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在抗美援朝开战前期，将彭德怀邀请到自己家里，为其即将奔赴朝鲜战场而践行。也是在这个时候，将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郑重地交给了彭德怀，他希望彭德怀可以带着毛岸英到朝鲜。一方面是做彭德怀的翻译，而另一方面是给做一个表率。
但不幸的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永久的留下了毛岸英同志。但或许在朝鲜中的他们，如果注意到了发来电报上的这个建议，或许毛岸英同志就不会牺牲。
毛岸英作为的儿子，并没有被特殊对待，主席反而却是更加严苛的去要求他。毛岸英经常会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作为的儿子，我合格吗？后来向彭德怀提出要彭德怀带着毛岸英一同进入朝鲜战场，但是由于朝鲜战场的情况危急，彭德怀并不想让毛岸英冒这个险，屡次予以拒绝，都未能成功，彭德怀只好接受。
跟随彭德怀上了战场的毛岸英，做了彭德怀身边的参谋。当时的中国志愿军并没有雄厚的武器装备，于是当美军屡次向志愿军所在阵地，发动空袭时，他们只能躲到防空洞去，这也是他们唯一能躲避战斗机的方法了。
后来，美军越发的猖狂，他们甚至派出侦察机贴地飞行，在志愿军的总部上空盘旋、侦察，将志愿军的阵地情况摸的一清二楚，了解的十分透彻。
但毛主席料事如神，他后来向彭德怀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有提到，美军有可能会以汽油弹作为武器，希望彭德怀作战时，可以对其进行防备，但是彭德怀却并没有重视毛主席的这一个建议。
在1950年的11月25日午时，四架美军战斗机由南到北掠过了志愿军指挥司令部的上空，又朝着北面飞去。将军和参谋们以为战斗机是朝着北面行进的，又因为志愿军们早已习惯了，所以并没有给予太大的注意。这时，洪学智副司令，出于对战术状态的敏锐性，赶紧从防空洞中跑出来指挥着司令部中的所有人员赶紧撤离到防空洞去。而就在这时，向北行进的四架战斗机，又从北面掉头返回，接近司令部的上空，并投掷了上百枚汽油弹，这些汽油弹在空中形成了一个个白色的小点点。
这种汽油弹的威力极其大，它的表面是由铝皮包裹的，所以在太阳光的反射下，映出了白色的光，但凡是汽油弹所掠及之处，便会立即迸射开来，凡是所沾之物，皆着起上千摄氏度的火苗。如若这种汽油弹落到人体的身上，那便如同猪油膏一般粘稠，若人用手去拍附着在身上的火，那火会越烧越旺。只有当汽油弹中的燃料烧完了，这火才算完。
当所有人都撤离到防空洞后，毛岸英和一位参谋因为收拾电文，而被落在了后面没有来得及撤退出去。最终，毛岸英与这位参谋便在这熊熊战火之中牺牲。
彭德怀看着毛岸英烧焦的尸体一语不发，在朝鲜深冬的寒夜里，他只穿着一件没有系领口的衬衫，独自一人来到室外来回地踱着步，任由寒风吹袭，感叹着毛主席出于信任而将毛岸英交给了他，但如今毛岸英壮烈牺牲，彭德怀不知该怎么向毛主席解释。
第2天， 彭德怀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一直在涂涂改改，最后拟了一份电报发向国内。接到电报的同志们都吓坏了，但没有第一时间将这份电报送给毛主席，而是拿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看过电报后，怕毛主席一时间接受不了这个打击，便一直没有将此事告知毛主席，直到后来，周恩来才亲自写信告诉了毛主席这件事情。
得知这一消息的毛主席低着头看着电报，很久没有说话，最后他抬起头从兜里颤颤巍巍地拿出一根烟来，看着旁边的叶子龙说道：战争嘛，避免不了牺牲，谁让他是我的儿子呢。
后来彭德怀回到中国亲自见了毛主席，向他赔罪请求接受处罚。但是对彭德怀说，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而已，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战争做出牺牲。
毛主席虽然表面故作淡定，但其实他将所有的思念和心痛都藏在内心深处，不被人发觉，在毛主席的柜子里一直留着毛岸英的遗物，虽为国家主席，却也是一位普通的父亲。
作者：卡迪罗
1927年3月，北伐军胜利攻占南京、上海，聚集在宁、沪一带的有北伐军第1、2、6、7四个军及一部分收编的北洋降军。攻占南京后的第二天，北伐军总司令蒋氏在南京紫金山开大会向各部队训话，在讲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废话后，他忽然话锋一转，批评第2、6军中的政工干部无组织无纪律，并说美英日等友邦对此“已经表示相当的不满”。
当时第1、7军是蒋氏及其盟友李宗仁、白崇禧的嫡系部队，一贯比较顽固，相比之下第2、6军则比较进步，部队里的政工干部大部分都是我地下组织成员。第2军5师13团的我方组织代表彭鳌（又名彭遨）也是其中一员，他感到蒋司令的这番话里有大问题，马上13团内的9名地下组织成员召开小组会议，研究当前对策，团属机枪连连长张志平也是其中之一。
由于第2军毕竟本质上也是军阀的队伍，因此召开小组会议是极为机密的事情，不能透露半点风声，彭代表要求张连长务必找个可靠的战士在会议地点外望风，张连长很爽快得推荐了手下的1排1班副班长叶长庚。彭代表皱着眉头问：“这个叶长庚究竟可靠吗？”张连长拍着胸脯说：“绝对可靠，这小子的名字还是我给他改的呢！”
张连长随后向彭代表介绍了叶长庚的具体情况：这个叶长庚原名叶樟根，是来自浙江山区的一个壮小伙，他出生于1903年，比彭代表还要长一岁。1926年夏，叶樟根受雇抬着同村一个受伤的北伐军军官到广东韶关回部队报道，结果被这里浓烈的进步氛围给吸引住了。第13团机枪连指导员彭见清见他身材壮实，又是穷苦人家出身，便说服他加入了北伐军。
北伐军占领上海
不久，北伐军开始誓师北伐，讨伐北部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叶樟根作为机枪连的一名战士也参与了这其中的历次战斗，并表现得非常勇敢，得到了连长和指导员的信任。在南京城外的牛头山战斗中，叶樟根又在连长面前展示了一手不错的枪法，五枪击毙三个敌人，张连长便当场提拔他为1排1班副班长，并说服他改名字为叶长庚。
当淳朴的叶长庚得知自己被选为小组会议的保安人员时，内心十分激动，他很清楚，彭代表、张连长这些人平时都既关心照顾士兵生活又给大家讲革命道理，对他们普通士兵来说肯定是好人。虽然不知道这些好人为什么还要“秘密”开会，但叶长庚觉得，既然他们信任自己，自己就更应确保他们活动的安全。
小组会议进行了半小时便圆满结束，彭代表走出屋，来到还在站岗的叶长庚面前，满意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叶，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记住，要是有谁问起我们开会的事情，你什么也不要讲，就说不知道，要保守秘密。”叶长庚连连点头道：“彭代表，请你相信我，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一定不会坏你们的事情的。”
北伐军在武汉
第13团随后继续北上，在安徽、湖北与北洋军打了几仗后，转移到武汉一带。这时在武汉把持军政大权的汪精卫等人，也越来越开始变得，在他的要求下，武汉方面北伐军中已经暴露身份的政工人员也被迫离开部队去地方工作，其中就包括彭鳌和张志平等人。彭鳌离开部队前，叶长庚前来送行，并焦急地问他：“彭代表，我在哪才能再找到你们啊？”
彭鳌安慰他道：“你出身好，思想进步，打仗勇敢，以后会有出息的。你一定要懂得，我们究竟为谁扛枪，究竟为谁打仗。你要记住，想要干革命，只能跟着组织走，只有组织才能领导穷人翻身，消灭不合理的旧社会旧制度……现在我们虽然撤退了，但还是有不少人留在部队里，只是暂时转入地下活动而已，你一定要多留心，多注意……”
不久，蒋汪相继发动叛变，大肆进步群众和工农分子，第2军也被改编为蒋军第50师，又蜕化成了一支军阀部队。机枪连自从连长被换成脾气暴躁的安连长后，士气也一落千丈，叶长庚自己也变得非常迷茫，有时他会想该如何才能再次找到彭代表他们，但有时他又会想，彭代表他们现在手中没几条枪，能打败这么强大的军阀部队吗？
叶长庚
1928年2月，第50师被调到江西景德镇，围剿方志敏、邵式平、黄道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一天，叶长庚上街买东西，一个农民打扮的20岁年轻人忽然叫住他说：“叶班长，辛苦了，你大概不认识我吧？”叶长庚摇了摇头，对方又补充道：“鄙人姓徐，和你们罗营长是好朋友，你的一些情况，还是他说给我听的呢。”
一说到罗营长，叶长庚大概明白了。罗营长名叫罗志环，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他为人正直，喜欢主持正义，比较体贴穷苦士兵，和那些地主公子哥出身的军官大不一样。叶长庚等几个穷人出身的士兵经常到罗营长那里去玩，和他几乎无话不讲，叶长庚其实大概已经猜到，罗营长应该是个地下组织成员。
果然，经过与徐青年攀谈，叶长庚得知对方是方志敏游击队的一名交通员，奉命前来搞一些、子弹。叶长庚早就听说红军游击队是专门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自然愿意冒着危险帮徐青年筹措武器，为此他还差点被团长黄镇给逮住。虽然叶长庚靠着编造理由暂时瞒住了团长，但由于他过去经常接触进步军官，事实上已经上了团长手中的黑名单。
1929年新年前，叶长庚所在的部队又被调往江西吉安，围剿彭德怀领导的红5军及其他地方武装。叶长庚当然不愿意去和红军作战，他在一次搜捕行动中捉了6名游击队员，最后予以全部释放，并趁机与当地的游击队建立了联络关系，常向他们秘密提供蒋军的各种情报。
1929年12月，在游击队的劝说和鼓励下，已经担任机枪连1排代理排长的叶长庚终于决定，利用外出行动的机会起义参加红军。起义前他向手下士兵们介绍了什么是红军，并鼓励大家和他一样参加红军。绝大部分士兵都被叶长庚说服，但也有一个士兵表面上满口答应，背地里却去向连长告密。
1929年12月上旬的一天凌晨，叶长庚带着两个班首先出发，在急行军40里后进入井冈山根据地边缘，很快与来接头的红军游击队接上了关系。走在后面的一个班却因为叛徒告密，还没出发就被连长带人截住，经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彭鳌后人祭拜先烈
这次起义，叶长庚共给红5军带来了两挺重机枪和八支步枪，在当时的红军中，重机枪是极为短缺又非常重要的重火力武器，叶长庚因此也得到了红5军长彭德怀的表扬。
经过20多年的征战，到1955年授衔时，叶长庚被光荣地授予少将军衔。每当回顾早年参加红军的经历，他始终也忘不了当年带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彭鳌代表、张志平连长、胡志环营长和徐青年等人。然而，时任红3军团师长的彭鳌早在1933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在红5军保卫队工作的徐青年也早在1930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张志平和胡志环更是在兵荒马乱中不知所终。每当想起这些已经牺牲的战友，他都深深怀念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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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湖南岳阳县一个叫彭秀兰的农妇患胃出血，由大儿子钟正芳陪着来到北京，结果立即被送进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医药费全部免除。
她是谁，为何这么大的面子？
她是彭遨的独生女。
彭遨是谁？50年前是一个红军师长。
彭遨是湖南岳阳人，他于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之后上了井冈山。1929年，红4军主力下山时，他留守井冈山，并转入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先后担任大队长、纵队党代表、平江独立团团长，参加了湘赣、湘鄂赣边区游击战争。1930年8月，他改任红三军团红5军3师师长，参加两次打长沙战役和第一至四次反“围剿”的作战。
但是，1933年2月13日，他在江西南丰战斗中牺牲，时年30岁。幸运的是，他在老家结婚，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叫彭秀兰，算是延续了香火。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彭秀兰在老家默默务农。
这一次彭秀兰胃出血，病情危急，于是想起父亲的老部下、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何德全曾对她说过的一句话：以后若有困难，可去北京找和你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黄克诚、韦国清、杨勇、钟期光、张震、王平、唐亮、张爱萍、李寿轩、吴信泉等伯伯叔叔。
这些人都是当年彭遨的手下。
彭秀兰来到北京首先找到了吴信泉中将。为什么找吴信泉？用吴信泉夫人俞惠如的话说：“彭遨是信泉最崇敬的老首长之一。”
吴信泉就是当年彭遨一手提拔起来的。1931年12月，吴信泉被选送红3师军政教导队学习，彭遨师长亲自给学员讲课，还特别教吴信泉和另三个学员参谋业务。结业后，吴信泉就被分配在师部当参谋，在彭遨身边工作。尽管吴信泉在彭遨师长身边只工作战斗了9个月，但是，彭遨对他的培养和教导使他终生难忘。彭遨牺牲时，吴信泉正在红军大学学习，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放声痛哭。
彭秀兰找到吴家时，吴信泉正在医院住院，夫人俞惠如立即让秘书派车将彭秀兰送到301医院急诊室，找到院长让她住了院，还给了她零用钱。结果，医生一检查，说彭秀兰可能是胃癌出血，俞惠如着急了，怎么办？和吴信泉商量后立即给黄克诚打了电话。
彭遨当红5军3师师长时，黄克诚是政委。黄克诚也着急了，说你们赶快向总政治部反映，并说：“惠如，你做件好事，先处理一下吧。”于是，俞惠如给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的秘书打了电话，卢秘书说：“那请她给总政治部写一封信，韦主任好在信上批办。”
彭秀兰不识字，无法写信，于是由俞惠如代笔，以吴信泉名义给总政治部写了一封信说明上述情况，请示如何处理。韦国清接到信后，立即批到总后，部长弗汝光向301医院打招呼，免去治疗费，并安排她的儿子住进301医院招待所，以便就近照顾母亲。
结果，在彭秀兰住院期间，黄克诚、杨勇、张震、王平、张爱萍等人都过来看望她，还给了她一些钱物。
结果，在首长们的关照下，彭秀兰的病完全治好了。
1984年11月，国防科工委在湖南岳阳征兵，彭秀兰想让女儿当兵，来到北京找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张爱萍二话不说，安排她在科工委指挥所当了兵。
1987年9月，第二炮兵在岳阳征兵，彭秀兰的小儿子钟新高中毕业，报了名，但因近视眼军队不接收，彭秀兰又来到北京找到吴信泉。吴信泉当过炮兵副司令员，与二炮有关部门一讲，立即得到解决。不料小钟突发胃出血，吴信泉又把他送到301医院住院。
出院后，他直接去部队报到。
第二年，小钟新来信说想考军校，但是名额有限，恐怕轮不到他。吴信泉的三儿子皖平在国防科工委管理局任政治处主任，吴信泉说．“孩子近视眼，身体也不太好，能否将他调到科工委，给他一个考军校的机会，烈士的后代，我们能帮的，尽量帮一帮。”
吴皖平找到司令部军务装备部，把钟新调到管理局下属单位。后来，小钟考取了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1993年毕业，直接留在了国防科工委管理局工作。
就这样，彭遨烈士的后代在将军们的帮助下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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