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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大人物，但是赵蕤作为李白的师傅，却并不是被大家所认识。但其实李白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离不开赵蕤的帮助。但是，即使拥有很高的才华，赵蕤一生却不追求名利，他更追求的是过上隐居的生活。
在史料中有记载，赵蕤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出生的，他的年纪比李白大了很多。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他很长寿，但是他的长寿，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隐居，田园生活让他一生不为名利所困扰，轻松的生活让他轻松自在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赵蕤一直以来就不愿意到外面的世界去融入到朝廷或者是百姓的生活，他将自己隐居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但是他虽然比较喜欢安静，但是他并不懒惰，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并且从掌握了很多古文知识，他最喜欢的就是百家的思想以及军事上的知识，所以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他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都有一定的研究。经过长久的思考，赵蕤将自己定义为纵横家的人。他并不是一个求安逸的人，即使在隐居的过程中，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研究文学上，并且对自己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
春秋的时候，百家争鸣，有非常多的流派出现，当时纵横派被定义为特殊的流派，纵横派的人在思想政治领域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赵蕤所生存的时期是唐朝最繁荣的时候，当时作为小国，并不敢对唐朝的文化有任何的不尊，所以赵蕤的文化便没有被广而告知。但即使这样，赵蕤也没有放弃对纵横学的学习，他追求的是将自己的一生放在自己所喜爱的事上。
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赵蕤的成就。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曾多次邀请赵蕤去朝廷辅佐他，但是由于赵蕤追求淡泊名利，所以他并不想去到官场上过着复杂的生活，这一点也是诗仙李白无比敬佩他的地方。在李白还小的时候，他曾经去赵蕤的家拜访他，并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学习文学。从史料中也可以看出，李白对道教非常的感兴趣，这与赵蕤对百家思想的研究是离不开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白的一些思想与行为都深深地受到了赵蕤的影响。
在赵蕤隐居的时候，他也写了很多有名的作品。其中在《长短经》中，他非常客观地将百家中的思想都放都结合到了一起，将历史发生的事件都用理性的思想进行了评判。赵蕤的隐居，带给他的是理性与客观，让他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关于赵蕤的书，不管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世的人们，对它们的评价都相当的高。赵蕤拥有这么好的才华，却一世不为名利所困，这就是隐居之人最高的境界。
赵蕤一生的避世不出，让后人对他的了解甚少。但是从李白的伟大成就中也可以看出，赵蕤必定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分享完这篇文章，你知道赵蕤还有什么故事？欢迎留言评论。
李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大人物，但是赵蕤作为李白的师傅，却并不是被大家所认识。但其实李白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离不开赵蕤的帮助。但是，即使拥有很高的才华，赵蕤一生却不追求名利，他更追求的是过上隐居的生活。
在史料中有记载，赵蕤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出生的，他的年纪比李白大了很多。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他很长寿，但是他的长寿，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隐居，田园生活让他一生不为名利所困扰，轻松的生活让他轻松自在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赵蕤一直以来就不愿意到外面的世界去融入到朝廷或者是百姓的生活，他将自己隐居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但是他虽然比较喜欢安静，但是他并不懒惰，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并且从掌握了很多古文知识，他最喜欢的就是百家的思想以及军事上的知识，所以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他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都有一定的研究。经过长久的思考，赵蕤将自己定义为纵横家的人。他并不是一个求安逸的人，即使在隐居的过程中，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研究文学上，并且对自己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
春秋的时候，百家争鸣，有非常多的流派出现，当时纵横派被定义为特殊的流派，纵横派的人在思想政治领域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赵蕤所生存的时期是唐朝最繁荣的时候，当时作为小国，并不敢对唐朝的文化有任何的不尊，所以赵蕤的文化便没有被广而告知。但即使这样，赵蕤也没有放弃对纵横学的学习，他追求的是将自己的一生放在自己所喜爱的事上。
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赵蕤的成就。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曾多次邀请赵蕤去朝廷辅佐他，但是由于赵蕤追求淡泊名利，所以他并不想去到官场上过着复杂的生活，这一点也是诗仙李白无比敬佩他的地方。在李白还小的时候，他曾经去赵蕤的家拜访他，并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学习文学。从史料中也可以看出，李白对道教非常的感兴趣，这与赵蕤对百家思想的研究是离不开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白的一些思想与行为都深深地受到了赵蕤的影响。
在赵蕤隐居的时候，他也写了很多有名的作品。其中在《长短经》中，他非常客观地将百家中的思想都放都结合到了一起，将历史发生的事件都用理性的思想进行了评判。赵蕤的隐居，带给他的是理性与客观，让他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关于赵蕤的书，不管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世的人们，对它们的评价都相当的高。赵蕤拥有这么好的才华，却一世不为名利所困，这就是隐居之人最高的境界。
赵蕤一生的避世不出，让后人对他的了解甚少。但是从李白的伟大成就中也可以看出，赵蕤必定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分享完这篇文章，你知道赵蕤还有什么故事？欢迎留言评论。
绵阳，别称“中国科技城”，四川省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涪江中上游地带。东邻广元市的青川县、剑阁县和南充市的南部县、西充县；南接遂宁市的射洪市；西接德阳市的罗江区、中江县、绵竹市；西北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肃省的文县接壤。绵阳是、国务院批准建设的中国唯一的科技城，重要的国防科研和电子工业生产基地 ，成都平原城市群北部中心城市 、成渝经济圈七大区域中心之一 ，获得过联合国改善人居环境最佳范例奖（迪拜奖）、全国文明城市等荣誉。
李白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赵蕤赵蕤 (ruí），字太宾，号东岩子。梓州盐亭人（今四川省盐亭县两河镇赵家坝人），约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 ( 公元 659 年 )，卒于唐玄宗天宝元年( 公元742年)。唐代杰出的道家与纵横家 。赵蕤和李白是唐代的“蜀中二杰”,以“赵蕤术数，李白文章”并称。
文同文同/文与可（1018～1079年），字与可，号笑笑居士、笑笑先生，人称石室先生。北宋梓州梓潼郡永泰县（今属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人。著名画家、诗人。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迁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历官邛州、大邑、陵州、洋州（今陕西洋县）等知州或知县。元丰初年，文同赴湖州（今浙江吴兴）就任，世人称文湖州。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文同在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病逝，未到任而卒，享年61岁。他与苏轼是表兄弟，以学名世，擅诗文书画，深为文彦博、司马光等人赞许，尤受其从表弟苏轼敬重。
涪翁涪翁，古代医家名。西汉末、东汉初涪县(今绵阳市区)人。其真实姓名及生卒年均不详。据《后汉书•郭玉传》载：“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即涪江，在今四川省境内)，因号涪翁。”治病不论贵贱，皆全力救治不图报酬。后传针术给程高，程高再传于郭玉，后来郭玉成为东汉时期的一代名医。涪翁所著《针经》、《诊脉法》等，均失传。
蒙文通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人。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从二十年代起即执教于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国学院、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十年代即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兼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并先后任成都市人民代表、市政协委员、中国同盟成都市委和四川省委委员。 蒙文通先生在中国古代史及古代学术文化研究领域中，辛勤耕耘了一生，造诣很深，成就甚高。蒙文通先生佛学造诣也很高，据云是朱德老师能海上师的继承人之一。
尹黙尹黙，字思潜，生卒年不详，益州梓潼郡涪县（今四川省绵阳市）人。三国时期蜀汉学者、官员。尹默曾远游至荆州，跟从司马徽、宋忠学习古文经学，尤其精于《春秋左氏传》。历任劝学从事、太子仆，教授刘禅《春秋左氏传》，又任谏议大夫、军祭酒、太中大夫，是蜀汉当朝的一代学士。
沙汀沙汀（1904—1992），现代著名作家，原名杨朝熙，又名杨子青。四川安县人。 1926年毕业于四川省第一师范。后参加革命工作，与他人合办辛垦书店。1932年加入左联，任常委会秘书。抗战爆发后，在成都协进中学任教，从事文艺界团结救亡工作。1938年赴延安，任鲁艺文学系代主任，年底随贺龙去晋西北和冀中抗战前线，1940年在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重庆文化界的联络工作，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重庆分会负责人。1949年后历任川西区文联副主任、西南文联副主任，西南文协主席，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创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四川分会主席，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五、六届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1932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严震严震（724年－799年7月26日 ），字遐闻，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人。唐代中期名臣。严震出身世代农家，早年捐财得官，担任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历任渝州刺史、凤州刺史，政绩被举为山南第一，朝廷赐爵郧国公。建中三年（782年），严震升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奉天之难”时，严震派兵迎接唐德宗入梁州。旋即进封冯翊郡王。他劝课农桑，以供给六师。长安光复后，进位检校尚书左仆射。随后，出任兴元尹。贞元十二年（795年），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贞元十五年（799年），严震去世，年七十六。追赠太保，谥号“忠穆”。《全唐诗》录其诗一首
“赵蕤术数、李白文章”这是记载于明朝杨慎所写的《乐府诗话》之“太白怀乡句”之中，引用的是唐朝人苏颋所写的《荐西蜀人才疏》。大体上是说这个德高望重的苏颋给朝庭写了一份西蜀人才推荐表，提到了两个人，一是赵蕤，就是经典巨著《反经》的作者，二就是李白，所以将他们二人并称。
小可在在很多自媒上都看到有人撰文称赵蕤是李白的恩师之一，并为其写过诗。小可便找来此诗一观，却发现“赵蕤是李白恩师”的观点有许多蹊跷之处，甚至是疑点。因此觉得他们可能不是师生关系！只是朋友关系！“赵蕤是李白恩师”这个观点值得讨论。
小可粗略查了一下，这个观点是来源于宋人杨天惠所著《彰明逸事》，里面有一句“（赵）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求学（于赵蕤）岁余。”
这个记载只能说或许可信，因为毕竟赵蕤约出生于公元559年，而李太白生于公元701年，赵蕤比李白整整大了四十余岁，而李白也确实给赵蕤写过《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徵君蕤》。那么杨天惠的论断是果有真凭实据？还是仅仅是凭一首诗和年龄之差得出这个论断呢？
小可不清楚，但从那首诗来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师徒关系。全诗有些长，前半段感慨境遇，伤怀疾病，壮志未酬部分就略过去，直接导入后半部分，如下：（关键字已经加黑）
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
旅情初结缉，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露出草间白。
故人不可见，幽梦谁与适。寄书西飞鸿，赠尔慰离析。
乡路远山隔，乡路，多指故乡。此处指蜀地。因为李白是从蜀地开始轻游天下，而且赵蕤也生活在蜀地，所以他们相识。
“相如台，子云宅”这两句，司马相如琴台，和杨雄的故居，这里引伸为当年自己在蜀中悠闲的生活。
“松下清，草间白”这两句，应当是指赵蕤的隐居生活。松下一词，在古诗中多借以表达田园生活或高人隐居，比如贾岛“松下问童子”，比如王维《桃源行》“月明松下房栊静”，比如陶渊明《饮酒》“斑荆坐松下”等等，这里可以引伸为对赵蕤隐居的赞美。
故人一句，指老朋友，旧友的意思，绝对没有师长之意。古诗词中多见，比如“故人西辞黄鹤楼”，比如“西出阳关无故人”等等，都是是朋友。因此，李白和赵蕤不像是师生关系，而应当是忘年之交。此为证据一。
此句最后一句是“赠尔慰离析”，这个“尔”字便是另外一个证据，尔，代词，就是你的意思，而且是平辈之间，甚至是长辈对晚辈的称呼，比如“与尔同销万古愁”，比如“当笑尔归迟”，这个“尔”在多数时候，就是平辈交往的朋友！
如果他们有师生之谊，那么李白再怎么狂放不羁，也不会如此不尊重自己的老师，在诗里用一个乱了辈份和纲常的“尔”字。
李太白性情豪爽，喜欢交友，热爱自由，不拘礼法，更不喜欢那些束缚的规矩，极有那些魏晋名士的风范，但是师生关系却不是礼法，而是纲常。所谓天地君亲师，李白不会不懂，更不会反对。
所以，“故人”一词以及这个“尔”字便是证明
因此，小可片面地，主观地断定，赵蕤绝不是李白的师父。
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2004年入选清华大学“985百人计划”，2006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是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及中西文化关系史。曾任中国唐史学会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职。获《历史研究》创刊30周年优秀论文奖（1984），入清华后获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普及读物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二等奖，以及“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中国优秀出版物奖等。在清华开设的《中西文化关系史》系清华大学、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系清华大学精品课程。
《资治通鉴》为何无可替代
演讲人：张国刚演讲地点：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六月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编年体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学者司马光主编，记载了从战国到北宋成立之前1362年的历史，涉及22个王朝，共300万字。知道《资治通鉴》的人很多，但能够仔细读它的人很少，因为它篇幅大、头绪多、文字繁。可是，从政治家到学问家，乃至文化名人，大家都认为，需要读《资治通鉴》这样的好书。
一部好的历史学著作，不仅要有史料价值，更应该有史鉴价值；不仅提供历史记载，还要启迪历史智慧。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初版自序云：“夫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梁启超在《新史学》中甚至说迄今无有超越者：“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为什么要读这么大的书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缘起。
清代《晚笑堂画传》中的司马光像。资料图片
国家典籍博物馆馆藏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资料图片
为什么要读史
首先，我们从曾入选中学课本的一段话讲起。
东汉末年，18岁就即位的孙权，他在即位时最需要处理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才队伍的统合。这个队伍中，有他父亲孙坚留下的，比如程普；有他哥哥孙策留下的，比如周瑜；当然更有他自己需要提拔的人才，比如吕蒙、陆逊。吕蒙小时候就想跟他姐夫去打仗，可万一出问题怎么办？他姐夫赶紧跟岳母讲。于是吕蒙遭到了母亲的责怪，可他对母亲说，生活太苦了，想打仗立功，将来能争取点儿前程。孙权即位后，看上吕蒙，提拔他带兵。可是这么一个从小玩闹的人，他真能带兵吗？孙权就告诉吕蒙，光有心杀敌不行，还要念书。吕蒙回答说他很忙，哪有时间精力念书。孙权就说：你比我还忙吗？我自掌大政以来，虽然忙碌，但一直坚持读书，我觉得很有益处，我又不是让你读成五经博士那种。你知往事、知道历史，就非常有帮助。后来吕蒙按照孙权说的做了，果然有进步。当鲁肃来九江见吕蒙时，谈起一些事，鲁肃感慨说“卿今日之才略，非比往昔”。他们当时谈了什么，能让鲁肃如此吃惊？《资治通鉴》没记载，我后来调查了一下其他史料，原来他们谈的是怎么对付关羽。后来吕蒙白衣过江，陆逊打掩护，果然战胜关羽。“知往事，增才略”，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道理。
我们再举一位著名人物的读书故事。唐太宗当王子时，搭班子给自己出谋划策，班子里有十八学士。他登基以后，继续这个传统，专门让魏徵给他编了一本书《群书治要》。这本书是魏徵主持，由一批很有名的学者编的。内容先是经，从《周易》讲起；然后是史，从《史记》讲起；然后是诸子。看了书以后，唐太宗给魏徵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从小使枪弄棒，没读多少书，看你给我编的书，我之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我能在治国安邦、处理朝政时“致治稽古”，借鉴古人的成败得失。
通过这两个故事，我想说的是读书是何等的重要。
那么应该读什么书呢？曾国藩说“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修身不外读经”，经书讲道理，特别是儒家经典讲道理，明白道理就知道是和非。“经济不外读史”，经邦济世，要读史，因为史书告诉人成败得失，为人提供经验，提供操作的技巧。
读史为什么要读《资治通鉴》
那么，史书应该读什么呢？晚清的罗遵殿曾给曾国藩写信，向他请教，自己将来出去工作以后应该读哪些书。曾国藩的书信集里收录了他给罗遵殿的回信，信里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为什么《资治通鉴》最好呢？曾国藩的评价是“穷物之理，执圣之权”，《资治通鉴》不但能把事情的道理讲透，而且还能讲清楚操作的权变。
1.何为“守正出奇，通权达变”？
中国的诸子百家，各有思想主张，各有治国理念，但是“守正出奇、通权达变”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讲的。
《孟子·尽心》曾提到几个人。有的人一毛不拔很自私，比如杨朱。墨子则是“摩顶放踵利天下”，完全不考虑自己只考虑别人，磨光头发、走破脚跟都在所不惜。而子莫这个人，既考虑别人也考虑自己，这叫“执中”，既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不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可是“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如果不能权变也只能是死教条。这是中国思想精神的一个核心，就是“守正出奇，通权达变”。这也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特点有关，当规则秩序难以牢固地建立之际，“通权达变”以把事情尽可能好地完成作为要旨，就特别重要。
孟子又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认为男女不能互相递东西，比如大哥在外面做官，嫂子和大哥的弟弟在家里，这个时候最好不让他们见面。然后孟子就问了，如果有一天嫂子溺水掉到河里，弟弟该怎么办？——赶紧去找大哥吗？最后可能大哥来了，但嫂子却没了，这就是“执中无权”。所以弟弟这个时候就应该赶紧跳到河里把嫂子救上来，如果还要考虑其他，那就是教条主义，而教条主义是要害死人的。
2.何为常理和机宜？
所以，在常理和机宜问题上要分清楚，曾国藩讲“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就是说《资治通鉴》这本书不但能够“守正”，有正道，讲大道，讲常理，而且还告诉人“机宜”，即在非常情况下的处事机宜。
举个《资治通鉴》的例子。当年刘邦跟项羽争天下，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但是刘邦手段很柔软，处事很能够把握机宜，无论是在鸿门宴上还是用人方面，他都身段柔软、能低得下头。比如他的手下大将韩信从西边打到东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接下来又打赢临晋之战、井陉口背水一战，刘邦从西到东的大部分地盘都是韩信打下来的。而在这期间，刘邦只是在中原的广武山、荥阳一线跟项羽对阵，并且还处于下风。可是，听到韩信节节胜利，刘邦心里是一半高兴一半焦虑，高兴的是韩信给他打下这么大地盘，焦虑的是韩信太厉害了，他怕驾驭不住。而这时，韩信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他，说山东这个地方需要人治理，总得有个王，现在既然我们已经拿下这里，那就请让我韩信来当这个“假齐王”，也就是代理齐王。韩信的这个要求，正是刘邦所忧虑的，如果韩信在山东成为一方势力，那么刘邦还能控制得住局面吗？所以刘邦收到信后有点愤怒，他对韩信派来的使者大声呵斥，说我在这里跟项羽对阵，韩信怎么还想着在那里称王？！这时张良和陈平急忙提醒刘邦不能这样，碰了刘邦身子一下、踩了一下脚，刘邦马上反应过来了，立即做出一副很豪爽的样子说：“张良，任命韩信当齐王。”刘邦本是忌惮韩信的，但是他很快意识到目前局面下最合适的处事方式就是答应韩信。此事之后项羽派人策反韩信。韩信回答：“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韩信当年跟着项王的时候官不过郎官、位不过执戟，没有前途。现在刘邦让韩信当齐王，韩信为什么要背叛他？
类似的东西，在《资治通鉴》里有很多。《资治通鉴》就像曾国藩所言，我们从中既能看出是非道理，还可以从成败得失中看出常理和机宜。
3.何为“违经合道”？
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里，有一些类似的表达，《三国志》说“行权立断,违经合道”，《资治通鉴》说“行权立断，天人顺之”。“违经”但是要“合道”，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
公元189年，东汉灵帝去世，少帝继位，他的母亲何太后有个哥哥何进，也就是他的舅舅。何进担任大将军后要尽诛宦官，其中既有东汉宦官专权问题，也有宦官想害何进的因素。可是何太后不同意。东汉时儒家思想已经占统治地位，男女授受不亲，何太后才30岁左右，她要搞垂帘听政，不可能天天跟士大夫一块儿上朝共事，只能通过宦官才方便。当然何太后心里还有其他算计，比如何进万一把她身边的心腹宦官都除掉了，之后何进要独揽大权的时候，何太后就没有干预手段了。何太后不同意，大家就必须遵守懿旨，这是“经”，就是道理、原则。于是袁绍给何进出了个主意，招外兵董卓进京威吓太后，太后一害怕，就会同意诛宦官了。袁绍这个主意，表面上遵从了规则，实际上是诡诈之术，而且这个诡诈是带着某种风险的，幕僚陈琳就说：“外兵进京，强者为雄”，董卓真进京了，太后是害怕了，但是何进就能够控制住董卓吗？这一招表面是遵从，实际是欺骗，而且还带来这么多风险，所以做这种事不合适。陈琳的建议是，你何进现在是大将军，名正言顺控制朝政，要抓几个宦官，犹如“鼓洪炉，燎毛发”，轻而易举，采取抓捕行动之后，再去跟太后解释为什么采取这个措施。这就是“违经合道”，这四个字让我印象深刻。但是司马光不敢用这四个字，他在《资治通鉴》里说的是“行权立断，天人顺之”，而《三国志》说“行权立断,违经合道”。唐朝的赵蕤，是李白的朋友，他写了一本书叫《反经》，又叫《长短经》，为论证其“权变理论”，铺陈了大量唐朝以前的事迹，尤其是三国时期的事迹，书里也是用了“违经合道”。我比较了一下，发现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在相当多地方参考了赵蕤的《长短经》。
“违经合道”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魏徵、王珪等人是唐太宗李世民争夺皇位时的对手李建成、李元吉的部下，但唐太宗都招降任用，而且还用为宰相、倚为心腹。对此，唐太宗自己讲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很有名。这段历史在《论语》最后一篇《宪问》里提到了：学生子路和子贡问孔子，齐桓公的辅佐者管仲不是仁者，为什么齐桓公还用他？当年齐桓公跟他哥哥公子纠争权，管仲站在公子纠一边，中途拦截齐桓公进临淄继位，一箭射中齐桓公带钩，差点儿将齐桓公射死。后来齐桓公接了位，就要求鲁国把逃难在那里的公子纠处死，然后把管仲交过来，要报当年一箭之仇。这时候齐桓公手下的鲍叔牙建议说，管仲当时是各为其主，为公子纠射你齐桓公那是他的职责，但现在他是比我强的人才，如果你任用他，定能大展宏图。年轻的齐桓公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管仲果然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番霸业。子路、子贡觉得管仲不是仁者，是因为当时管仲的同事召忽就自杀随公子纠去了。管仲没跟着死，反而辅佐公子纠的对手。但是孔子回答说“如其仁，如其仁”，他认为管仲是个仁者，“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众到现在都称赞他。唐太宗就借用这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他要用曾经的政治对手的手下人才。这就是古人认知中的大忠和小忠、大仁和小仁、大义和小义的区别。像管仲、魏徵这样的人才，应该为百姓、国家、民族做事，只要新的主公能帮助国家、社会、民生福祉作出正面成绩的，就应该辅佐他，这叫大忠、大仁、大义。“违经合道”的“道”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超越自己的更高境界，这是关键。
这里我们归纳一下，何为“经”，何为“道”？“经”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常规道理，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第二个层次是一般程序；第三个层次是道德理性，属于理想状态范畴。“道”也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根本利益；第二个层次是最佳结果；第三个层次是实践理性，属于现实需要范畴。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比如某地失火了，所谓的“经”就是一般的程序，此时已经不能挽救损失，如果非要等上级批准才去救火，这就是迂腐。这个时候，从“道”的第二个层次来说就要追求最佳结果，先救火再说。“经”的第三个层次是一种道德理性，是理想。我们不能没有理想，我们希望社会如何、治理如何，都是美好的理想。但是还有现实，这就要考虑“道”的第三个层次，实践理性。所谓包容心、圆融心其实就体现在这里，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处理问题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总之，“经”和“道”的关系就是我们处理问题时，不但要受到是非曲直这个道理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处理复杂问题时的圆融和权变。
如果《资治通鉴》仅仅是这些内容，这本书也不会获得历代那么多赞赏。其实《资治通鉴》仿佛一个大型案例库，有丰富的人和事的成败得失，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资治通鉴》记录的王朝兴衰
《资治通鉴》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展现了22个王朝的兴衰。至今没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够把战国到北宋成立之前这1362年的历史叙述得如此清晰、详赡。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国变法，这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最后演绎出秦汉大一统的国家，秦皇汉武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奠基时代。接着魏晋南北朝，佛教入华，还有第一个北族建立的北魏。几百年来各种复杂的变化孕育出了隋唐帝国，达到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峰，唐代被称为盛世。然后，五代十国再次酝酿出宋元明清以后的国家结构。这段历史的大势和其他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同。
从秦国到秦朝，历时550年，然后是汉，正好是地中海周边的希腊罗马时代，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荷马史诗》也是公元前8世纪的作品，到罗马共和国时期已经相当于春秋时代晚期了，然后到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27年，正好是西汉末年要进入东汉的时期。接着“五胡乱华”，魏晋南北朝同期正是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溃，后来西方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一直到公元8世纪—公元10世纪，欧洲局势才开始有点明朗，西方这段黑暗时代恰恰是中国的隋唐盛世，走势完全不一样。
1.秦汉奠定中国文明基本格局
我们看看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笔下如何展现。
从秦国到秦朝550年，其中商鞅变法是一个关键时刻。商鞅变法以后100多年，奋六世余烈，嬴政统一了天下。而历时550年的秦国，居然在嬴政统一天下15年后就灭亡了，这是为什么呢？汉朝人最关心这件事。汉初学者贾谊的《过秦论》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所谓“仁义不施”其实就是秦灭亡六国统一天下过程中采用的是武力手段，强硬政策，难免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统一后，需要用仁义的办法来缓和社会矛盾，抚平战争创伤，但是秦没有做到。这方面，始皇帝是有责任的，他忙具体的治理去了，统一国家后十几年内，他在咸阳待的时间并不长，燕国、齐国、楚国的东部等地，他到处去。这些具体工作做得好，但是他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攻守之势异也”，攻，打天下，守，治天下，一个打天下的人要变成治天下，必须要有政策的变化，出台一些抚平战争创伤的措施，而他没有改变。
后来的刘邦却做到了。刘邦打天下时已经48岁了，他是宋国人，宋国并到楚国，他成了楚国人，楚国亡了，他成了秦人，秦亡了他自己建天下，所以他观察了很多胜败得失。刘邦继承了秦制但是没有用秦政。项羽相反，废掉了秦制搞分封，试图改变秦政，也讲仁义，但韩信说项羽的仁义是“妇人之仁”。最后刘邦成功了，用秦制不用秦政，休养生息、清静无为，《史记》的《货殖列传》用了很多笔墨讲这些。刘邦主要用郡县制，也保留了一些分封。汉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景帝平息此乱以后，汉武帝时实现了海内皆郡县。这个过程持续了六七十年。
现在来看，秦皇汉武奠定了中国文明、中国古代国家结构的基本基础，但是路径不一样，秦皇是打天下，汉武帝理论上是守成的，不过他针对前面的问题进行改革。汉武帝的改革首先是设内朝、外朝，内朝设立中尚书管决策，丞相管执行，所以汉武帝不像秦始皇那么忙。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大概48公斤，大约30多万字，出巡路上边处理公文边坐车，而且还遇到了张良那样的刺客。所以秦始皇活得很辛苦，50岁就死了。而汉武帝活到70岁高龄，在古代大统一国家的帝王里，他算高寿的，而且是统治年限长的，在位54年。汉武帝有一套治理制度，重要事情他来管，一般的事情就让中尚书处理，交给外面执行。地方上设了13部刺史到各地巡视，以后这些地方就成为道、行省等，我们今天县以上的机构就是由此奠定的。经济方面，因为当时汉朝跟匈奴的战争、张骞通西域都需要钱，所以汉武帝改变了过去的经济政策，把重大资源收归国有，盐铁官营，暂时解决了国家的财政问题。意识形态上，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贾谊在《治安策》里讲了两大问题，一个是地方诸侯问题，这个文帝、景帝已经解决了一部分，汉武帝接手后进一步解决。还有一个是礼义问题，刑法当然重要，奖勤罚懒原则下出了问题是要处罚的，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礼义、不出问题不是更好吗？贾谊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到了汉武帝时期，他通过独尊儒术，用儒家的教化来使百姓遵守规则，改变了当年秦政的情况。当然独尊儒术还包括大一统的观念。
不过，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实际在国家治理当中用的却不完全是儒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问他儿子、未来的汉元帝：你怎么能纯用儒生呢？并告诉儿子说“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二者混杂使用。霸王之道，其实就是诸子百家融于儒，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礼法合治。这里突出的是要随机应变，不能抱残守缺，不能搞教条主义，正要守但是还要出奇，也就是前面讲的有时要“违经合道”。但元帝不太明白，汉宣帝就感慨“乱我天下必太子也”，果然在元帝去世后，西汉就出问题了。
2.秦汉到隋唐的历史推动力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到隋统一有六七百年时间，这期间的历次走向，《资治通鉴》展示得淋漓尽致，记述了三大推力把秦汉王朝变成隋唐王朝。
第一大推力，是霸王道杂之这个操作手法和独尊儒术这个教化手段。古代外儒内法的意识形态结构是有张力的。封建王朝统治集团知道要用“霸王道杂之”来治国，可告诉老百姓的是要独尊儒术、要讲仁义礼智信，这个弄得不好就会走样，出纰漏。迂腐的人、纸上谈兵的人是不知道“霸王道杂之”的，于是就会出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西汉王莽以降乃至东汉伪儒、腐儒盛行，导致魏晋清谈盛行。
第二大推力，是佛教入华和魏晋玄学兴盛，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源。魏晋玄学“非汤武而薄周孔，弃名教而任自然”，批判儒学但是没有消解儒学。此时西方的教、犹太教传到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生长，到公元四世纪初成了国教。而历史上的佛教入华走了另外一条路，通过道安、慧远再到慧能等，走的是中国化道路。佛教补益“王化”，为宋明理学的诞生提供了帮助。
第三大推力是胡汉融合。南北对峙时期，北魏建国，中华文明往江南迁移，东晋南朝次第出现。可是北方的主体还是华人，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融合了五胡，迎来了隋唐。隋唐的王室，包括北周的王室，其实都是从六镇起兵而来的。但这个过程跟当时的罗马覆亡不一样。蛮族入侵以后，罗马人和罗马文化就没有了，罗马文明是后来通过文艺复兴重建的。而中国不一样，南北朝之后是隋唐盛世，进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先后融到中华民族里面来了，中华文明因此而一直延续。
《资治通鉴》的学术性与资治性
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学者、史学家，他起初是想写一部翔实的历史，同时具备学术性。《资治通鉴》的编修是获得北宋朝廷支持的，宋英宗、宋神宗都曾拨款。宋神宗还亲自作序：“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亦典刑之总会，册牍之渊林矣。”（《资治通鉴序》）这个序言勉励有加，而且阐明了读史、编史的意义。得到两个皇帝的支持，又有主编司马光高度自主的个人意志，加之团队的合作精神，前后耗时19年之久，因此该书的高水平、高质量得以保证。
《资治通鉴》浸透了作者为官为学的阅历与经验。主编个人有学识与独断能力，编纂团队专业高效，这两方面的长处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史学著作，是一般官修正史体制所不能比拟的，也是后世以个人之力无法完成的。
司马光同时又希望这本书具有资治性，让后人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还能得到一些借鉴。诚如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胡三省所言，修身、治国、为官、处世，道理都在其中。有智慧，有操守，有权变，有理想。即使编纂者不无局限，但是，书中所提供的翔实而经过专业考订的历史记载，则努力做到了准确可靠，从而达到了史才（叙事之才）、史学（博采众书）、史识（非凡见解）、史德（道术合一）相统一的境界；史事与智慧相统一的境界，也是经与史合一的境界。胡三省就《资治通鉴》对“经”“史”关系有一段评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胡三省的这段话，不仅仅是辩白经史之轻重，而且在阐明“道”（道理、原则）与“术”（操作技巧）之间的关系。曾国藩说，《资治通鉴》不仅能够“穷物之理”，而且还能“执圣之权”。在史以载道的同时，不乏权变与谋略，也是《资治通鉴》值得细品的原因所在。
总之，《资治通鉴》是一部经典，蕴含着先人们丰富的治国理政得失和社会人生经验。
明末清初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末说，《资治通鉴》这本书观历代兴衰，识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提升自己（自淑），与人分享（诲人），因为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对话，体悟了其中的智慧与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悦（知道而乐），这三重境界，可以成为我们品读《资治通鉴》的目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7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李白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一个大人物，但是赵蕤作为李白的师傅，却并不是被大家所认识。但其实李白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离不开赵蕤的帮助。但是，即使拥有很高的才华，赵蕤一生却不追求名利，他更追求的是过上隐居的生活。
在史料中有记载，赵蕤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出生的，他的年纪比李白大了很多。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他很长寿，但是他的长寿，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隐居，田园生活让他一生不为名利所困扰，轻松的生活让他轻松自在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赵蕤一直以来就不愿意到外面的世界去融入到朝廷或者是百姓的生活，他将自己隐居在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但是他虽然比较喜欢安静，但是他并不懒惰，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并且从掌握了很多古文知识，他最喜欢的就是百家的思想以及军事上的知识，所以经过他多年的努力，他在政治上以及军事上都有一定的研究。经过长久的思考，赵蕤将自己定义为纵横家的人。他并不是一个求安逸的人，即使在隐居的过程中，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在研究文学上，并且对自己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义。
春秋的时候，百家争鸣，有非常多的流派出现，当时纵横派被定义为特殊的流派，纵横派的人在思想政治领域上都有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赵蕤所生存的时期是唐朝最繁荣的时候，当时作为小国，并不敢对唐朝的文化有任何的不尊，所以赵蕤的文化便没有被广而告知。但即使这样，赵蕤也没有放弃对纵横学的学习，他追求的是将自己的一生放在自己所喜爱的事上。
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看到赵蕤的成就。据史料记载，唐玄宗曾多次邀请赵蕤去朝廷辅佐他，但是由于赵蕤追求淡泊名利，所以他并不想去到官场上过着复杂的生活，这一点也是诗仙李白无比敬佩他的地方。在李白还小的时候，他曾经去赵蕤的家拜访他，并花了很多时间跟他学习文学。从史料中也可以看出，李白对道教非常的感兴趣，这与赵蕤对百家思想的研究是离不开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白的一些思想与行为都深深地受到了赵蕤的影响。
在赵蕤隐居的时候，他也写了很多有名的作品。其中在《长短经》中，他非常客观地将百家中的思想都放都结合到了一起，将历史发生的事件都用理性的思想进行了评判。赵蕤的隐居，带给他的是理性与客观，让他用长远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关于赵蕤的书，不管是当时的人们还是后世的人们，对它们的评价都相当的高。赵蕤拥有这么好的才华，却一世不为名利所困，这就是隐居之人最高的境界。
赵蕤一生的避世不出，让后人对他的了解甚少。但是从李白的伟大成就中也可以看出，赵蕤必定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分享完这篇文章，你知道赵蕤还有什么故事？欢迎留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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