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周颐从延安抗大毕业后就来到晋西北工作。历任中央青委青训班指导员、教导员，晋绥分局组织部秘书，晋绥边区行署总支书记、干部科副科长、科长，晋绥分局秘书处处长、晋绥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等职。
周颐
周颐，原名周继颐，1914年出生于山西省夏县。1939年到晋西北根据地工作时，改名周颐。
1935年考入国立武汉大学。
1936年在武汉大学参加革命。
1937年在武汉大学参加中国。
1937年11月由组织介绍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3月由中组部介绍到中央青委安吴堡青训班工作。他在青训班曾任中队指导员、大队教导员，后曾任陕西省青救会组织部长。
1938年下半年，周颐又调任青训班、抗大、陕北公学招生小组成员，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时兼任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安办事处负责人。
1939年4月，他调回延安中央青委待分配。在此期问，中央青委召开表彰模范青年发奖大会，曾获得一枚模范青年铜质奖章，由毛主席亲自授给。
1939年6月分配到晋西北区党委，周颐任区党委青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1940年1月晋西事变后，晋西南区党委和晋西北区党委合并成立晋西区党委，仍任青委委员、负责组织工作。
1940年秋成立晋西青联，周颐被选为组织部长，1941年又兼任青干校教育长。
1942年精兵简政，青联留少数人员参加抗联，青干校也撤销，干部和学员都分配工作或送中学去学习。他被分配到晋绥分局组织部任秘书。
1943年整风运动开始时作为分局学习特派员到晋绥行署参加学委会,后被分配任行署干部科长兼机关总支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干部作了调整，又调回晋绥分局任秘书处长。
1948年，任晋绥分局青委书记。同年9月，调任晋绥分局书记兼绥蒙前线前委书记李井泉之秘书，参加绥包战役。
1949冬参加了解放大西南战役。
四川解放后，周颐任川西区委副秘书长。之后调任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任虎鸣）
《爱莲说》是宋代文学家周敦颐的一篇散文，通过对莲花的描写和赞美，表达了作者对高尚品格的追求和对污浊世风的批判。这篇文章以其简洁而深刻的文字、独特的艺术手法和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全文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译文水上、陆地上各种草本木本的花，值得喜爱的非常多。晋代的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从李氏唐朝以来，世人大多喜爱牡丹。我唯独喜爱莲花从积存的淤泥中长出却不被污染，经过清水的洗涤却不显得妖艳。（它的茎）中间贯通外形挺直，不牵牵连连也不枝枝节节，香气传播更加清香，笔直洁净地竖立在水中。
我认为菊花，是花中的隐士；牡丹，是花中的富贵者；莲花，是花中品德高尚的君子。唉！对于菊花的喜爱，陶渊明以后就很少听到了。对于莲花的喜爱，像我一样的还有什么人呢？对于牡丹的喜爱，当然就很多人了！
赏析一、立意高远
文章以“爱莲”为主题，却不仅仅局限于对莲花的喜爱，更蕴含了作者对人生、道德和社会的思考。作者通过对莲花的赞美，寄托了自己对高尚品格的向往，以及对世俗污浊的反感。这种立意使文章具有了超越花卉描写的深远意义，引发读者对人生价值的思考。
二、象征手法
作者运用象征手法，将莲花比作君子，赋予了莲花高尚的品格。如“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句，形象地表现了君子在污浊环境中保持自身纯洁的品质；“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则体现了君子正直不阿的品德。这种象征手法使莲花成为一种道德楷模，让读者在欣赏莲花之美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君子的高尚情操。
三、对比鲜明
文章中还运用了对比手法，将莲花与其他花卉进行对比。如“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通过对比，突出了莲花的高洁和独特，也反映了世俗之人对荣华富贵的追逐。这种对比增强了文章的批判力度，使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莲花所代表的高尚品质的可贵。
四、语言简洁
《爱莲说》的语言简洁明了，却又意味深长。文章篇幅短小，但每一句都精炼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例如“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既写出了莲花的高洁，又传达了一种敬畏之情。这种简洁的语言风格使文章易于理解和传播，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五、结构严谨
文章采用总分总的结构，开头点明“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然后引出对莲花的喜爱；中间部分具体描写莲花的品质；最后以“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结尾，既表达了对世俗的叹息，又与开头相呼应。这种严谨的结构使文章层次分明，逻辑清晰。
六、文化内涵
《爱莲说》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莲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代表着高洁、清雅和美好。作者以莲花为喻，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对这种美好品质的弘扬。此外，文章中所体现的道德观念和处世哲学，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爱莲说》以其深刻的立意、独特的艺术手法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魅力。它不仅是一篇优秀的散文作品，更是一座传递中华民族精神的桥梁，让我们在欣赏文学之美的同时，也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周敦颐（1017年6月1日—1073年7月14日），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道州营道楼田保（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是北宋五子之一，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文学家、哲学家。
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后人整编进《周元公集》）。周敦颐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思想贡献
哲学思想周敦颐
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二是“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一是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民感化。重师道。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礼乐。周敦颐认为：“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理学思想周敦颐在治学中，提出许多新问题，并作出新的论断，把儒学推进了一步。他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南宋理宗时，诏从祀孔子庙堂，其理学奠基者地位为官方所承认。
周敦颐是宋明道学的开创者。在当时儒、佛、道合流的形势下，从对于《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资料进行熔铸改造，并为宋以后的道学家提供“无极”、“太极”等宇宙本体论的范畴和模式来说，周敦颐确有“发端之功”。二程的“扩大”，朱熹的“集大成”，就一定意义说，都不过是在周敦颐原有的思想基础上使道学理论更加完善化、系统化而已。
周敦颐的哲学著作，现存者只有一幅从道教图录中改装过来的《太极图》、二百多字的《太极图说》和不满三千字的《通书》。
一实万分
周敦颐通过“一”与“万”的关系问题,把本体论的哲学争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说：
“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是万为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小大有定。”（《通书》）
“万”指事物的多样性，“一”指多样性的统一性。“是万为一”指事物的多样性具有统一性。“一实万分”指统一的本原的实体分化为千差万别的特殊物体。总起来看，他认为，“万物”是从水、火、木、金、土五种特殊实物变化而来的，五种特殊实物是从阴阳二气变化而来而来的，阴阳二气又是从“一”变化而来的。他所谓“一”，就是《老子》的“无极”和《易传》的“太极”。把“无极”和“太极”两个哲学范畴统一起来，重新对本原的实体进行哲学加工，显示周敦颐“合老庄于儒”、融合儒道哲学的新动向。
他运用两推法来说明“一”与“万”的统一关系。一方面，从一到万、从本体到现象：“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其公式为：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另方面，从万到一，从现象到本体：“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其公式为：万物→五行→阴阳→无极（太极）。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
“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
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他的宇宙模式论虽然糅杂了物化论（“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阴阳五行学说（“二五之精”）的思想资料，但仍然归其本于无极（太极），贯彻的是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哲学路线。不过，他把无极和太极两者结合起来规定本原的实体的特征，显示了道学开创者的理论思维水平。一方面，“无极而太极”，说的是无极虽可名之为无，但无中涵有，其名为太极。因此，无极不是绝对的空；另方面，“太极本无极”，说的是太极虽可名之为有，但有本于无，其名为无极。因此，太极又不是具体的物。周敦颐把本原的实体规定为实有而非物、本无而不空的绝对体，是对以往哲学思辨的理论总结，表示他力图克服玄学、佛学空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为宋明道学在本体论上开辟新的途径。
太极生阴阳
为了论证“一实万分”的本体论，他还以“诚”、“神”、“几”等古老范畴进行哲学加工，进一步提出了太极生阴阳的动静观：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太极图说》）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通书》）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通书》）
周敦颐用“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解释了“太极生两仪”的古老命题。他用太极的“一动一静”解释了阳气和阴气的产生。所谓“生阴生阳”、“分阴分阳”，都是说阴阳二气是从太极自我运动过程中产生、分化出来的。如果没有太极的“一动一静”，即如果没有“无极（=太极）之真”，那末，即使有“二（二气）五（五行）之精”，也不能“妙合而凝”，产生万物。因此，把“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这两句话与“物则不通，神妙万物”联系起来看，万物的生生不已不过是“变化无穷”、掌握动静主动权的太极在那里推动而已。这就在“万物”、“五行”、“二气”之上安上了第一推动者——无极（或太极）。
宋代道学家都用外因论解决理气关系问题。二程的追问“所以阴阳者”，朱熹的追问“所以变通者”，都是受了周敦颐外因论的启发，为“形而上之道”的精神本体提供理论依据。
主静立人极
《太极图说》的起点是“无极而太极”的宇宙本体论，
楷书《无欲故静》其终点则是“主静立人极”的封建伦理观。
首先，“无极而太极”自我运动的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的“人”（ 《太极图说》）；而“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通书》）。这个众人之秀的“一人”，由于掌握了所谓“仁义之道”，就可以使“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通书》）这个“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圣人”，就是代表“妙万物”的“太极”来统治社会的。因此，被周敦颐神圣化、绝对化了的无形无象而又最高最初的“太极”，归根到底是为宋代有权有势而又至尊至贵的封建上层统治者服务的。
其次，太极的“一动一静”掌握了“化生万物”的枢几，使“二气”、“五行”、“四时”这一系列自然秩序在它的推动下“妙合而凝”、“变化无穷”。与这种“妙合”相应，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也是“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 （《通书》）这种“合理性”， 周敦颐叫做“万一各正，小大有定” （《通书》）。在自然界，万物（“万”）与太极（“一”）各有其应处（“正”）的地位；在社会上，统治者（“大”）与被统治者（“小”）也有其不移（“定”）的等级。周敦颐所欲论证的封建等级就是被以后道学家哲学化的所谓“不和乃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
最后，正因为人是“得其秀而最灵”，所以也总是有强烈的感情和欲望。如果“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论焉。”（《通书》）因此，他提出了三字诀。一曰“定”，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建立符合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 （《通书》）。这就是所谓“存天理”。一曰“主”，就是“主静”，因为“欲动情胜”是不可收拾的，只有“主静”、“慎动” （《通书》），才能深入考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的“几”（苗头）。这就是所谓“灭人欲”。一曰“立”，就是“立诚”，因为“诚”既是“万物资始”的宇宙本体，也是所谓“纯粹至善”的先天本性（《通书》）。只要掌握了“诚”，就掌握了“五常之本，百行之源” （《通书》）。这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通书》）人们都照着封建道德的标准去规范行动，诚心一立，人极也就立起来了。
太极无极
周敦颐以儒家学说为基础，融合道学，间杂佛学，提出"太极而无极"的宇宙生成论。他认为，无极（无）生太极（有）。太极能动能静，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动之极则走向静，静之极又回复为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阳生两仪（天地）。再阴变阳合：生水、火、木、金、土五行。五行之气流动，推动春、夏、秋、冬四季运转。故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原于无极，无极是宇宙生成的根本。阴阳二气与五行之"精"巧妙凝合，又形成男女。变化无穷的万物中，人得天地之"秀"而为万物之灵。五行之性触感外物而动，则呈现恶与善，形成错综复杂的万物。
至诚主静
周敦颐
周敦颐在宇宙生成学说基础上，又提出"至诚"和"主静"的道德论。他认为，人性有五品，即刚善、刚恶、柔善、柔恶和中；适中是最完善的人性，其余诸品皆有缺陷。只有达到"至诚"境界，人性才能完善。因为"诚"源于宇宙的本原，体现太极的道德本质。是五常（仁、义、礼、智、信）的根本，是行为的渊源，是圣人立身之德。达到"诚"，则进入至高至善的道德境界，成为圣人。为达到"至诚"，提出"主静"的修养方法。让人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从寡欲达到无欲。无私无欲，便成为至圣。这样的圣人，便可与天地之德、日月的光明、四时运行之序、鬼神作凶吉等最高法则相符合。
他还从道德论的角度，阐述礼乐。认为礼就是理（条理），阴阳有理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皆得其理而后和。乐就是和，阴阳理而后和，万物也有其理而后和。故要先讲礼、而后读乐。在圣五制礼法、修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之后，乃可作乐。乐的作用是平天下之情，故乐声应"谈而和"。使人不起欲念，心如死水。乐声淡、乐辞善、可移风易俗。妖声艳辞，则败坏风尚。古圣人作乐，以宣畅和心，使天地和、万物顺，感动神祗、鸟兽。
文以载道
周敦颐提倡"文以载道"。强调文辞是艺，道德为实。笃其实而书之，美则爱、爱则传，贤者得而学之，是为教化。不务实，虽业师保勉，人也不学。不知务道德，而专以文辞为能，是"虚车"，实为弊端。
明慎用刑
周敦颐政治主张的中心是"顺化"。指出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圣人修仁义之德，万民才能接受教化，化而为善。同时，也强调刑罚，认为天以春生万物，以秋成万物。故圣人法天，以政养万民，以刑治世。但要"明慎用刑"。主刑者，掌握人的性命，不可不慎，要中正明达。
倾向改革鉴于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周敦颐提倡要认识天下之势。天下形势极严重，则不可挽回。认识形势严重，要靠力量挽回。认识不早，力量不积，则无力与人竞争，是天意。不早认识，不积蓄力量，不用力挽回形势，则是人事问题，不能怪天意。故政治上倾向改革，称赞新政。
根据长期的仕宦和讲学的实践，强调尊师重道。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
天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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