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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庸是中国近代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社会活动家，曾任北洋政府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司法总长及政法大学校长、朝阳大学校长等职。1926年，江庸迁居上海，从事律师业务，设律师事务所于四川路33号。曾义务为救国会七君子辩护，被称作中国近现代骨头最硬的正义律师。长乐路611弄8号是江庸在上海的旧居。
图说：四川中路33号创业大楼 新民晚报记者 唐敏 摄
为“七君子”辩护
江庸，字翊云，出生于四川省璧山县（现重庆市璧山区），幼承家教，学有渊源，国学基础厚实，后入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英文。1901年，四川总督选派学生赴日留学，23岁的江庸入选其中，进日本成城学校普通科。1903年，江庸升入东京私立早稻田大学深造。留学期间，他结识了秋瑾、蔡锷、梁启超、蒋方震等人。1906年，江庸毕业回国，出任学部司员兼京师法政学堂总教习，修订法律馆专任纂修兼法律学堂总教习。
时期，江庸曾任高等审判厅厅长、北平法政专门学校校长等职。1913年，熊希龄组阁，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江庸任司法部次长。1917年11月，江庸出任司法总长。1924年，曹锟贿选当上总统，江庸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后迁居上海，设立律师事务所挂牌执业。江庸的律师事务设于四川路33号，就是现在的四川中路33号创业大楼内。创业大楼原为中国企业银行，由实业家刘鸿生创办，哈沙德洋行设计，昌升营造厂承建，钢筋混凝土结构，装饰艺术派风格，以竖向线条划分立面，窗间墙饰黄褐色釉面砖，底部两层设上下成一体的大尺度平缓拱窗，入口儿墙有细致的装饰。
江庸行事为人颇具风骨，嫉恶如仇，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气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江庸发表文章，强烈谴责日军的侵略罪行。江庸在日留学6年，后又因公赴日多次，与日本政府知名人士渊源深厚，多有来往。然而此后，江庸坚决割断与日方的所有联系。
1936年11月22日，政府以“危害”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制造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4月3日，当局对“七君子”提起公诉。上海律师公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成二十余人的著名律师辩护团，江庸出任沙千里、王造时的辩护律师。那时，大多数法官出自江庸门下，他出庭为被迫害的“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1938年，江庸前往重庆，在渝执行律师业务。抗战胜利后，1946年，江庸携眷返回上海，继续执行律师业务。
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8月25日，一封落款印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红色铅印的信函，寄达江庸上海的律师楼。江庸见信封上一个苍劲有力的“毛”字，喜出望外，连忙开启。信中写道：“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
读罢来信，年逾古稀的江庸律师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此时，中央正筹建新政协，邀请各派、知名进步人士及社会贤达参加，主席亲笔写信邀请江庸赴会。1949年9月，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江庸还受邀登上，参加开国大典。
长乐路611弄8号是江庸在上海的旧居，自1950年起他就居住于此。这是一幢建造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新式里弄房间，围着不高的水泥围墙，坚固的小铁门，内有一个约20平方米的小花园，草坪上载着二棵绿树。据说，入底层侧门是江庸的客厅，踏上弯形木头楼梯进二楼小间是他的卧室，三楼是他的书房，曾经有一个大写字台和一把转椅，墙的两侧各放一个大书橱。江庸以“澹荡阁”名其居所，实际上是对自己一生澹荡明志的鞭策。
新民晚报记者 沈琦华
1949：国共和谈中的“长汀代表”
——近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江庸的一段往事
□特约记者 王 坚
层峦之巅，白云缭绕，一条蜿蜒盘旋的古道在雾霭岚烟中时隐时现。千百年来，古道翻山越岭连接着山里山外的世界，延伸着一代代汀州客家子弟的家国情怀、人生理想。位于闽西深山腹地的长汀县古城镇丁黄村石公寨，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江庸的祖籍地。
1949年初春，历史的惊涛骇浪，把这位饱学硕儒推向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地。作为南京政府郑重推荐的和谈代表之一，江庸等人以“上海人民代表团”的名义由南京飞抵北平、石家庄、西柏坡等地，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而奔走，并由此开启了崭新的人生篇章。
离乡游子情系家山
据《江庸自传》记载，江庸的祖父江怀廷为清咸丰辛亥年（1851）举人、壬子年（1852）进士，早年离乡赴四川为官。江庸于清光绪四年（1878）出生于四川璧山县署。江怀廷于四川南充县任内去世，江庸随父亲江瀚（字叔海，号石翁）寓居成都。江瀚为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和诗人，早年有过一段幕僚生涯，于清宣统三年（1911）官至河南布政使，但其一生主要成就在于教育与学术。先后担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兼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兼教务提调、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会长、京师大学校代校长等职。江瀚随父远离家乡，一生交流广泛、著述无数，但凡著述皆称“长汀江瀚”，游子恋乡之情溢于言表。
江庸，字翊云，又作翼云，晚年号澹翁。祖籍福建省长汀县，生平著作皆自署“长汀江庸”。江庸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回国后任京师法政学堂教务长、修订法律馆纂修兼法律学堂教习。1908年应学部考试成绩优等，奖给法政科举人。1909年归国留学生廷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推事，任京师法政学堂监督。1911年偕唐绍仪赴武昌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9月，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部总长，江庸任次长。1917年，李经羲组阁，任命江庸为司法部总长。江庸拒绝任职，避往汤山。及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江庸出任司法部总长，因拒绝赦免复辟要犯辞职，舆论认为江庸“为以来负政治责任而辞职者第一人”。1918年至1920年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1920年任修订法律馆总裁。1923因不满统治当局辞去公职，设立律师事务所，创办《法律评论周刊》，赴广东游历，谒先生于士敏土厂。1924年受聘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1925年辞职，1927年任私立朝阳大学校长。
江庸祖籍地长汀县古城镇丁黄村石公寨
1929年，江庸代表华洋义赈会赴台湾募捐，期间拒绝参加日伪组织。1936年，代表中国律师协会参加维也纳国际律师协会会议，9月取道莫斯科归国。1936年11月，当局制造“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中央为此发表宣言，要求放弃错误主张，释放。时江庸设律师事务所于上海四川路，曾义务为“七君子”辩护。1938年江庸赴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主席成员。1948年，南京政府提名江庸为国大代表，江庸拒绝竞选。后又函电力辞“大法官”一职。
游子身飘零，血脉系家山。对于祖籍地长汀，江庸曾在诗中深情吟咏：“长汀号多竹，吾祖有竹山。仕宦去乡井，弃置无复关……”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社会活动家。江庸秉承儒家传统理念，传播法律知识和思想，为国家民族的和平进步奉献了毕生的心血。1949年，南京政府推派江庸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四人为和谈代表，同和谈磋商。同年，应手书邀请，江庸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并登上，出席开国大典。从此,意气风发,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
风云变幻肩负使命
1949年1月14日，中央播出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愿意与南京政府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声明发表后，全国振奋。一周后的1月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之职。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赞同国共停战和谈。随后派人到上海敦请颜惠庆、江庸、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今北京）进行和谈。这是国共两党1949年在谈判桌上的初次接触。
1月31日上午10点，李宗仁亲自来上海，邀请江庸、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在中国银行四楼喝茶，在座还有孙科、胡适、张君励诸人。李宗仁提出请江庸等四人同到北京一叩和平之门。江庸表示，自己从来是反对内战的，曾与邵以恩建议停战议和。今天国民政府有此和谈意愿，愿意效劳，但是名义要为代表，不是专门代表政府。李宗仁亦以为然，于是定于2月13日代表们飞往北京。当时，江庸尚有一个附带任务，是受上海邮政管理局之请，接洽沪京通邮事项。这事到北京后，很快就办妥了。
代表们由南京起飞，飞到青岛停下加油。因飞机左翼故障滞留，在青岛与北京方面联系，才知道除江庸与颜、邵、章四人外，还有十余人都来与北京方面接过头。北京方面回电说要先开出代表名，俟中央许可后方能起飞。次日午后2点起飞,4点半到达北京机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徐冰前来迎接，代表们下榻六国饭店。15日午前，北京市市长过访，正午设宴招待江庸一行。席间，江庸与董必武、、聂荣臻、傅作义等人见面，谈及到北京之愿望。16日，江庸等人拜访董必武、、等方面的领导。
17日午前，同是“客家老乡”的市长约江庸单独谈话。这次谈话，按江庸传记记载，是主席指定市长向他询问意见的。但和平如何谈法，江庸与其他代表从未商量过。因此，江庸坦诚地对市长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愿望的，要打仗的不是，而是。今天下台，李宗仁既有和平的要求，尽管他缺乏实力，不妨答应。这些话请叶市长代为转达毛主席。”19日早晨，市长来告，主席已答应接见南京代表。江庸等人不禁欢欣鼓舞，相庆不虚此行。代表们认为，此行呼吁和平，已蒙主席允许，应当尽快前往石家庄谒见毛主席，专门表达敬意。
主席接见终生难忘
1949年1月22日午前9时，江庸一行从北京机场起飞，同机前往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二位。时任石家庄市长是柯庆施。当时，主席住在离石家庄市80多公里的西柏坡。西柏坡是毛主席、进驻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地，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在此地。因沿途坡路崎岖，要坐吉普车才能去。江庸一行于下午2点，偕同毛主席派来接应的中央军委秘书长乘车前往，至晚上7点才到达西柏坡招待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已在此等候。周恩来副主席陪同江庸等人吃完晚饭后，主席出来接见谈判代表。
江庸自称：“我虽于1945年见过毛主席一面，但并未说话。这一回才亲近丰采，饱闻言论。毛主席一见面，就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表明来意。”“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件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器那边去见汉光武。他一见光武，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江庸诗选》
第二天早饭后，、周恩来和江庸一行又交谈了一小时。而后，江庸等人告别，返回石家庄，午饭后飞返北京。26日，以江庸、颜惠庆等为主的“上海人民代表团”即将结束北平之行，主客双方特地在六国饭店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此照刊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合影者有罗荣桓、董必武、邓宝珊、章士钊、邵力子、江庸、颜惠庆、、、傅作义、聂荣臻、、徐冰等人。27日午前，江庸一行自北平飞返南京，市长到机场相送，互赠了纪念品。下午2时许，江庸一行抵达南京，南京政府的党政要人多在机场欢迎，当晚入住首都饭店。李宗仁来访，在“总统府”设晚宴，由代表们报告接洽经过。28日晨，南京政府要人白崇禧、黄绍竑、朱家骅、吴铁城、张治中、张岳军等相续来访。
江庸自述：“我们在南京逗留的两三日中，所接见的党政要人，除李宗仁十分起劲外，似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一点觉悟到自己的失败。只有吴铁城说了几句老实话，他说我们已把人心都失掉了。我料到将来谈判决无成功的可能，不愿再去。于是，对李宗仁坚决表示，下次讲和，责任重大，应另选派足以代表党政两方面的重要人士前往，我是不能胜任的。所以第二次我未参加。后来和谈果然失败。我们虽然是徒劳跋涉，总算为和平尽了一点心愿，并且能谒见了毛主席，在我个人，还是觉得光荣的。”
伟人关怀肝胆相照
江庸虽是文人出身，但青年时即有豪侠之气，襟怀坦荡，刚正不阿，颇具闽西客家人的“硬颈精神”。1900年，22岁的江庸由川入京，应顺天乡试。“时值义和拳之变。5月取道宣化、大同，由晋、秦还蜀。抵长安时恰遇驿差，遂乘驿马，奔驰栈道中。以当时西安至成都28日之程，13日而至，此平生第一壮快之举。筋骨之锻炼须自少年，今年逾八十而腰脚犹健，未尝不得力于此。”（见《江庸自传》）可见其平生志向和抱负。
为《江庸诗选》题写书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庸先后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等职。江庸生平与众多高级领导人有过交往，书信往来不少。据江庸之子江靖撰文介绍，1949年8月19日，主席亲笔致函江庸：“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先生（即颜惠庆）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后颜惠庆因病请假，江庸于9月中旬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主席的手书信函原件，由江庸后人于1979年上交中央有关部门珍藏。
1958年初，80高龄的江庸大病初愈，选刊旧作编成《澹荡阁诗集》一册。因精力就衰，在自序中有“不复作”之叹。诗集寄给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同年5月8日，陈毅手书回信：“尊集收到，病中读之有清新趣味。古人云诗可以疗疾，信然。大作早岁以情韵胜，晚岁以健劲胜……先生诗留集太少，又宣言不复作诗，弟以为过矣。可否采纳弟之两项建议，将千篇诗之大部或全部刊行，宜破戒多作诗以反映人民新时代。大集中如‘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此等奇句何可以不作耶？先生年已八旬而食眠均佳，问政多年以余事为诗，真诗人也，何可以放弃本行耶？弟病可六个月，现有好转，仍需调养。病中握笔，草率之至，祈谅之。”陈毅对江庸“不复作”一语，以建议的形式提出批评，体现了“肝胆相照”的精神，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评议诗词，令人心折。尤其病中握笔写信，体现了对江庸的深切关怀和真诚鼓励。
诗言情志激励后人
2001年3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江庸后人编选的《江庸诗集》，该书由题写书名，陈丕显作序。陈丕显与江庸的祖籍同为长汀县，又同在上海工作生活过。陈丕显在序文中评价江庸：
“江庸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是我国司法届前辈，他倡导司法教育，并亲自执教，为我国司法建设和法律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江庸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他坚持爱国进步立场，多次拒绝日伪和政府高官利诱。他以律师为职业，挺身为受政府迫害的七君子等爱国人士出庭辩护。江庸先生曾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而奔走。1949年8月，主席曾亲笔书函邀请他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庸先生拥护中国和主席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江庸先生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诗文造诣很深。他是陈毅同志的诗友，在上海期间常有过往。我与先生亦亲切交往过。《江庸诗选》的出版，具有文学和历史价值，亦是陈总之遗愿，甚感欣慰。”
江庸平生所作的“千篇诗作”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事件、地点众多，可惜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散佚无存。其现存诗作的主题，主要是记述个人游踪履迹、抒发个人人生抱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赞美新中国建设成就、呼吁两岸和平统一等等，字里行间散发出赤诚浓郁的家国情怀。其中一些在福建纪游的诗作饶有情韵。如《漳州》：“泊泊温泉碧玉流，福州未必胜漳州。池塘便在精庐内，赢利中途数日留。”《鼓浪屿望大担、二担》：“岛市陂陀步一巡，山光海色壮南闽。穷途不少倒行者，卧榻岂容酣睡人。”《厦门道中》：“轨通闽越复江西，跨海惊过五里堤。弥望平畴栽果树，遍劳健妇把锄犁。捞来蟹蛤休论价，香到芝兰莫与齐。精力耄年殊未减，家山南北任攀跻。”《泉州》：“桥岂君谟旧，长令过客哀。塔仍沿木制，桑却见莲开。珍果推龙眼，明珠出蚌胎。故乡风物好，一岁两番回。”亲身经历了无数的风云际会和世态人情，也许在江庸心目中，那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家山、故园的血脉呼唤，缠绵如丝，不绝如缕，时时刻刻鸣响在游子滚烫的心田……
书法密码
梁启超行草欣赏《致江庸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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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行草欣赏《致江庸书札》
1949：国共和谈中的“长汀代表”
——近代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江庸的一段往事
□特约记者 王 坚
层峦之巅，白云缭绕，一条蜿蜒盘旋的古道在雾霭岚烟中时隐时现。千百年来，古道翻山越岭连接着山里山外的世界，延伸着一代代汀州客家子弟的家国情怀、人生理想。位于闽西深山腹地的长汀县古城镇丁黄村石公寨，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江庸的祖籍地。
1949年初春，历史的惊涛骇浪，把这位饱学硕儒推向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地。作为南京政府郑重推荐的和谈代表之一，江庸等人以“上海人民代表团”的名义由南京飞抵北平、石家庄、西柏坡等地，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而奔走，并由此开启了崭新的人生篇章。
离乡游子情系家山
据《江庸自传》记载，江庸的祖父江怀廷为清咸丰辛亥年（1851）举人、壬子年（1852）进士，早年离乡赴四川为官。江庸于清光绪四年（1878）出生于四川璧山县署。江怀廷于四川南充县任内去世，江庸随父亲江瀚（字叔海，号石翁）寓居成都。江瀚为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和诗人，早年有过一段幕僚生涯，于清宣统三年（1911）官至河南布政使，但其一生主要成就在于教育与学术。先后担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兼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监督兼教务提调、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会长、京师大学校代校长等职。江瀚随父远离家乡，一生交流广泛、著述无数，但凡著述皆称“长汀江瀚”，游子恋乡之情溢于言表。
江庸，字翊云，又作翼云，晚年号澹翁。祖籍福建省长汀县，生平著作皆自署“长汀江庸”。江庸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制经济科。回国后任京师法政学堂教务长、修订法律馆纂修兼法律学堂教习。1908年应学部考试成绩优等，奖给法政科举人。1909年归国留学生廷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推事，任京师法政学堂监督。1911年偕唐绍仪赴武昌参加南北议和。1912年9月，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1913年梁启超任司法部总长，江庸任次长。1917年，李经羲组阁，任命江庸为司法部总长。江庸拒绝任职，避往汤山。及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江庸出任司法部总长，因拒绝赦免复辟要犯辞职，舆论认为江庸“为以来负政治责任而辞职者第一人”。1918年至1920年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1920年任修订法律馆总裁。1923因不满统治当局辞去公职，设立律师事务所，创办《法律评论周刊》，赴广东游历，谒先生于士敏土厂。1924年受聘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1925年辞职，1927年任私立朝阳大学校长。
江庸祖籍地长汀县古城镇丁黄村石公寨
1929年，江庸代表华洋义赈会赴台湾募捐，期间拒绝参加日伪组织。1936年，代表中国律师协会参加维也纳国际律师协会会议，9月取道莫斯科归国。1936年11月，当局制造“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中央为此发表宣言，要求放弃错误主张，释放。时江庸设律师事务所于上海四川路，曾义务为“七君子”辩护。1938年江庸赴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主席成员。1948年，南京政府提名江庸为国大代表，江庸拒绝竞选。后又函电力辞“大法官”一职。
游子身飘零，血脉系家山。对于祖籍地长汀，江庸曾在诗中深情吟咏：“长汀号多竹，吾祖有竹山。仕宦去乡井，弃置无复关……”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社会活动家。江庸秉承儒家传统理念，传播法律知识和思想，为国家民族的和平进步奉献了毕生的心血。1949年，南京政府推派江庸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四人为和谈代表，同和谈磋商。同年，应手书邀请，江庸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并登上，出席开国大典。从此,意气风发,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中。
风云变幻肩负使命
1949年1月14日，中央播出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愿意与南京政府在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谈。声明发表后，全国振奋。一周后的1月21日，宣告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之职。22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赞同国共停战和谈。随后派人到上海敦请颜惠庆、江庸、邵力子、章士钊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前往北平（今北京）进行和谈。这是国共两党1949年在谈判桌上的初次接触。
1月31日上午10点，李宗仁亲自来上海，邀请江庸、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在中国银行四楼喝茶，在座还有孙科、胡适、张君励诸人。李宗仁提出请江庸等四人同到北京一叩和平之门。江庸表示，自己从来是反对内战的，曾与邵以恩建议停战议和。今天国民政府有此和谈意愿，愿意效劳，但是名义要为代表，不是专门代表政府。李宗仁亦以为然，于是定于2月13日代表们飞往北京。当时，江庸尚有一个附带任务，是受上海邮政管理局之请，接洽沪京通邮事项。这事到北京后，很快就办妥了。
代表们由南京起飞，飞到青岛停下加油。因飞机左翼故障滞留，在青岛与北京方面联系，才知道除江庸与颜、邵、章四人外，还有十余人都来与北京方面接过头。北京方面回电说要先开出代表名，俟中央许可后方能起飞。次日午后2点起飞,4点半到达北京机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徐冰前来迎接，代表们下榻六国饭店。15日午前，北京市市长过访，正午设宴招待江庸一行。席间，江庸与董必武、、聂荣臻、傅作义等人见面，谈及到北京之愿望。16日，江庸等人拜访董必武、、等方面的领导。
17日午前，同是“客家老乡”的市长约江庸单独谈话。这次谈话，按江庸传记记载，是主席指定市长向他询问意见的。但和平如何谈法，江庸与其他代表从未商量过。因此，江庸坦诚地对市长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愿望的，要打仗的不是，而是。今天下台，李宗仁既有和平的要求，尽管他缺乏实力，不妨答应。这些话请叶市长代为转达毛主席。”19日早晨，市长来告，主席已答应接见南京代表。江庸等人不禁欢欣鼓舞，相庆不虚此行。代表们认为，此行呼吁和平，已蒙主席允许，应当尽快前往石家庄谒见毛主席，专门表达敬意。
主席接见终生难忘
1949年1月22日午前9时，江庸一行从北京机场起飞，同机前往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二位。时任石家庄市长是柯庆施。当时，主席住在离石家庄市80多公里的西柏坡。西柏坡是毛主席、进驻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地，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在此地。因沿途坡路崎岖，要坐吉普车才能去。江庸一行于下午2点，偕同毛主席派来接应的中央军委秘书长乘车前往，至晚上7点才到达西柏坡招待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已在此等候。周恩来副主席陪同江庸等人吃完晚饭后，主席出来接见谈判代表。
江庸自称：“我虽于1945年见过毛主席一面，但并未说话。这一回才亲近丰采，饱闻言论。毛主席一见面，就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是爱好和平的，有什么事尽可商量。只是时间、地点、人选值得考虑。所以我们不必再重复表明来意。”“这次谈话约一二个小时，毛主席并未说到目前时局，只是自由自在地漫谈，但从漫谈中，也很可以窥见毛主席的思想、抱负、学问、性格。我当时忽然联想到历史上一件故事，就是马援从隗器那边去见汉光武。他一见光武，就五体投地地佩服光武帝的恢廓大度。我见到毛主席时，也一样有此感想。拿此后的事实来证明，对杜聿明、康泽等人既往不咎：起义的傅作义、程潜诸人无不受到重用，从前参与的一些人，因对国家有功，又身居要职。新中国一成立，就扩大统一战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广揽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来参与政治，其规模之恢廓，岂是汉光武所能比……”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江庸诗选》
第二天早饭后，、周恩来和江庸一行又交谈了一小时。而后，江庸等人告别，返回石家庄，午饭后飞返北京。26日，以江庸、颜惠庆等为主的“上海人民代表团”即将结束北平之行，主客双方特地在六国饭店拍摄了一张珍贵的合影（此照刊于《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合影者有罗荣桓、董必武、邓宝珊、章士钊、邵力子、江庸、颜惠庆、、、傅作义、聂荣臻、、徐冰等人。27日午前，江庸一行自北平飞返南京，市长到机场相送，互赠了纪念品。下午2时许，江庸一行抵达南京，南京政府的党政要人多在机场欢迎，当晚入住首都饭店。李宗仁来访，在“总统府”设晚宴，由代表们报告接洽经过。28日晨，南京政府要人白崇禧、黄绍竑、朱家骅、吴铁城、张治中、张岳军等相续来访。
江庸自述：“我们在南京逗留的两三日中，所接见的党政要人，除李宗仁十分起劲外，似都不感兴趣，也没有一点觉悟到自己的失败。只有吴铁城说了几句老实话，他说我们已把人心都失掉了。我料到将来谈判决无成功的可能，不愿再去。于是，对李宗仁坚决表示，下次讲和，责任重大，应另选派足以代表党政两方面的重要人士前往，我是不能胜任的。所以第二次我未参加。后来和谈果然失败。我们虽然是徒劳跋涉，总算为和平尽了一点心愿，并且能谒见了毛主席，在我个人，还是觉得光荣的。”
伟人关怀肝胆相照
江庸虽是文人出身，但青年时即有豪侠之气，襟怀坦荡，刚正不阿，颇具闽西客家人的“硬颈精神”。1900年，22岁的江庸由川入京，应顺天乡试。“时值义和拳之变。5月取道宣化、大同，由晋、秦还蜀。抵长安时恰遇驿差，遂乘驿马，奔驰栈道中。以当时西安至成都28日之程，13日而至，此平生第一壮快之举。筋骨之锻炼须自少年，今年逾八十而腰脚犹健，未尝不得力于此。”（见《江庸自传》）可见其平生志向和抱负。
为《江庸诗选》题写书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庸先后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史馆馆长等职。江庸生平与众多高级领导人有过交往，书信往来不少。据江庸之子江靖撰文介绍，1949年8月19日，主席亲笔致函江庸：“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先生（即颜惠庆）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后颜惠庆因病请假，江庸于9月中旬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主席的手书信函原件，由江庸后人于1979年上交中央有关部门珍藏。
1958年初，80高龄的江庸大病初愈，选刊旧作编成《澹荡阁诗集》一册。因精力就衰，在自序中有“不复作”之叹。诗集寄给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同年5月8日，陈毅手书回信：“尊集收到，病中读之有清新趣味。古人云诗可以疗疾，信然。大作早岁以情韵胜，晚岁以健劲胜……先生诗留集太少，又宣言不复作诗，弟以为过矣。可否采纳弟之两项建议，将千篇诗之大部或全部刊行，宜破戒多作诗以反映人民新时代。大集中如‘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此等奇句何可以不作耶？先生年已八旬而食眠均佳，问政多年以余事为诗，真诗人也，何可以放弃本行耶？弟病可六个月，现有好转，仍需调养。病中握笔，草率之至，祈谅之。”陈毅对江庸“不复作”一语，以建议的形式提出批评，体现了“肝胆相照”的精神，并以深厚的文学修养评议诗词，令人心折。尤其病中握笔写信，体现了对江庸的深切关怀和真诚鼓励。
诗言情志激励后人
2001年3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江庸后人编选的《江庸诗集》，该书由题写书名，陈丕显作序。陈丕显与江庸的祖籍同为长汀县，又同在上海工作生活过。陈丕显在序文中评价江庸：
“江庸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法律，是我国司法届前辈，他倡导司法教育，并亲自执教，为我国司法建设和法律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江庸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他坚持爱国进步立场，多次拒绝日伪和政府高官利诱。他以律师为职业，挺身为受政府迫害的七君子等爱国人士出庭辩护。江庸先生曾为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而奔走。1949年8月，主席曾亲笔书函邀请他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庸先生拥护中国和主席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江庸先生出身书香世家，幼承庭训，诗文造诣很深。他是陈毅同志的诗友，在上海期间常有过往。我与先生亦亲切交往过。《江庸诗选》的出版，具有文学和历史价值，亦是陈总之遗愿，甚感欣慰。”
江庸平生所作的“千篇诗作”时间跨度大，涉及人物、事件、地点众多，可惜由于历史原因，大多散佚无存。其现存诗作的主题，主要是记述个人游踪履迹、抒发个人人生抱负、歌颂祖国大好河山、赞美新中国建设成就、呼吁两岸和平统一等等，字里行间散发出赤诚浓郁的家国情怀。其中一些在福建纪游的诗作饶有情韵。如《漳州》：“泊泊温泉碧玉流，福州未必胜漳州。池塘便在精庐内，赢利中途数日留。”《鼓浪屿望大担、二担》：“岛市陂陀步一巡，山光海色壮南闽。穷途不少倒行者，卧榻岂容酣睡人。”《厦门道中》：“轨通闽越复江西，跨海惊过五里堤。弥望平畴栽果树，遍劳健妇把锄犁。捞来蟹蛤休论价，香到芝兰莫与齐。精力耄年殊未减，家山南北任攀跻。”《泉州》：“桥岂君谟旧，长令过客哀。塔仍沿木制，桑却见莲开。珍果推龙眼，明珠出蚌胎。故乡风物好，一岁两番回。”亲身经历了无数的风云际会和世态人情，也许在江庸心目中，那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只有家山、故园的血脉呼唤，缠绵如丝，不绝如缕，时时刻刻鸣响在游子滚烫的心田……
书法密码
梁启超行草欣赏《致江庸书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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