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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轲刺秦王》记载了战国时期的一段历史，演绎燕国大地的慷慨悲歌，名留千古。“图穷匕首见”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地图里的督亢（gang）之地到底在哪里?督亢之地又有多大的诱惑让秦王轻易同意召见荆轲?
近日，涿州电视台记者走进督亢核心地带——涿州市豆庄镇西何各庄村，邀请涿州博物馆特聘专家、教授级研究员杨卫东老师进行访谈，品鉴古今文史，趣谈督亢之地。 参加访谈的还有星河印刷集团董事长邱树志，非遗赵家笙传承人赵宏亮。
杨卫东老师为大家盘点了高官庄镇和豆庄镇的历史文物以及非遗情况。督亢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战国时期不仅燕国的粮仓，也是军事上的咽喉之地，地位非常重要，这就是秦王急于获得督亢地图的原因。现在的督亢涵盖涿州、固安、高碑店三个县。
高官庄镇的北高官庄村北有市级文物高官庄遗址（商周）、省级文物高官庄墓群（汉代），这里是督亢之地的原点，高官庄镇及豆庄镇的范围是核心地带。经文物普查，两镇境内有高官庄遗址（商周）、高官庄墓群（汉代）、南寺村遗址（东周）、 西何各庄遗址（东周）等14处古墓和文化遗址。高官庄村北有一处面积五六十亩的高台，现今仍高于地面1—2米，上面有商代、西周、战国遗迹、遗存。当地六十岁以上村民都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大岗子曾出土一石柱，上刻：范阳东南高观庄，落款处是金大定□□年。历史上高观庄取登高观远之意，后改为高官庄，应是当地百姓企望此地高官辈出，福荫子孙之望而为。
1984年，在此征集到出土的战国磨光黒陶壶和带盖陶豆各一件；台地以东有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高官庄汉墓群”，表明先民们在此安葬并进行祭祀活动。2006年，配合南水北调天津干渠工程，对古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西周陶鬲、陶罐、陶罍等文物，印证了早在西周时期，此地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同时说明督亢之地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目前，两个镇有涿州市非遗四项，包括“赵家笙”“上庄音乐会”“上庄忠义战鼓”等。
邱树志作为西何各庄的村民，为大家讲述了西何各庄村近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西何各庄位于督亢之地的核心地带。村里的督亢公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建设，小桥流水，绿树浓荫，有督亢亭、吉祥楼等景点。据说村里有祈求五谷丰登的宝胤寺，1948年毁于战争，涿州人民非常怀念这一千年古寺，于2009年8月复建宝胤寺。豆庄镇西何各庄被命名为“省级文明村”“省级美丽乡村”，西何各庄村致力发展旅游产业，建设绿色生态景观，村内建有多个公园，有宝丰公园，吉祥楼，农民大舞台，这都是企业出资建设的，从墙体美化到路网绿化全面提升，所有街道全部得到了硬化、美化、绿化、亮化，安装了自来水，实施了改厕工程，对村里的坑塘进行清理改造成人工湖，建成了吉祥公园、督亢文化主题公园。村里种植各种乔木3580株、花灌木10万余株，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园林景观。目前全村绿化率达到了71%。生活层面富足之后，人民就会开始追求精神富足，村民文化广场每天都有秧歌队等群众娱乐活动。农业发展以花卉苗木、蔬菜种植业为主，大力发展农场经济。工业发展以汽车零部件制造、乐器制造、印刷装订为主，产品销往国内外。
赵宏亮老师介绍了赵家笙的制作、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目前，涿州市宏亮乐器厂生产的民族乐器——笙，销往中央音乐学院、台南艺术大学、香港演艺学院、新加坡华乐团、日本华乐团、芝加哥华乐团、旧金山华乐团，以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演奏团体。 从古到今高官庄一带都是膏腴之地，古八景中有“督亢秋成”。近年来，以葡萄、水晶梨、黄金梨、等名优新产品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和以生猪、奶牛、填鸭为主的特色养殖业，逐步发展起来。同时培育起了"绿友"果品采摘园、润雅农业采摘园，农业观光示范园等农业龙头企业。工业方面，享有"铸造之乡"之称，传统铸造业撑起了全镇经济的"半壁江山"，部分产品已打进国际市场，远销欧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现在涿州地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地位，位于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这片古老的“督亢之地”已经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地理学史的探讨，既要分析地理志的内容和作用各种变化，也应当分析地图有关情况的变化。地理志用文字来记载和阐述各地的地理特征，而地图用图画的形式来表明各地地理形象，同样是地理学的观察方法与记述方式的具体成果。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聊几幅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地图。
一、先前时的地图发展在近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目前国内保存下来的地图并不算多。中国最早的地图形成于何时，众说纷纭，由于文献稀少，导致先秦时期有关地图的记述寥寥无几。索之文献，关于地图最早的记述可追溯至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时期。
《尚书·洛诰》中载：“以图来献卜。”原来，公元前1109年，周公旦在营建西周都城洛邑，《洛诰》篇提到了洛邑的选址，最终将地点选定在涧水东至瀍河西的位置（即今天洛阳王城公园）。这说明，西周时就已有绘制地图的情况。
今天的洛邑古城
至战国时关于地图的记载开始明显增多，这其中著名的应当属荆轲刺秦时，荆轲奉献给秦国的“督亢图”。
督亢是燕国重要的农业区。在燕国的燕下都，即今河北保定高碑店新城和涿州一带，有个督亢陂，在战国时为燕国境内富饶的农业水利灌溉区。荆轲曾希望以此图为诱饵来刺杀秦王，这表明地图在战国末期已经得到了很广泛的运用。
荆轲刺秦王
二、中国保留最早的军事类地图——马王堆帛图但战国地图留存于世的极为稀少，中国目前发现的价值最早的地图之一，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三幅地图均绘在帛上，学者断定约为西汉初地图，即公元前168年之前的地图。
其中第一幅地图为地形图，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气候潮湿，图的边缘残损严重，后经过不断的修复，才使地图的原貌重建天日。
原图上没有标明名称，后来修复小组将其定名为“地形图”，又叫作《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地图》。《地形图》的比例尺约为1:18万，其辖地包括今天湖南大部分区域、广东省南部和广西东北部地区。图中还包括河流、山川、居民的定居点等要素。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笔者摄）
第二幅图为驻军图，图上标注了几个都尉的驻军地点。这张地图还将地域延伸至南岭以北。据说，此图是汉王朝利用长沙国监视南粤国所用的军事地图，其价值意义极高。
第三幅图是城邑图，目前还未发现其详细特征。
从这三幅图来看，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还未收复秦始皇当时统治的南越地区，趁着社会动荡，南越赵佗自立为王，一度独立于中原王朝。汉朝制作这三幅地图很有可能与当时这样的政治背景有较大关系。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笔者摄）
而这三张地图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的一些方位观，中国古代地图讲究“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观念，这与指南针“南面称王”的地理观念相符合。
从绘制水平上，马王堆的帛图，在距今2100年之前，就具有如此的特征，可以看到当时地图绘制水平，经历了前面的长期发展后，不断走向精细与成熟。而这几张长沙国南部的地图可能是出自一个地方部队所绘制，其绘制也代表了当时汉代比较普遍的水平，可见汉初绘图的水平已到达何种高度。
三、中国最早的纸质地图——天水放马滩纸地图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中发现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纸质地图，放马滩地图的成图年代最迟不晚于西汉中前期。这张纸质地图不但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幅纸质地图，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张实物证据之一。其发现的时间比东汉蔡伦造纸的时间还早近200-300年之久，这张地图出土的价值与意义极大，同时还比公认为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中的地图早了近4-5个世纪。
放马滩地图
因为早期的纸张多为麻纸，在今天甘肃的敦煌与瓜州一带也都有类似纸张的发现，地图表面有细纤维渣，可以看出当时造纸技术还是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放马滩地图出土于一个人的墓葬当中，由于年代过久导致纸张被分割成了大小不一的残片，大的残片多为5.6-8厘米不等。
后来通过考古学家的修复，大概复原出了地图的原样，纸上用墨线描绘山川、河流、居民点与道路等地理物像。
放马滩地图的出土，证明了战国典籍中《周礼》与《管子》所认为的中国古代地图多且种类齐全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同时放马滩地图所示的区域与政区的位置，具有良好的精度。
马王堆一号墓地
文史君说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从很早就已经起步了，从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关于地图的记载，可惜年代久远，秦以前的地图已经很难再见到，但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深入开展，在长沙马王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以及天水放马滩陆续发现了西汉时的地图。这些地图不但代表我国早期的地理发展与制图的水准，更在世界早期地图史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
王成祖：《中国古代地理学（先秦至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禹贡行者）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督亢史探》
崔玉谦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家喻户晓，“图穷匕见”是这个故事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成语，“图”即为“督亢”地图。“督亢”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不同的历史文献对其有不同的释义，主要有两种解释：狭义释义为古地名、地界，广义释义为膏腴之地。近日，保定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院副教授崔玉谦所著《督亢史探》一书（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全面深入地解析了“督亢”这一历史文化概念的形成、演化、流变过程，为学界准确、深入、科学地认知“督亢”这一历史概念提供了坚实的学术依据。
该书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的地域文化概念“督亢”的含义变迁为主线，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共七章，包括“督亢”概念的形成、“督亢”的实际遗存分析、“督亢”的后期衍伸概念、“督亢”与早期燕赵分疆问题、现存的题涉“督亢”文献等内容。
就研究视角而言，该书以长时段的视角，精准锁定“督亢”这一重要的历史文化概念，全方位梳理“督亢”的相关历史文献，对“督亢”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进行全视角审视，并结合田野调查对“督亢”的历史流变进行了全链条梳理，对“督亢”文化符号的形成、发展、演化、流传进行了史学层面的深度解析。
“督亢”作为一个古地名，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的地望均有所不同，结合正史及地理志记载，“督亢”作为一个古地名，其最初出现是在战国时期燕国后期，其在文献记载中最初以“督亢图”的形式出现。至汉代，遂有“督亢亭”这一基层地方建制出现，东汉时期起到了基层治安与馆驿的双重职能，其大致方位是在今河北涿州东南处，汉代之后唯一的一次增修出现在明穆宗隆庆年间，清世宗雍正年间仅存遗址，但在清代前期“督亢亭”以景观或旅馆的形式继续存在。
“督亢”作为古地名，应在今河北涿州市东，跨涿州市、固安、新城等县界，这一观点基本得到史家的认同。“督亢”之地之所以为秦王所垂青，并由之而引出悲歌慷慨、壮士别离、勇刺秦王等诸多故事，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秦王对“督亢”的浓厚兴趣。秦王何以为之“垂涎”？当时的天下形势为“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在赵国灭亡后，秦国的兵锋直指燕国，但秦国劳师远征，战争粮食的补给极为困难，要是能够得到“中有陂泽，周五十余里，支渠四通，富灌溉之利”的“督亢”，无疑可以使秦国在征伐燕国战争中获得丰厚的粮草补给，从而为秦国吞并燕国增加胜算，秦王一统中华的霸业也可加速。所以，秦王在接见荆轲的时候，对膏腴之地“督亢”情有独钟，最终导致“荆轲刺秦”的悲壮上演。“督亢”地区土地肥沃，对于秦燕两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至于在春秋战国时期几与两国的国运相连，演绎出诸多故事。秦国一统华夏当然不会因为一个“荆轲刺秦”的历史插曲而中断，但是透过历史的故事无疑可以窥见“督亢”之地的丰饶。以致，在后期的历史演进中，“督亢”除作为一个古地名出现以外，更多是作为土地膏腴之地的代指，多被史家提及，见诸文献。
该书作者认为，作为膏腴之地的泛称，“督亢”这一泛称概念形成于西汉时期，唐宋元时期以来各个阶段各类文献均有关于“督亢”“膏腴”的记载，“督亢”作为膏腴之地的泛称在唐代之后不断被提及，其中不乏域外文献。雍正年间京南区域、畿南诸河、永定河区域水稻种植的朝野争议与“督亢”区域稻作文化的长期兴盛密切相关，虽然这一时期“督亢”已成为故地，但提及的核心意指依然是土地的肥沃、水资源的利用。回溯历史不难发现，京南区域、畿南诸河、永定河区域水稻种植时兴时废，“督亢”一词的提及频率也与稻作农业的兴衰产生多样化的“共振”，“督亢”直接或间接地被提及或可认定是河北平原区域不同时期稻作发展时断时续的体现。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研究结论，“督亢”文化包含的两方面内容共同促成了“督亢”这一文化符号的形成与流传。
该书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京津保联动发展研究院主题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该书作者崔玉谦，是中国史博士、博士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是唐宋史、文献考订，近五年来先后主持完成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64批）、河北省高层次人才项目、河北省发展课题、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等课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齐泽垚
地理学史的探讨，既要分析地理志的内容和作用各种变化，也应当分析地图有关情况的变化。地理志用文字来记载和阐述各地的地理特征，而地图用图画的形式来表明各地地理形象，同样是地理学的观察方法与记述方式的具体成果。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聊几幅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地图。
一、先前时的地图发展在近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目前国内保存下来的地图并不算多。中国最早的地图形成于何时，众说纷纭，由于文献稀少，导致先秦时期有关地图的记述寥寥无几。索之文献，关于地图最早的记述可追溯至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时期。
《尚书·洛诰》中载：“以图来献卜。”原来，公元前1109年，周公旦在营建西周都城洛邑，《洛诰》篇提到了洛邑的选址，最终将地点选定在涧水东至瀍河西的位置（即今天洛阳王城公园）。这说明，西周时就已有绘制地图的情况。
今天的洛邑古城
至战国时关于地图的记载开始明显增多，这其中著名的应当属荆轲刺秦时，荆轲奉献给秦国的“督亢图”。
督亢是燕国重要的农业区。在燕国的燕下都，即今河北保定高碑店新城和涿州一带，有个督亢陂，在战国时为燕国境内富饶的农业水利灌溉区。荆轲曾希望以此图为诱饵来刺杀秦王，这表明地图在战国末期已经得到了很广泛的运用。
荆轲刺秦王
二、中国保留最早的军事类地图——马王堆帛图但战国地图留存于世的极为稀少，中国目前发现的价值最早的地图之一，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三幅地图均绘在帛上，学者断定约为西汉初地图，即公元前168年之前的地图。
其中第一幅地图为地形图，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气候潮湿，图的边缘残损严重，后经过不断的修复，才使地图的原貌重建天日。
原图上没有标明名称，后来修复小组将其定名为“地形图”，又叫作《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地图》。《地形图》的比例尺约为1:18万，其辖地包括今天湖南大部分区域、广东省南部和广西东北部地区。图中还包括河流、山川、居民的定居点等要素。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笔者摄）
第二幅图为驻军图，图上标注了几个都尉的驻军地点。这张地图还将地域延伸至南岭以北。据说，此图是汉王朝利用长沙国监视南粤国所用的军事地图，其价值意义极高。
第三幅图是城邑图，目前还未发现其详细特征。
从这三幅图来看，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还未收复秦始皇当时统治的南越地区，趁着社会动荡，南越赵佗自立为王，一度独立于中原王朝。汉朝制作这三幅地图很有可能与当时这样的政治背景有较大关系。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笔者摄）
而这三张地图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的一些方位观，中国古代地图讲究“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观念，这与指南针“南面称王”的地理观念相符合。
从绘制水平上，马王堆的帛图，在距今2100年之前，就具有如此的特征，可以看到当时地图绘制水平，经历了前面的长期发展后，不断走向精细与成熟。而这几张长沙国南部的地图可能是出自一个地方部队所绘制，其绘制也代表了当时汉代比较普遍的水平，可见汉初绘图的水平已到达何种高度。
三、中国最早的纸质地图——天水放马滩纸地图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中发现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纸质地图，放马滩地图的成图年代最迟不晚于西汉中前期。这张纸质地图不但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幅纸质地图，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张实物证据之一。其发现的时间比东汉蔡伦造纸的时间还早近200-300年之久，这张地图出土的价值与意义极大，同时还比公认为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中的地图早了近4-5个世纪。
放马滩地图
因为早期的纸张多为麻纸，在今天甘肃的敦煌与瓜州一带也都有类似纸张的发现，地图表面有细纤维渣，可以看出当时造纸技术还是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放马滩地图出土于一个人的墓葬当中，由于年代过久导致纸张被分割成了大小不一的残片，大的残片多为5.6-8厘米不等。
后来通过考古学家的修复，大概复原出了地图的原样，纸上用墨线描绘山川、河流、居民点与道路等地理物像。
放马滩地图的出土，证明了战国典籍中《周礼》与《管子》所认为的中国古代地图多且种类齐全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同时放马滩地图所示的区域与政区的位置，具有良好的精度。
马王堆一号墓地
文史君说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从很早就已经起步了，从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关于地图的记载，可惜年代久远，秦以前的地图已经很难再见到，但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深入开展，在长沙马王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以及天水放马滩陆续发现了西汉时的地图。这些地图不但代表我国早期的地理发展与制图的水准，更在世界早期地图史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
王成祖：《中国古代地理学（先秦至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禹贡行者）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图片，除特别注明外均来自网络搜索，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荆轲刺秦王》记载了战国时期的一段历史，演绎燕国大地的慷慨悲歌，名留千古。“图穷匕首见”这个成语大家都知道。地图里的督亢（gang）之地到底在哪里?督亢之地又有多大的诱惑让秦王轻易同意召见荆轲?
近日，涿州电视台记者走进督亢核心地带——涿州市豆庄镇西何各庄村，邀请涿州博物馆特聘专家、教授级研究员杨卫东老师进行访谈，品鉴古今文史，趣谈督亢之地。 参加访谈的还有星河印刷集团董事长邱树志，非遗赵家笙传承人赵宏亮。
杨卫东老师为大家盘点了高官庄镇和豆庄镇的历史文物以及非遗情况。督亢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战国时期不仅燕国的粮仓，也是军事上的咽喉之地，地位非常重要，这就是秦王急于获得督亢地图的原因。现在的督亢涵盖涿州、固安、高碑店三个县。
高官庄镇的北高官庄村北有市级文物高官庄遗址（商周）、省级文物高官庄墓群（汉代），这里是督亢之地的原点，高官庄镇及豆庄镇的范围是核心地带。经文物普查，两镇境内有高官庄遗址（商周）、高官庄墓群（汉代）、南寺村遗址（东周）、 西何各庄遗址（东周）等14处古墓和文化遗址。高官庄村北有一处面积五六十亩的高台，现今仍高于地面1—2米，上面有商代、西周、战国遗迹、遗存。当地六十岁以上村民都记得：在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大岗子曾出土一石柱，上刻：范阳东南高观庄，落款处是金大定□□年。历史上高观庄取登高观远之意，后改为高官庄，应是当地百姓企望此地高官辈出，福荫子孙之望而为。
1984年，在此征集到出土的战国磨光黒陶壶和带盖陶豆各一件；台地以东有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高官庄汉墓群”，表明先民们在此安葬并进行祭祀活动。2006年，配合南水北调天津干渠工程，对古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西周陶鬲、陶罐、陶罍等文物，印证了早在西周时期，此地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同时说明督亢之地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目前，两个镇有涿州市非遗四项，包括“赵家笙”“上庄音乐会”“上庄忠义战鼓”等。
邱树志作为西何各庄的村民，为大家讲述了西何各庄村近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西何各庄位于督亢之地的核心地带。村里的督亢公园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建设，小桥流水，绿树浓荫，有督亢亭、吉祥楼等景点。据说村里有祈求五谷丰登的宝胤寺，1948年毁于战争，涿州人民非常怀念这一千年古寺，于2009年8月复建宝胤寺。豆庄镇西何各庄被命名为“省级文明村”“省级美丽乡村”，西何各庄村致力发展旅游产业，建设绿色生态景观，村内建有多个公园，有宝丰公园，吉祥楼，农民大舞台，这都是企业出资建设的，从墙体美化到路网绿化全面提升，所有街道全部得到了硬化、美化、绿化、亮化，安装了自来水，实施了改厕工程，对村里的坑塘进行清理改造成人工湖，建成了吉祥公园、督亢文化主题公园。村里种植各种乔木3580株、花灌木10万余株，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园林景观。目前全村绿化率达到了71%。生活层面富足之后，人民就会开始追求精神富足，村民文化广场每天都有秧歌队等群众娱乐活动。农业发展以花卉苗木、蔬菜种植业为主，大力发展农场经济。工业发展以汽车零部件制造、乐器制造、印刷装订为主，产品销往国内外。
赵宏亮老师介绍了赵家笙的制作、销售和出口等情况。目前，涿州市宏亮乐器厂生产的民族乐器——笙，销往中央音乐学院、台南艺术大学、香港演艺学院、新加坡华乐团、日本华乐团、芝加哥华乐团、旧金山华乐团，以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演奏团体。 从古到今高官庄一带都是膏腴之地，古八景中有“督亢秋成”。近年来，以葡萄、水晶梨、黄金梨、等名优新产品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和以生猪、奶牛、填鸭为主的特色养殖业，逐步发展起来。同时培育起了"绿友"果品采摘园、润雅农业采摘园，农业观光示范园等农业龙头企业。工业方面，享有"铸造之乡"之称，传统铸造业撑起了全镇经济的"半壁江山"，部分产品已打进国际市场，远销欧美、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现在涿州地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地位，位于北京与雄安新区之间，这片古老的“督亢之地”已经迈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地理学史的探讨，既要分析地理志的内容和作用各种变化，也应当分析地图有关情况的变化。地理志用文字来记载和阐述各地的地理特征，而地图用图画的形式来表明各地地理形象，同样是地理学的观察方法与记述方式的具体成果。今天咱们就来跟大家聊几幅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地图。
一、先前时的地图发展在近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目前国内保存下来的地图并不算多。中国最早的地图形成于何时，众说纷纭，由于文献稀少，导致先秦时期有关地图的记述寥寥无几。索之文献，关于地图最早的记述可追溯至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时期。
《尚书·洛诰》中载：“以图来献卜。”原来，公元前1109年，周公旦在营建西周都城洛邑，《洛诰》篇提到了洛邑的选址，最终将地点选定在涧水东至瀍河西的位置（即今天洛阳王城公园）。这说明，西周时就已有绘制地图的情况。
今天的洛邑古城
至战国时关于地图的记载开始明显增多，这其中著名的应当属荆轲刺秦时，荆轲奉献给秦国的“督亢图”。
督亢是燕国重要的农业区。在燕国的燕下都，即今河北保定高碑店新城和涿州一带，有个督亢陂，在战国时为燕国境内富饶的农业水利灌溉区。荆轲曾希望以此图为诱饵来刺杀秦王，这表明地图在战国末期已经得到了很广泛的运用。
荆轲刺秦王
二、中国保留最早的军事类地图——马王堆帛图但战国地图留存于世的极为稀少，中国目前发现的价值最早的地图之一，是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三幅地图，即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三幅地图均绘在帛上，学者断定约为西汉初地图，即公元前168年之前的地图。
其中第一幅地图为地形图，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气候潮湿，图的边缘残损严重，后经过不断的修复，才使地图的原貌重建天日。
原图上没有标明名称，后来修复小组将其定名为“地形图”，又叫作《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地图》。《地形图》的比例尺约为1:18万，其辖地包括今天湖南大部分区域、广东省南部和广西东北部地区。图中还包括河流、山川、居民的定居点等要素。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笔者摄）
第二幅图为驻军图，图上标注了几个都尉的驻军地点。这张地图还将地域延伸至南岭以北。据说，此图是汉王朝利用长沙国监视南粤国所用的军事地图，其价值意义极高。
第三幅图是城邑图，目前还未发现其详细特征。
从这三幅图来看，当时的社会大背景是：西汉王朝刚刚建立，还未收复秦始皇当时统治的南越地区，趁着社会动荡，南越赵佗自立为王，一度独立于中原王朝。汉朝制作这三幅地图很有可能与当时这样的政治背景有较大关系。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驻军图》（笔者摄）
而这三张地图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时的一些方位观，中国古代地图讲究“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观念，这与指南针“南面称王”的地理观念相符合。
从绘制水平上，马王堆的帛图，在距今2100年之前，就具有如此的特征，可以看到当时地图绘制水平，经历了前面的长期发展后，不断走向精细与成熟。而这几张长沙国南部的地图可能是出自一个地方部队所绘制，其绘制也代表了当时汉代比较普遍的水平，可见汉初绘图的水平已到达何种高度。
三、中国最早的纸质地图——天水放马滩纸地图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中发现了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纸质地图，放马滩地图的成图年代最迟不晚于西汉中前期。这张纸质地图不但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幅纸质地图，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纸张实物证据之一。其发现的时间比东汉蔡伦造纸的时间还早近200-300年之久，这张地图出土的价值与意义极大，同时还比公认为托勒密《地理学》一书中的地图早了近4-5个世纪。
放马滩地图
因为早期的纸张多为麻纸，在今天甘肃的敦煌与瓜州一带也都有类似纸张的发现，地图表面有细纤维渣，可以看出当时造纸技术还是处于相当原始的阶段。放马滩地图出土于一个人的墓葬当中，由于年代过久导致纸张被分割成了大小不一的残片，大的残片多为5.6-8厘米不等。
后来通过考古学家的修复，大概复原出了地图的原样，纸上用墨线描绘山川、河流、居民点与道路等地理物像。
放马滩地图的出土，证明了战国典籍中《周礼》与《管子》所认为的中国古代地图多且种类齐全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同时放马滩地图所示的区域与政区的位置，具有良好的精度。
马王堆一号墓地
文史君说中国古代的地图绘制从很早就已经起步了，从西周开始中国就有了关于地图的记载，可惜年代久远，秦以前的地图已经很难再见到，但随着新中国考古事业的深入开展，在长沙马王堆、中山靖王刘胜的墓中，以及天水放马滩陆续发现了西汉时的地图。这些地图不但代表我国早期的地理发展与制图的水准，更在世界早期地图史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韩昭庆：《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1期。
王成祖：《中国古代地理学（先秦至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禹贡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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