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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前门步行街北端东侧发掘出土了石雕镇水兽，激发了广大市民与文史爱好者的兴趣。北京市文物局负责考古发掘的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镇水兽，初步判断位于正阳桥东南侧，推测为明代遗存。”虽然其出处仍未找到确切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追溯其文化渊源，镇水兽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正阳桥下设置镇水兽，更与明初都城北迁等事件密切相关。
万宁桥东侧南岸现存镇水兽，可能为后来重修时补配，但其形制应源于元代。
清乾隆三十二年徐扬绘《京师生春诗意图轴》（局部）中的正阳桥。此次镇水兽的出土地点，即在图右下角附近。
正阳桥东南角最新考古出土的明代镇水兽。
神兽镇水 古俗相传
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面对泛滥肆虐的洪涝灾害，束手无策的古代先民只能对天长叹，祈求神灵保佑。在厌胜思想等因素影响下，人们修筑堤坝、水渠、运河、桥梁等水利设施时，往往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镇水神兽，以求抵御洪水侵害。这一文化传统，大概从神话中的“大禹治水”时期就开始萌发了。传说大禹每治理一处水患，必铸一头铁牛沉入水底，以压制水怪，确保后世安澜。先秦时期李冰在蜀地开凿都江堰时“刻石立作五犀牛”。黄河蒲津渡口的唐元铁牛、颐和园廓如亭岸边的清代铜牛，都是中国古代镇水文化绵延不绝的产物。
据学者研究，各地曾设置过各种用于镇水的神兽。如河北沧州旧城的铁狮子，当地人称“镇海吼”。云南昆明的安澜亭内，采用“其形似牛，独角伏地”的铜犴（hān，一种角横生的大型驼鹿），“以镇水怪”。
万宁桥下 置兽护航
北京古称“苦海幽州”，经常受到大小水灾的侵扰。因此北京内外的许多水利设施，都设置过镇水兽，如朝阳区的黑桥、通州区的永通桥、运河上的庆丰闸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中轴线万宁桥下的镇水兽。虽历经岁月侵蚀，四只纹路清晰、雕刻精致的镇水兽，仍似吸盘紧紧趴伏在万宁桥东西两岸的河沿石岸上。神兽表情威严，龙头、龙角、龙鳞、龙爪，栩栩如生，似乎时刻准备对付上涨的河水。
万宁桥始建于元代，桥下两岸的镇水兽当于石桥修造时所置。老北京素有“水淹北京城”的传说，说的就是万宁桥下有“北京城”三字石柱，积水潭的水位一般在“城”字上下。若遇大雨，桥下水面漫过“北京”两字，那整个北京城就要遭受水灾了。积水潭为元大都漕运的关键位置，人们于万宁桥下置放镇水兽，意在趋利避害，确保漕运畅通。与万宁桥下的镇水兽一样，中轴线正阳桥下新出土的明代镇水兽，也有重要意义，其与明初都城北迁等重大史事密切相关。
环河护都 正阳为首
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资料显示，正阳桥出土的镇水兽由完整青石雕凿而成，四肢及肚皮紧贴地面，背上披有鳞甲，长尾回蜷，原来很可能位于正阳桥下东南桥台的燕翅上。这是古代桥梁放置镇水兽的常见部位，其造型亦符合元明时期镇水兽的典型特征。不过将其与万宁桥下现存的镇水兽相比较，不论材质还是雕刻，均大为逊色。这或与正阳桥初建时工程繁多、材料紧张有一定关系。
明初正阳桥的建造，是都城北迁、北京城营建的组成部分。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随即做出将都城北迁的重大决策。这极大影响了北京历史的发展进程，北京的城市建设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明初对正阳桥的修建前后经历了三个时期。先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明成祖命“拓北京南城”，即将南城墙自今一线南移至正阳门一线。这是迁都前夕城墙的重大变动,明代前期的北京城市格局，由此定型。城外环城的护城河，亦当挖筑于此时。但永乐年间营建事务繁多，南部城墙、城门及护城河的移建都较为简陋，如各门外护城河上的桥梁，即为具有临时意义的木桥。这是明代正阳桥的第一次建造，其具体规制如何，是否已经置放镇水兽，史料未见记载。
第二次修建在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下令“修正阳门桥梁”。此时北京已成为事实上的都城，但宣宗仍未明令废止其父将北京恢复为“行在”的谕令，故而此次可能仅对被雨水冲刷的正阳门桥梁进行修补，并未有根本性改造。第三次修建则到了将北京最终确定为都城的正统初年。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继位，再次恢复北京的都城地位，城门、桥梁等方面的修缮随之全面展开。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英宗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会同工部尚书吴中等人，率军夫“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次年春天逐渐开工，到当年十月，京城门楼以及门外桥梁的修理即告完成。据记载，九门前原有的木桥，也都改建为坚固的石桥。这次修建极富象征意义，竣工之际，英宗还特地派遣官员，祭谢司工神与都城隍神。
此后正阳桥历经明清，在不同时期续有修葺，但桥台、桥墩等基础设施未再有大的变动。因而桥下燕翅上的镇水兽，当成于桥梁创建之初的明代前期。虽然正阳桥改建为石桥的时间是在正统二年，但也不排除此前永乐年间建造木桥即已打好桥基，并置放镇水兽的可能。而且出土的镇水兽造型相对简陋，与正统年间重修时意在“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的主旨亦不尽合。故综合而言，虽然永乐、宣德、正统三次修建正阳桥时皆可能置放，但镇水兽成于永乐年间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其最晚时间，则不会晚于正阳石桥改建成功的正统二年（1437年）。
由上可见，正阳桥下新出土的镇水兽，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正是明初迁都之际营建北京城的历史见证。正阳桥下的护城河为环绕都城开凿的人工河道，坡度相对平缓，水流对河岸、桥梁的冲击也不及自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因而明初在正阳桥下设置镇水兽，固然不无卫护正阳御桥、保障京南御道的直接用意，但其重点更在于与城北中轴线万宁桥下的元代镇水兽遥相呼应，共同禳除护城河水对于整个都城安全的威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古专家认为，正阳桥下的镇水兽重见天日，虽然具体出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不论出自哪里，这件镇水兽都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物质实证”。
（作者单位：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郑永华
流程编辑 吴越
前不久，在前门步行街北端东侧发掘出土了石雕镇水兽，激发了广大市民与文史爱好者的兴趣。北京市文物局负责考古发掘的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镇水兽，初步判断位于正阳桥东南侧，推测为明代遗存。”虽然其出处仍未找到确切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追溯其文化渊源，镇水兽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正阳桥下设置镇水兽，更与明初都城北迁等事件密切相关。
万宁桥东侧南岸现存镇水兽，可能为后来重修时补配，但其形制应源于元代。
清乾隆三十二年徐扬绘《京师生春诗意图轴》（局部）中的正阳桥。此次镇水兽的出土地点，即在图右下角附近。
正阳桥东南角最新考古出土的明代镇水兽。
神兽镇水 古俗相传
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面对泛滥肆虐的洪涝灾害，束手无策的古代先民只能对天长叹，祈求神灵保佑。在厌胜思想等因素影响下，人们修筑堤坝、水渠、运河、桥梁等水利设施时，往往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镇水神兽，以求抵御洪水侵害。这一文化传统，大概从神话中的“大禹治水”时期就开始萌发了。传说大禹每治理一处水患，必铸一头铁牛沉入水底，以压制水怪，确保后世安澜。先秦时期李冰在蜀地开凿都江堰时“刻石立作五犀牛”。黄河蒲津渡口的唐元铁牛、颐和园廓如亭岸边的清代铜牛，都是中国古代镇水文化绵延不绝的产物。
据学者研究，各地曾设置过各种用于镇水的神兽。如河北沧州旧城的铁狮子，当地人称“镇海吼”。云南昆明的安澜亭内，采用“其形似牛，独角伏地”的铜犴（hān，一种角横生的大型驼鹿），“以镇水怪”。
万宁桥下 置兽护航
北京古称“苦海幽州”，经常受到大小水灾的侵扰。因此北京内外的许多水利设施，都设置过镇水兽，如朝阳区的黑桥、通州区的永通桥、运河上的庆丰闸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中轴线万宁桥下的镇水兽。虽历经岁月侵蚀，四只纹路清晰、雕刻精致的镇水兽，仍似吸盘紧紧趴伏在万宁桥东西两岸的河沿石岸上。神兽表情威严，龙头、龙角、龙鳞、龙爪，栩栩如生，似乎时刻准备对付上涨的河水。
万宁桥始建于元代，桥下两岸的镇水兽当于石桥修造时所置。老北京素有“水淹北京城”的传说，说的就是万宁桥下有“北京城”三字石柱，积水潭的水位一般在“城”字上下。若遇大雨，桥下水面漫过“北京”两字，那整个北京城就要遭受水灾了。积水潭为元大都漕运的关键位置，人们于万宁桥下置放镇水兽，意在趋利避害，确保漕运畅通。与万宁桥下的镇水兽一样，中轴线正阳桥下新出土的明代镇水兽，也有重要意义，其与明初都城北迁等重大史事密切相关。
环河护都 正阳为首
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资料显示，正阳桥出土的镇水兽由完整青石雕凿而成，四肢及肚皮紧贴地面，背上披有鳞甲，长尾回蜷，原来很可能位于正阳桥下东南桥台的燕翅上。这是古代桥梁放置镇水兽的常见部位，其造型亦符合元明时期镇水兽的典型特征。不过将其与万宁桥下现存的镇水兽相比较，不论材质还是雕刻，均大为逊色。这或与正阳桥初建时工程繁多、材料紧张有一定关系。
明初正阳桥的建造，是都城北迁、北京城营建的组成部分。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随即做出将都城北迁的重大决策。这极大影响了北京历史的发展进程，北京的城市建设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明初对正阳桥的修建前后经历了三个时期。先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明成祖命“拓北京南城”，即将南城墙自今一线南移至正阳门一线。这是迁都前夕城墙的重大变动,明代前期的北京城市格局，由此定型。城外环城的护城河，亦当挖筑于此时。但永乐年间营建事务繁多，南部城墙、城门及护城河的移建都较为简陋，如各门外护城河上的桥梁，即为具有临时意义的木桥。这是明代正阳桥的第一次建造，其具体规制如何，是否已经置放镇水兽，史料未见记载。
第二次修建在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下令“修正阳门桥梁”。此时北京已成为事实上的都城，但宣宗仍未明令废止其父将北京恢复为“行在”的谕令，故而此次可能仅对被雨水冲刷的正阳门桥梁进行修补，并未有根本性改造。第三次修建则到了将北京最终确定为都城的正统初年。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继位，再次恢复北京的都城地位，城门、桥梁等方面的修缮随之全面展开。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英宗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会同工部尚书吴中等人，率军夫“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次年春天逐渐开工，到当年十月，京城门楼以及门外桥梁的修理即告完成。据记载，九门前原有的木桥，也都改建为坚固的石桥。这次修建极富象征意义，竣工之际，英宗还特地派遣官员，祭谢司工神与都城隍神。
此后正阳桥历经明清，在不同时期续有修葺，但桥台、桥墩等基础设施未再有大的变动。因而桥下燕翅上的镇水兽，当成于桥梁创建之初的明代前期。虽然正阳桥改建为石桥的时间是在正统二年，但也不排除此前永乐年间建造木桥即已打好桥基，并置放镇水兽的可能。而且出土的镇水兽造型相对简陋，与正统年间重修时意在“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的主旨亦不尽合。故综合而言，虽然永乐、宣德、正统三次修建正阳桥时皆可能置放，但镇水兽成于永乐年间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其最晚时间，则不会晚于正阳石桥改建成功的正统二年（1437年）。
由上可见，正阳桥下新出土的镇水兽，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正是明初迁都之际营建北京城的历史见证。正阳桥下的护城河为环绕都城开凿的人工河道，坡度相对平缓，水流对河岸、桥梁的冲击也不及自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因而明初在正阳桥下设置镇水兽，固然不无卫护正阳御桥、保障京南御道的直接用意，但其重点更在于与城北中轴线万宁桥下的元代镇水兽遥相呼应，共同禳除护城河水对于整个都城安全的威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古专家认为，正阳桥下的镇水兽重见天日，虽然具体出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不论出自哪里，这件镇水兽都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物质实证”。
（作者单位：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郑永华
流程编辑 吴越
【女子大雨造谣被罚】东北网7月13日讯 女子散播“镇水神兽被挖出导致成都连年大雨”谣言被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神兽来历：
2013年1月8日天府广场旁发掘出“千年石兽”是犀还是象？是属于唐代还是秦汉？是门神瑞兽还是治水所用？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对“石兽”进行现场初步清理，来自川内的多位重量级考古专家也来到现场进行实地考察。神兽身材高大，高约2米、长3米多，据初步估计重达到了8吨。值得一提的是，它整个头部长度几乎有身长的三分之二，因此，现场很多工作人员一时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个什么动物。
2013年7月8日，四川等地连续几天暴雨，连发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各大网友称是与年初挖出镇水神兽有关，但是这一切都是各界人士的谣言，没有得到证实，我们不能相信谣言，一切等待专家们证实这一说法。
据称，这件文物是2013年初，在成都天府广场一则四川大剧院工地挖出的。故事还联系上了历史上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李冰，据说他在修建都江堰时，曾下令雕刻石犀作为镇水石神。还有记者针对此事，采访了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林向。这位教授回复“地下埋的石器是镇河流的水，不管天上的水，就算这是个灵物，也跟现在暴雨成灾无关，请大家放心。”
澄清谣言：
“‘镇水神兽’被挖引发四川暴雨成灾”的言论在网上流传。2013年7月11日，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林向表示，这样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此前出土的石兽与当前天气变化没有任何关系。
林向说，根据历史史记分析，他个人偏向认同该石兽是李冰治水时埋下的镇水之物。“但地下埋的石器是镇河流的水。”“镇水神兽并不是一直都在天府广场那，现在放到博物馆里供起来，是归位。”林向说，镇水神兽不止一个，历史上陆续都有发现，“这个跟天气变化没有关系。”
前段时间，多家媒体刊登了正阳桥出土一具石雕镇水兽的报道。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这个报道倍感亲切。报道中提到，经专家考证，这只镇水兽迄今已有六百余载，是明永乐年间正阳桥由木桥改建为石桥时置放于此的。它与中轴线上万宁桥下的元代镇水兽遥相呼应，更是明初迁都之际营建北京城的历史见证。
这只青石雕凿的神兽俯卧在雁翅石条上，身长三尺，体型魁岸，四脚与肚皮贴地，背披鳞甲，长尾回蜷，双目圆睁，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其俯卧之态看似懒洋洋，但双目专注，似乎紧盯着水面，随时准备对付上涨的河水。凡观者无不心生敬畏之情。
古人畏水如虎。对泛滥肆虐的洪水，束手无策的先民只能对天长叹，祈求神灵佑护。于是，人们在修堤筑坝、建桥疏河时，往往设置镇水兽，以求抵御洪水侵害。此习俗大概始于大禹治水。据说大禹每治理一处水患，必铸一铁牛沉入水底，以压制水怪，确保后世安澜。后来，先民在桥上设置镇水兽，甚至还会在桥四方的雁翅上各置一尊水兽。
不过，并非所有的桥都有镇水兽。北京现存的二百多座桥，有水兽者并不多。目前可知，中轴线上的万宁桥、正阳桥以及朝阳区的黑桥、通州区的永通桥等桥有此设置。
镇水兽是俗称，它的本名叫蚣蝮，乃是龙的大儿子。民间有“龙生九子不成龙”一说。龙九子相貌各异，禀性迥然，爱好大不同。原因是龙的九个儿子不是一个妈。龙与牛配生麒麟，与猪配生大象。而蚣蝮是龙与鳄鱼交合所生。它还有个别名叫“避水兽”。传说中避水兽的长相是狮头、龙口、虎爪、牛尾，驭之可上天入海。《西游记》中牛魔王的坐骑“避水金睛兽”，是镇水兽修炼多年的老前辈。
在传统文化的记载和描述中，蚣蝮的头像龙，比龙扁些。头上长有一对犄角，身上、四条腿和尾巴上皆有龙鳞。它常年在水中戏耍，故水性极好。它的最大能耐是有镇水之功，可让江河“少能行船，多不淹禾”。相传远古时，蚣蝮的祖先因触犯天条，被贬下凡，被压在巨大而沉重的龟壳之下，罚其看守运河一千年。千年后蚣蝮脱离龟壳，终获自由身。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它护河有功，便依其形貌雕成石像置于河畔，以镇住河水。人们在修桥时，也会把镇水兽的石雕置于桥头或桥身，同样是为了镇消水患，守护一方。不知何时，因其嘴大和肚子里能盛水，又把它的头像放在建筑物的排水口上。在故宫、天坛等宫殿群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千百年来，无论是江南，还是北国，凡江河易泛滥的江岸、桥侧或坝上，多见镇水神兽。诸如都江堰的牛犀，黄河岸的唐元铁牛，明代所雕独角朝天的黄河镇河铁犀，清代乾隆下旨铸造的荆江铁牛，还有濒临渤海的沧州铁狮子，都是闻名天下、至今犹在的镇水兽。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舒培华
流程编辑 吴越
前不久，在前门步行街北端东侧发掘出土了石雕镇水兽，激发了广大市民与文史爱好者的兴趣。北京市文物局负责考古发掘的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镇水兽，初步判断位于正阳桥东南侧，推测为明代遗存。”虽然其出处仍未找到确切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但追溯其文化渊源，镇水兽在中国古代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正阳桥下设置镇水兽，更与明初都城北迁等事件密切相关。
万宁桥东侧南岸现存镇水兽，可能为后来重修时补配，但其形制应源于元代。
清乾隆三十二年徐扬绘《京师生春诗意图轴》（局部）中的正阳桥。此次镇水兽的出土地点，即在图右下角附近。
正阳桥东南角最新考古出土的明代镇水兽。
神兽镇水 古俗相传
在古代，由于生产技术水平低下，面对泛滥肆虐的洪涝灾害，束手无策的古代先民只能对天长叹，祈求神灵保佑。在厌胜思想等因素影响下，人们修筑堤坝、水渠、运河、桥梁等水利设施时，往往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镇水神兽，以求抵御洪水侵害。这一文化传统，大概从神话中的“大禹治水”时期就开始萌发了。传说大禹每治理一处水患，必铸一头铁牛沉入水底，以压制水怪，确保后世安澜。先秦时期李冰在蜀地开凿都江堰时“刻石立作五犀牛”。黄河蒲津渡口的唐元铁牛、颐和园廓如亭岸边的清代铜牛，都是中国古代镇水文化绵延不绝的产物。
据学者研究，各地曾设置过各种用于镇水的神兽。如河北沧州旧城的铁狮子，当地人称“镇海吼”。云南昆明的安澜亭内，采用“其形似牛，独角伏地”的铜犴（hān，一种角横生的大型驼鹿），“以镇水怪”。
万宁桥下 置兽护航
北京古称“苦海幽州”，经常受到大小水灾的侵扰。因此北京内外的许多水利设施，都设置过镇水兽，如朝阳区的黑桥、通州区的永通桥、运河上的庆丰闸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北中轴线万宁桥下的镇水兽。虽历经岁月侵蚀，四只纹路清晰、雕刻精致的镇水兽，仍似吸盘紧紧趴伏在万宁桥东西两岸的河沿石岸上。神兽表情威严，龙头、龙角、龙鳞、龙爪，栩栩如生，似乎时刻准备对付上涨的河水。
万宁桥始建于元代，桥下两岸的镇水兽当于石桥修造时所置。老北京素有“水淹北京城”的传说，说的就是万宁桥下有“北京城”三字石柱，积水潭的水位一般在“城”字上下。若遇大雨，桥下水面漫过“北京”两字，那整个北京城就要遭受水灾了。积水潭为元大都漕运的关键位置，人们于万宁桥下置放镇水兽，意在趋利避害，确保漕运畅通。与万宁桥下的镇水兽一样，中轴线正阳桥下新出土的明代镇水兽，也有重要意义，其与明初都城北迁等重大史事密切相关。
环河护都 正阳为首
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资料显示，正阳桥出土的镇水兽由完整青石雕凿而成，四肢及肚皮紧贴地面，背上披有鳞甲，长尾回蜷，原来很可能位于正阳桥下东南桥台的燕翅上。这是古代桥梁放置镇水兽的常见部位，其造型亦符合元明时期镇水兽的典型特征。不过将其与万宁桥下现存的镇水兽相比较，不论材质还是雕刻，均大为逊色。这或与正阳桥初建时工程繁多、材料紧张有一定关系。
明初正阳桥的建造，是都城北迁、北京城营建的组成部分。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帝位后，随即做出将都城北迁的重大决策。这极大影响了北京历史的发展进程，北京的城市建设也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明初对正阳桥的修建前后经历了三个时期。先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明成祖命“拓北京南城”，即将南城墙自今一线南移至正阳门一线。这是迁都前夕城墙的重大变动,明代前期的北京城市格局，由此定型。城外环城的护城河，亦当挖筑于此时。但永乐年间营建事务繁多，南部城墙、城门及护城河的移建都较为简陋，如各门外护城河上的桥梁，即为具有临时意义的木桥。这是明代正阳桥的第一次建造，其具体规制如何，是否已经置放镇水兽，史料未见记载。
第二次修建在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明宣宗下令“修正阳门桥梁”。此时北京已成为事实上的都城，但宣宗仍未明令废止其父将北京恢复为“行在”的谕令，故而此次可能仅对被雨水冲刷的正阳门桥梁进行修补，并未有根本性改造。第三次修建则到了将北京最终确定为都城的正统初年。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继位，再次恢复北京的都城地位，城门、桥梁等方面的修缮随之全面展开。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英宗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会同工部尚书吴中等人，率军夫“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次年春天逐渐开工，到当年十月，京城门楼以及门外桥梁的修理即告完成。据记载，九门前原有的木桥，也都改建为坚固的石桥。这次修建极富象征意义，竣工之际，英宗还特地派遣官员，祭谢司工神与都城隍神。
此后正阳桥历经明清，在不同时期续有修葺，但桥台、桥墩等基础设施未再有大的变动。因而桥下燕翅上的镇水兽，当成于桥梁创建之初的明代前期。虽然正阳桥改建为石桥的时间是在正统二年，但也不排除此前永乐年间建造木桥即已打好桥基，并置放镇水兽的可能。而且出土的镇水兽造型相对简陋，与正统年间重修时意在“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的主旨亦不尽合。故综合而言，虽然永乐、宣德、正统三次修建正阳桥时皆可能置放，但镇水兽成于永乐年间的可能性似乎要更大一些。其最晚时间，则不会晚于正阳石桥改建成功的正统二年（1437年）。
由上可见，正阳桥下新出土的镇水兽，至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正是明初迁都之际营建北京城的历史见证。正阳桥下的护城河为环绕都城开凿的人工河道，坡度相对平缓，水流对河岸、桥梁的冲击也不及自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因而明初在正阳桥下设置镇水兽，固然不无卫护正阳御桥、保障京南御道的直接用意，但其重点更在于与城北中轴线万宁桥下的元代镇水兽遥相呼应，共同禳除护城河水对于整个都城安全的威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古专家认为，正阳桥下的镇水兽重见天日，虽然具体出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不论出自哪里，这件镇水兽都具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物质实证”。
（作者单位： 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郑永华
流程编辑 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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