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了解生肖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在十二生肖中，牛属于土象生肖，代表着勤劳、稳重和坚韧。而五行中的土，则象征着生长、收获和稳定。因此，生肖牛人在五行属土的年份出生，可能会受到土象生肖和五行土的双重加持，具有更好的运势。
五行属土的年份有:1937年(丁丑年)、1949年(已丑年)、1961年(辛丑年)、1973年(癸丑年)、1985年(乙丑年)、1997年(丁丑年)、2009年(已丑年)等。这些年份出生的生肖牛人，在五行土的影响下，可能具有更加稳重的性格，脚踏实地，勤奋努力，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然而，要想名利双收，仅凭生肖和五行的加持是不够的。还需要考虑到个人的努力、机遇和环境等因素。因此，即使出生在五行属土的年份，生肖牛人也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自己，抓住机遇，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就。
在以上提到的几个五行属十的年份中，1937年和1961年出生的生肖牛人，运势相对较好。1937年出生的生肖牛人，性格坚毅而不屈不挠，具有强大的耐力和毅力，容易在逆境中崛起，取得成功。而1961年出生的生肖牛人则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追求卓越和完美，这种态度将驱使他们不断提升自己，实现更大的成功。
1985年出生的生肖牛人运势也相对较佳。他们不仅具备很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还善于和他人合作，共同实现目标，并为团队营造和谐工作氛围。这种能力在现代社会中尤为重要，能够帮助他们在职场上取得更好的成绩。
2009年出生的生肖牛人也具备较好的运势。他们天生具备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有很好的洞察力和对未来趋势的把握能力。这些特质使得他们能够在创业或者事业发展中取得很大的成功，并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生肖牛人在五行属土的年份出生可能会具有更好的运势。然而要想名利双收还需要个人的努力、机遇和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无论哪一年出生的生肖生人都应该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提升自己抓住机遇才能取得更好的成就。
属牛的今年多大？2017属牛的今年多大？
2009年2月4日0时50分至2010年2月4日6时47分今年2017年7岁
1997年2月4日3时4分至1998年2月4日8时53分今年2017年19岁
1985年2月4日5时19分至1986年2月4日11时9分今年2017年31岁
1973年2月4日7时23分至1974年2月4日13时12分今年2017年43岁
1961年2月4日9时27分至1962年2月4日15时16分今年2017年55岁
1949年2月4日11时30分至1950年2月4日17时20分今年2017年67岁
1937年2月4日13时34分至1938年2月4日19时23分今年2017年78岁
1925年2月4日15时37分至1926年2月4日21时39分今年2017年90岁
*特别提醒：生肖是以农历立春节气为准，并非正月初一
属牛的今年多大？
年龄（虚岁和周岁）的具体计算方式：
周岁：在刚出生时为零岁，每到公历生日（不是生日第二天）时加一岁。
虚岁（另一种说法叫毛岁）：刚出生即为一岁，每到春节加一岁。
周岁主要应用于小孩读书报名、医院问诊等正式场合。
虚岁是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民俗，它主要是以春节（农历新年）为分界点的，而周岁是以本人的生日为分界点的。
具体换算方法是：虚岁换算成周岁：在本人生日到来前，周岁=虚岁-2；在本人生日到来后，周岁=虚岁-1。
周岁换算成虚岁：在本人生日到来前，虚岁=周岁+2；在本人生日到来后，虚岁=周岁+1。
属牛的今年多大？
属牛的人性格：
肖牛者是一个天才，天生勤奋，有耐性及对自己充满信心。
个性顽强、踏实可靠、重义轻利、公正无私、行动稳重、做事和达。
不善言谈、固执己见、能刚能柔、感情朴素、温厚善良、福多难少。
牛有“反刍习性”，胃里食物要花很长时间重复咀嚼，一遍又一遍，使之完全消化，绝不会急就下咽，所以牛年生的人也如此，一件事会在脑中反覆思考，一遍又一遍，要自己全盘理解之后才会作决定。不过也因为如此，会在事业群中显得多虑、多问题，让他人觉得想得大多。
然而，一旦作了决定就会勇往直前去执行，任何波折都会设法克服，埋头苦干。内心决定的想深印脑中，遇到客观上的变动，或来自临时的变化，市场变化，较没有立即应变的能力，总是认为自己的决定仍然正确，所以此时又显得顽固，最好能在此时暂时放下自己的看法。
属牛的今年多大？
出生年不同的属牛人的命运：
乙丑牛（乙木丑土）1925年、1985年
海中金命，生人乃为海内牧草之牛。乙丑年的人个性内向乖僻，顽固不肯让步，常经常会因为人际关系上的摩擦而浮沉不定，必须到中年以后才会显露头角。若这年生的人能脚踏实地地做事，也能有所成就。
丁丑牛（丁火丑土）1937年、1997年
涧下水命，生人乃为湖内牧草之牛。丁丑年的人表面看来敦厚老实，内心的反抗力却很强，无法与周围的人融洽交往。如果能改正以自我为中心的缺点，留心缔造真正的友谊，成功的愿望将会实现。
己丑牛（己土丑土）1949年、2009年
霹雳火命，生人乃为栏内耕田之牛。己丑年的人气质忧郁，对小事耿耿于怀，做事不干脆。孤僻的倾向强烈，对人卑躬屈膝，因此得不到真心的朋友。若能矫正缺点，努力上进，五十岁以后就能交好运，事业一片大好。
辛丑牛（辛金丑土）1961年、2021年
壁上土命，生人乃为路途嚼食之牛。辛丑年的人个性内向，优柔寡断，即使为了一些零碎的事，仍会心神不宁，而且疑神疑鬼，就连对方所开的玩笑也会耿耿于怀。如能改正度量狭窄的缺点，把天性特有的耐心发挥出来，除了拥有财富，还可能成为当地社会的有力人士。
癸丑牛（癸水丑土）1913年、1973年
桑柘木命，生人乃为田野牧山之牛。癸丑年的人属于忠厚老实的类型，但沉默寡言，少有和蔼表情，以至常被误认为性情怪僻，造成他人敬而远之，对于人生的微妙毫不在意，如能克服缺点，努力奋斗，那么成功对他来说自然并非难事。
属牛的今年多大？
男属牛婚配表：
男属牛婚配女属鼠：爱情比较顺利，双方将在平静和谐的婚姻生活中，度过快乐的一生。
男属牛婚配女属牛：和谐的婚姻，男女双方性格接近，都是保守和物质主义的，家庭生活蛮殷实的。
男属牛婚配女属虎：不太幸福、和谐的家庭，因为男方总是和女方对立，令女方难以立足。
男属牛婚配女属兔：虽然不是佳偶良缘，但可以共同生活，因为女方善于忍耐，能迁就丈夫。
男属牛婚配女属龙：婚姻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男方生炫耀自己，女方自然不能完全认同。
男属牛婚配女属蛇：只要女方放弃婚外恋的冲动，双方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男属牛婚配女属马：婚姻可能不会很协调，女方的感情丰富且独立，但却得不到男方的理解和认同。
男属牛婚配女属羊：男方没有幻想力，不善解人意，不能忍受女方的新奇想法，因此生活比较单调乏味，少有快乐。
男属牛婚配女属猴：可以结成连理。男方深爱女方，且会为她作出牺牲与让步。
男属牛婚配女属鸡：一对幸福的伴侣。女方可以在男方的爱护中表现自我。
男属牛婚配女属狗：这种配对会有些困难。两者的情趣不同，有分歧。
男属牛婚配女属猪：女方能容忍，又能讨得男方的欢心，两人都懂得珍惜对方。
属牛的今年多大？
女属牛婚配表：
女属牛婚配男属鼠：天造地设的一对，男方的忠诚态度和现实精神，使女方十分快乐。
女属牛婚配男属虎：最好不要生活在一起，刻意的强求会使彼此的理想、追求以及自身价值都化为乌有。
女属牛婚配男属兔：可以很融洽，做丈夫的愿意服从妻子的命令，家庭生活相当稳定。
女属牛婚配男属龙：双方都很好强，不太适合在一起。
女属牛婚配男属蛇：十分和谐的一对。男方会把一切主意都交给女方去决定，自己甘愿听从。
女属牛婚配男属马：此种婚姻不是很顺利，女方一心一意要独揽大权，而男方又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双方自然产生冲突，进而出现感情危机。
女属牛婚配男属羊：婚姻状况差强人意。女方会对丈夫过于严厉，令其无法忍受。
女属牛婚配男属猴：是幸福的一对。女方很爱男方，而男方也能妥善处理一切家庭纠纷，使得生活融洽。
女属牛婚配男属鸡：美满的婚姻配对。但男方要能约束自己，不要妄自尊大。
女属牛婚配男属狗：不太协调，因为男方在家感受不到温暖。
女属牛婚配男属猪：男方在家感受不到归宿感，因而向外发展，烦恼由此而生。
摘要：甲骨文“兆”可训为“界域”，故“河东兆”即“河东域”，推测是指安阳以东的古黄河东岸区域，约当今以濮阳为中心的豫东北、鲁西、冀南附近。商王常前往“河东兆”及周边的“鲧”“微”等地田猎巡游，还会派遣臣属监视渡口关津，以巩固对河、济之间地域的统治，强化“小东”“大东”之间的联系。商人东进以“河东兆”为起点，或在今聊城、平阴一带渡过济水，进入泰山周边“大东”地域；或由濮阳转进东南方向，取道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及至周代，“小东”的政治中心由安阳转移到“淇县—濮阳”一带，“河东兆”偏北的渡口虽然还在使用，但战略地位有所下降。
《诗经·小雅·大东》篇云：“小东大东，杼柚其空。”郑玄解释为赋役“小亦于东，大亦于东”，难免增字解经之嫌。清儒惠周惕、马瑞辰始辨明辞意，“大东”指“极东”“远东”，“小东”指“近东”，合言谓“东国之远近也”[1]。到20世纪初，傅斯年写作《大东小东说》，对诗句作了历史地理的复原：“大东”指今山东省泰山周边区域，也即广义上的商周“东土”；“小东”则指今豫东鲁西的濮阳附近、秦汉所谓“东郡”者。[2]尽管傅氏关于齐鲁燕徙封的观点今天看来不大可靠，但他勾勒的周人先小东、后大东之进攻步骤，贴合自西徂东的地理形势与殷周之际的政局演变。今濮阳、范县、梁山一线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扼守由中原通往山东的通路，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如前人所论，周人东拓分齐、鲁两路，呈钳形攻势，“小东”正当其支点。[3]
然而，东进拓殖并非始于周人，商人同样为此花费了大力气，古书上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甲骨文记载有“十祀征人方”，皆其著例。过去学者论述商王朝的东方经略，更多将目光投向古济水以东区域，对“小东”地区的重要性似乎认识不足，关注较少。周王朝由小东而至大东的战略布局，现已基本清晰，至于殷代的“小东”，学者却鲜有措意。其实殷墟卜辞中关于“河东兆”的若干记载，足以展现商人对“小东”地区的重视，及在此区域的经营手段；考察殷代“小东”政治地理，亦有助于理解晚商东土政局与国家统治的特点。兹不揣梼昧，略陈陋见于下，敬祈专家同好赐正。
一、卜辞“河东兆”地理刍议
甲骨文中有一象二人隔水相背而立的字形，作“”“”“”诸形，旧有释“兆”或“”的争论[4]，伴随着金文“姚”字及战国文字中的“兆”被释读出来，甲骨文“”的演变路径也愈发清楚，释“兆”的意见逐渐得到多数学者认同，詹鄞鑫、沈培俱有精彩论证。[5]卜辞中“兆”常出现于“河东兆”一词，简举数例（释文用宽式）：
（1）丙戌卜贞：王狩河东兆，擒。（《合集》[6]15455+14556+《甲编》[7]2045[8]，宾）
（2）癸巳卜古贞：令师般涉于河东［兆］，于□廾王臣，四月。（《合集》5566+3826[9]，宾）
（3）戊申贞：王令郭以族（尹）涉河东兆。（《村中南》[10]239，历）
（4）弜于河东兆奠，即又……（《合集》34255，历）
（5）癸卯卜，在河[11]东兆贞：王旬亡咎。（《合集》36896，黄）
（6）癸巳卜，在河东兆贞：王旬亡咎。（《合集》36774，黄）
（7）癸巳卜，在河东兆贞：今夕次不震。
其震。
甲午卜，在河东兆贞：今夕次不震。（《合集》36432+《辑佚》[12]700[13]，黄）
上揭卜辞大致按时代排序，前四辞约当武丁晚期到祖庚早期：（1）辞占卜商王去“河东兆”狩猎，是否有所擒获；（2）（3）辞言“涉于河东兆”“涉河东兆”，“涉”是渡河之意，东土人物“师般”“郭”等途经“河东兆”往来于安阳与东土之间；（4）辞“奠”意为“安置”，即不要将某人安置于“河东兆”；（5）—（7）辞皆为乙辛时代商王在“河东兆”卜旬或卜夕的记录。可见，“河东兆”应是一处地名或地理区域。
李学勤很早就指出，卜辞中的“兆”义为河滨。[14]詹鄞鑫认为，这里的“兆”，后世写作“垗”，《说文》云：“垗，畔也，为四（畤）［畔］界祭其中。”[15]故“河东兆”犹言“河东畔”，“畔”本训为“田界”，亦可表示“界域”“边界”的意思。[16]古书中“兆”还可训“域”，大概也是借“垗”之含义而引申，如《尚书·尧典》云“肇十有二州”，《大传》作“兆”，郑玄注云“兆，域也”[17]，《商颂·玄鸟》云“肇域彼四海”，郑《笺》谓“‘肇’当作‘兆’”[18]，兆、域同义复合，谓以“十有二州”“四海”为界域。故“河东兆”就是“河东域”，指“河”东面的地域。此外，卜辞中还有“河南兆”（《英藏》[19]814+《合集》9519，宾）、“河西兆”（《屯南》[20]4489，历）、滳南兆（《合集》33178，历）等，“兆”的含义皆近同，只是以“河东兆”的出现最为频繁。
先秦文献中单称的“河”，一般认为专指黄河。商人与黄河关系尤为密切，《商颂·玄鸟》云“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西周晚期史官还记录着“河竭而商亡”[21]的传说[22]。根据谭其骧的复原，春秋时期古黄河“东过洛汭”后，流经今浚县古宿胥口，折而东北流至今濮阳西南长寿津，再折而北上至今馆陶东北，东经高唐县南，北上入海。[23]晚商西周的河道史无明文，料相差不远。殷王室定都在安阳，古黄河正好沿浚县、濮阳、馆陶等地，包围了其南、东两面，战国时吴起云殷纣之国“前带河，后被山”[24]，诚非虚言。“河东兆”既以东、西为分别，河道必呈南北流向，而从濮阳到馆陶这一段北流河道，当安阳正东六七十公里，是距离殷都最近的南北向河道。综合周边地理形势考虑，卜辞屡屡提及的“河东兆”，应是针对今濮阳到馆陶的黄河故道而言，其地望大致可圈定在今河南省东北角、山东省西界、河北省东南角之间的范围内。
“河东兆”从语义上泛指河东的广阔地域，但揣摩上揭卜辞资料，商人往来经行的地点或相对固定。如第（2）（3）辞言商王使人“涉于河东兆”“涉河东兆”，“涉”本训为“徒行濿水”，宽泛地讲凡渡河皆可曰“涉”，“河东兆”既是渡河所至之处，则与黄河的津渡关系密切。先秦两汉时期，安阳附近最著名的黄河渡口，是今淇县南的“棘津”与今滑县东的“白马津”，然对岸都在大河之南而非河东。自濮阳北流的河段亦有津渡，殆位于卫国戚邑、今濮阳以北，如吴公子季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25]），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宵迷，阳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左传·哀公二年》）杜预注：“戚在河外，晋军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26]可见渡河点在戚之西北，约当汉魏时之“长寿津”再偏北处。[27]齐晋鞌之战（《左传·成公二年》），晋师经过卫国，最先到莘（今山东莘县西南），大概也是由这个偏北的渡口过河。因此笔者推测，商人往来于“河东兆”时，最常途经或驻跸的地点也位于戚邑西北的津渡附近；而“河东兆”靠近黄河渡口亦是其频繁见于卜辞记载的原因。东土人物“师般”等屡次经“河东兆”往返于王室与居地之间，适为理解“河东兆”交通位置十分重要的注脚。另考虑到殷墟的地理方位，今濮阳北的黄河津渡在安阳正东，商王可径直东出渡河，适可引起更多关注。
也许是因为“河”的标识性太强，人人皆知，卜辞中“河东兆”有时也省称为“东兆”，如下数辞：
（8）贞：我勿涉于东兆。（《合集》8345，宾）
（9）王其涉东兆，田三麓。（《屯南》2116，历）
（10）……令毕涉东兆狩，擒。（《合集》33391+33162，历）
“东兆”也是渡河所至之处，又是一处田猎地点，与“河东兆”的特征高度重合，后文还会讲到，第（1）辞与第（10）辞同版皆出现了“鲧”地，足证“河东兆”与“东兆”方位也是一样的，“东兆”殆为“河东兆”的简省。大河流经安阳以东，“东兆”更在大河东岸，方位上又与著名的“东”地接近：
（11）庚戌卜王贞：弜其获征戎，在东，一月。（《合集》6906，师）
这里的“东”理解为具体地点，比理解为宽泛的“方位”更合适，当与《逸周书·作雒》“建管叔于东”的“东”为一地，在今濮阳附近。[28]后来秦拔取魏东地，徙卫于野王，并濮阳而置东郡，可能袭用“东”这一地名。“河东兆”“东兆”与“东”名虽有异，但指代大致相同的地域范围，即濮阳附近的古黄河东岸地区，也就是周人所说的“小东”。
二、“河东兆”与殷代“小东”之经营
以卜辞“河东兆”为线索，可系联出一批地名、人物、国族。凭借这些资料，又可了解“小东”地区在殷代的大概面貌，及商王室经营“小东”地区的基本策略。
上引第（1）辞出自一版拼合的龟腹右前甲，同版右侧另一条卜辞云：
庚寅卜争贞：□肜，叀甲寅，十二月，在鲧。（《合集》15455，宾）
据第（1）辞，商王丙戌日在“河东兆”田猎，四日后庚寅，就在鲧地安排祭祀事宜。无独有偶，第（10）辞记录毕涉“东兆”狩猎，同版卜辞亦提到“鲧”地：
……贞……王其步自鲧于多，若。（《合集》33391+33162，历）
“鲧”是甲骨文中一处常见地名，其地望旧无定论，根据这两版缀合成果看，“鲧”与“河东兆”当相去不远。[29]从卜辞记载看，商王曾在鲧地祭祀（如上引《合集》15455），卜旬（《合集》36923），收纳卜甲（如《合集》14149反“牧入十在鲧”），但最频繁的还是田游狩猎：
戊子卜［争］贞：勿涉，狩。九月，在鲧。（《合集》10993，宾）
戊子卜贞：王其田，亡灾……于吉……在鲧次。（《合集》33574，无名）
□子卜贞：［王其田，亡］灾……在鲧次。（《屯南》2230，无名）
最末一条虽残缺，从辞例推测仍以田猎的可能性为大。商王在“河东兆”“鲧”诸地田猎，固然有大河岸边生态良好的缘故，但恐怕更多还是出于统辖地方的考虑：商人的田猎实质已演化为武装巡游，“河东兆”既是东出黄河的渡口，也是安阳的东方门户，一朝有失，王都立刻暴露在兵锋之下，故商王时常涉“河东兆”游猎巡省，真实意图在于强化对大河津渡、交通要道的控制。
除了亲身巡游，商王还会安排臣属监视“河东兆”的动静，如下辞：
［丁］未卜争贞：□告曰：马方其涉于河东兆，□其□。（《合集》8409+《辑佚》18，宾；《合集》8609+《安明》[30]618为同文卜辞[31]）
大意是“”前来报告，“马方”渡河到了东岸，商王占卜后续行动如何展开。“马方”是武丁晚期比较活跃的一个方国，屡次作乱而遭征讨：
乙酉卜王贞：余朕老工，延我堇（艱）。贞：允唯余受马方佑抑？弗其受方佑执？二月。（《合集》20613，师）
甲辰卜争贞：我伐马方，帝授我佑，一月。（《合集》6664正，宾）
癸未卜宾贞：马方其征，在沚。（《合集》6，宾）
首辞贞问能否“受马方佑”，大概是指对马方作战能否获取胜利。第二条“帝授我佑”同之。第三条则是侦测马方侵扰的动向，其中出现的地名“沚”，应是“十祀征人方”日谱中的东土“沚”地（《东大》940，黄），地望约在汶水下游。[32]从其活动范围看，马方理应居住在河、济之间，故向西可进抵黄河，向东可攻击沚地。据《史记正义》载，唐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余里（约当今河南范县东南）有古地名“马陵”[33]，而在其北面五十多千米外，今河北大名县东南亦有“马陵”，乃《春秋·成公七年》记载的诸侯会盟地点[34]。“小东”地域内的这几处“马陵”，来历皆颇悠久，不排除与殷代马方的活动有关。[35]这样看马方之所以“涉河东兆”，或许是在侵犯殷都之后，抢夺渡口撤回东土，“”侦查到这一情况随即上报，商王则考虑要不要追击敌军。
这个负责监视的“”也应予以特别注意。其人其地另见下辞：
贞：叀比微廾示。（《合集》4593，宾）
戊子卜宾贞：令犬延族裒田于[36]。（《合集》9479，宾）
第一辞中的“廾示”尚无确诂，但“”与“微”相互配合是十分清楚的。契文“微”“髟”二字形近易讹，林沄指出“髟”有歧出之手形，准此可判断该辞刻写的是“微”无误。[37]“微”是武丁晚期的一位商王臣属，按照甲骨文人名、族名、地名“三位一体”的原则，他的居地应就是黄组卜辞中出现的“微”地（《合集》36775、36776等），依声韵推求，殆为春秋鲁之郿邑。《春秋·庄公二十八年》：“冬，筑郿。”《公羊》《谷梁》经文皆作“微”[38]，魏晋时东平寿张西北三十里有微乡[39]，当今梁山县北。第二辞记述，商王命“犬延”率族人去“”地垦田。“犬延”虽为“犬”官，但常常领命垦田，正如张政烺所说，上古农田猎场不分，烧种与狩猎关系密切。[40]除“”地外，“犬延”还常在“京”地裒田（参《合集》4630、33216等），据陈絜考证，卜辞“京”地大概与《左传·襄公十八年》之齐地“京兹”有关，地望在今山东平阴东南。[41]依常理推测，“”与“微（郿）”“京（京兹）”相距不远，大致方位可圈定在古济水两岸，靠近今山东省东阿、东平一线。
三、“河东兆”与殷代东进路线
商王室之所以着力经营“河东兆”为中心的“小东”地区，除了拱卫王都外，最主要还是为挺进“大东”做准备。在黄组卜旬卜辞中，若干“在河东兆”的占卜遗存不仅能彼此缀合，甚至可相互系联，编排成谱，为探究自“河东兆”东进的路线，提供了较大便利。具体而言，以下两组行程比较有代表性：
（一）“征（陰）美方”旬谱
《合集》36816、《英藏》补59等卜辞记载了“敦美方”之事。“”可分析为从屵、酓、云三部分，“屵”与“阜”义属连类，酓、云均是声符，为印刷方便，下文径写作“陰”。以“敦陰美方”为核心的排谱尝试，最早始于董作宾[42]，随着缀合成果日益丰富，孙亚冰、陈絜等学者陆续增订[43]，使旬谱更加完善（表1）。
表1 黄组“敦陰美方”旬谱试拟
在《缀续》538、《合集》36612中还有癸亥后的卜旬记录，反映了自汶水下游去往莱芜谷地的行程，暂不予讨论，本文主要关注前半段行程，即商王进入东土的路线：河东兆—洛—谷——犅。先看首尾，“河东兆”如前所论，在安阳东面的河道以东，“犅”是卜辞常见地名，董作宾最早推测这组相关地点位于殷都以东，郑杰祥、裘锡圭等学者检出《史记·秦本纪》中的齐国“刚”邑当之（今山东宁阳东北的堽城镇一带），陈絜结合《屯南》2100及周初刚劫铜器等信息，详细论证了“犅”为汶水下游的“刚”地。[48]首尾既明，中间的地点继可推求：“洛”自然与河南或陕西之“洛”无关，应在靠近“小东”之处，战国时齐之济西有地名“雒”或“格”，约当今聊城、阳谷之间[49]，方位与卜辞之“洛”相符；“谷”如何解释，学界还有较大争议，此暂从略；“”毗邻于“犅”[50]，陈絜考释为“铸”，以《秦本纪》“取刚、寿”之“寿”当之[51]，说应可从。综考之，商王的东进路线大概是由“河东兆”出发，抵达济西之“洛”，由平阴附近渡过济水，转而南下汶水沿岸，溯流而上到达“”“犅”，以此为基地征伐“陰美方”。
（二）“在霍”旬谱
相比于第一组“敦陰美方”资料，第二组卜辞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这组材料的缀合编联大概始于李学勤，岛邦男等学者亦有探讨，在最新的缀合排谱成果中，“河东兆”加入了行程。[52]笔者谨在前辈基础上，排列旬谱如表2所示。
表2 黄组“在霍”旬谱试拟
《合集》36780记癸巳日在“河”，而《合补》12732为在“河东兆”，两旬后癸丑在“霍”则全同，准此，这批卜辞中的“河”大概是“河东兆”之省称。[58]这样复原的路线即：河东兆——霍—望。“”字不识，仅一见，暂不讨论，终点“望”，结合黄组卜步辞可论证其地在莱芜、新泰之间。[59]中间的“霍”，旧多以山西霍州当之，落在这条线路上显不调谐，实则东土亦有“霍”地，见于《逸周书·世俘》：
庚子，陈本命伐磿，百韦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陈本（命）、新荒蜀、磿至，告禽霍侯，俘艾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十两，告以馘俘。[60]
上述国族的地望古今异说纷纭，限于篇幅，不能详细展开，只简述结论：“磿”即《战国策·秦策四》“濮、磿”之“磿”，清人程恩泽考证在濮州东南，即今鄄城附近[61]；“蜀”为《左传·成公二年》鲁之“蜀”地，在今泰安东南。庚子日命陈本伐磿，命新荒伐蜀，至乙巳日，先后达到。[62]后面的“告擒”也应分属二人：陈本告擒霍侯，新荒告擒艾侯及小臣，“艾”即《春秋·隐公六年》齐鲁盟会之“艾”，在今新泰东北，与“蜀”方位正合，故“霍”也当与“磿”相近，位于古大野泽周边，今鄄城及梁山一带。盖陈本、新荒本来同路行军，陈本至磿而征霍侯，先平定“小东”；新荒前出至新泰，深入“大东”用兵，他们走的正是卜辞中由霍至望的路线，因为同路，军情也一并返回，“告擒”的情形亦被记录在一起。
以上两组卜辞展示了殷代由“河东兆”东进的两条路线：从今日濮阳北部地区，或直行向东，于平阴附近渡过古济水，再南下至汶水北岸，缘泰山南麓东行；或渡黄河后折向东南，取道今鄄城、郓城一线，经由古大野泽周边，抵达汶水南岸的平坦地带，再溯流而上，继续东进。这与后世自中原到齐鲁的交通道路基本一致。[63]需要补充的是，在济水东岸，商王也可选择北上济南附近，缘泰山北麓挺进淄水流域，是为齐鲁交通的“北道”，“征人方”卜辞、田猎卜辞中屡有相应记载。[64]无论具体选择哪条路线，“河东兆”都处在行程的起点，是商人东进的重要基地。
复原的路线还体现出殷、周两代间的一点差异，饶有趣味，值得思考：卜辞显示南、北路线的分岔口，大体要落在范县一带，比周人东征的“支点”梁山，位置更偏西北。由商到周，“支点”位置的南移，应与“小东”政治中心的南移有关。殷墟考古发掘已证明，直到帝辛末年，商王室都邑仍在安阳小屯，自安阳东出，选择“河东兆”范围内偏北的渡口更为便捷；经历了牧野之战、三监叛乱及“二次克商”一系列变故后，安阳的都邑大概已残破不堪[65]，成王封康叔于“淇卫”，建立卫国，是为“小东”新的政治中心，“淇卫”（今淇县附近）邻近“河南兆”，由棘津等渡口南渡黄河，再直行东进，成为最优选的路线，南、北路线的分岔“支点”自然随之南移。此后数百年间，“淇县—濮阳”一线始终是“小东”的中心，故“棘津”“白马津”等渡口愈发为人熟悉，“河东兆”反而渐渐声名不显。可见，交通道路的选择不全在自然地貌，更关键在“人”的活动，上述路线关津的南移，便是人事政治与自然地理交互影响的典型例证。
注释
[1] 〔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73页。
[2] 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
[3] ［日］贝冢茂树撰，黄金山译：《关于殷末周初的东方经略》，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8页；杜正胜：《古代社会与国家》，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337页。
[4] 参于省吾：《释兆》，《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7页；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第56页。
[5] 詹鄞鑫：《释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3页；沈培：《从西周金文“姚”字的写法看楚文字“兆”字的来源》，张光裕、黄德宽主编：《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3页。
[6]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文中简称“《合集》”。
[7]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文中简称“《甲编》”。
[8] 陈逸文：《〈甲编〉缀合26例》第6例，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4-03-06］，www.xianqin。
[9] 张惟捷、陈逸文：《甲骨新缀第二十五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2-04-14］，www.xianqin。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1] 黄组卜辞中的“河”字写法特殊，参见裘锡圭：《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四《释“河”》，《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40页。
[12] 段振美、焦智勤、党相魁、党宁：《殷墟甲骨辑佚——安阳民间藏甲骨》，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文中简称“《辑佚》”。
[13] 蔡哲茂：《〈殷墟甲骨辑佚〉新缀三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08-11-19］，www.xianqin。
[14]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3页。
[15] “畤”校改为“畔”，参见〔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93页。
[16] 詹鄞鑫：《释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24辑，第127页。
[17] 〔清〕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页。
[1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二〇之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3页。
[19] 李学勤、齐文心、艾兰主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文中简称“《英藏》”。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3年版。文中简称“《屯南》”。
[21]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7页。
[22] 这里要交代一点，甲骨卜辞中别有称“河”之地点或河流，如《合集》24420的驻跸地“河”、《英藏》2525的“云奠河邑”及《花东》36与“”邻近的“河”等，方位均不在古黄河附近，疑是东土另一处读如“河”声的地点，或许与春秋晚期庚壶铭文（《集成》9733）所记“舟（周）入莒从河”之“河”有关。
[23]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32页。上文引述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河道，谭氏认为其时代可能最早，而《尚书·禹贡》《山海经》等书中记载的由浚县北折流至内黄一带的河道，可能是决口改道或分支。
[24]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卷二二《魏策一》，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43页。
[25]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008页。
[26]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156页。
[27] 根据《水经·河水注》的记载，“河之故渎”（即《汉书·地理志》河）自长寿津北出，“东北经戚城西”（〔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5页）。可见汉魏长寿津在戚邑西南，《左传》所载戚邑西北的黄河渡口当在长寿津北面。
[28]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3页。
[29] 依声韵推求，疑卜辞之“鲧”或与近河的“顿丘”有关。按：“鲧”“顿”古音并在文部，裘锡圭推测“鲧”为“綸”之初文（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同样从“侖”得声的“棆”，《说文》谓读若《易》卦“屯”。《汉书·武帝纪》载：“（元光）三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北］流入渤海。”（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谭其骧全集》第1卷，第444页）此“顿丘”系黄河决口之处，在今清丰县西，同《卫风·氓》淇水边上的“顿丘”不是一地（〔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五，广文书局1979年版，第7页），而与靠近“河东兆”的“鲧”方位契合。
[30]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加拿大多伦多安大略博物馆1972年版。文中简称“《安明》”。
[31] 蒋玉斌：《〈甲骨文合集〉缀合拾遗（第六十七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0-09-11］，www.xianqin；吴丽婉：《甲骨拼合第29则、替换原第25则》，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五集》第1178则，学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3页。
[32] 陈絜：《“伯或征卲”与晚商沚族——兼论卜辞地名地理研究在古文字考释中的辅助作用》，《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4期。
[33] 《史记·魏世家》正义引虞喜《志林》云：“马陵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六十里，有陵，涧谷深峻，可以置伏。”（《史记》卷四四《魏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点校本，第1846页）张守节以为此处即孙膑庞涓“马陵之战”故址，现代学者或有不同意见，此不赘述。
[34]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03页。
[35] 郑杰祥已将卜辞“马方”与东周时马陵联系在一起，参见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207页。
[36]《合集》拓本该字下部略显模糊，参照《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所藏甲骨文字》附摹本（S.0281），应可隶定为“”而非“虎”。
[37] 林沄：《说飘风》，《林沄文集·文字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13页。
[38]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81页；〔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41页；〔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88页。
[39]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第206页。
[40] 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19页。
[41] 陈絜：《卜辞京、鸿地望与先秦齐鲁交通》，《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
[42] 董作宾：《殷历谱》下编《旬谱七》，历史语言研究所1992年版。
[43] 孙亚冰：《卜辞中所见“美方”考》，《甲骨文与殷商史》新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陈絜：《甲骨金文中的\"\"字及其相关问题之检讨》，《青铜器与金文》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136页。
[44] 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甲骨文合集补编》，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文中简称“《合补》”。
[45] 张宇卫：《甲骨缀合第五七—六十则》第59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2-03-26］，www.xianqin。
[46] 林宏明：《契合集》第318例，万卷楼2013年版，第321页。
[47] 蔡哲茂：《甲骨缀合续集》，文津出版社2004年版。以下引用简称“《缀续》”。
[48]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第185页；裘锡圭：《犅伯卣的形制和铭文》，《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28页；陈絜：《“梁山七器”与周代巡狩之制》，《汉学研究》第34卷第1期，2016年，第11页。
[49] 按：《说苑·奉使》载 “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明“雒路”在济西，是东渡济水的口岸，又作“格”，《战国策·秦策四》：“燕人闻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际绝。”又《左传》哀公十七年记齐伐卫，执公孙般师以归，舍诸潞，陈槃推测“潞”为齐卫界上邑（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4页），疑卜辞之“洛”、《左传》之“潞”、《说苑》之“雒”、《秦策》之“格”皆为一地，至战国时仍是进入齐地的咽喉要道。
[50] 按旬谱，癸未日商王在，孙亚冰又将癸未日在犅的卜夕辞排入日程之中（《合集》36818等），如可信，说明从到犅一日之内即可抵达。
[51] 陈絜：《甲骨金文中的\"\"字及其相关问题之检讨》，《青铜器与金文》第3辑，第136页。
[52]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5页；［日］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15页；殷德昭：《黄组卜辞新缀一则及相关材料梳理》，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1-23］，www.xianqin。
[53] 张宇卫：《胛骨缀合十五则》第六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5-12］，www.xianqin。
[54] 上海博物馆编，濮茅左编著，谢海元裱搨：《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文中简称“《上博》”。
[55] 林宏明：《契合集》第305例，第313页。
[56] 门艺：《黄组新缀第110组》，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1-07-09］，www.xianqin。
[57] 张宇卫：《甲骨缀合第一百则》，先秦史研究室网站［2013-07-16］，www.xianqin。作者在《辑佚》附67上端加缀了《合集》36757，仅有部分碴口能够密合，此暂不用。
[58] 甲骨文中另有称为“河”的地点，未必均是“河东兆”的省称。
[59] 陈絜、王旭东：《殷墟甲骨中的望乘与望地——兼论卜辞“虎方”之有无》，《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60] 《世俘》文字的校改参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文史》1963年第2辑。又“俘艾侯”本作“俘艾、佚侯”，章太炎校云：“‘佚’与‘侯’，形近误誊。”其说可从，参氏作《逸周书世俘篇校正》，《制言半月刊》1937年第32期，第6页。
[61] 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第394页。
[62] “至”的理解参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
[63] 史念海：《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人文杂志》1960年第3期。
[64] 陈絜：《〈方鼎〉铭与周公东征路线初探》，《古文字与古代史》第4辑，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版，第261页。
[65] 如《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谓“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考古发掘也显露出安阳殷墟最晚段遗存有被焚烧、破坏的痕迹，参见何毓灵：《殷墟刘家庄北地青铜窖藏坑性质探析》，《南方文物》2014年第1期。
来源：《历史地理研究》2023年第2期，第135—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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