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
《二十四史》第九本，是《陈书》。
《陈书》的作者，是唐人姚思廉。
姚思廉一共编了两部史书，都在《二十四史》之内，另外一部，是《梁书》。
《梁书》是记录南朝梁历史的，那么《陈书》自然就是记录南朝陈的历史的。
《陈书》的历史，大概是从陈武帝陈霸先登基到陈后主陈叔宝亡国这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才长成中年人，时间的确不长，所以南陈这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或是文化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
因为南陈实在是太短了，短到每一个皇帝几乎都摆脱不了南梁的影子。
这种感觉就好像你要去买房，中介带你去看房子的时候，你的注意力不在房子身上，因为房子没什么可看的，你大部分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隔壁正在洗澡的美女的那一块帘子上。
《二十四史》第一本，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 形象）
《陈书》和《梁书》对比，可能差距还不大，但是和《史记》一比，就有着十分明显的不同之处了。
《史记》的内容，从炎黄二帝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将近两千多年的历史，按道理说几百万字的记叙都未必够，但司马迁只写了五十万字。
这五十万字，正如鲁迅所说，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是字字血泪，字字珠玑。
《史记》中出现的人物，相较于其它史书，其实并不多，但每个人都有血有肉，给人一种无比真实的感觉。
《陈书》则不然，因为《陈书》的历史范围实在是太小了。
陈的国祚只有二十多年，而且还是个地方割据，地处南方还不算，上家公司南梁因为爆发了侯景之乱导致南方人口急剧减少，人口基数一少，人才就少，人才一少，奇闻轶事就少，传奇故事就少，所以就算是姚思廉有文笔，他也没什么好记载的。
（侯景之乱）
为了写这篇文章，作者专门花了三天时间来阅读《陈书》，大概读了有一小半，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
《陈书》的撰写方式，很像是查户口，在介绍人物的时候，永远都是这个人的祖籍何处，现居何所，家学渊源，太爷爷是谁，爷爷是谁，父亲是谁，儿子是谁，孙子是谁，重孙子又是谁。
这个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官的，做到什么官，什么时候退休的，什么时候领盒饭的...在描写人物经历的问题上，《陈书》通篇都是这个调调。
这是什么？
这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于作者来说，这些东西有历史研究价值，但是却没有文学和思考价值。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姚思廉写《陈书》的时候，就没有写《梁书》时那么认真，书里的本纪啊，列传啊，仔细看的话，那是相当简略的，很多人事物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套用一个固定模式。
当然，《梁书》和《陈书》的作者，不止姚思廉一位，他父亲姚察也参与过这两本书的编写工作，不过姚察写《陈书》的内容相对来说要少一点，因为从现有的文献来看，《陈书》中只有两卷本纪的后边署名“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这说明《陈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姚思廉写的。
《梁书》和《陈书》作者都看过，老实说，《陈书》在各方面写的都不如《梁书》，不过这倒不是说《陈书》的内容不行，而是因为南陈这个朝代，是真的没有什么好写的。（再次强调）
（陈武帝陈霸先 形象）
从陈霸先建立南陈开始，南陈就开始走下坡路，可谓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
北宋时人评价南陈，说南陈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没有进取之心，也从来不考虑自身危亡，只想把自己小日子过好了，所以这个朝代没有文学艺术可以发扬光大，也没有什么政治制度值得借鉴。
虽然北宋和南陈的情况也属实差不太多了，但北宋这话说的还真是一点也不错。
不过，《陈书》的内容写得一般，不代表这本书就没有意义，事实上，《陈书》在文学圈的影响力和地位，那还是可以的。
唐人魏征，也就是整天管着唐太宗的那位，宋人曾巩，也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清人赵翼，也就是清朝著名学者，他们都认为，《陈书》虽然简单，但是该记载的内容，一点不落的都记载了。
陈朝因为什么而兴盛，又因为什么而灭亡...陈武帝的雄才大略，陈文帝的才华横溢，陈后主的昏庸无道，你随便翻一翻《陈书》，收获还是很大的，如果按作者来看，《陈书》还是能排到中品的。
有人曾说，三皇五帝到如今，史书浩瀚如烟，但只都写了四个字，那就是：争当皇帝。
作者认为，这种看法有些太过主观了。
（班固 形象）
一部《二十四史》，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和思想，是极为复杂的。
《二十四史》中，《史记》和《汉书》可以称为极品。
司马迁遭宫刑而发奋写史，《史记》可谓是字字泣血。
班固因为写《汉书》被抓进了监狱，如果不是他弟弟班超把他捞了出来，他搞不好就死在了里边。
司马迁和班固，是民间修史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史书不为帝王将相书写，而是单纯为了记录历史而书写，再加上他们个人优秀的文学表达能力，使得《史记》和《汉书》既有详实的史料，又有动人的故事，更有真实的评议。
如《隋书》，《宋书》，《南齐书》，《新五代史》可以称为上品。
上品史书的特征是，优点很明显，缺点也很明显。
这四本史书的优点就是，史书的文学水平都很高，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本书当成长篇小说来看，因为他们的作者（如宋书之沈约，南齐书之萧子显）都是那个时代惊为天人的文学大家。
而这几本史书的缺点则是，由于这些书都是皇家修书，所以局限性很大，史料的详实度和真实性还需要我们去逐步考究。
而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则可以称为中品。
（姚思廉 形象）
碍于南朝梁和南朝陈实在没什么好写的，姚思廉并没有在书中文墨上下功夫，但却保留下了极其浓重的史料学基础，换句话说，尽管他写的不好，但他的记载还算真实。
而如《明史》和《宋史》，则称为下品。
《明史》中胡编乱造的桥段太多，清朝修《明史》的时候又搞了一些故意诋毁，导致这部史书的质量实在堪忧，而《宋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大杂烩，修史的元朝宰相脱脱明显水平不足，所以质量奇低。
有读者可能说了，哎，这不对啊，《二十四史》不止这几部啊，剩下的呢？
不好意思，剩下的那些作者还没开始读。
别说剩下的这些作者还没有开始读，就是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些书，作者也只不过是读了个囫囵吞枣，马马虎虎。
如果有人跟你说，他通读过《二十四史》，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话。
因为你要知道，《二十四史》不是连载小说，而是古文，行文中有大量我们今天读者不熟悉，不认识的文字和句式，即便是拥有一定史料基础的人读起来，那也是相当费劲的。
假使你很有毅力，又恰好能读懂，一天读两三千字的话，那么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每天都读，风雨无阻，一天不落的话，你大概要读四十年左右才能读完。
那些动辄就扬言自己读完了《二十四史》的人，恐怕年龄还不到四十岁。
（史书）
有人会说，历史不就是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么？有什么好研究的，根本就不重要，所以整天把《二十四史》翻来覆去，不过就是咬文嚼字的穷酸书生，一点用也没用。
我要告诉你的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历史很重要，因为历史的本质，是一个国家的记忆。
如果你记性不好，那么你就会忘掉很多重要的事情，做起事来也会颠三倒四，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忘记，今天的事情明天也记不起来。
而一个国家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的人民忘记了曾经的兴衰荣辱，保留不下血与泪的教训，也无法把那些美好的品德传承下来。
作者在初中时就十分喜爱文学创作，那个时候为了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最爱读的小说，都是一些青春文学作品，语文老师认为不可，他给我推荐的，是一套《二十四史》。
我那时年幼，只认为老师的想法太过复古，几部陈词滥调的史书有什么好读的？遂没有采纳老师的建议。
如今想来，实在是万分后悔。
不过，作为华夏儿女，作为一个中国人，作者的内心是无比自傲的。
中华文明是世界范围内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我们悠悠的历史长河，还需要更多的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来深耕。
作者惟愿，能成为这其中之一。
作者：宋战利（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献学博士）
杨凝式《韭花帖》为我国书法史上著名行书法帖，释读为：“昼寝乍兴，輖饥正甚，忽蒙简翰，猥赐盘飧。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助其肥羜，实谓珍羞，充腹之余。铭肌、载忉，谨修状陈谢，伏惟鉴察。谨状。七月十一日，凝式状。”此帖多认为是写给友人的答谢书札，但短短65字措辞极尽谦卑，其中必有玄机。鄙意此帖乃杨凝式呈送后周武帝的奏状。
杨凝式《韭花帖》（局部）
“状”是古代臣子上奏文体之一。状，就是奏状。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道：“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七国以前，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应包括“奏、奏疏、奏对、奏启、奏状”等文名。从古至今，公文皆有规范，不能随意使用。唐太宗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天的公文，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和平行文。《韭花帖》所用的“状”，类似今天公文“报告”或“请示”件，属于上行文，用于下级对上级报告或请示工作，不能反用。《韭花帖》是呈送皇帝的奏状，故用许多谦辞，如“蒙”“猥”“铭肌”“谨修”“伏惟鉴察”等。“昼寝”的典故来自《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孔子批评他“朽木不可雕也”。杨凝式借用此典亦有自贬之意。
唐宋人文集，“状”均列入奏疏一类，兹举数例。柳宗元《为京兆府昭应等九县诉夏苗旱损状》：“谨录奏闻，伏听敕旨”；元稹《两省供奉官谏驾幸温汤状》：“谨诣东上阁门，奏状以闻”。范仲淹《举丘良孙应制科状》：“若不如举状，甘俟朝典”。但奏状的撰写也不尽相同，上述诸例皆无款署。杜甫《为补遗荐岑参状》：“至德二载六月十二日，左拾遗内供奉臣裴荐等状”，附状人有左拾遗、内供奉杜甫等4人；另《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至德二载六月一日，宣议郎行在左拾遗臣杜甫状进。”其“奏状”落款与《韭花帖》相似。
皇帝发布的公文有命、敕、制、诰、玺书等多种形式。在我们印象中似乎只有宫廷剧所演“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云云。其实，皇帝除公事外，也会亲笔作书给臣下，故《韭花帖》有“简翰”之称。《晋书·贺循传》：“循称疾笃，笺疏十余上。帝遗之书曰”。《晋书·山涛传》：晋文帝“与涛书曰”。姚思廉，原为隋朝代王杨侑侍读文学。贞观初，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李世民有次谈到隋亡唐兴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畏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姚当时在洛阳，特嘱人寄物三百段，并遗其书曰：“想卿忠义之风，故有斯赠。”杨凝式收到的简翰，应类似唐太宗短札。元稹《谢御札状》：“宸翰忽临，天章焕发。”皇帝写的东西，也可称书、翰。友朋酬答，多用书札，绝不能乱用奏状，否则难免杀身之殃。
《宣和书谱》载，杨凝式“喜作字，尤工颠草。居洛下十年，凡琳宫、佛祠墙壁间，题纪殆遍。然挥洒之际，纵放不羁，或有狂者之目”。北宋朱长文《续书断》认为杨凝式书法成就在真草。南宋赵孟坚亦曰：“中兴后，朱壑岩横斜颠倒，几若杨少师。”杨凝式所作大都为草书，传世的《神仙起居法》《夏热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新步虚词》等皆行草书，而《韭花帖》乃偏楷书。究其原委，毕竟是呈送皇帝的奏状，书写需要工整。
杨凝式任太子少师的时间，《旧五代史·周太祖纪》载于广顺元年（951）二月，“以太子少傅杨凝式为太子少师”，此与本传不同。《周世宗实录》里载有杨凝式传记，应为记录其史料较早本，故更可信，本文予以采信。
周太祖郭威出生于七月二十八日，登基后此日定为“永寿节”，群臣百僚为之庆贺。巧合的是《韭花帖》作于七月十一日。周太祖即位的广顺元年（951），杨凝式已经79岁。周世宗显德二年（955），下诏“赐太子太师致仕侯益、白文珂、宋彦筠等茶、药、钱、帛各有差”。如此这样优礼老臣，显示皇帝对臣下念兹在兹。周太祖赐杨凝式时令韭花和羊肉，宣示好贤敬老的姿态亦属正常。周太祖951至954年在位4年，似可大胆推测，《韭花帖》应书于此间某年七月。杨凝式去世于954年春天，因此只能是951至953年的某个七月。
古人称前贤，避其名讳，多以官职代之。如王羲之为王右军，颜真卿为颜鲁公。两宋文人，对杨凝式书法多有叹赏。欧阳修评论道：“自唐亡道丧，四海困于兵戈。及圣宋兴，天下复归于治，盖百有五十余年。而五代之际，有杨少师；建隆以后，称李西台。二人者，笔法不同，而书名皆为一时之绝。”苏轼称“杨凝式书，颇类颜行”，“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在书法创作时，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但黄庭坚认为，“近世兼二美，如杨少师之正书行草”；“余尝论右军父子以来，笔法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二人”。
《韭花帖》呈送后周皇帝，收入大内。北宋禅代后续藏于内府。从苏、黄对杨凝式书法的论述来看，应曾观览过原迹。宋人黄伯思所藏《杨凝式年谱》载，周广顺三年（953）在长寿寺题名，又题《院似禅心静》二诗，称“太子少师真迹”。杨凝式居洛阳，常常“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迹，辄流连赏咏。有垣墙画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后人在其题诗处赞叹：“少师真迹满僧居，只恐钟王也不如。”
杨凝式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之间，游刃有余。后周太祖总政，杨凝式亲到军门恭迎。军门乃军队驻扎之处所设之门。《晋书·武帝纪》：“孙皓大惧，面缚舆榇，降于军门。”韭，被称作懒人菜，我国种植历史比较悠久。《周礼·天官·醢人》：“醢人，掌四豆之实，朝事之豆，其实韭菹、醓醢”；《诗经·豳风·七月》：“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东汉末年童谣唱道：“发如韭，割复生。”此时韭菜的种植应该十分普遍。贾思勰《齐民要术》详细记载韭的种植及作菹和藏生菜的方法，“七月藏韭菁”。菁，花也。《韭花帖》作于七月十一日，显然赏赐杨凝式的人很用心，但赏赐之物并不贵重。即便如此，奏状依然恭谨有节，这应是杨凝式一贯处事态度的写照。
古时食品保存主要靠腌制，韭花采摘后要做成酱，以备冬季食用。《世说新语》记载石崇和王恺斗富，当时正值冬季，石崇家酒宴有道菜“韭萍齑”，犹如新鲜的韭菜做成，把王恺羡慕得不行，于是买通石家童仆弄清原委，“韭萍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尔”。冬季的麦苗与韭菜相类。杜甫《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长安冬菹酸且绿，金城土酥净如练。”
“载切”之“切”应释为“忉”。《韭花帖》中“铭肌”与“载切”之间留有空白，应是不同意思，二词皆动宾结构。其中“载切”之“切”，似应释读为“忉”。罗振玉藏本“忉”字更清晰。忉，忧也。此帖在表达感激之外，更想表达的是忧君之心。
《诗经·桧风·羔裘》：“岂不尔思，劳心忉忉”；《诗经·陈风·防有鹊巢》：“谁侜予美？心焉忉忉。”白居易《寄献北都留守裴令公》：“动人名赫赫，忧国意忉忉。”唐太宗曾告谕宰相房玄龄等，“公等食人之禄，须忧人之忧，事无巨细，咸当留意”。正如范仲淹所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欧阳修评述五代时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自古未之有也”。杨凝式生于斯世，厕身于朝班，恭谨小心处世自《韭花帖》可窥一斑。因此，书法攲侧处求平正，狂乱中蕴静气，乃时代赋予的特质。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8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姚姓源于舜帝姚重华，舜因为生在姚墟，其后子孙就以地为氏，成为姚氏。我们今天要讲述的便是一位叫姚思廉的忠烈之士。
姚思廉是隋末唐初人，少年喜好史学，思维敏捷，勤奋好学。隋末时期，担任隋炀帝孙子代王杨侑的侍读。当时李渊趁农民大起义的浪潮，打着匡扶王室的旗号从太原起兵攻入长安。代王的下属以及仆人都收拾行李包袱逃走了。但姚思廉却一直陪伴着代王，这让代王十分感动。
代王问道
代王：“李渊攻入长安了，我的手下现在四处逃走，你为什么不走?”
姚思廉：“我从小便被教育要做一个忠义之士。我平时受王爷的恩惠，现在怎么能在您有难的时候就离您而去呢。”
唐公李渊的士兵涌进代王府，代王与姚思廉坐在正厅，看到那些士兵到处翻弄，一队士兵进入正厅，准备去拖代王。
姚思廉站起来，大声怒斥
姚思廉：“住手!你们知道他是谁吗?竟敢如此无礼!”
众人讥笑道
一士兵：“知道是谁有必要吗?”
姚思廉拳头紧握
姚思廉：“唐公是打着匡扶王室的旗号出兵的，你们这样岂不是违背了唐公的起义口号。你们不得对代王无礼!”
众将士见姚思廉只有一个人陪伴着代王，但他面无惧色，气势威严，实在令人敬佩，都停止行动。李渊听到此事，便让将士以礼相待。姚思廉扶着代王走出王府，直到代王被安置到顺阳阁后，思廉才哭泣着拜辞而去。目睹此事者都很感慨，称他为“忠烈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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