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城事# 在故事里走完2020最后的时光。
本活动由潇湘晨报出品，在今日头条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让网红长沙鲜活起来的，除了她丰厚的历史人文底蕴、领先的文化产业和节目，还有长沙的夜。
到了夜晚，大小商场、门店、街道散发出别样的生命力。这巨大的、漩涡般的力量洪流中，有一杯奶茶，功不可没。
12月9日，长沙五一广场商圈。11点30分，茶颜悦色创始人吕良先生匆忙扒完一个盒饭后，裹紧羽绒服，准备出门。
近十天，他在武汉忙到“头秃”。落地长沙的第一天，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去巡店了。
跟以往骑电单车不同，这次，他选择了走路。他走得很快，十分钟后便满头大汗、气喘吁吁。
这是吕良一天当中难得的放松时间。走路可以出汗，运动效果不错，这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缓解压力的方式。
而一天的大部分时间，这个刚过不惑之年的网红品牌创始人，几乎被工作和随之而来的紧张焦虑等情绪淹没。
12月1日，茶颜悦色武汉天地店开门迎客。当天，#武汉茶颜悦色门外排起长队##排队8小时才能喝到的茶颜悦色#话题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一。
苦心孤诣多年，吕良没料到的是，这天的心情“刺激得像坐了一趟过山车”。
【1】“是我太慌形于色了吗？”
茶颜的“出征”虽然在意料之中，但这一天终于到来，很多人还是吃了一惊。
还在去年年底，吕良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实力不够，茶颜悦色在品控、管理上仍需磨炼，暂时还没有开出长沙的计划。
但正如吕良的口头禅，“计划赶不上变化”——茶颜悦色和吕良本人，到底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在首店开张之前，吕良和他的团队已经走马武汉，签了30多个门面。和隔壁的长沙一样，茶颜悦色在武汉遍地开花，似乎指日可待。
选择武汉，有吕良一贯的谨慎。武汉离长沙距离较近，高铁通勤时间大约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相较于其他茶饮品牌在新拓展城市设立分仓的做法，茶颜悦色武汉分店前期的供应输出主要来自长沙，长沙大约每周会向门店运送物资，每个门店均在店周边设立仓库，形成“一店一仓”的供应模式。
事实上，武汉并非是茶颜悦色“出圈”长沙的首站。早在一个多月前，茶颜悦色就已经尝试把脚步跨进了湘鄂边境的城市常德，同样被粉丝热捧。吕良期望的是，慢慢让自己的奶茶一步步走进国内大部分二线城市。
尽管有心理准备，武汉的火热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吕良的预期。
“茶颜在长沙七年，近几年借着长沙网红城市的光，几个五一十一长假，我们自认为是打过大仗的。但认怂地说，武汉首店的热闹还是远远超出预期。”他说。
超出心理预期的，除了奶茶受追捧本身，还有因“八小时喝一杯奶茶”引发的争议，以及之后的“闹剧”。
“各种解读都有……正向的，乱向的。我真的慌得只想静静。”吕良淡淡地说。时隔数天，他的话语中依然透着紧张和疲惫。
更让团队始料不及的是，有不明人士在微信群“帮”茶颜发布充场广告，40元一天，截图满天飞，传到了好事者手里，似乎坐实了“茶颜悦色雇人排队”的传言。
吕良“慌的一匹”。他顶着巨大的黑眼圈，等来了警察。
“是的，我们报警了。警察介入总好过我们祥林嫂一样自说自话。他们（警察）来了后，也挺纳闷，说，别人花重金雇人排你们家的队，帮你们炒人气？就为了这一杯十多块的奶茶？好像不太能理解。最后他开导我们说，如果你们真没有雇人排队，就后面用人气去证明嘛。”吕良笑，这座经历过疫情考验的城市，有着和长沙人一样的积极与乐观。
之后几天，吕良似乎还没有从这件事中彻底缓过神来。他有点自责“乱了阵脚”，“是我太慌形于色了吗？”
他又写下文字安慰自己：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戴帽子，就必须接受这些“重”，公平！
“最好的回击，不是气急败坏地去翻到底是谁，要怎么怼回去，而是做好应该做的。”他说。
【2】人设不能崩
武汉店的经历，让吕良时常反省自己是不是太患得患失。他怀念创业之初的自己，“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不是，就什么都不想，放开手脚去干就是。”
尽管吕良给外界的印象趋于谨慎甚至保守，事实上，和众多出身草莽的创业者一样，他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
2013年12月底，天很冷，湖南长沙解放西路的天桥底下，一家奶茶店开业了。
这有点不合时宜，很少有奶茶店在冬天开业，奶茶的旺季是夏天。不仅时机不对，产品也奇怪，装修也不讨好，长沙的文艺青年在网上骂：“搞得花里胡哨。”老板没经验，在新店做的第一杯奶茶就“筐瓢”（搞砸）了，放多了糖，“甜到发齁”。
但这家店居然活了下去。吕良说，因为地段好，“一个好码头，狗屎都卖钱。”
“匡瓢”“狗屎”这些词语从吕良口中蹦出来，带着长沙塑普，和他在网上的“人设”颇契合。
在茶颜悦色的公众号里，吕良是个“骑着电动车满大街巡店，棉袄破了口子就用胶布粘上”的屌丝大叔。接地气、朴实低调，是外界对茶颜老板的印象。
就像吕良自己理解的茶颜悦色，“如果一定要给这杯奶茶一个人设，我想应该是位邻家大哥哥。出身一般，性格脾气好，没有刺、不张扬。”
这个人设何尝不是吕良自己。尽管他并不喜欢“人设”这个词。“因为‘人设’总有刻意去塑造的感觉，是‘人设’就有崩塌的一天。崩了，就挺惨的。”他说。
人设不能崩，这样的压力仿佛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吕良和茶颜的头顶。
吕良曾和喜茶的创始人聂云宸聊过一次天。两人有不同的焦虑。
聂云宸对吕良说：“你太好了，哪哪儿都好。”
而吕良担心的是，这种喜欢能不能长久。他觉得大家喜欢茶颜悦色是出于扶弱心理，“茶颜是个小的，要保护。”
一个很现实的例子是，茶颜悦色想涨价，但不敢。招牌产品幽兰拿铁17元一杯，还是两年前的定价。这些年原料、人力等周边成本都在涨，按道理，价格也是要涨了。
但尴尬的是，粉丝对茶颜悦色的设定是个“铁憨憨”（老实人）。吕良担心的是：万一涨了，大家会觉得“你红你就涨”，就脱粉了，于是一直扛，直到现在也没想出解决这件事的好办法。
包括和外界的沟通，茶颜悦色从来都是“脾气最好的那个”，尽量放低身段，化干戈为玉帛。
人设的困境也让吕良本人烦恼。比如，他骑电动车巡店，实际上并不是因为穷，而是长沙商圈的路况，开车根本不现实。其实他家里有部车，他觉得还算不错，但每回想开车，就要考虑一下：现在我开出来，要是被人看到了，是不是人设就垮了？想了想，还是算了。
吃过午饭后，吕良先生出门巡店。
【3】“从满怀自信，到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
这样的人设，如果说完全出于刻意维护可能有失公平。某种程度上，它与老板的性格、早年创业经历有关系。
外界曾猜测吕良是“富二代”，事实上，1979年出生的吕良，家人最牛的岗位只是“省图书馆工作人员”。
吕良大专毕业，靠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网上有传言说他是澳洲留学回来的，都是想象。他说，能到奶茶行业来的人，前半生都跑得不怎么样，“没一个是成绩好的，成绩好的都不会到这儿来混饭吃。”
高考失利后，吕良进入长沙电大学习，之后在一家影视城工作。他卖爆米花和饮料，同时还负责检票，帅气吕良常被戏称“卖花男孩”。
2001年，一次橱窗玻璃滑落事故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那次，吕良和几个同事一起安放橱窗海报时，大片玻璃突然坠落，吕良出于本能伸手去接，惨剧瞬间发生——他的左臂被几十斤的玻璃深度割伤，鲜血四溅。
此后两年，他的左臂做了多次手术，神经、肌腱全部重接，康复花了一年多时间，但神经末梢已无法保有以前的功能。“一只手检票肯定不行，总不能用嘴巴去撕票吧”，吕良开始琢磨今后的人生路。
吕良喜欢画广告画，他骑着单车，走遍了长沙很多小门店，一家家询问需不需要画海报。
“别人用白底我用彩纸，别人用马克笔我用水粉。有时画画可以搞一个通宵，累了就躺在地上睡一两个小时。”吕良描述这段时光时，语气是快乐的。但在旁人看来，更多是不易与辛酸。
或许是这种勤劳和朴实打动了他的老板。后者把他带入餐饮业，吕良由此创业，并一发不可收拾。
他兴冲冲开了一家“打粗粮概念”的盖浇饭餐馆。然而，开业仅3天便关门大吉。
“你从满怀自信，到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唯一能做的，就是及时止损。”吕良说。那段灰暗的岁月给他留下了“后遗症”，“创业的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会从顶峰掉落深渊。”
2008年，一位朋友请吕良做一种叫“魔味鬼爪”的食品宣传创意。吕良抓住了机会，不仅没收设计费用，还投资做了股东。
当股东给吕良带来了从未有过的体验。朋友非常会做生意，他领着吕良进货、选址、打理店面、商务谈判，一步步走下来，吕良从最初的店长最后成长为整个企业的实际负责人，完成了从文案设计师到企业经营者的角色转变。
后来，吕良又开了一个台湾品牌的加盟奶茶店，虽然店面在长沙最热闹的步行街，仍然没有成功。
妻子一边帮忙善后，一边安抚备受挫折的吕良。两人思前想后分析失败原因，“主要是因为不懂”。
如何让一杯奶茶从“单项冠军”变成“十项全能”，吕良思考了两三个月时间。
他读书时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对方文山的词印象深刻。很快，吕良从周杰伦的“中国风”中找到启示，开始从传统文化中找寻自己的定位——来一个中茶西做，纯牛奶加上好茶叶，再用洋气的咖啡机现场制作。
这就是后来开到满大街的新式网红茶——茶颜悦色。
【4】“网红是‘毒药’，我们一直在找‘解药’”
12月1日，武汉天气阴，室外温度4℃左右。
和7年前无人问津的长沙解放西店不一样，这次，店外的队伍排成了长龙，还有提前一天连夜排队8小时的顾客。闻风而动的黄牛，把价格加到300元一杯。
火热程度，一开始让吕良很激动。没多久，又因为没完没了的质疑陷入慌张惶恐，“慌了一天。”
9日的这天中午，吕良在微博关键词里搜索“茶颜悦色”，看到有的负面解读，就苦笑一下，“多看看，慢慢就能免疫了。”
团队里的年轻人比老板还生气。“他们一天到晚忙，把喉糖当米饭吃，还是架不住有些人的不理解。这种不理解让他们觉得委屈，所以，我自己平静以后跟他们说，你们要和自己的不理解自处。”吕良说。
吕良的微信名叫“小葱”，既取一清二白之意，又有点草根的自知。
排队喝奶茶值得吗？吕良有自己的答案：“如果把这个当作听一场喜欢歌手的演唱会，一个喜欢球队的球赛，我觉得是值得的。每个人都有在不影响他人前提下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权利，哪怕看起来有点疯狂，有点不值得，但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疯狂过呢？”
与其说是担心排队太长，担心外界质疑，不妨说是担心高流量带来的反噬。
“树大招风、猪壮被杀，这些最朴素的道理，在竞争激烈的商业场上当然是存在的。”
两年前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吕良曾说，“网红是毒药”。如今，他的看法变得微妙。
“我当时那么说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实力，大家投来很多期许的目光，我觉得我们根本接不住。接不住，能力跟不上，就德不配位，必有殃灾。”吕良说。
但是现在，吕良不仅接受了这副“毒药”，而且，他和团队还在寻找“解药”。“这个东西有毒，那你就要学会控制它嘛，不让它产生那么大的毒性。这个过程，我觉得是一个寻找‘解药’的过程。”
解药找到了吗？吕良说：一直在找。
作为老板，吕良更愿意把自己比作茶颜悦色的一个“调整器”。“就是说，当团队正向程度很高，形势看上去一片大好的时候，你要打压一下，生于忧患嘛。当团队出现消极、抵触等负面情绪时，你这个调整器就要往另一边拧一拧，让他们积极起来，恢复到正常状态。”
茶颜7年，吕良这个调整器使用还挺频繁。他经常跟团队说：确实不要辜负时代，运气好撞到这个风口，那就还是要把握住，或者尽力把握住吧。万一牺牲了，你也做了贡献。有句话叫什么？对，向死而生，所以你要冲啊，可能10个中间冲出0.5个也不错啊。
“慌啥，往前冲就是了。年年难过年年过。我在想，我们可能凭着大部分运气和部分实力，2020年的难关还是躲过去了。2021年，如果我们还能躲过去的话，实力是不是能多一点，运气是不是能少一点？”
望着人潮涌动的商圈大街，吕良对着一团空气，认真地说。
潇湘晨报记者王欢 长沙报道
“借助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不要怕别人说你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敢想敢做敢坚持，才能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黑色轿车停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门口，90岁的袁隆平在助手的帮助下走了下来，一边迈上台阶，一边听汇报。不到十点，他来上班了。
“那边说是700公斤。”助手说。他认真听完，点点头：“可以。”
就在11月2日，他的团队再创纪录——属于第三代杂交水稻的晚稻品种在不利天气下依然表现不俗，使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大关。他安静地坐在跟测产现场连线的会议室，皮肤黝黑，穿着一件有些宽大的黑色西装。如果不是不断有人向他汇报、祝贺，怎么看都不像是印象中的科学家。
但他早已得遍这个领域最高的荣誉：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十几年前就拿了世界粮食奖、沃尔夫奖，总书记向他颁授“共和国勋章”，还有一颗小行星以他命名。
外国驻华大使到他的办公室拜访。联合国粮农组织预警粮食供应危机，人们急切期待他的回应。有网友说：“只有袁隆平可以说我胖，我真吃他大米了。”
他更广为人知的事迹是：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世界上第一个将水稻的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家，几十年来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作出巨大贡献。用一句话总结——让更多的人吃饱了饭。
他把水稻比作核武器，对手是饥饿。他赢了。
从失败中捡出来的成功
某种程度上，袁隆平的成功是从失败中捡出来的。
水稻杂种优势现象并非我国最早发现、研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有美国人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现象。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研究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屡次实验失败后，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在当时几无质疑。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60年代，发现天然杂交稻株表现出明显的杂交优势后，原湖南安江农校普通教师袁隆平开始了他的研究。
他提出“要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设想，并设计出整套培育杂交水稻的方案，即培育出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然后通过“三系”配套，完成杂交水稻生产。
按照这个思路，1964年，袁隆平找到了天然雄性不育株。两年后，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为杂交水稻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科研进展并不顺利。“三系”配套的努力，前八年都失败了。袁隆平记得，一直到1972年，也就是被视为研究突破口的“野败”发现两年后，还有人质疑甚至反对他的杂交水稻培育方案。
一次，杂交稻验收，稻谷非但没增产，稻草反而增加了近七成。风凉话四起。有人说，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你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发展前途。
袁隆平默不作声。他像候鸟追着太阳，背着够吃好几个月的腊肉，转乘好几天的火车，前往云南、海南和广东等地，只为寻找合适的日照条件。他几乎住在育种基地，卸一块门板，铺一张草席，挂一顶蚊帐，和当地农民睡在一起。两个儿子出生时，他都不在产房，在稻田。
1973年，在第二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上，袁隆平正式宣布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在世界上首次育成强优势杂交水稻。
但考验再次降临。三系法成功后，我国很快开启两系法杂交育种技术研究，由袁隆平领衔。没想到启动不到两年，就遭遇当头棒喝。一场异常低温导致全国两系育种大面积失败。一时间，科研界不少人“唱衰”两系育种，研究甚至一度被相关单位和一些科研人员放弃。
袁隆平和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重要成员顶着巨大压力，重新研究两系不育系的光温敏特性，最终找到解决方法，让两系法起死回生，再次成为世界作物育种史上的重大突破。
质疑、失败、挫折。在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生涯中，这是常态。他的研究被当时的学术权威反对过，试验田被恶意毁过，多次遭遇减产、绝收。
但他从来无心咀嚼失败的苦涩。“哪有搞科学研究不失败的呢？失败了就失败了，不是说身败名裂，人家不会笑你的。我这是在探索，跌跤就跌跤，我再爬起来再干，就是了。”袁隆平说。
这并不是盲目坚持。杂交水稻是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配套培育出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创新、方向、执着配套培育出的。
袁隆平经常提醒学生，搞科研首先要看大方向对不对。正确的、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就应该坚持。“做科研不要怕冷嘲热讽，不要怕别人说你标新立异。如果老是迷信这个迷信那个，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后面。只有敢想敢做敢坚持，才能做科技创新的领跑人。”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他善于在失败中发现积极的一面。”攻关三系法时，有人说稻草比稻子多，袁隆平却认为，这恰恰证明了水稻有强大的杂交优势，优势表现在稻草上只是技术问题，可以改进。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隆平的博士生李莉对老师的耐心印象深刻。攻关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前6年，进展缓慢，李莉和团队成员有时甚至不好意思汇报。每次开组会，袁隆平都亲自到现场指导，即使进展不大，他也会不断鼓励大家，“100次实验有一次成功就很好了”。
只有在试验田里才能种出水稻
2019年9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的前一天晚上，袁隆平还在惦记试验田里的水稻。“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我的超级稻长得怎么样。”
几天前，获得共和国勋章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查看第三代杂交水稻的制种情况，夸赞花“开得好好”。
启程来北京之前，他特意跟超级稻“告一下别”。参加完颁授仪式，他当天就要返回湖南，因为“明天又要到田里去”。
从参加工作开始，只要田里有稻子，他每天都下田。“越是打雷、刮大风、下大雨，越要到田里面去看看，看禾苗倒伏不倒伏，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
袁隆平曾总结自己成功的“秘诀”：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有人问他，哪个最重要？这位以农民自居的科学家说“汗水与实践”，“书本很重要，电脑也很重要。但是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电脑也种不出水稻，只有在试验田里才能种出水稻。”
早些时候，大家经常看他打着赤脚在学校里走，因为方便下田。后来条件好了，他有了小汽车，车上常年放着一双下田用的雨靴。几年前，大家经常看到这位院士驾着汽车慢慢驶向试验田，叉着腰在田埂上思考。有一次，他告诉身边的人：“我喜欢飙车。”
再后来，行动不那么便利了，湖南省农科院就在他的住宅旁安排了一块试验田，稻田尽收眼底，甚至“躺在床上侧个身子就能看到”。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下田。如果满意，就不找助手“麻烦”，不然，助手电话就会准时响起。
这个被称爱好自由、特长散漫的人觉得，做科研就要埋头苦干、不畏艰苦，这是基本功。
“他工作抓得非常细。”吴俊说，特别是对于重大科研项目，从种子的生产、播种、栽培，到水肥管理、田间管理，每一个细节他都过问。测产时，每株有多少个穗子、每个穗子上有多少粒，这些数据他都要跟踪。他对数字非常敏感。数据汇报上来后，很快就会算出产量。
李莉一直记得老师袁隆平写给她的一句英文：Take serious things lightly，Do ordinary things seriously。翻译过来就是：举重若轻，事必躬亲。
她觉得老师袁隆平就是这样。
几年前第三代杂交水稻攻关期间，不管多热多远，路有多偏，袁隆平都要下田看看。“我们都让他别去，但是他一定要去看。”最远的稻田在20多公里外，田埂又窄又滑，研究所的同事们就在上面提前铺好木板，一个人在田埂下扶着他。
今年第三代杂交水稻的晚稻品种测产的前一天，大家都很紧张，袁隆平却在体育馆看了一年一度的中心气排球比赛。他助威、喝彩、竖拇指——看了这么多年的宝贝水稻，那天，他稍稍放心了。
2013年8月19日，袁隆平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黄关镇联德村袁隆平超级稻第四期攻关示范片查看水稻生长情况 陆波岸摄/本刊
冲刺“禾下乘凉梦”
即使新的突破不断，也没人觉得袁隆平会稍作停顿。
如同40多年前，在三系法杂交水稻研制成功的一片赞扬中，他很快提出难度更大的两系法杂交稻研制一样。
后来，两系法杂交稻研制成功，培育出多期超级稻品种。他又提出研究兼有三系法和两系法优点的第三代杂交稻技术。
国际水稻研究所研究员谢放鸣说，中国杂交水稻一直处在全球领先的地位，拥有科研、生产和推广的绝对优势。中国杂交水稻一次又一次地实现技术飞跃，最主要的原因和关键是袁隆平。
曾有记者问袁隆平，三系法杂交稻你可以吃一辈子，为什么还要领衔后面的研究？
“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搞科学研究，不断地想攀高峰。”他回答。
2014年，中国超级稻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攻关目标获得成功，创世界纪录，他不满足，提出突破国际上一些水稻专家认为的理论上水稻产量的极限——每公顷15.9吨，达到每公顷16吨（约亩产1066公斤）。结果，没等完成，他又有了新想法，表示对16吨的目标“很满意但并不满足”，“我还要向每公顷17吨、18吨继续发起冲击”。等18吨的目标达成，去年6月，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又挂出了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提出三大目标，第一个，就是冲刺“禾下乘凉梦”，继续巩固每公顷18吨产量的目标。
袁隆平曾自喻像贪财的人，“百万富翁想千万，千万富翁想亿。我贪产量，到了700公斤，我贪800公斤，800公斤贪900公斤，900公斤到1000公斤，1000公斤到1100公斤，最后1200公斤，18吨，不满足，因为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他觉得，这个动力一个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有潜力、是个发展方向，另一个从本人来讲，“总是觉得这个叫做老骥伏枥，还有志气”。
这股“志气”会在每个不经意的时刻流露。
他不喜欢被尊称“袁老”，更喜欢被叫“袁老师”。12年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自己是“70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态，20岁的肌肉”。几年前接受采访，还要“自夸”80岁时中心搞游泳比赛，自己得了第一名。过完90岁生日，他就改口自己是“90后”。
吴俊用“”形容这位90岁的院士，认为这是他仍奋斗在科研一线的原因之一。“他做任何事情都很投入，有。”
他爱游泳、打牌，会拉小提琴还跳过踢踏舞。用李莉的话说：“我们这些弟子的科研、游泳、气排球甚至西红柿炒蛋的厨艺都是他手把手带出来的。”
86岁那年，他还要上气排球球场小露一手，再往前几年，都是打全场。他球风“比较稳”，场上位置是毋庸置疑的主攻手，他的队总是第一名。
“不管在场上还是在场下，他都非常投入，乐在其中。”吴俊说，这几年打不动球了，他就在场下助威，谁打了好球就大声叫好，碰到哪个打得匡瓢（长沙方言，意思是办砸了事情），“他就在场下哈哈大笑”。
而学生们的经验是，看球时不要找袁隆平签字，他没空。
绷紧应用导向的弦
吴俊还记得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没多久时的一次“点名”。
当时，分子育种技术还在探索，所有成果都是通过常规育种选育出来的。一次开会时，袁隆平公开“提醒”吴俊和同事：“你们的分子技术对育种的贡献还是零。”
“论文写在大地上，他的态度非常坚决。”吴俊说，他所在的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基础研究为主，但“袁老师对我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为新品种服务”。
袁隆平一直强调水稻专业是应用科学，身体力行地将国家的需求作为科研导向。在他的带领下，整个团队绷紧了应用导向的弦。“我们的技术手段可以有多种，包括使用分子育种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但所有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生产上的问题。”吴俊说。
美国《教科学箴言报》这样写道：“稻米，在汉语中，不只是一个名称，在‘高产水稻之父’袁隆平看来，这个词的重要含义只有一个：生命。”
挨过饿，也亲眼目睹过路有饿殍的袁隆平，把捧稳饭碗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他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有人拿着当时市面上面值最大的10元钱想要买一斤粮票，但是买不到。“有钱也不能填饱肚子啊！”
“拯救饥饿。”他写道。
因此，上世纪50年代，由于国家粮食短缺，年轻的袁隆平从红薯育种研究教学转向了国家最需要的水稻育种研究。因此，这位被农民尊称为“米菩萨”的科学家，总对科研成果有一套独特的表达方式——每一项技术的突破、每一亩杂交稻的推广，都会被他换算成，又能多养活多少人了。
这些年有人提出，杂交水稻产量已经很高，是不是应当调整指标，降低产量的标准。那是吴俊印象里袁隆平少有的几次发脾气。“他坚决不同意，他说当没有饭吃的时候，两个金元宝买不到一个馒头。”他要求，必须在保持产量目标的基础上改进其他性状。
他在各种场合强调，杂交水稻既要高产，又要优质，但有个前提，不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求优质。他更愿意看到的是，继续扩大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推广海水稻，不只在国内，更在世界。
这位90岁的院士，还在向他广为人知的两个梦想奔跑：禾下乘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他真做过这样一个梦。梦里，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袁隆平和助手坐在稻穗下乘凉。“其实我这个梦想的实质，就是水稻高产梦，让人们吃上更多的米饭，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
他相信，这些梦不只是梦。“借助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不出所料，杂交水稻双季亩产突破1500公斤的第二天，2020年11月3日，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新闻发布会上，袁隆平又提出两个新的短期“小目标”：一个是争取早日实现杂交水稻双季亩产2000公斤，一个是希望将目前实施的“三一工程”升级为“两一工程”。
用袁隆平的话翻译就是：三分地养活一个人变成两分地养活一个人。又多了。□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