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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20世纪80年代，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曾风靡大江南北。朝气蓬勃的歌词和明快活泼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动人的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风貌。

10月27日，“学党史 创未来”活动第六讲举办，观众们线上、线下倾听资深电视媒体人、上海史研究者于其多讲述“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时代记忆。与前几讲不同，身为“60后”的于其多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印象深刻，演讲中穿插不少个人经历，使得这段历史鲜活起来。

百万知青返乡后……

随着新时代到来，近100万“上山下乡”青年返回上海。少女于其多随知青母亲返回上海家乡后，落脚于徐汇区天平街道宛平居委。她回忆，当时宛平居委会主任赵老伯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是邮局高级职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看到新时代青年的婚恋需求，筹办了一家婚姻介绍所。

1982年2月2日，宛平居委婚姻介绍所正式开张，开张第一天就有14个人前来登记，以后来客更是络绎不绝。为什么选择2月2日开张？于其多记得，赵老伯伯特意找了这个日子，寓意成双成对，吉利。这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正式的婚姻介绍所，是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中的一个代表。

百废待兴之际，百万青年返乡，使得上海市民住房困难特别突出。8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将人均住房面积2.5平方米以下的家庭定义为“困难户”，开始兴建106万平方米的住宅解困。2.5平方米，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很难想象的空间概念，几乎就是一张1.2米宽、2米长的单人床大小。

于其多本人也经历了返乡后的住房困境：“房管所说有户口才能分房，派出所说有房子才能落户。”于是16岁的于其多鼓起勇气写信给市领导，反映这一问题。随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回函，表示已转交徐汇区人民政府处理，后来于其多母女分到了房子。于其多一直保存着这张小小的纸片：“上海太大了，是享誉国际的大都市；但是我拿着这张公函，就会感觉上海好小哦，小到市长会看到一个少女的诉求。这是我对这个城市最温暖的记忆。”

狭小空间有温情

返乡知青中，有11万对夫妻或准夫妻无房可住。为帮助他们安居乐业，1981至1984年，上海共建鸳鸯楼17幢，主要供应无房夫妻。上海首幢“鸳鸯楼”——志丹路新俪公寓，每套房仅有11平方米，其中卫生间1平方米，配备抽水马桶；厨房2平方米，只有单眼煤气灶，是典型的“螺蛳壳里做道场”。新俪公寓共有132套房子，却吸引了一万多人报名，最终入住的夫妻年龄最大的已有四五十岁了。

志丹路新俪公寓

尽管80年代初，上海市民居住房面积普遍很小，但狭小的生活空间里有时也充满温情。那时，“文明示范楼”久兴里八号蜗居着16户人家、57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空间逼仄，但邻里关系特别和美，令人艳羡。大家尽量遵守规则来协调邻里关系，比如使用公用厨房时“三楼让二楼，大人让孩子，双职工优先。”

16户人家在有限的空间里，通过互帮互助紧密团结起来。一位巧手女工，免费给全楼老少做衣裳，还会给老人家剪头发；一位退休教师，带着楼里的孩子做功课；一位老妈妈，主动打扫全楼公共区域；全楼水电共用“大火表”“大水表”，一位退休会计老伯，负责计算每家该交多少水电费；有一对夫妻没有专业技能，也不好意思不出力，丈夫就为大家通下水道，妻子专为大家跑腿办事。

面积相对最大的一户人家，从来不关门，任由邻居往来，无论谁家请客，都去借用他们家。住宅面积最小的张家兄弟，实在没有条件在家里学习，每天一放学，见哪家门开着就去哪家写作业。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最终哥哥前往欧洲读博士，弟弟考上了复旦大学。大家“攒在一起”，形成了和睦的“大家庭”。

张家兄弟

本次讲座为“学党史 创未来”系列讲座之六，由解放日报社指导，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党委主办。

栏目主编：徐瑞哲 文字编辑：侍佳妮 题图来源：1982年的宛平居委会 受访对象供图

来源：作者：侍佳妮

“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20世纪80年代，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曾风靡大江南北。朝气蓬勃的歌词和明快活泼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动人的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风貌。

10月27日，“学党史 创未来”活动第六讲举办，观众们线上、线下倾听资深电视媒体人、上海史研究者于其多讲述“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时代记忆。与前几讲不同，身为“60后”的于其多对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印象深刻，演讲中穿插不少个人经历，使得这段历史鲜活起来。

百万知青返乡后……

随着新时代到来，近100万“上山下乡”青年返回上海。少女于其多随知青母亲返回上海家乡后，落脚于徐汇区天平街道宛平居委。她回忆，当时宛平居委会主任赵老伯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是邮局高级职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看到新时代青年的婚恋需求，筹办了一家婚姻介绍所。

1982年2月2日，宛平居委婚姻介绍所正式开张，开张第一天就有14个人前来登记，以后来客更是络绎不绝。为什么选择2月2日开张？于其多记得，赵老伯伯特意找了这个日子，寓意成双成对，吉利。这很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家正式的婚姻介绍所，是层出不穷的“新鲜事物”中的一个代表。

百废待兴之际，百万青年返乡，使得上海市民住房困难特别突出。80年代初，上海市政府将人均住房面积2.5平方米以下的家庭定义为“困难户”，开始兴建106万平方米的住宅解困。2.5平方米，这是一个当代年轻人很难想象的空间概念，几乎就是一张1.2米宽、2米长的单人床大小。

于其多本人也经历了返乡后的住房困境：“房管所说有户口才能分房，派出所说有房子才能落户。”于是16岁的于其多鼓起勇气写信给市领导，反映这一问题。随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回函，表示已转交徐汇区人民政府处理，后来于其多母女分到了房子。于其多一直保存着这张小小的纸片：“上海太大了，是享誉国际的大都市；但是我拿着这张公函，就会感觉上海好小哦，小到市长会看到一个少女的诉求。这是我对这个城市最温暖的记忆。”

狭小空间有温情

返乡知青中，有11万对夫妻或准夫妻无房可住。为帮助他们安居乐业，1981至1984年，上海共建鸳鸯楼17幢，主要供应无房夫妻。上海首幢“鸳鸯楼”——志丹路新俪公寓，每套房仅有11平方米，其中卫生间1平方米，配备抽水马桶；厨房2平方米，只有单眼煤气灶，是典型的“螺蛳壳里做道场”。新俪公寓共有132套房子，却吸引了一万多人报名，最终入住的夫妻年龄最大的已有四五十岁了。

志丹路新俪公寓

尽管80年代初，上海市民居住房面积普遍很小，但狭小的生活空间里有时也充满温情。那时，“文明示范楼”久兴里八号蜗居着16户人家、57人，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平方米。空间逼仄，但邻里关系特别和美，令人艳羡。大家尽量遵守规则来协调邻里关系，比如使用公用厨房时“三楼让二楼，大人让孩子，双职工优先。”

16户人家在有限的空间里，通过互帮互助紧密团结起来。一位巧手女工，免费给全楼老少做衣裳，还会给老人家剪头发；一位退休教师，带着楼里的孩子做功课；一位老妈妈，主动打扫全楼公共区域；全楼水电共用“大火表”“大水表”，一位退休会计老伯，负责计算每家该交多少水电费；有一对夫妻没有专业技能，也不好意思不出力，丈夫就为大家通下水道，妻子专为大家跑腿办事。

面积相对最大的一户人家，从来不关门，任由邻居往来，无论谁家请客，都去借用他们家。住宅面积最小的张家兄弟，实在没有条件在家里学习，每天一放学，见哪家门开着就去哪家写作业。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最终哥哥前往欧洲读博士，弟弟考上了复旦大学。大家“攒在一起”，形成了和睦的“大家庭”。

张家兄弟

本次讲座为“学党史 创未来”系列讲座之六，由解放日报社指导，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党委主办。

栏目主编：徐瑞哲 文字编辑：侍佳妮 题图来源：1982年的宛平居委会 受访对象供图

来源：作者：侍佳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