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人形容人做事“不激跳”、懒散疲沓为“懒打皮耸”，当是“懒沓疲倯”，倯，庸也，慵也。劳累疲倦是“皮搭嘴歪”，当是“皮塌嘴歪”；塌，下垂。漫不经心的样子是“皮松肉紧”（《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五回：“怎的又合他皮松肉紧的谈了会子道学，又指东说西的打了会子闷葫芦呢？”）或“皮宽肉松”（《都门四记》：“腹须高悬,紧不脱节。若皮宽肉松,行走拖地,色兼青黑,花色斑斑,皆为无力之证。”）
川渝称皮肤不紧致、松弛为“松皮拉lǎ垮”或“纵皮拉垮”。“拉垮”状皮肤松弛，“懒垮、倮垮”则形容人懒惰tǒ疲沓。“懒垮、拉垮、倮垮”都与大而不当、粗笨、懒惰之“㔝勥、崀㑌、狼犺、狼伉、郞亢、郞伉、阆伉、榔杭、㝗㝩、娄糊……”是一个词群（㔝勥→懒垮/拉垮 拉卡→拉垮倮垮），详细请参徐振邦《联绵词大词典》。
【拉卡】做事不利落。江淮官话，江苏如东。
“做事不利落”也是“拉垮”，因此“拉卡”与“拉垮”是一回事。东北官话、北京官话“腿脚沉重、不听使唤”的“拉胯”，跟“拉垮”理据相同。
“纵皮拉垮”与“松皮拉跨”意思一样，那“纵，缓也”也就是“松”。
【松】《说文•木部》：“木也。”祥容切（邪母），思公切（心母）。
松有“鳞片”，取义在“皱”。“松”在后世与表示“疏松、松散”义的“鬆”相同（《字汇补•木部》：“松，与鬆同。”）“疏松、松散”义大约在唐代出现：
蜂须蝉翼薄鬆鬆，浮动搔头似有风。——唐王建《宫词一百首》之四十二
今为“鬆”的简体字。
“鬆”在《玉篇•髟biāo部》的解释是“乱髪。”（私宗切；息恭切。心母。髟，《说文•髟部》“髪长猋猋也。”长髪下垂皃）乱髪当然蓬松，但这只是“词汇意义”，不是“字源意义”，也就是说不是“鬆”的得名理据。我们曾经谈过“松散、疏松”之“鬆”可能与“戎”的“娀㣝䯷”等关联（草不黄俗话说564《外头绷面子，屋头搅膙子》）。现在从“纵、松”的关系看，也可能关联“纵”。
纵，缓也，松散、疏松与“缓”理据近似。此其一。
其二，《说文•糸部》：“緃（纵），一曰舍也。”“舍也”即“纵放、放纵”义，也即“松开、松手、松绑”之“松”的意思。
第三，纵、松音近。“慫惥”（怂恿）之“慫”从“從”；“纵”有sǒng音（足勇切）；“松”可通“從（从）”（依从；随从。《墨子号令》：“为人下者，常司上之，随而行，松上不随下。”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曰：松，读为从。言从上不从下也。”）鬆、緃的词群可以是：
鬆緃→散/撒（散落）沓→撒沓疏驰拖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署。《声明》宣布：“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布结束。”“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当时的联合公报标题是“中日建交”，但是内容里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而在这句话前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日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外交文件的辞令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因为如果用词不当就容易被外界恶意解读，也会给今后的外交活动中埋下隐患。《中日联合声明》中明确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日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所以联合公报标题“中日建交”这里的“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日之间是存在邦交关系的，然而那是一种侵略与被侵略的非正常关系。
1972年的《联合声明》站在新中国的角度上标志着与日本的建交，然而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所标志的是把之前非正常的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正如《没有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最早的名字叫做《没有就没有中国》，后来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认为这话不科学、不准确：中国已有几千年历史了，是先有中国，后有，所以应当在“中国”前面加一个“新”字。
中日之间的邦交关系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已客观存在，那么中日之间的邦交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这得看如何理解“邦交关系”一词。在近现代国际条约关系诞生之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早就与周边邻国形成了一种以册封朝贡为核心的古典邦交关系，所以中日邦交关系同中国与朝鲜、越南等邻国的外交关系一样分为古典邦交时期和近现代条约邦交时期。
目前考古学界最主流的观点一般倾向于认为：日本民族的祖先是由来自中国淮河下游及长江下游地区的汉族移民与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古代朝鲜人等多个族群融合形成的。周朝文献《海内北经》明确记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而《山海经》的其它篇章则记述着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
曾有现代学者根据《东山经》复原古代中原先民向东海岛屿迁徙的路线图：大黑山岛-济州岛-福江岛-下甑岛-鹿儿岛-琉球群岛。这些记载事实上是得到现古学证据支持的。日本考古学家曾在佐贺县高来郡三会树景化园的弥生文化墓葬中发掘出最早的纺织品。这是一寸见方的残布片，径线40至50根、纬线30根，与当时中国齐地所产丝绢大体相同。这证明战国时期山东半岛的齐国已向日本输出丝绸了。
虽然还不能确定日本出现的齐国所产的丝绢是怎么到达日本的，但这至少证实了战国时期中日之间就存在一条连接山东半岛齐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日本皇室的天丛云剑、八尺琼勾玉、八咫镜三神器无论形制或是制造年代都介于中国秦汉之间，而在日本古代传说中的神武天皇东征路线上陆续出土了很多中国秦代时期风格的器具，可以确定的是在日本的早期历史上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生活在日本列岛之上了。
正是在中华文明的刺激下日本才由一个个四分五裂的原始部族进化为一个统一成熟的国家。当时的日本称从中国和朝鲜半岛迁徙来的人为渡来人，这些人给日本带来了语言文化传统。日本相对比较优待这些人因为日本朝廷比较看重这些文化和知识。815年日本朝廷编写了整个日本统治阶层的姓氏：1182个统治阶级姓氏宗族里205个来自中国（包括高句丽姓氏41个），154个来自朝鲜半岛（百济104、新罗9）。
与此同时水稻种植技术也开始在日本日益普及：西元前3世纪以后水稻迅速在日本列岛传播开来。日本是多山地、少平原的国家。在原始社会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这种地缘环境成为限制各部族交流的天然屏障，整个日本列岛被切割为几乎大小差不多的地缘板块，而每一板块的生产力都差不多，这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板块上的不同部族所能生产的粮食以及这些粮食供养的士兵都是差不多的，谁也不具备统一日本的实力。
《汉书·地理志》中曾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则记载着“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这条记载说的是日本列岛上一个名为倭奴国的曾遣使朝贡东汉王朝，汉光武帝刘秀则将金印绶带赐予其使者。公元238年日本列岛上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者难升米朝见魏明帝曹睿。
随着中华文明在日本列岛的传播使列岛这种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在潜移默化中悄然改变：最早受到中华文明影响的九州地区由于掌握了水稻种植和新式农具，粮食产量出现了质的飞跃，尽管这一飞跃在杂交水稻都已诞生的今天看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在当时就使得九州地区的部族比起四国、关西、关东等地的部族具有极大的优势。从中国大陆迁徙来的移民不仅带来了新式农具，也同样带来了新式兵器。
秦汉时期的中国已开始大规模列装铁制兵器，而日本连青铜冶炼技术都尚未掌握，绝大多数部族使用的还是原始社会的木制、骨制等兵器。由于九州地区率先掌握了更为先进的中国技术，其他地区如若不想被九州地区崛起的倭奴国、邪马台国吞并，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掌握这种先进技术。于是日本列岛开启了第一轮效仿华夏文明的高潮，遗憾的是这次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没能以明确的文字记载在历史档案中。
在这一轮学习华夏文明的高潮中最终胜出的是本州中部的大和国。5世纪初实力强大的大和国家征服各部，建立起日本列岛第一个统一国家，和族由此成为日本的主体民族。当日本由分散的原始部族向统一成熟的国家形态过渡时东亚世界已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中国周边的国家纷纷以向中国称臣朝贡寻求中国的保护和赏赐。日本在这一时期是臣服于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的。
日本是位于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交界处的岛国，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多火山地震，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日本人很早就形成了大陆情结——取代中国成为东亚世界的领导者就成为了日本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的野心。早在公元4世纪六十年代尚未完全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王朝就出兵朝鲜半岛并成功征服了所谓“弁韩之地”。在我国南北朝的刘宋时期倭国王曾遣使要求刘宋朝廷册封自己为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
如果当时的刘宋朝廷满足了日本的册封请求就意味着中国朝廷承认位于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等地为日本的属地。这时日本在承认以中国为核心的册封朝贡体系之下已开始要求扮演该体系内仅次于中国的大国角色，也就是说日本要求对其他小国拥有支配权。不过刘宋朝廷最终只册封倭国王为“安东将军、倭国王”，也就是说刘宋朝廷并没认可倭国对朝鲜半岛的支配权。
日本的诉求没能得到当时的中国朝廷的认可，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混战时期，日本趁中原王朝无暇顾及域外事务的时机扩张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最终日本实际上迫使百济成为了自己的朝贡国，不过此事一直没得到中国方面的认可。随着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张使其野心逐渐膨胀，于是到了隋炀帝在位时期就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
这份国书标志着日本正式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发起挑战：在此之前日本尽管已在朝鲜半岛展开扩张行为，然而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是认可的，所以才会请求册封之举。以隋炀帝时期的国书事件为标志宣告日本开始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在当时的宗藩朝贡体系之下只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被视为是受命于天的天子。
因此只有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能成为皇帝，周边藩国的统治者只能称王而不能称皇称帝，然而日本统治者的名号却在这时由原来的大王悄然变成了天皇并在国书中以天子自居。这也难怪接到国书的隋炀帝会勃然大怒了，因为这标志着日本已开始尝试取代中国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日本人的野心当然不止反映在国书的文字处理上，与此同时日本仍在朝鲜半岛竭力扩张势力。
到了唐高宗时期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行为诱发了中日之间的第一场战争——白江口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日军被只有自己四分之一兵力的唐军所败。白江口之战的失败使日本清醒认识到自己和中国之间巨大的国力落差，于是日本开始全面效法大唐王朝进行改革。这一时期日本频频派出遣唐使学习唐朝先进的典章制度。这时正致力于打造万国来朝盛景的大唐帝国要求日本必须每15~20年左右遣使来唐一次。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在此之前日本已先后派出过三次遣隋使。大化元年（公元646年）正月大和朝廷模仿唐朝的制度文化进行改革（史称大化改新）：在经济上效法中国隋唐王朝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在政治上通过模仿中国的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以强化中央集权；文化上根据汉字草书偏旁结构发明了平假名，根据汉字楷书偏旁结构发明了片假名。
白江口之战后遣唐使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甚至更胜战前：第七至第十次遣唐使（669~733年）的遣唐使规模一般为四条船、五六百人，这一数据大约是战前的两三倍。公元700年（日本文武天皇五年）藤原不比等人模仿《唐律》编纂的《大宝律令》完成并于次年（日本大宝元年）正式颁布。这部著名的法典计有律六卷、令十一卷。它的制定标志着日本封建制度的确立。
在两国的使者队伍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唐日“混血儿”：在两百多年的交往中日本人在唐结婚生子和唐人在日本结婚生子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公元734年作为第十次遣唐使的护送使前往日本的唐朝音乐家袁晋卿、皇甫东朝及其女儿皇甫升女后来都留居日本，他们的“混血”后代一直热衷传播大唐文化。公元717年（开元五年）日后成为李白好友的晁衡（当时还叫日语名字阿倍仲麻吕）随第九批遣唐使入唐。
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鉴真大师在经历五次东渡失败的经历后率弟子40余人从扬州（今瓜洲镇入江口处）出发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此时鉴真大师已然双目失明，可还是经过不懈努力开创了日本佛教的南山律宗。
尽管这一时期被唐朝在白江口之战中打服了打怕了的日本对唐王朝表现得足够恭顺，不过日本人其实还是有些小心思的：在唐朝安排的接待各国使节的宴会上日本使节死活不肯使自己的座次位居新罗之后。表面上看这是简单的争面子行为，实际上这意味着日本仍没放弃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的企图。尽管日本已意识到自己无力挑战国力鼎盛的李唐王朝，但仍认为自己比新罗等国要强大得多。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叛乱持续了8年，本来在此期间日本该按和大唐的约定派出一次遣唐使，可日本的小算盘是：日后中原大地究竟姓李或是姓安都是未知数，自己这时遣使万一拜错了庙门......于是日本在外交和军事上开始了新动作：早在公元713年唐朝在东北地区设立渤海都督府。渤海都督府和大唐其他羁縻州府一样是册封当地部族首领而实现羁縻统治的，实际上渤海都督府同时又是接受大唐册封的渤海郡国。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国中之国。渤海郡国从公元727年起曾多次遣使日本，日本一开始的应对比较冷淡，安史之乱后日本开始积极和渤海展开互动外交：759年日本甚至计划与渤海南北夹击新罗。不过日本在国书中以上国自居，称渤海为孤悬海外的弹丸小国——日本天皇应该是把地图拿倒了，否则怎么会没弄明白究竟是谁孤悬海外呀？
尽管日本天皇的国书犯了地理常识性错误，不过这也表明日本在安史之乱后已开始尝试将新罗、渤海等国纳入到以自己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之内。公元862年日本真如亲王随唐朝商人张支信的商船来唐并到达长安。按大约20年左右朝贡大唐一次的惯例而言：此时的日本也到了该遣使入贡之时了，唐朝方面就真如亲王一行当成是日本朝廷官方委派的朝贡使节。
然而这次日本玩了一个小花招：这次日本并未以官方名义派出正式使团，而是由真如亲王带着自己的随从乘坐唐朝来日贸易的商船前往大唐，可真如亲王毕竟是日本皇族，因此也可以将真如亲王之行视为朝贡。日本方面之所以安排这样一次暧昧不清的派遣可谓一石二鸟：对唐朝方面将其解释为朝贡以搪塞唐朝；同时留下转圜的余地——在适当的时机拒不承认这是一次朝贡行为，以满足日本日益膨胀的民族自信。
唐朝方面并不了解日本这些小心思，在唐朝方面的逻辑认识中这就是一次朝贡行为，那么按惯例到公元880年前后就该准备新的遣唐使派遣工作了，但公元876年前后唐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到了公元880年前后东都洛阳和西都长安都成了战场，一向善于投机取巧的日本像安史之乱时一样选择暂时观望。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打算和东亚传统的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彻底决裂的意向也越来越清晰。
自真如亲王来唐后三十年左右大唐朝廷与州府再没见日本使节来华“朝贡”，唐朝廷和管理相关事务的地方官自然注意到了这点，但因忙于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而无暇顾及此事。大约在892~894年随着起义的日渐平息时任温州刺史的朱褒派人送信到日本要求日方遣使朝贡。尽管此时的大唐王朝已然行将就木，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打日本还是不成问题的。
虽然朱褒不是唐朝皇帝，但毕竟也是一方实力派，是能对大唐朝廷施加影响的，这令日本方面不敢轻视朱褒的来信。所以收到朱褒来信的日本朝廷当即决定组织第20次遣唐使，然而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却明确加以反对。菅原道真的反对理由是大唐凋敝，而日本朝廷在深思熟虑后采纳了他的意见：随着大唐帝国的日渐凋敝，日本自觉可以向大唐学习的地方越来越少。
这时两国之间发达的民间贸易完全能满足日本对“唐物”的需求，已不再需要通过朝贡贸易来获得。原本就对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系始终没打心里认同的日本在经过长期效法大唐的改革后民族自尊心乃至自大心理日益膨胀。公元894年前后正是日本由全面效法大唐文明的唐风文化向将大唐文明本土化的国风文化转型时期，这时的日本具有越来越强的本位意识，于是决心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传统的朝贡册封体系。
就这样在大唐帝国灭亡13年前的公元894年日本单方面宣布终止遣唐使。此后在漫长的唐末、五代、宋元时期中日之间再没建立过政府间的官方外交关系，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国民间贸易往来却比盛唐时期更加兴盛。大唐帝国覆灭后中原大地进入五代十国割据的状态，其中割据江浙一带的吴越国曾多次遣使渤海、新罗、日本等国，弘扬中华声威。
尽管吴越国要求日本遣使纳贡的要求被日本明确拒绝，但吴越与日本的贸易并没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日本公卿对“唐物”的狂热追求难以冷却。吴越尽管是割据一方的小国，但却有称霸天下的志向——遣使海外以弘扬中华声威就是证明之一；然而吴越实在太小了，面对北方的强邻不要说称霸天下，能否自保尚是未知之数。吴越要想在五代十国的乱局中生存下去就必须积极富国强兵。
当然这一切是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的，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海的吴越国自然想到了利用海外贸易的利润来富国强兵。尽管吴越在和日本的交往中一直试图将日本变成自己的属国以抬高身价，然而自唐末以来日本政府在对外交流上一直采取相对消极保守的态度：不仅不与中原各建立正式的官方外交关系，对中日民间贸易也一直严加管制。
日本对吴越使节带来的书信和特产从不以朝廷官方的名义回复，而是由大臣以私人身份回信表示拒绝建立邦交。此时所谓“大唐文明在日本这样的说法”就已在日本出现，日本自视为继承了大唐正统文明，视吴越为割据一方的小国，自然不值得与之建交了。尽管日本朝廷在双方建立正式的政治邦交问题上态度冷淡，但中日民间的商业贸易还是照常进行。
不过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往来商船全是中国船，而日本方面一艘也没有。从中国开往日本的商船似乎大都从吴越地区出发横渡东中国海，经过日本九州岛北部的肥前松浦郡进入博多湾。这些赴日商人中主要以宁波人居多，他们携带的商品主要是香药和锦绮等物，一般由日本政府包买，日方用来交易的则是沙金。这一时代的中国赴日商人相比盛唐时期的地位已大大下降。
盛唐时期华商赴日直接进港正常贸易，然而唐末五代以后中国商人赴日贸易都需要为日本朝廷大员和地方豪强准备礼物。盛唐时期日方鉴于大唐的国威非常自觉得为华商提供保护，还修建了鸿胪馆作为接待赴日的中国使节和商旅之地。鸿胪馆为到访的中国使节和商旅提供免费食宿。唐末五代以后中国商人到访日本依然可以在鸿胪馆居住，但不再提供免费食宿。
宋朝一度试图恢复以册封朝贡为核心的传统华夷秩序，然而这时东亚地区传统的中原王朝一家独大的朝贡册封体系已被多极争雄的格局取代：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占据着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西北的定难军节度使表现出强烈的独立倾向，日后这个割据从宋朝正式独立出去建立了西夏国；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宋军在征讨交趾的白藤江之战中先胜后败，此后交趾由中原王朝管辖的郡县演变成后来的越南......
这一时期孤悬海外的岛国日本也正努力打造自己的国风文化，强烈的本位意识使其一再拒绝宋朝对其遣使入贡的要求。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令宋王朝相当尴尬：毕竟这个王朝大体上统一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原汉地，所以也就很自然地继承了中华正统王朝的华夷秩序理念。然而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文弱的王朝却不得不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面对这种落差宋朝皇帝想出的对策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丙戌“杂取历代医方同加研校”，次年十月癸卯《乾元历》成。整个大宋王朝弥漫着一番盛世修典崇文的景象。宋朝大体统一了中原汉地不仅大大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也为发展文化事业，进而促进国内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和繁荣提供了条件。随着宋朝和平接收吴越、武力剿灭北汉之后南北两大佛教圣地——天台山和五台山已处于宋王朝的控制之下。
同一时期一直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日本的天台山、五台山信仰正越来越强烈。乾德三年（965）游历五天竺18年的沧州僧人道圆归国并偕于阗使者共赴京师陛见，此举大大激发了宋太祖开展文化外交的宗教热情——966年他模仿唐太宗遣玄奘西天取经的做法（此乃民间误传，其实玄奘西行一开始未获唐太宗批准）选僧人行勤等157人赴天竺求法，每人赐钱三万。
这次大规模的官费留学活动是宋太祖对外“修文德以来之”的羁縻做法且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开宝年间（968~975）就有印度高僧法天等来宋，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更有印度高僧天息灾（又名法贤）、施护相继携带大批梵文经籍和佛舍利来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日本僧人奝然来华，受到比遣唐使更高的礼遇。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也和文化交流一样密切。
整个有宋一代中日之间始终未能建立国家层面的政治关系，然而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却比盛唐时期更加频繁。宋日贸易的活跃甚至对日本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日本国内的皇室、摄关家、平氏、源氏、寺社、国司、庄园之间，乃至摄关家内部、朝廷内部、平家内部、源氏内部都为争夺对宋贸易的控制权而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平氏由九州地区的地方武士势力崛起成为控制京都朝廷的强大政治势力。
平氏的平清盛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武士的开创者，从此武士阶级取代天皇朝廷成为日本的实际掌权者。平清盛执政时期把对宋贸易的港口扩大到都城附近乃至全日本：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濑户内海，平清盛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在他的推动下从公元1176年起日本商船开始频繁地往来于日本和大陆之间。
这使得日本跨入“中国钱的时代”——日本开始使用中国货币，从而改变了以物易物的古代经济，使日本逐渐从传统原始的农业国家转型为商业国家。在古代日本贵族政治走向末路的时代平清盛开创出新的道路：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举措既增加了日本的财政收入，又加强了宋日两国的沟通与交流。公元1170年在平清盛的推动下后白河法皇甚至亲自接见了宋朝商人，这是日本史上破天荒开先例的事件。
公元1274年和1281年蒙元皇帝忽必烈两次派军攻打日本，然而不善海战的蒙古人所发动的这两次军事行动均以失败告终。元代的中日关系延续着五代两宋时期的“政冷经热”局面：元朝两次失败的军事行动使这一时期的中日政治关系处于相当紧张的状态，然而元朝对日本人来华贸易却始终秉承着宽大的态度。整个有元一代（包括元日战争期间）日本商船入元贸易从未停止过。
公元1368年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正式在南京登基称帝。朱元璋称帝后派遣使臣造访日本、琉球、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向他们通告大明王朝正式建国的消息，希望各国遣使尊奉大明为正朔。次年朱元璋下令编纂的《皇明祖训》将朝鲜、日本、琉球、安南、占城、真腊、暹罗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一时间海外各国纷纷遣使前来庆贺大明王朝正式立国。
然而在到访的各国使臣中独独不见日本使臣的身影，因为他们根本就没遣使前来。与此同时在大明东南海域倭寇正日益猖獗。对此颇为不满的朱元璋再次向日本派出特使谴责日本既不通好，又纵容倭寇骚扰大明疆域的行为。此时的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南北朝双方正忙于撕逼，谁也无暇搭理明朝。朱元璋的特使将国书送达给了南朝的良怀亲王，由于国书中有贬低日本之语，良怀亲王一怒之下杀死五名使者。
随后日本国内的南北朝争端出现了不利于南朝的迹象，良怀亲王为避免树敌过多而接见了朱元璋派出的另一批使团。公元1371年良怀亲王派遣僧人祖来等九人奉表入贡明朝，同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七十余名中国人。次年朱元璋与日本北朝也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公元1374年日本南北两朝同时遣使南京朝贡。至此从唐末五代一直延续到明初的中日关系只有民间贸易而无官方外交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然而不久之后明朝内部的一场令朱元璋不得不重新审视刚建立的明日外交关系——这一就是胡惟庸谋反案：锦衣卫在调查胡惟庸谋反案的过程中从胡家搜出了他和良怀亲王联系的书信，其中有提及合谋刺杀朱元璋以颠覆大明的内容。事发后有大臣建议远征日本以示惩戒。然而朱元璋却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但从此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并把这点写在《皇明祖训》中。
朱元璋极力想要构建一个封闭的大陆性帝国。朱元璋所开列的十五个不征之国要么是岛国，要不就是半岛国。朱元璋并不打算将自己的帝国经略为一个海洋帝国，与此同时他对元世祖忽必烈两征日本损兵折将之事深以为戒。不过对日本一开始面对大明使团的强硬行为和暗中勾结胡惟庸的行为朱元璋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以终止中日贸易作为对日本的打击报复手段。
在日本南北朝长期的内战中大量战败方的武士啸聚海上骚扰中国和朝鲜半岛沿海地区。在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史籍中将这些人称为倭寇。明永乐初年倭寇累累侵犯浙江沿海，直至江苏境内长江口区。公元1404年明成祖派郑和出使日本。郑和统督水师10万到达日本，向室町幕府第三任将军足利义满宣旨：“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这位足利义满就是《聪明的一休》里那位将军大人。
足利义满作为一名务实的武士领袖并没公卿贵族那么多的面子尊卑观念，他更看重的是现实的利益。说的具体些就是他想利用和大明贸易获取的资金加强自家军事力量以压制日本国内的异己势力。为此他接受了大明开列的如下条件：剿灭倭寇、接受大明朝册封日本国王称号、向大明朝纳贡、准与明朝通商。随后明朝赐足利义满“日本国王”金印一枚，足利义满回书自称“日本国王，臣源义满”。
公元1467年应仁之乱爆发后日本进入到地方封建领主割据混战的战国时代。过去武士阶级的首领幕府将军架空了天皇的权力，而这时幕府将军的权力又被地方封建领主所架空。管领细川氏控制了幕府的实权，将军已成为徒具虚名的傀儡。与此同时细川、斯波、畠山、大内等豪强领主家族内部强势家臣开始篡夺主君的权力。日本国内政局这种分化、改组也反映在了对明贸易中。
当时日本两个最大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联合起来排挤将军，共同组成了第八次对明贸易团。大内氏二船、细川氏一船由了庵桂梧出任正使率船队赴明。然而不甘心只出一船的细川氏在了庵桂梧未启程之前又密遣宋素卿率一船抢先赴明。宋素卿于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十一月至北京，因无国书以黄金千两贿赂太监刘理，得以参加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正月武宗举行的大祀庆成宴。
第七次对明贸易因途中持刀杀人，孝宗时即诏示今后只许五十人进京。了庵桂梧一行二百九十二人，对此规定表示不满，集体至杭州抗议，要求取消或放宽限制。明吏坚持规定，日使只得选出五十人进京。这时山东、直隶农民刘六、刘七起义斗争方炽，害怕途中发生意外的明吏奏请将贡物暂存市政司库。明政府准奏并颁发正德新勘合百道，于下次贸易时缴回旧勘合。
可这次贸易团中大内氏占有优势，所以正德勘合又落于大内氏手中。大永三年（公元1523年）大内氏以正德勘合组成第九次对明贸易团，由宗设谦道率领三船三百余人，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到宁波。细川氏得知大内氏组织对明贸易团时也派出一只船，由鸳冈瑞佐和宋素卿率领，—行百余各兼程赴明。宋素卿等人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四月底至宁波，迟于大内氏船。
宗设谦道的船虽先至，但尚未检验勘合，及宋素卿至市舶司方始一道验证。市舶司在检验时发现勘合有新旧之分，宗设谦道与鸳冈瑞佐问遂产生真伪的争执。宋素卿深知明市舶司时敝，于是暗中行贿于太监赖恩，遂得先于宗设谦道的船进港验货。市舶司随后在嘉宾堂欢宴二个贸易团：在安排席位财又将鸳冈瑞佐置于首席，宗设谦道居次。在国内就互相敌对的两派因席位问题激起派性斗争。
大内氏派赴明商人中素以海盗为业者多。五月一日宴会后在宗设谦道的唆使指挥下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收缴保存的武器，攻入嘉宾堂。细川派的弯冈瑞佐因无武器，所以立被斗杀，宋素卿逃出后在府卫军卒的保护下避于十里外的青田湖。宗设谦道率—众纵火焚毁嘉宾堂，然后率队伍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和义门外，烧毁泊于该处的宋素卿船。其后追寻宋素卿至余姚江岸，又迫近绍兴城下。
本来这是一次日本人之间的火并斗殴事件，然而却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宗设谦道在折回宁波时沿途杀掠。一路上掳走指挥袁班、百户刘思，杀死百户胡源。至宁波后大掠市区，夺船逃向大洋，率军追赶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捏不幸战死。斗殴双方杀伤当地无辜居民和前来维持秩序的中方官兵使事件酿成两国争端。事发后明朝宣布终止和日本之间的勘合贸易。
这进一步断绝了日本世家豪族的财路，于是他们暗中纵容支持倭寇加大对中国的劫掠。1587年一个比这些小股倭寇更强大的敌人出现了。这一年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向朝鲜提出了借道伐明的要求。朝鲜作为明朝的藩属国在接到日本方面的要求后明确予以拒绝。1592年丰臣秀吉以朝鲜不肯借道为由发动了侵朝战争。战争爆发后日本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攻陷朝鲜三都八道。
朝鲜国王李昖北逃到靠近明朝边境的义州避难，朝鲜半岛大部分土地都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后来朝鲜在明朝的援助下历时七年击败了日本。近代日本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最早就是由丰臣秀吉所奠定的：16世纪的日本正处于由战国乱世逐渐走向统一，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正兴起大航海的浪潮。统一日本的丰臣秀吉在自己独立打天下之前的旧主公织田信长和西洋传教士多有来往。
也许就是这时秀吉知道了在日本之外原来还有着广袤的世界，于是一个充满野心的计划在他的心中渐渐酝酿：征服朝鲜并以之为跳板入侵中国，然后南下征服南洋、印度，这个计划奠定了日本之后两百余年侵略东亚大陆的整体基调。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最终在明朝和朝鲜联军的打击下破灭，于是日本人退回列岛重新开始蛰伏。事实上这已不是日本第一次这么做了。
当年白江口之战的失败使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计划被迫终止，于是日本选择虚心向作为对手的大唐王朝学习。日本这一蛰伏就是近九百年时间，而当丰臣秀吉再次对东亚大陆发起进攻时朝鲜半岛已不再是他的终极征服目标，而仅仅只是他侵略中国的跳板，由此可见日本在近代史上的大陆扩张政策在此时实际上已初见端倪。丰臣秀吉的失败迫使日本再次选择蛰伏。
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大约三百年后中国大清王朝、朝鲜李氏王朝、日本德川幕府在经历漫长闭关锁国岁月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国门。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式的近现代条约关系对东亚世界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不过宗藩朝贡体系的解体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1840年战争爆发时清王朝依然维持着与朝鲜、越南、暹罗、缅甸、尼泊尔等国的宗藩朝贡关系。
1885年的《中法新约》中清政府宣布废止与越南的宗藩关系，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1886年的《中英会议缅甸条款》中清政府承认英国取得缅甸主权；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清政府宣布废止与朝鲜的宗藩关系......相比之下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是当时东亚世界的一个特例：历史上日本尽管深受中华文明影响，然而日本在政治上始终游离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边缘。
历史上日本时而向中国遣使朝贡，时而与中国断绝政治关系，甚至还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之前就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宗藩朝贡体系发起过挑战，事实上日本君主自称天皇本身就是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属国的一种表现。其实日本一直是东亚世界一个边缘化国家，而像明治维新这样的西化改革也正是在日本这样的边缘化国家率先实现突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开始致力于修改之前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当时日本还无力推翻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所以就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作为外交上的破局。当时的中国尽管受到列强的欺压，不过毕竟是东亚世界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事实上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是日本眼中的一个强大国家。这时的日本既不是像朝鲜、琉球、越南等国一样的中国藩属国，也没与中国之间形成西方式的近代条约关系。
19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有日本人来华贸易。在明治维新政府成立之前德川幕府就曾与中国进行过三次非正式的接触：1862年6—8月日本“千岁丸”号抵达上海，请求清朝按无约通商国处理中日关系。1864年3—5月“健顺丸”来航上海，通过上海日本商人展开贸易。1868年3月长崎奉行河津祐邦委托英国驻沪领事转达通商、侨居之意。清朝总理衙门允许日本在上海贸易，但反对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留居。
明治维新后日本极力想把这种非正式的外交关系转变为正式的条约关系，然而中国方面一开始对此事并不积极。清政府是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动打开国门的，所以在清政府的潜意识中仍保留着相当浓厚的闭关锁国意识。当时清政府对外交工作的态度时：与朝鲜、越南等国维持传统的宗藩关系，迫于压力不得不与列强维持着不平等的关系，至于既非藩属国又非列强的国家最好不要发生关系。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提出按西方式的条约关系处理中日邦交自然不会得到清政府的积极回应。后来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的日渐增长使清政府内部一部分洋务派官员开始觉得有必要重视日本。当然这种重视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与日本联合对西方列强构成一定牵制作用，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快速发展的日本抱有一定的警惕心理。这时的日本无论从哪方面都已成为中国不能忽视的一个国家。
建交当然会更利于双方之间的交流沟通，也能促进国内对日本的了解，所以随着日本国力的提升使当初曾极力反对与日本通商、建交的一部分大臣开始转而支持与之建交。1871年9月13日中国清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在天津签订《中日修好条规》。中日之间的邦交关系由此进入到近现代条约关系阶段，中日之间由此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正式的近现代外交关系。
目前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般倾向于认为《中日修好条规》是一个平等条约，甲午战争后随着《马关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等条约的签订才使中日关系陷入一种不平等的状态，所以一般认为日本在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后中日关系就陷入了一种非正常状态，而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这24年则被视为正常状态。
对此我本人持有不同观点：事实上近代中日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中日修好条规》尽管表面上对等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然而实际上双方在这份条约中相当于是在互相出卖主权。当时中、日两国在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涉及 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等特权在这份条约中均涉及了，所不同的是这份条约规定双方共同享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
当时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按其本国法律处置，中国官府无权对其进行处置；外国货物入境中国所应缴纳的关税由中方与外方协商。这就使中国丧失了在自己国土上的司法管辖权、关税自主权。在《中日修好条规》中也有同样的规定，所不同的是这份条约也同时对等规定：中国人在日本犯罪由中方处置，中国货物入境日本的关税由中方与日方协定。
这就相当于中国和日本互相都把自己的司法管辖权、关税自主权出卖给了对方。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对等的关系，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令双方的主权都受到了侵犯。这显然不能视为是一种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所以近代中日关系其实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由《中日修好条规》所开启的近代中日关系尽管从一开始就处于非正常状态，但好歹还处于一种彼此对等的状态。
然而甲午战争之后这种对等状态被打破，在此之后中日近代史上所缔结的所有条约中日方都是单方面从中国获取利益。在甲午战争后所缔结的《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放弃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辽东半岛等地；赔款2亿两白银；开放沙市、重庆、杭州、苏州为通商口岸。后来日本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归还了辽东半岛，但又趁机向清政府索要了三千万两的赎辽费。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侵略野心越发膨胀起来：1901年日本因为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分得了4.5亿两庚子赔款及其利息的7.73%。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将此前从中国获取的旅顺大连租借地及该地区附属的房屋、铁路、矿山等一切相关权益转让给日本。日本随后在此地成立了关东都督府，从而将这里打造成为日后侵占中国东北乃至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基地。
日俄战争后俄国还将1897—1903年间所筑中东铁路的长春至大连段支线以及铁路两侧地带的治外法权转让给日本。后来日本为管理这一新占领地区设立了满铁守备队（这就是后来的关东军最早的雏形）。1906年底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1907年日本在“关东州”驻扎隶属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一个步兵师团和六个铁道守备队的兵力。
1914年日本趁德国忙于欧洲战争之机占领了德国控制下的青岛。1915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当时的中华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极力想继承德国过去在中国山东的特权，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同年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将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升格为“关东军司令部”。
1920年5月日本又设立了奉天特务机关。至此日本实际上已建立了一整套殖民中国东北的行政、经济、军事、特务机构。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试图以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日军于这年五月三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同时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
中国民众在这场济南惨案被焚杀死亡者达一万七千余人、受伤者二千余人、被俘者五千余人。一个月后中华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药炸毁。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张作霖被炸身亡，事后日本关东军企图趁乱占领东北，然而日本人的企图落了空：东北军少帅、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
东北易帜使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占领东北的阴谋。1931年9月18日晚10点左右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河本末守中尉指挥数名部下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炸毁。事后日本关东军造谣称此事系中队所为，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随即以此为由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此揭开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十四年的侵华战争的历史序幕，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由此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浩劫，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中国自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战后我国官方公布的军民伤亡人数为3500万（其中死亡者占1800万）。
中华成立时继承了清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极力想淡化处理。南京国民政府不仅没与日本断交，而且在1935年把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升级为大使级外交关系。南京大发生后国民政府宣布与日本断交，但是直到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从1938年中日断交经过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中日之间不存在外交关系。
在此期间日本扶持的汪伪所谓的对日关系是非法的，所以无论是后来的中国政府还是国际社会均不予承认。新中国成立后处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与台湾当局保持着密切联系，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在政治上只承认台湾，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大陆只推行民间经济交流的“政经分离”原则。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的复交条约，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不承认的非法条约。
在这种形势下中日关系不得不从民间入手：“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大力开展民间外交，从而以“渐进积累”方式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从1960年12月起中日之间开始通过友好商社进行“友好贸易”。1962年11月日本前通产大臣高碕达之助访华期间与中方代表廖承志交换了有关中日综合贸易的备忘录，从而达成了以双方名字中第一个字母命名的“LT贸易”。
这一时期周恩来总理为中国对日贸易确立了三大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为轰动世界的国际新闻，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尼克松访华对日本的外交格局也造成了冲击：这年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发表内阁会议讲话时表达了恢复日中邦交的意愿。
田中角荣的这一表态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7月25日田中角荣委托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为自己的代表访问中国。中方在与竹入义胜的会谈中提出了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方案八大项和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约。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核心问题，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一个敏感问题，所以中方提出只有在日本默认三大事项的前提下才有谈判的基础。
这三项默约是：台湾是中国领土；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撤走在台大使馆、领事馆并驱逐驻日的大使馆、领事馆；未来两岸统一后给予战后在台日本人的投资和企业适当照顾。除了这三大默认的基础事项之外中方还提出：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战争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约束两国关系；两国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发展两国经济文化交流等。
8月4日回国后的竹入义胜赶到首相官邸把会谈笔记交到了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手中。田中角荣把中方提出的关于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方案提交自民党和日本政府的要人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也遭遇到挑战和阻力，在协调好党内和政府内的矛盾后田中派古井喜实、田川诚一两名议员和前议员松本俊一前往北京为自己访华打前站，同时此行还将把日方关于邦交正常化的方案提供给中方。
日本方面所提出的方案与中方的分歧点集中在台湾问题上：日方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日方认为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的二十年间和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在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复交条约中日方已宣布和中国的战争状态结束，所以希望由中国单方面宣布战争结束而由日方确认。
中国方面则坚持认为日本与台湾当局的复交条约从本质上是无效的，所以应当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废除并重新协商中日关系。9月23日三名日方特使回国后向田中角荣转达了中方的意思。两天后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管二阶堂进等人正式开始对华访问。在双方的第一轮谈判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坚持不承认与台湾当局的《日华条约》自始无效。
日方的态度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废止与台湾当局的《日华条约》，但不承认这一条鱼从一开始就是根本无效的。日方因此要求中方在《日华条约》的基础上确认日本和中国战争状态的结束。这一说法令中方无法接受，而在当天的晚餐会上田中角荣的答谢词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日关系经历了不幸的时代，在那期间我国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在此表示深重反省”。
周总理当即表示：“这句话就好比不留神把水泼到女孩子衣服上所做的道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用一句‘添了麻烦’来形容是中国人民所无法接受的”。随后周总理又对日方拿对台条约说事的行为进行了反驳：“正如大平外相所说‘要建交就要先同台湾当局断交’，那么日台条约也就自然失效。如果现在还把日台条约拿出来说事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周总理再次强调了中方的立场：“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你们面临的一些实际困难。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的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与合法。否则就相当于要我们承认中国是从今天起才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而这是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的”。
中方的态度是明确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与台湾当局的条约从本质上就是无效的，鉴于日台条约形成时复杂特殊的国际形势可以允许日方不在联合声明中公开提及此事，但中方绝不会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与合法。在接下来几天的谈判中日方接受了中方的观点，中方也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日方客观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在条约文本中做了几处让步。
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关于结束战争状态的表述被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不正常关系’至本声明生效之日起终了”。在关于台湾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做出如下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尊重，并坚持遵循《波兹坦宣言》第八条的立场”。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
《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与台湾所谓的”外交关系“随即解除。在《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中只说日方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考虑到日本当时的现实处境并没明确提到与台湾当局断交的问题。声明发表后日方派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作为特使前往台北会见台湾当局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台湾当局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为维护面子主动发表了对日断交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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