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曾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达13年之久，是浙江大学史上任职时间最长、声誉最高、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曾被誉为浙江大学的“保姆”，其贡献和声望无人可以替代。
竺可桢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校长任期内创造了一个神话，使浙江大学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学，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学，浙江大学至今仍占据着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早在抗战时期就曾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原名竺兆熊，浙江上虞人，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东关镇一个米商之家，父亲竺嘉祥曾经营着一家米行铺子，母亲顾金娘性情贤惠且勤劳持家，竺可桢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尽管他从小身体孱弱，却是聪颖过人。
竺可桢读私塾时就深得先生的喜爱，竺可桢之名就是私塾先生所起，认为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栋梁之才，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曾以自己米行三分之一的收入，为竺可桢聘请当地出名的私塾先生章景臣进行家教，以期望自己的小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
1899年东关镇“毓菁小学堂”建成开学，这是在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下，当地开明士绅捐资兴学创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堂，第一届招收了100余名学生，竺可桢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毓菁小学堂”。
1905年，竺可桢以第一名成绩从“毓菁小学堂”毕业，百余名学生能够拿到高小毕业文凭者还不足10人，可见这所学堂教学之严格，竺可桢在这所新式学堂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启蒙。
1905年秋天，竺可桢在章景臣的资助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商人叶澄衷创办的“澄衷学堂”，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当年在上海极富盛名。
澄衷学堂旧址
李四光、胡适、丰子恺、夏衍等人都曾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竺可桢与胡适还是同班同学，由于竺可桢品学兼优且为人热情正直，还被同学推举为班长。
1908年春，“澄衷学堂”因、罢课等原因一度停办，胡适去“中国公学”读书，而竺可桢则转入“复旦公学”继续求学，“复旦公学”是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极其重视外语教学。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这是中国早期的理工学堂之一，后来逐渐发展为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也就是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
1910年8月，竺可桢赴北京参加了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的选拔考试，当年有400多人参加了考试，最终只录取了70人，竺可桢的成绩位列第28名，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但后来却转换了专业方向。
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生合影
竺可桢于1913年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气象学专业，不久由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人发起成立的“科学社”和创办的月刊《科学》，从康奈尔大学转到了哈佛大学，竺可桢立即参与了“科学社”的活动，并积极为《科学》月刊撰写文章。
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社”，竺可桢不但是第一批成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17年就被美国地理学会接纳为会员，成为该学会第一个中国会员，1918年以《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论文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
竺可桢
1918年秋，竺可桢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地理学和气象学教授，由于该校学生大多都是湖北、湖南人，学生几乎听不懂竺可桢的浙江方言，课下交流也比较困难，而学生只能通过讲义来搞懂学习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刻印讲义。
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员中，以留日学者居多，而竺可桢是留美的，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教育主张，得不到同仁的理解和支持，这让竺可桢感到十分的孤独与苦闷。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南京高师，聘其为文史地部教授，主讲气象学和地理学，当时南京高师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而学生大都是江浙一带的学子，身处这样的教学环境之中，竺可桢可谓是如鱼得水。
1921年，竺可桢在刚筹备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地学系并出任系主任，这是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的创办理由是，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当时执政者缺乏地理知识所致。
竺可桢
当时只有上海、香港等地有外国人建立的测候所，而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的美国，却建立了200多个测候所，中国亟待建立权威的气象观测站，竺可桢决心为国家培养自己的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期，相继发表了有关东南亚台风、天气型、历史上气候变迁和阐述发展科学地理学等一系列专著和论文。
由于与学校领导层发生矛盾，竺可桢曾离开国立东南大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还在私立南开大学任教一年，并曾短暂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地学系主任。
1927年4月，竺可桢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北极阁筹建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创建了“北极阁气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推动全国各地气象台、站的建设，培训气象人才，开展气象研究，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专著，还屡次当选“中国气象学会”会长。
1934年，竺可桢又与翁文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派人在西藏拉萨设立了拉萨测候所。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国立浙江大学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浙大学生和杭州各校学生举行游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招来军警镇压学生，激起学校师生的强烈不满，浙大师生开始了“驱郭运动”。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竺可桢于1936年4月25日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从此开启了“竺可桢时代”，当时国立浙江大学仅设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在校学生500余人，与国内同类大学相比，尚属于地方性国立大学。
竺可桢
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宗旨的：“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该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
竺可桢自担任校长伊始，就提出了著名的“竺可桢之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自竺可桢掌校伊始，“竺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浙江大学也始终坚持把“竺可桢之问”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和毕业纪念册上，由此可见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影响力。
竺可桢根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整肃措施，以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各专业委员会主任都是由他主持遴选在师生中有威望的人担任。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的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他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延聘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对在学校任教的教授和讲师关心备至，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发挥他们的作用。
竺可桢聘马一浮时合影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化通才教育，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加强基础教育，动员一些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
竺可桢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学校和各学院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一些学术成果在国内外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竺可桢掌校期间，可谓是浙江大学的“黄金时代”，学校已经发展为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30个学系、10个研究所，副教授以上教师队伍增至200余名，在校学生已达2000多人，跻身于国内名校行列，成为大师云集、学子竟相报考的著名国立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竺可桢亲率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赣、湘、粤、桂、黔、闵等七省山水之间，行程2600多公里，先后更换了建德、吉安、泰和、宜山等校址，历时两年有余，最终于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七年。
浙江大学西迁途中
浙大西迁之时，竺可桢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要把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140箱进行保护性转移，《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其中三部在清末已毁，抗日战争期间又损毁二部，竺可桢不辱使命，将这部中华国宝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地母洞存放。
正是在浙大西迁期间，由于无暇顾及家人，竺可桢还经历了丧妻失子之痛，浙大西迁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万苦难以尽述，可谓是一所大学的“文军长征史”，而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
1938年11月19日，根据竺可桢的提议，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可桢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将“求是”解释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以自己的处世准则和生活体验，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求是”的行动准则，浙大“求是”校训，对塑造学子的道德品质起到了相当大的主导作用。
竺可桢题词
竺可桢尽管素有浙江大学“保姆”之称，但他对校长一职并不执著和留恋，在其十三年的任期里，竺可桢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但无论是谁出任教育部部长，对竺可桢都是极尽挽留，甚至还动议请竺可桢转任中央大学校长，以对竺可桢办学业绩的肯定和褒奖，国家需要竺可桢这样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来执掌大学。
而浙江大学师生更是不愿意竺可桢离开浙江大学，全校师生极力热情挽留竺可桢继续执掌浙江大学，也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竺可桢（左二）与友人合影
当时全国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而像浙江大学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还是相当罕见的，可见浙江大学师生对竺可桢的不舍、留恋与爱戴。
1949年4月，竺可桢黯然离开了执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学，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几分脱离“苦海”的庆幸，也有对浙大的不舍和留恋。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就宣告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由此走上国家级科研领导岗位。
竺可桢（前排左四）参加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
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早在1948年，竺可桢就被中央研究院评选为院士，第一届共评选了81名院士，都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人物。
1972年，已是愈古稀之年的竺可桢加入了中国，晚年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专著，引起世界学术界的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患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晚年的竺可桢
纵观竺可桢的一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的异数，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域、学术成果和人格魅力，叱咤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和科学舞台，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开始涉足气象学学习和研究时，就因专业学习的需要，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由于生活动荡的原因，竺可桢的日记只保存了从1936年到1974年间的日记，总计38年零37天，这期间没有一天中断过，这些日记都是用蝇头小楷写就，共计800多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竺可桢日记》
《竺可桢日记》是竺可桢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资料，读者可以从这些日记的细微之处，能够看出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细节，以及一个科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段波澜壮阔的忠实记录。
竺可桢是中国气象学界和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曾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达13年之久，是浙江大学史上任职时间最长、声誉最高、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曾被誉为浙江大学的“保姆”，其贡献和声望无人可以替代。
竺可桢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校长任期内创造了一个神话，使浙江大学由一所规模不大的地方性大学，迅速崛起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知名的大学，浙江大学至今仍占据着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早在抗战时期就曾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原名竺兆熊，浙江上虞人，1890年3月7日出生于浙江上虞东关镇一个米商之家，父亲竺嘉祥曾经营着一家米行铺子，母亲顾金娘性情贤惠且勤劳持家，竺可桢上有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尽管他从小身体孱弱，却是聪颖过人。
竺可桢读私塾时就深得先生的喜爱，竺可桢之名就是私塾先生所起，认为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栋梁之才，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曾以自己米行三分之一的收入，为竺可桢聘请当地出名的私塾先生章景臣进行家教，以期望自己的小儿子将来能够光宗耀祖。
1899年东关镇“毓菁小学堂”建成开学，这是在维新变法思想影响下，当地开明士绅捐资兴学创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式学堂，第一届招收了100余名学生，竺可桢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毓菁小学堂”。
1905年，竺可桢以第一名成绩从“毓菁小学堂”毕业，百余名学生能够拿到高小毕业文凭者还不足10人，可见这所学堂教学之严格，竺可桢在这所新式学堂接受了良好的现代教育启蒙。
1905年秋天，竺可桢在章景臣的资助下，孤身一人来到上海，考入了浙江商人叶澄衷创办的“澄衷学堂”，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一所民办学校，当年在上海极富盛名。
澄衷学堂旧址
李四光、胡适、丰子恺、夏衍等人都曾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竺可桢与胡适还是同班同学，由于竺可桢品学兼优且为人热情正直，还被同学推举为班长。
1908年春，“澄衷学堂”因、罢课等原因一度停办，胡适去“中国公学”读书，而竺可桢则转入“复旦公学”继续求学，“复旦公学”是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极其重视外语教学。
1909年，竺可桢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这是中国早期的理工学堂之一，后来逐渐发展为著名的“唐山交通大学”，也就是现在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
1910年8月，竺可桢赴北京参加了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的选拔考试，当年有400多人参加了考试，最终只录取了70人，竺可桢的成绩位列第28名，就读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但后来却转换了专业方向。
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生合影
竺可桢于1913年又考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专攻气象学专业，不久由任鸿隽、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人发起成立的“科学社”和创办的月刊《科学》，从康奈尔大学转到了哈佛大学，竺可桢立即参与了“科学社”的活动，并积极为《科学》月刊撰写文章。
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社”，竺可桢不但是第一批成员，而且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于1917年就被美国地理学会接纳为会员，成为该学会第一个中国会员，1918年以《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论文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
竺可桢
1918年秋，竺可桢回到了阔别八年的祖国，应聘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地理学和气象学教授，由于该校学生大多都是湖北、湖南人，学生几乎听不懂竺可桢的浙江方言，课下交流也比较困难，而学生只能通过讲义来搞懂学习内容，竺可桢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去刻印讲义。
当时武昌高师的教员中，以留日学者居多，而竺可桢是留美的，他的许多教育观点和教育主张，得不到同仁的理解和支持，这让竺可桢感到十分的孤独与苦闷。
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力邀竺可桢加盟南京高师，聘其为文史地部教授，主讲气象学和地理学，当时南京高师云集了一大批留美学者，而学生大都是江浙一带的学子，身处这样的教学环境之中，竺可桢可谓是如鱼得水。
1921年，竺可桢在刚筹备成立的国立东南大学创办了地学系并出任系主任，这是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地学系，竺可桢的创办理由是，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俄国以720万美元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都是当时执政者缺乏地理知识所致。
竺可桢
当时只有上海、香港等地有外国人建立的测候所，而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的美国，却建立了200多个测候所，中国亟待建立权威的气象观测站，竺可桢决心为国家培养自己的气象学和地理学方面的专业人才。
竺可桢在东南大学执教时期，相继发表了有关东南亚台风、天气型、历史上气候变迁和阐述发展科学地理学等一系列专著和论文。
由于与学校领导层发生矛盾，竺可桢曾离开国立东南大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还在私立南开大学任教一年，并曾短暂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兼地学系主任。
1927年4月，竺可桢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在南京北极阁筹建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创建了“北极阁气象台”的地面和高空观测、天气预报和气象广播等，推动全国各地气象台、站的建设，培训气象人才，开展气象研究，并出版了中国第一本近代《气象学》专著，还屡次当选“中国气象学会”会长。
1934年，竺可桢又与翁文灏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并派人在西藏拉萨设立了拉萨测候所。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国立浙江大学也受到了波及和影响，浙大学生和杭州各校学生举行游行，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招来军警镇压学生，激起学校师生的强烈不满，浙大师生开始了“驱郭运动”。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竺可桢于1936年4月25日正式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从此开启了“竺可桢时代”，当时国立浙江大学仅设有文理、工、农三个学院16个系，在校学生500余人，与国内同类大学相比，尚属于地方性国立大学。
竺可桢
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办学思想和宗旨的：“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察中国的现状。我们应该凭借中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
竺可桢自担任校长伊始，就提出了著名的“竺可桢之问？”——“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
竺可桢就这两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
自竺可桢掌校伊始，“竺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浙大学子，浙江大学也始终坚持把“竺可桢之问”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和毕业纪念册上，由此可见竺可桢教育思想的影响力。
竺可桢根据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采取了一系列整肃措施，以校务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为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凡重大校务问题，概由校务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审议决定，而各专业委员会主任都是由他主持遴选在师生中有威望的人担任。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的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他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延聘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对在学校任教的教授和讲师关心备至，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发挥他们的作用。
竺可桢聘马一浮时合影
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强化通才教育，以此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加强基础教育，动员一些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
竺可桢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学校和各学院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一些学术成果在国内外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竺可桢掌校期间，可谓是浙江大学的“黄金时代”，学校已经发展为文、理、工、农、师、法、医七个学院30个学系、10个研究所，副教授以上教师队伍增至200余名，在校学生已达2000多人，跻身于国内名校行列，成为大师云集、学子竟相报考的著名国立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竺可桢亲率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赣、湘、粤、桂、黔、闵等七省山水之间，行程2600多公里，先后更换了建德、吉安、泰和、宜山等校址，历时两年有余，最终于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七年。
浙江大学西迁途中
浙大西迁之时，竺可桢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使命，要把杭州文澜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共三万六千余册、140箱进行保护性转移，《四库全书》共有七部，其中三部在清末已毁，抗日战争期间又损毁二部，竺可桢不辱使命，将这部中华国宝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地母洞存放。
正是在浙大西迁期间，由于无暇顾及家人，竺可桢还经历了丧妻失子之痛，浙大西迁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万苦难以尽述，可谓是一所大学的“文军长征史”，而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
1938年11月19日，根据竺可桢的提议，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确定以“求是”为校训，竺可桢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将“求是”解释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以自己的处世准则和生活体验，提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求是”的行动准则，浙大“求是”校训，对塑造学子的道德品质起到了相当大的主导作用。
竺可桢题词
竺可桢尽管素有浙江大学“保姆”之称，但他对校长一职并不执著和留恋，在其十三年的任期里，竺可桢曾多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但无论是谁出任教育部部长，对竺可桢都是极尽挽留，甚至还动议请竺可桢转任中央大学校长，以对竺可桢办学业绩的肯定和褒奖，国家需要竺可桢这样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来执掌大学。
而浙江大学师生更是不愿意竺可桢离开浙江大学，全校师生极力热情挽留竺可桢继续执掌浙江大学，也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
竺可桢（左二）与友人合影
当时全国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而像浙江大学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还是相当罕见的，可见浙江大学师生对竺可桢的不舍、留恋与爱戴。
1949年4月，竺可桢黯然离开了执掌了13年的浙江大学，其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既有几分脱离“苦海”的庆幸，也有对浙大的不舍和留恋。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建立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就宣告成立，竺可桢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由此走上国家级科研领导岗位。
竺可桢（前排左四）参加自然科学工作者筹备会
1955年，竺可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而早在1948年，竺可桢就被中央研究院评选为院士，第一届共评选了81名院士，都是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人物。
1972年，已是愈古稀之年的竺可桢加入了中国，晚年又发表了集其毕生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专著，引起世界学术界的轰动，1974年2月7日，竺可桢因患肺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晚年的竺可桢
纵观竺可桢的一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的异数，他凭借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域、学术成果和人格魅力，叱咤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和科学舞台，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
竺可桢在哈佛大学开始涉足气象学学习和研究时，就因专业学习的需要，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由于生活动荡的原因，竺可桢的日记只保存了从1936年到1974年间的日记，总计38年零37天，这期间没有一天中断过，这些日记都是用蝇头小楷写就，共计800多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
《竺可桢日记》
《竺可桢日记》是竺可桢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资料，读者可以从这些日记的细微之处，能够看出许许多多曾经被遮蔽的历史细节，以及一个科学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一段波澜壮阔的忠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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