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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近现代史的人，没有不知道潘汉年这个人的。潘汉年的人生经历很复杂，但其在政治上又显得很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幼稚。观其一生，人们不得不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潘汉年生于1906年，江苏省宜兴县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曾祖父、祖父均中举，生活优渥。父亲潘莘臣在乡间当塾师，兼行医，晚年因嗜，才使原本殷实的家境日趋困窘，成为了破落户。
宜兴不仅是中国著名的陶都，而且自古崇文重教，人才辈出，出过4位状元、10位宰相、400多名进士。
潘汉年的家族也人才济济，他的堂兄潘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后因创办《新华日报》，被称为“第一报人”，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研究所所长。
潘汉年的另一位堂兄潘有年（后改名潘菽）也很厉害，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美7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1925年，当时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的19岁的潘汉年有幸结识了博古，在其指引下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
潘汉年很快就成为了我党在文化战线的领导人，1928年10月，他出任了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先生，并盛情邀请鲁迅先生担任了"左联"的统帅。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了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的一天，王明对他的亲信博古说，自己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来主持宣传工作，博古就推荐潘汉年。于是，1931年1月底，潘汉年就担任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1931年春，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掌握的内情过多，中央特科必须全面改组。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原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即康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调任中央特科第一、二、三把手，潘汉年兼任情报科长，开始了其长达20年的情报生涯。
潘汉年应该是我党在一线工作时间最长的情报工作者。自迁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取消后，原中央特科部分地下工作系统留在江南一带潜伏活动。长征之后，潘汉年作为江南一带我党地下工作的实际最高负责人，重返江南地区，指挥我党地下工作长达十多年，自抗战开始直至解放战争结束。
1931年9月，王明去了苏联，任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去苏联前指定由博古负总责。王明还告诉博古，如果发生与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王明与博古商定的联络员，就是潘汉年。
不得不说，潘汉年与王明、博古的关系，陷得太深了。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与女作家丁玲同时在上海被捕。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了防止意外，组织上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3年6月中旬，潘汉年到达瑞金，担任了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在中宣部部长张闻天手下工作。当时博古大权在握，潘汉年与博古的交往很深，所以在中央苏区很吃得开。据曾任红7军军长、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后叛变）回忆，说“他（潘汉年）从不到毛那里去，每天总和博古、张闻天、项英等‘‘国际派’’在一起，唱歌、打球、聊天，夕阳映照在球场，传来他们欢快的声音，毛听到总感到不是滋味。”
当时已失去兵权的毛主席，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但并无实际权力，实权掌握在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的手里，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曾参入处理“福建事变”，谈判完后回来只向张闻天汇报，不向毛主席汇报。
潘汉年的这个做法，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了。
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毛主席进了政治局常委会，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了的总负责人，这一改变，还需得到国际的批准，于是派潘汉年和陈云分别携遵义会议文件前往莫斯科 ，因为潘汉年是王明指定的秘密联络员，所以博古说向国际汇报“以潘汉年为主，陈云补充”。
数月后，潘汉年与陈云都到达了莫斯科，汇报了情况。10月2日，国际执委会批准了张闻天为总负责人。
为了把国际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给，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原名林育英，的堂兄）取不同的道回陕北。
张浩10月3日动身 ，不久就到达了陕北，向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传达了国际的指示精神，对于粉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发挥了作用，促成并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而潘汉年到达陕北的时间，比张浩竟然晚了9个月。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期间，他又去办了王明交办的事情——与谈判。
1936年8月7日，潘汉年才到达了陕北。
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确定谈判人选时，博古建议由潘汉年代表我党去谈判。周恩来与张闻天也认为潘汉年与谈判已有基础了，是合适的人选。
毛主席不同意，他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周恩来和博古还是坚持要用潘汉年，最后毛主席也只好同意了。
1937年12月，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了副部长。
作为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潘汉年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常务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部长。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全国代表大会，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4月1日，大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潘汉年找到了与会的上海代表团的团长陈毅，交给他一份自我检讨的书面材料，请他转呈中央，并向陈毅谈了自己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大汉奸汪精卫的事情，并说明了后来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明的原因。
李世群早已死去，胡均鹤已被抓起来了。
陈毅听后，惊呆了，如中晴天霹雳，这个事情太大了！但陈毅还是安慰潘汉年说，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4月2日，陈毅赴，向毛主席当面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主席阅后，怒不可遏，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当天下午毛主席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潘汉年的这个往事，因的报纸曾报道过，搞得我党很难堪。毛主席当年曾安排再三核实此事，但遭到了潘汉年的多次否认。毛主席还曾亲自批发了由、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至于敌伪及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谁能想到，如今，潘汉年主动承认此事了。毛主席的气愤，可想而知。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
潘汉年犯的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抗战时期私下会见日伪方的高层人士，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直接枪毙他都不冤枉。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刑后不久，潘汉年被"假释"出狱。他的妻子董慧比他早出狱一年，夫妻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久，他们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田河农场劳动，后来又被安排到湖南省茶陵县江茶场去劳动。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各地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与妻子董慧一起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潘汉年哭着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广场召开追悼毛主席的大会时，江茶场的场部组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人调试着全茶场唯一的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政治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彩色电视机，大家一起用潘汉年的电视机收看的转播，音质好，画面也大。
1977年4月，潘汉年病逝于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享年71岁。（刘继兴）
熟悉近现代史的人，没有不知道潘汉年这个人的。潘汉年的人生经历很复杂，但其在政治上又显得很单纯，甚至可以说是幼稚。观其一生，人们不得不发出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潘汉年生于1906年，江苏省宜兴县人。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曾祖父、祖父均中举，生活优渥。父亲潘莘臣在乡间当塾师，兼行医，晚年因嗜，才使原本殷实的家境日趋困窘，成为了破落户。
宜兴不仅是中国著名的陶都，而且自古崇文重教，人才辈出，出过4位状元、10位宰相、400多名进士。
潘汉年的家族也人才济济，他的堂兄潘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后因创办《新华日报》，被称为“第一报人”，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研究所所长。
潘汉年的另一位堂兄潘有年（后改名潘菽）也很厉害，也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留美7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1925年，当时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的19岁的潘汉年有幸结识了博古，在其指引下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
潘汉年很快就成为了我党在文化战线的领导人，1928年10月，他出任了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第一书记，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多次登门拜访鲁迅先生，并盛情邀请鲁迅先生担任了"左联"的统帅。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了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的一天，王明对他的亲信博古说，自己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来主持宣传工作，博古就推荐潘汉年。于是，1931年1月底，潘汉年就担任了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1931年春，中央特科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掌握的内情过多，中央特科必须全面改组。在周恩来的主导下，原江苏省委书记陈云、中央组织部长赵容(即康生)、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潘汉年，调任中央特科第一、二、三把手，潘汉年兼任情报科长，开始了其长达20年的情报生涯。
潘汉年应该是我党在一线工作时间最长的情报工作者。自迁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取消后，原中央特科部分地下工作系统留在江南一带潜伏活动。长征之后，潘汉年作为江南一带我党地下工作的实际最高负责人，重返江南地区，指挥我党地下工作长达十多年，自抗战开始直至解放战争结束。
1931年9月，王明去了苏联，任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明去苏联前指定由博古负总责。王明还告诉博古，如果发生与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王明与博古商定的联络员，就是潘汉年。
不得不说，潘汉年与王明、博古的关系，陷得太深了。
1933年5月14日，潘梓年与女作家丁玲同时在上海被捕。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了防止意外，组织上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3年6月中旬，潘汉年到达瑞金，担任了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在中宣部部长张闻天手下工作。当时博古大权在握，潘汉年与博古的交往很深，所以在中央苏区很吃得开。据曾任红7军军长、中央军区参谋长的龚楚（后叛变）回忆，说“他（潘汉年）从不到毛那里去，每天总和博古、张闻天、项英等‘‘国际派’’在一起，唱歌、打球、聊天，夕阳映照在球场，传来他们欢快的声音，毛听到总感到不是滋味。”
当时已失去兵权的毛主席，担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但并无实际权力，实权掌握在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的手里，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曾参入处理“福建事变”，谈判完后回来只向张闻天汇报，不向毛主席汇报。
潘汉年的这个做法，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了。
1935年1月，召开了遵义会议，毛主席进了政治局常委会，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了的总负责人，这一改变，还需得到国际的批准，于是派潘汉年和陈云分别携遵义会议文件前往莫斯科 ，因为潘汉年是王明指定的秘密联络员，所以博古说向国际汇报“以潘汉年为主，陈云补充”。
数月后，潘汉年与陈云都到达了莫斯科，汇报了情况。10月2日，国际执委会批准了张闻天为总负责人。
为了把国际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给，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原名林育英，的堂兄）取不同的道回陕北。
张浩10月3日动身 ，不久就到达了陕北，向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传达了国际的指示精神，对于粉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发挥了作用，促成并参加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而潘汉年到达陕北的时间，比张浩竟然晚了9个月。主要是因为在这个期间，他又去办了王明交办的事情——与谈判。
1936年8月7日，潘汉年才到达了陕北。
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确定谈判人选时，博古建议由潘汉年代表我党去谈判。周恩来与张闻天也认为潘汉年与谈判已有基础了，是合适的人选。
毛主席不同意，他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周恩来和博古还是坚持要用潘汉年，最后毛主席也只好同意了。
1937年12月，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
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了副部长。
作为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潘汉年负责组建华南情报局，并统一领导港、澳、穗等地的情报工作。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陈毅任市长，潘汉年任常务副市长、市委第三书记、华东局部副部长兼上海市委部长。
1955年3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全国代表大会，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4月1日，大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潘汉年找到了与会的上海代表团的团长陈毅，交给他一份自我检讨的书面材料，请他转呈中央，并向陈毅谈了自己在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大汉奸汪精卫的事情，并说明了后来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明的原因。
李世群早已死去，胡均鹤已被抓起来了。
陈毅听后，惊呆了，如中晴天霹雳，这个事情太大了！但陈毅还是安慰潘汉年说，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4月2日，陈毅赴，向毛主席当面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主席阅后，怒不可遏，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
当天下午毛主席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
潘汉年的这个往事，因的报纸曾报道过，搞得我党很难堪。毛主席当年曾安排再三核实此事，但遭到了潘汉年的多次否认。毛主席还曾亲自批发了由、康生署名发给饶漱石的电报，电报中明确指出“至于敌伪及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谁能想到，如今，潘汉年主动承认此事了。毛主席的气愤，可想而知。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公安部长罗瑞卿宣布实行逮捕审查。
潘汉年犯的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抗战时期私下会见日伪方的高层人士，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汇报，直接枪毙他都不冤枉。
196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对监禁了8年的潘汉年作出终审判决，以"内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刑后不久，潘汉年被"假释"出狱。他的妻子董慧比他早出狱一年，夫妻久别重逢，悲喜交集。不久，他们被安排到北京郊区的田河农场劳动，后来又被安排到湖南省茶陵县江茶场去劳动。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各地自发地举行了各种方式的吊唁活动。茶场场部在礼堂布置了灵堂，组织干部职工向毛主席像鞠躬、默哀。在催人悲痛的哀乐声中，潘汉年与妻子董慧一起来到毛主席遗像跟前，先是三鞠躬，然后低头默哀。潘汉年哭着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广场召开追悼毛主席的大会时，江茶场的场部组织收看中央电视台的现场转播，宣传处的人调试着全茶场唯一的黑白电视机，潘汉年进来了，对场部政治处主任说：“这台电视机太小，把我那台拿出来给大家看。”潘汉年有一台从北京带来的苏制16彩色电视机，大家一起用潘汉年的电视机收看的转播，音质好，画面也大。
1977年4月，潘汉年病逝于湖南省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湘雅医院)，享年71岁。（刘继兴）
毛主席一生写了很多书信，但那个年代的条件所限，很多书信手稿都已散失，这里整理的近400 封书信是毛主席 1920 年至 1965 年所写的，读来受益匪浅，很珍贵，建议收藏！
第六十五封致 潘 梓 年①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一日)
潘梓年
梓年同志:
四月二日信收到，当转交这里的长姜齐贤同志查明复你。以后关于医药问题，由你，或由陶先生之侄等直接与延安姜同志函商，他们会回答的。去年接到来示后，曾复了一信，不知收到否？顺祝
健进！
毛 泽 东
五月十一日
注释
①潘梓年(一八九三--一九七二),江苏宜兴人。当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
潘梓年同志生平
1893年1月11日，潘梓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归径乡陆平村。
1911年，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同书院和龙门师范学校。
1920年，入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23年，任教于直隶第二师范学校。
1926年，赴广东参加北伐。
1927年4月，加入中国。
1928年8月，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
1929年6月，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
1930年，任“社会科学家联盟”负责人，后调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
1933年5月，遭派逮捕入狱。
1937年6月，被营救出狱。
1938年，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1947年3月，任城市工作部研究室主任。
1948年12月，调任中原大学副校长。
1949年5月，历任武汉军管会文教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委副主任、高教局局长。
1950年，任中原大学校长。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分党组书记。
1972年4月10日，遭到“”残酷迫害，在秦城监狱病逝，终年79岁。
△潘新伯在三峡广场祭拜父亲潘梓年的雕像
“新华扫荡中央，新华扫荡中央了……”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听到这样的叫卖声，就知道《新华日报》的报童来了。
《新华日报》作为中国的机关报，1938 年元月在武汉创刊，至1947年2月被查封，历时9年。9年时间里，《新华日报》成为了一面“插在国统区的红旗”。
夏日的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新华日报》首任社长潘梓年的雕塑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闪闪光芒。满头白发的潘新伯将一束百合默默地放在了父亲的雕塑前，双手合十的他，静默地站在雕塑前，和父亲悄悄述说着心底的话。
“这次我回来，就是专程为了祭拜父亲，看看曾给我带来无数难忘回忆的《新华日报》旧址。”
△潘新伯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新华日报》的印刷机
在潘新伯的回忆中，《新华日报》、新华报人恪守新闻准则的精神被一一再现。
“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正代表了舆论力量，这是中国记者的圭臬。不管有多强大的力量在后面紧迫或前面诱惑，黑是黑，白是白，没有丝毫的假借和含糊，从未对董狐那支直笔放松过放弃过，这才对得起真理，才对得起人民……”
“第一报人”潘梓年担任《新华日报》首任社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当天，周恩来飞抵上海。“在统治区域要做的事很多，我们要办张党报，昨天已经决定了，由潘梓年和章汉夫负责。” 三天后，周恩来召见“左联”剧作家夏衍，向他传达指示。
紧接着，周恩来约见一个月前刚出狱的潘梓年，说服他放弃去延安的愿望，着手在国统区筹办党报。有着“第一报人”之称的潘梓年被钦点为《新华日报》首任社长。
从接受党的任务开始, 潘梓年就一刻没有休息，他四处奔走 , 找房子、搞设备，还要与当局交涉。因战局紧张，潘梓年又带领大家撤至武汉，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冲破了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
△潘新伯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新华日报》的印刷机
1938年1月11日，筹备完成的《新华日报》发出了自己的创刊号。
“这一天, 正好是父亲46岁的生日，因此，《新华日报》对父亲来说，就像他的另一个生命一般。”
潘新伯说，父亲曾告诉他，因为《新华日报》在国统区独树一帜的为群众说话，老百姓都亲切地称它为“我们的报纸” 。
面对着《新华日报》愈来愈大的影响 , 当局开始处处刁难。
1938年1月17日，数十名暴徒手持铁棍、 板斧闯进报馆, 对营业部进行。面对当时报社一 片狼藉的情景，潘梓年首先指示大家要连夜修复，保证 1月18 日《新华日报》照常出版。 同时在报纸上刊登 《紧急启事》，说明真相，希望各界人士予以声援。
在党的领导下，潘梓年本着团结的精神和“有理、 有利、 有节”的原则将所有问题一一妥善解决。
1938 年10月，日寇进攻武汉，潘梓年带领部分工作人员乘“新升隆”号轮船撤至重庆。
由此拉开了《新华日报》在重庆的岁月。
潘梓年曾和周恩来一起走上街头散发《新华日报》
虽然《新华日报》在重庆的时候潘新伯还很年幼，但是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口中的一件往事却让他一直深刻于心。
“父亲曾告诉我，在皖南事变时，周恩来不仅在《新华日报》上写下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还带着父亲和其他《新华日报》的员工们一起，上街散发当天的报纸。”
△潘新伯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周恩来当年的办公室
在当局严控《新华日报》出版内容的当时，周恩来的题词是如何被刊登出版的？潘新伯道出了这份报纸得以刊发的始末。
1941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3周年纪念日，正当大家聚精会神聆听周恩来的报告时，八路军办事处突然送来一份电报。
原来，布置重兵对奉命北移的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进行“围剿”，到电报发来时，战斗还在进行中。消息传来，群情激愤。
在这场被称为“皖南事变”的战斗中，新四军伤亡惨重，军长叶挺被扣押。
1月17日，当局污蔑新四军为“叛军”，下令撤销其番号，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并准备在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大肆宣传。
为了与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把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广大人民群众，《新华日报》写了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结果被新闻检查所全文扣押，不准刊登。
周恩来愤然写了两幅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要求报社第二天务必刊登。
“父亲说，当天晚上，新闻检查人员守在新华日报社等待将要出版的报纸，并在报社周围布置了许多警察特务。他一面派总编辑章汉夫巧妙应对的检察官，将没有“违检”的样刊送呈检查，一面亲自向《新蜀报》、《大公报》和《商务日报》等报馆的负责人说明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赢得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第二天，赶在各大报纸发行前，《新华日报》就开始在大街小巷发售。整个山城因周恩来的题词而震动。
“我记得父亲曾告诉我，第二天，周恩来就带着他一起走上了重庆的街头，散发这份特殊的《新华日报》”
团结一切正义力量为抗日统一战线作有力铺垫
△潘新伯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
“父亲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深深感到人士支持的可贵，所以他一直坚持与党外人士精诚合作，为中国争取更多的朋友。”潘新伯说。
在学术界，潘梓年经常奔走于马寅初、黄炎培、郭沫若、邹韬奋等知名进步人士中间，与他们交换意见、商量策划，请他们为《新华日报》写稿。他还发起组织“中国学术研究会”等团体，请著名专家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开展多种学术活动，把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教授学者团结在《新华日报》周围。
在新闻界，潘梓年更是广交朋友，“父亲经常邀请《大公报》的王文彬等知名记者谈心, 自然地向他们渗透的政策精神，引导他们向党靠拢。有一次，《新蜀报》经济上遇到困难，总编辑周钦岳向父亲求助，父亲马上向南方局汇报，帮他解决了3000元现款。”
这样雪中送炭式的帮助，自然使《新华日报》拥有了很多真诚的朋友，为中国开展抗日统一战线作了有力的铺垫。
潘新伯说，《新华日报》上曾有一篇社论——《记者节谈记者风格》。“我觉得这篇社论就是为父亲，也为他的同仁们写的一曲正气歌。”
“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正代表了舆论力量，这是中国记者的圭臬。不管有多强大的力量在后面紧迫或前面诱惑，黑是黑，白是白，没有丝毫的假借和含糊，从未对董狐那支直笔放松过放弃过，这才对得起真理，才对得起人民……”
上游新闻·重庆晨报 李晟 实习生 刘雨濛 摄影 甘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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