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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曹植的世子之争，是曹操集团中除战争和瘟疫之外“减员”最严重的一次风波。众所周知，曹丕曹植各有“羽翼”，另外他们各自又有一批支持者或拥护者。丁仪等人曾经陷害他人，蒙蔽曹操曾导致曹植一方占有巨大优势。但曹操身边不乏坚决拥护曹丕的大臣，有些是曹丕的党羽，而有些大臣的确是公正判断。在曹丕阵营中，就有一位大臣一直非常的支持他——邢颙。
邢颙字子昂，他是河间鄚人,出身河间邢氏。在年轻的时候曾被举为孝廉，还被司徒辟命，他都拒绝了。为了避免很多麻烦，他改名换字，迁徙到了右北平地区，加入了田畴的大家庭。建安九年,曹操攻入邺城，平定冀州。邢颙听说曹操法令严明决定投靠他，于是邢颙收拾行装回到乡 里，随后去见了曹操，在自己的请求成为了曹操军攻打柳城的向导。
曹操结束征讨乌丸后，邢颙被曹操征辟为冀州从事，他一向以德行著称，也被时人夸赞为“德行堂堂邢子昂”。邢颙初来乍到就官至如此高职，除了他自己能力出众之外，也少不了曹操的慧眼识英雄。在他担任广宗长时，因为故将去世而辞官，有心之人便将此事告诉了曹操。曹操听后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还将他征辟为司空掾，出任行唐令。
邢颙在任期间劝课农桑，大行风化。把当地治理的井井有条，不久后回到曹操身边担任丞相门下督，还升任左冯翊。不久邢颙因为患病不得不离职。而邢颙的再次出仕正是曹操要安排各个儿子的家臣之时，曹操还以邢颙作为标杆“诸侯家吏，应该找邢颙这样深明法度的”，将于是邢颙成为平原侯曹植的家丞。
邢颙的性格跟放荡不羁的曹植很是格格不入，当初魏国的太子未定，在面对曹操的询问时邢颙指出废长立幼，先代已有例子作为警戒。曹操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更欣赏他的德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为太子，任命邢颙为太子少傅，后来又迁为太傅。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即位,也没有亏待邢颙，从尚书仆射一路升任司隶校尉，太常，成为赫赫有名的九卿之一。
曹魏黄初四年(223年)，邢颙逝世，儿子邢友继承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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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曹植的世子之争，是曹操集团中除战争和瘟疫之外“减员”最严重的一次风波。众所周知，曹丕曹植各有“羽翼”，另外他们各自又有一批支持者或拥护者。丁仪等人曾经陷害他人，蒙蔽曹操曾导致曹植一方占有巨大优势。但曹操身边不乏坚决拥护曹丕的大臣，有些是曹丕的党羽，而有些大臣的确是公正判断。在曹丕阵营中，就有一位大臣一直非常的支持他——邢颙。
邢颙字子昂，他是河间鄚人,出身河间邢氏。在年轻的时候曾被举为孝廉，还被司徒辟命，他都拒绝了。为了避免很多麻烦，他改名换字，迁徙到了右北平地区，加入了田畴的大家庭。建安九年,曹操攻入邺城，平定冀州。邢颙听说曹操法令严明决定投靠他，于是邢颙收拾行装回到乡 里，随后去见了曹操，在自己的请求成为了曹操军攻打柳城的向导。
曹操结束征讨乌丸后，邢颙被曹操征辟为冀州从事，他一向以德行著称，也被时人夸赞为“德行堂堂邢子昂”。邢颙初来乍到就官至如此高职，除了他自己能力出众之外，也少不了曹操的慧眼识英雄。在他担任广宗长时，因为故将去世而辞官，有心之人便将此事告诉了曹操。曹操听后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还将他征辟为司空掾，出任行唐令。
邢颙在任期间劝课农桑，大行风化。把当地治理的井井有条，不久后回到曹操身边担任丞相门下督，还升任左冯翊。不久邢颙因为患病不得不离职。而邢颙的再次出仕正是曹操要安排各个儿子的家臣之时，曹操还以邢颙作为标杆“诸侯家吏，应该找邢颙这样深明法度的”，将于是邢颙成为平原侯曹植的家丞。
邢颙的性格跟放荡不羁的曹植很是格格不入，当初魏国的太子未定，在面对曹操的询问时邢颙指出废长立幼，先代已有例子作为警戒。曹操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也更欣赏他的德行。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丕为太子，任命邢颙为太子少傅，后来又迁为太傅。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丕即位,也没有亏待邢颙，从尚书仆射一路升任司隶校尉，太常，成为赫赫有名的九卿之一。
曹魏黄初四年(223年)，邢颙逝世，儿子邢友继承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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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颙传，邢颙，字子昂，河间国鄚县人。曾被举荐为孝廉，又被司徒征召，都没有接受。更姓名，到了右北平郡，与田畴交往。过了五年以后，太祖平定了冀州。邢颙对田畴说：“黄巾军起来二十多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失所。现在听说曹公法令严明。民众已经厌恶了，到了极点就要平定了。请让我先行一步。”随即整装返回故乡。田畴说：“邢颙，是平民中首先觉悟的人。”于是拜见太祖，请求作为向导去攻克柳城。太祖征召邢颙为冀州从事，当时人称赞他说：“德行堂堂邢子昂。”任为广宗县长，因为原先的郡太守死去，他弃官不做，官署举报纠正这件事，太祖说：“邢颙对旧友情谊深厚，有前后一致的节操。”没有追究。邢颙后又被征召为司空掾，任命做行唐县令，他勉励百姓从事农桑，风化大行于世。入京，任丞相门下督，迁到左冯翊，患病，辞官。这时，太祖的各个儿子大选官属，诏令说：“侯爵家的官吏，应该得到渊深像邢颙那样的人。”于是邢颙就成了平原侯曹植的家丞。邢颙严守礼仪以防备禁阻，一点也不屈服，因此二人关系未能融洽。曹植的家臣、庶子刘桢写信劝告曹植说：“家丞邢颙，是北方俊彦，少年时即秉持高尚的节操，性情高远虚静淡泊，言少理多，真是一位雅士。刘桢实在不足以和他为伍，并列您的左右。但刘桢受到的礼遇很是特殊，邢颙反被疏忽简慢，私下里恐怕旁观的人将会说您习惯于接近不贤之人，而对贤者礼遇不够，采摘了春天的花朵，忘却了秋天的果实，顾了庶子，忘了家丞。为圣上招来诽谤，罪过不小，因此辗转反侧不能自安。”邢颙后来参丞相军事，转任东曹掾。当初，太子尚未确定，而临..侯曹植受到宠幸，丁仪等人一同赞助他的美誉。太祖就这事询问邢颙，邢颙回答说：“以庶子代替嫡子，是前代的禁戒。希望殿下深入地思虑这件事!”太祖知其心意，后来终于让邢颙做了太子少傅，又升为太傅。文帝即位后，邢颙任侍中尚书仆射，赐爵为关内侯，又出任司隶校尉，调任太常。刑颙在黄初四年(223)去世，他的儿子邢友继承了他的爵位。
【成语】：春华秋实
【拼音】：chūn huā qiū shí
【解释】：意思是春天开花，秋天结果。比喻人的文采和德行。现也比喻学习有成果。出自《三国志·魏志·刑颙传》。
【成语用法】：复句式；作主语、分句；用于比喻句
【示例】：～，没有那浩荡的春风，又哪里会有这满野秋色和大好的收成呢？◎峻青《秋色赋》
成语故事
邢颙，字子昂，河间莫人(今任丘)。为孝廉，征任为官吏，不受。曾被曹操征任为司空掾。出任左冯翊，因病辞官。后被选为平原侯曹植的家丞。他品行端庄．当时人们称颂他说：“德行堂堂邢子昂”。他敬事主人，平时讲求礼节。而庶子刘桢擅长作文，文辞优美，曹植亲近刘桢而疏远邢颙。刘桢上书劝谏曹植说：家丞邢颙是北方的贤士，他少年秉性高洁，清静寡欲，言语简洁而义理深刻。真正是儒雅的贤士。我实在不能和他相提并论，并列为您的左右。而我获得您的特殊礼遇，邢颙反而被疏远，我私下里担忧旁观者将会说君侯您亲近我，对待贤士缺乏礼节，喜纳庶子的文采，丢弃家丞的德行。(刘桢谏植曰：“私惧观者将谓习近不肖，礼贤不足，采庶子之春华，忘家丞之秋实。”)
英文单词
农民：farmer 美 [ˈfɑ:rmə(r)]
本领/技能：skill 美 [skɪl]
欣赏：appreciate 美 [əˈpriʃiˌ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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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经由“董卓内乱”和“黄巾外乱”，统一格局分崩离析，群雄并峙，战乱纷起，社会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破坏；魏晋南北朝三百余间，有大小的，有南北空间的对立，有民族文化的冲突，有自然地理的差异，有学术思想的对诤，有宗教信仰的分歧，诸种历史因素的汇聚，使得统治阶层经营了数百年的儒家名教礼制日益失去威信，“仁政”的构想在人们朝不保夕的痛苦中成为虚妄矫饰之物。
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幸”，就文艺的发展而言，却在山河板荡的岁月里换得一个独立自觉、纵深细致和经验拓展的绝佳时期。政治约束力相对松弛，为思想活跃掀开了禁锢，为人性觉醒和心灵纾缓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的思考力和创造力被激活，文学艺术也在“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精神鼓舞下成就卓著。
建安（196－220）时期，个体生存的价值诉求蔚为风尚。曹操擎起“唯才是举”的旗帜，革新了东汉世族把持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和征辟的历史积弊被曹操开始打扫。个体才智在政治军事场域得到很大限度地发挥，在文艺创作上也尽显“洋洋清绮”特征，走进个体生命体验的世界。
“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是人们对此一时期文学风格的概括。以曹操父子为中心，团聚着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学士，他们在文学手段揭示社会乱象，高蹈政治理想，感伤生命飘零，舒泄际遇愤懑，呈现一种慷慨悲歌的情感基调。钟嵘《诗品序》说：“降级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曹刘殆文章之圣。”建安文学受人崇敬之意很鲜明地表露出来了。建安文学以曹操、曹丕、曹植及一群僚属组成，其中包括建安七子（王粲、孔融、陈琳、阮瑀、徐干、应玚、刘桢）。主要成员还有吴质、杨修、王昶、司马孚、郑冲、荀纬、邯郸淳、邢颙、丁敬礼、卞兰、繁钦、蔡琰等，君臣喁和的文学盛景，确实可称“彬彬之盛，大备于时”。
由文学史看，建安文学包括建安前几年至魏明帝时期。这批文学之士主要汇聚在曹操邺城，形成一个文学集团，人数近百人，统称为邺下文人集团。比起以前的文学集团，其性质有所改变。汉景帝时期的梁孝王刘武曾经“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汉书·梁孝王传》），包罗了邹阳、枚乘等一批“皆以文辩著名”的名士，留下了“梁园宾客”的文学传说。汉武帝也出于更好地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采取一些办法吸引诸侯王身边的文学辩说之士，班固把这批人称作“言语侍从之臣”，因为这批人如“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两都赋序》）。这样的文人集会尽管颇具文学气息和色彩，但是毕竟只是金马门的“言语侍从之臣”，他们身份是游士或辩士；他们的文学志趣和情感虽然相近，却毕竟主要是文学言语的献纳获取君主的青睐和赏赐，外在功利目的较为浓重，其文学活动缺乏为艺术独立的审美心境。
建安文学集团虽说仍然还有一部分“言语侍从之臣”的痕迹，但是君臣之间均为文学同道，彼此切磋论艺，互相引为知音。而且，这一集团中的成员在政治见解上并不完全一致，建安七子也未必自始至终认同曹操，大多对仕宦不感兴趣。徐干、阮瑀都曾拒绝过曹操的征辟重用，王粲、陈琳都先后有过激烈的政治冲突，疏狂的孔融经常羞辱曹操，他们不再清客帮闲之流，不再是简单的被君主豢养的下属。所以，建安文学集团的性质转变了，开始了真正的文人化写作，他们从《古诗十九首》的感伤主义题旨走出来，加进建功立业的政治宏愿，表达出“梗概而多气”的超迈情怀，“慷慨”和“悲凉”两种审美风格被他们恰到好处地统一起来了。
曹操无疑是邺下政治中心的缔造者，也是建安文学活动的领导者，但这个文学集团的核心人物应该是曹丕，曹丕也确实是以文学情怀对待集团成员的。阮瑀去世后，曹丕“每感存其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于是作《寡妇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以文学的形式抚慰文学同道的遗孤，曹丕以文学情怀与这些成员结缘，在政治之外的文学情感是平等的。
无怪乎此举后被西晋潘岳效仿，“昔阮瑀既殁，魏文悼之，并命知旧作寡妇之赋，余遂拟之以叙其孤寡之心焉”。《世说新语·伤逝》记载曹丕带领“赴客皆一作驴鸣”为王粲送葬诀别，其中透露的情感基础是很深厚的，若无文学心灵的共鸣，是不可能做出这番奇特的举动。
又如《与吴质书》说自己“间者历览诸子之文，对之抆泪”；“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难遇，伤门人之莫逮。”呈露出对建安七子风流云散后的无比痛惋之情，如此真情相待，与往昔文学集团自是大不同了。曹丕的深情绝非偶发，实乃伴随文学生命的全过程，其《又与吴质》再度倾诉：“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诚恳自然、情意绵切，不见丝毫君主赐恩的姿态，不见半点矫饰伪作的表白，对曾经共处的文学共同体表达一个成员的心声。
曹丕与集团成员同作《寡妇赋》，说明文学发展的另一新变，即文人之间的应酬唱和已经具体化了，是文人与文人围绕某话题彼此回应，不同于以往的虚似性质或作者自我角色转换，从而显示出成员写作的集团性。例如，曹植有著名的《洛神赋》，其话题源自宋玉《神女赋》，应玚也有《神女赋》，王粲、陈琳、杨修等亦均有《神女赋》，众人皆赋神女话题，属于同题共作，说明文学创作的自觉性比以往加强了。同理，像《车渠碗赋》、《玛瑙勒赋》、《鹦鹉赋》、《柳赋》、《伤夭赋》、《迷迭赋》、《莺赋》、《愁霖赋》、《喜霁赋》、《秋思赋》、《大暑赋》、《弹棋赋》等赋体作品，尤其是大量咏物小赋，在建安文学中都有多人同题共作。同题共作有点像文人群体间的文字游戏活动，但正是这种文字游戏，喻示纯文学写作的时代到来了，此为“文学自觉意识”的征兆之一。
另外，建安文人群体的群居切磋、角技论文、公燕赠答、送别怀念等文学交流活动，“凡此等等，构成一种庞大的互文现象，彼此指涉，互相印证”。故解读这类作品不能孤立为之，而应注意话题的团体性和互文性，若简单地附会个人身世心曲和际遇，反倒隐没了建安文学的历史贡献。“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是儒家对文学功能的规定，但建安以前的文学创作在“可以群”方面并不突出，甚至忽略。建安作家们的同题共作现象却是大大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诗可以群”指出了文人雅集而命题作文的重要意义，建安诗之“公燕体”在魏晋南北朝得到普遍认可，也得到唐宋以后的文人效仿，系建安文学新变的证明之一。建安文学的贡献，若从文人群体意识的角度去理解，就会别有发现。
天崩地裂的建安时期，作家们都高扬个体生命价值和尊重才情禀赋展示。“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曹植非常形象地描绘了建安作家们自我尊重的主体意识，揭示个体的存在由过去依附于皇权转向疏离而自主确认。
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也同样标志着建安文人阶层对生命自主性的强调。他们也追求功利性的声名，但其声名不是凭附政治势力而获得，乃建立在自我情性表达的特殊性上而获得。至于曹操最后“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此等豪举也是出于文学家身份而非政治枭雄身份。“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去蒸。”（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刘勰此论点明一个事实：写作已经成为确证人生价值的重要方式。
所以，无论是政治权力场之人还是一般的士人群体，都把写作当成一种事业去经营，此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在他们看来，文学的功能和价值已然等同于治国经世，同属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的不朽之梦也就是文人阶层之梦，其内涵是一致的。
新旧时代交替之际，曹操既为乱世英雄，其文学作品抒发政治抱负者较多，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历登高山临溪谷，乘云而行”（《气出唱》）；“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等诗句，无不坦露一代雄杰之壮志高情。
当然，乱世之中的高昂总是伴随着沉郁的悲怆，“缘事而发”的诗文在进行实录般的写作时，不可避免地由苍凉感受中发出一种沉痛的历史感。即便是曹操这样的政治枭雄，面对生灵涂炭的惨景，也会顿生忧时伤世之感，“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泣涕于悲夫，乞活安能睹”（《善哉行》），这样的诗句不仅是忧叹黎庶百姓生命尊严被践踏，且是对生命本身脆弱无根的感喟。
女诗人蔡琰的五言《悲愤诗》更是“真诗史也”，其白描式的长篇叙事，将一腔悲愤以血泪方式表达出来。《七哀诗》，王粲、曹植都写过，属于同题共写，“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文选》五臣吕向注“七哀”条说：“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耳闻而哀，目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谓一事而七情具矣。”“七哀”即七情之哀，既有诗人内心之哀感，也有诗中人物情景之哀感。《七哀诗》体裁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社会内容，是民间生活的直观写照，王粲、曹植同题共作，变为乐府新题，变为一种传统诗体，也在实践上开启魏晋文艺“悲美”风格传统。
建安文学具有过渡性质，文学风格上有延续性，既承“汉音”又开“魏响”，统称“建安体”。通常而言，曹操作品体现更多的汉代文人慷慨悲歌的风格，曹丕、曹植、王粲等作品体现更多的时代新变。清代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古诗源》卷五）陈祚明说：“细揣格调，孟德全是汉音，丕植便多魏响。”（《采菽堂古诗选》卷五）张玉谷也说：“老瞒诗格极雄深，开魏犹然殿汉音。文帝便饶文士气，《短歌》试个百回吟。”（《古诗赏析》卷首）可见在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新变之处往往就是特色和贡献所在，曹丕兄弟开启“魏响”的意义在于讲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也即突出“文士气”的舒张。
“文士气”，就是表现文人的情怀，是文学自醒意识的证据；“文士气”强调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特征，具体指涉文人的情感特征与文学语言的运用。谢榛评说：“诗以汉、魏并言，魏不逮汉也。建安之作，率多平仄稳贴，此声律之渐。而后流于六朝，千变万化，至盛唐极矣。”（《四溟诗话》卷一）又说：“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四溟诗话》卷三）这里的评说虽然微有贬刺“腔子出焉”，却指出以曹丕兄弟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的审美趋势：情采兼备与声律格调在创作中越来越重要，发掘文学的审美特征也越来越显得重要。
这些趋向，是文学观念自觉与创作自觉所促成而发生的。钟嵘高度赞赏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而把绍续汉音的曹操诗置于下品，正是执行此标准去安排的。在汉魏六朝文风由质趋文、由朴转丽的演变过程中，建安文学实开风气，至于隋唐以后人们指责其泛滥，如李白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论调，恰从反面点明这一文学发展事实。从自律的角度来说，曹丕兄弟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是文学本体论很好的确证。
以上是就建安文学整体风貌而言，具体到每个作家，则各呈异彩，也各露怯处。据《典论·论文》评议，王粲长于辞赋，徐干能著论，陈琳、阮瑀擅长章表书记，应玚、刘桢较善诗歌。但是，“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又与吴质书》）在文人争雄竞胜的时代，建安作家依凭一技之长，共同创造了文学体制大备的文学盛景。
曹操是汉末四言诗杰出者，通脱潇洒，梗概多气，《短歌行》、《步出夏门行》、《度关山》等都是经典作品。曹丕《燕歌行》二首虽未必是最早的七言诗，却使七言诗的体制固定下来。孔融、曹植的六言诗创作保留了诗歌史上特别的一类体裁。孔融还利用汉字偏旁部首构成特点，创立了“离合体诗”， 如《离合作郡姓名字诗》：“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峕进止，出行施张。吕公矶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王。好是正直，女回于匡。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将奋，羽仪未彰。虵龙之蛰，俾也可忘。玟璇隐曜，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通过分解拆合重组新词，以诗的形式介绍自己的籍贯、姓氏、名字，实际谜底是“鲁国孔融文举”的一行字，运用文字示巧的游戏法，从而表达新义和抒感。虽然类似于文字游戏，却是文学技巧的训练和考验，于文学形式规律的探索都是极有益的尝试。
六朝时期，离合体诗盛行，像潘岳、宋孝武帝、谢惠连、谢灵运、梁元帝、萧巡等都有作品，有的作品也在拆字游戏中反映情致，而且由此创造出更多的文字游戏似的诗体，龚鹏程归纳起来大概有：窦滔妻回文体、鲍照十数体、建除体、谢庄道里名体、梁简文帝卦名体、梁元帝歌曲名体、姓名体、鸟名体、兽名体、龟兆名体、钍穴名体、将军名体、宫殿名体、屋名体、草名体、船名体、车名体、树名体、沈炯六府体、八音体、六甲体、十二属相体。如此繁多的诗体，都是在文字游戏中创造出来，其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或许大多数乏善可陈，但文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从政治附庸中释放出来，从伦理框架里跳脱出来，不能不考虑到文字游戏的贡献，文学不就是语言文字的艺术吗？
辞赋方面，曹丕、曹植兄弟带领建安作家群发展了抒情小赋，使之成为主流辞赋类别。其中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为代表作；前者开创了中国文人登楼凭栏的审美风尚，后者创造了文学虚拟典范而丰富了中国文人的想象力。数量更多的同题咏物小赋，除如前所列，又如《迷迭香赋》、《酒赋》、《槐赋》、《九华扇赋》等，“如此之多的同题咏物小赋的出现，不仅表明文学的自觉在当时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且表明建安作家的文学创作已经是一种群体性的自觉的活动，表明曹丕、曹植兄弟已经在当时文坛上发挥着领袖群雄的作用。”虽曰领袖群雄，群雄却无压抑勉强之意，“桢在曹植座，厨人进瓜，植命为赋，促立成。”（刘桢《瓜赋序》），留给后世的其乐融融的文学游戏场景。
章表奏议檄这类说理性文体，也在建安文人的手里变成文学作品，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曾被曹丕称赞为“今之隽也”，理由就是说理文字的文学性相当突出。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和《檄吴将校部曲文》，分别为辱骂曹操和孙权而作，《昭明文选》因其文采斐然和气势充沛而收录进去了，看中的正是文学性特别强并开声讨类檄文样板。雏形小说方面，曹丕作《列异传》，“序鬼物奇怪之事”（《隋书·经籍志》）；邯郸淳作《笑林》，是谈笑解颐之书。两部书的叙事法开导志怪志异类小说的发展。
论体文方面，曹丕从才性论角度来进行文学批评，实开文学批评之作家论新风，所谓“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玄妙”、“公干时有逸气”、“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等说法，皆从作家才性禀赋而论及其作品优劣和性质。
论体文当然不仅是作家论，也论经书新义和诸子学说，建安文人著论颇效先秦诸子，一改汉儒“我注六经”而为“六经注我”法，互相论难辩驳，思想活跃蔚为风气。徐干“常欲损世之有余、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观其内容，主要是“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宋史》列为杂家外，其余皆列之儒家。徐干以文人身份而能著论，且阐发义理的文字依然典雅美丽，则颇有后世所谓“文儒”风范。
就像曹丕著《典论》出于“立言不朽”的愿望，徐干也是出于“德艺兼备”的愿望，《中论·艺纪》说：“德者以道率身者也；艺者德之枝叶也，德者人之根干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独立。木无枝叶，则不能丰其根干，故谓之瘣；人无艺则不能成其德，故谓之野。若欲为夫君子，必兼之乎。”徐干也许是在响应曹丕“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的叹惜，决心做一名“怀文抱质”的彬彬君子。“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和平直，艺之实也；齐敏不匮，艺之华也；威仪孔时，艺之饰也。通乎群艺之情实者，可与论道；识乎群艺之华饰者，可与讲事。”徐干认为文艺的思想内容、情感来源、价值功能等都与儒家思想传统紧密相关，他其实不想仅做一名文士，他想一身兼营儒家“德行、政事、言语、文章”，同样反映了建安文人追求不朽的宏伟愿望。
联想到曹植曾对杨修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自己不愿“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而想“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但杨修反问道：“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岂与文章相妨害哉？”曹植本人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文人，想必不会真心地贱看文艺，其贬低翰墨辞赋只因特殊身份而有更高的政治追求。为此他也研练名理，著《魏德论》、《汉二祖优劣论》、《藉田论》、《辩道论》、《仁孝论》、《髑髅说》等文章，大有“兴论立说”之势态。不管怎样，建安文人首次提出“文学与德业”关系的问题，并各抒己见，共同推进了论体文创作的繁荣。
论体文的繁荣又推动文学进入讲究才性与玄理的正始竹林时期。曹魏历文帝曹丕、明帝曹睿至齐王曹芳，皇权实力越来越弱，曹芳在托孤大臣曹爽和司马懿的辅佐下，登基却不敢称帝。这个时期的文人阶层都陷入党争漩涡难以超脱。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8），顾命大臣曹爽结党营私，设计剥夺司马懿兵权，把明帝废置不用的邓飏、何晏、丁谧等视为心腹提携并委以重任，这批人本无杰出政治才能，却张狂得无所顾忌，以致朝朝怨声载道。嘉平元年（249），高平陵发生，司马政治集团掌控朝政。魏晋替代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世族出身的司马氏统治者提倡名教礼法治政，其政治和道德的悖谬虚伪使天下名士笼罩在两难处境。此一时期的学术和文学却也在政治斗争最激烈的境遇中具有独特之处。“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晋书·卫玠传》）文学史一般把魏晋易代的历史时期称作“正始之音”。这段时期有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两个集团，前者主要是玄学名士，后者主要是文学名士。
正始之音有文学代表是阮籍和嵇康。《文心雕龙·明诗》总评其特征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稽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这里所说的何晏之浮浅，当指其轻狂矫饰的社会行为，非指其贵清虚的玄学思想。正始之音先以何晏主盟，夏侯玄、皇甫谧、王弼、傅嘏附依；后至嘉平、甘露、景元年间，嵇康、阮籍主演，向秀、山涛、刘伶、王戎、阮咸为辅。这两批名士都有共同的情趣嗜好和生活方式，或玄思清谈，或容止雅量，或游仙隐逸，或诗酒伎艺，或服药傅粉，或任诞纵情，都积极的拥抱现实，在名教与自然之间穿梭出入，遂被后人艳称为“魏晋风度”。
邢颙传，邢颙，字子昂，河间国鄚县人。曾被举荐为孝廉，又被司徒征召，都没有接受。更姓名，到了右北平郡，与田畴交往。过了五年以后，太祖平定了冀州。邢颙对田畴说：“黄巾军起来二十多年，海内鼎沸，百姓流离失所。现在听说曹公法令严明。民众已经厌恶了，到了极点就要平定了。请让我先行一步。”随即整装返回故乡。田畴说：“邢颙，是平民中首先觉悟的人。”于是拜见太祖，请求作为向导去攻克柳城。太祖征召邢颙为冀州从事，当时人称赞他说：“德行堂堂邢子昂。”任为广宗县长，因为原先的郡太守死去，他弃官不做，官署举报纠正这件事，太祖说：“邢颙对旧友情谊深厚，有前后一致的节操。”没有追究。邢颙后又被征召为司空掾，任命做行唐县令，他勉励百姓从事农桑，风化大行于世。入京，任丞相门下督，迁到左冯翊，患病，辞官。这时，太祖的各个儿子大选官属，诏令说：“侯爵家的官吏，应该得到渊深像邢颙那样的人。”于是邢颙就成了平原侯曹植的家丞。邢颙严守礼仪以防备禁阻，一点也不屈服，因此二人关系未能融洽。曹植的家臣、庶子刘桢写信劝告曹植说：“家丞邢颙，是北方俊彦，少年时即秉持高尚的节操，性情高远虚静淡泊，言少理多，真是一位雅士。刘桢实在不足以和他为伍，并列您的左右。但刘桢受到的礼遇很是特殊，邢颙反被疏忽简慢，私下里恐怕旁观的人将会说您习惯于接近不贤之人，而对贤者礼遇不够，采摘了春天的花朵，忘却了秋天的果实，顾了庶子，忘了家丞。为圣上招来诽谤，罪过不小，因此辗转反侧不能自安。”邢颙后来参丞相军事，转任东曹掾。当初，太子尚未确定，而临..侯曹植受到宠幸，丁仪等人一同赞助他的美誉。太祖就这事询问邢颙，邢颙回答说：“以庶子代替嫡子，是前代的禁戒。希望殿下深入地思虑这件事!”太祖知其心意，后来终于让邢颙做了太子少傅，又升为太傅。文帝即位后，邢颙任侍中尚书仆射，赐爵为关内侯，又出任司隶校尉，调任太常。刑颙在黄初四年(223)去世，他的儿子邢友继承了他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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