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十三)，明朝第十位皇帝，历史上极具争议的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于其精心营造的皇家私人——“豹房”。
明武宗的暴毙，给皇位的正常传承留下了诸多问题，首先，年仅31岁的大行皇帝，并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任何嫡亲兄弟，这种情况在此前153年的明朝历史上从未出现；其次，从1520年9月落水染病到次年3月病亡，短短半年时间，明武宗的病情虽然一直明暗反复，但春秋鼎盛的皇帝本人，应该没有考虑过生死的问题，所以自然也没有明确指定的皇位继承人。
《皇明祖训》的皇位继承人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撰的《皇明祖训》，关于皇位继承人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内容：
一、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嫡”为正妻，正妻所生则为“嫡子”）
二、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庶”为妾，庶母所生即为“庶子”）。
通过以上两点可以清楚的解读明朝皇位传承的核心理念：首先是以“嫡长子”为继承条件的“父死子继”；其次，皇帝没有子嗣，可以采用“兄终弟及”做为备选方案，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弟”，必须是“嫡母所生”。
《皇明祖训》是纲领性的文件，可以在大框架上发挥指导性的作用，但具体条款的制定无法做到细致入微而又毫无破绽，而朱元璋在编撰时，也不可能将后世皇位传承时将要面对的所有可能性和特殊性全部考虑进去。
正因为如此，如果严格按照《皇明祖训》的原则来选择皇位继承人，必然会产生许多现实的矛盾——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所擒，在国家危难之际，为避免出现“主少国疑”和后宫干政的情况，以于谦为首的文臣集团，最终跳过了年仅2岁的英宗长子朱见深（明宪宗），而选择了更为年长的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做为皇位继承人。
郕王并非嫡出，不符合“嫡母所生”的条件（当时更符合继位条件的还有宣宗朱瞻基的同母弟，嫡出的襄王朱瞻墡），朱祁钰的“兄终弟及”在法理上是不够严谨的。但从社稷安危的情理出发，似乎又无可厚非。
明英宗朱祁镇和明代宗朱祁钰
代宗朱祁钰的继位，至少传递了两点信息：一、《皇明祖训》是指导性的，但因为其中传位内容的局限性，后世在实际操作时仍然具备一定的发挥空间；二、当皇位传承遇到特殊情况时，基于对时局的判断，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嗣君人选做出适当的调整，并非不可接受的行为。
嘉靖继位背后的利益牵扯与现实考量明武宗朱厚照即无子嗣也无兄弟，自然也属于《皇明祖训》所没有预料到的特殊情况。
正德朝内阁首辅，谨身殿大学士杨廷和
关于皇位继承人选问题，决定权掌握在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外朝”和以武宗生母慈寿皇太后张氏为代表的“内廷”手中，当时的情况，“外朝内廷”其实有几种选择：
方案一、在帝系旁支中，选择子侄辈藩王，过继为武宗之子，从而名正言顺的“父死子继”。（按辈分“厚”字之后是“载”字）
方案二、选择近支外藩亲王过继给明孝宗朱佑樘（明武宗之父）为子，则为“兄终弟及”。
方案三、（并无过继的前提条件）在所有同辈的藩王中，选择与武宗血缘最近的堂兄弟，继承皇位。
“方案一”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除了解决皇位传承问题以外，并不会造成武宗帝系绝嗣，哪怕是“方案二”至少也保证了孝宗这一脉不会无后，而且皇位继承人因为“过继”而具备明确的亲缘指向。但杨廷和却偏偏选择了“方案三”，不仅为之后的“大礼议”埋下了隐患，还因此间接造成了孝宗、武宗帝系大宗绝嗣。
让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外朝内廷”选择“方案三”背后的动机和原因，首先，方案一“为武宗立嗣”，（按伦序则应选出自益藩年仅六岁的朱载增）新皇登基，则张太后升为太皇太后，不仅与继任皇帝的亲疏程度有所下降，而且太皇太后也失去了庇护“娘家人”的可能；而杨廷和等文官集团可能还要面临新皇本生宗室的制约。
方案二“为孝宗立嗣”，之所以没有选择这个方案，完全是杨廷和的疏忽和想当然，认为“继统”理所当然就应该“继嗣”（这一点下文会详细解释）。
再来看“方案三”，与武宗在血缘上关系最近的，是孝宗的异母弟兴献王朱祐杬的独子朱厚熜，朱厚熜当时年仅14岁，就藩于湖北安陆，偏远地区的年幼藩王入承大统，显然更有利于文官集团掌控朝局。同时，兴献王这一系，朱祐杬已病逝，朱厚熜为其独子，宗室人丁单薄，减少了外戚干政的风险。
可以说朱厚熜的继位，在法理和逻辑上并非无可挑剔，因为按照《皇明祖训》的原则，为武宗立嗣，父死子继当然是第一选择，而朱厚熜以武宗堂弟身份“兄终弟及”，虽然法理上略有瑕疵，但更符合当时各方势力的利益和基于现实原因的考虑。
桀骜的少年藩王和首辅的下马威这样，最终的皇位继承人确定了下来，并由内阁首辅、谨身殿大学士杨廷和以武宗的口吻代拟遗诏：
“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 嗣皇帝位，奉祀宗庙。”
随后，明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张氏也颁布懿旨：
“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
公元1421年，四月癸未日（四月二日），朱厚熜奉诏于封地安陆出发，癸卯日（二十二日）抵达京城，在郊外停驻。
还没有进入紫禁城，朱厚熜和文官集团就爆发了第一次冲突，关于用什么礼仪迎接嗣君的问题上，礼部官员询问首辅杨廷和，杨廷和觉得朱厚熜是以外藩亲王的身份承继大统，小宗入大宗，应该以皇太子的礼仪迎接。
“大礼议”事件的主角 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
但杨廷和显然低估了这个外藩年幼亲王的桀骜与倔强，这个少不经事又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乡下藩王，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摆布，朱厚熜明确指出，自己是奉武宗遗诏入京继承皇位，并不是来做皇太子的。（“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东华门：太子出入紫禁城专属宫门
把持中枢多年、政治经验丰富的杨廷和，此时似乎有意要给即将登基的新皇帝一点下马威，仍然坚持要求朱厚熜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明朝太子的标准礼仪），择日登基。嗣君朱厚熜也针锋相对的表示如果是按照皇太子的礼仪入宫，自己马上打道回府。眼看事情就要陷入僵局，最后还是由慈寿皇太后出面，按皇帝的礼仪继位，百官劝进。当日，朱厚熜由大明门入，于奉天殿即位。成为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仅皇帝、大婚时的皇后和及第时的状元才能走的大明门
天子与文官集团的第一次角力，以朱厚熜的完胜而告终。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聪慧而倔强的藩王，以皇帝仪仗的争端做为契机，向整个大明王朝宣誓，一位强势而不轻易妥协的君主诞生了。
“继统”与“继嗣”之争，拉开了“大礼议”事件的帷幕嘉靖登基不久，就因为给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的问题，与文官集团发生了第二次冲突，而这一次的争端，直接为延续三年的“大礼议”事件，拉开了帷幕。
大礼议事件的开端，简单归纳就是：朱厚熜想要给亲爹兴献王朱祐杬上封号为“皇考”（皇考即皇帝过世的父亲），而朝臣认为嘉靖继承皇位后，以外藩小宗入帝系大宗，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必须尊明孝宗朱佑樘为“皇考”，称其亲生父亲为“皇伯考”。
“皇考”称号的争议，实际上是确定朱厚熜宗法上的父亲到底是谁的问题，此时14岁的嘉靖皇帝，继位不久，羽翼未丰而人单势孤，面对以杨廷和为首的庞大文臣集团，在皇统问题上只能被迫选择了妥协。
有利于朱厚熜为生父确认尊号的重大转机，来自新科进士张璁提出的关于“继统不继嗣”的理论。
“继统”即继承统治权利，“继嗣”则是宗法上的血脉延续。皇权是帝系大宗的专属权利，获得皇帝统治权利（继统）必然要以入嗣帝系（继嗣）做为前提条件，这就是杨廷和等人所坚持的“入统必先入嗣”观念的由来。
但明世宗朱厚熜后来之所以能发起“继统”与“继嗣”的“大礼议”之争，笔者认为只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入统必先入嗣”，强调的是皇位获得过程上的合法性，所针对和约束的对象应该是尚未实际获得皇位的潜在继承人，所以“入嗣”是必须在皇权传承之前完成的程序，而当朱厚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时，程序上是否合理与合法，对皇帝的统治权利就不具备决定作用和约束力了。同时皇帝出于对本生宗族情感上的认同，必然会挑战“入统必先入嗣”的理论。
第二、通过对武宗遗诏详细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关键性的漏洞，全文竟然完全没有涉及“过继”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具体到朱厚熜继位，在“入嗣”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相关记载做为书面证明的。而朱厚熜的“入统”则有两段关键性的文字 表述：“伦序当立”和“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这两段话清楚的表明，朱厚熜的登基并不是“父死子继”，自然就不需要先成为孝宗的儿子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而是因为执行了“兄终弟及”这一选项，按照伦序，根据血缘的亲疏关系排序，就应该轮到他继位。所以朱厚熜只是“继统”而不是“继嗣”，这是张璁“继统不继嗣”的理论依据。
第三、“入统必先入嗣”可以看做是帝位继承的必须条件，所以被绝大多数皇位继承人主动接受和默认遵守，但不能因为之前没有人打破规则，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入统必先入嗣”是皇位传承在法理上的唯一条件，这是杨廷和等人在“继统”与“继嗣”两者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出现的逻辑性错误。
“皇权”、“相权”的相互退让与妥协有了打破规则的情感依托和理论基础，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取得实质的胜利，即使有张璁提出的“入统不入嗣”理论，但除了皇帝本人，朝廷中赞同和支持这一论点的官员依然还是少数。在随后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明世宗坚持以迎皇太后之礼，但在杨廷和等人痛哭流涕的劝阻下，“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明世宗朱厚熜，只能暂时的“认怂”。
皇帝的母亲自然应该是皇太后，不以皇太后的礼仪迎接生母入京，相当于变相的否定天子与其生母蒋氏的母子关系。
已经由安陆行至通州的世宗生母听说这一消息后，痛哭道：“安得以吾子为他人子”，并表示要返回封地。这一次，数次隐忍的朱厚熜，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扬言要“携母妃归藩”，面对愤怒中的皇帝和“撂挑子”的威胁，杨廷和终于再次选择了退让——当年十月，明世宗以皇太后之礼迎母亲入宫。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皇权的巩固，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表态支持“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皇帝顺水推舟的再次将生父封号问题提上了议程，并要求所有朝臣参与讨论，“大礼议”终于以全民参与的形式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内阁首辅杨廷和大多数朝臣依然坚定而强烈的反对世宗尊亲爹兴献王为皇考，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直接导致了内阁首辅、历经四朝的谨身殿大学士杨廷和辞官致仕。1524年3月，最终多数人的反对让嘉靖皇帝在无奈之下，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
本生一词，表示对血缘关系的承认，只能说明兴献王和王妃是朱厚熜生理意义上的父母。而最关键的法理和皇统问题上，嘉靖仍然是明孝宗的儿子，形式和称呼虽然改变，内容和性质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朱厚熜的反击——皇权始终是最大的道理应该指出的是，“大礼议”的争论，到此为止，仍然是停留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层面，无论皇帝还是朝臣，更多的还是基于逻辑、宗法、伦理和证据方面的较量。君臣双方都保持了最起码的克制和理智。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大礼议”事件，出现了本质的变化，明世宗为生父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并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
湖北钟祥明显陵，明世宗朱厚熜按天子规格为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修建的陵寝
这样，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尊号的拟定由之前的协商讨论变成了依托于皇权的强制执行，而且将藩王“升祔太庙”已经远远超出了“继统”与“继嗣”的讨论范畴。
明世宗凭借皇权肆意妄为的结果，激起了有明一朝文官集团最为激烈的反抗，以杨廷和之子杨慎为首，两百多位朝臣跪倒左顺门外，高呼“孝宗”之名，放声痛哭而声震阙庭，要求世宗收回成命。杨慎更是慷慨激昂道：“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嘉靖皇帝派人劝退，百官扬言“必得谕旨乃取退！”。
实话实说，群臣的“跪伏诤谏”，虽然事出有因，但从内容和形式上都相当不得体，“高呼孝宗之名”已经是和现任皇帝撕破脸皮的表现，而“必得谕旨乃取退”这种公然要挟君主的行为，在封建统治秩序之下尤为不可取。
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
君臣双方都开启了抛弃底线的较量，群臣忠勇可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当年桀骜的朱厚熜，现在暴怒中的嘉靖皇帝向这群“逆臣”露出了狰狞的面容。
当日，朱厚熜先是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二十日，余怒未消的明世宗再次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朝廷中反对之声渐止，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
明世宗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并未通过合情合理的方法，也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理由，结局中皇帝采取暴力手段对文官集团的碾压，只能说明封建时代，皇权始终是最大的道理。
“大礼议”对后世的影响客观的来说，“大礼议”的争论，双方都是从封建礼制的不同角度阐述各自想要表达的内容，于后世并没有明显的对错可言。斗争的过程反映了“新君”与“旧臣”的相互博弈，输赢的结果昭示着“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最终，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事件，完成了皇权的顺利转移，树立和巩固了天子的绝对权威。对嘉靖朝的政治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而另一方面，张璁、桂萼等“大礼议”中崭露头角的新贵，通过支持、附和嘉靖皇帝的观点受到升迁和重用，在当时起到了相当不好的示范作用，从此文官集团纷纷将迎合皇帝的媚上之举，当做上升的通道和捷径。
而皇权的强势极大的弱化了内阁的功能，完全依附和服从于皇权的内阁，不敢再追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奢望对君主行之有效的约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明的败亡。
晚明文坛代表人物李贽在《续焚书》中，称杨慎为“仙”。而能与杨氏一同称为“仙”的，在李贽眼中，只有李白、苏轼二人。能让这位驰骋于儒、释、道的晚明狂人顶礼膜拜的，除了杨慎，恐怕同时代里的确挑不出第二个人了。后来的袁宏道、王夫之、胡薇元、纪晓岚等一时才俊，读到杨慎的著述时，也无不倾倒赞叹。到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正德六年状元。杨慎记诵之博，著述之富，可推为明代第一。他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范围也颇广。其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有《太史升庵文集》八十一卷及《升庵集》多种，也未能全部搜集齐备。
李贽曾感言曰：“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就才学与学术的卓绝不凡而言，杨慎在明代的士林和儒林中，的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但作为一代大儒，他被后世所乐道与评说的，则更着力于其坎坷诡异的后半生——自“大礼议”之后的贬谪佚事。
在明代有杂剧《簪花髻》，专写杨慎贬谪至云南后的古怪故事。在清代有《议大礼》杂剧，专写杨慎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及结局。到了，除了有董康重印的《盛明杂剧》，更有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重刊抽印的本子，又将杨氏后半生的“微言大义”重新拈提了一番。当然，这位大儒最为有名的，还是他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簪花髻》 男扮女装的愤世娱乐
杨崇焕抽印本《簪花髻》杂剧。
杨慎21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24岁时获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杨慎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他上疏抗谏。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在明代，能正面评说、直接描述改变杨慎一生命运的那场“大礼议”事件的著述并不多见。避讳即是避祸，文士们已经心照不宣。在皇权强力张罗的“文网”里，谁也不会傻到去做那只飞不过沧海的蝴蝶，谁也不会再犯与杨慎一样的低级错误，去自取其辱。杨慎虽名“慎”，可着实不够谨慎，这是当年官场内外、文坛上下的普遍“共识”。
但如果闭口不谈这桩明代以来的最扣人心弦的“奇案”，文士们似乎于心不甘，又总是有忍无可忍的评说欲望。于是乎，延续元代杂剧豪爽酷谑、明代传奇香艳诡异的戏说人生套路，终于有人执笔写出这当朝当代的稀奇故事来。只不过仍不敢直接着力于“大礼议”事件，而是有意绕开主题去选择末节，专写杨慎被贬云南之后的种种荒涎之举。剧本名目就选择最引人注目的男扮女装一出，名为《簪花髻》杂剧。
明人编写杂剧剧本，虽然仍承袭元代杂剧的北曲曲牌、曲调与豪爽明朗之风，但由于并不是直接用于场上搬演的工作底本，只是用于文士间自娱自乐的案头读物，因而曲词更加考究优雅，字句更加精致奇巧。元代杂剧一般是四折一部剧本，而明代杂剧则流行一折一部剧本的编写惯例，皆是因为杂剧剧本的实际用途已经改变，创作中心已经由北迁南，语言特色也随之改变，史称“南杂剧”。
沈自徵是晚明重要的杂剧作家，也是午梦堂早夭才女叶小鸾的舅父。沈自徵的作品传世不多，但其存世的三部杂剧《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全部收录于《盛明杂剧》，足以笑傲晚明剧坛。但千百年颠扑不破的宿命仍是“文章憎命达”，沈自徵之所以能写出满纸抑塞磊落之气，之所以能谱出愤懑盘郁之剧，也是自己命运坎坷、穷困潦倒之映照。
据说，沈氏儿女早殇，叶家因家贫乏乳，遂将叶小鸾抱养过继给沈家。沈氏抚养小鸾十年之后，亦家贫如洗，不得已将曾与叶家共有的一座园子变卖。这件事成为沈、叶两家交恶之始，小鸾也因此返归叶家，沈、叶两家就此断交。沈氏自觉人生无趣，竟远赴塞外而去。由于历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竟欲终老于黄沙白草、金戈铁马之间，立誓再不回乡。在这种境遇之下，百年前杨慎的种种人生遭遇，与沈氏如出一辙；写下《簪花髻》一剧，同样是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文人惯例。
剧本一开场，以翠柳和娇桃的对话开始。她们说出一段佚事来：
近日朝廷谪一个翰林，是杨升庵学士，在我云南充军。他是当今的才子，只是此人好酒醉后吟诗作赋，不管好歹，都写在我这身上。我这南中人，闻他是个才子，一写下就有人来买去。故此我这云南，都以白练为衫。
原来，一代大儒杨慎的“身价”，即便是贬谪后在云南的“戴罪之身”，仍是身价不菲，一字千金。身上的白衫，就是为求字的便利使然。不一会，剧中主角，蓬头垢面的杨慎登场了，几句话点明原委：
下官杨升庵是也！名慎，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成都人氏。父亲杨廷和，为当朝宰相，顾命两朝。下官学成满腹文章，圣人可怜见，钦赐状元及第，官拜翰林学士之职。只为当今大礼一节，下官痛哭廷谏，圣人将我贬落金齿为军。人人道咱杨升庵的不是，且疑我这状元是买来的。我到得南中，日以诗酒为生。时遇春天节气，到大来幽哉也呵！
明代陈洪绶绘《杨慎簪花图》，现藏故宫博物院
因为“大礼议”受贬，此时仕途的大挫与当年才名的大盛，形成了鲜明对比。世人只认官位不识才气的惯例，又让这位大才子郁闷异常。堂堂大明状元、巍巍翰林讲官杨慎，竟当众挽髻戴花、涂脂穿裙，他要男扮女装，招摇过市。这是醉后撒疯，还是瞎玩胡闹？显然怪现状背后自有真道理。在皇权至尊的极权统治之下，如杨慎这样的真性情、真胆魄的大才子，也不得不装疯扮傻方可自保；举国文士官员，无不如同被阉割的宦官一般，不得不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于皇权之下。杨慎女装，看似撒疯，实则是反讽世道人心；杨慎女装，看似胡闹，实则是发泄人怨。至于后来杨慎女装登坛讲儒、释、道，则纯属愤世行为的又一延伸与激化。从对世道人心的质疑，进而衍化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杨慎在此已经不再是大明状元或者官员的身份，而更接近于哲学家的角色了。
杨慎当年是否有过上述这些行径，正史、野史、民间故事中都略有记载。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行为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这些行为本身所蕴含着的历史意义何在？人生启迪何在？生活在明代鼎盛时期的杨慎，在晚明时代落魄文人沈自徵笔下的面目，除了据史改编之外，还多少也沾染着晚明的自由哲学风尚。摆脱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束缚，如皇权、儒学、礼教等；致力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就是晚明自由哲学的现实基础。沈氏在这一基础之上，让杨慎这一原本是极力维护皇权正统的一代大儒形象，复活于晚明自由哲学的时空之中，极有新意也特有深义。全剧相当简短，仅一折戏文便戛然而止，却别具一格，意味深长。
大礼议 无法无度的明代伦理
1771年末，浙江嘉兴西塘人方廷熹偶然翻到一部新近完稿的“奇书”。这是一本名为《议大礼》的杂剧，镇江人刘蔼堂的新作。这本杂剧，让方氏这样中规中矩的读书人也激动起来，他认为这部剧本解决了他久久思索，而无法办到的一件事。他在后来为这部剧本欣然题序中写道：
将取千古第一等风流人物，刻划其性情，摹拟其神彩。并以发其忠孝悱恻之思，俾千载而下，可兴可观，可以廉顽而立懦者，自非沉思大力足与其人其事相副。盖戛戛乎，难哉。此余于蔼堂刘先生议大礼北剧，不能不为之击节三叹也。
原来，当时的大清帝国正值太平盛世，像方氏这样勤勉的读书人却居安思危，希望能更好地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恪尽职责。方氏苦苦寻觅的这位“千古第一等风流人物”的典型，终于出现在这部《议大礼》杂剧中，他就是明代著名人物——杨升庵。剧情以杨氏为主角展开，因其关涉明代嘉靖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大礼议”而更具现实意义，无怪乎方氏要为之“不能不为之击节三叹也。”
在青云直上的仕途中，杨慎忽然被贬，起因正是“大礼议”事件。原来，明武宗纵情声色，不到三十岁就驾崩，并未留下子嗣。因武宗是孝宗的独子，世宗（嘉靖帝）是兴献王的独子。孝宗和兴献王都是宪宗朱见深的儿子，为同父异母兄弟。由于武宗无嗣，根据“兄终弟及”的祖制，他的堂弟——14岁的朱厚熜在朝臣们的推举下登上皇位。世宗即位后，想追封已亡故的生父兴献王为帝，但遭到了以首辅杨廷和（杨慎之父）为首的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的意见很明确：继统必须兼继嗣，世宗应以孝宗皇帝为“皇父”，以孝宗皇帝的皇后慈寿太后为“圣母”，兴献王、妃为生父母，不能加封。显然，廷臣们的意见严重地违背了皇帝的初衷，双方争执不下，直到嘉靖八年才画上句号。在这场史称 “大礼议”的事件中，杨慎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
实际上， 在世宗皇帝的孝心与大臣们的忠心之间，并非找不到调和的办法。按照杨廷和与礼部尚书毛澄的辩解，如此行事有列朝列代的成例。汉朝成帝和宋朝仁宗在世时也没有留下子嗣，皇位分别由侄儿哀帝和英宗继承，并且兼继嗣成帝和仁宗。这样不但保证了皇位的平稳继承，而且还确保了老皇帝后继有人，实乃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因世宗原为兴献王独子，还要保证兴献王后继有人，毛澄提出将崇仁王的次子暂过继给兴献王为嗣，待到日后皇嗣繁衍，再从中择立一人奉嗣兴献王，如此一来则“天理人情两无全失”。虽然大臣们坚持不能将兴献王追封为“皇”父，但也煞费苦心的作了一番调停。然则，世宗在失望之余，甚至表示要“避位以奉母归养”。就在这即将崩盘的时局之中，一位名叫张璁的新科进士上疏力挺新君，声称“继统不必继嗣”，世宗还是要以兴献王为父考，孝宗为皇伯考，并应追崇兴献王为皇，在京建庙奉祀。
这样一来，廷臣中出现力挺新君的新势力，在这一场谁能挟新天子，谁就能得新天下的权力游戏中，“大礼议”事件终于爆发。嘉靖三年，也就是世宗16岁那年，小皇帝又旧事重提，议论起其生父母的地位问题。当年秋七月，36岁的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官员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狱廷杖，当场杖死者16人。10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盘等7人又聚众痛哭，再次遭到廷杖。当年九月，世宗下诏，称兴献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以孝宗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
《议大礼》杂剧之中的忠孝两全
“大礼议”的最终结果，是皇帝成就了自己的一片孝心，追封生父生母为“皇”为“圣”。而对于谏阻的大臣们而言，是杨廷和、毛澄、蒋冕等人被迫致仕回家，杨慎、王元正、刘济等人则被谪戍。杨慎的戍地远在云南永昌卫，从此父子二人遥隔海天。既然新君权已经战胜了旧势力，杨慎理应有所收敛，争取早日重回故土，重振门楣。但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怨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这样看来，杨慎父子踏上的是不归路，不可能再有回旋余地。
清代《杨状元进谏谪滇南杂剧》，即刘蔼堂所撰《议大礼》杂剧
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川南泸州暂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卒于戍地。
可以说，杨慎的一生，是极具传奇性、戏剧性的中国传统文人生涯之典型。他的一生刚好被“大礼议”事件劈为两半。36岁之前完全是诗情画意的才子派头；而36岁之后，则是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落魄模样。
两百余年之后，改朝换代的大清盛世局面已定。文人们从明末清初的战乱与文禁中渐次舒缓着紧绷的神经，开始从历史失忆症中缓慢恢复着话语权力。汲选前代故事、总结治世教训，成为那个时代的文人主张。在这一世风主导之下，杨慎作为国家法度的忠诚捍卫榜样也罢，作为权力斗争的失败典型也罢，顺理成章地再次浮出水面。
《议大礼》杂剧之前，有明末沈自徵所撰的《簪花髻》杂剧。但在这只有一折篇幅的简短剧本中，主要是挑取出杨慎在贬谪云南期间，着女装饮酒作乐的事件。其叙事侧重奇趣，而并不着眼于杨氏一生剧变的根源性思考。《议大礼》杂剧则不同，完全以史家笔触再现了杨慎自“大礼议”事件始的后半生。全剧以四折规模，基本概括了杨氏后半生的重要事件与思想趋向，以“议礼”、“弹史”、“簪花”、“奔丧”四个章节阐扬了“忠孝可两全”的主题思想。
该剧最后一折，描写杨慎之父亡故，急欲归家奔丧之际，忽然圣旨到场，准予其暂回乡里守孝。看似偶然的安排，实则意味深长。这样别具一格的剧终安排，体现的不仅仅是皇帝对臣属的体恤，而是让杨慎感同身受当年世宗对生父的孝道。全剧剧终时，主角杨慎的下场一曲，终于完整地表达出了剧作者“忠孝可两全”、“忠孝本一体”的政治理念。
尾声 浪花淘尽英雄的大儒余响
自明代万历年间《太史升庵文集》问世以来，八十一卷、十二册的文集规模，仍然不能囊括杨慎生前的所有作品。就在明末大儒陈继儒所编《宝颜堂秘笈》中，尚有多种杨慎批点、校注、自著的著述遗篇。
到清代乾隆年间，各种版本、各种说法的所谓《升庵文集》已经在世间流行多年。乾隆六十年，杨慎的同乡，新都人周参元在《太史升庵文集》的基础上，又广泛搜辑、重新编校，刊印出了一部《升庵全集》，七十八卷、二十册的规模，实际上仍然失收杨慎作品多种。这些全集、文集中的杨氏作品，后来又被文人、书商、学者、乡贤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翻刻、抽印、改编成多种单行本，在各式各样的读者群中通行不悖。清代中期以前，杨慎作品的研读方兴未艾，大有蔚然成风之势。但在清代中期以后，杨慎其人其文渐至湮没，究其原因，无非是清代“文禁”风潮之下的文风僵化、世风委顿所致。杨慎在当年的所作所为、其人其文，在皇权视野中，始终是悖逆不安的因素。因而《升庵文集》并不为清代统治者所欣赏，更遑论提倡， 旋即被定为“禁书”，毁弃散佚无数。
到了时代，杨慎这位明代大儒似乎已经从世人的视野中消失无踪了，只有藏书家或学者偶尔有所提及，重新再为杨慎创作剧本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
1918年，董康重新校刻《盛明杂剧》时，《簪花髻》杂剧得以重新面世。而《议大礼》杂剧因流传不广、鲜为人知，几乎未见于后世各类著述中。郑振铎曾有意将其辑入《清人杂剧》三集中，不过《清人杂剧》只出到两集便告中止。此时，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的出现，还是为世人久已忘却的这位明代大儒，注入了一点时代特色。
原来，杨崇焕见到了《盛明杂剧》，看到剧本中的先祖佚事，惊喜莫名、感慨万千，决定将《簪花髻》杂剧从整部校刻本中抽取出来，重新制版校印。一方面是作为追念先祖的资料辑存，一方面也是宣扬家风的乡邦文献，这一册薄薄的“抽印本”作为杨氏馈赠亲友的物件，在当时还是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时代，除了杨崇焕的抽印本之外，只有商务印书馆编入“万有文库”丛书的《升庵全集》以飨读者。无论如何，可以感受得到，杨慎的历史影响力，在经历了螺旋式的冷热潮流交替之后，还是逐渐冷却下来了。四百年的历史沉积，杨慎其人其事渐已不为外界所关注，也不再为世人所激赏了。应当说，从治国大儒到闲逸乡贤，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这样的理想或者下场皆不易得。杨慎生前既未能实现治国大儒的宏愿，甚至至死也未能如愿做个闲逸乡贤。
现代人能记住杨慎的唯一可能，应该是那一首《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作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所写《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荡气回肠：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既是杨慎所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同样也是杨慎超凡却落寞的一生，并终至世人遗忘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即使人们对《三国演义》小说的内容滚瓜烂熟之后，也未必想得起这样一首开篇词，即使对此有印象，也未必再能进一步知道词作者竟然是杨慎。
（原标题：大儒杨慎的戏剧人生）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肖伊绯
流程编辑：u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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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十三)，明朝第十位皇帝，历史上极具争议的明武宗朱厚照，病逝于其精心营造的皇家私人——“豹房”。
明武宗的暴毙，给皇位的正常传承留下了诸多问题，首先，年仅31岁的大行皇帝，并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任何嫡亲兄弟，这种情况在此前153年的明朝历史上从未出现；其次，从1520年9月落水染病到次年3月病亡，短短半年时间，明武宗的病情虽然一直明暗反复，但春秋鼎盛的皇帝本人，应该没有考虑过生死的问题，所以自然也没有明确指定的皇位继承人。
《皇明祖训》的皇位继承人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撰的《皇明祖训》，关于皇位继承人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点内容：
一、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长者必正储位，其诸子当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国家。（“嫡”为正妻，正妻所生则为“嫡子”）
二、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庶”为妾，庶母所生即为“庶子”）。
通过以上两点可以清楚的解读明朝皇位传承的核心理念：首先是以“嫡长子”为继承条件的“父死子继”；其次，皇帝没有子嗣，可以采用“兄终弟及”做为备选方案，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弟”，必须是“嫡母所生”。
《皇明祖训》是纲领性的文件，可以在大框架上发挥指导性的作用，但具体条款的制定无法做到细致入微而又毫无破绽，而朱元璋在编撰时，也不可能将后世皇位传承时将要面对的所有可能性和特殊性全部考虑进去。
正因为如此，如果严格按照《皇明祖训》的原则来选择皇位继承人，必然会产生许多现实的矛盾——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所擒，在国家危难之际，为避免出现“主少国疑”和后宫干政的情况，以于谦为首的文臣集团，最终跳过了年仅2岁的英宗长子朱见深（明宪宗），而选择了更为年长的英宗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做为皇位继承人。
郕王并非嫡出，不符合“嫡母所生”的条件（当时更符合继位条件的还有宣宗朱瞻基的同母弟，嫡出的襄王朱瞻墡），朱祁钰的“兄终弟及”在法理上是不够严谨的。但从社稷安危的情理出发，似乎又无可厚非。
明英宗朱祁镇和明代宗朱祁钰
代宗朱祁钰的继位，至少传递了两点信息：一、《皇明祖训》是指导性的，但因为其中传位内容的局限性，后世在实际操作时仍然具备一定的发挥空间；二、当皇位传承遇到特殊情况时，基于对时局的判断，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嗣君人选做出适当的调整，并非不可接受的行为。
嘉靖继位背后的利益牵扯与现实考量明武宗朱厚照即无子嗣也无兄弟，自然也属于《皇明祖训》所没有预料到的特殊情况。
正德朝内阁首辅，谨身殿大学士杨廷和
关于皇位继承人选问题，决定权掌握在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外朝”和以武宗生母慈寿皇太后张氏为代表的“内廷”手中，当时的情况，“外朝内廷”其实有几种选择：
方案一、在帝系旁支中，选择子侄辈藩王，过继为武宗之子，从而名正言顺的“父死子继”。（按辈分“厚”字之后是“载”字）
方案二、选择近支外藩亲王过继给明孝宗朱佑樘（明武宗之父）为子，则为“兄终弟及”。
方案三、（并无过继的前提条件）在所有同辈的藩王中，选择与武宗血缘最近的堂兄弟，继承皇位。
“方案一”是最理想的选择，因为除了解决皇位传承问题以外，并不会造成武宗帝系绝嗣，哪怕是“方案二”至少也保证了孝宗这一脉不会无后，而且皇位继承人因为“过继”而具备明确的亲缘指向。但杨廷和却偏偏选择了“方案三”，不仅为之后的“大礼议”埋下了隐患，还因此间接造成了孝宗、武宗帝系大宗绝嗣。
让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外朝内廷”选择“方案三”背后的动机和原因，首先，方案一“为武宗立嗣”，（按伦序则应选出自益藩年仅六岁的朱载增）新皇登基，则张太后升为太皇太后，不仅与继任皇帝的亲疏程度有所下降，而且太皇太后也失去了庇护“娘家人”的可能；而杨廷和等文官集团可能还要面临新皇本生宗室的制约。
方案二“为孝宗立嗣”，之所以没有选择这个方案，完全是杨廷和的疏忽和想当然，认为“继统”理所当然就应该“继嗣”（这一点下文会详细解释）。
再来看“方案三”，与武宗在血缘上关系最近的，是孝宗的异母弟兴献王朱祐杬的独子朱厚熜，朱厚熜当时年仅14岁，就藩于湖北安陆，偏远地区的年幼藩王入承大统，显然更有利于文官集团掌控朝局。同时，兴献王这一系，朱祐杬已病逝，朱厚熜为其独子，宗室人丁单薄，减少了外戚干政的风险。
可以说朱厚熜的继位，在法理和逻辑上并非无可挑剔，因为按照《皇明祖训》的原则，为武宗立嗣，父死子继当然是第一选择，而朱厚熜以武宗堂弟身份“兄终弟及”，虽然法理上略有瑕疵，但更符合当时各方势力的利益和基于现实原因的考虑。
桀骜的少年藩王和首辅的下马威这样，最终的皇位继承人确定了下来，并由内阁首辅、谨身殿大学士杨廷和以武宗的口吻代拟遗诏：
“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 嗣皇帝位，奉祀宗庙。”
随后，明武宗之母慈寿皇太后张氏也颁布懿旨：
“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
公元1421年，四月癸未日（四月二日），朱厚熜奉诏于封地安陆出发，癸卯日（二十二日）抵达京城，在郊外停驻。
还没有进入紫禁城，朱厚熜和文官集团就爆发了第一次冲突，关于用什么礼仪迎接嗣君的问题上，礼部官员询问首辅杨廷和，杨廷和觉得朱厚熜是以外藩亲王的身份承继大统，小宗入大宗，应该以皇太子的礼仪迎接。
“大礼议”事件的主角 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明世宗朱厚熜
但杨廷和显然低估了这个外藩年幼亲王的桀骜与倔强，这个少不经事又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乡下藩王，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摆布，朱厚熜明确指出，自己是奉武宗遗诏入京继承皇位，并不是来做皇太子的。（“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
东华门：太子出入紫禁城专属宫门
把持中枢多年、政治经验丰富的杨廷和，此时似乎有意要给即将登基的新皇帝一点下马威，仍然坚持要求朱厚熜由东华门入，居文华殿（明朝太子的标准礼仪），择日登基。嗣君朱厚熜也针锋相对的表示如果是按照皇太子的礼仪入宫，自己马上打道回府。眼看事情就要陷入僵局，最后还是由慈寿皇太后出面，按皇帝的礼仪继位，百官劝进。当日，朱厚熜由大明门入，于奉天殿即位。成为明朝第十一位皇帝。
仅皇帝、大婚时的皇后和及第时的状元才能走的大明门
天子与文官集团的第一次角力，以朱厚熜的完胜而告终。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个聪慧而倔强的藩王，以皇帝仪仗的争端做为契机，向整个大明王朝宣誓，一位强势而不轻易妥协的君主诞生了。
“继统”与“继嗣”之争，拉开了“大礼议”事件的帷幕嘉靖登基不久，就因为给亲生父亲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的问题，与文官集团发生了第二次冲突，而这一次的争端，直接为延续三年的“大礼议”事件，拉开了帷幕。
大礼议事件的开端，简单归纳就是：朱厚熜想要给亲爹兴献王朱祐杬上封号为“皇考”（皇考即皇帝过世的父亲），而朝臣认为嘉靖继承皇位后，以外藩小宗入帝系大宗，身份已经发生了改变，必须尊明孝宗朱佑樘为“皇考”，称其亲生父亲为“皇伯考”。
“皇考”称号的争议，实际上是确定朱厚熜宗法上的父亲到底是谁的问题，此时14岁的嘉靖皇帝，继位不久，羽翼未丰而人单势孤，面对以杨廷和为首的庞大文臣集团，在皇统问题上只能被迫选择了妥协。
有利于朱厚熜为生父确认尊号的重大转机，来自新科进士张璁提出的关于“继统不继嗣”的理论。
“继统”即继承统治权利，“继嗣”则是宗法上的血脉延续。皇权是帝系大宗的专属权利，获得皇帝统治权利（继统）必然要以入嗣帝系（继嗣）做为前提条件，这就是杨廷和等人所坚持的“入统必先入嗣”观念的由来。
但明世宗朱厚熜后来之所以能发起“继统”与“继嗣”的“大礼议”之争，笔者认为只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入统必先入嗣”，强调的是皇位获得过程上的合法性，所针对和约束的对象应该是尚未实际获得皇位的潜在继承人，所以“入嗣”是必须在皇权传承之前完成的程序，而当朱厚熜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时，程序上是否合理与合法，对皇帝的统治权利就不具备决定作用和约束力了。同时皇帝出于对本生宗族情感上的认同，必然会挑战“入统必先入嗣”的理论。
第二、通过对武宗遗诏详细的解读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关键性的漏洞，全文竟然完全没有涉及“过继”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具体到朱厚熜继位，在“入嗣”这个问题上，是没有相关记载做为书面证明的。而朱厚熜的“入统”则有两段关键性的文字 表述：“伦序当立”和“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这两段话清楚的表明，朱厚熜的登基并不是“父死子继”，自然就不需要先成为孝宗的儿子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而是因为执行了“兄终弟及”这一选项，按照伦序，根据血缘的亲疏关系排序，就应该轮到他继位。所以朱厚熜只是“继统”而不是“继嗣”，这是张璁“继统不继嗣”的理论依据。
第三、“入统必先入嗣”可以看做是帝位继承的必须条件，所以被绝大多数皇位继承人主动接受和默认遵守，但不能因为之前没有人打破规则，就理所当然的认为“入统必先入嗣”是皇位传承在法理上的唯一条件，这是杨廷和等人在“继统”与“继嗣”两者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出现的逻辑性错误。
“皇权”、“相权”的相互退让与妥协有了打破规则的情感依托和理论基础，并不代表就一定能取得实质的胜利，即使有张璁提出的“入统不入嗣”理论，但除了皇帝本人，朝廷中赞同和支持这一论点的官员依然还是少数。在随后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明世宗坚持以迎皇太后之礼，但在杨廷和等人痛哭流涕的劝阻下，“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明世宗朱厚熜，只能暂时的“认怂”。
皇帝的母亲自然应该是皇太后，不以皇太后的礼仪迎接生母入京，相当于变相的否定天子与其生母蒋氏的母子关系。
已经由安陆行至通州的世宗生母听说这一消息后，痛哭道：“安得以吾子为他人子”，并表示要返回封地。这一次，数次隐忍的朱厚熜，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扬言要“携母妃归藩”，面对愤怒中的皇帝和“撂挑子”的威胁，杨廷和终于再次选择了退让——当年十月，明世宗以皇太后之礼迎母亲入宫。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皇权的巩固，有越来越多的官员表态支持“继统不继嗣”的观点，世宗皇帝顺水推舟的再次将生父封号问题提上了议程，并要求所有朝臣参与讨论，“大礼议”终于以全民参与的形式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
内阁首辅杨廷和大多数朝臣依然坚定而强烈的反对世宗尊亲爹兴献王为皇考，激烈的矛盾冲突甚至直接导致了内阁首辅、历经四朝的谨身殿大学士杨廷和辞官致仕。1524年3月，最终多数人的反对让嘉靖皇帝在无奈之下，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
本生一词，表示对血缘关系的承认，只能说明兴献王和王妃是朱厚熜生理意义上的父母。而最关键的法理和皇统问题上，嘉靖仍然是明孝宗的儿子，形式和称呼虽然改变，内容和性质依然是换汤不换药。
朱厚熜的反击——皇权始终是最大的道理应该指出的是，“大礼议”的争论，到此为止，仍然是停留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层面，无论皇帝还是朝臣，更多的还是基于逻辑、宗法、伦理和证据方面的较量。君臣双方都保持了最起码的克制和理智。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二日，“大礼议”事件，出现了本质的变化，明世宗为生父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改称“圣母章圣皇太后”，并诏谕礼部，十四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
湖北钟祥明显陵，明世宗朱厚熜按天子规格为其父兴献王朱祐杬修建的陵寝
这样，事情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尊号的拟定由之前的协商讨论变成了依托于皇权的强制执行，而且将藩王“升祔太庙”已经远远超出了“继统”与“继嗣”的讨论范畴。
明世宗凭借皇权肆意妄为的结果，激起了有明一朝文官集团最为激烈的反抗，以杨廷和之子杨慎为首，两百多位朝臣跪倒左顺门外，高呼“孝宗”之名，放声痛哭而声震阙庭，要求世宗收回成命。杨慎更是慷慨激昂道：“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嘉靖皇帝派人劝退，百官扬言“必得谕旨乃取退！”。
实话实说，群臣的“跪伏诤谏”，虽然事出有因，但从内容和形式上都相当不得体，“高呼孝宗之名”已经是和现任皇帝撕破脸皮的表现，而“必得谕旨乃取退”这种公然要挟君主的行为，在封建统治秩序之下尤为不可取。
明朝第九位皇帝：明孝宗朱佑樘
君臣双方都开启了抛弃底线的较量，群臣忠勇可嘉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当年桀骜的朱厚熜，现在暴怒中的嘉靖皇帝向这群“逆臣”露出了狰狞的面容。
当日，朱厚熜先是下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二十日，余怒未消的明世宗再次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左顺门廷杖后，朝廷中反对之声渐止，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
明世宗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胜利，并未通过合情合理的方法，也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理由，结局中皇帝采取暴力手段对文官集团的碾压，只能说明封建时代，皇权始终是最大的道理。
“大礼议”对后世的影响客观的来说，“大礼议”的争论，双方都是从封建礼制的不同角度阐述各自想要表达的内容，于后世并没有明显的对错可言。斗争的过程反映了“新君”与“旧臣”的相互博弈，输赢的结果昭示着“皇权”与“相权”的此消彼长。最终，嘉靖皇帝通过“大礼议”事件，完成了皇权的顺利转移，树立和巩固了天子的绝对权威。对嘉靖朝的政治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而另一方面，张璁、桂萼等“大礼议”中崭露头角的新贵，通过支持、附和嘉靖皇帝的观点受到升迁和重用，在当时起到了相当不好的示范作用，从此文官集团纷纷将迎合皇帝的媚上之举，当做上升的通道和捷径。
而皇权的强势极大的弱化了内阁的功能，完全依附和服从于皇权的内阁，不敢再追求政治上的独立和奢望对君主行之有效的约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明的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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