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名是一种文化现象，表现人们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愿望。历史上不同民族有其各不相同的命名习惯，反映着民族文化特征。17世纪的中国满洲人，从居住于东北一隅，到稳固地统治全中国，民族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族人的起名也同时产生变异。
人们的名字是在初生或童稚时期，由家长起定，所选择的文字，蕴含了家长的期望。17世纪满人为子孙起的名字有多种含义，兹缕列于次。
以动物命名
贝勒杜度（Dudu，1597～1624），名字意思是斑雀；镇
国公哈尔萨（Harsa，1605～1651），名字字义是蜜鼠；摄政
王多尔衮（Dorgon，1612～1650），名字意思是獾。
这些是直接以动物命名。还有以动物体中的一个部位起名的，如
贝子博和托（Bohoto，1610～1648），名意是驼峰。
以属相命名
中国古人以12个动物配十二地支，成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每年一个属相，共十二属，循环使用。17世纪满人有用属相取名的习惯，如辅国公固尔玛浑（Gulmahun，1615～1681），名字意思是兔子，但固尔玛浑这个名字的得来并非崇拜动物，而是来自属相，他出生的1615年是兔年。17世纪有两个满人叫尼满（Niman），一个是子爵，另一位是战死疆场的前锋官，名字的意思是山羊，因为他们是属羊的。
以矿物命名
三等公诺敏（Nomin，1682年袭爵），名字意义是铅矿石。
以山河命名
男爵噶尔汉（Gargan，1657年袭爵），名字是河汊子的意思。
以用物命名
人们的用物品类繁多，被满人用以为子孙起名的不少，如：
亲王博洛（Boro，1613～1652），名字的本意是凉帽。
贝勒阿敏（Amin，1586～1640），名字字义是后鞍桥。
内大臣鄂硕（Oo，？～1657），取名的原意是“驾鹰的三指皮巴掌”。
额驸苏纳（Suna，17世纪上半叶），名字本意是“牵狗的皮条”。
大学士马齐（Maci，1651～1738），名字字义是“拴秋的铁钩子”。
以数目字命名
当婴儿出生时，以其父祖年龄数目字为之起名。如轻车都尉那丹珠（Nadanju，1712年袭职），名字意思是七十，可能是于其父内大臣硕岱（1629～1712）70岁时出生的。
以排行命名
以婴儿是父亲的第几个儿子来起名，如老五叫孙查齐。或不严格论排行，以出生早晚来定名，如清太祖的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Ajige，1605～1651），名字是小儿子的意思，一等侯费扬古（Fiyanggu）名意同于阿济格。
用体形特征、身体的某一部位命名
以皮肤黧黑而起名，如颖亲王萨哈璘（Sahaliyan，1604～1636），又如銮仪卫冠军使萨哈连（Sahaliyan）。用红眼边、烂眼皮作名字，如贝子傅喇塔（Fulata，1622～1676）。
因小时爱尿炕，起名尿炕孩子，如参领席特库（Siteku，1634年参加对明朝作战）。
因长得细高起名，如男爵噶达浑（Cadahun，？～1657）。用大腿作名字，如辅政大臣苏克萨哈（Suksaha，？～1667）。
以胎起名，如豫亲王多铎（Dodo，1617～1649）。用上牙磕下牙起名，如额驸何和哩（Heheri，1561～1624）。
因相貌或作风像汉人而起名叫汉人，或叫蛮子相，如敬谨亲王尼堪（Nikan，1610～1652），又如理藩院尚书尼堪（Nikan，1595～1660）。
用反映好品格的字义命名如协办大学士阿克敦（Akdun，1685～1756），名字字义是坚固、信实。
这种寓意取名，在传说中的“三仙女”名字中表现尤为突出。大姐恩古伦（Enggulen），名字意思是恪守纲常、纯正无邪的女子；二姐正古伦（Jenggulen），名意是笃守贞操、纯正无瑕的女子；三妹佛库伦（fekulen），即神话中诞育满洲先祖的仙女，她的名字意思是爱好新奇的天真女子。
以吉祥字样命名
家长希望子孙有幸福美满的生活，选择吉祥文字给他们起名，以博取好兆头。如贝子萨贝（Sabi，1628～1655），名意为祥、吉祥。右卫先锋众神保（？～1696），取名用意是希望诸位神灵保佑他。简亲王神保住（1716年受封奉国将军），名意是祈求神仙保护他成长。领侍卫内大臣讷亲（Necin，？～1749），名意为平安、平坦。
在吉祥文字命名中，也有从文字表面看不出祝福的意思，但实际上包含着祝愿的成分。如贝勒岳托（Yoto，1599～1639），名字字义是呆子、傻公子，实际上不是说名字的主人是傻子，而是世俗以为傻子好养活，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孩子健康成长。辅政大臣索尼（Suweni，1601～1667），名字的本意是“你们的”，引申讲这个孩子是百家子弟，也是取其好养活、不会夭亡之意。
其他
两江总督噶礼（？～1714），名字的意思是“让他拿来”。
前述17世纪满人命名中借用动物、矿物、属相、山河等的名称，反映出那时满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及与自然物的关系。人们和大自然共存，接受它提供的丰富生活资源，也承受它时而带来的灾害，对它既感谢又敬畏，于是在对自然界还缺乏科学认识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以采集业、狩猎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情况下，人们普遍存在着崇拜自然的观念。
到农业社会，也还是靠天吃饭，同样盛行自然崇拜。16、17世纪之交，满族先进地区的生产方式已从渔猎过渡到农业，但人们自然崇拜的观念变化不大。动物、矿物、属相、山川是身边事物，对它们有所了解，用它们的名称作孩子的名字很方便，适合于当时人的知识水平，更重要的是用那些名称寄托了对孩子的愿望，即希望子孙能像动物那样茁壮灵巧，生生不息；能像矿物、山河那样坚实雄伟。至于人和动物同名，今天看来似乎不雅，但17世纪的满人并没有这个概念，他们的那些名字，正是自然崇拜的表现。
康熙
满人以父祖的年龄给新生婴儿命名及用排行取名，是用名字纪念父祖，使孩子长大之后知道父祖养育的恩德，能够孝敬长上，永远不忘祖宗，这是祖先崇拜的表现。吉祥名字的选取，虽然出现得很早，但普遍性远不及前述的自然物多。到17世纪末，这一特征开始发展起来，其标志就是康熙皇帝（1654～1722）于17世纪80年代给儿子们命名采取了汉字规范性做法，即每人的名字取两个汉字，其中一个字为诸子所共用——排行字，就是“胤”字，另一个字也有一个共同的偏旁，是“示”字，“胤”字字义是继、嗣，取这个字表示子孙相承续。
“胤”字与其他字搭配成许多字，各有其义，如废太子名胤礽（1674～1724），礽是有福的意思。第十四子胤祯（1688～1755），祯是吉祥的含义。第七子胤佑（1680～1730）的佑字是神相助、天保佑的意思。第四子胤禛（雍正皇帝，1678～1735）的禛字是真诚受福的意思。康熙帝给诸子起名，希望他们吉祥有福，世代相传。康熙帝又给孙子辈起名，排行字取“弘”字，是广大、扩充的意思。皇家起名的改变，标志着满人起名用意方向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社会上层人士当中，17世纪末期以后，人们命名日益重视吉祥幸福、品格修养和字义文雅方面，而反映自然崇拜观念的名字逐渐减少。
17世纪满人名字比较简单，只有一个通称，不像汉人，在大名之外，还有表字、别号、室名等等称谓以表示风雅，便利别人称呼和自称。17世纪中叶以后，个别满洲文人学习汉人，另起字、号。不过这一现象尚少，到18世纪以后才多起来。
满人的名字原来当然是读满音、写满文。随着满人在中原的建立，做官的人要把名字写成汉字，即根据满语写出对音的汉字，所取的文字，只要音对，一般不考虑汉字的字义好坏。极少数人选取含义好的字词或同汉人姓名相近的字，于是出现满人名字与汉人姓名相似的情况。迨至18世纪，乾隆皇帝担心满人在姓名方面被汉人同化而加以乾涉。
满人名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名与姓不连称，一般只用名，不提姓氏。如说到固尔玛浑，并不提起他的爱新觉罗姓氏。马齐姓富察氏，他自称以及别人称呼他时不需要提富察氏，径呼马齐即可。
关于17世纪满族人的命名，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满人取名常常表现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观念，而且有很大的随意性，尤其是在以用物命名方面。16、17世纪之交是满文草创时期，字数无多，限制了起名的应用，那时满族文化发展水平不高，决定了起名的原始性和简单性。
其次，满人的命名随社会的发展迅速变化，由自然崇拜命意向多方面发展，特别是向塑造品格、表示祈福、吉祥愿望的方向发展。这是17世纪中叶开始大量接触汉文化并受其影响，亦逐渐用到命名方面，反映了满族文化的发展。
再次，满人命名的变化，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满族贵族对汉文化的普遍接受，影响到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在政治上采取了汉族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在教育和选拔官吏上继承了汉人的科举制，在思想方面确定了以儒家思想为官方哲学，在命名方面，满人从汉人的命名观念里，学习到赋予名字以深刻的社会含义，改变了旧日的简单命名状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
著名的历史学家柏杨曾经提出瓶颈时期的观念，认为任何一个王朝在第二代帝王时都会进入瓶颈期，如果渡过瓶颈期就能够长久治安，相反就成为短命王朝。清朝入关后的瓶颈期就在四辅臣掌权的七年时间里。四辅政在历史上确实有不少的功绩，但是他们在大政上出现重大失误，差点让清朝未能和平过渡，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一，顺治去世，四辅臣执政1661年，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突然病重，他才亲政10年呀，在历史上也是一位贤明的皇帝。他是一位“立志高远、孜孜求治、以明君圣王自期的有为皇帝，负有‘一夫不获，罪在朕躬’的历史责任感。顺治帝是汉化的积极推动者，其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特殊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然而，天时不利，正值英年的顺治感染的天花，病情迅速恶化，他这才开始考虑立嗣的事情。
一生苦读的顺治帝
顺治帝一共有八子，他提议让次子福全继承皇位，但是孝庄太后却主张让三子玄烨继位。顺治帝犹豫不决，征询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身体已有免疫力，可以避免顺治的前车之鉴。于是，顺治帝当机立断，立玄烨为皇太子，并留下遗嘱，让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四个异姓重臣辅政。
同一年，顺治去世，玄烨即位，年号康熙。当时玄烨只有8岁，一切政务都由四辅臣处理。从1661年到1667年，四辅臣掌权7年，是清朝发展的关键时期。
四大辅臣
顺治之所以让异姓重臣辅政，就是考虑到异姓地位较低，可会觊觎皇位，这也是吸取了多尔衮摄政的教训。四位大臣中只有苏克萨哈是多尔衮的部下，其他三位都是反对多尔衮的人物。在1643年，皇太极去世，正黄旗和镶黄旗拥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而索尼、遏必隆、鳌拜等甚至在会议上用武力威胁多尔衮，逼迫多尔衮做出让步，拥立顺治为帝。
顺治即位后，索尼、遏必隆、鳌拜尽心辅助顺治，不依附于多尔衮，使得多尔衮始终不敢称帝，三人也遭到了多尔衮的打压。索尼被革除职位，籍没财产，废为平民；鳌拜曾两次被定为死罪，被迫以罚银赎身；遏必隆也被革去职务，财产没收一半。多尔衮去世后，顺治才恢复三人的名誉，委以重任。
而苏克萨哈原本是多尔衮部下，但是他首先告发多尔衮“逆谋”，因此也得到了重用。
因此，顺治任命四臣辅政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二，四辅臣的内政：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1661年，南明基本被消灭，内地基本统一，只有一些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但是总体上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四辅臣执政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调节朝廷内外的矛盾，恢复经济，让权利能够平稳过渡。
四辅臣执政后，开始对顺治帝一些过渡汉化政策进行调整，提出了“率循祖制，咸复旧章”的治国指导方针。顺治时设置了十三衙门，宦官有抬头的隐患。四辅臣将十三衙门改为内务府，严格限制宦官权利，避免了历史的重蹈覆辙。
理藩院原本是管理蒙古地区和西北、青藏高原少数民族政务的机构，其地位和六部平行。入关后，顺治将其地位降低，使其成为了礼部的下属机构。四辅臣重新恢复了理藩院的地位，有利于加强对蒙古等地区的控制和管理。
在入关之前，清朝设置有内三院，类似于明朝的秘书机构——内阁。1658年，顺治将内三院改组为内阁，另外又设翰林院作为咨询机构。四辅臣执政后就废除了内阁和翰林院，恢复了内三院的设置。
可见，四辅臣的行政方面是偏于保守的，毕竟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总体上偏袒于满洲制度和文化。不过在经济和吏治问题上，四辅臣还是坚持顺治时期的政策。他们依然对贪污严加处理，以缓解社会矛盾，保障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
在经济上，四辅臣鼓励垦荒，继续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并且废除了“圈地”这一弊政。四辅臣规定，在战争刚结束的地区，三年内不征收赋税，而个别地区放宽到五年。经过七年的垦荒，大片的荒地被开发，人民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经济开始恢复，这给后来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在军事上，四辅臣继续扫荡残余的反清势力。1664年，清朝灭夔东十三家，标志着李自成的残余势力全部灭亡，内地40年的农民战争最终结束。
对盘踞东南的郑氏集团，四辅臣采取招抚政策，三年内使其3000多官兵，10万百姓投归清朝，大大削弱了郑氏的势力，这为后来施琅平定台湾提供了条件。四辅臣又松弛了海禁，逐渐让沿海居民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有利于沿海经济的发展。
三，四辅臣的失误和鳌拜专权四辅臣虽然在辅佐康熙上尽心尽力，尽忠职守，但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依然犯了错误，其中最大的失误就是扩大了“三藩”的权力。
三藩，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分别驻扎于云贵、广东、福建。三藩的最初并非诸侯，而是将领，只有驻地，没有封地。在顺治时期，战争一旦结束，三藩就要调离驻地，撤回关外驻防。可四辅政时期，为了南方安定，就让三藩永驻南方，将驻地变成了封地，并授予行政、军事、经济大权。
三藩地图
三藩从将领摇身一变成为诸侯，为后来的“三藩之乱”埋下了隐患。而四辅政扩大三藩的权力，使其永驻其封地是三藩诸侯化的关键。这算是四辅臣执政过程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四辅臣最初在内政问题上保持和衷共济，遵守誓言，共同决策，使得朝廷相安无事。但随着四辅臣势力的形成，羽翼丰满，他们就开始产生了党争，尤其是鳌拜势力的膨胀给清朝带来了新的危机。
在四辅臣中，索尼的威望最高，权力最大，鳌拜不能与之争锋。遏必隆和鳌拜同属一旗，在大小事情上都附和鳌拜，两人同属于。苏克萨哈的地位仅次于索尼，但是爵位却低于鳌拜，让鳌拜十分不满，因而成为了鳌拜的斗争对象。
1666年，鳌拜强制要求和苏克萨哈的正黄旗更换土地。原来，多尔衮入关后，将本应该拨给镶黄旗的肥沃土地占据了，而将贫瘠的土地拨给镶黄旗。但是20年过去了，重新更换土地会引发更大的矛盾，这引起了朝廷大臣的不满。鳌拜则趁机大兴案狱，杀死了反对的大臣。随后，鳌拜不顾康熙的反对强行更换土地，引发了社会矛盾。
1667年，康熙14岁，到了亲政的年纪。索尼自觉年老，提议康熙亲政。到了六月，索尼病倒，鳌拜掌握大权。皇太后见事情有变，立即举行亲政大典。但是鳌拜哪肯放权，他害死苏克萨哈，意图控制朝政，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康熙设计擒拿了鳌拜，结束了四辅政时代。
总体上来说，四辅臣执政时期的清朝是在平稳过渡，经济在恢复，使得清朝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但是四辅臣在诸侯问题上犯了大错，使得“三藩”演变为诸侯，又为“三藩之乱”埋下了隐患。在后期，鳌拜专权，制造党争，差点使清朝走上了深渊。若不是康熙当时智谋过人，出奇计拿鳌拜，那清朝就很难以和平的方式渡过瓶颈期，很可能天下就此大乱了。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