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每周一次的原文精读读书会期间，微信信息声频繁响起，惹得我不由自主地开小差看下手机，结果全都是清华博士后转行去做占星师的文字消息或视频，有朋友还自我调侃：“你今天应该收到很多人给你推荐这个了吧，不过我还是要给你推荐一下。”还好，因为新冠二阳后更加不愿意出门、在功能性和情绪流之外更加懒得社交的我，今天一共只收到三份来自友人的推荐，早就删除短视频和社交软件的手机更是不会莫名被大数据擒获。作为专业研究星占学历史的在职学术界人士，看到朋友的推荐后，仅是潦草地回复了一下表明态度，连点进去观看究竟的欲望都没有，这一方面缘于学术界人士“转行星占后月薪多少”的抓人title根本吸引不了我，而且这类新闻早在今年五月便有小同行兼同门在内部圈子转发，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反而是这类新闻被各种社交媒体再次刷屏引起了我对事件之外的某种警觉。
我对朋友们的回复很一致，虽然专事星占学研究，但我个人以及我认识的学术小同行们，由于接触星占学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反而是让我们更加不信任星占学这一套学术体系自身所标榜的对命运真理的揭示度，简单说来有如下几个缘由：这一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础即将天上星宿与地上人事建立起联系的规则非常主观化，而且非常多样化，换句话说，你想通过星象预知你个人的前途，可你怎能保证这个星象专为你个人所陈列，而不是彰显其他人的命运？当然这已经是星占学史上星占学家或流派自身都会提出的理论困境：同一时间出生的人有千千万万这一事实会轻而易举产生这一困境，有些星占学家用地点环境因素企图解决这一困境，然而并不十分成功，因为星占学的基础——天象的获得是以出生时间为前提的，地点环境的考量在理论体系上无法很好地融入星占学之中，但个体星占学家如何实践或发挥，他借用的又是哪类学说、知识、观点或看法，那就更需要进一步研究了，而且就整个地球而言，许多天象并不存在明显的地域区别，尤其是这些天象也许并不是实际观测所得，而是根据既有的全世界统一的星表数据推算而来。
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星占学的知识、技术步骤、推算规则等等，可以说大部分技术细节，从古巴比伦、古埃及到古希腊，再到波斯、印度、中国、日本、韩国，等等，同一类型的知识点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横向地理文化范围和纵向时间历史范畴都存在，也就是说，一个中国人，让一个西方星占师和中国星占师同时去算命，根据他们各自学习获得的方法，得到的推算结果甚至是所起的星盘都可能存在差异，如果一个当代人，用希腊化时期和现代的同一种声称来自托勒密或多罗修斯的星占学方法去起星盘，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当然，这仅仅是我们在各自或深或浅的研究中得出的个人信念，正如星占师或寻求星占服务的受众对星占学解决个人命运或心理困境的信任一样。我没有正式接受过星占学的服务，对当代星占师的了解肯定存在盲区，但我也并不是从影视剧、道听途说来形成我对星占学的态度。我个人在青少年时代接受过非常民间、传统甚至可以说偏低下层的算命服务，对那位婆婆微闭着眼（但并不一定是盲人）、掐指一算、脱口而出的形象很是印象深刻，如今还记忆犹新，在后来长达十多年接触星占学的人生经历中，这一形象时不时会以正面或反面的证据跳出来：正面形象在于，她肯定掌握基本的技术技巧，对于从出生年月日时对应相应天干地支属相五行规则的记忆娴熟于心，她也许正运用了西方学者正在研究的掌中诀记忆法，这是她下过苦功的吃饭工具，值得敬佩。反面形象在于她给出的每一次判断都带有选择性，然后由我母亲自主或不自主地作出选择，然后她再进一步给出论断，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是如果我有兄弟姐妹，家里吃老米饭，会如何如何？我当时纳闷，什么叫吃老米饭？事后好久，我才醒悟这是关于母亲婚嫁的行话，是出嫁还是父亲作为女婿上门入赘。这些印象积累起来，造就了我后来的态度——算命师并不是凭借单一的生辰八字来推算你的命运，当你站在算命师面前的那一刻，他就开始对你进行算命评估了：中年人前去算命的，无非是家庭夫妻问题、孩子教育问题、老年人的相处问题；中年人如果还带个小孩，那一定是跟小孩的前程有关，没错那次算命的目的就是因为高考失利，因为犹豫要不要再复读一次而前去求卜的，结果是可以复读，而这也是我当时想做但又不敢承担再次失利的选择项。因此，算命师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掌握天道的大师，倒不如说是精于察言观色的能者。他们可以从人的面貌、举止、衣着、神态等等预先推断你的需求，给出选择项，甚至经常押中考题，从而一开始就获取了你的信任，那接下来的一步步指引就更加容易了，她给出的答案，有多少是真通过她所学得的算命方法得出的结论，有多少是她根据询问察觉到的你个人的选择或决定，这个百分比还真算不清。
成年以后，当我比较深入地接触到星占学理论和知识后，我给出的答案是星占学系统并不能确保命运答案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因为星占学系统自身就存在建构，它的每一个步骤以及许多步骤的结合指向的答案其实非常多重，并非唯一、确定，更不会客观。从那以后，我更多地把星占学和星占师分开，星占学是我的学术对象，自有其研究的意义，但星占师及其实践却是另一个可以研究的学术或非学术对象，在我个人的观念里，她们充当了心理师的角色。
好在，我简短的过往人生中也比较深入地接触了心理学服务和心理师朋友，对于心理师也算有过直接的接触。心理学服务有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流派和与星占师关系密切的灵修派，我有机缘接触的恰好是后一派别，他们当然不排除精神分析法，但他们会运用催眠、沙盘游戏、家排等从理论上无法说清、但临床上非常有效的心理学工具。举一个家排的例子，就是一群由心理师用她愿意的方式召集的一群人，在一个场地来演绎你想解决的一个问题，可以是任何问题，婚姻、亲子、爱情等等，心理师或你可以作为导演安排或调整每个人的角色，在这个场景中每个人要不自觉地去展现他所扮演的角色，注意这里很重要，一群不认识的人因一个可能很随意的原因聚集在一起，为一个人去解决她的问题，这所有的任意选择自身就暗含了该心理学流派非常强调的能量概念，这种无意识作出的选择并非完全无意识，它是某种内在自我以及内在自我相互交流的体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量互动，该心理学非常注重让每位个体关注、挖掘和发展自身的这种无意识能量，我非常认同这种观念和方式，经由好几次这种治疗和体验，我对自身的认知、调整提高许多，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是大大前进，对自身情绪、状况的认知不仅是自身身体和心理上的，也化体验为经验，经常有意无意去向身边的朋友去推崇这些，至少目前的反馈都很好。我还任意揣测，化经验为理论，将这种心理学能量的说法与量子物理并举，虽然得到了心理师朋友的积极反馈，但肯定为许多物理学和天文学学者嗤鼻，无论如何，心理学已经成为我自身生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被动或主动地去学习相关知识与工具，好意地向身边亲朋好友去普及这种服务以及认知。
由于与这两者的基础和联系，虽然我对博士从学术界转化星占师的新闻非常不以为然，但仍不免关注。我和其他小同行虽然也有学术与生活的种种困境，也会艳羡月收入3万的工资，但我们也许并不一定会去转行成为星占师，也不会如亲友奉劝的那样来个副业。我个人给出的理由是，我个人都不相信星占学这一套，我更不会去拿它骗人了。如果星占学声称给出的是个人的既定命运，我、我的小同行和大同行们，以及很多正在或意欲寻求星占算命服务的受众，肯定打心底里是不相信的，有多少接受了星占算命服务的个人，他生活中的每一步未必是按照星占师的答案、要求或建议去贯彻执行的，正如医生给出病人的每一条生活作息建议，大部分都会被无视甚至是违背。星占学程序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性，但是星占师给出的答案呢？在我个人看来，这就要两分了，一部分是它的星占学知识和工具，另一部分就是她作为一个星占师或者心理师的个人能量。影视剧中经常会出现某个游戏式的算命或占卜令人毛骨悚然地应验了——作为一个与神神叨叨星占学或心理学打交道的人，我承认，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关联远非看得见、摸得着、理得清的言语和现代理性工具所能完全呈现和表达，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自身的身体感官已经被各种观念、意识、工具和技术替代而非延展的情况下，掌中诀的记忆术被各种计算器和计算工具替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自身、哪怕是作为一个物体的能力和能量被大大忽视，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总是有其边界，我们不是否认科学和技术，只是要审视科学和技术对我们的侵蚀，更多回归我们自身的感受和能量，相信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而这也是我所相信的心理学最让我信任和信服的部分。
再次回归主题，博士转行这件事的刷屏，当然是切中了目前的许多社会焦虑问题，青年教师的困境，学术界的内卷，不合理的体制，个人的选择以及转行星占师的主角都是女性等等，但是最让我觉得质疑的是，这件事本可以不用那么刷屏，而且其中的每一个点目前虽然还是焦点问题，但已经有人在努力。先说说博士转行从学术界离开这件事，博士本来就不一定要做学术、即便是文科博士，也许有看官会纠缠我已进入体制内当然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这件事，但是我必须自证并且为许多体制内博士自清，体制内也并不就是简单地做轻松愉悦的学术，我们做学术，做教学，不仅仅是为了拿远低于3万的糊口费，付出也许在很多学生和大众看起来质量不佳的教学和学术，我们在做教学和学术的过程中，哪怕进入体制内，也一直在学习，学习各种如何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更好的学术训练方式，学习做至少让自己觉得更有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课题研究，有时候付出80%以上的无意义和无用功，不仅仅是为了糊下去，也是为了获得那稍许或许能超越20%以上的学术以及最终的生活意义，因为做学术本身可以让我们快乐，哪怕这个份额如此少，但放眼现在的社会现实，能有这少量份额的人生亮点已经是人生幸运，但这份人生高光不是外界赋予的，也不是每月3万给予的，说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体会到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我们都是早上不洗脸、几乎从来见人不化妆、大部分有失眠症或困难、三天就会因为某个现实状况造成情绪抑郁或忿怒，但在读书、作研究、写论文、听报告、学术交流的某个时间段内精神高度集中、两眼放光两手脚并用、天王老子来了我都不理会的自我感动怪人，我们深知做学术并不能获得大多数人以及物质生活上的回报和认可，但我们仍然愿意坚持这条路。
另外，博士只是做学术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博士的培养本来就不只是配备学术界后备力量这一条道路，文科博士亦是如此。先不说跨行转业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不是新鲜事，文科博士作为高学历人群，也不是只进高校教学做学术而已，何况很多博士进了高校作非学术的行政管理或其他的人大有人在，而很多声称做学术甚至拥有学术名利和权威的人，目的在于名利、钱财、生存、噱头或其他，对学术存有真心的人又有几许，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常态，但正常的是总有部分人怀着真挚的学术之心熬在这条路上。
读到文科的博士至少是读过一定量的书籍，对人生和社会有一定的共情、经验、体验与超验，转行星占师也许并不是那么困难，如果很快就能兑现成工资收入的话，也许是一条不错的个人选择道路。但心理咨询师、各种各样的创业和企业员工，未必不是选择，以星占师博取眼球，不知道是媒体的故意引导，还是自我的宣传策略。但职业星占师，是需要考取一定的执照还是任意人都可以打出这种招牌盈利，受众是被忽悠还是至少接受了她信服的命运服务或心理治疗？希望每个人都擦亮眼睛，不然你就是一拨新的等着收割的韭菜，以及承受骂名的是所有文科博士。
【编者按】
《植物学前史：欧洲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1470—1670）》是一部研究早期欧洲植物学及草药志印刷出版发展史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12年，是英国皇家学会首位植物学女院士艾格尼丝·阿尔伯（Agnes Arber，1879—1960）的代表作，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译者考究原文，补录、修复稀见植物插图超过260幅。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四川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在不同的时期里，与草药采集联系在一起的迷信主题都属于民俗学者的研究领域，我们在本书不作深入讨论。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谈到希腊草药采集者采药时进行的仪式活动，以及《阿普列乌斯草药志》描述的人们在挖掘曼德拉草时遇到的神秘危险，虽然在十六、十七世纪真正的草药学家著作中很少有这些内容，但当时另有一类作品却依然延续了相似的内容，涉及两个伪科学主题——“植物征象学说”（signatures of plants）和“星占植物学”（botanical astrology）。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与其说是来自任何内在的价值，不如说是因为它们对作者的思想观念展现出一种惊人的见解（大概对于读者也是如此）。其中一位作者在他的前言中谈及其著作包含的“观念”和“观察”：
我确信绝大多数是真实的，即便有些不是，至少也是令人愉快的。
事实上，比较容易轻信的草药学家很喜欢这些“令人愉快”的“观念”，即使不真实，也可能对其进行简明扼要的讨论，以证实其合理性。
那些对植物学感兴趣的非正统作者们，其中最为著名者就是泰奥弗拉斯特·博姆巴斯茨·冯·霍恩海姆（Theophrastus Bombast von Hohenheim，1493—1541），他将自己的名字拉丁化为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本书图8-1、8-2展示了他的肖像。
图8-1：帕拉塞尔苏斯假象肖像油画，17世纪上半叶佛兰德佚名画家创作。
图8-2：德奥弗拉斯特·冯·霍恩海姆，又称帕拉塞尔苏斯，源自一个纪念章。
帕拉塞尔苏斯和他父亲一样是一位医生，他在广泛游历和大量实践之后成为巴塞尔大学的一名教授。在巴塞尔，他使用通俗的语言讲课、焚烧阿维森纳和盖伦的著作、讲解自己的著作来替代古代作品，以上这些行为引起人们极大的不满。他蔑视受人珍视的传统，古怪的个人行为导致他难以与同事相处，因此仅仅任职了很短一段时间。此后余生，他都在四处流浪，1541年在相当贫困的状况下于萨尔斯堡逝世。
帕拉塞尔苏斯的性格以及他的著作，似乎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与任何追求真实性、准确性的枯燥文章相比，勃朗宁（Browning）的诗或许能更好地说明帕拉塞尔苏斯的职业生涯。今天的我们需要通过一个诗人的想象力，才能再现他那怪异的生活经历。每一个人都能记住他那几乎自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格特征，以前人们认为“浮夸（bombast）”这个单词就源于他的名字。在他的一本著作中，他轻蔑地贬斥了在他之前如盖伦、阿维森纳等所有伟大的医生——我将是王者，我的知识也将是王者。人们不能回避的事实是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欺骗的成分，但他确实也有着对科学和神秘的洞察力，他为化学和医学注入具有一定影响的新鲜活力。或许，我们找不到比居伊·德·拉·布罗斯更加公允的总结了，他在1628年这样评价帕拉塞尔苏斯：
我注意到他拥有极为卓越且罕见的想法，但它们也并不总是对等的。
帕拉塞尔苏斯似乎缺乏实际的植物学知识，因为在他的著作中提及的植物名称也就几十个。为了了解他对植物性质的观点，我们很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的化学理论。他认为“硫”“盐”和“汞”是组成所有物体的三种基本元素，他使用这些术语的意义是符号化的，因而这与我们今天应用的这三个名词是完全不一样的。“硫”似乎体现变化、燃烧性、挥发性和生长等概念，“盐”表示稳定性和不可燃性，“汞”则表示流动性。依据帕拉塞尔苏斯的原理，植物的“特性”由它们所包含的这三种元素的比例来决定。
既然植物的药效取决于那些不能被明显观察到的特性，那么，医生如何选择草药来治疗病人的各种疾病？要回答这个问题，帕拉塞尔苏斯采纳并扩展了《征象学说》（Doctrine of Signatures）中的古代信仰。依据这种学说，许多草药就像被打上了标记，这一学说清楚地指示了它们的用途。在一本十七世纪的处方集（Dispensatory）中，有引文对其作了很好的诠释，这段描述性的译文就源自帕拉塞尔苏斯，它将金丝桃（Hypericum）的功效推测为：
我时常断言，我们如何通过外在的形态和事物的特性来知晓它们的内在功效，这种功效是上帝为了造福人类而赋予它们的。因此在圣约翰草中，我们或许要注意它的叶片和花朵的形态，以及叶子的气孔和叶脉：（1）叶片上的气孔或孔洞提示我们，这种草药有助于治疗皮肤内外的孔洞和伤口……（2）圣约翰草的花朵，腐烂时就像鲜血一般，这就教导我们这种草药有助于治愈创伤，它可以使伤口愈合并恢复如初。
后来，一位征象学说信徒吉安巴蒂斯塔·波尔塔（Giambattista Porta）非常巧妙地利用伪科学，为这一学说建构了合理性。波尔塔出生于那不勒斯，他可能是在帕拉塞尔苏斯去世前不久出生的。他写有一本关于相面术的书籍，在这本书中，他尝试去揭示人的身体形态对其性格和精神特征的暗示。（图8-3）
图8-3：人的面相与动物脸型比较，波尔塔《论人的面相》，1586年那不勒斯出版。
这个研究给他了一种启示：草药的外部特征也许就揭示了其内在特性和治疗效果，这种观点促成他的非凡著作《草药形补学》（Phytognomonica）于1588年首次在那不勒斯得以出版。（图8-4）
图8-4：书名页（左）；作者肖像版画，波尔塔《草药形补学》，1591年法兰克福再版（1588年首版，右）。
波尔塔在长篇大论中详细探讨了他的理论，比如，他猜想长命的植物可以增长人的寿命，而短命植物则可以缩短人的寿命；具有黄色汁液的草药可以治愈黄疸；接触表面粗糙的植物可以治疗损害正常光滑皮肤的疾病。某些植物与动物的相似性，启发波尔塔在猜测的基础上为教条主义打开了一个广阔的领域：植物的花朵外形类似蝴蝶，他就推测这种植物可用于治疗昆虫咬伤；而某些植物的根或者果实外观有节，因而他牵强地指出这像一只蝎子，这种植物必然是治疗这种生物蜇伤的最佳良药。（图8-5）
图8-5：花朵像昆虫的植物；根茎像蝎子的植物，波尔塔《草药形补学》，1591年法兰克福再版（1588年首版）。
另外，《草药形补学》的插图也能辅助理解波尔塔的观点。如果某种独特的草药可以治愈人体的某个部位，或是该草药可治疗某种动物的咬伤或蜇伤，那么这一人体部位、蛰咬人的动物和这种草药会出现在同一幅木版画之中。例如，一个拥有浓黑头发的后脑勺出现在了铁线蕨（maidenhair）的版画中，通过这种蕨类植物叶柄上毛发状的精细结构，可以暗示其有治疗秃发的药效；石榴和它露出来的种子，以及长有白色鳞状叶的齿鳞草（toothwort），它们和人的一口牙齿同时出现在画面中；（图8-6）一条吐着信子的花斑蛇与一幅茎秆具有斑纹的天南星图，同时出现在画面中；一只蝎子和具有铰链式果皮的植物，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这幅图中还有一束天芥菜（heliotrope），因为波尔塔生动地想象它那弯曲的花穗让人想起蝎子的尾巴。（图8-7）
图8-6：具有毛发状结构的植物；具有牙齿状结构的植物，波尔塔《草药形补学》，1591年法兰克福再版（1588年首版）。
图8-7：茎秆具有花斑蛇斑纹的植物；铰链式结构果皮或花序类似蝎子尾巴的植物，波尔塔《草药形补学》，1591年法兰克福再版（1588年首版）。
喋喋不休地讨论各种与波尔塔相似观点的拥趸者，也没什么价值。比如，约翰·波普（Johann Popp）在1625年以此观点出版了一本草药志，书中还包含了一些星占植物学。我们在此仅提及一下后来的一位征象学说拥护者、英国草药学家威廉·科勒，他在这个奇特的领域独树一帜。科勒是牛津大学新学院的研究员，生活在萨里郡的帕特尼并研究植物。他似乎很有个性，如果人们能够承认他所言前提的合理性，就会觉得他的论证往往很有说服力。
威廉·科勒会将征象学说发展到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极致，我们可以引用他在1657年出版的著作《伊甸园里的亚当》（Adam in Eden）中对核桃的解释来加以说明：
核桃是头部的完美象征：它的外被或绿色果皮代表颅骨膜或头盖骨外面的皮肤，其上生长着头发，因而那些外被或果皮中的盐类，对治疗头部创伤是极有效的。内部的木质种壳如同头盖骨，微黄的果仁皮包裹着果仁，就像薄皮状的硬脑膜和软脑膜包裹着大脑。果仁和大脑形态非常相似，因此它非常有益于大脑，可以抵御毒害；假如将果仁捣碎，再用酒浸泡，将其放置于头顶，可以有效缓解大脑和头部的疼痛。
在科勒的著作中，我们碰到了一个征象学说极为模棱两可的例证。有时候，某种外观标识代表一种对人有伤害性的动物，而有此种外观标识的植物也可治愈这类动物的咬伤或蜇伤。例如，在1656年出版的《单味药技艺》（The Art of Simpling）中，我们了解到：
山慈菇之所以被称为“蝰蛇信子（Adders tongue）”，是因为它的茎秆形似蝰蛇信子，其茎秆部分可以治疗蝰蛇咬伤。而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标识则代表了人体的一种器官，它暗示这种植物将治愈这个器官的疾病。例如，“苜蓿被叫作‘心形三叶草’（Heart Treyfoyle），不仅仅因为它的叶片是类似人类心脏的三角形，也由于它的每片叶子都包含一个完美的心形图案，并且自带特有的肉色。这种草药可以保护心脏免于受脾脏产生的有害气体损害”。
至少，科勒确实在努力按照自己的原理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他费了不少工夫，因为大部分肯定具有药效的植物并没有明显的标识。他总结说，有一定数量的植物被赋予了标识，以便人们沿着正确的途径来研究草药疗法，然而剩下的植物有意不留蠢的草药婆之言，她们经常张冠李戴、采错东西，因此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悲哀的了。
在英国，对征象学说大力支持的另一个人是星占植物学家罗伯特·特纳（Robert Turner）。他明确指出：
神在植物、草药和花朵上留有印记，就像象形文字一样，非常鲜明地标识了它们的特性。
然而，十六世纪最杰出的草药学家则拒斥征象学说，这真是令人欣慰的发现。例如，多东斯在1583年写道：
被人们极为尊敬的古代作者并未认可的植物征象学说，而且如此变幻无常和不确定的是，就科学和学问而言，征象学说似乎变得完全不值得人们相信。
四十五年之后，居伊·德·拉·布罗斯猛烈地抨击这个理论。他指出，人们很容易想象一种植物和一种动物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这也恰巧很容易就能做到。他还写道：
就如同云彩，它可以变幻成任何虚幻的相似物，一只鹤、一只青蛙、一个人、一支军队以及其他相似的幻象。
帕拉塞尔苏斯和波尔塔都反对使用外国药物，他们坚持认为，疾病发生的国家自然会出产克制这种疾病的药物。例如，在雅各布·西奥多鲁斯、巴塞洛缪斯·卡里克特（Bartholomaeus Carrichter）、卡尔佩珀和科勒的草药志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种想法和它的衍生思想。1664年罗伯特·特纳对这些理论总结道：
无论何种气候导致了哪种特殊的疾病，在相同的地方都生长着治愈此种疾病的良药。
甚至在十九世纪仍保存了这种理论的充足证据，如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在1816年出版的《通用草药志》（Universal Herbal）序言中写道：
在英国和其他所有地方，大自然在其生长草药之处已经为最容易遭受的一些疾病提供了治疗方法。
这种观念的确已经广为流传，正如一种以前长期在孩童间流传的想法，或许现在仍有残存：酸模（Docks）总是生长在荨麻（stinging-nettles）附近，以便于就地治疗荨麻蜇伤。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观念，或许至少应承认这些草药学家都明智地强调对本土草药植物的使用，这是因为通过几天时间的缓慢航行运输，来自海外的药物在送到患者面前的时候，常常已经药效尽失，变得毫无价值。
帕拉塞尔苏斯不仅坚持征象学说，而且神秘兮兮地认为，他觉察到每种植物都是一颗类地恒星，而每一颗恒星则是精神化的植物，他似乎已经意识到：
万物宰于不朽，咫尺或天涯，隐秘未泄，交融联通，一花之动，系于一星。
尽管吉安巴蒂斯塔·波尔塔采用了一种更加平淡的文风，但他也相信某些植物与恒星、星星和月亮之间存在联系。本书复制了他的《草药形补学》中的一幅图像（图8-8），图中展示了许多月亮形的植物。追寻星占学的历史完全超出了本书的探讨范围，但我们可以回想一个随处可见的例子，用以表明这种观念是多么普遍地被接受。我们已经援引了1485年《德文草药志》中的序言，其中就提到耀眼的星星所拥有的能量和威力。
图8-8：具有类似月亮结构的植物，波尔塔《草药形补学》，1591年法兰克福再版（1588年首版）。
另一本提及同样关联的早期著作是《汇方药书》（Liber aggregationis），或被称为《论草药的特性》（De virtutibus herbarum），这本书被错误地归在大阿尔伯特名下。这本书最早印刷于十五世纪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中一个英文版本大约出现在1565年，书名是《大阿尔伯特有关草药、矿物和某些兽类特性描述的秘密之书》（The book of secretes of Albartus Magnus, of the vertues of Herbes, stones and certaine beastes），这本书并没有包含太多有关植物的信息，动物和矿物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但即便是书中仅有的“植物学”，也完全是星占学式的。例如，书中告知我们，如果——
当太阳在八月份开始进入狮子座时，采集（金盏菊），将它包在月桂树叶里并添加一颗狼牙，这样的话，任何人都不会对采集者出言不逊，而只会温言软语。
关于车前草，我们能读到：
这种草药的根对于治疗头痛有极好的疗效，因为Ramme的标识是火星的宫位，而火星宫位是整个世界的首脑。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星占术思想就已广为人知，这反映在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桥段中，或许从来没有什么能比贝特丽丝的戏语更逗人笑的了：
有一颗星星在跳舞，我就在那颗星下出生了。
巴塞洛缪斯·卡里克特（Bartholomaeus Carrichter）在1575年出版的星占学《草药志》中，将植物依据黄道十二宫来排列，但这种分配的原则对于外行人来说仍然是神秘的。该书极为强调草药的采集要随时间而定，需要特别关注当时的月相。杰西卡提醒了我们，她在月光下说道：
在这样的夜里，美狄亚采集了施有魔法的草药，这可以让衰老的埃宋获得新生。
尼古拉斯·温克勒（Nicolaus Winckler）于1571年出版的小书《常备草药志》（Chronica Herbarum）也强调了星占植物学这个主题，书中的星占历给出了采集不同草药的合适时间。在卡里克特的《草药志》问世三年之后，莱昂哈特·特恩奈瑟尔·苏姆·特恩（Leonhardt Thurneisser zum Thurn，1531—1595或1596年，图8-9）出版了一本有关星占植物学的著作第一卷。特恩奈瑟尔虽然拥有真才实学，但他也是个头号投机分子和骗子。
图8-9：莱昂哈特·特恩奈瑟尔·苏姆·特恩肖像油画，弗兰斯弗洛里斯约创作于1569年。
1530年出生于巴塞尔的他，后来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金匠。据说，他也帮助当地的一位医生采集草药，并被这名医生雇佣来大声朗读帕拉塞尔苏斯的著作。因为发现自己陷入经济困境，特恩奈瑟尔试图用镀金的铅替代黄金来摆脱困境，这就使他在巴塞尔的工作很快泡汤了。他的骗术被人揭穿后，他不得不逃离本国。特恩奈瑟尔广泛游历，特别研究过采矿，他在贫困和富足的转换中过着冒险且动荡的生活。
在特恩奈瑟尔最有影响力的时候，他生活在柏林并就地行医、制作护身符和辟邪物，以及进行秘密疗法实践，这些都使他赚取了巨额财富。他为富人推荐并出售诸如金露、珍珠酊剂和紫晶水等昂贵的药剂，也出版了一本星占历书和算命书，还拥有一个雇佣了大批员工的印刷作坊，员工中就有画家和雕版师。最终，他还是倒了大霉，据说他在十六世纪最后十年去世了，去世原因不明。
在植物学的历史上，特恩奈瑟尔有小小的地位，因为他建立了一个自然珍奇室，其中包含大量干燥植物和种子藏品，他还栽培了许多珍稀的草药。我们之前已经提及，他也计划撰写一部星占植物学的巨著。这部著作原打算撰写十卷，虽然第一卷已经于1578年在柏林出版，但是剩余的卷本从未问世，这部著作名为《所有域内外土栽植物相关影响、要素和自然效果的描述和记录》（Historia unnd Beschreibung Influentischer, Elementischer und Natürlicher Wirckungen, Aller fremden unnd heimischen Erdgewechssen）。这本书的拉丁语版本，以《植物描述与记录》（Historia sive description plantarum）的书名在同一年发行。第一卷仅仅研究了伞形植物，这类植物被认为受到太阳和火星的控制，它们既没有被命名，图像也没能足够清晰到可以识别出具体所属种类。每一种植物都被描绘在椭圆框内，围绕着装饰性的边饰，
图8-10：伞形科植物（Cervaria faemina），特恩奈瑟尔《植物描述与记录》，1578年柏林出版。
这些边饰包含了与这种植物特性相关的神秘题字。（图8-10）而有一些植物图像，则在其中增加了图表，这可能是十二宫图，图中指示了某一种病的发病过程以及合适的草药治疗方法。（图8-11）
图8-11：用于伞形科植物（Cervaria faemina）治疗的天文图表，特恩奈瑟尔《植物描述与记录》，1578年柏林出版。
特恩奈瑟尔效仿古人，依据植物的活力程度将其描述为雄性或雌性。他还加入第三个分类，以小孩来代表，用以象征那些柔弱的植物。《植物描述与记录》第一章节里的一些语句，或许值得一译，从中可以看出诸如莱昂哈特·特恩奈瑟尔这样的作者，背离植物学研究的理性路线有多遥远。当特恩奈瑟尔讨论种植根茎和草药，以及采集种子时，他宣称：
进行这些操作时，需要符合行星和天体的运行状态和位置，这是绝对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将疾病调控到可承受的范围内。为了对抗疾病，我们需要使用草药，还要适当考虑病人的性别，因此对男性有益的草药应该在太阳或月亮处于（黄道十二宫的）雄性标志时采集，比如太阳和月亮运行至人马座或水瓶座时，假如这些都没有可能，至少当它们进入狮子座时再采集。类似地，对女性有益的草药，应该在一些雌性标识下采集，显然有座，假如这个不可能，那么可以在金牛座或巨蟹座时进行采集。
星占植物学在十七世纪的英格兰变得极为风行，这一学说最臭名昭著的倡导者就是尼古拉斯·卡尔佩珀（Nicholas Culpeper，1616—1654），他大约于1640年在斯皮特佛德（Spitalfields）自诩为星占家和医生。本书在图8-12复制了卡尔佩珀的肖像，他出版了一本名为《药物指南》（A Physicall Directory）的书籍，在医学行业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愤怒，这本书是医师学会已出版《药典》（Pharmacopoeia）的未署名英文译本。
图8-12：尼古拉斯·卡尔佩珀肖像版画，托马斯·克罗斯刻版，卡尔佩珀《医学指南》，1649年伦敦出版。
如果我们了解卡尔佩珀在这本书中是如何指责正统医学从业者，那么对他不受同行待见就不会感到吃惊了，作为“一伙自负、无礼、专横跋扈的医生，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早在其出生前五百年就已经有了”，他继续质问：
我们看到一个医生庄重地乘坐着舒适的马车，他没有一丁儿点的才智，但是这些知识在他出生前就已经被出版，这难道不是一笔属于他们丰厚又极为恰当的共有财富吗？
《药物指南》以不同的名称发行了多个版本。1661年版本的标题页写着《英国通俗草药的星占医学论述》（Being an Astrologo-Phisical Discourse of the Vulgar Herbs of this Nation），囊括了可以使人保持身体健康的医用技法大全，人们只需花费三便士，使用那些只生长在英格兰地区最有益于英国人身体的植物，就可以为自己治愈疾病。卡尔佩珀描述了某种受到太阳、月亮或行星，以及其他天体——它们受到一颗行星或黄道十二宫中一个星座的影响——控制的草药。他认为，一种特定的草药和一颗特定的天体具有关联性，他给出的理由简直是脑洞大开。例如，他指出：
苦艾是一种属于火星的草药……我可以这样证明：战神所在的地方喜爱生长一种属于战神的植物，而苦艾就喜爱生长在战神所在之地（因为你或许可以从铁匠铺和钢铁作坊附近收集到一车的苦艾），以此可以说它是一种战神的草药。
在卡尔佩珀看来，既然每一种疾病都是由一颗行星导致，那么治疗方法就是使用属于其对立行星的草药。比如，由木星导致的疾病可以用属于水星的草药来治愈。另外，疾病可以由“交感力（sympathy）”来治愈，这就要使用引起此病的行星所属的草药，我们可以引用他书中使用苦艾治疗眼部感染的解释作为例子：
眼睛受到天体的控制，男人的右眼和女人的左眼由太阳来主控，男人的左眼和女人的右眼由月亮来主控。属于火星的苦艾可以通过交感力治愈太阳主控的部位，因为火星在太阳的宫位地位尊崇；但是属于月亮主控的部位可以用拒斥力（antipathy）来治疗，因为火星会在月亮的宫位下沉。
有趣的是，我们在卡尔佩珀的序言中发现，他声称自己受到理性的指引，在这方面超越了所有前辈，而所有先前的作者们“头脑里尽是荒谬无知和自相矛盾”。
即使在十七世纪，卡尔佩珀也遭受了严厉的批评。威廉·科勒尽管迷信征象学说，但他也毫不客气地谴责星占植物学。他试图否定这种学说的主要论据特别巧妙，他说草药知识是——
一种与造物一般古老的主题（《圣经》可以见证），这肯定是比太阳、月亮和行星还要古老，这些天体在第四天才被创造出来，然而植物在第三天就被创造出来了。因而，上帝甚至首先就驳斥了那些愚蠢的星占家，因为他们声称所有植物的生长都必须且不可避免地受控于天体影响，要知道植物出现的时候，还没有行星呢。
科勒不单在一般层面驳斥星占植物学，还特别谴责——
卡尔佩珀大师（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因此我将尽量谦虚地用词，如果他还活着，我将更坦率直接地对待他），他确实是认为所有人都不适合做医生，因为这些人不是星占学方面的专家，好像只有他自己和一些追随者才是英格兰的医生。然而，无论是通过他的著作，还是他人之口，我从中所了解到的是，他对药方简直一无所知。
科勒的反对之声并没什么影响，而卡尔佩珀的草药志甚至到今天还是新版迭出，这距它首次问世还不足三百年。这部著作仍旧是一本颇具价值的出版物，最近发行的一版是在1932 年。我们只需要从书中随便引用几句话，便足以体现此书的特点：
菌类受控于土星，假如有人因食用它而中毒，那么属于火星的草药苦艾可以将其治愈，这是因为火星在土星的宫位摩羯座中受到尊崇，它可以通过交感力进行治疗。
《植物学前史：欧洲草药志的起源与演变（1470—1670）》，[英]艾格尼丝·阿尔伯著，王钊译，尔文·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