原则性和指导意义。
《黄帝内经素问·藏气法时论篇》指出：“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寥寥数语，指出了甘缓、辛散、酸收三项治肝大法。为肝病的治疗，开辟了蹊径。
尔后历代医家在此基础上，各自发挥；
如《难经·第十四难》提出：“损其肝者缓其中。”
《金匮要略》进一步指出：“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之原则，并创制四逆散、小柴胡汤、半夏厚朴汤、芍药甘草汤、酸枣仁汤、乌梅丸、甘麦大枣汤等重要方剂，从使辛散、酸收、甘缓等治则的运用，更为具体。
金代张元素结合临床，示例举出三法用药，元代李杲以脾胃立论著名，对脾胃肝胆的关系，及其治疗用药，多有创见。
清代叶桂在《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内经肝病，不越三法。”“考内经治肝，不外辛以理用，酸以治体，甘以缓急”。“考《内经》肝病主治三法，无非治用治体”。“《内经》肝病三法，治虚亦主甘缓。”等等，并将三法结合临床，创制辛温通络，辛柔通补，辛苦泄降，辛泄宣瘀等具体治则，对后世影响颇大。
清代林佩琴更推崇三法，认为“古圣治肝，治尽了此。”
近代秦伯未认为“肝病的治则，相当复杂，主要根据《内经》上三个原则性指示。”肝“发生病变的时候，即用酸收、甘缓和辛散的方法来调和恢复其正常的功能。”秦氏此论，使肝病三法，得到进一步肯定，内容亦更趋完善。
下面将“三法”在临床上的具体应用，叙述如下：
1、辛散理用法及其应用：肝以生化为事，流行为用，倘肝气失疏，流行涩滯，则肝失所用，使用辛散理气药物，疏泄气机，调理肝用，此即叶天士所谓“辛散理用”法。该法适用于肝气抑郁，胸闷爱噫，胁肋胀痛，甚则引及胸背肩臂，或疼痛走窜不定，或妇女月经不调等症。
辛散（疏肝）理用法代表方剂，如柴胡疏肝散、天台乌药散、逍遥散等。
肝气失疏乃病理之一大门，其为病，常与寒、热、痰、湿、瘀、虫、食等相互兼挟，其病变往往正虚邪实，错杂为患，因此临床中常将辛散理用，和酸收、甘缓以及其它相应治法配伍使用。
2、酸敛治体法及其应用：肝以阴血为体，以阳气为用，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酸能补阴血而敛肝气，通过治体，而使用有所归，故酸敛虽有补泻之分，而叶氏通称为治体之法，该法适用于阴血不足，肝气不收，风阳妄动所致的眩晕目涩，肢麻抖颤，脘腹胀满，胁肋隐痛，心神不安等证。
酸敛治体法，多与它法配伍，组成方剂。其代表方剂如《《伤寒论》芍药甘草汤、《医醇賸义》调营敛肝饮、拙拟加味一贯煎。
3、甘缓理虚法及其应用：经云：“肝苦急”，是谓其气过急，急食甘可以缓和肝急。张介宾认为，甘缓是柔能制刚。叶天士指出“甘缓益肝”作用，明确了甘缓理虚法则该法主要用于血（阴）虚失，肝气过急的患者，亦可用于肝用不足，疏泄不及之证。
《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是甘缓理虚法代表方剂，常用甘缓药物，养血如生地、枸杞、沙参、麦冬、阿胶、何首乌、大枣之类，益气如人参、黄芪、甘草之属。
关于补肝方法，前人有“用辛补之”，“补用酸”、“治虚亦主甘缓”等法，其说不一，《血证论》提出：“以酸甘补肝体，以辛甘补肝用。”指出了补体补用的主要方法，此为直接补肝法。如五脏亏虚，肝失所养，而肝气过急，使用甘缓药物，调补五脏，缓肝急，此为间接治肝法。
——摘自《章真如医学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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