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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为何不杀匡源？
文\萧梦
匡源，与肃顺、郑亲王端华等一样都是咸丰帝临终前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之一，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处死了肃顺、赐死了载垣、端华，穆荫被发配边疆充军，八大顾命大臣中，剩余的四位分别是景寿、匡源、杜翰、焦佑瀛，这四个人除了额驸景寿被削职，其余三人都被革职，匡源刚好就在这三人当中。
那么慈禧为何不杀匡源呢？
首先，匡源不是主犯。在慈禧看来，顾命八大臣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他们三个是主犯，一个被杀，两个被赐死，其余的顾命大臣，虽然参与反对自己垂帘听政，但由于不是主犯，只是从犯，慈禧太后除了将穆荫发配边疆以外，其余的四个，景寿被削职，匡源等被革职，也算是从轻处罚了他们。
当然匡源虽被革职罢官，也算是有幸活了下来，也已经算是幸运了。
其次，大太监李莲英为匡源说情？有人分析慈禧不杀匡源的理由时，把大太监李莲英为匡源说情这件事列了出来。其实仔细研读晚清历史，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当时慈禧身边的大太监不是李莲英而是安德海，李莲英不过是一个梳头的太监，他为匡源说情应该不实。
但有一条理由倒是真实的，那就是沾了额驸景寿的光。景寿的嫡福晋是恭亲王奕訢的亲姐姐寿恩固伦公主，同时恭亲王奕訢的女儿也就是荣寿固伦公主以后嫁给了景寿的儿子，景寿与恭亲王奕訢不仅是姐夫与小舅子的关系，更是儿女亲家。慈禧发动，此次得到了恭亲王奕訢的倾力帮助，如果慈禧杀了景寿或者给景寿定很重的罪，恭亲王奕訢那边就不好看，当然也有一些讨好慈禧之辈，企图杀死景寿、匡源等，但因为不敢得罪议政王恭亲王奕訢，所以也不敢严办景寿，只是削职。匡源因为沾了景寿的光，与其他两个人也只是被革职，并无性命之忧。
然后，匡源为帝师，曾劝谏咸丰帝不要去承德。匡源算是一个神童，1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25岁中进士，然后年轻的匡源开始进入官场。直到34岁，匡源成为皇太子也就是后来咸丰皇帝的老师，也就是所谓的帝师，深受道光帝和后来的咸丰帝器重和信任，官也是越做越大，逐渐进入权力中心，成为咸丰帝临终任命的顾命八大臣之一。
其实，匡源虽为帝师，却不赞成咸丰帝在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前，逃往承德，他也是八大臣中唯一一个反对咸丰帝逃往承德的人，所以当慈禧太后拿曾劝谏咸丰帝弃城而逃的罪名来给匡源定罪时，被匡源反驳了，因为匡源不仅劝谏咸丰帝不要去，还写了折子劝，有凭有据。
慈禧觉得匡源不是此次事件的主犯，又是先帝的帝师，实在找不出杀他的理由，于是将匡源革职罢官，也算是成全了匡源成为一代名师。
匡源被革职罢官后，回到家乡，在曾经学生的帮助下，重新回到教育的本行，做了一名致力于教书育人的教师，他的学生多达3000人，也算是桃李满天下。
匡源死于清光绪七年，年66岁，死在了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也算是顾命八大臣中活的最快乐的一个，也是最幸运的一个。
（此文为萧梦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杨曙明
在泺源书院168年的历史上，共有40人担任过“院长”，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匡源，时间长达17年之久，并最终病逝在任上。
匡源（1815—1881)，字本如，号鹤泉，山东胶州人。
他出身书香门第，幼年聪慧好学，且才思敏捷，年仅13岁就成为秀才，24岁乡试考中举人，25岁会试金榜题名，随即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又因为其博学多识和儒雅举止，得到了朝中大臣们的器重，不久更上一层楼，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道光二十三年（1843)，28岁的匡源，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受钦命出任江西、山西的乡试主考官。
匡源殚精竭虑，不负众望，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由此更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赏识和信任，进而指派他为皇子讲经，由此成为“帝师”。
咸丰元年（1851)，皇子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从咸丰二年到咸丰七年，六年间匡源官运亨通，可见咸丰皇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
当咸丰皇帝仓惶出逃热河时，匡源“不及归第便驰骑以从”，与那些争相出逃的王公大臣形成鲜明对比。
其耿耿忠心和才干、胆识，让咸丰皇帝对他更加信任和依赖，赏戴花翎，委以重任，并在病危时，让其位居顾命八大臣之列。
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匡源在旋涡中不失大体，保持臣节。
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太后企图篡权以垂帘听政。
阴谋成功后，她本想以“力主北狩，致先帝归天”的理由处死匡源这个“帝党”骨干，但匡源力辩道：“臣原本不赞成北狩之议，力谏固守，(但）帝身已起，臣犹伏御榻力争。”
匡源言之凿凿，有礼有利有节，最终迫使慈禧收回成命，但仍以“凶焰方张，彼亦难与争辩”为由，将匡源免罪罢官。
匡源为官二十多年，十年辉煌后死里逃生，见东山再起已无可能，只好打算返回故里“独善其身”去了。
可是，他为官清廉不治家产，离京前府邸又遭抢劫，即便是变卖了所有家产，也未能凑够返乡路费。
当他走到济南时，已是身无分文，幸而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是其门生，听到老师来到济南，立马郊迎盛请，并顺势聘请匡源为“泺源书院”“院长”。
匡源欣然从命，时间是同治四年（1865)春。
创办于雍正十一年（1733)的泺源书院，是由趵突泉畔的历山书院迁址更名而来，当时可谓山东之最高学府。
匡源到任之后，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迅疾为书院延揽了多位名儒硕士前来助教，其本人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教学管理之中。
他丰富的从政经历，渊博的文化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的学者风范，很快就赢得了学子们的拥戴。
他还根据受业者的水平高低、天赋条件和闻道先后，予以分类施教，力求使更多的学子成为栋梁之才。
为了激发学子们的学习热情，他还选辑编印了多册学子作文，当作范文供学子们学习。
同治六年（1867)五月，匡源编辑刻印了《泺源书院课艺初编》《泺源书院课艺二编》，时任山东巡抚的阎敬铭和匡源分别为之作序。
匡源在序中这样写道：
“泺源书院为山左教育人才之地……余自乙丑春来主讲席，为诸生严立课程。越二载，得文若干篇……其编次以岁分先后，而以经、古、杂体附之。又取条规冠其端，使诸生知本末相资，文行不可偏废，勉为有体有用之学焉。”
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匡源编辑刻印了《泺源书院课艺三编》，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和匡源分别为之作序。
匡源在序中这样写道：
“余囊有《泺源书院课艺初 二》两编之刻，一时学者争先睹之为快，翕然成风，几于家置一集。监院李君石瑚，复请再选续编，为诸生观摩之助。余惟制义代圣贤立言，以理法为最要。理法不明，虽才气纵横，词华富丽，无足尚也。比年以来，与诸生谆谆商榷者，首在于此。而力学之士多能循规蹈矩，端其趋向，文律渐清，文气亦渐几于厚。”
光绪六年（1880)九月，匡源编辑刻印了《小题新编初刻》，选文五十余篇，并为之作序：
“吾故与之言信，乃取近人名作，细加评阅，共得文五十余首，因颜之曰‘小题新编’。夫所谓‘新’者，非惟句雕金玉，韵叶宫商之谓（即选文体裁、题材、出处、论理、行文等），谓其理新、意新、笔新、局新，令阅者一览其文，耳目为之一新焉。”
在泺源书院的大事记中，与匡源有关的事情还有下列记载：
同治十年（1871)，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饬有司于泺源书院东偏建仓颉祠，并迎仓颉像祀之。事竣，嘱匡源“为文以记其事”。匡源遂于当年七月初八撰写了《泺源书院新建仓颉祠记》，并刊石以立。
光绪七年（1881)，匡源病逝于泺源书院，时年66岁。
光绪九年（1883)，朱学笃续辑匡源编辑而未完成的《小题新编续刻》，共得文六十余篇。
匡源主持泺源书院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从学弟子多达三千之众，其中后来参加科举考试并金榜题名者有四百余人，闻名于世者百余人，如：状元曹鸿勋、尚书张应麟、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著名史学家柯劭忞等。
学识渊博者尤善著书立说，匡源也是如此，其主要著述有《珠云仙馆诗文钞》《名山卧游路》《奏议存稿》《画学先资》《历代文选》《历代诗抄》《唐宋元明绝句选》等。
匡源的书法也很出色，以笔力雄健，刚中见柔而备受世人称道。
其传世的书法作品以奏章为多，主要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和国家档案馆中，具有较高的研究与收藏价值。
遗憾的是，在匡源传世的作品中，至今尚未发现有关济南山水胜景的记载。
或许是散佚，也或许是他不善游山玩水，而没有创作相关的诗词歌赋。
此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同治八年（1869)，时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创办了“尚志书院”，特意聘请匡源担任首任院长。
硕学鸿儒，众望所归，身兼两院院长，这在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的历史上，独一无二，惟匡源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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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自身建设，大力推进效能革命，11月27日上午，宜良县人民政府匡远街道召开2023年四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会，结合“当好排头兵”高质量发展打造“六个春城”对应设置的六条赛道，用实际行动回答好“差距怎么看、发展怎么办、工作怎么干”3个方面的问题，推动“当好排头兵”工作提能提质提效。
据了解，街道于会议对宜良县“当好排头兵”高质量发展大竞赛2023年三季度匡远街道成绩进行通报，并由相关站办所就当前经济指标、市场主体培育、平安宜良注册人数等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现场汇报。此次会议对标对表，聚焦“扣分点”，对短板弱项中存在问题进行深度分析，从指标数据中找差距，从分析中定措施，从整改中促提升。
其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文东提出工作要求，一是要明确目标任务，盘清家底、摸清态势，分析扣分点，以目标倒逼工作推进，争取提高四季度工作成效；二是要强化数据监测，直面短板不回避、奋力拼搏不懈怠，加强与相关部门对接，形成上下联动、共同发力的工作格局；三是要全面开拓思路，各站办所要聚焦要素保障、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深挖细掘，力争将“扣分点”变成“加分项”。四是要坚持问题导向，谈举措、出对策，补齐短板，精准发力，在“指标任务”上提速提质。
来源：都市时报
全媒体记者：罗宇娜
编辑：贺靖
审核：赵茜
二审：钟玲
终审：彭德光
想要在云南找一个物美价廉的康养小城，首选宜良县。
宜良县是云南逐渐崛起的康养明星，冬暖夏凉，气候和昆明相似，地理位置较好，坐落于昆明周边，四周是云南实力较强的城市，境内拥有优质的温泉资源，而且现在物价还不高，是难得的宜居小城。
宜良县位于云南中部，距昆明市区50公里，开车不到1个小时。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县制始建于西汉时期，城内保存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项，比如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宜良文庙，弥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
从定位上来说，宜良是传统农业大县，境内有四个坝子，分别是：宜良、马街、汤池、草甸，宜良县城是最大的坝子。从地图上看，县城地域是一个四周环山的高原平坝，南盘江穿城而过，赋予了其良好的水资源与优质的土壤。
得益于当地特有的地理与气候优势，宜良正在打造“康养旅游小城”的名片。
当地属于北带季风气候，四季温和，年温差较小，年均气温17°C，有“小春城”的美名。从气候角度来说，在宜良生活与在昆明的差距并不大，最热月平均气温21.7℃，最冷月平均气温8.1℃，冬暖夏凉，没有严寒与酷暑，不用开空调和暖气，生活成本降低了不少。
宜良的冬天，要比云南大多数城市更舒服一些，光照较好，晴天多，阳光晒在身上特别舒服。这里要比同纬度地区日照时数、日照率都要高一些，每年的11月至次年4月，因受南亚大陆偏西干暖气流控制，当地空气干燥，光照较好，年均日照2125小时。
云南很多城市的海拔落差都很大，宜良县却不同，大部分地区的海拔在1500—1800米之间，处于人体最适宜居住的水平，保证了夏季凉爽的气候，年平均风速2.2m/s，全年有10个月都处于人体气候舒适期。
宜良县的生态很好，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0%，空气质量优良率持续保持在98%以上，是云南省首批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2021年入选进了“中国天然氧吧”名单中。
宜良县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温泉资源丰富，境内有丰富的地下热水资源，温泉水富含多种微量元素，长期泡澡的话对身体很好。宜良县有多个温泉度假基地，比如汤池镇温泉，匡远镇温泉村、小渡口温泉等等，最著名的就是汤池镇温泉，镇上有一条街都是大大小小的温泉店。
我们知道昆明的花卉市场非常有名，其实宜良县的花卉产业也同样出众。这里有一个传统民俗节日-花街节，起源于明代，每逢花会开办时，街上到处展览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场面一点不亚于昆明的花卉市场。
宜良县有很多特色美食，最有名的当属烤鸭。宜良烤鸭是云南省有名的传统菜肴，选用当地特有的小麻鸭，肉质香嫩、肥瘦相宜，通过传统技艺制作而成，又脆又香，好吃至极。
正因如此，宜良县才开始进行产业升级，由农业大县向康养名县转变，修建了众多养老基地与康养小镇，吸引了很多外省人前来。当地的物价也不高，房价5000元左右，买一个小户型还是没多少压力的。
你来过宜良吗，对这里的印象如何呢？
作者：林清鹿，更多景区、免费、养老旅游资讯，关注我即可获得
作 者
吴利学 曾昭睿
发表于《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NKI网络首发2019-12-17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具有特殊的增长历程。作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之一的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承担何种角色、影响程度如何的问题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文章从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曲折认识过程、技术进步的来源与实现路径的探讨、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及评价与争议3个方面，对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对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评述。
关键词
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文献评述；新中国成立70年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发展经济学）建设项目。
新
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经济呈现出奇迹般的增长趋势。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比较低，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仅为1.8%，到2018年上升为1/6，仅次于美国。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经历了4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背后，是受内部与外部因素共同影响的独特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之路。本文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梳理，对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评述，旨在为今后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研究提供参考。
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以及实证等多个角度对技术创新、引进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我们看来，对于中国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问题的认识，以下3个方面最为关键。（1）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曲折认识过程。（2）技术进步的来源与实现路径的认识和探讨。（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评价与争议。因此，本综述将分成3个部分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一、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曲折认识过程
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历史，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在曲折中上升，改革开放后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在曲折的科技进步的发展历程背后，是思想层面上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即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曲折认识过程。
（一）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初步探索与实践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人马克思确定了生产要素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点明了科学、技术的本质和特征，科学和技术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科学是一般社会生产力”，“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现实生产力”，“科学和技术是统一的，技术是物化的科学”，“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中国始终坚持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当中的主导地位，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同志提出“要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我们”，周恩来提出“向科学进军”，党和政府制定了第一个全国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61年又颁布《科研十四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积极性，在艰苦的环境中，科学工作者仍然取得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胰岛素等卓越成就。然而，由于受一些错误思潮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充分认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等观点，甚至曾经错误地认为在建立生产力基础以后只有通过变动社会关系才可以持续发展生产力[2]。特别是受“”的严重冲击，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整体技术水平同国外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了。
（二）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指导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1978年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迈入了改革开放的新发展阶段。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3]，明确了生产力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的关键地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如何使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1981年，、国务院调整了中国科技发展方针，提出大力抓好科学技术成果的推进和应用，1982年，全国科技奖励大会进一步明确，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国家在多个领域开展了科技发展研究计划，如农村技术进步的“星火计划”、针对高新技术发展研究的“863计划”，并实施了一批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科技项目，调整制定了农业、能源、城市建设和交通方面的重大技术政策。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这一论断是对如何使生产力发展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好回答，是在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同志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5]1995年，“科教兴国”教育方针的出台，1998年，国家计委、科委对外发布《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13项全国重大科技计划和项目规划。此后，和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十五大报告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6]报告中进一步指出：“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意依靠科学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7]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8]，并将其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个着力点之首。
（三）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发展要求
201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会议上，总书记对“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作了最新论述，他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9]“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爷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科技支撑，是时代赋予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10]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在新时代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11]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12]“第一动力”与“第一生产力”理论相互融合，“第一动力”是新时代下对科学技术的进一步要求，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
二、关于技术进步的来源、实现路径的探讨
中国具有特殊的科学技术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表现为2个方面：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而且技术引进与创新的发展是并行并交织的，在技术引进而来新的思路，新的理念，新的工具的支持下，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又更能促进新技术、新思路的吸收运用。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经济发展得到促进。
（一）中国技术进步的实现路径
1949年，新中国面对着一片空白的科学技术以及相当落后的工农业生产水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国和政府决定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恢复经济，建立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制定了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法规，逐步落实了知识分子政策[13]。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科学技术进一步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基本历程划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起步阶段（1978—1991年）；第二阶段为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加速阶段（1992—2005年）；第三阶段为自主创新阶段（2006—2011年）；第四阶段为创新驱动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14]。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开放条件下的技术进步是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过程。
（二）中国技术进步的两个主要来源
技术创新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和原因的观点在多位学者的观点中得到认同，但是他们忽略了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来实现更快的技术创新[15]。技术作为生产的要素之一，技术既不是传统的商品，也不是纯粹公品，它兼具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投入品[16]。因此，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提升自己的水平无疑是更低廉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的差异，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直接适用于后发国家[17]。正如唐未兵等（2014）所指出的，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密切相关，但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并不等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通常表现为既定投入条件下产出增加，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的结果[18]。
由此可见，在模仿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才是后发国技术进步的有效现实途径[19]。从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结果看，中国的技术引进、技术创新共同促进了作为中国的技术进步，然而自主研发和国外技术引进对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国内技术引进对生产率并无显著影响[20]。并且中国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提升促进总体研发投入增长，国外技术引进效率对自主研发强度的影响取决于国内外研发投入的关系、生产技术条件和居民偏好[17]。
（三）中国对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进行的探索
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技术创新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技术政策，表现为多项科学技术计划的实施。20世纪90年代，国家意识到仅仅是科学技术政策并不能解决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的问题，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备受关注，服务体系建设开始进行[21]。
随后，针对如何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引起了学者的讨论。部分学者认为应促进中国技术创新进行政策的配套，如张鸿（2001）认为中国存在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低，科研经费投入低等三大问题，要求中国应采取更为有利的科技政策，包括税收政策，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22]。贺德方（2011）也提出在中国的有关科技成果管理及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开展中，应重点注意：转化的概念界定、国际比较、科技成果分类管理等方面问题[23]。
综上，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早期技术引进，并在技术引进的积累和辅助下，自主创新成为中国技术进步的合理路径。此种路径下，存在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不完全性。同时，由于存在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技术进步的路径与传统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路径不同，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核算与传统发达国家如美国的核算方式应当存在差异。
三、关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评价与争议
为了评价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影响，人们非常关注如何定量测度技术进步及其贡献。受Solow（1957）等研究的启发[24]，西方主流学者大多接受了“索洛余值”理论，认为产出增长中要素增加所不能解释的部分即为技术进步的贡献。具体而言，他们将总量生产函数中产出与要素投入组合的比值定义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并作为技术水平的衡量指标。当然，对于这种方法及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一直存在广泛的争议[25]。尤其是因为中国科学技术进步道路的特殊性，传统的“索洛余值”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是否能完全代表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发更多争议。
（一）对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定性以及初步的定量讨论
早在1960年，中国的部分学者就收集了外国学者对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问题的讨论。郭昭（1960）收集的资料中论证了：新技术的发展不但不会给资本主义带来新的生命力，使其复兴，相反的会使资本主义内在的一切矛盾更加剧烈更深刻化[26]。末永隆甫等（1961）阐述了罗宾逊的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可能维持长久扩展的最高率，是同劳动增长的百分率与每个劳动力生产率增长的百分率之和相近，如果技术进步不是中立的，技术进步就会倾向于使用资本或节约劳动[27]。在技术进步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方面，多数学者认为是积极的，如马阳（1983）认为技术进步是科学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中间环节，技术进步通过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不断采用新技术[28]。
在中国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激烈探讨的时代，多位学者也就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展开了讨论。曾启贤（1963）认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条件下，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扩大再生产的规律[29]。吴佩钧（1963）则认为不能以技术进步的“快和慢”来论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是否存在或是否起作用[30]。这个讨论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部分学者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持否定态度[31]，而马镔（1980）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原理不应被否定[32]。鲁济典（1980）认为，用机器制造机器逐步代替用手工制造机器这样的科学技术进步会引起第一部类生产的优先增长，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使一切科学领域一切生产和非生产过程发生根本的变革，许多国家两大部类生产“平行发展”。由此，他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只要不把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等同起来，在两大部类平行发展的情况下，仍可以实现高速扩大再生产[33]。
（二）关于不同全要素增长率测度方式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者意识到科学技术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开始对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的评价进行探讨，评价的探讨一般都挑选重点的科技领域，采用以定性为主，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并开始了对增长会计法的初探。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的学界开始对技术进步的经济效果的测度进行广泛的讨论。1984年10月22—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同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联合召开的技术进步经济效果学术讨论会上，关于技术进步经济效果进行了以下3个问题的讨论：技术进步经济效果问题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进步经济效果定量研究的主要方法；技术进步经济效果定量方法的评价分析。
世界银行（1984）向中国提交的报告中，采用“综合要素生产率”这种概念，使用的计算公式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减去劳动和资本投入方面的增长，差额就是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万伟勋（1986）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得出1947—1961年各国技术进步贡献率，美国为38.2%，日本为46.6%，中国为42%，日本工业为30.1%[34]。随后，大量学者借助索洛残差法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进行估计，并对产出和投入指标选取、要素权重设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探讨[35-45]。
随着国外生产率测算技术的发展，国内学者也逐步引入这些方法来测算中国的生产率状况。郑玉韵（1995）[46]、刘小玄等（1998）[47]、姚洋（1998）[48]、姚洋等（2001）[49]、李胜文等（2008）[50]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王志刚等（2006）利用随机前沿面板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51]，还有部分学者利用随机前沿方法估算农业全要素增长率[52-53]。颜鹏飞等（2004）[54]、郭庆旺等（2005）利用非参数DEA-Malquist指数方法估算出中国各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率[55]。于君博（2006）综合运用SFA和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效率变迁作了测算[56]。傅晓霞等（2007）对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核算中的适用性进行了比较，发现随机前沿分析可能是更为适用的生产率分析工具[57]。
（三）对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贡献的争论
对于中国技术进步的测度，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如何评价和判断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58]。但是，Krugma（1999）等根据Young（1993，1994，2000）的一系列基于索洛余值核算的实证分析结果，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资源投入的结果而不是效率提升的结果[59]。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刘遵义（1997）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不只是数量的扩张而没有技术和管理的创新[60]，郑玉韵（1998）也认为关于东亚增长模式的争论，很大程度是由于不同研究者在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定义、概念、数据、以及假定等方面做了不同的处理[61]。易纲等（2003）认为无论是改革带来的制度变迁或是中国的技术进步状况抑或是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都应该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体现出来[62]。郑玉歆（2007）进一步指出，判断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简单地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追求经济增长时，适应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所不同，在高速的成长阶段适用于要素扩长，而进入低速的成熟阶段时，技术进步才占据主导，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高贡献，我们更应关注投资的质量与积累的有效性[63]。
此后，有学者在索洛模型缺陷的基础上，沿着新增长理论的方向对生产率测算进行拓展研究。例如，刘伟等（2008）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迁从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对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对比分析，结果发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产业结构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大；1998年以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愈渐减小，技术进步的市场化力量逐步上升，1988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自身可持续性逐步提高[64]。
（四）关于技术进步助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探讨
多位学者就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转变所起到作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郑友敬（1987）认为中国近几年来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同步的基础上的，技术进步没有带来明显的结构效果[65]。洪银兴（1999）提出中国面临着产品无法进入买方市场的压力，因此，中国多产业部门需要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生产替代进口的产品，现阶段推进技术进步的重点是促进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66]。而21世纪之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逐步增大。云鹤等（2009）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2005年表现出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在1981—2005年纯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1.8%，贡献了经济增长的18.75%，对经济增长和方式的转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倡导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67]。然而，对于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等技术进步来源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问题，唐未兵等（2014）指出因为机会成本、引进技术的路径依赖等原因，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并且，因技术差距、要素禀赋、吸收能力的差异，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存在不确定性[18]。
除此以外，有部分学者却认为中国的发展情况存在特殊性，应结合中国的发展情况，将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适用性、作用方向以及影响程度进行探究。他们认为：应以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作为经济增长的最优方式，全要素生产率或要素投入是否作为主要增长来源随各国发展阶段而变化。对于在中国何种经济增长方式才是最优化增长方式这个问题，郑玉歆（1999）认为技术进步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与资本密集程度高度相关，中国的高投入的增长方式未必是坏事[68]。更进一步，林毅夫等（2007）指出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源是中国最优利用资源的方式，即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进而改革企业对生产资源的实际支付价格体系，使其符合中国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得企业最优化引致全要素经济的最优化[69]。
四、总结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生产力与科技进步水平都经历了曲折而迅速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应，中国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在发展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相关政策制定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本文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对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政策与相关研究的变化，梳理相关理论与事实，对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评述。从既有研究看，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曲折的科技进步的发展历程背后，是思想层面上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曲折认识过程。从马克思指出“科学是一般社会生产力”，到同志提出“要用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我们”，中国人是重视科学技术的，但由于错误地认识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联系，发生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停滞。改革开放后，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志进一步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曲折中不断更新和发展，在新时代有了“创新”的新要求。
第二，中国的技术进步的来源为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二者的并行并交织构成了中国技术进步的实现路径。伴随着技术引进而来的新的思路，新的理念，新的工具，使得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又更能促进新技术、新思路的吸收运用。在此基础上，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经济发展得到促进。
第三，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测度最初以定性讨论，接着以索洛生产函数为基础，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代表科技进步水平，用以测度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生产函数方法并未考虑生产资源集约度的提高、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等属于广义技术进步的部分，只考虑了知识进步的狭义技术进步，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引起学者争议。除此之外，针对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中，选取可最优利用中国劳动力、资本等资源的发展方式无可厚非，而未来为了满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增大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具有必要性。
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就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而言，我们认为今后的重要扩展方向包括以下4个方面。
第一，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无论是从理论发展讲，还是从政策实践看，对技术进步的准确、全面度量和评价都是基础性重要工作。只有解决好测度问题，才能更好地检验经济理论和政策效果。特别是对于中国经济的特点和不同发展阶段，我们仍然亟需出台符合现实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的测算和评价体系。
第二，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进步的源泉问题。现代技术以科学为基础，但技术不等于科学。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总体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而且地区技术水平差异巨大。因此，仍需要深入探讨所有可能的技术进步途径，充分挖掘各种技术进步的实现手段，尤其是要处理好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的关系。这些领域都需要我们从理论、实证和政策等多方面研究。
第三，需要进一步探讨技术创新的激励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技术进步也在加速，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特别是在不断追赶世界技术前沿的过程中，中国技术进步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在局部领域已经开始成为技术创新的领导者。在此情况下，如何加快科学发展，促进基础研究，完善产学研一体化机制，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都需要根据现实发展作出理论回答和政策回应。
第四，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互动的研究。回顾70年来的文献，我们发现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发展，而对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技术进步的探讨非常不充分。因而，如何根据经济发展来调整技术进步方向，科技进步与收入分配，就业波动等相关联问题，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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