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美国远程操控无人机，刺杀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这一事件瞬间吸引了世界舆论的关注，伊美关系急转直下。1月9日，刺杀风波尚未平息，伊朗驻华大使馆宣布对华免签，邀请小伙伴们去伊朗过新年，中伊关系持续升温。
其实，在古代两国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紧密联系，互动不断，双方在古代有哪些联系呢？
上图_ (古代)丝绸之路路线图
两国交流由来已久伊朗的国土绝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海拔在900～1500米之间，总面积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116万（2017年），主要城市有马什哈德，伊斯法罕，大不里士，阿巴丹等。伊朗盛产石油，是世界第四大产油国。
《史记·大宛列传》最早提及伊郎:“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司马迁的描述涵盖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方面。《史记》作者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正值古代伊朗的安息王朝（公元前 256年—公元224 年），表明当时两国已有所接触。
公元六世纪，《魏书》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钮密西,古条支国也。”波斯是指伊朗的萨珊王朝(公元 226年—公元651年)，波斯是除伊朗之外，中国对伊朗最为熟知的称呼。此后，中国和伊尔汗、帖木儿和萨法维等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上图_ 萨珊王朝或萨桑王朝，也称波斯第二帝国
伊朗国内也有和中国相关著作。伊儿汗时代(公元1258年—公元1335年)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名著《史集》和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都有对中国的描述。约公元1180年，一名由伊朗港口锡拉夫启程的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也详细描写了在中国的见闻。
公元1506年，伊朗商人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在中国旅行了一百天，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以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记述。时至今日，《哈塔伊游记》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外，帖木儿王朝沙哈鲁国王曾遣使访问中国，使团代表之一哈菲兹·阿卜鲁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对研究明朝世俗社会极具参考价值。
上图_ 景教文物
四大宗教 东传中国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在中世纪经伊朗传入中国。北魏民间将祆教称为“胡天”。在波斯人聚居的长安等地，建造了三座祆祠。《魏书·灵胡太后传》载：“废诸淫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说明祆教在北方有一定的影响力。
摩尼教东传回鹘，一度成为当地国教。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由于唐朝和回鹘关系良好，波斯人拂多诞等人在唐朝传教，并在长安、洛阳等地建立摩尼教寺院，《唐会要》有“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早,令摩尼师祈雨”的记录。在官方的认可下，摩尼教规模不断壮大，直到明朝日渐式微。
贞观九年 (公元635年), 景教徒在长安开始传教。高宗时，各州均建立了景教寺院。玄宗和肃宗对景教很感兴趣，大力推动景教的发展，玄宗还曾为景教题额。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朝廷禁绝宗教，景教也在禁绝之列，从此一蹶不振。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儿汗王朝文献《史集》曾坦言，在中国十二个省份有八个省有穆斯林。十三世纪初，受蒙古西征影响，大量波斯人被迫东迁中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与中国其他民族不尽相同，其中不少人和其他民族通婚，逐渐形成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这个民族至今仍是中国众多民族中一支重要力量。
上图_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收藏的 波斯陶壶
科技交流 互有亮点相较宗教，两国的古代科技交流更为深入。丝绸之路辗转至伊朗，必经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山谷。通过贸易，当地掌握了大量的东西方贸易情报。公元550年，两名波斯僧侣用通心竹杖夹带蚕卵的方式，将丝织业传入欧洲。
如今，伊朗民间将瓷器称为“秦尼”，意为中国的或中国生产的。很多博物馆收藏有明朝的瓷器珍品。一种产自波斯卡山夸姆萨村名为“苏麻离青”的钴料，和中国瓷器完美结合，塑造了世界知名的“元青花”。此外，《史集》精确而详细的记载了雕版印刷术，表明十三世纪时这种技术已经传入了伊朗。当时，伊儿汉王朝乞合都仿照元朝“至元宝钞”，在大不里士发行了雕版印刷的纸币。
上图_ 至元通行宝钞钞版是元代发行的纸币
“四大发明”有三个在伊朗的传播下，影响了世界。怛罗斯之战失利后，一些被俘的唐军官兵将造纸术带到了伊朗，促使造纸术在中亚生根发芽。十一世纪，指南针随着中国船队进入伊朗港口，有幸成为经海路传入伊朗的首批物品之一。唐朝中后期，制硝术传入伊朗，当地民众将其叫做“中国盐”。蒙古统治伊朗时期，民众在制硝术的基础上学会了制作火药。
伊朗的科学技术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天文学家贾玛如丁向元朝宫廷进献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等七件天文仪器，同时，还呈献了新纪年法“万年历”。中国建筑也吸收了伊朗的发券砖石结构、拱顶形式和琉璃砖瓦等样式，丰富和美化了中国的古典建筑风格。
上图_ 萨珊王朝镀银马首
文化沟通 相互影响两国之间文化艺术交往频繁，多姿多彩。元朝天文学家郭守敬参考“万年历”，确定了“授时历”。当时，波斯语被列为继汉语、蒙古语之后第三种语言。明朝建立的四夷馆培训了大量的波斯语翻译人才。伊朗古代医学中有半数的药方来自于中国。另外，独树一帜的细密画是在吸收中国工笔画特点之后，形成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画风。
伊朗对中国也无处不在。据专家考证，中国铠甲的金属鳞片和马饰，和安息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朝宫廷盛行的“马球”，也源自于伊朗的“波罗球”。元明时期的中国乐曲，有一部分正是伊朗古曲。元世祖忽必烈御赐权贵的“质孙服”的传统，也与伊朗相关联。“质孙”在中古波斯语中有“御赐服饰”的意思。
上图_ 《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张骞凿空西域，首次建立了与伊朗的联系。中伊两国的政治联系受战乱影响，时断时续，而经贸文化交流从未断绝。在伊朗流传着这样一句波斯谚语：“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足以说明伊朗对中国的感情深厚。双方在全面交流的背景下，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这为伊朗对中国释放巨大善意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作者：计白当黑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古代中国伊朗文化关系略论》 叶奕良
【2】《史记》、《唐会典》、《魏书》、《史集》
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2020年初，美国远程操控无人机，刺杀了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这一事件瞬间吸引了世界舆论的关注，伊美关系急转直下。1月9日，刺杀风波尚未平息，伊朗驻华大使馆宣布对华免签，邀请小伙伴们去伊朗过新年，中伊关系持续升温。
其实，在古代两国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紧密联系，互动不断，双方在古代有哪些联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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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交流由来已久伊朗的国土绝大部分在伊朗高原上，海拔在900～1500米之间，总面积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8116万（2017年），主要城市有马什哈德，伊斯法罕，大不里士，阿巴丹等。伊朗盛产石油，是世界第四大产油国。
《史记·大宛列传》最早提及伊郎:“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司马迁的描述涵盖了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风俗等方面。《史记》作者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正值古代伊朗的安息王朝（公元前 256年—公元224 年），表明当时两国已有所接触。
公元六世纪，《魏书》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钮密西,古条支国也。”波斯是指伊朗的萨珊王朝(公元 226年—公元651年)，波斯是除伊朗之外，中国对伊朗最为熟知的称呼。此后，中国和伊尔汗、帖木儿和萨法维等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上图_ 萨珊王朝或萨桑王朝，也称波斯第二帝国
伊朗国内也有和中国相关著作。伊儿汗时代(公元1258年—公元1335年)历史学家拉施特的名著《史集》和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都有对中国的描述。约公元1180年，一名由伊朗港口锡拉夫启程的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也详细描写了在中国的见闻。
公元1506年，伊朗商人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在中国旅行了一百天，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以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记述。时至今日，《哈塔伊游记》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外，帖木儿王朝沙哈鲁国王曾遣使访问中国，使团代表之一哈菲兹·阿卜鲁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对研究明朝世俗社会极具参考价值。
上图_ 景教文物
四大宗教 东传中国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在中世纪经伊朗传入中国。北魏民间将祆教称为“胡天”。在波斯人聚居的长安等地，建造了三座祆祠。《魏书·灵胡太后传》载：“废诸淫祠,而胡天神不在其列。”说明祆教在北方有一定的影响力。
摩尼教东传回鹘，一度成为当地国教。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由于唐朝和回鹘关系良好，波斯人拂多诞等人在唐朝传教，并在长安、洛阳等地建立摩尼教寺院，《唐会要》有“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早,令摩尼师祈雨”的记录。在官方的认可下，摩尼教规模不断壮大，直到明朝日渐式微。
贞观九年 (公元635年), 景教徒在长安开始传教。高宗时，各州均建立了景教寺院。玄宗和肃宗对景教很感兴趣，大力推动景教的发展，玄宗还曾为景教题额。会昌五年(公元845年)，朝廷禁绝宗教，景教也在禁绝之列，从此一蹶不振。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儿汗王朝文献《史集》曾坦言，在中国十二个省份有八个省有穆斯林。十三世纪初，受蒙古西征影响，大量波斯人被迫东迁中国。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与中国其他民族不尽相同，其中不少人和其他民族通婚，逐渐形成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这个民族至今仍是中国众多民族中一支重要力量。
上图_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收藏的 波斯陶壶
科技交流 互有亮点相较宗教，两国的古代科技交流更为深入。丝绸之路辗转至伊朗，必经厄尔布士山脉与苏莱曼山脉之间的山谷。通过贸易，当地掌握了大量的东西方贸易情报。公元550年，两名波斯僧侣用通心竹杖夹带蚕卵的方式，将丝织业传入欧洲。
如今，伊朗民间将瓷器称为“秦尼”，意为中国的或中国生产的。很多博物馆收藏有明朝的瓷器珍品。一种产自波斯卡山夸姆萨村名为“苏麻离青”的钴料，和中国瓷器完美结合，塑造了世界知名的“元青花”。此外，《史集》精确而详细的记载了雕版印刷术，表明十三世纪时这种技术已经传入了伊朗。当时，伊儿汉王朝乞合都仿照元朝“至元宝钞”，在大不里士发行了雕版印刷的纸币。
上图_ 至元通行宝钞钞版是元代发行的纸币
“四大发明”有三个在伊朗的传播下，影响了世界。怛罗斯之战失利后，一些被俘的唐军官兵将造纸术带到了伊朗，促使造纸术在中亚生根发芽。十一世纪，指南针随着中国船队进入伊朗港口，有幸成为经海路传入伊朗的首批物品之一。唐朝中后期，制硝术传入伊朗，当地民众将其叫做“中国盐”。蒙古统治伊朗时期，民众在制硝术的基础上学会了制作火药。
伊朗的科学技术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天文学家贾玛如丁向元朝宫廷进献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等七件天文仪器，同时，还呈献了新纪年法“万年历”。中国建筑也吸收了伊朗的发券砖石结构、拱顶形式和琉璃砖瓦等样式，丰富和美化了中国的古典建筑风格。
上图_ 萨珊王朝镀银马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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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对中国也无处不在。据专家考证，中国铠甲的金属鳞片和马饰，和安息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朝宫廷盛行的“马球”，也源自于伊朗的“波罗球”。元明时期的中国乐曲，有一部分正是伊朗古曲。元世祖忽必烈御赐权贵的“质孙服”的传统，也与伊朗相关联。“质孙”在中古波斯语中有“御赐服饰”的意思。
上图_ 《张骞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张骞凿空西域，首次建立了与伊朗的联系。中伊两国的政治联系受战乱影响，时断时续，而经贸文化交流从未断绝。在伊朗流传着这样一句波斯谚语：“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足以说明伊朗对中国的感情深厚。双方在全面交流的背景下，产生了强烈的向心力和认同感，这为伊朗对中国释放巨大善意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作者：计白当黑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古代中国伊朗文化关系略论》 叶奕良
【2】《史记》、《唐会典》、《魏书》、《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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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咸淳九年（1273）正月十二日，北风寒冽，山川萧瑟，汉水在惨淡的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冰冷而凄厉。
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站在襄阳城的角楼之上，双目血红地遥望着汉水北岸———那里，是即将被战火吞噬的樊城。
笨拙而沉重的攻城槌，轰击着城门，传来令人心颤的闷响，每一下，都仿佛重重敲击在吕文焕的心坎之上。
只是摇摇欲坠的襄阳，自保尚嫌不足，更何况连接两座城池的唯一浮桥也早已被敌人斩断，除了眼睁睁地看着对岸的樊城沦陷，一江之隔的襄阳军民，没有任何办法。
在蒙军激昂的战鼓和呐喊声中，投石机抛出的巨大石块，呼啸着从半空狠狠砸下，声若雷霆的阵阵巨响过后，无数的血肉之躯便和千疮百孔的城墙一道化为了齑粉。
硝烟火焰、箭雨巨石，残破的肢体和喷涌的鲜血，与夕阳下残破不堪的孤城，构成了如同炼狱般的画面——虽咫尺之遥，却注定天人永隔。战争，正用最残忍的方式将生死割裂在所有人面前。
凄厉的哀嚎在寒风中此起彼伏，然后渐渐消散，一种从未有过的悲痛和无助，突然袭上心头，吕文焕绝望地问自己，难道一切就要这样结束了吗？
蒙宋之间的两次大决战1234年蒙宋联手灭金后，因急于收复中原故土，宋理宗仓促出兵北伐，结果“端平入洛”不仅收获惨败，更导致蒙宋之间短暂而脆弱的“友谊”宣告结束。
1235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以南宋“背盟”为由，集蒙古、女真、西夏、渤海诸部共计50万人，兵分三路大举攻宋。
而纵观蒙宋的第一次全面交锋，在东起两淮、西至川蜀，绵亘数千里的漫长战线上，蒙古铁骑都几乎显示出了强大的实力。
除东路军在两淮地区遭到南宋部队的殊死抵抗，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外，其余两路均收获重大胜利。
其中，作为主力的蒙古中路军，攻克重镇襄阳——自1134年岳飞收复襄阳六郡以来，南宋百年时间积蓄的物资兵械几乎被洗劫一空，同时，数万百姓被虏北上，30万石粮草尽入敌手，可谓损失惨重。
而阔端率领的西路军，由关中南下，势如破竹，南宋治下川陕四路的诸多州县悉数沦陷，尤其是攻克成都之后，百万蜀民死于蒙军的野蛮屠城，更是给天府之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但此时的蒙古尚未对如何灭亡南宋形成清晰的思路，其军事行为，从本质上来说，依然带有北方游牧民族“打草谷”的惯性思维，摧城拔寨之后，便是一顿疯狂的烧杀劫掠，着眼于既得利益，而忽视了占据蜀中和襄阳地区，在战略上给南宋带来的威胁。
因此，在局部战争中，蒙古人虽然收获了空前的胜利，但尚未给宋廷造成不可逆转的致命损伤。
而南宋虽在战争之初便陷于相对被动的局面，但依靠当时第一名将孟珙在川蜀、荆襄地区不断组织反击，给入侵者带来了持续而强烈的军事压力。而随着1241年窝阔台汗病死，蒙军主力悉数北归，蒙宋的第一次大规模对决，暂时告一段落。
窝阔台之后，托雷长子孛儿只斤·蒙哥成为了草原新的主人，在继承汗位并利用十年时间平定内乱后，1251年，蒙军再次发起了侵宋战争。
与窝阔台时期相比，蒙哥对于灭宋的思路更加成熟和清晰，同样的三路人马，目标却都指向了南宋的长江防御体系。
中路经关中夺四川，占据长江上游，北路从河南进攻荆襄；南路军经云南出广西，沿湖南北上。
按照蒙哥的战略构想，三路大军最终会在长江中游的重镇鄂州（武汉）汇合，然后顺流直下，一鼓作气直捣临安。
开战之后，实际的交锋情况，也在按照蒙哥的设想发展，兀良合台率领的南路，打到了潭州（长沙），而忽必烈指挥的北路，则已经兵临鄂州城下。
南宋已是岌岌可危，但最关键的时刻，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合州钓鱼城，却意外挡住了由蒙哥御驾亲征的中路主力。
1259年8月，雄心勃勃的蒙古大汗突然战死于钓鱼城下，由于汗位空悬，三路大军随即返旆漠北，会师鄂州的计划因此不攻自破。
欲灭南宋，先取襄阳！两次南下侵宋，前后横跨24年，但对于看似孱弱的南宋，无坚不摧的蒙古铁骑却始终没有摸索出一招致命的办法。
但一切都因为刘整的叛宋降蒙而彻底发生了改变。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出生于1212年的刘整并不能算作宋朝人，因为在其出生前70多年，他的故乡邓州穰城就被南宋割让给了金国。
而这个在金末由北朝投奔南宋的悍将，虽战功赫赫却因地域歧视和出身问题而屡受猜忌，无奈之下最终在1261年愤而转投蒙古。
此时，蒙哥的四弟忽必烈在残酷的汗位竞争中胜出，并积极筹划着第三次南下作战，而了解南宋防御体系的刘整，不仅积极充当攻宋的急先锋，更向忽必烈提出了“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战略性建议。
要了解这一战略对南宋的毁灭性打击，还要从长江防御体系说起——比之北宋，偏居一隅的南宋不仅疆域狭蹙，而且失去了北方山脉的战略纵深和黄河的天然屏障，在与游牧民族对抗时，就显得尤为被动。
好在其都城临安（杭州）地处东南，北方的敌人如果要南下，最终要解决的必然是如何渡过长江天堑的问题，
南宋当然也知道利害所在，因此在与蒙军不断的交手中，围绕整个长江防线，逐渐在上中下游形成了川陕、京湖、两淮三大战略防区。
对蒙古人而言，攻克临安最便捷的途径，当然是由两淮地区南下，但此处河道密布，水网纵横，非常不利于骑兵部队的大范围机动作战，况且宋廷也深知两淮对于拱卫京畿的重要性，因此守备力量也最为雄厚，所以，1235年窝阔台第一次大规模南侵，就是东线在两淮地区无功而返。
而攻克蜀地，再从上游顺流直下，或者直接进攻中游的临江重镇鄂州，在蒙军无法完全控制水上交通的前提下，南宋其余防区的力量便可以利用水路，快速的进行增援和补给。
同时，蒙哥战死于钓鱼城下，忽必烈也曾经在鄂州铩羽而归，因此，无论选择攻击上游的四川地区，或者中游的荆襄地区，似乎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如此一来，在进攻方向的选择上，南下的蒙古人似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但正因为刘整的献计献策，却瞬间切中了南宋的要害。
下游的两淮地区难以撼动，而即使打下上游的川蜀地区，顺江而下，依然还要突破南宋的京湖防区，所以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还是在长江中游。
而南宋的京湖战区（荆襄战区），是围绕襄阳、江陵（荆州）、鄂州三大重镇为中心而建立的防御体系，三城依靠长江、汉水相连，互为犄角，相互依托。
但相对于身处腹地的江陵、鄂州而言，滨汉江而立、孤悬于最北端的襄阳，在地理位置上是最容易被攻克的。
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襄阳的安危，则完全依赖于汉水下游的策应，但汉水不比长江，其河道狭窄，更容易被封锁，如果失去外部的增援，便只剩凭城固守一途。
另外，无论是渡河还是控制水路，一支强大的水上部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南宋不可能坐视蒙古人在长江河道上不紧不慢的建造战船和训练水师。
因此，在攻击襄阳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利用汉水造船，而占据这一汉水要塞后，水师更可以“浮汉入江”直扑鄂州，进而撕裂宋朝的整个长江防线。
所以，“欲灭南宋，先取襄阳”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虽然蒙宋都将长江防线视为胜负的关键，但刘整的策略，却是将战争的着眼点不再局限于长江，或者死磕南宋的临江重镇，而是将连接长江的汉水作为突破口。
危局的开端，是一场短视的交易虽然蒙古准确地找到了切入点，但要拿下襄阳，却并不容易。
襄阳，更准确地说应该叫襄樊，它是由隔汉江而筑的襄阳和樊城共同组建的防御体系。
樊城的北面有一片开阔的湖水，城南则紧邻汉水，以步骑兵为主的蒙古军面对这些山水沟壑将会举步维艰。
而南岸与其隔江相望的襄阳城，地理位置更为优越，东、北两面为汉江环绕，西、南又有众多山脉形成天然屏障，而两条能从群山之间进攻的路线，又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羊肠小道。
不仅如此，襄阳城外，还有引汉水而建、平均宽度达到180米的护城河，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将城垣完整地护卫起来。
另外，汉江之上还建有连接襄、樊的浮桥，二城互为犄角，紧扼河道，战时还可以通过浮桥相互支援。
再加上城垣坚固，驻军更是高达两万之众，而粮草充裕，号称可供十年坚守之用。
而最关键的，襄阳既是扼控南北的陆地要冲，又是襟江带湖的水路咽喉，如果贸然发动全面进攻，南宋必然会依托汉水从下游源源不断地进行支援，到时候，劳师远征的蒙古人，便只剩在城下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硬撼坚城一途。
面对城高池深、兵精粮足，几乎无懈可击的襄阳，忽必烈意识到，首先要做的，便是不动声色地将襄樊包围起来，并尽可能地切断汉水的补给路线，将其与外界彻底孤立起来。
为了实现“围而不打，绝其外援”的策略，1267年，忽必烈遣使贿赂当时南宋的京湖制置使吕文德，请求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
在两国边境建立官方的贸易市场，进行互市通商交易，这样的榷场，在宋辽金时期都非常普遍，但作为荆襄防区的最高军政统帅，昏庸糊涂的吕文德，既没有看透蒙古人建立榷场背后的狼子野心，对榷场设立在如此敏感的地点又没有加以防备，反而是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欣然应允了北方强敌的要求。
随后，蒙古人又以周边盗匪猖獗，保护货物安全为由，申请在榷场外建立堡垒，由此，蒙军堂而皇之地在襄阳东南的鹿门山，成功建起了第一个军事据点。
吕文德虽然被贿赂蒙蔽了眼睛，但镇守襄樊的吕文焕（吕文德堂弟）却从敌人的小动作中察觉到了危险，并告诫兄长，火速派兵拔掉鹿门山榷场，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谁知堂弟的警告，非但没有引起吕文德的重视，反而怒斥吕文焕小题大做、妄言邀功。
就这样，在南宋将帅的眼皮底下，一座座堡垒在关节要隘处拔地而起，等到吕文德终于醒悟过来时，襄阳外围已是“重营复壁，繁布如林，遮山障江，包络无罅”。
此时陆上交通几乎被全部隔绝，而襄阳最关键的生命补给线、汉江下游连通鄂州的水路，也因为白河口和鹿门山两座据点的存在，而遭到了彻底的封锁。
1269年，弥留之际的吕文德在咽气前曾无比羞愧和悔恨地高呼道“误国家者，我也！”
只是弥天大错已然铸成，这临终的忏悔又有何意义？而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整个襄阳乃至南宋王朝，都将因吕文德的愚蠢和短视，付出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
围点打援与破围救援襄阳水陆被围，摆在南宋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襄樊地区，集中兵力退保下游的鄂州，要么便是全力以赴地进行支援。
当然，从此后的形势来看，弃襄守鄂或许更能在战争中掌握主动，因为至少长江的控制权还在南宋的手中，川陕和两淮的兵力也可以及时驰援。
而力保襄樊，却正合蒙古人围点打援之意，南宋此后的救援行动，不仅消耗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更直接导致襄阳沦陷之后，长江防线又迅速崩溃。
但或许是襄樊的地理位置太过重要，又或许是城中数十年的积累难以割舍，两难的宋廷最终还是选择了力保襄樊。
由此，这场生死大战的焦点，便从围绕城池的攻防战转化为蒙宋之间阻援和破围的拉锯战。
1269年三月，两淮都统张世杰，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增援襄阳，结果与蒙军在汉江上一场大战后被击退。
同年七月，冬春窄浅的河道变得浩渺无垠，权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夏贵，亲率三千战船、五万水军，满载粮草盐布，浩浩荡荡溯汉江驰援襄阳。
由于当年汉江水量格外丰沛，下游两岸堡垒大半被淹，蒙军饱受水浪侵袭，对夏贵的突然出现缺乏准备，而江面宽阔，临时发射的投石、箭矢又无法伤及江中船队分毫，宋军基本没有遇到阻力，物资便安全地抵达了襄阳城下。
但也许是增援任务完成得过于顺利，返程的夏贵竟临时起意，率军攻打襄阳东北的鱼梁洲蒙军城堡，结果反遭对手偷袭，在折损战船五十多艘，伤亡士兵两千余人后，狼狈逃回下游郢州。
而夏贵虽然惨败，但数千南宋战船大摇大摆地增援，给负责围攻襄阳的阿术、刘整等人带来极大震动，为避免宋军利用汛期再次来援，蒙军在冬季水浅时，在河道之中打入大量粗壮的木桩，密密麻麻的木桩之间，又相互钉上铁链，以此防范下游南宋战船在江面行驶。
同时，各地蒙军也是源源不断地增援而来，短短一年之内，围困襄阳的蒙军就达到了10万人。
而刘整更是在汉江边，打造了一支战船五千艘、兵员七万人的水师，使蒙古人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水上部队，从而完全具备了与南宋在江面一决雌雄的能力。
南宋这边，襄阳的形势愈发不容乐观，而夏贵兵败引咎辞职后，关于由谁来主持荆襄大局，朝堂之上却还在争执不休。
御史李旺等人，推荐在此前坚守襄阳八年的名将高达奔赴前线，但奸相贾似道更倾向于“吕家军”系统的将领出任统帅，双方角力之下，公元1269年冬，“中间派”李庭芝被调离两淮，出任京湖制置大使。
但京湖地区素来是吕氏集团的势力所在，吕文德的女婿范文虎第一时间便跳出来反对“外人”插手，其说动贾似道，要亲自领兵解救襄阳，唯一的条件便是不受李庭芝的节制。
1270年六月，汉水再次暴涨，范文虎率领京湖以及从两淮支援的精锐部队十万人、战船一千余艘向襄樊挺进，结果这个好大喜功的草包之人，毫无策略计谋，只知一味埋头硬闯，而蒙军早已在汉水布下天罗地网，如瓮中之鳖的范文虎遭遇惨败，损失战船上百艘，救援襄阳的粮草、辎重更是尽落敌手。
而李庭芝接任京湖制置使后，不仅屡遭掣肘，手持帅印，又几乎无兵可调，面对襄樊命悬一线的危局，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征召民兵救援。
血泪襄阳终落幕1272年五月，在民兵首领张顺、张贵的带领之下，三千死士乘百余轻舟，趁夜由上游均州进援襄阳。
是时汉水涨潮，敢死队将小船分三艘为一组，以红灯为信，张贵突前、张顺殿后，冒蒙军箭矢弹雨，突破重重封锁，如蛟龙入海一般，连夜转战一百二十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襄阳城下。
三千援军神兵天降，这是1269年夏贵援襄以来，再次有南宋的部队抵达，对于深陷重围五年之久的襄阳军民，无异于莫大的鼓舞。
但不幸的是，首领张顺却死于混战之中，张贵在回程途中也被蒙古人俘获，不屈被害。而更不幸的是，这也是襄阳最后一次接受到援助和物资。
从1269年开始，南宋先后十三次、共计出动十五万水师救援襄阳，但并未改变战局走向。
1273年，襄阳来到被困的第六个年头，城中粮食虽能勉强应付，但食盐却所剩不多，尤其是炭薪、布帛奇缺，严冬降临，守城将士于寒风中苦熬却无御寒取暖之物。
更糟糕的是，围困日久却始终无法破城，使忽必烈意识到襄樊城高墙坚，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必须找到摧毁城墙的关键武器，于是向同属蒙古的伊尔汗国求助能工巧匠，建成了威力惊人的重型攻城武器——回回炮。
1273年初，蒙军兵分五路对相对薄弱的樊城发起总攻，而开战之前，还砍断了汉江上的浮桥，襄、樊二城至此唇齿分离，各为孤城，已经无法相互援助。
在回回炮发射的巨大石块轰击之下，樊城城墙顷刻便被砸开巨大的豁口，刘整则趁机指挥水军从西南方发起进攻。
而已经困守五载的樊城军民，在最后时刻，仍表现得不屈不挠——城垣残缺，便以血肉之躯为墙，城池被破，便以巷战顽强阻敌，鏖战十四个昼夜，直杀到饮血水止渴，食生肉充饥，但终还因寡不敌众，于正月十二日，樊城沦陷。
随后，蒙古人按照他们的一贯作风，对顽强抵抗的城市实行屠城。樊城军民血染汉水，堆尸如山。
二月，蒙军稍作休整，便开始了对襄阳城的最后进攻，在回回炮的巨大威力之下，襄阳城看似宽厚的城墙同样瞬间便遭遇重创，大厦将倾之际，不少守城将士开始外逃降敌。
眼看孤城外乏援兵，内无斗志，沦陷只在旦夕之间，万般无奈的吕文焕，在得到忽必烈投降后不伤襄阳百姓的承诺之后，于1273年二月二十四日，着素衣立于道旁，开城投降。
而持续近六年的襄阳之战，最终以南宋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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