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前天和昨天分别写了《陈粹芬：的侧室兼护卫，忠心耿耿，后来却欲将之送人》《卢慕贞：17岁结婚，45岁被尊为“国母”，48岁收到丈夫的离婚信》这两篇文章，讲的是先生的侧室兼护卫陈粹芬女士和原配夫人卢慕贞的事迹。
今天再来说说和宋庆龄的爱情故事。
自然是深爱宋庆龄的。
但根据《全传》介绍，1925年3月11日正午，因病去世时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没有涉及任何私人。
老覃最近发现，网络上流传着很多颂扬和宋庆龄伟大爱情的小白文，居然无视历史的真实性，虚构出了许多不存在的情节，引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流量，赢来了读者的一片喝彩叫好声。
老覃客观地说，是深爱宋庆龄的，但无事生非地虚构情节就不必要了。
事情本身就不存在，为了赚流量，胡编乱造，对作者而已，是逞得了一时之快，但对和宋庆龄而言，一旦读者后来知道了那些虚构出来的情节并不存在，反而会对他们的爱情产生怀疑，这非常不好。
所以，老覃主张写历史人物，必须言必有据，所写事件必须是真实出现、真实存在过的，绝不能随意捏造，张口就来。
当然了，现在网上赞颂和宋庆龄的那些爱情故事里，最能让读者深信不疑的是“立遗嘱特意强调‘吾妻宋庆龄’”的事。
理由嘛，很简单，现在世间流传下的遗嘱共有三份：《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联遗书》。其中的《家事遗嘱》上的确白纸黑字地写有“吾妻宋庆龄”这五个字。
根据这五个字，胡编故事的人脑洞大开，说在病重中时刻牵挂着宋庆龄，担心自己不在了，别人会欺负宋庆龄，不承认她“孙夫人”的地位，所以，在立遗嘱的时候，特意强调了“吾妻宋庆龄”这五个字。甚至，还拿后来恨宋庆龄支持，宣称只有卢慕贞才是真正的“孙夫人”的事来抒发感叹，大赞有先见之明。
之所以会这样说、这样写，那是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这三份遗嘱都是由亲笔写就的。
或者，他们也可能知道沉疴日久，难以提笔写字，并且还了解到了何香凝的一些回忆，认为这三份遗嘱是出自口授，由他身边的人一字一句笔录下来的。那么，说“在立遗嘱时特意强调了‘吾妻宋庆龄’”也是可以成立的。
问题是，何香凝在她的回忆只是一家之言。
还是先来说说这三份遗嘱的产生过程吧。
话说，冯玉祥发动北京后，感觉到事情闹大了，难以收场，就电邀北上主持“建设大计”。
有志于南北统一的大喜过望，于1924年11月13日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等二十余人兴冲冲北上。
但是，体内肝病已潜伏了十年，到了北京之后，病情突然爆发，一病不起。
即在到北京后的第五天，就住进了协和医院进行治疗。
接受手术前，他下手谕由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于佑任、陈友仁五人组成北京政治委员会，对于重要事务，由该会议而决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的病情不断恶化。
广州和上海的一些革命官员坐不住了，纷纷来京探视。
大家得知患的是绝症，都不约而同地把订立遗嘱的事提上了议程。
关于遗嘱的订立过程，遗嘱之上签名的“证明者”何香凝为什么坚持说“遗嘱是在病床上口授，由汪精卫当场笔录的”的呢？
原因是何香凝担心逝世后，右派会出来搞事，会破坏强力推动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她想用的遗嘱来约束右派。
为了确保遗嘱的权威性，她就必须一口咬定遗嘱是口述的。
逝世后，《国事遗嘱》及《家事遗嘱》在内部公开了。
何香凝当时的原话叙述是：“先生病笃时，……以两项遗嘱授吾等。”
毫无疑问，何香凝所说的“两项遗嘱”指的是《国事遗嘱》及《家事遗嘱》。
但她没有料到，3月14 日，另有一份《苏联遗书》悄悄在苏联的《真理报》（Правда）第 2版面出现，而到了 3 月31 日，的报刊《广州日报》才把这份《致苏联遗书》的汉译版登载出来。
也就是说，何香凝在一开始是并不知道《致苏联遗书》的存在的。
等她知道了《苏联遗书》的存在，她就在后来的回忆里作了改动，成了“先生以三项遗嘱授吾等”。
并且，随着回忆次数的增加，对《致苏联遗书》的叙述越来越详细。
1961 年，她在写《我的回忆》时，这样写：“写给苏联政府的，由孙先生用英文说出，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笔记的。”
但是，时任北京执行部青年部部长于树德在《中山先生遗嘱的起草经过》提到：因为病势严重，汪精卫在某次扩大会议上提出要为先生起草一个遗嘱。大家推举吴稚晖起草。但吴稚晖写得“极为酸腐”，汪兆铭就自告奋勇地重新起草了一个。最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字不易地通过汪的这个草稿”。
同样是订立遗嘱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张继，在他的日记里回忆，临危时，于佑任认为他应该提前留下昭告国人的遗命、遗诰、或者遗训什么的。吴稚晖认为不不应再带帝王语气，定名为“遗嘱”，并亲自提笔起草，汪兆铭是其中的一个修改者。
于佑任后来在写一篇悼念吴稚晖的文章中也提到：遗嘱的完成，“吴先生有大力焉”。
邹鲁和孙科同样是订立遗嘱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孙科在他的回忆中，也明确提到遗嘱是由汪兆铭草拟、中山先生确认的。
他的原话是：“兆铭乃将预写之遗嘱稿逐字读之。先父甚感满意。”
邹鲁是准公认党史《中国史稿》的编著者，他在《中国史稿》里是这样记载的：“汪乃念预备遗嘱全文。总理表示满意曰‘我很赞成’。”
作为遗嘱修改者之一的汪兆铭也曾在《“接受总理遗嘱并努力履行之”提案》中说明：遗嘱是事先写好，由他念给听过，后来签字的。
……
所谓孤证不取，说遗嘱是口授的，只有何香凝一人。
所以，那个“在立遗嘱时特意强调了‘吾妻宋庆龄’”的说法就根本不存在了。
但还是很在乎宋庆龄的。
因为，所有人的说法里都提到，点头通过遗嘱的时间是1925年2月24日，因为宋庆龄的失声痛哭，签字时间推到了3月11日。
不得不说，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大豪杰，在最后的时间里，还是非常照顾到这位娇妻宋庆龄的情绪的。
最后，台湾国父年谱里指出：《致苏联遗书》是时任英文秘书陈友仁与鲍罗廷所起草，由宋子文口诵，听后通过的。
本文转自公安部《啄木鸟》杂志，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尘封档案”系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故事情节曲折精彩，同时，也给世人以警示。
一、寻访使命
1949年11月21日，对于华东特案组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被组长焦允俊私下称为“马头儿”的马处长竟然两次光顾特案组驻地，一日之间下达了两项任务。
上午九点，马头儿驱车过来先交代了一项任务，让特案组侦查一起要案。下午三点多，特案组七名侦查员齐集一堂正在分析案情的时候，外面再次响起那辆大功率英国诺顿摩托的轰鸣声。大家立刻停止讨论，焦允俊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自言自语道：“马头儿怎么又来了？总不见得再下达一桩活儿折腾咱们吧?”
还真让他说着了，马头儿的确是来下达新使命的。而且这项使命十分紧急，以往有什么案子，马头儿都是先跟特案组组长焦允俊、副组长兼支书郝真儒交代，这次却把特案组党支部三成员之一支富德一并叫进了小办公室。
出乎焦允俊意料的是，马头儿交代的新任务并非侦查某一起特大案件，而是让访查一个对象，焦允俊一边听，一边觉得自己的头渐渐大了---访查条件不是一般的差，被访查对象的姓名、年龄、体态、相貌、籍贯、学历、职业都不清楚，更别说住址了。只听说此公是中国人，曾经出洋留过学（去的哪个或者哪几个国家、学的什么专业都不清楚），曾在沪上做过药业掮客（中西药也不清楚），抗战前及抗战期间曾与“中统”、复兴社特务处以及后来的“军统”、美国海军情报局、日本黑龙会、国际和等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有交往，其最突出的特长是对各类情报的研判，据说准确程度颇高，是情报界公认的情报研判专家。
由于此人经常参与各方的情报研判，接触的情报人员既多，知晓的情报也多，渐渐就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但没有听说过此人加入某方情报组织的消息，倒是经常有情报人员听说某方向此人买过情报。此人情报生涯的巔峰是在1940年到1944年期间，汪精卫叛国投敌，在日本扶持下组建伪南京国民政府，汪氏出任伪政府的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除公开聘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政府顾问外，还秘密聘请了一中一日两名私人情报顾问，其中的中方顾问就是此人。这两名顾问都使用代号，日本顾问叫“南山”，中国顾问叫“北湖”。为叙述方便，以下就用“北湖”作为对这个被访查对象的称谓。
抗战胜利后，北湖突然失去了影踪。国民政府从重庆还到南京，大张旗鼓惩治汉奸，北湖既是汪精卫的私人顾问，哪怕仅仅是挂了个虚名，也应该列入汉奸名单予以缉拿，如果缉拿不着，则会登报通缉，如果国内找不到，则会把侦査触角延伸到海外。一些比北湖名声小得多的汉奸均被“中统”、“军统”或各地警察局捉拿归案，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不少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些被判处徒刑的，在执掌后依旧在监狱服刑。可这个北湖却不在情报部门或警察部门的通缉名单上。
这一点在当时就引起了社会上一些对政治比较敏感的人士的注意，曾有人在报上发文对此提出质疑，但立刻受到当局的警告，于是此类稿件再无任何一家报纸敢刊登。对此感兴趣的人们私下议论，猜测此公可能已经被“军统”戴老板下令密裁。可是，据方面掌握的情况显示，北湖在解放战争期间曾通过数条渠道辗转向情报人员提供过政治、军事方面的情报，有些情报高层认为“很有价值”。
据此分析，北湖不但还在世，而且一直到1948年初冬淮海战役期间仍在从事秘密活动。当然，既然北湖跟各方情报机构都有关系，那么他很有可能在向方面提供情报的同时，也向方面提供情报，甚至为美国、苏联的情报机构服务。因为北湖不但是一位情报判研专家，也是一个情报贩子。
之前北湖向方面提供的情报并未由华会部的情报人员经手，他们对这个神秘角色几乎一无所知，这种状况直到前一天一位北京首长来沪才发生变化。这位首长来自中央社会部，奉李克农部长之命向华会部交办一桩任务：设法寻访北湖其人。
随着建国后社会形势的日趋稳定，新中国多方面的工作都开始走上正轨，根据中央精神，接下来将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审干工作——对革命队伍中的同志进行政治审查，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也便于清理少数有历史问题甚至是混入革命队伍的敌特分子。因此，需要知情者提供材料，这些知情者包括敌对分子、人士，也包括曾在阵营内后又因故离开革命队伍的人员以及其他中性人物。在中央社会部列出的第一批此类人员的名单中，北湖名列情报系统榜首。但是，此人在1948年底就失去了影踪。
当然，寻访北湖还有另一个意义更加深远的目的：鉴于建国后情报战线面临许多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情况，我们国家急需加强对情报人员的培训，提高情报工作者的业务素质特别是情报研判能力。相信如果寻访到北湖其人，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无疑颇具作用。至于为什么要在华东地区
寻访，那是因为根据手头少得可怜的那点儿不知真假的材料判断，华东地区特别是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在内的长三角地带是北湖以前活动的主要区域。雁过留声，人过留踪，他在该地区活动了大约二十年，总该留下丁点儿痕迹的。因此，北京方面把该使命交由华会部执行，华会部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又把这一使命下达给特案组。
介绍完上述情况，马头儿对焦允俊等三人说，咱们关起门来，也不讲什么“光荣使命”之类冠冕堂皇的话，说点儿实在的。我知道这桩任务不大好办，对于特案组来说，所要花费的精力可能比上午向你们下达的那起案子还要大。考虑到特案组一共只有七名同志，同时完成两项任务力量当然不够，所以给你们两个选择：一是克服困难，同时进行两项任务；二是先把上午下达的那个案子往旁边搁一搁，集中力量把寻访北湖的活儿拿下。你们支部可以讨论一下，我给你们二十分钟时间。说罢，马头儿从口袋里掏出两包香烟放在桌上，起身出去了。
焦允俊马上撕开一包，叼了一支点燃，咂摸咂摸滋味，吐出一团烟雾，感叹道：“当领导就是好，这烟……”忽见郝真懦皱起眉头，怕他上纲上线，便把下面的话又咽回去了。
两人搭档这段时间，郝真儒也摸透了焦允俊的脾性，知道他有口无心，既然他适时住口，郝真儒也就不再计较：“你俩对这事怎么看？是同时上呢，还是先上北湖?”
支富德说：“同时上只怕力量不够，别到时候成了驼子跌跤---两头不着实。”
焦允俊不住点头：“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郝真儒看着他：“这么说，你是同意老支的观点，先把上午接的那个案子往旁边放放?”
焦允俊又大摇其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对老支的观点进行科学评判。”
“那你的意思是……”
“我无所谓，反正都是革命工作。如果一定要我明确表态，那我倒是赞同两桩活儿一起上的。想想吧，一个七人专案组同时干两件活儿,一件是华东地区的大案，另一件是寻访一名曾经
在情报界呼风唤雨的神秘人物，这都是可以留下不平凡记忆的活儿啊！将来俺老焦同志百年后，儿子、孙子，还有他们的子子孙孙，会把我这个革命祖先的业迹代代相传……”
郝真懦听他越说越不着调，马上拦住：“你这种念头不仅仅是个人英雄主义倾向，简直就是家族英雄主义!”
焦允俊知道自己这位搭档不吃逗，点到即止，不再胡扯：“言归正传吧，反正都是干活儿，一桩也是干，两桩也是干，肯定要分工的，把人分为两拨不就得了。老支你说是不是?”
支富德一向言语不多，当即点头表示同意。郝真儒说：“那就这么定了，两桩活儿同时进行。虽然有难度，但我相信，凭咱们集体的力量，凭咱们以往克服各种困难破获那么多大要案的经验，我们有信心圆满……”
焦允俊怕他像政治指导员似的说下去没完没了，赶紧打断：“行了，这事就这样定了。老郝您说得累了，歇口气儿，往下讨论分工，那就是我焦组长的活儿了。”
几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决定上午那起大案由郝真懦、支富德、沙懋麟、张宝贤四人侦查，寻访北湖的任务由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负责。当然，分工不分家，哪一拨先完成，就去支援另一拨。分派完任务，焦允俊笑道：“老郝，看来十有八九是我这一拨支援你那一拨了。”
郝真儒不服气：“别得意.难说!”
焦允俊随即把马头儿请进来，马头儿对支部会议的决定很满意。马头儿离开后，焦允俊对那二位说分工不分家是口号，实际工作得按照组织规定进行，咱们首先就是分家。两拨人的办公室得临时调换一下，各干各的活儿，互相不能透露案情，当然，必要时我们支部三个成员可以沟通。郝、支两人对此都表示赞同，于是说分就分，两拨人马分别在一楼二楼办公，互不干扰。
当晚，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开会分析案情。焦允俊先把下午马头儿交代的内容一五一十复述了一遍，说我们这一拨该有个名称，就叫
“寻访小组”吧。然后分析案情，各人发表看法，都觉得北湖其人实在了得---
从中央社会部提供的情况来看，这人并不属于时期在长三角（主要是上海滩）活动的中外任何一方势力，可能受过情报判研方面的训练，也可能并未受过训练，纯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爱好自学成才，同时还客串非职业性的情报贩子。
尤其是最后一点，这种非职业性的情报贩子在当时的上海、南京、杭州以及苏南城市中普遍存在，巡捕房的包打听、警察局的便衣、旧军队的侦缉员以及铁路、码头、旅馆、饭店、医院、公交、邮电等行业的从业者，甚至到处可见的乞丐、瘪三，这些人中都不乏向各方情报工作者有偿提供情报的，而且是一批相对固定的人员，只不过他们业余工作的业绩没有北湖那样辉煌。当然，不论北湖再怎么辉煌，也只是一个个体户。使焦允俊等三位感叹的是，这个个体户从一开始涉足该行业，竟然就如同专业情报人员那样严格恪守职业准则---隐蔽自己。
根据北京提供的非常有限的材料，此公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已开始活动。通常说来，一个业余情报人员肯定会在其与情报活动相关的生涯中不小心露出痕迹，特别是在刚刚起步的那几年里更是如此。可是，这个北湖就是那么有预见性，仿佛在起步伊始就预见到今后自己会成为一名得到中外情报界认可的专家，如果不在初始阶段就刻意注意保密和隐蔽，只怕以后活不滋润，所以，他就时时留意、处处留心。这乃是一个优秀情报人员的天生素质，寻常搞情报的，往往需要反复训练方才能做到这一点，北湖却轻而易举就做到了。
分析到此，焦允俊不由挑起大拇指，这个人实在厉害！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北湖的风格，这无疑是眼下我们寻访此人最大的难点所在。接下去我们应该如何寻访？马头儿给我们的材料有限，而且不一定靠谱。我们研究一下，看怎样以最短的时间，耗费最少的精力，以最安全的方式把目标找到。
三人一番讨论下来，很快就形成了工作思路。
第一，马头儿提供的情况显示，北湖曾担任过汪精卫的私人情报顾问，这应该是眼下最有希望调查到其基本情况的一个切入口。众所周知，汪精卫的惧内是出名的，其老婆陈璧君是一只极为剽悍的母老虎。在高官的眷属中，陈氏是唯一敢于公开跟耍泼，甚至让蒋见之憷头的一位。陈璧君对汪精卫的掌控更是严密，经常由日常生活方面延伸到公务上，特别是汪精卫叛国投敌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代主席后，陈氏更是把这种做法发挥到极致。汪精卫聘请北湖为情报顾问之举，陈璧君应该是知晓的，甚至汪精卫还征求过她的意见。
根据这个女人的性格，她一旦知晓，肯定会对北湖的相关情况问长问短，不为别的，单单出于对汪精卫安全问题的关心她也必须这样做。须知自从汪精卫1938年12月叛逃河内以来，“军统”曾数次组织对其的行动，虽然都没有成功，但汪、陈夫妇肯定是吓得不轻。对能够接近汪精卫的人（哪怕只有一次），陈璧君必定非常小心，而且会亲自过问安全审查情况。既然如此，若是对陈璧君进行外调，也许会获得北湖的线索。
第二，据材料上说，北湖最近一次向方面提供情报的时间是1948年初冬，但并非是向华会部提供的，也不是向上海地下党组织提供的，而是向军方。当时，我军在上海、南京有数个情报集结点，由于秘密战线的复杂性与安全性，互相之间不可能知晓，即使同是军方，也有不同的归属，二野、三野以及华中军区、山东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都有。
直到现在，新中国成立将近两个月了，还是继续保密，华东特案组根本不可能打听。但是，这应该是一个渠道，还是要向马头儿打报告，要求华会部向北京提出，是否可以跟军方联系（后来这个报告倒是打上去了，但如石沉大海，始终没有消息）。
第三，马头儿还提到过，北湖曾在上海干过药业掮客，这也是一条线索，可以向药业公会的老人了解一下。
二、获取线索
次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去找陈璧君外调。
抗战胜利后，陈璧君在广州被“军统”特务成功诱捕，于1946年4月被国民政府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谋图本国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先后关押于苏州狮子口监狱、苏州长春巷吴县看守所、苏州司前街看守所，江南解放后，陈氏于1949年7月1日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女监服刑。
关押期间，陈璧君继续保持着她那副悍妇做派。移押上海提篮桥监狱后，人民政府根据政策，充分给予她人道主义待遇，同时予以思想教育。1959年陈氏病逝于监狱前，思想认识已有很大转变。但焦允俊三人去监狱外调时是1949年11月，其时她因长期.最终却落到手里，抵触情绪颇大。
之前，曾有公安系统的办案人员前往监狱对其进行外调，以便查淸某个历史案件或某人的历史情况。陈璧君却是能推则推，总以年龄大（五十八岁）或生病影响记忆为由，拒绝回答。此番华东特案组三侦查员过去，听狱方介绍了陈氏的情况后，孙慎言、谭弦对能否得到陈璧君的配合感到担心，焦允俊倒是信心十足，说不瞒二位，我咋晚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半宿没合眼，一直在考虑对策，现在我老焦已经有了方略，一会儿看我的就是！
孙慎言、谭弦知道老焦的手段一向了得，料想这不是虚言，当下也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可接下来却是大失所望。陈璧君被管教员带进办公室后，尽管焦允俊对她很是客气，一口一个“陈女士”，可人家对他们三个却是冷目相视，淡淡问三位有何见教。焦允俊说有点儿亊情想请教陈女士，事情不大，跟陈女士本人也并无关系，然后就说到了北湖。陈璧君却是摇头，说我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焦允俊解释说此公是当初汪精卫特聘的私人顾问，话音刚落，陈璧君勃然大怒，说汪精卫三个字是你们这些小子叫的？
原来，尽管坐了牢，陈璧君待人接物还是有一套规矩的。凡是前来找她外调的，不管是什么级别，对她本人的称谓应该是“汪夫人”，次之则是“陈女士”，对汪精卫的称谓则是“汪先生”、“汪主席”、“汪院长”，如果来人是年纪大些的老派人物，称“兆铭先生”也可以（汪精卫本名兆铭，字季新，精卫系其笔名）。
如果不这样称呼，陈氏就会发火。对此，她还有一番歪理：如果你们是以政府公务员身份来讯问我的，可以直呼其名；但如果是来外调的，那就必须尊重我的人格和长期形成的习惯，否则，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这是我的自由——有哪条法律规定在押人犯必须接受外调、必须提供情况的（这样的规定当时还真的没有)？
往下的结果可想而知。焦允俊想了半宿定下的“方略”亳无作用，最后铩羽而归。回去以后，焦允俊想想不甘心，说汪精卫身边又不是只有这婆娘一个人，她不肯配合调査，难道别人也不配合？孙慎言、谭弦都点头称是，除了陈璧君，理应还有其他的知情人。
特案组要打听的事儿，只要渠道对路，很快就会有结吳，当天午后，从黄浦分局传来消息，说有一个叫屠三眉的在押人犯，汪伪时期当过汪梢卫的“侍卫官”，现关押于黄浦分局看守所。
谭弦不禁好奇地问：“这个名字有点儿怪，难道这家伙长着三条眉毛?”
焦允俊说：“长三条眉毛还能当得上侍卫官？那么醒目的特征，不适宜从事此类职业。”
果然，屠三眉只有两条眉毛，相貌与正常人无异，如果把他放到南京路人群里去，估计一转眼就辨别不出来了。不过，这人毕竞有特殊经历，往门口一站，就看出坐着的三位气度不凡，进来后一个立正：“报告长官，罪犯屠三眉，黄埔军校第六期步兵科出身，曾在军队当过中校团长，抗战时失足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因与‘军统’大特务戴笠相识，受其包庇，未曾入狱，以经商为生。解放后，人民政府明察秋亳，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于9月29日将我抓获归
案，现等候处理。在下罪有应得，心甘情愿接受任何惩处。如蒙政府法外施仁，网开一面，余生愿为、人民政府效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这番言辞听得谭弦目瞪口呆，寻思这犯人怎么这样能说会道。焦允俊却知道这是旧军人惯常的套话，当不得真的。为把气氛弄得轻松些，焦允俊冲他摆摆手：“请坐！嗯，你怎么叫这么个怪名字，有人以为你长了三条眉毛呢。”
“报告长官，在下出生时确实有三条眉毛，故先父给起了这个名字。后来，印堂上方那条眉毛随着年龄增长渐渐退掉，到九岁时全没了。”屠三眉一边回答，脸上显现出一种不解的神情，估计在寻思这些人怎么对自己的眉毛那么感兴趣。
焦允俊让对方放松下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就跟他聊起在汪精卫身边担任侍卫官的情况。屠三眉果然是当侍卫的料，回答的内容确切到位又不显得啰唆，使焦允俊了解了一些关于汪精卫的安保、办公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况，他觉得这种了解对今后的调査或许有些用处。一番交谈下来，侦査员感觉差不多了，便问起汪精卫聘请的私人情报顾问之事。
果然，屠三眉点头：“有这事。那是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成立前三天决定的，一共聘请了两名，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日本人的名字我知道，叫中岛阿太，汪精卫称呼他‘南山君’。后来也见到过两次，是个五十多岁的瘸腿小老头儿，听说曾经是日本陆军中将，但那时已经退出军界，在经营洋行。另一个中国人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汪精卫在别人面前曾经提到过他，称他‘北湖先生’。”
三侦査员都觉得找对了人，这种内情，如果不是在汪精卫身边的人根本没法儿知晓，此刻连编都编不出来的。可继续往下问，屠三眉却说他就知道这些。焦允俊寻思，这主儿多半是想讨价还价，这也难怪，旧军官加汪精卫的侍卫官，跟戴笠又有私交，解放后不逮他逮谁？一旦被捕，有关方面对这种双料货没有三年五年的审査是不可能定案的，定案后判刑也是肯定的，判多判少
就难说了。屠某肯定知道他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势，所以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主动与政策贴近，要是能弄个立功，那肯定会少判几年刑。而特案组这边，由于任务重大，来了个倾巢出动，屠某一见这架势，难免有“身价倍增”之想，于是就想讲斤头谈尺寸了。
焦允俊暗忖，谈总比不谈好，那说明后面可能有戏。借用沪语来说，屠侍卫官“门槛”太精（源自洋径浜英语，英文monkey的谐音，“门槛精”的意思是像猴子一样机灵），明明想占个便宜，自己却不说，还要外调方主动宣讲政策，然后才肯顺竿上。不过此刻也没有办法，只好宣讲一下了。
当下，焦允俊就把其实屠三眉已经知道了的政策简单说了一番。屠就有了爬竿而上的机会，问如果他提供了线索，是否属于立功行为。焦允俊说这个自然，但前提是线索必须有效，否则你这番表现叫自讨没趣，如果你故意误导，那就是偷鸡不着蚀把米了，不但不会减轻处罚，量刑时还会足尺加三。
一番话说得屠三眉连连点头，然后就提供了他认为可能有用的材料——当年在汪精卫身边当侍卫官的时候，他曾两次见过北湖。第一次是在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的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当时汪已经决定出任伪政府首脑，一整套安保系统都仿效，正在组建侍从室，屠三眉是第三个报到的警卫。报到后，陈璧君通知他不称警卫，而是叫侍卫官。那时汪精卫夫妇还住在上海早年由法租界当局越界筑路辟建的福履理路（今建国西路，筑路后实际上由法租界控制和管理，沪上坊间通常也将其视为法租界范围）的汪公馆，距波兰领事馆不远。
那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汪公馆大门，在院子里停下后，车灯和院内的灯光几乎是同时熄灭的。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中等个头儿的人，一身黑西装，皮鞋也是黑色的，头上戴的黑呢礼帽压得很低，几乎把架在鼻梁上的那副墨镜都遮掩了。使屠三眉觉得惊奇的是，这人戴的那个大口罩也是黑色的。这个“黑人”由已经等候着的汪精卫的秘书引领进入室内，屠三眉随后跟进，却在办公室门口被秘书一个手势阻住了脚步。秘书随即也退出来了，和屠三眉一左一右坐在办公室门前走廊的椅子上。
屠三眉对这个神秘人物产生了兴趣，他的听力是不错的，想试着捕捉室内的声音，可是，办公室的隔音效果太强，“黑人”待在室内大约二十分钟时间，屠三眉什么也没听到。谈话结束，“黑人”出来，汪精卫送到办公室门口，说声“先生保重”，那人竟然只是微微点了下头。
这使屠三眉非常吃惊。他给汪精卫当了四年的侍卫，直到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才去杭州汉奸政府任闲职，在汪氏身边见惯了汪送客的场景，不论中国人外国人（包括傲慢的日本高官），没有一个用这种淡定的方式与汪氏告别的。此刻侦查员提起那个神秘人物，他马上就想起了那难忘的一幕。他记得目送那辆黑色轿车离去后，出于好奇，还站在院子里听着渐去渐远的引擎声，辨别轿车行驶的方向——轿车是沿着福履理路往东而去的。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41年初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其时汪精卫已经住在南京的颐和路34号公馆，那是由其连襟、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褚民谊赠送的。那天晚上轮到屠三眉值班，晚饭后，汪精卫吩咐说，晚些时候北湖先生要来访，让屠关照厨房准备夜宵，简单点儿即可，北湖先生喜欢吃面条，就准备鸡汤面吧，下得硬一些。屠三眉即去厨房安排，但他根本没想到所谓的北湖先生就是上次在上海拜访汪精卫的那个“黑人”。
说是晚些时候，一直等到深夜了客人还没到，十一点左右，汪精卫按铃招呼屠三眉去其办公室，让屠给下关火车站打个电话，问上海来的客车是不是晚点了。电话还没打出去，门口警卫已经来电向屠侍卫官报告：有客人晋见汪主席。
这个客人就是北湖了。屠三眉当然不可能认出对方，对方也没自我通报，事后屠问了门口警卫，客人是坐一辆出租马车来的，下车后没对警卫开过口，只出示了一张汪精卫亲笔签名的名片。警卫知道来者不凡，即打电话告知侍从室。
正好这时秘书进来，听了屠的报告，马上三步并作两步赶出去迎接了。
客人全身被黑色花呢风衣裹了个严严实实，戴一个大口罩，茶色眼镜，这种严严实实提醒了屠三眉，他当即想起去年在上海法租界汪公馆见过的那个“黑人”。这次，屠三眉尽管没见到客人的真容，但听见了北湖先生的声音。
北湖先生进入汪精卫的办公室不久，厨师把夜宵送来了。按照规矩，厨师只能把夜宵送到办公室门口，由侍卫官送进办公室。屠三眉端着托盘进去时，再次领教了客人的神秘。汪精卫亲自给他沏的一杯茶放在茶几上，一看就没喝过，而客人竞然还戴着口罩！托盘放到茶几上，客人点头，说了声“谢谢”，那口音带着浙东韵味。
屠三眉离开汪稍卫办公室时，接班的另一侍卫官陈鸣已经在门外站着了。两人去隔壁的侍从室交接班……焦允俊听得刚来劲儿，屠三眉却像是踩了一脚刹车。焦允俊追问：“往下呢?”
“往下？往下我就下班了，去隔壁宿舍休息了。”
焦允俊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微叹了一口气：“唉，老屠啊，这可就怪不得我们不给你机会了。你提供的情况于我们要找到北湖这个人显然于事无补麻，怎么算你立功呢?”
屠三眉自是不甘心：“报告长官，根据我提供的情况判断，那个北湖先生很有可能是住在上海的，因为汪精卫叫我给火车站打电话询问上海的火车是不是晚点了。”
焦允俊冷笑：“嘿嘿，当时的京沪线（即后来的宁沪线，政府定都南京，故将宁沪铁路称为‘京沪线'）也停靠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车站，即使北湖是乘这趟车抵达南京的，也不能说明他肯定是在起点站上的车呀，你说是不是?”
原以为对方闻听此言肯定会满脸沮丧，哪知屠三眉稍稍一怔之后，突然露出笑容，摸了摸脑袋说：“哎，这位长官，您这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后来我听说那个北湖先生可能是住在苏州的。”
据屠三眉说，1942年5月下旬，确切日子好像是23日，汪精卫去苏州检阅“淸乡成果”，下榻于在苏州的别墅“蒋公馆”。屠三眉当时奉命去杭州出差，没有随侍，陈鸣去了。陈鸣是陈璧君的亲戚，虽然跟屠三眉一样是侍卫官，所领的薪饷也是一样的，但汪精卫对他比对其他侍卫官亲近一些，下意识的防范也少些。后来屠三眉听陈鸣说，当晚汪精卫吩咐秘书通知北湖来一趟其下榻处，有事相询。陈鸣和屠三眉一样，对曾经夜访南京汪公馆的北湖有一份好奇心，所以就留了心。
当然，汪精卫身边的侍卫官都是受过纪律教育的，专门由日本人给他们上过课。陈鸣不会刻意去留意什么，但如果机会送到眼前，他也不会放弃。那天正好他当值，自然就是一次机会。当天午夜，一辆马车载来一个客人。当这个客人从竹丝编织的篷厢中钻出来时，陈鸣暗吃一惊 对方竟是一副中东人的装束，身穿长袍，头上蒙着白色围巾。下车后此人谁也不看，快步进入厅堂，随秘书上楼去了。那辆马车随后调头驶出大门，这边的警卫不知道那“中东人”离开时是否仍旧坐这辆马车，但既然对方没有事先告知，他们也不开口相询，打开大门任由其离去。
片刻，有人敲门。警卫开门一看，竟是两个日本兵，嘴里哇啦哇啦一连串日本话。一干警卫都不懂日语，便去请留学过东洋的陈侍卫官出来应付。陈鸣到门口跟日本兵一搭腔，得知他们是夜间巡逻队，今晚接到城防司令部命令搞戒严演练，此刻正是戒严期间，故在前面拐弯处拦下了一辆马车，要把车夫逮捕。车夫比画着说他是拉客人到蒋公馆来的，蒋公馆是何处所，日本兵当然是知晓的，因此前来核实情况。
陈鸣证明车夫所言属实，但带头的那个上等兵要求他去拐弯处看一下，确认是否就是这辆马车和这个车夫。这样一来，就使陈鸣有了一个跟车夫对话的机会。他过去跟车夫聊了几句，弄清楚车夫姓韩，是苏州的古玩字号“真宝斋”老板吴子扬的私人马车夫，今晚奉主人之命把这个装扮奇特的客人从家里送到蒋公馆。主人吩咐送到即返，回头是否需要去接，待蒋公馆打来电话再说。车夫自然照办，不料今晚日本人搞戒严演练，如果不是陈鸣过来作证，只怕他就得进宪兵队了，不死也得脱层皮。
三、遭遇盯梢
离开黄浦区看守所时，焦允俊三人的神情与先前走进大门时迥然不同，谈不上神采飞扬，但轻松是显而易见的。
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调査？孙慎言的想法是赶紧奔苏州找那个古玩商人吴子扬，这人跟北湖有直接接触，应该了解情况。谭弦也是这么想的，连说可行”。然后，两人就望着焦允俊等他定夺。焦允俊也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认为去苏州前应该先去一趟药业公会，了解一下时上海滩是否有类似北湖那样一个角色。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倘若运气好，一下子就在药业公会打听到北湖的下落，那就不必去苏州了；二是如果药业公会那边对北湖其人的情况不清楚，也可以请他们相帮打听着，如果在苏州没有访査到北湖的下落，回头还是得盯着上海药业公会这边，这样一来，就可以节省些调査时间。
不出所料，在药业公会没有打听到北湖的情况，焦允俊做了一番安排，随即与孙、谭二人一起赶赴苏州。当天晚上八点多，三人抵达苏州，住进了祥符寺巷一家叫“怡红楼”的中档旅馆，这旅店的名字实在别致，听上去容易使人误以为是烟花场所。次日，11月23日上午九点，三侦査员去了苏州市公安局。当时各地公安机关都有负责接待外埠同行来本地调査以及办理案件的临时部门，名称基本都是“交办组”、“协办组”之类，苏州这边叫“协办组”。市局秘书科马科长看了盖着华东特案组印鉴的介绍信，自是热情。听了侦査员的外调目的，马科长说有名有姓有职业那就好办，当下通知协办组组长殷德胜配合调査。
协办组立刻与派出所电话联系，并给三位侦査员出具了介绍信。殷徳胜还要把协办组的一辆摩托借给他们使用，焦允俊婉言谢绝了。
当下，三人步行前往派出所，核实了吴子扬的住址，孙慎言、谭弦都以为会立刻奔吴宅，哪知焦允俊却不慌不忙。从派出所出来，他朝两人丢了个眼色，示意两人少安毋躁。三人在街上转了一阵，看看已是午餐时分，焦允俊说前面就是苏州有名的观前街，我们去那里找家上档次的面馆吃面。.
原本说好是去向古玩商吴子扬打听北湖情况的，现在却成了逛街吃饭，这个安排不禁使孙慎言、谭弦大觉意外，都用不解的眼神看着头儿。焦允俊不管不顾，头前引路，直奔观前街上一家面馆。进去坐定，向跑堂要了三个冷盆、一瓶黄酒加上每人一碗浇头面，说咱们边吃边聊，时间有的是。那二位也是心眼玲珑剔透之辈，当下寻思像是有情况啊！当然，不能有任何异常的表现，一切按老焦的意思做就是了。于是，三人喝酒吃菜，随口聊些闲话。
吃饱喝足，焦允俊说咱们回旅馆休息吧，睡—觉再说。三人又步行回了“怡红楼”，进房间后，焦允俊示意关闭门窗，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面上写了“盯梢”两宇。谭弦大吃一惊，一双眼睛瞪着特案组长，嘴唇微张，像是噙着一个问号。孙慎言微微一笑，悄声道：“我在面馆就觉得情况有异，确实有人盯上咱们了!”
焦允俊生性机警，接受过专业训练，还有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经历，早已养成了“睡觉也只闭一只眼”的职业警惕。这种时刻准备遭遇不测的意识已经成为一种人生本能，随时随地都会发挥作用。每次接受任务后，他都要暗暗提醒自己：伙计，注意啦，没准儿就会遇上危险，稍有疏忽性命难保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只要一离开特案组驻地，他就浑身蓄劲，表面上依然嘻嘻哈哈，实际身上的每根神经都绷着呢。
昨天傍晚登上赴苏州的火车，焦允俊的这份职业警惕又被激活了。当然，作为资深情报工作者，他不可能平白无故地为自己设立一个假想敌。特案组所负使命来自中央社会部，由华会部正式下达调查命令，在保密方面应该是没问题的，通常说来不会出现被人跟踪或暗算的可能。
可是，通常不是绝对，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焦允俊从不会因侥幸心理放松警惕。昨晚人住“怡红楼”之后，焦允俊在旅馆里里外外转悠了—圈，没发现可疑迹象。上午去市公安局时，一路上照例暗暗留意，也是一切正常。不料，在平江路派出所了解完情况刚刚出门，就发现有一个三十余岁的妖艳女子在马路对面人行道上与他们三人并行。初时他并没特别在意，可是，拐了两个弯之后还是如此，焦允俊就不得不往跟踪方面_去猜测了。
他决定测试一下，路过一家鞋帽店时，他招呼孙慎言、谭弦一起入内看了看，还让店员拿出—双球鞋试穿，最后当然没有买。出门时四下一扫，没见那个女子，寻思可能自己过于警惕了，人家不过是碰巧跟他们同行了一段路而已。哪知，从鞋帽店出来不过两三分钟，那个女子又出现了，这回是在马路同一侧，在他们身后大约十米远的距离尾随。焦允俊断定那女子是在跟踪无疑，心里不惊反喜：正愁找不到线索，你这一跟踪，不是把线索送上门来了吗？
凭经验.他料想对方既然决定跟踪，那就是已经基本确定他们三个佯装游客的主儿的真实身份是便衣了，跟踪的目的不可能是为了证实他们跟公安局有联系，而是还要往下深入了解，看他们接下来会去哪里，想干什么。所以，焦允俊并不担心对方会就此罢休。不过，既然被跟踪，就不能径直去找古玩商吴子扬外调了，得先揪住眼前这条主动冒出来的线索。
带着孙、谭两个转悠了一阵，对方盯梢依旧，但盯梢的人换了，不再是那个妖艳女子，而是一个四十来岁穿藏青色中山装的男子，一米七左右的个头儿，长得很壮实，一张国字脸上的五官比较端正，两道扫帚眉下的那双眼睛里时不时有煞气闪过，应该不是善茬儿，弄不好是杀手一类的角色。和先前那个妖艳女子一样，这人很明显没有受过跟踪方面的职业训练，凭焦允俊的手段，可以轻而易举甩脱对方，或者干脆将其拿下。但此刻焦允俊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寻思这对男女背后多半还有人，把对方的情况弄清楚再动手也不迟。
再者说，既然是对身负重要使命的特案组侦査员进行跟踪，对方应该也不是凡品，可这对男女的跟踪水平实在不敢恭维，那就有可能是对方临时利用的角色，说不定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上家是谁。如果贸然出手把这个扫帚眉连同之前的妖艳女子拿下，也就不过证实了猜测，后面的戏估计就停演了，那岂不可惜？因此，焦允俊决定按兵不动，和孙慎言、谭弦吃过午饭，又一起溜达着回“怡红楼”休息。
那么，下午是否要去走访古玩商吴子扬呢？焦允俊分析，如果去的话，对方肯定仍会跟踪，虽然采取反跟踪措施可以轻易摆脱，但这就等于告诉对方已经发现他们跟踪了，没准儿就把他们吓退了。所以，走访吴子扬的事还得往旁边放一放，而且还要通知老殷那边暂且不去找吴子扬了，也不必跟分局或者管段派出所联系。至于特案组侦査员遭到跟踪的情况，更没有必要向这边的同行透露。
下午，三侦査员去了趟市局。果然，路上又受到了那对男女的交叉跟踪。焦允俊生怕另二位露出破绽，事先反复关照他们千万要注意，那二位自是严格遵守特案组长的命令。可是，接下来却发生了令侦査员不解的情况：他们在市局跟老殷喝着茶聊了半个多小时，告辞离开时，那两个交叉跟踪的男女却不见了，也没发现有其他人跟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深夜遇袭
事有蹊跷，焦允俊等三人难免心神不宁。转眼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孙慎言、谭弦都说没胃口，不想吃。焦允俊说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没必要弄得这么纠结，饭总是要吃的。这样吧，你俩不用出门了，我也不出门，招呼账房差一个伙计去叫外卖，弄点儿馒头，再来一锅汤，就可以凑合一顿了。
一会儿，馒头和汤送来了。那二位中午吃的面条早就消化殆尽，这会儿闻到香味儿，腹中立刻“咕咕”作响。可焦允俊却不让他们吃，连汤也不能喝。特案组长平时表面上嘻嘻哈哈，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其实一向心细如发。此刻人生地不熟，又碰上蹊跷情况，哪敢大意。对眼前这份外卖，他不敢掉以轻心，当下掰了半个馒头，在汤里浸了片刻，走出房门穿过院子（他们的房间在旅馆后一个独立小院里先前出去时他看见外面天井里拴着一条土狗，即如今唤作“中华田园犬”的那种，此刻，他的主意就打在这条狗身上。
那狗看到他手上的馒头，登时狺狺而吠，他把馒头扔在地上，那畜牲三两口就吞了下去，犹嫌不足，抬头望着他哼哼。焦允俊不再搭理它，点了支烟抽着，走到另一侧墙边的金鱼池前观赏金鱼。一支烟抽完，那狗若无其事，正盘算时间是不是有点儿短时，从前面院子来了两个伙计，抬着一个沉重的木柜，要将其放进天井这边的库房。
库房门打开后，因门檻有些高，两人抬不进去，焦允俊就上前相帮。那口柜子里装着历年的账本，确实沉重，三人合力摆弄半晌，总算解决了。伙计自是感激，掏出香烟请焦允俊抽，借抽烟的机会，焦允俊跟两人聊了一会儿。离开时看那狗一切正常，于是返回房间说“开吃”。馒头和汤本来是热的，放到此刻已经凉了。三人也不计较，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孙慎言、谭弦见组长这么谨慎，一颗心也提溜起来了，说咱们得机灵点儿，万一发生啥事儿，比如让歹人把门从外面锁上烧一把火什么的，那岂不给一锅儿端了！焦允俊说没事，咱们只管睡觉，明天早点儿起床，出门找家面馆吃了早饭，直接去吴子扬家登门拜访，顺利的话，中午就可以上火车动身回上海了。
那二位对焦允俊一向信服，见他若无其事，也就放下心来。这时，外面浙淅沥沥下起了小雨，风也渐渐大了，寒气透过门窗缝隙漫进来，让人忍不住打冷战。焦允俊说关灯休息吧，三人遂上床睡觉。
因为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跟环境有关系，这里先介绍一下三个侦查员人住房间的位置。“怡红楼”是一幢两层楼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再往前便是临街的大门，古色古香的门框上方挂
着一块黑底金字的红木匾额，“怡红楼”三字写得很有韵味，据说出自前清苏州知府吴云书之手。那两层搂房便是旅馆的客房，上下各有二十间。楼房后面有个天井，中间一道有月亮洞门的影壁把整个儿天井分成前后两块，前块两侧是厨房，后块两侧是库房。
后天井再往里还有一个小院子，称为后院，里面有一间平房，据说以前是旅馆老板郭元庆为一生笃信佛教的妻子颜氏设置的修炼专用场所。颜氏病逝后，郭老板把该处辟作一处独立客房。据说因发生过“闹鬼”事件，被同行四下传播开去，渐渐一些知晓这一情况的旅客就不愿意入住了。郭老板倒也干脆，立马降价，但凡有三四个结伴旅客来投宿的，便向人家推荐该客房，房价打七折，而且会向人家讲淸楚为何打折。胆小的旅客自然闻而却步，但也颇有些胆大的旅客不在乎，因为价格便宜，反而争相要住，有时后院客房的人住率甚至高过前面的客房。
焦允俊三人来登记住宿时，出示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出差介绍信。当时郭老板正在账房间，见他们有三位，便推荐后院的那间七折房，亲自领他们去看。侦査员见乃是一处有围墙、大门隔断的独立小院，真有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感觉，对于出差在外的特案组侦査员来说，这是最合适的住处，既安静便于休息，又可以在房间里商量案情。至于郭老板所说的“闹鬼”，三人根本不屑一顾。
当下，三人紧闭门窗，上床安歇。夜渐深，雨渐下渐密，风势也渐渐增强，风声雨声掩盖了其他声响。那条土狗起初还不时吠叫几声以显示自己正在履行职责，后来干脆就没有声息了。如果现在随处可见的摄像头穿越到1949年安装在后院门外，就会摄下发生于午夜后的那一幕——
风雨中，前后天井中间影壁的月亮洞门边沿露出一颗脑袋，镜头拉近，可以分辨出那就是白天眼踪特案组侦査员的两个家伙之一“扫帚眉”。这主儿窥探片刻后，闪身进入后天井。那条在库房前的一堆破烂物件底下避雨的中华田园
犬发出狺狺之声，从破烂下面钻出来，却不上前向“扫帚眉"，而是退入侧后方的库房门口，借库门上方伸出的棚檐避雨。紧跟“扫帚眉”而入的一个四十多岁身穿黑衣的精悍小个儿男子立刻甩出一个肉包子，土狗闻了闻，继而低头吞食。这畜牲吃得正津津有味，“扫帚眉”拿着另一个肉包子伴装友好走到近前，双手倏地一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掐住了土狗的脖颈。后面那个黑衣小个子一个箭步上前，一刀将土狗结果。
解决土狗后，二人在湿漉漉的狗身上擦去沾上的狗血。黑衣小个子几步来到后院墙前，耳朵貼着院门探听里面有无动静，稍停，冲身后摆摆手。“扫帚眉”二话不说，就地一个上跃，两手攀住墙头，一个引体向上，轻而易举翻墙进院，开院门让同伙入内。两人移步至侦查员人住的客房窗前侧耳倾听，里面传出不同频率的呼吸声，估计房内的旅客睡得正酣。黑衣小个子瞟了一眼黑暗中的同伙，“扫帚眉”已掏出手枪对准房门口，黑衣小个子则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
那个年代安装窗户玻璃，都是在窗框内侧钉钉子，然后以油灰（即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密封，只要把油灰刮掉，拔去铁钉，就能轻易卸下玻璃。看来黑衣小个子精谙此道，他把小瓶里的油涂在窗玻璃四周，使业已干硬的油灰变软，然后用刚才解决土狗的那把尖刀撬下油灰，卸下玻璃。窗内低垂着的布质窗帘被外面的风一吹，向屋内鼓荡起来，被他一把抓住。
两个刺客落网后交代，按照预先的策划，接下来，黑衣小个子会伸手探进窗户，拔出插销，开窗爬进室内，再悄悄把房门打开，待“扫帚眉”进入后，即对三侦査员下手，用匕首将三个睡在床上的目标结果，尽可能不开枪，以防闹出动静来不便脱身。对于他们来说，这项活儿算是轻车熟路，也就眨眼的时间，活人就变成尸体了。
可是，这回他们却遇上了厉害的对手。黑衣小个子把他那双不知沾过多少人鲜血的罪恶之手伸入窗子，两个灵巧的手指头摸索到窗子的插销，正要拔开，手腕突然被一只孔武有力的手掌一把攥住，立刻下意识地要挣脱。他是练家子，手上那把劲在老家也是出了名的，可此刻却像是被一把老虎钳钳住，只觉得腕骨钻心地痛，接着，这份疼痛就算不得什么了，对方的另一只手也上来了，竟然硬生生拗断了他用来拔插销的两个手指头！还没等他喊出声来，—副手铐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将受伤之手铐住，另一头则被铐在焦允俊随手从旁边角落抓来的实木衣帽架上。
随着黑衣小个子刺耳的惨叫声，房门猛地打开。突然的变故让“扫帚眉”手足无措，下意识对准房间里开了一枪。但开门的孙慎言本系武工队出身，黑夜执行使命不下十几次了，经验丰富，打开房门后立即闪身躲到一旁。“扫帚眉”正要打第二枪，焦允俊先开火了，因为要抓活的，所以是冲下肢开的枪。枪响过后，伴随着“哎呀”一声，“扫帚眉”左膝中弹倒地，随即被从屋里扑出来的谭弦按在地上，双手死死攥住了他持枪的右手。不料这家伙蛮力惊人，单手挣扎，竞然把谭弦上半个身子都顶了起来。直到孙慎言过来一脚把那支“南部九四”式手枪踢飞，又一脚踩住了他的另一只手，这才喘着粗气极不甘心地被扣上了手铐。
这时，焦允俊提着从黑衣小个子那里缴获的“南部二六”式转轮手枪过来了，把枪递给谭弦后说了声“先把他们看住”，随即出门而去。一会儿，焦允俊押若一个披头散发哭哭啼啼的女人返回来。孙慎言、谭弦定睛一看，就是白天跟踪他们的妖艳女子。他们不禁感到奇怪：老焦怎么知道这个女人也下榻“怡红楼”的？
焦允俊让谭弦去前面账房间往市公安局打电话，请市局派车过来，先把受伤的送医院治疗，再进行讯问。孙慎言取出急救包给受伤的“扫带眉”和黑衣人包扎时，“扫帚眉”不服气地问：“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搞你们的?”
焦允俊把缴获的两支手枪拿在手中把玩，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就凭这么两支破枪你们就敢来行剌？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老子如若没有这份警醒，还敢干这一行？你们白天跟踪、下午入住旅馆，哪样瞒得过我的眼睛？
特案组长绝对不是在吹牛。先前对方突然停止跟踪，焦允俊多少有些意外，寻思对方要是换个什么法子在暗中盯着的话，那倒是有点儿麻烦。他让孙慎言、谭弦少安毋躁，自己出去叫外卖时，路过账房间，脑子里忽然掠过一个念头：对方先前巳经跟到过旅馆，会不会干脆入住，准备就在旅馆对付咱们三个？
这样想着，他就进了账房，对账房先生说跟另外两人约好的，今明两天他们会在贵号跟我会合，不知刚刚是否有新旅客入住了？账房先生先前给他们办理住宿登记时已经知道他们是上海公安，对此类公家人自是热情，当下直接把登记本送到他面前。焦允俊一看，下午来登记入住的旅客中，有两男一女所持出差凭证盖着平原省濮阳道口区一家商号的店章，入住前面楼房二楼的207客房。那是一个三人客房，虽有三张床，但没有套间，两男一女人住其中，就显得有些古怪了。况且，那家商号竟然一下子出动三个人到同一个地方跑生意，其中还有一个女的，这又是一奇。
焦允俊便向账房先生打听那三位是怎么个年龄模样。当时旅馆的账房先生，其他特长可能没有，但若论打算盘和记人面孔体态，可与当铺朝奉并驾齐驱。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那时候开旅馆的必须时不时应付以査账査贼査户口为名登门敲诈勒索的税务官、警察或保安团，一个不对没准儿就被封店抓人，破了财还不一定消得了灾。因此，他们对陌生人的长相都有一种人木三分的洞察力，记性也好，几乎是过目不忘。眼下焦允俊询问的账房先生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一来二去就把那三个旅客的一应特征说得清清楚楚。
两男一女中的妖艳女子和“扫帚眉”不就是跟踪他们的那二位吗？焦允俊不由窃喜，如此看来，对方是要跟侦査员拉近距离，不但跟踪，还干脆住到一家旅馆。他们的企图是什么呢？往“和平”的方向去想，无非是明天跟踪时方便些；往“暴力”方面考虑，那就是要对侦査员下手了。焦允俊不知对方会采用哪种方式对付他们，从干他们这一行的思维来考虑，自然得往“暴力”方面做准备。
焦允俊知道自己今晚肯定睡不好了。对方是三个，这边他们也是三个，三对三，应该不成问题。但焦允俊不想把孙慎言、谭弦弄得睡不好觉，所以没对他们露出口风，只是让他们安心睡觉。干特案工作的都有一份与生俱来的高度警惕，那二位见焦允俊和衣躺下，也就跟着仿效。不过，他们倒是真的睡着了，而且还睡得很熟，特别是谭弦。直到焦允俊听到外面的动静，将二人悄然唤醒。两个刺客本来是行剌来的，却遭遇了剧情大反转，被侦査员生擒。
五、阴差阳错
苏州市公安局协办组接到特案组侦査员打去的电话，立刻派车赶到。“扫帚眉”和黑衣小个子都受了伤，一个是下肢枪伤，另一个被焦允俊折断了两个手指头，由焦允俊、谭弦和市局协办组警员押往医院处置；那妖艳女子则由孙慎言和协办组警员押解市局。
对三个被捕者的讯问是待两个受伤者从医院回来后才开始的。焦允俊说那个女的一看就是跟班，受人指使，人家让干啥就干啥，可以暂时不管她。我们先审“扫帚眉”，然后是黑衣小个子。我和小谭负责讯问，老孙你负责看守人犯。
焦允俊原以为“扫帚眉”貌似莽汉，心机不至于很重，在三人中应是老二，老大则是那个目光明沉的黑衣小个子，所以“扫帚眉”应该好对付。哪知一向心思缜密判断精准的特案组长竟然走了眼，“扫帚眉”玩起了零口供，不管问什么，他都像个哑巴似的不开腔，甚至连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都不漏一字。焦允俊不想这样折腾下去，只好先把他放在一边，跟那个黑衣小个子聊聊吧。
看面相，黑衣小个子应该是个寡言少语的角色。焦允俊走进关押他的房间前，一想到又得面临一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较量，不由得有点儿犯憷，站在门口连续打了几个哈欠，甚至把身边的谭弦也感染了。临末，焦允俊擦去不由自主流出的眼泪，又伸了个懒腰，这才咬咬牙推开了门。特案组长算得上心眼绝对玲珑剔透之辈，只朝那黑衣小个子扫了一眼，马上有了一种直觉一这家伙不会像“扫帚眉”那样死顶的，至少眼下不会！
果然，一支香烟递上去，又给对方点了火，那主儿深吸了一口，脸上显出一种忍受力已经达到极限行将崩溃的神情，目光里的那份阴鸷竟然荡然无存。待到焦允俊又把一杯水递上去，那小个子竟然主动开口了，说兄台有甚要问的，兄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黑衣小个子名叫阮大成，平原省菏泽人氏，四十七岁，是当地恶霸“照天明”阮耕云的管家兼家丁头目、武术教师。抗战时当地建立后，阮耕云带着家人在阮大成的护卫下去了徐州。他在城里开着两家商店一家作坊，尽管老家的田地财产被政府没收，但靠着城里的资产照样可以过一份舒适的日子。稍后，老家伙又担任了日伪商会头目、警察局顾问，继续作威作福。阮大成跟着主子作恶，民愤甚大，当地民众对“二阮”深恶痛绝，每月初一十五都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老天开眼，赶快把这两个恶棍收去。
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日本鬼子投降，人们以为总算可以惩治“二阮”了，哪知，前来“劫收”的官员收受了阮耕云的重金贿赂.蓄意包庇，不但没追究其汉奸罪行.反倒让其出任当地保安营长，阮大成也弄了个便衣队长的头衔。“二阮”继续作恶，组织还乡团窜回老家，大搞倒算。不久，武装力量展开反击，还乡团长阮耕云被击毙。阮大成在混战中身负重伤，被卫士金上榜（即“扫帚眉”）救出，连同阮大成的相好、寡妇袁翠珍一起逃往安阳，投奔阮的武林师弟。
师弟是旧军人出身，抗战前就已回乡，在当地经商，开着一家槽坊。槽坊占地较大，且酿造之地少有闲人来往，三人躲在那里暂时太平无事。阮大成对那种厮杀逃窜的日子感到厌烦，看经商的师弟过得安逸，便和金上榜、袁翠珍商量，干脆留在当地，弄个合法身份，开一家店铺过一份平安日子。那二位对他言听计从，自无二话。阮就跟师弟商量，师弟说如此也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强。
于是，阮大成就从随身携带的财宝中拿出十两黄金，委托师弟办理一应事宜。师弟在当地人脉较广，很快就为他们三人办妥了户口。知道他们经不住追査，又请当地警察局伪造了户籍档案，阮大成与袁翠珍的关系是夫妻，金上榜与袁翠珍的关系是兄妹，成了阮大成的舅子。办理好一应手续后不久，当地解放了。阮大成开了一家在当地被称为“洋货铺”的专门出售小百货的店铺，做起了新下的合法生意人。
可是，师弟所在的安阳毕竟离阮大成的老家不到五百里地，当初阮大成身负重伤突出重围时，只想就近找一处安全的落脚地，养好伤后就要离开的。那时候安阳地区是国共双方经常拉锯的区域，别说阮大成了，就是蒋委员长也不知道过些日子这地方究竟会属于哪一方。阮大成原来的打算是，养好伤后如果还是的天下，那他就出头露面，打通关节重新当个小官，否则就远走高飞。
不料形势变化太快，而且于方面大大不利，他的伤势也时好时坏，还感染了一场伤寒，结果连伤带病休养了很久。之后作出留下的决定时，阮大成并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大形势，待到生米煮成熟饭，他才发现五百里地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遥远。经常有操着他所熟悉的乡音的顾客前来购买商品，幸亏他不是阮耕云，否则早就被人认出来了。但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安全系数已经越来越低了。阮大成就跟师弟商量，看是否能够找一个万全的法子。
师弟的日子也没有解放前好过，因为他当过旧军官，在当地又是一个能量堪比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虽然没犯过事儿，但历史问题是没法儿回避的，隔三差五就被公安局唤去谈话，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本地和外地公家人的调查。随着对时事政策的不断关注和了解，他发现别说其他了，就是帮师兄伪造身份让他们三个隐藏下来的事儿，就够得上包庇的罪名了，一旦败露，逮捕判刑没商量，闹不好脑袋都保不住。
他正想把师兄三个请离本地，另觅良枝落脚，但碍于面子又不好开口。此刻师兄主动来找他商量，自是求之不得。几番商量下来，师兄弟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去苏州投奔袁翠花的舅舅裘高山，请其设法为他们办理落户与开店经商等一应事宜。
裘髙山是苏州当地的开明绅士，掩护过新四军和地下党员，其宅一度还曾经是华东野战军的地下交通站和伤病员转运点。解放后他虽然没担任新的任何职务，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尊重。相信如果他出面为自己的外甥女袁翠花及“家属”合法迁移户口并在当地落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成功落户，就算洗白了身份，开店铺或者找工作也就没有障碍了。
当然，从不留后遗症的角度考虑，合法迁移户口也是有难度的。即便眼下这边的派出所没有发现阮大成三人系还乡团逃犯，可以凭苏州那边开出的迁入证明为他们办理迁移手续，但日后其老家那边的公安机关若是追查过来，只要一查派出所的户口迁移档案就可以顺藤摸瓜去苏州拿人了。因此，合法:正明是不能选择的，只能伪造。
阮大成灵机一动，请师弟设法去外地找个匠伪造一份军队转业证明。之所以伪造军方证明，是因为初解放时军队调动频繁，日后即使警方想调查，只怕也难以找到相应的单位和人员。师弟认为此法可行，就去了趟新乡，找了个匠刻了一枚“华北军区后勤部”下辖一家子虚乌有的单位的公章。
接下来一切顺利，裘高山对这个上门投奔的外甥女所说的一切信以为真，又持有军方出具的证明，就出面相帮办理了落户苏州的一应手续。阮大成原准备自己开店铺做生意，但在苏州考察了一番，意识到以后可能没有私有制了，个体做生意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弄不好最后连伪造的身份都会被戳穿，遂决定不开店铺，还是去打工做无产阶级吧。打工也有私营和国营之分，如果进公家企业，就要填写个人简历存进档案，那就不大牢靠，没准儿公家还会来一个调査核实哩。
所以，还是去私企为好。这样，阮大成就请他也尊称“舅舅”的裘高山出面，把他介绍进一家私营丝绸厂做了一名财务人员。金上榜则凭着他那身蛮力在轧米厂找了一份扛大包的活儿，袁翠珍还是做家庭主妇，待在租居的房子里烧饭做菜料理家务。
一个月前，阮大成接到师弟的一封信，说是据公安局一名留用警察透露，阮大成老家的公安局已经接到群众反映，称阮大成潜逃安阳一带，改名换姓洗白了身份。为此，平原省公安厅发出了专门针对阮大成、金上榜的通缉令，已经寄到当地公安局了，估计立刻就会予以追査。阮大成大惊之下，立刻给师弟回了一封信，未具称谓、落款，信封上也没有寄出地址，只写了“内详”两字。
不料，信刚刚寄出，师弟就来苏州了。他是逃出来的。当地公安局追査逃犯堪称神速，也就不过短短两三天时间，就已经怀疑到师弟头上，发出了传唤通知。师弟去派出所接受讯问，对方称为追缉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分子阮大成、金上榜而来，说话间出示了当初师弟相帮阮大成三人买通旧警察办理落户的一应材料，以及经办人所写的揭发材料。对方在师弟面前放上纸笔和一副手铐，说给你两个选择，—是写出交代材料，让我们把逃犯抓到，你就没事了；否则那就立刻逮捕！不过，逮捕后就没有宽大之说了。
师弟当下惊出一身冷汗，意识到他最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稍一定神，说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对方说可以，给你十分钟考虑。说着，收起手铐，在桌上放了一包香烟和火柴，让他一个人在屋里好好想想。十分钟后，当追逃人员再次进屋时，却大吃一惊：窗框上手指粗的铁栅栏已经被拗弯，嫌疑人脱逃了！
师弟这一逃就直奔苏州，见到阮大成后，说师兄我没供出你，从此我只好亡命天涯了。两人—起在馆子里喝了一顿酒，阮大成知道师弟仓惶出逃，身边没钱，便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钞连同手表、戒指一并相赠，师弟却拒绝接受，说他自有办法。阮大成知道师弟本领了得，早年系盗贼出身，后来投到师傅门下刻苦学武，成为他们这—辈中武功最好的一个。盗技加上武术，再有丰富的江湖经验，他应该可以走得下去。
没想到的是，次日清晨阮大成照例到附近公园晨练，听说树林里吊死了一个人，便和其他人—起凑上去看热闹。这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上吊者竟是师弟！
师弟出逃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物品，警方勘査后认定是自杀，就按无主尸体作了处理。对于阮大成来说，这条线索算是已经断了，可他突然想起那封寄出的信，不禁一惊：虽然未曾注明抬头落款，里面的话也说得含糊，可上面的邮戡会表明是从苏州寄出的。如果这封信落到警方手里，保不齐就会把侦査触角伸到苏州。
阮大成意识到那封信闯祸了，后悔不已。但此时也无法可想，只好设法先作防范了。跟金上榜和袁翠珍商量，那两个哪有主意，都说听他主张，他怎么吩咐就怎么办。阮大成寻思如果老家便衣来苏州追捕，那肯定是要跑派出所的，就决定让袁翠珍化装小贩去派出所周围转悠。时间紧迫，想到就做，阮大成当即去批了些香烟火柴针线糖果小玩具之类的小商品，装在竹篮里让袁翠珍天天出去叫卖。袁以前在家乡做过这一行，倒也熟门熟路，并不觉得犯难，每天还小有赚头。
这样到了昨天上午，袁翠珍照例出去做小买卖，在派出所门口瞥见三个男子从里面出来，其中两个（焦允俊和孙慎言）正在说话，都带着山东口音，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孙慎言）更是带着特别明显的鲁西南口音。袁翠珍这一惊非同小可，阮大成事先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应急措施，当下把竹篮寄存在附近一户她经常去歇脚讨口水喝的居民家，随即对三位侦査员进行跟踪，焦允俊三人进鞋帽店期间，她还抽空到附近给阮大成打了个电话。阮大成立刻与金上榜联系，命其赶紧请假，配合袁翠珍跟踪。
袁、金两人搞跟踪还是第一回，况且这是逃犯跟踪侦査员，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阮大成也
不比他们轻松。像他这种角色，事先早已有了如若发生不测的应对方案。他的方案就是继续逃跑。往哪里逃呢？一是南边几个尚未解放的省份，二是往境外逃，泰国、缅甸、高棉（1953年改称柬埔寨）、老挝或者香港、澳门。从阮大成被捕后的次日即被医生诊断为精神病来看，他在长期逃亡期间所受的稍神压力极大，在抵达苏州后梢神上应该已经有问题了，而师弟的自杀对他的刺激更是强烈。精神病人都容易钻牛角尖，反映在阮大成身上，就是要求自己制订的计划尽善尽美，滴水不漏，不能有一点儿瑕疵。怎么才能不留后患？偏执的想法导致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把追逃人员干掉。
现在，由于袁翠珍错认了目标，而阮大成自己又不出面予以核实，他派出的增援力量金上榜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奉命出马，只道老大已经吃准对方是追捕者了，哪里会有甄别之念？所以，阮大成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三个追逃人员后远走高飞。这件事对于他和金上榜来说应该比较容易，武器是现成的，那两支手枪是他们干还乡团时就已在使用的，不论逃到哪里都带在身边。于是，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以备逃亡之用的假出差证明入住“怡红楼”。事后想来，如果那天他们对付的真是老家来的追逃人员而不是华东特案组侦査员，没准儿还真会成为一件轰动苏州的血案。
作了上述交代后，阮大成对焦允俊说，我已经想通了，这是因果报应，以前是我杀别人，现在是别人杀我，一报还一报。活到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其实没啥意思，即便你们不枪毙我，我也不想活了。果然，次日，苏州警方经焦允俊提议将阮大成送医院作精神鉴定，被确认患有精神疾病。稍后报苏南行署公安处批准，将其送沪复査。但在赴沪的火车上，戴着手铐脚镣的阮大成竟然趁上厕所的机会跳车自杀了。
特案组侦査员对阮大成的口供除了震惊，还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随即又提审金上榜和袁翠珍，金上榜得知老大已经招供，也只好供认了一应罪行，两人的口供得到了袁翠珍一应交代内容的印证。当然，这还需要核査。但这就不是特
案组侦查员的事了，他们跟该案其实毫无关系，仅仅是认错了人而已。剩下的事，就委托苏州警方了。
六、调查失利
焦允俊对被阮大成三个耽搁掉的一天多时间颇为心痛，说没想到老子经过多少风风雨雨都没吃亏，这次却差点儿着了土鳖的道道儿，还浪费掉这么些时间，太不划算了。上午办完阮大成的案子，三位侦查员顾不上休息一会儿，立刻前往山塘街吴子扬家。
吴子扬这年已经七十有三，身体尚可，之前他仍执掌古玩店铺的经营大权，但不过是拿拿主意，具体事儿都由两个儿子去做。两年前，他把古玩店铺关闭。不知是这老头儿对局势有先见之明呢，还是正好碰巧，过了一年，又把资产转移到香港，让两个儿子举家移民海外，继续经营古玩。他和老伴则留在苏州这边的宅第里，解放前雇佣的三轮车夫、厨师、娘姨三人都留着，给他们开一份薪水，照应二老的生活。
吴老头儿没有任何政历问题，也不曾参加过什么政治团体或帮会组织，只是一个商人。但他祖上曾做过清廷的四品文官，对古玩非常精通，经常被皇上召进宫廷鉴别大内古玩，因此留下了一份名声。到了吴子扬的祖父，屡次应试落第，干脆放弃做官的念头，改行做起了古玩生意。凭着上辈的名气和祖传的本领，还真是一炮打响。
传到吴子扬手里，吴家的“真宝斋”已经是三代相传的老字号了。时江南地区的许多达官贵人、巨贾富商都愿意请吴老板登门鉴定古玩，他因此结识了不少这方面的角色，也弄得他解放后不得安宁。倒不是审查他本人的问题，而是外调人员络绎不绝，有点儿应付不过来了。这几天他正动着去太湖东山寻安逸的脑筋，便在大门上贴出了一纸告示，说主人身体不适，暂不见客。
三位侦查员并未理会这纸告示，焦允俊说这事没办法，别说在家里休养了，就是在医院开刀，只要医生说可以，咱们也得打扰他老人家。
不过，上门之前，咱先去买点儿慰问品吧。于是就去买了奶粉、水果、糕点、糖果，提着去叩门。开门的娘姨见来人提着礼品，以为是来探病的，就往里通报，如此，侦查员得以顺利见到了吴老板。
事先，焦允俊嘱咐另两位侦查员，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吴老板已经七十开外了，活到这把年纪不容易，咱登门调查不能惊着了吴老板。这样吧，小谭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举止斯文，就由你出面提问吧。先跟他说明白，我们的外调跟他本人没关系，千万别吓着他---注意啦，哪怕吴老板一时糊涂说漏了嘴，说他自己曾经跟汪精卫也好、老蒋也好，总之随便什么字号的反派角色有交往，也统统装作没听见。咱们的任务是寻访北湖，其他情况一律不管！
谭弦是交大出身，素质很高，自是充分领会了组长的意思，而且执行得很到位。到位到什么程度？吴子扬甚至说这位同志说话比我孙子还贴心。可是一说到当年北湖去见汪精卫的事儿，老爷子就直摇头，焦允俊开出的那个定心丸方子他根本不认，使出自己多年练就的“吴系三连”——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脑子不行。总之一句话：不肯配合！
孙慎言在旁边听得犯愁了。这咋办？这种情况在陈璧君那里碰到过，限于政策，咱们没办法，难道现在对这个古玩商也一筹莫展了吗？想着，便朝焦允俊看了看，那意思是，是不是照昨天派出所民警所说的，由他们出面做做动员工作？焦允俊读懂了孙慎言的意思，微微摇头否定。派出所出面做动员工作？莫非户籍警比咱水平高？那不可能，除非吓唬人家。那就不是水平了。再者说，老头儿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吓出个好歹怎么办？
可是，这桩活儿难道就这样结束了？焦允俊还真是这样想的，说既然吴老先生想不起来，那咱们就告辞了。一句话说得小谭目瞪口呆，孙慎言更是不解，竟然一时反应不过来，没有跟着焦允俊一起站起来。
老爷子给了三位侦査员一个软钉子，这还不算，接下来又给侦査员们出了个难题---让他们
把慰问品带走，说他有个规矩，从来不收外人东西。这下，焦允俊不爽了。四样礼品都已经买了，要退回去，人家商号不会接受，食品离柜概不回接嘛，按规矩白送人家也不会收的。那留着自己吃？如果这样做可以的话，焦允俊举双手赞同。可是，礼品是用专案组的经费买的，花的是公家的钱，专款专用，回头还要入账。若是自己吃了，这就相当于监守自盗，侦查员们的纪律意识是很强的，绝对不会这样做。
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花自己的钞票买下来。可是，当时还是供给制，即使是特案组成员，每月也只发一点儿津贴供零用。多少？焦允俊是正营级，每月可领三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所以，这四样礼品用他们自己的钱根本买不起。
不得已，焦允俊向老爷子言明情况，坦陈您老若是不受，我们也没法儿处理，弄不好就犯错误了。哪知，转机就在焦允俊的这番话上，当吴子扬听说这三个公家人每月只有两三万元津贴时，不禁大为吃惊，沉默片刻，让娘姨把车夫老韩唤来。吴子扬对老韩说：“还记得那年汪精卫来苏州时我让你去火车站接的那位上海客人吗？后来又让你送到蒋公馆的。
这三位是上海来的公安同志，要了解这件事儿，说了跟我无关，当然跟你这个车夫更没有什么关系了。那客人在我这里住了一夜，你是清楚一应经过的，现在你把全部过程向这三位同志如实道明，他们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我。”接着，又吩咐书房门口的娘姨，“去客厅谈话吧，这是我的客人，好好款待，沏最好的碧螺春。把他们带来的这些礼品也拿出去，请客人随意品尝。”说罢又扭头向焦允俊解释，“我已经收下礼品，三位先生但吃无妨。”
焦允俊在碰壁后，原本就把补救主意打到了车夫老韩身上。想请派出所出面把老韩唤去接受调查，料其不会拒绝提供相应情况，只是担心老韩知道得有限，现在有了吴子扬的这个态度，那就足可额手称幸了。
老韩向侦査员所作的陈述，当然要比汪精卫的侍卫官屠三眉说得详尽了---那天他正要
收工回家，吴老板忽然吩咐，让他去火车站接一位客人，客人是搭乘沪宁快车从上海来苏州的，不认识也不要紧，把车拉到站前广场那幅“大东亚共荣圈”的巨幅宣传画下面等着就行了，客人会自己找来的。接着给了他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说如果遇到侦缉队査问，就让他们打这个电话。吴老板还叮嘱，接上客人后，就直接拉到家里，娘姨已经把客房准备好了。
老韩顺利接到了那个客人。那人四十来岁，中等身材（据老韩的描述，侦查员估计在一米七五左右），长得并不精致，但脸上五官还算匀称，没有疤痕，皮肤也滋润白晳，一看便知是位从不接触体力活儿的“先生”。使老韩感到奇怪的是，这人自始至终不曾说话，见到他后点点头就上了车；到达吴老板宅第下车时又是点点头，拱手示谢。
另外，客人下车前掏出白色绵纸，把三轮车席蓬拉杆等凡是被他的手接触过的位置全都擦拭了一遍。之后两次坐他的车（一次是当晚去汪精卫下榻的蒋公馆，另一次是次日上午返沪时去火车站）都是如此。尤其是次日上午去火车站时，上车前还赏了老韩两枚银元，给钱的方式又使老韩大开眼界---竟是事先已把银元包在手帕里，打开手帕让老韩自取。当然，对于侦查员来说，老韩的种种不可思议是很容易理解的，那是人家情报专家的职业谨慎，平时的一举一动都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信息。
老韩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侦査员来说远远不够，那么，吴老板是否可以给予补充呢？之前吴曾有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我”的许诺，侦査员于是再次叨扰。
吴子扬跟北湖的关系带有些传奇色彩---抗战爆发前一年的正月初三，吴子扬去上海走亲戚。他是江南古玩业界的大腕，上海那边自有人事先已经跟其亲戚联系，得知吴老板前往，纷纷登门，说是拜年，其实是把珍藏的古玩拿来请他鉴定。吴子扬也乐意提供此类服务，既能结交朋友，又可以顺便捡漏儿。这天就是如此，他用很低的价钱收购了几方唐朝皇室的印章。估算下
来，拿回苏州可以以十几倍的价格出手，就这么转转手，少说有五千元的利润。五千元在1936年时是什么概念？这笔钱款可以在上海滩中心城区开一家中等规模的中药店铺。
可能是晚餐饮酒的原因，吴子扬乘坐夜班火车回苏州的时候竟然把装着印章的皮包忘在车上了，直到出站后坐上私家三轮行驶了一段路方才想起。立刻赶回火车站跟站方交涉，站方即和这趟客车的下一停靠站无锡站联系，列车因而被获准在无锡站多停靠五分钟。可是，无锡站的工作人员上车检査却未有发现，如此，吴子扬不得不承认自己倒了大霉：那个皮包肯定已被哪个旅客顺走了。
回到家里，吴子扬自是情绪低落。哪知不多久就有人登门，还送来了那个皮包。这人自称姓周，正是侦査员要找的那位北湖先生。周先生说他下车时发现邻厢座位旁挂着一个皮包，断定是也在苏州站下车的哪个旅客遗忘的，就随手取了下来，拿到站台上看看，却无人返回寻找。这时发车铃声响了，火车起步驶离，他就把这个皮包打开，看里面是否有失主的住址信息。检査下来，里面除了钱包、名片，还有一个装着几方古印章的镶银紫檀木盒，便知印章价格不菲。寻思失主肯定心急如焚，就按照皮包里那盒名片上的地址找上门来完璧归赵。
吴子扬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一迭声道谢自不待言，还马上吩咐厨师备酒炒菜，请周先生留下吃夜宵。周先生没有留下，甚至连茶也没喝一口，不过倒是跟吴子扬聊了一会儿，说自己在上海滩从事药业生意。也就坐了不过十来分钟，周先生起身告辞。临走时，吴子扬叮嘱对方，以后如果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尽管开口。据吴子扬说，这人说话似乎带有浙江靠近上海那片地区或者是上海郊区的口音。
这位周先生一去之后再也没有消息。直到1942年5月下旬那天下午，正在古玩店处理亊务的吴子扬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姓周。吴子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的主顾、朋友实在太多，每天接到的此类电话不计其数，正迟疑时，对方补充说我是上海的，战前有幸与吴先生
同坐一列夜班火车。吴子扬立马想起来了，自是热情倍加。周某说我今晚要坐夜班火车到苏州来，想在贵府借住一宿，不知是否方便？吴子扬马上表示，老朽一直对周先生之恩念念不忘，今日终于候到先生光临，求之不得！两人在电话里说定，当晚让老韩去接站。
电话里，对方并没有说他要去跟汪精卫见面，抵达吴宅之后，才跟吴子扬说起他这次赴姑苏的目的地是蒋公馆。吴子扬大吃一惊，说那里如今已不是蒋委员长或者其家眷居住，而是现“国府”汪代主席的行宫。对方却说，自己此次正是应汪氏之约而来。听到这里，吴子扬再也不敢把话题深入下去了。试想，周某自称一个生意人，竟然能受到汪精卫的约见，这份来头那是不敢想象的呀！怪不得两人相识之后一别数年没有联系，也没留下名片或者口头告知其在上海的住址，这人是干大亊业的啊！
接下来，就是老韩所说的那番情况了。那晚周某从蒋公馆返回后，吴子扬已经备好夜宵，但周某跟上次一样，没有吃喝，两人聊了片刻就各自安歇了。次日清晨，周某早早起床致谢辞行,竟连早餐也不肯吃。之后，双方再也没有联系，至今已经七年有余了。
吴子扬的这番陈述，应该说是已经很配合了。可是，对于侦査员来说，收获并不算大，这位北湖先生的真实姓名、确切职业以及地址都没有着落，但好歹总算有了此人的相貌体态特征。至于口音，那就不能确定了。吴老爷子说是浙东地区或者上海郊区的口音，屠三眉也说过好像是浙东口音，但焦允俊知道，像北湖这样的情报专家，肯定熟悉各种方言。就拿他老焦来说，他是山东人，平时自然是一口山东话，但以前执行秘密使命时，还不是两河华北江苏浙江上海话都能说，甚至连山西话也能临时对付一下，而且还说得蛮流利，从来没露出过破绽。
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商量下来，既然吴子扬也言之凿凿地说北湖是从上海过来的，不如返回上海去寻找目标的线索。
七、疑似目标
—行三人于当晚返回上海，顾不上休息，先聚在一起分析案情，最后，侦査员对北湖的一应特点作出了一个大致上的框定——年龄在五十岁左右；身髙在一米七二至一米七五之间；操长三角即苏南、浙东和上海郊区口音，其籍贾可能也是这一区域的；可能有过去国外留学或者较长时间逗留的经历，学习过收集情报的工作，具有研判情报的天賦；有学医（中西医不确定）经历；应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或有家境优裕的亲友长期给予经济资助；处世经验丰富，性格谨慎，待人接物低调，在外人眼里可能显得有些孤僻。
临末，焦允俊看看手表：“哦，已经十一点了，就这样吧，明天去药业公会了解一下他们排査的情况，只要有对象，按照这几点去套，凡是套得上的大致就八九不离十了，看运气吧。”
次日，11月24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前往上海市药业公会。这是侦査员第二次去药业公会，之前孙慎言、谭弦曾奉特案组长之命去过一趟，向公会査询符合北湖情况的那样一个对象。解放初期的药业公会把中西药业合并了，稍后发现欠妥，就又分开了，接待他们的公会副理事长老王问侦査员要找的那位从事的是西药还是中药行业。侦査员说这个我们不清楚，麻烦你两个行业都了解到就是了。当时他们使用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介绍信，对于对方来说就算颇为重视了。这次三人一起登门，上次接待的那个老王同志正在接听电话，瞥见侦査员出现在门口，赶紧结束通话，站起来接待。
老王是上海本地人，三十八九岁，中药店学徒出身，满师后当了一名柜员。据说他对鉴别中药材非常精通，在上海滩中药行业中颇有名气。这份名气掩盖了他的地下党身份，使他成功地为地下党默默效力八个年头。解放后，他被安排到市工商局当了一名干部，由于精通业务，又被指派到药业公会担任副理事长兼支书，是实际
上的一把手。当下，老王向侦査员介绍了公会在寻访北湖线索方面所做的工作---
时期上海滩的中西药行业在全国最为发达，药店林立，掮客经纪人更是不计其数，还包括不少外国掮客。自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历经一二八事变、八一三中日淞沪战役和最近的解放上海战役，由于战乱原因，药业变化很大，掮客队伍更是今非昔比，其从业人员的变更至少达百分之五十。
因此，要在二十年代后期到四十年代后期整整二十年的时间段里寻找一个不知姓名、年龄和籍贯的神秘人物，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老王具有多年隐蔽工作的经验，打暗主意的本领还是有一套的。分析情况后，他从药业公会以及下属的会员店家中抽调六名政治可靠精力充沛的积极分子，由药业公会指派的一名党员领导，组成了一个专门的访查小组。
到昨晚为止，这个小组物色到五名疑似北湖的对象。由于他们有药业公会提供的盖着上海市工商局公章的介绍信，调査工作得以做得比较细致，甚至得到了疑似对象所在单位或者管段派出所、分局的支持，允许他们査阅资料，安排知情人接受走访，以便他们充分了解情况。现在，这五个疑似对象的材料递交到特案组侦査员手里，他们当场分析，根据昨晚总结的北湖的诸般特征，认定其中一人与北湖高度相似。
这个对象名叫施政，今年五十挂零，男性，浙江慈溪人氏，身高一米七三，体重七十公斤，肤白少须，浓眉大眼。1900年，施政出生于慈溪一个资本家家庭，三岁被送给堂伯父做儿子。义父施王道系宁波大户，拥有田地厂店，用初解放时的成分评定标准，应该算是工商地主。八岁那年，施政随义父前往上海英租界生活，进教会小学上学。少年施政天资聪慧，读书很好，只用四年时间就完成了六年的学业，十二岁升入教会中学。两年后，与其义父交好的英国传教士卜罗逊见他聪明伶俐，征得施王道的同意，携其到英国深造。
施政在伦敦一待八年，包括其义父施王道在内的一应亲朋好友，没有一个知道他在英国
学了些什么，前五年他甚至没有回国探亲，直到他十七岁时，才在义父及生父的强烈要求下利用暑假时间回了趟上海。这时出现在一应亲友面前的施政，言谈举止竟是一副英国绅士模样。使亲友们感到意外的是，施政除了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竟然还能说法语、日语，而且说得很流利，在马路上可以跟法国人、日本人直接对话，听说都无任何障碍。之后，施政毎年夏天回国一趟，住上半月至一月，其间，每天去外滩外白渡桥畔英国人开的礼査饭店（今浦江饭店）里的拳击俱乐部练习拳击，或者下黄浦江游泳。
二十岁那年，施政从英国回沪，说这回不走了，要在上海找一份工作。其义父其时身体不佳，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想把产业传给施政。跟施政一说，后者却拒绝了，说自己对于经商没有兴趣。那么他想干什么呢？他要做一名侦探。以其八年留学英国的资历，不管在英国学的是什么专业，仅凭其对英人的了解以及那口伦敦腔，公共租界巡捕房都是随时欢迎其加盟的。凭着当初带他去英国深造的传教士卜罗逊先生从伦敦发给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先生的一份电报，他轻而易举地成为了巡捕房的一名侦探。三年之后，又跳槽去法捕房供职。
在法捕房干了两年，其时其义父、生父均已病逝，他继承的遗产据说可以排进上海滩富豪的行列。但施政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把大部分遗产捐给了英国教会，然后从法租界巡捕房辞职去了日本。和上次去英国一样，据说也是留学，亲友中依然没人知道他学的究竟是什么，只知道在东京。这回，他连暑假也不回上海了。二十八岁那年，在没跟亲朋好友打招呼的情况下，施政突然回国，还带着一个日本美女，随即举行婚礼。
英捕房、法捕房听说施政返沪，都向他发出回归的邀请。但施政都婉拒了，选择了做西药经纪人这份职业。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他多年在海外生活，即使在上海当侦探期间，也是跟外侨打交道比与华人打交道的时间多，肯定结交了众多外籍朋友，做西药生意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可
是，一年之后他却又做起了中药材掮客。须知当时的中药虽然在国内覆盖了整个儿平民医药市场，但外国人是不认的，所以没有出口之说。这跟施政“与洋人熟”的状况应该没有关系，可是，他照样做得不错。
又过了几年，大约在三十年代中期，施政突然压缩了他原本做得不错的中西药经纪人生意，腾出一部分时间做起了西医，在公共租界、法租界各开了一家诊所。这在寻常人眼里似乎算不上一回事，但在同行心目中，那可是一桩了不得的大事。不管是公共租界还是法租界，向工部局或公董局申请西医开业执照的门槛甚高，卫生主管部门审査极其严格，即使是原先在本国就以行医为业的外国人也不一定能一次通过，可施政却同时向两个租界当局提出申请，竟然同时获得通过，顺利开业。开业时也没听说他跟帮会大亨打过招呼，人家也没有送花篮表示祝贺，但之后也没有像寻常新开张的诊所那样进到地痞流氓小瘪三的敲诈骚扰，一切正常。
不久，抗战爆发，上海华界沦陷，诊所纷纷搬迁进租界以保太平。施政忽然又出惊人之招，将两家诊所合而为一，从租界搬往华界区域的法华区（今属长宁区）。亲朋好友都为他捏一把汗，当时的沪西地区日伪势力猖獗，舆论将该区域称为“歹土”，担心施政在那里开诊听弄不好会人财两空。可是，接着众人就大跌眼镜了：日军宪兵队特高课头目竟然驱车前往求医；日本上海派遣军小林司令官身体很好.长期无恙，却也去诊所转过一圈。人们猛然想起施政曾留学东洋，于是恍然大悟，都说原来是老关系，坊间甚至传说施政与小林两令官是校友。
抗战胜利后，施政关闭诊所在家赋闲。1947年，不知怎么又做起了执业律师，更不知他的执业资格是怎么获得的。他专为一些中小汉奸提供服务，法庭上跟公诉人唇枪舌剑交锋竟然也像模像样。转眼到了1949年初，施政关闭了律师事务听，再次陚闲。上海解放后，他安分守己，几乎闭门不出。据其所在地的派出所民警说，解放伊始，市军管会张贴布告，勒令党政军瞥宪
特分子和会道门徒众前往登记，施政曾去分局交代自己当过租界巡捕房侦探的情况，白纸黑字书面保证“未曾干过针对及进步人士之坏事”。对此，警方还没调査过，不过至今为止所掌握的材料中确实没有发现施政牵涉到当时的哪个案子。
根据施政的上述情琬，焦允俊、孙慎言、谭弦认为此人诸多特征都与北湖相似，决定去会会他。可侦査员万万没想到，有人已经捷足先登，走在了他们前头……
八、遭遇车祸
施政的日常生活过得静逸舒适，他二十八岁时娶的日本妻子铃子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因患肺结核而殁。铃子不曾生育，两人在1932年收养了一个四岁女孩儿，取名施铃子。二十一岁的施铃子前年考人大夏大学，现在是大三学生，寄宿住校，每两周回家一次。施政原先雇佣了一个娘姨料理一应家务，解放后辞退了。他是一个可以做好各种事情的人，在女儿看来，他做的饭菜、收拾的家务要比娘姨高出两个档次，而且看上去并不需花费多少时伺。
通常，施政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晨起来漱洗后，先在自家的天井里打太极拳，然后去附近的法华镇溜达，在镇上几家够档次的面馆点心店轮流用餐，茶馆却是从未进去过。早餐后，轮流去镇上东南西北四个名园散步。回家后沏上一壶香茗，阅读当天的报纸。午餐后小憩片刻，阅读古籍或者外文书，然后出门溜达，买回当天的英文版《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这两份由英美外商办的报纸分别于1956年3月31日、1953年6月30日停刊）供晚上阅读。
特案组侦査员去走访施政时未曾惊动派出所。那是24日下午四点，焦允俊三人按照药业公会提供的地址，直接前往法华镇杨宅路施政住所。但施政不在家,邻居听见敲门声出来査看，告知说施先生出门溜达去了，要过一会儿才回来。侦査员只好在附近等候，当时，三人谁也没想到会出事。
转眼一个小时过去，施政还没有返回，焦允俊就让谭弦去向邻居打听施先生平时出门的习惯，都做些什么。邻居说做些什么我们没有交流过，不过这个时间段，有时正好在外面遇到施先生，看到他在报摊上买报纸，每天他回家时手里都是拿着两份外文报纸的；有时报纸来得晚，他就在报摊前等候。焦允俊说宥来今天的报纸也来得晚了，咱们干脆去报摊看看。
可是，报摊上却没见施政。问了摊主，说今天的外文报纸四点出头就到了，施先生已经来买过了。那么，施政买了报纸去哪里了呢？侦査员猜测他可能临时要买什么东西，去法华镇上转悠了，如果是这样，那此刻他应该已经回家了。侦査员回到杨宅路，施宅依旧大门紧闭。邻居听见侦査员敲门，出来说同志你们还不知道啊，施先生出事啦！
刚刚侦査员离开才几分钟，杨宅路上有从法华镇回来的居民就在传播一条新闻，说施先生在路上好好走着，忽然从后面开来一辆摩托车，“嘭”的一下把他撞飞到人行道上了，紧接着那辆摩托车就逃走了。
焦允俊惊呼一声“不对”，拔腿就往法华镇方向去，孙慎言、谭弦两个紧紧尾随。路上，谭弦轻声问孙慎言：“难道是谋害?”孙俱言一向寡言，这当儿还不清楚情况，不好发表意见，但他的表情是认同谭弦的猜测的。
应该说，特案组最年轻的侦查员谭弦的这个猜测是准确的，施政遭遇的车祸确实是有人蓄意制造的
黄浦区北京东路上有一家毫不起眼的电器修理小铺，打出的招牌是“开福电器修理店”，专门修理和出售电话机。店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名叫叶万成，浙江吴兴人氏。叶万成自幼头脑灵活，眼珠子一转就是一个主意，十五岁那年上初中二年级时暑假到上海走亲戚，独自到外滩游玩，竞敢用有限的英语跟洋人搭汕。巧的是，那洋人是公共租界电话局的工程师，不知怎么觉得这少年不错，就问叶是否有兴趣到电话局做学徒学技术。叶万成立马答应，当场跪下给人家磕头，口称“恩公”。十八岁
满师后，他成为电话局最年轻的一名可以独立操作的技工。
不久，叶万成结识了同乡徐恩曾。徐恩曾当时是中央组织部科长兼调査科科长，这个调査科就是后来的“中统”。徐恩曾经常在沪策划指挥一应特务活动，需要在电话局发展关系，就有人向他推荐了叶万成。徐恩曾得知叶是冋乡，而且他是认识叶万成之父、开油酱店的叶千莲的，就将叶发展为关系。从那时起，叶万成就开始客串“中统”特工。如果他当时多生一个心眼，向徐恩曾提出要求正式加入“中统”的话，到解放前夕，他肯定就是“中统”的老资格特工了，再不济也该是上校军衔。可是，当时“中统”特务的待遇不及电话局技工，况且他客串的话可以多拿一份收入（“关系”津贴），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
就这样，叶万成给“中统”一干就是数年，拿两份收入，日子过得不是一般的滋润。到抗战爆发，他却走了麦城。上海沦陷后，“中统”、“军统”都有大批潜伏人员跟日寇和汪伪打特工战。这种秘密工作更需要像叶万成这样身处要害岗位的关系，叶万成除了继续为“中统”效力，还被“军统”拉拢，甚至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发展为关系。后来他因贪钱竟然把“中统”的情报出卖给汪伪，于是，其三面间谍的身份暴露，徐恩曾大怒之下，下达了密裁令。幸亏叶万成消息灵通，立奔“七十六号”投效，成了一名专业汉奸。
抗战胜利后，叶万成被捕。原本据说是要判死刑的，因其年迈老父向徐恩曾求情——徐当时虽已被解除“中统”局长之职，但话还是说得上的，由此叶万成总算免得一死。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法院于1946年6月判处叶万成十七年徒刑。十七年是重刑，而且这种汉奸犯在解放后通常都是按照法院的判决继续服刑，有的甚至还会被加刑。叶万成如果在提篮桥监狱服完刑期的话，恐怕“”都已经开始了。
叶万成一致监狱就开始给徐恩曾写信，希望法外开恩，让他提前出狱。没有回音，他就不停
地写，最多时一个星期寄出十封信。不知是这些信起了作用呢还是其他原因（主要应该是与形势有关），反正过了两年不到，1948年5月，叶万成竟然出狱了。他的出狱并无任何手续，那天突然来了两个人，出示了“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社”（“中统”在1947年4月至1949年初使用的名称）的证件和公文，就把叶万成给带走了。
不久后，上海北京路上就出现了一家专门修理电话机以及附属设备、器件的“开福电器修理店”，店主就是叶万成。
这个变故，只有叶万成自己说得清楚。被捕后他交代说，“中统”（1947年后称“党员通讯社”，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査局”，但一般仍习惯称为“中统”。本文沿袭此称谓）派人来将其接出监狱是有条件的，让他在北京路开电器修理店长期潜伏，不管今后局势如何，都不露声色地待着，具体干什么活动，需要时有人会向他下达指令。这是“中统”给叶万成的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他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否则，他淸楚接下来只有“暴病而殁”一条路，监狱通知家属去领回尸体就是。
据有关档案资料显示，上海解放前一年内，“中统”、“军统”（当时已改称“国防部保密局”）用在社会上搜罗曾与这两大特务机构建立过关系的人员的形式，在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发展潜伏特务一千三百余名，叶万成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这种对象，由于具有严重的不可靠性，大多数并非特务组织的正式成员，只是让其以合法职业为掩护，按时发给津贴，如执行使命，则另发活动经费以及相应器材。这种“临时工”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特务机构，也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上司，只要对上暗号，那对方所说的内容就是命令。在长三角地区，这种特务分子被称为“独脚蟹”。叶万成就是这样一只“独脚蟹”。
由此看来，那个北湖先生确实不是凡品，不但方面对他大感兴趣，已经败逃台湾的对他也颇为关注，其目光投向此公的时间甚至比方面还早两个月。1949年9月下旬一个阴雨绵绵的傍晚，忙完一天正准备下班的叶万成突然接到电话，一个操淮北口音的低沉男声向他下达了自出狱开店以来的第一个指令：注意寻访如此这般一个人，此人曾系汪逆（对汉奸汪精卫的称谓）的私人顾问，一旦访得信息，应即往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那株最粗的大树上留下一菱形记号。
这桩活儿不但没有活动经费，而且操作难度颇大，因为有关这个目标的情况少而又少，不过，对于北湖的籍贯倒是有说法的，说是祖籍嘉兴，出身也有说法---“系殷实富户”。叶万成虽说是搞情报的资深特工，但如果将其从事这一行的真实情况亮明，真正的情报特工听着没准儿就会笑歪嘴，传到情报专家北湖先生耳朵里，被气死也有可能。
因为叶万成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情报特务的技能培训，所谓收集情报无非就是靠工作和技术之便偷听电话，记下内容。后来被“七十六号”招收进去，也是干老本行，不过换了种方式——在行动特工的保护下，爬电线杆窃听指定对象的通话，或者花钱收买原电话局的老同事，让他们相帮窃听。他还曾根据特高课的指令，偷偷从目标家的电话线上连接出隐蔽的支线，通到路旁租居的民房中供“七十六号”特务日夜轮班窃听。由此可见，此刻上司让叶万成寻找北湖的下落，显然是勉为其难之举。
据我方推测，台湾特务机构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北湖，从他那里获取历史情报，分析情报中牵涉的我方人员以及曾经为我方做过工作的非人士，制造貌似真实的“历史问题”，以破坏解放后必定会进行的审干运动，或离间，或策反，或转移我方视线。据估计，敌特方面己经察知或者预判我方肯定会寻访北湖，所以，把北湖控制在他们手里，也是对我方这一意图的牵制，以达到破坏审干、保护潜伏特务的目的（北湖如向我方提供历史情报，必将会使一些潜伏特务暴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敌特方面访査北湖的下落，不仅仅指派了叶万成一个，他不过是若干进行此项刺探活动的人员之一。果然，叶万成在东奔西窜日夜忙碌了将近两个月之后，再次接到那个淮北口音上司的电话，告诉他目标可能在上海滩做过医药行业的掮客，要求他进行针对这方面的剌探---这显然是上司从其他特务那里获得的信息。之所以指定叶万成刺探此事，乃是因为他以前在电话局当修理技工时跟证券交易所非常熟悉，证券交易所的业务离不开电话，而当时的通信技术落后，电话机故障频发，交易时间一旦发生故障，那就必须争分夺秒处理。
所以，交易所必须跟电话局方面搞好关系，其中包括上门修理的技工。叶万成经常往交易听跑，结识了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还通过他们认识了不少各行各业有实力的老板，其中包括医药行业。现在，上司就要求他利用这个优势进行刺探。
叶万成没有其他选择，只有遵命照办。也是巧，11月23日下午，他去广慈医院看望结拜弟兄江恒心的老父江钧健，江钧健从事医药掮客多年，叶万成此举也是为顺带了解一下，看江老先生是否有那位北湖的线索。那天他去得早了一些，尚未到医院规定的探望时间，就在医院对面的咖啡馆等候。叶万成中午应酬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多喝了点儿酒，此刻在暖洋洋的咖啡馆中坐着，耳畔是轻柔的音乐，不觉就打起了瞌睡。蒙昽中，听见另一侧厢座里有人说话，初时没有注意，忽然几个字眼钻进耳朵，立马一个激灵惊醒过来！
说话的两位就是市药业公会那个专为寻访北湖而组建的工作小组的成员，是特地来广慈医院向住院的江钧健老先生了解情况的。他们有介绍信，不受医院探视时间的限制。江钧健听明来意后，稍一沉思，提供了一个疑似对象——住在法华区杨宅路的施政。那二位是从药业公会下面的基层会员店临时抽调的店员，热情有加，经验却不足。初次出马就査访到了线索，兴奋之下，离开医院后没立刻返回公会交差，而是进咖啡馆喝咖啡，一边喝一边就说起了刚才的收获。哪知隔墙有耳，恰恰被邻座的叶万成听见了。
可以想象叶万成当时的那股高兴劲儿，当下也不去看江钧健了，立刻返回北京路自己的店铺，用密写药水写了一封信，投进附近马路上的邮筒。当时的平信处理速度要比如今快（史料记载，前期上海中心城区的邮局一天最多要投递十次信件，初解放时邮局沿袭此风，但因人手不足，后改为三次），所以这封密信当晚就寄到了上峰指定的本市联络点。次日上午九点多，叶万成接到淮北口音上峰的电话，说经査杨宅路确有施政其人，符合寻访目标的特征，施氏有早晚外出溜达的习惯，指令叶万成在今明两天内设法对其实施袭击，但只能造成点儿伤害，不能要了对方的命。?
叶万成原以为打听到目标的下落就算是完成使命了，哪知还有往下的活儿。他想说这不是情报特工应该干的，该指派行动特工去，但不敢冒犯上司——像他这样的“独脚蟹”，如果上司对他失去了兴趣，只要向公安局寄一封匿名信就能毁了他。于是，他只好忍气吞声答应下来。但他并不认识目标，要求宽限时间。上峰说不认识没关系，已经把他的照片寄往你店里了，中午前肯定可以收到。
中午的时候，邮差果然送来了一封平信，里面有一张施政的照片。叶万成寻思这桩活儿是逃不掉了，那怎样去实施呢？想来想去，他决定利用自己擅长驾驶摩托车（以前在电话局做修理技工时，基本都是以摩托车作为交通工具）的优势，把施政撞伤就是了。
这就是施政进遇车祸的原因。当时，特案组侦査员对此产生了怀疑，决定以车祸为切人点进行调査……
九、追查车祸
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赶到法华镇附近的世界红十字医院上海医院(1958年改称上海市纺织局第三医院),被摩托车撞伤的施政经医生救治,已经脱离危险,送入外科病房。侦查员向院方了解下来,施政伤得不轻一一右小腿胫骨粉碎性骨折,左右两侧各一根肋骨骨折,双手掌挫伤,脑震荡。
施政出事后是被正好巡查街头的两位法华区公安分局的民警送医的,侦查员赶去时民警已经离开,院方说刚刚给大夏大学打过电话,通知伤员的女儿施熠来院。焦允俊请施政回忆被撞倒的经过,施政说,他是突然从背后被撞倒的,之前根本没察觉到任何危险迹象,倒地时,他看见那辆逃逸的摩托车是绿色的,应该是邮电局的专用摩托。至于骑摩托车的人,施政说那人戴着头盔,又是背影,没法儿辨别,只记得他穿的衣服是米色的,从后衣领看,好像是一件夹风衣。然后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侦查员此刻最急于知晓的是眼前这个伤员究竟是不是北湖。于是,孙慎言跟他聊起抗战时是否跟汪精卫打过交道。施政听着,脸上显出莫名其妙的神情:“汪精卫?我认识他,可他不认识我。”
“那么,1942年5月23日施先生是否去过苏州,还在那里住了一夜?”
施政又是摇头:“苏州我以前去过多次,不过我记不得具体日期了。”
这时候,施政的女儿匆匆赶到。施政介绍了三位侦查员,又把刚才侦查员的问题说了说。施熠眼珠子转了转:“1942年?不就是三十一年吗?5月23日,是小孃孃结婚的日子嘛,家里照相簿里有照片的,那天晚上你是在国际饭店参加的婚礼,照片上有你的,你怎么会跑到苏州去呢?
这一说,施政也想起来了。这人颇有君子风范,这种情况下,竟然还对侦查员露出歉意的笑容,说我想起来了,那天确有其事,三位同志可以随小女去家里看看照相簿。
侦查员当然不会就此罢休,还有其他相关问题询问。但问下来,越听越觉得眼前这个伤员似乎的确跟汪精卫没有关系。接着,就去施家看照片
焦允俊和孙慎言随同施熠去了施家,照相簿里果然有沪上名字号王开照相馆的照相师到国际饭店婚礼现场拍摄的一套照片,其中八张均有施政。照片上有落款日期:“三十一年五月廿三日‘’
为验证照片的真实性,侦查员把照相簿拿到南京路王开照相馆,照相馆账房先生随即把老法师李先生请出来辨认。李先生只一看,便说那是赵师傅拍摄的,他现在还在王开工作,不过今天上早班,已经下班回家了。侦查员当然不可能等到明天,问明地址,立刻前往北站区天目中路赵师傅家。赵师傅看了照片,确认是他亲手拍摄的,没有进行过任何修改。
焦允俊稍稍考虑,即对下一步的工作作了安排-----他自己驱车前往苏州,把施政的照片带去请古玩商吴子扬和车夫老韩辨认;孙慎言则去法华分局了解施政的车祸调查情况,并让分局派警员到医院与谭弦共同保护伤员的安全----这次车祸很可能是对手故意制造的,那是追查该案的一条线索。再则,施政并非北湖其人,我们已经基本确认了,敌特方面是否也知道这个情况了呢?
如果敌特还不知道,得知北湖没死,会不会二次下手?所以,必须严密保护伤员的安全,让医院给他安排单人病房,警方安排人员二十四小时值守。焦允俊驱车赶到苏州后,直奔吴子扬宅第。
他让吴、韩两个分别辨认照片,吴、韩都摇头,说不是那年曾经来过的周先生。又让吴宅曾经见过北湖的娘姨辨认,也说不是这人。焦允俊想想不放心,请吴子扬和老韩随同他去上海走一趟,当面辨认。
抵达上海时,已是11月25日凌晨两点多,焦允俊开着中吉普直接把吴、韩拉到医院病区。最终结果是,这位施政并非北湖其人。焦允俊暗叹了一口气,向吴、韩表示感谢,陪同两人去医院食堂吃了夜宵,然后请市局司机把他们连夜送回苏州。
与此同时,孙慎言已经跟法华分局交警队有了接触,交警队认为这是一起肇事逃逸案件,勘查现场后,把调查的活儿交给留用警察老邢、老杨两人。邢、杨连夜赶到法华镇现场走访目击者,得知肇事车是一辆疑似邮局专用的绿色摩托车。初解放时邮局属于要害单位,不是能随便调查的，哪怕来人是穿制服的警察。邢，杨想要到邮局调查，得向分局申领介绍信。
不巧的是,这时早已过了下班时间,分局秘书股唯一的值班警员奉命去市局送一份公文，邢、杨两人只好等候。就在这时,华东特案组侦查员到分局来了解情况。孙慎言跟邢、杨两人见了面,让他们把调查笔录取来,稍一浏览,当场出具一纸条子,连卷宗袋一并取走了。他让邢、杨转告分局领导,这个案子分局暂时不必过问查访摩托车的活儿由特案组来进行,有了结果再通知你们。
午夜前,孙慎言去了位于四川路的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当时,上海市电信局、上海市邮政管理局刚结束军管,分别受华东电信管理局和华东邮政管理总局领导。市邮政局保卫处当晚值班的负责人老许是华野出身的侦察连指导员,奉命转业留在上海。他没听说过华东特案组,但看了孙慎言出示的市局和华会部的两份介绍信,意识到面前这个深夜客定然身负重要使命。孙慎言从未跟邮电系统打过交道,更不了解邮电系统如何运作,本以为调查一辆疑似邮局的摩托车不算难事,可听老许一说,顿时有点儿头大-----
旧上海的邮电系统分为几部分:由旧掌管的“国有资产”上海邮政管理局、上海电话局、国际电台(管收发电报),以及外资所有的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上述外资公司中的前两家在抗战前已被美商公司兼井。上海解放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宜布接管上海邮政管理局、上海电话局、国际电台,而没有动沪上唯一的电信外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12月31日,市军管会方才宣布对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实行军管,由上海市公用事业局对该公司进行管理。
上述的邮政、电话、国际电台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都有邮电专用的绿色摩托车。当时的摩托车主要用于送邮政快信、电报、接听长途电话通知和作为维修技工外出急修时的交通工具,单上海市却政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就有市区内的二十三个邮政支局，十四个邮亭（既后来的邮政所），郊县的三十二个内地局，两个邮亭，一个邮政支局，加上市电话局，国际电台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估计至少涉及上百个单位，二三百辆摩托车。孙慎言暗想这活儿可不好干。市区，郊区这么多单位跑下来，只怕耗时太多，时间上来不及，看来得从市局分局调人来增援了。
孙慎言回到跟焦允俊约定的临时集结点红十字会上海医院时,分局派来的两个便衣已经向谭弦报到并进入岗位了。谭弦告诉孙慎言说,老焦已经从苏州回来了,在走廊尽头那间向医院临时征用的办公室里。孙慎言马上过去向焦允俊汇报了调查车祸的情况,焦允俊不同意临时调人协助查摩托车,说这样动静太大,不利于保密,还是咱们两个去调查吧,明天上午每人一辆摩托车分头行动,先市区后郊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也照查不误。焦允俊、孙慎言两人马不停蹄跑了两天半到11月27日中午,完成了对邮电系统所有单位的调查,竟然每个单位的摩托车都没有被人挪用过。午后,两人筋疲力尽返回医院临时办公点。
谭弦告诉他们,刚才分局来电,称上午有个个群众向交警队报告,说他老婆在车祸那天亲眼目踏那辆逃逸的摩托车牌照尾号是714Q。焦允俊顿时兴奋起来，招呼孙慎言马上出门。
两人先去市局交通处查摩托车牌照。尾数714Q的绿色摩托车只有一辆,是美商上海电公司工程部第二修理室专用于急修的车辆。再美商上海电话公司一查,得知该车并不属于某个或几个修理工,而是由修理室主任美国工程师奥斯坎掌管钥匙,哪个修理工需要使用,须向修理室庶务员领取签条,凭签条到奥斯坎主任处领取钥匙,返回公司后,必须在第一时间把钥匙送回主任处,取回签条找庶务员销差。这一切都有书面记录,什么时候去拿签条及领取钥匙,为哪个号码的电话机用户进行维修,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返回,都记得清清楚楚。
前往调查的焦允俊还是第一次知道，美商电话公司的管理制度竟然这么严格，不由连连点头,对孙慎言说老美这一套还真值得我们学习。然后,他们就开始查阅庶务员拿出来的签条存根,发现11月24日下午施政遭遇车祸的那个时段,尾数714Q的那辆摩托车并没有被哪个技工使用。
这不奇怪了?要说是那个向分局反映情况的群众看错了,怎么会这么巧,这辆车竟然真的是邮电专用车？焦允俊问庶务员,会不会出现有人使用这辆摩托车却没到你这里来领签条的情况。庶务员说不可能,不说公司制度严格,就是主任那里也不可能破例给别人钥匙啊 。
焦允俊随即到停车处看了看。美商电话公司有一个比较大的停车场,水泥地面铺得非常平 整,轿车、吉普、卡车和工程车,以及摩托车 自行车和三轮车都分门别类停放,车身都是绿色。焦允俊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会不会有哪个家伙利用正常用车的机会领到了钥匙,自已悄悄去配了一把,私下使用摩托车,用后再停回原处?反正停车场是没有专人管理的,门卫更不管了,见到绿色车辆就放行,那是可以瞒天过海的。对庶务员一说,庶务员说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想过。此刻档案室的人还没下班。你们可以去查查档案,看看近几年有多少人用过辆车。如果有私下配钥匙的人肯定在这些人之中。
档案显示，这辆牌照为的摩托车714Q是1941年1月由美商电话公司购买,挂的是向公共租界巡捕房申领的牌照。当时该车牌照的尾号是714,没有后而的字母Q.直至上海解放后重新调换车牌时，根据规定才在外商车辆后面加了英文字母。据登记资料显示，八年内共有六千余人次使用过这辆摩托车，落实到具体人则有八十九个。值查员一看这个数字头就痛了,别说此刻只有两人,就是整个儿持案组侦查员都调过来,只怕也不是三五天能够拿得下来的,而且过了这么长时间,保不齐这些对象中有找不到，----离职的离职，失联的失联,说不定还有已经不在人世的，真没法儿查呢。
焦允俊问孙慎言有什么招儿可以使,孙慎言摄着头皮说这好比老虎咬刺猬,没法儿下口,看来还是得走群众路线。焦允俊说走群众路线没错,可怎么走法儿,只怕一时!吃不准吧。两人商量了一阵,认为如果有人偷配钥匙,那这人一般说来在品行方面必定留下过劣迹,还是先从这方面下手吧接着向庶务员了解有劣迹的员工,底务员的语气很肯定,说如果确实有人偷配了钥匙,必是那些已经离开电话公司的技工。这人脑子好使当场就把八十九人中已经离开公司的十三人指了出来,单独列了一份名单,还注明了每人进入公司和离开公司的时间,竟然精确到具体日期。焦允俊看了一下,排列在第一个的就是叶万成。
当然,此刻这个名字对于侦查员来说并无意义,只不过是十三人中的一个。不过,细心的焦允俊注意到,在这份名单中,叶万成既不是第一个进入公司的,也不是第一个离职的,为什么庶务员要把他名列榜首?庶务员说,这些离职者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过失被开革的,列在第一的那个叶万成是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了十几年徒刑,现在还关在提篮桥监狱呢。说到这儿,他突然反应过来,此人既然还关押着,那就不可能使用摩托车,立即说哦,那这人应该划掉吧?不必划掉。”焦允俊马上意识到,也许有戏了。
十、密捕疑犯
焦允俊、孙慎言随即去提篮桥监狱调查叶万成的下落,没想到在监狱档案里竟然没查到此人的姓名和材料。侦查员觉得此事蹊跷,又往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打电话,问那个庶务员是从哪里获知叶万成因汉奸罪被法院判刑的消息的庶务员说那是1946年的事儿,《申报》上登过的,是上海市法院判决的,你们去法院查查旧档案应该能查到。当时沪上新的法院只有一个,名曰上海市人民法院,下设北,中、南、四四个分庭,每个分庭管辖若于个区。市法院所在的北浙江路离提篮桥监不远,侦查员赶在下班时堵住了正要离开办公室的秘书主任。出示证件后一说来意,对方自是全力配合,当场指定几个准备下班的工作人员协助查找。
一干人一直翻查到午夜前,竞然还是没有发现叶万成的案卷焦允仅,孙慎言返回驻地,躺在床上一时睡不着,已经熄灯了,二人犹在黑暗中讨论下一步该怎样走。不知怎么,他们都有一种直觉,这个名叫叶万成的家伙不寻常。那么,应该怎样查呢?两人商量,还是应该再去提篮桥监狱,不查死档案,而是查活档案一向留用狱警了解是否记得有那样一个犯人,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向当时一并押解提篮桥监狱,解放后仍在服刑的其他犯人调查。
11月28日上午,焦允俊、孙慎言再次前往提篮桥监狱。向狱方说明来意后,狱方说你们要调查的这个对象如果真的被判了十七年徒刑,按照规定属于“大刑犯”,该当关押于一号监,那是一幢独立的五层钢筋混凝土大楼。侦查员这步果真走对了,不止一个留用狱警记得此人,但后来突然释放了。
又向狱政部门的留用人员询问,有一个老狱警说,大约在1948年5月,此人被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子带走了。次日,其中个黑西装又来监狱,拿去了该犯的卷宗,内有法院押解该犯前来监狱时必须随同递交的刑罚执行卡。老狱警还翻出一本破旧的备忘录,在上面查到了关于此事的记载,上面还记录着叶万成的名字和执行卡号码至此,庶务员的说法得到了证实。但材料没有了,怎样才能查到叶万成的详细情况呢?狱警说,可以去向一号监与叶万成一起服刑的犯人了解。
侦查员再去一号监,提出几个当时与叶万成关押于同一监房的犯人问下来,打听到叶家住老西门会稽路,具体门牌不清楚,家有妻子儿女连同他合计五人这番调查终于见了点儿光亮。侦查员又赶往芦家湾区公安分局,分局跟老西门派出所联系后，说确有这么一个人，是否因汉奸罪服过刑不清楚,解放后他没向政府登记过曾参加组织的情况,派出所方面只知道叶万成在北京路开着家专门修理电话机等通信设备的小店铺,生意做得不冷不热,维持家用而已,其妻无业,三个子女分别在上技校，初中和小学。
焦允俊、孙慎言和谭弦在红十字会上海医院开了小会讨论了调查进展。焦允俊对谭弦说医院这边还是要坚守下去,你待得乏了,可以让老孙跟你换个岗,咱俩搭伴儿干另一活儿。所谓的另一茬活儿,就是秘密跟踪叶万成。以焦允俊丰富的隐蔽战线经验,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可能(仅仅是可能)的嫌疑对象,寻思的不是如寻常案件那样把这个家伙提溜进局子,他估摸叶的背后必有大鱼在策划指挥,因此先把这个人盯住了再说。
焦允俊对叶万成这条线索绝对小心翼翼,当下以华东特案组的名义向上海市公安局借调了十名政保部门的便衣使查员,先给众人开了个会,当然不会说特案组在执行怎样怎样的一桩重要使命,只是对如何监视叶万成作了布置。固定监视点设了两个,分别在叶万成的住宅和北京路的店铺对面,其任务是留意进出这两处地方的是些什么人;另外还布置了流动监视人员,专门负责跟踪。
这些侦查员都配备了机动车辆以及自行车、三轮车和照相机,还有充足的经费,以便对象一旦进了豪华酒店咖啡厅舞厅等高档场合消费时也可以从容跟进。焦允俊知道这十二名侦查员都是“土八路”出身,特地嘱咐,需要花钱时只管挥金如土!我们的对手可不是土包子,都鬼得很,小小一个不合拍的动作没准儿就会看穿你的身份,那就坏事了。
至于谭弦,其实焦允俊原本就要把他从医院调出来的。焦允俊另外还从华会部临时调了一男一女两个侦查员，谭弦负责协助他们监听与叶万成的店铺相关的所有通话。焦允俊的考虑是,既然叶万成开着个修理电话设备的店铺,他的上级也许会通过电话与其联络。谭弦精通英语,叶万成曾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干过,料想也是会语的,万一他跟人用英语通话,谭弦的特长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一切布置定当,一应人员随即进入工作状态。也是巧,谭弦刚在电话公司机房由一名技术员指导看上机监听,叶万成的修理店就接到一个电话,正是前面曾交代过的那个隐身上司“淮北口音”打给叶万成。他向叶万成下达了一道指令:目标已经进了医院,目前一应情况如何,你在今晚前往查看,明天中午前我会来电听取汇报。
谭弦立刻向坐镇于虹桥路特案组驻地的焦允俊报告了这一情况。焦允俊思索片刻,往医院孙慎言那里打了个电话,指令让看护施政的人员故意装出一副懈息的样子,如果有人向医务人员打听或者以走错病房等为借口查看叶万成的情况，都要假装看不见。
当晚七点,叶万成进了医院,来到外科病区,向护士台打听有个名叫施政的先生是否住在这个病区,护士已经接到侦查员的通知,自然如实回答。叶万成随即进了病区,在走廊里看似随意地踱步,走过施政所住病房时,特意向里面扫了一眼,看清楚正倚在病床上跟病友聊天的施政的面容，然后就离开了。
次日上午九时许,侦查员监听到昨天那个操淮北口音的男子往叶万成的店铺打来电话,叶万成用暗语简单汇报了昨晚去医院窥察的情况。上司向叶万成下达的指示是两个字，待命。
待什么命？焦允俊寻思,敌特方面对施政采取车祸行动，说明当时他们跟特案组一样，是把施政当北湖来看待。我方在车祸之后很快就查清施政其实并非北湖,之所以还安排警力在医院看护,那是想捡个漏儿。对方一连数日没有反应,焦允俊原已开始怀疑敌方也意识到撞错人了，但是昨天那个淮北口音的上司给叶万成下达了指令，那说明敌特方面至少还没有完全确定。
鉴于这种考虑,焦允俊决定继续维持之前所采取的两项措施,医院那边须保持高度警惕,严加防范;同时,对叶万成继续严密监视。
就在这当口儿,特案组的领导马头儿突然来检查工作了。特案组这段时间分成两拨执行任务,按照纪律,互相之间不能知晓各自任务的内容,所以马头儿先去郝真儒那边听取了汇报,才来到焦允俊这边。焦允俊一看马头儿的神情,估计老郝那一摊进行得不顺,暗自庆幸自己这边虽说不是风生水起,但总算还有点儿眉目,不至于挨批评。不能不佩服马头儿的那双眼睛,焦允俊不过是心里想想,脸上肯定没有显露出来,但马头儿却已经感觉到了,开口就说是来听你的好消息的。
焦允俊知道向领导汇报工作必须要言不繁,当下三言两语把情况要点汇报了。像马头儿这样的老资格情报工作者,脑子特别快,焦允俊刚说完,他的意见就出来了,说你的分析有道理,我谈一点儿看法,你们研究研究,如果觉得可行,就试试看;不行,那只当我没说。
我的观点是,等待三天,如果对方按兵不动,既没派人去医院再次对施政下手,那个淮北口音的上司也没给叶万成下达指令,那就…,,…?说到这里,忽见焦允俊目光炯炯,马头儿骤然刹车,对焦允俊说:“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焦允俊这当儿还不忘调侃,说我的脑子一向不大好使,今天不知怎么,多半是受了领导的感染,竟然大大提速了。
我在想,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叶万成去医院窥察是为验证我方是否深信施政就是北湖的话,那么看看医院里那副架势,敌方就应该立即采取行了动;如果三天之内敌方既不行动,也不向叶万成下达新的指令,那就说明敌人已经获取了正牌儿北湖的情报,所以就放弃躺在医院里的那个假目标了。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密捕叶万成,然后顺藤摸瓜获取北湖的线索。
马头儿微微点头,既然你理解了,那我往下就不必多说了。具体怎样做,是你们特案组的工作,你是组长,看着办就是。一边说一边站起来,然后又补充了一句,说这件活儿有点儿急,北京已经打过三次电话了。焦允俊一个立正: “请领导放心,我们会尽快完成使命的!”两拨侦查员一连监视了三天,既未发现可疑对象潜入施政所住病区,监听和跟踪也没有捕捉到叶万成与外界有任何可疑接触,于是,12月3日下午,特案组长焦允俊下达了密捕叶万成的命令。
焦允俊不敢有丝毫大意,事先已经在北京路至老西门叶万成家来来回回转了几趟,根据执行监视使命的侦查员每天汇报的叶万成的日常活动规律,制订了万无一失的行动方案。事后他觉得,这个方案真是过于高看叶万成了。以在战争年代多次执行深入敌后任务的焦允俊的水平,对付叶万成这么一个业余特工,那真是大材小用。12月3日傍晚,叶万成结束了修理铺的营业,骑自行车回家途中被侦查员轻松拿下,随后押解特案组驻地。
讯问时,起初叶万成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但在给他放了一段与“淮北口音”通电话的录音后,他就无话可说了。继而,侦查员又端出了其制造车祸的证据——叶被捕后,另一路侦查员对电话修理铺进行搜查,发现了电话公司摩托车的钥匙。在证据面前,叶万成只得交代。
讯问虽然顺利,焦允俊却兴奋不起来,因为叶万成是一只“独脚蟹”,不过是敌特棋盘上的一枚小卒子,既不知道敌方对北湖有何企图,也无法主动联系“淮北口音”以助我方钓鱼,而“淮北口音”倒是在需要找他的时候,随时可以往北京路的修理店铺打电话。如果要利用叶万成钓鱼,他本人肯定想不出什么法子引诱上司上钩,只有我方制订计划。而且这个计划必须在今晚制订,还要跟叶万成说清楚利害关系,鼓励他立功赎罪。天亮之前如果不把叶万成释放,明天他就去不了北京路的修理店。上司如果一连数次打不通他的电话,肯定会起疑心,就会派人或者亲自前往北京路查看,一旦这么做,他肯定会发现问题,那就只有切断联系了。
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十一、敌特暴露
当晚十点半,焦允俊打电话把孙慎言、谭弦召至特案组驻地,三人商议解决方案。讨论到午夜,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焦允俊说此事耽搁不起,咱们别拖了,暂停讨论,你们两个一起去跟叶万成谈话,先说服他将功赎罪,具体怎么做,我再想想。实在想不出法子,可以在天亮前先把叶万成释放,跟他说清楚他是受我方严密监控的,要想活命,只有一条路可走,否则,以他汉奸、特务和制造车祸的罪行,肯定是死刑。
孙慎言、谭弦离开后,焦允俊绞尽脑汁也没法儿破解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点:叶万成是敌方的一只“独脚蟹”,他本人是没法儿联系到上司的,只有人家给他打电话。而那时没有什么来电显示,上司的电话是哪个号码打来的都不清楚。据叶万成供述,“淮北口音”每次打来电话,周围嘈杂声甚大,估计应该是在闹市区的街头电话亭或者临时借用哪个商店的电话机,反正他说的是暗语,不必担心会被人注意。
在这种情势下,即使叶万成眼下没有被捕,也没有受到我方的怀疑被监视,哪怕他此刻掌握了有关北湖的确凿情报,也没法儿向“淮北口音”报告。因此,焦允俊设想的种种钓鱼手段,种也用不上。
远处传来阵阵鸡鸣,焦允俊看看手表,凌晨三点多了,再过两个小、时天就要亮了,能在天亮前想出什么良方妙计来吗?这时,孙慎言打来电话,说已经跟叶万成谈完了,这家伙愿意立功赎罪。焦允俊说那就按照预定的方案让他回家,会儿照常上班,不要露出任何破绽。放下电话焦允俊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随即又把电话给孙慎言拨了回去,说先别放他,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你和小谭也过来,我要跟他聊几句。这一聊,焦允俊忽然对解决难题有了信心。
特案组长跟叶万成聊的是什么呢?他让叶万成着重说说上司给他打电话时的电话背景音。叶万成思来想去,终于想起一个细节:上司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听着像是在市区某个热闹地带的弄堂口,话筒里传来的嘈杂声中有女人呼唤小皮匠和小孩子叫着阿五头奔跑嬉闹的声音。上司压低了嗓音跟他说话,因为这是第一次通话,首先需要对接头暗语,而上司那口带着浓重淮北口音的官话又听不清楚,有几句话重复了好几遍,通话时间就稍稍长了一些。
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听见有个嗓音苍老的女人一遍又一遍叫着“洪老侉”那声音越来越大,仿佛是一路喊着走过来的,但在声音最响亮的时候戛然而止。这时候,两人的通话也结束了,上司挂了电话。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个对这一细节进行分析—“淮北口音”很有可能是在市区中心城区的某个弄堂口拨打的电话(上海首部公用电话出现于1882年,由丹商大北电报公司设立,至1949年12月,全市市区已有四百余部公用电话,付费即可使用),因为小孩儿嬉闹和居民呼唤小皮匠的声音都符合沪上弄堂口的特征。
至于那个老太呼叫“洪老侉”没有得到回应,那就颇有讲头了。“老侉”是当时沪上坊间对北方人的称呼,但并不包括所有北方人。一般来说,沪上的本地居民把来自长江以北的人(哪怕已经在上海定居)都看作北方人,但又把一些特定区域分离出来,比如在城市人口中占比较高的苏北、山东地区的居民被称为“北、小苏北”、“老山东小山东”等,其他来自北方的居民,就一并以“老侉”、“小老侉”概括,单个称呼时,则在前面加上其姓氏。沪语中“冯”洪(红、弘等)”不分,所以老太喊的那个“洪老侉”,也可能是冯、红或者弘之类。
那么,老太究竟是在叫谁呢?侦查员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在叫叶万成的那个上司,因为她从老远叫到近前,显然是有目标的。之所以没有得到回应,是因为“洪老侉”忙于其他事,不便回应她。老太叫到近前忽然刹车噤声了,那应该是被叫的人用手势告诉她自己正在进行某桩事情,请她稍等。如此推断,老太叫的“洪老侉”应该就是跟叶万成通话的“淮北口音”了。
另外,从老太呼唤“洪老侉”的情状来判断,“洪老侉”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他是这条弄堂或者邻近某处的居民,并且已经居住较长时间了,邻居跟他比较熟;其身份并不是知识分子一类,可能属于底层劳动者,否则,邻居应该称其为“先生”。其二,老太老远就呼唤,而且是一边走过来一边喊,那说明她跟“洪老侉”并无特殊的关系,因为她不必担心跟“洪老侉”的接触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其三,结合上述两个特征,可以推断“洪老侉”从事的职业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手工活儿,老太呼唤他是因为家中有活儿需要他干。焦允俊决定据此展开调查,把那个“洪老侉”找出来。
但这桩活儿的工作量甚大,上海滩中心城区大大小小的弄堂有数千条之多,每条弄堂都要一一查摸到,这该费多大劲、耗费多长时间啊!不过,焦允俊另有主意,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向全市二十个市区公安分局下达命令,让下辖的派出所分别在各自管段调查即可,凡是符合“操淮北口音、被居民称为‘洪(冯、红、弘等)老侉’、从事手工活儿、其住所附近有弄堂且有公用电话点的男子”条件的,一律将其情况上报市局,焦允俊还特别强调:查到一个即报一个!
焦允俊让孙慎言把在医院看护施政的活儿移交法华分局,回特案组负责接听电话,还从华会部临时借调了两名侦查员协助。12月1日上午十点,这项工作开始启动,五分钟之后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是榆林分局打来的,说下辖龙江路派出所管段有一个男子酷似上级要求查摸的对象。焦允俊接听了电话,听听似乎确实符合应特征,不过,他不相信会撞上这等好运气,就让分局派人向该男子供职的私营作坊(该男子是白铁匠,即钣金工)老板核查其最近半月的活动情况,即查即报,这边坐等结果。
一会儿,分局报来了调查结果,证实该男子没有作案时间。类似这样的情况到当天傍晚六点为止一共有二十多起,其中三起是特案组侦查员孙慎言驱车前往分局或派出所直接查询的,最后全部排除。又过了一个小时,终于从静安寺分局传来一个消息,说在该分局管段康定路有个对象符合条件。
此人叫茅国靖,系河南永城县人氏,四十二岁,青年时来沪,以走街串巷补锅镶碗为生,后自学电器修理技术,于抗战胜利后开了一个电器修理小铺,未婚。分局侦查员将其情况与上级通知中的协查对象进行比对,河南永城县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地理上属于淮北区域,其口音带些淮北味,但不算重。其经营的小铺修理电熨斗、电吹风、收音机、手电筒、电动玩具等,附近居民家中的此类电器发生故障也都是叫他修理的,据说技术还不错,收费也合理,小修小弄就不收费了。如果他出现时被附近需要他修理东西的居民看见,随时都可能被居民拉到家里。另外,距茅国靖的修理小铺兼住处三四十米确实有一条弄堂,弄堂口的杂货小店里装有一部公用电话。
那么,是否有人唤其“洪老侉”呢?分局方面作了肯定的回答:茅国靖的右侧腮帮有一块铜钱大的红色印记,十年前他刚到这里居住时(当时还是走街串巷的小锅匠)有人叫他“红侉子”“红老侉”,意思是“脸上有红斑的北方人”。焦允俊当即决定逮捕茅国靖。出于慎重,需要制订一个行动方案,并且要向市局借调行动警力。随着一个个电话打出去,相关人员陆续前往市局在建国西路的一处对外不挂牌子的办公点集中。焦允俊向第一个到达者—被分局用小吉普送来的茅国靖的房东金老先生了解茅的店铺兼住处的房屋结构及周边地形、地理情况,聊下来,得知金老先生年轻时做过地理老师,焦允俊乐了,即在老先生面前放上纸笔,说劳驾您老给画下来。
金老先生画完,有专人陪同他去大舞台看戏—此刻不能让其归家,以防走漏消息。然后,马头儿派来的一位部队作战参谋老王到了,和焦允俊对着地图制订了行动方案。稍后,二十名武装便衣奉命前来报到,焦允俊向他们交代使命并作了分工。
一整套准备工作要算做得很充分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十二、曹氏姐妹
这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不但让焦允俊目瞪口呆,而且绝对无解—抓捕人员包围了茅国靖的住所,正准备破门而入,屋里突然一声枪响,茅国靖饮弹自尽了!焦允俊自是后悔不迭,还不如在白天茅国靖的买卖开张的时候假扮顾客去抓人。最初他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茅国靖是小本儿买卖,假扮顾客进入铺子的侦查员只能是一两个,不利于控制,经过反复考虑,这个方案被放弃。现在看来,真的是失策了。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拍摄了现场照片,法医运走了尸体,焦允俊和孙慎言以及几个作为临时助手的市局侦查员对现场进行了搜查,一直忙碌到拂晓方才离开。
应该说,作为一名特务,茅国靖的保密工作是做得比较到位的。一干侦查员搜遍整个儿屋子,除了那支用来自杀的手枪和一台性能不错的收音机,竟然没有发现任何通常潜伏特工(还是个小头目)会有的密写药水、经费和从事相应活动的器材。
焦允俊、孙慎言交换了意见,初步认为已经自杀的茅国靖应该是敌特方面委派的专门负责指挥若干类似叶万成那样的“独脚蟹”的特务组长,与其上司的联系及接受指令,是通过其他特务小组使用的电台或短波广播,以及使用暗语的报纸广告、来往信件等手段。按照初解放时潜伏敌特分子的常态,像他这样一个小头目应该有活动经费和一些器材的,可能藏匿在其他地方了。
一年后,一名潜伏特务郭某向公安局自首,特案组侦查员的判断方才得到证实。郭某系茅国靖的助手,系“中统上海第三特别站”的站长助理,该特务站有六名“独脚蟹”,但姓名、住址、职业等一应情况均由茅国靖掌握,并由其直接联系。而该站的特务活动经费、器材等,均藏匿于郭某处。茅国靖出事后,台湾方面切断了与“上海第三特别站”的联系。郭某自首后,公安机关曾组织力量调查其余五名“独脚蟹”的下落,但未能如愿。
抓捕行动失利,原打算拿下茅国靖后根据其口供获取北湖信息的指望变成了一个肥皂泡,往下该怎么办?12月5日午后,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人开了个碰头会。焦允俊恢复了以往的自信,抱着“大不了从头再来”的想法,在两个部属面前露出轻松的神态,说雁过留声,茅国靖既然活动过,总有切入点,就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了。
一番分析下来,侦查员达成了共识,茅国靖跟其部属叶万成一样,其实也是一只“独脚蟹”,而且比叶万成“独”得还彻底,竟连家眷也没有。这对其保密工作当然有好处,但在活动时所有活儿都要自己出面去做,那就免不了留下痕迹,比如他平时经常去哪些地方,经常有什么人去其电器修理铺找他;分局社会股曾接到过群众的举报,说他的开支与收入不相称,他都把钱花在哪里了?等等。由于茅国靖已死,对施政的威胁已经消除,对叶万成的监听和监视也可以撤销。这样,焦允俊就让孙慎言、谭弦跟他一起对上述情况进调查。
当天,他们调查到一个情况,据经常去电器修理铺的顾客反映,茅国靖跑得最多的地方应该是北站区虬江路电器旧货市场。侦查员次日去了虬江路,很快査摸到经常向茅国靖提供电器零部件的那处所在是一家名唤“亚涛旧货行”的店铺,就把该行老板薛亚涛传唤到附近的北站公安分局。
五十八岁的薛亚涛是个湖,看架势就知道茅国靖犯的事儿不小,对侦查员不敢隐瞒。薛亚涛是1941年4月跟茅国靖认识的。当时,茅的电器修理小铺正准备开张,三天两头跑虬江路来淘电器零部件。虬江路旧货市场经常有地痞流氓出没,专门欺负新客,茅国靖被他们给盯上了。一天下午,几个流氓正围着他准备下手,薛亚涛路过,见茅国靖一副老实相,颇有些可怜巴巴,就吆喝了两声。薛亚涛算是虬江路店主中的老资格,江湖经验丰富,平时跟警察、税务、帮会的关系都处理得比较到位,其他店主也好,地痞流氓也好,都买他的账,平时有什么事儿,他吆喝一声发表意见,别人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愿意听从。从此,茅国靖就把“亚涛旧货行”作为他每次进货的必选之店。
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两人自然而然走得近了。薛亚涛在外国轮船上当过八年维修技工,其对于电器修理之精通,足可在上海滩随便哪家工厂当一名出色的工匠。他跟茅国靖接触下来,发现这位朋友的技术水平极低。低到什么程度?给他做徒弟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做徒孙。茅国靖也看出薛亚涛的技术高出自己不知多少个层级,每次来进货时都虚心求教,而且是活学活用,在修理中碰到什么问题就求教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对于薛亚涛来说自然都是小菜一碟,如此,两人的交情就更深了。
从1941年春到抗战胜利,这么长时间,薛亚涛并未觉得茅国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可是,到了1947年,他的看法就变了。那年年初,有个老顾客来“亚涛旧货行”淘旧货时跟薛老板闲聊,说他曾两次看见茅国靖与几个一看就是特务做派的家伙在饭馆喝酒。如此,江湖经验非常丰富的薛亚涛对茅国靖的看法就复杂了些,觉得这人似乎不简单。正因为有了这种想法,在往下的接触中虽然表面上一切照旧,但他心里对茅国靖是有防范的,甚至怀疑茅国靖可能是方面的秘密情报人员。当然,以他丰富的江湖经验,绝不会对茅国靖进行试探,再者他于政治也不感兴趣,生意人嘛,好好做生意就行了,这么大年龄了,再混几年就该回家养老了。
到了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薛亚涛注意到茅国靖来他电器行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又过了三个多月,才恢复了正常。薛亚涛没有问其原因,只是隐隐为其担心,寻思如果他真是情报人员的话,那就是特务,一旦被公安发现,弄不好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开国大典后薛亚涛发现这位老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每次来总要使用电器行的电话机往外打几个电话,而且总是趁他接待顾客或者理货的当儿,一个人待在店堂里侧的小房间里关上门拨打,每次通话时间不长,三五分钟吧。
由于薛亚涛对茅国靖已有特务之疑,他开始留意这个多年朋友的举动,打算找个机会听听茅国靖在跟什么人通电话,说了些什么。这个打算若是产生于其他人的脑子里,也就不过想想而已,但对于薛亚涛来说,是可以落实的。日前,他在自己的电话机上接了一根暗线,通到后面的库房。这是个小工程,所需零部件电器行里都有,不过是举手之劳。12月2日午后,茅国靖再次来到电器行,拿出一纸货单要求薛亚涛配货。此举正中薛亚涛下怀,于是就去了后面库房。茅国靖枉为受过正规训练的正牌特工,大概是和薛相处时间太长了,对薛根本没有防范意识,结果被轻易窃听了电话。
那么,薛老板听到了什么内容呢?他对侦查员说,茅国靖是把电话打给一位“曹女士”的，对方的声音很低,要仔细分辨才能听请。茅国靖要求跟对方见个面,“曹女士”拒绝,说她没空儿,再说自上海解放后她已经闭门不出,也不接待外人拜访。茅国靖说他持有“闵先生”写给对方的条子,“曹女士”犹豫片刻,方才勉强答应。双方约定在江宁区江宁路上的“白色咖啡馆”见面,时间是次日即12月3日下午三点。
薛亚涛虽然江湖经验丰富,但对特工那一行不熟,不知这样约见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特务接头,想不通,索性不想了,这事也就放在了边。不料今天侦查员来向他调查(他还不知茅国靖已经饮弹自尽),当下不敢隐瞒,如实把这情况说了。
焦允俊三人立刻调头奔江宁路“白色咖啡馆”。那是一个白俄开了将近三十年的老店,从老板到员工都是一家子,两代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国语沪语相兼,跟侦查员交谈并无障碍。可是,白俄老板对于侦查员要调查的情况却回答不上来。不是他故意隐瞒,而是并不清楚茅国靖约见的那位“曹女士”是个什么样子。这下,焦允俊皱眉头了,他让老板把正在忙碌的那几个眷属一个个唤来分别询问,也没人说得上来。
正当三个侦查员束手无策的时候,外面传来阵喧哗。白俄老板离开谈话的账房间,去店堂查看。片刻,白俄老板回来,低声对焦允俊解释,外面有一个喝多了酒的青年,一点多来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哪知等咖啡送上去时,他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遇上这种情况,咖啡馆的规矩是不能唤醒人家的。这青年一觉睡到此刻醒了,其位置正好在账房间侧面,他大概听见了里面的片言只语,忽然说他知道“曹女士”是谁,要进来说一说。侍者是白俄老板的儿子,哪肯轻信,生怕让他进来搅扰了侦查员的调查,就刻意阻拦。那青年不依,于是就发生了争吵。
焦允俊闻言暗叹“天助我也”,当下就让谭弦去把那青年请进来,示意众人退出,孙慎言则去外面守着,以防有人靠近账房问听见里面的谈话, 焦允俊看那青年不过二十来岁，白净的胖脸，高鼻梁,深眼窝,有几分混血儿的样子。没等焦允俊开腔,对方就主动开口了,问你们三位同志是公安局的吗?见谭弦亮出证件,对方便自我介绍说他名叫乔克,您三位要打听的那位就是我的嫡亲阿姨。
乔克的这个阿姨叫曹诺蓝,已经四十岁了,立志终身不嫁,到现在还是单身。她出身于沪上个富裕家庭,三代都是徒,早年从神学院毕业后,供职于教会。她有一副好嗓子,擅长反串浑厚的男低音,经常担任教堂唱诗班的领唱,故结识了沪上众多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士,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上海解放后,曹诺蓝辞了职,离开了教会提供的住宅,搬到姐姐曹诺洁家。乔克的父亲乔舒亚是英国人,在公共租界警务处任职。
1940年前往伦敦出差时,恰遇德国轰炸而殁。乔克的母亲曹诺洁是留英海归,回国后曾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财务处,后因生乔克时难产,健康受损,产后不再工作。丈夫遇难后,母子两个靠家中的积蓄、房产租金和英国政府按月发给的抚恤金(乔舒亚去伦敦算是公干,死于轰炸,被英国政府作为因公死亡对待),日子过得还不错。
那么,曹诺蓝跟那个打电话给她的人(乔克不知此人姓名、身份,只知道是个男子,因为是他接的电话)是什么关系呢?乔克说他不清楚,只听阿姨在挂断电话后告诉其母说,有人约她明天下午去“白咖”(“白色咖啡馆”的简称)。曹诺洁问妹妹是什么人约见,妹妹却含糊其辞,当姐姐的有点儿不放心,在妹妹出门后便密嘱乔克跟上去看看。
乔克跟踪阿姨一直到咖啡馆,再跟下去只怕就会被阿姨发觉了,正琢磨该怎么办时,正好看见一个朋友经过。那人叫黄生浩,平时经常和乔克一起练习拳击,便吹声口哨示意对方驻步。乔克对黄说,我阿姨大概谈了个男朋友,老妈让我来看看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我不便进去,你代我进去看看。不等对方回答,又交代了阿姨的穿着打扮。黄生浩进去喝了杯咖啡就出来了,说了那个男子的长相和穿着,还判断说看样子你阿姨不是跟那个男的谈朋友,像是谈生意。估计谈得还不错,此刻已经谈完,两人从后门出去了。
乔克回去向老妈复命,不料进门却见姐妹俩正虎着脸,像是很不开心的样子。原来曹诺蓝已经发现被外甥跟踪,断定是曹诺洁的主意,回家就质问姐姐。姐妹俩闹起了矛盾,乔克好生无趣,也不吭声,一头扎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小说,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等到被妈妈唤醒时,外面天已经黑了。曹诺洁说你阿姨出去了,临走时说晚饭不回来吃,让我们不要等她。然后就问儿子,你阿姨是不是处对象啦?乔克说处什么对象,她不是说过终身不嫁吗?她好像是跟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谈生意嘛。曹诺洁闻言诧异,说你阿姨从来没有沾过生意上的事平时闲聊也没提到过经商,她会做生意?不可能啊!乔克说等她晚上回来你问她就是了嘛,你们是姐妹,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可是,当晚曹诺蓝却没有回来,她在晚上八点左右打来一个电话,说她另外有点儿事,今晚不回家了,可能明天也不回来。第二天傍晚,曹诺蓝又来电,说她和两个大学同学在一位老同学那里,玩得蛮开心的,明天要去杭州游玩,后天上午回来。这时,旁边的乔克憋不住了,接过话筒叫了声阿姨,说不是妈妈叫我跟踪您的,是我自己的主意,请阿姨不要生气。曹诺蓝笑着说没事,跟踪也可以的,阿姨跟姐姐外甥最亲了,不会有什么事儿瞒着你们的。这样吧,阿姨后天回家请你喝咖啡,就去“白咖”。于是两人说好,下午一点半在“白咖”见面。
今天乔克遵守诺言准时到达咖啡馆,却没见着阿姨。他等了一刻钟,往家里打了个电话,一问,妈妈说你阿姨正在处理教会托她办的一桩急事,让你等一会儿,她会过来的。乔克就继续等着,喝喝咖啡,看看报纸,一会儿觉得有了倦意,往桌上一趴就睡着了。趴着睡当然不可能睡得很熟,侦查员刚才从座头旁边经过去账房间时,他被惊醒了。睁眼看阿姨还没到,想想不如回家,正要招呼结账,忽然听见账房间里的说话声,侦查员在向老板打听3日下午一个穿棕色皮夹克戴同样颜色漆布鸭舌帽(这身装束是薛亚涛最后一次见到茅国靖时茅的穿着)的中年男子来这里跟“曹女士”见面之事,他马上想起那个约见阿姨的家伙,蓦地一惊:刚才那三位看就是公安局的便衣,便衣打听那家伙,难道那个男的是坏人?阿姨会不会受到牵连?乔克急于弄个明白,就主动站出来提供情况了。
侦查员听下来,认为乔克所说的约见曹诺蓝的那个男子确系茅国靖,就请乔克带路,去他家跟曹诺蓝见面。
可是,曹诺蓝不在家。其姐曹诺洁说她刚才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个朋友找她,然后就匆匆忙忙出去了。为什么说是匆匆忙忙呢?她姐姐说,教会先前来电,让她赶紧写一份解放前参与教会活动的情况说明,说是政府的要求,写好马上送去。她已经写好了,但出门的时候却没带上。谭弦有点儿紧张似的看着焦允俊,似是在问:怎么这样巧?焦允俊不动声色,但也不免担心,生怕曹诺蓝遭遇不测。他有一种直觉,这个曹诺蓝可能是了解北湖下落的唯一知情人。
十三、终现曙光
运气还算不错,侦查员担心的不测总算没有发生,他们在曹家等了不到一小时,曹诺蓝就回来了。这是一个长得十分精致的女人,四十多岁还保持着颀长窈窕的身材,一张鹅蛋脸上五官标致,特别是柳眉下的那双杏目,扫视一眼,真有些顾盼生情的韵味。不过,现在那眼睛是冷的,不但目光,连声音都似乎透着寒意:“三位先生是市公安局还是哪个分局的?或者是来自其他机构的?”焦允俊也还以冷峻,朝谭弦递了个眼神,后者随即出示市局派司。这时,乔克开腔了,说阿姨他们是市局的,我看过派司了。曹诺蓝不为所动,还是仔细看了证件,然后把目光转到焦允俊、孙慎言身上:“抱歉,您二位的派司我也要看看。
三份证件都验看过后,曹诺蓝点点头:“要不,到书房去坐坐?”侦查员进了书房落座,曹诺蓝显然已经看出谁是头儿,盯着焦允俊问道:“几位有什么问题那就问吧?”焦允俊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女人是他从事情报工作以来接触过的所有对象中最冷静最从容不迫的一个,对方的那副做派,让人感觉谈话的主动权好像在她手里,而非侦查员。焦允俊自然不喜欢这种气氛,马上进入正题:“我们来麻烦曹小姐,主要是想了解一下12月2日您曾接到位姓茅的先生打来电话之事。”曹诺蓝冷笑:“恕我冒昧,我这里的电话是不是被公安局监听了?”“这个我们先不探讨,还是请曹小姐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原以为以曹诺蓝这副架势,会跟侦查员扯个不停,那就不得不把她请进分局“交流”了,可出乎侦查员意料,曹诺蓝不再在枝节上纠缠, 说我料到你们会来找我,那位茅先生出事我已经听说了。如今是坐天下,凡事都认真,不讲情面,即便你们不来找我,我也准备带上生活用品去找你们了。我会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告诉你们,但这事说来话长,请允许我照我的思路来说,等我说完,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我再一一作答,你们看如何?
在这种被动的形势下,这个女人竟然依旧巧妙地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让焦允俊不由得有点儿佩服起来。既然如此,那不妨先听她怎么说吧---12月2日,曹诺蓝接到茅国靖的电话,说想跟她见个面。她以前在教会工作时经常抛头露面,跟社会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比较多,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常有,对方都说认识她,可她对对方根本没印象。解放后的头两三个月里,这类电话特别多,最近才开始渐渐减少。这次接到电话,她也像以前一样拒绝了。但对方只说了一句话, 就使曹诺蓝改变了主意。这句话是:“哦!我有闵老先生的亲笔条子,老先生说曹女士可以跟我见个面的。”
闵老先生何许人也?一向冷峻傲慢的曹诺蓝为何一听他的名字就改了主意?因为这位老先生曾两次救过曹诺蓝的命(这一情节跟本案无关,本文就不详述了)。因此,曹对闵老先生向来是执父辈之礼的。现在,对方既然说有闵老先生的条子,那就必须见一见。这一见,就引出了一个名叫黄景君的人。
说到这里,曹诺蓝停顿片刻,继而轻声道:“这位黄先生曾经有过一个特殊身份—汪精卫的私人顾问。”三侦查员闻言蓦地一惊。焦允俊暗忖:天可怜见,终于找到北湖的线索啦!
曹诺蓝继续往下叙述。12月3日下午,她去“白咖”跟茅国靖见了面。对方果然拿出了闵老先生的亲笔便条,上面写着让她跟来人说说对方想知道的情况。那么,对方有什么事呢?茅国靖说他想见见北湖先生。又补充说,他为此找了闵老先生,老先生说可以向曹女士求助。曹诺蓝微叹一口气,既然是双料救命恩人然不能拒绝。那么,曹诺蓝跟黄景君又是什么关系呢?这里面有番说头。
像黄景君这样的人物,在社会上肯定具有方方面面的关系,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作为情报研判专家,并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取得成果的。除了天赋之外,还需要对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大事小事都有所了解,方可在分析情报时随手描来作为研判依据。因此,黄景君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将其社交触角伸向教会,也就可以理解了1933年,曹诺蓝从神学院毕业去教会工作不久,与黄景君相识。不过,两人仅仅是萍水相逢,并设有多少交往。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两人可能辈子也说不上几句话1937年11月13日,惨烈的中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寇占领上海华界。上海滩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被目伪控制的地盘所包围,称为“孤岛”。
从那时到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武装占领租界的这段时间,史称“孤岛时期”。1938年元月中旬,日军上海宪兵队司令部特高课开始寻访黄景君,其目的是请其协助从东京飞来的军方情报专家八康静仁中佐组建一个情报研判工作室。
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日军侵占上海华界之前就已经策划定当了,据说选定黄景君担任八康中佐的助手,是东京大本营高层经过多次会议讨论最后才决定的。八康中佐来沪时,随身还携带了大本营高层的决议。因此,在上海华界盘踞的日本特务机关,早在中日淞沪会战刚刚结束,就已经在着手这桩事情了。日军宪兵队特高课接手该使命后,立即行动。当时全上海华界都已经沦陷,特高课的情报网遍布全市,据说只用了十天时间,就查访到了黄景君的藏身处。
1938年2月3日,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夜,特高课的一支由十名特工组成的行动小组,驾车来到上海北郊江湾镇,把藏匿于该镇一座古庙内的居士”黄景君“礼请”至虹口的一处花园洋房(日特机关的一处密点)。原以为这桩活儿就此完成了,哪知八康中佐跟黄景君谈了数日,后者对于协助日方进行情报研判之事并无兴趣。不但没有兴趣,黄景君还充分发挥他那不凡的智慧,趁夜间与日本特务饮酒的机会,佯装腹痛,说可能是胃出血。在日方眼里,这人是一宝,哪敢托大?立刻开了一辆吉普,由三个特务陪着将其送往日本海军医院。
然后,就发生了令人惊讶的一幕—进放射科检查室拍片时,看似文质彬彬手无缚鸡之力的黄景君竟然一掌切在日本医生的颈部动脉上将其击昏,随后把医生的白大褂穿在身上,从检查室边门从容脱身。穿越走廊时,那三个日本特务和他近在咫尺,正坐在检查室门前的椅子上吹牛呢。
为追捕黄景君,日本宪兵队采取了数项紧急措施:封锁市区通往浦东的黄浦江面,电令所有关卡日夜检查过往行人,搜查全市所有寺庙道观甚至庵堂,还指派大批日特和汉奸化装潜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访查。在这等严密追查下,黄景君无法离开上海,只有辗转于几个友人家中。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于一天深夜越墙潜入曹诺蓝所在的教会躲藏。黄景君的记忆力极强,曹诺蓝五年前与其初次见面时随口说起过她在教会上班的班次安排,他竟然一直牢牢记着,算准这天晚上该是曹诺蓝值班。而且,凭着他对曹的判断,他相信这个女子会掩护他。就这样,曹诺蓝把这个逃亡者藏进了由她掌管的教会资料库房,每天给他送饮食。
黄景君在教会一躲五天,第六天中午,他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对曹诺蓝说今天我必须转移,这里不安全了。尽管曹诺蓝不以为然,但毕竟安全第一。问他打算怎么出去,黄景君说可以化装成神父离开。可是,转移到哪里去呢?黄景君说,只有一处安全的地点,就是你姐姐曹诺洁家。巧得很,那段时间曹诺洁和她的英国丈夫正好带着孩子去了香港,房子托付妹妹照看。于是,曹诺蓝就按照黄景君所说,将其在那边安顿下来。
黄景君刚刚离开没多久,教会的电路突然发生故障。电力公司派来数名技工(其中混有日本特务)进行紧急检修,为找到故障所在,他们要求检查所有屋子,当然也包括资料库房。而黄景君临走前,已经将其在资料库房留下的痕迹消除,日本特务没有任何发现。事后听说,那天和之后数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教堂都被租界当局以电力、消防、建筑、卫生等理由检查了一遍。战后披露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本方面为实施搜查,拿出一百两黄金买通了工部局、公董局的官员。
一周后,曹诺蓝按照黄景君的要求,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找其洋姐夫的一位同乡威尔斯副巡官(警务处仅次于处长、督察长、正巡官的高级警官),弄到了一纸通行证,并联系了一艘英国邮轮。黄景君藉此化装逃离上海,去了香港。
再次见到黄景君已是1940年春,其时,这个神秘人物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北湖。当然,他不是以本来面目出现在曹诺蓝面前的,而是化装成一个佝偻着背脊的五十多岁的老头儿,长衫马褂瓜皮帽,额头皱纹密布,脸皮酷似存放已久即将干枯的橘子,鼻梁上架着一副镜片圆而大的黑框眼镜,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如果不是他主动开口,曹诺蓝绝对认不出来。
这天正好是曹诺蓝在接待窗口值班,黄景君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推了推眼镜,说声打扰,递过一张纸片。曹诺蓝一看,上面是一行阿拉伯数字与英文的组合。一个愣怔,脑子快速运转,随即作出反应,这是租界当局对有特殊需要的对象颁发的特别通行证的号码。继而她想起当初托洋姐夫的朋友威尔斯副巡官给黄先生办理过这样的通行证。再看眼前这个老头儿,她终于认出来了。
当晚,曹诺蓝应约与黄景君在“七重天”露天舞场一角喝咖啡。黄景君告诉她,当初在她的帮助下脱险离沪去香港后,他化名在香港汇丰银行找了一份工作,原以为自己逃得够远,在香港又有朋友关照,如此隐身应该没有问题了。没想到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后,竟然立有人从内地赴港找到了他,出示了汪精卫的手札,聘请他担任其情报顾问。来人对他说,他的行踪确实隐秘,很长一段时间日本人都不知道他的下落。
但日本人的韧性也不可低估,他们一直在寻找他。日前,终于得知他藏身于香港汇丰银行,日军准备派特务秘密潜入港岛将其绑架回沪(其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日军还没有占领香港)。这个计划被汪先生得知,正好他也在物报顾问,就向日本方面提出,此事由南京接手。日方经过研究,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就促成了这次港岛之行。
谈话的地方是香港一家著名酒店,附近就是香港警务处,这是黄景君自己定下的安全地点。可是,在整个儿谈话过程中,他不但发现不时有形迹可疑的人物在包房外面晃悠,甚至香港警务处负责保护他的那位警官也进来过一次,还当着他的面跟汪伪特使打招呼。黄景君明白这次他是没法儿拒绝了,对方是来绑架他回内地的,而且已经买通了香港警务处。
黄景君别无选择,成了汪精卫的私人顾问。但他跟汪伪方面达成了协议:汪精卫召见他时他保证立刻赶去;他的活动范围在上海、苏南浙东即长三角区域,平时可以自由做他想做的事情,对方不得干涉。
在“七重天”喝过咖啡后,黄景君就像被风吹走的肥皂泡一样,无影无踪了。曹诺蓝原以为不会再跟这个神秘人物见面了,不料去年深秋的一天,她突然收到一封信函,里面的信件没有抬头和落款,只有一行阿拉伯数字。曹诺蓝寻思这种神神道道的做法在她的朋友中只有黄景君才会有,仔细回忆,终于想起上次在“七重天”分手时对方曾似漫不经心地说过一句话:“有时我的信息可以在英文小说《上海历险记》中找到。”灵光闪现,她立刻去翻这本英文小说,翻到这组阿拉伯数字对应的页码一一查找,终于弄明白了这封密函的意思—两天后的傍晚六点去国际饭店十三楼见面。
这次见面是吃晚饭,黄景君只字不提政治,也不谈自己的情况,只谈上海滩的风花雪月;曹诺蓝知趣,也不打听对方的情况。吃得差不多了,结账走人。临分手时,黄景君送给曹诺蓝本书—法文版的《茶花女》。次日,曹诺蓝收到一束鲜花,所附文字尽管只是普通的祝福和感谢,但她知道其中必有秘密。细细检查下来,发现一片花叶上有一行阿拉伯数字。她用《茶花女》作为密码本将其破译出来,内容是让她去苏州路66号烟纸店买一盒香烟,内有礼品一份设法急送济南,还交代了抵达济南后跟交接方的联系方式。
曹诺蓝立刻行动,买回香烟后,拆开检查,发现里面藏有微缩胶卷。其时济南战役已经结束,济南已被华东野战军拿下,由此可见,黄景君这是在为提供情报。曹诺蓝是虔诚的徒,平时不问政治,但她是把黄景君视为兄长式的好友对待的,如此重托,她自然不能让他失望,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就决定照办。当时上海去北方的交通尚在维持,但国统区对北上旅客的查验之严可想而知。好在曹诺蓝是教会人士,其主要工作是协调各地教会教堂与地方上的关系,可以借去济南查看教会情况的由头跑一趟。有教会身份的掩护,她顺利抵达济南,按照黄景君在密函中的交代,向华东野战军递交了微缩胶卷。当然,直到现在为止,她也不清楚胶卷拍摄的是什么内容。
半年后的5月27日,上海解放。三天后,曹诺蓝收到了一张未具落款及地址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些祝愿的话,一看就是黄景君的笔迹。有了前几次的经验,她马上意识到明信片上肯定有内容,仔细查看,果然发现明信片图画的右下角用钢笔看似随意地打了一个很小的勾。曹诺蓝就对这幅图画产生了兴趣。这幅图画比较简单,就是一座教堂,从顶部打开的天窗里飞出一只小鸟。初时她不解其意,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终于领悟,黄景君的意思是让她离开教会。曹诺蓝对黄景君很信任,认为他这样暗示肯定是有道理的,于是毅然辞职。
黄景君似平对曹诺蓝的动向非常了解,辞职后的次日,他往曹氏姐妹的住所打了一个电话,没有说明信片之事,只是告诉她如今解放了,要低调小心过日子,尽可能不要抛头露面,明哲保身为上。曹诺蓝问他,如果我有事情不明白想向您请教,应该去哪里找您?电话那头稍一迟疑,黄景君报出了一个地址:西藏北路五祥坊口煤球店。
曹诺蓝没有遇到需要请教的事儿,也就没有必要跟黄景君联系。但是,她没有事,救命恩人闵老先生却有事相托。茅国靖持闵老先生的条子来找她，她不能拒绝。就在去“白咖” 见面时把煤球店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说到这里,曹诺蓝站起来给侦查员面前的杯子里添水:“我知道的就这些,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焦允俊问:“那位闵老先生的地址呢?地址我当然可以给你,不过,你们就算找到他,恐怕也没什么用了….“这话怎么讲?”
曹诺蓝说,她这两天没回姐姐家,为的就是此事—两天前的下午,闵老先生突然中风,急送医院救治,性命保住了,但已瘫痪,神志不清,更说不出话。她一直在忙着联系医生,去电香港急购药品。直到今天闵老先生在外地的子女赶抵上海,她才得以脱身,但晚上还是要去医院陪护的。焦允俊思忖片刻,做了个手势,孙慎言便示意曹诺蓝随其离开书房。然后,焦允俊抓起书桌上的电话机,叫通市局总机,报出了一个代表“绿色通道”特权的密码,让即刻接通西藏北路派出所。派出所的内线电话正在使用,而且是分局长在和所长通话,但还是被话务员毫不迟疑地掐断,把焦允俊的电话接了进去。
“我是华东特案组,要求你所立刻执行以下命令:派员对西藏北路五祥坊口那家煤球店秘密监控,不管老板店员,只要离开,一律扣下!”
十四、新的线索
放下电话,特案组三侦查员立刻驱车前往西藏北路,见到煤球店老板林开先,二话不说,就问一件事—茅国靖是否找过他。
林老板说,茅国靖在12月3日傍晚找过他,打听一位黄先生的住址。林老板其实并不认识黄先生,他是受人之托,记住一个地址。托付之人告诉他一句暗语,叮嘱凡是用这句暗语来找他的,不管是什么人,哪怕是叫花子,都得告知那个地址。因此,林老板就把地址告知茅国靖了。这个地址是中兴路170号——距煤球店所在的西藏北路不远,步行只需二十来分钟。可是,当侦查员赶过去时,却是铁将军把门。向邻居打听,得知这里确实住着一位黄先生,不过这两天没看见他露面,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那么,这位黄先生从事什么职业呢?邻居说这里的房子是他租的,说是养病,所以没有职业。这里打听不到什么情况,侦查员只好去派出所。派出所说有这么一个人,其户籍在本市常熟区陕西南路,在这里是临时居住。按照规定,本市户口的居民租借房子是不需要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的。当然,户籍警打电话核实过其户籍的真实性,对方派出所说此人并无政历问题,不是内控对象,属于一般群众。如此,这边的派出所也就不去过问他的情况了。
侦查员商量后,决定查看一下黄景君的住所。华东特案组的侦查员都是身手不凡之辈,诸般锁具难不倒他们,只不过有时不便施展而已。回到黄景君的租住处门口,谭弦摆弄了不到半分钟,门就开了。焦允俊表面看似轻松,其实心一直悬着,因为有之前施政被敌特袭击的先例,他担心黄景君已经遇害。打开房门,把几间房子查看一遍,没有发现异常,这才放下心来。卧室、客堂、厨房都收拾得整洁有序,卧室的书架上摆放的上百册书籍虽然陈旧,但并无灰尘,可见主人是经常收拾的。检查中还发现五斗橱里放着现钞、存折和若干贵重物品。
侦查员走访了几户邻居,都反映说黄先生是个好人,喜欢跟老人小孩儿闲聊,从没有给别人制造过麻烦。那么,他是几时离开这里的呢?邻居说法不一,但也就一天之差,有说3日傍晚看见他出门的,也有说好像4日清晨还看见他在前面拐角的小摊上吃馄饨。
煤球店林老板说过,茅国靖是12月3日傍晚前去打听黄景君住址的,焦允俊对这个时间节点特别注意,向左右和对门三户邻居着重了解黄景君那天傍晚的行踪,最后把各人所述情况综合起来-----
那天下午四点半左右,黄景君离家外出,手持一个草编提兜,路上跟邻居打招呼,说是去菜场看看,那副样子跟平时并无区别,看上去心绪轻松。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至少那三户邻居没看见他回来过。倒是稍后有个男子找上门来,打听黄先生是否住在这里,邻居告诉他黄先生去菜场买菜了。那人等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此后再没出现过。侦查员分析,根据茅国靖之类“独脚蟹”的特点,他过来寻访北湖不会带助手,否则他向林老板打听到黄景君的住址后不会自己出面寻上门去。
如果他要对黄景君下手,在有部属可以指使的情况下,就不会亲自出马,多半会复制对方施政的手段。毕竟杀人不是儿戏,尤其是对付黄景君这样一个角色—那可是曾经从防范严密的日本宪兵队手里逃脱过的人—风险不是一般的大。即便茅国靖去菜场寻找黄景君,怕是也没办法把黄骗到一个隐蔽地方下手。所以,可以比较乐观地作出判断:黄景君并没有被害,可能凭他那种天生的直觉觉察到有危险逼近,于是主动避开了。
那么,黄景君会躲藏在哪里呢?侦查员想到了其户籍所在地——常熟区陕西南路的居所12月7日,三侦查员前往陕西南路调查。他们赶到时,派出所长和户籍警已经在门前等候了。户籍警告诉焦允俊,户口底卡显示,该处房产是属于黄景君的,他是单身,填的是未婚。但这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上海解放前三个多月就把这处房子出租给了两户居民,只留下两间作为自用。黄景君自己则住到闸北区中兴路去了,那边的派出所曾来电询问过他的情况。
询问房客,两户房客都说是从经纪人那里租的房,没跟房东见过面,一切全由经纪人,付了一年房租。问经纪人姓甚名谁,其中介店铺在哪里,房客却说不知道。他们是在邮电局门口张贴的广告上得知这边有房子要出租的,觉得价钱比较合适,就按照广告上经纪人的地址写了信,经纪人收到信,就登门来让看房子了。至于经纪人的地址、姓名,他们早就忘记了。
尽管如此,侦查员还是进入这幢三开间两层楼的民居去看了看,不久又支开房客,施展手段开了房东那两间没出租的房间,家具、地板上灰尘颇厚,一看就知道主人确实已经多时没有回来过了。
东边碰了壁,只好把脑筋动到西边去了。所谓西边,就是位于这条马路西侧的区房管所。侦查员想调阅黄景君的房产档案,看看能不能获得些线索。可是,焦允俊三人是在与一位思虑极深的情报专家打交道,事后焦允俊不得不承认,自已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他们在房管所翻遍了解放前留下的旧房契副本,竟然没有发现黄景君名下那套房产的痕迹。看来,黄景君在获得这套房屋的产权时,就已经通过某种关系做了手脚,把原始档案销毁了。
离开房管所时,天色已晚。焦允俊又去找煤球店林老板,想弄清楚是何人嘱托他保存黄景君的住址的。挖出这条线索,也可以顺藤摸瓜往下查。可是,那个托付林老板的人早在上海解放前半个月就病逝了。此人姓宋,系青帮中人,林老板也是青帮人士,但比宋某要小一辈,宋算是他的师叔。宋生前与林老板亦已作古的青帮师父范先生关系密切,所以宋与林老板的情谊等同于师徒。按照帮会规矩,既然有这种关系,只要宋发了话,林老板是必须照办的,而且只要宋不说原因,林老板也不能打听。
焦允俊暗忖,虽说宋已经作古,但他家属应该还在,也许他们知道些情况。就向林老板问明了宋家的地址,连夜赶去。宋的家人确实还在共四位,老伴和三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因为住得很近,侦查员一一都问到了,但她们都不清楚宋老头儿生前跟哪些朋友有深交,因为他从来不把朋友往家里带。
12月8日,三侦查员聚在一起继续研究案情。用焦允俊的说法,不管怎样总得找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否则没法儿向上面交代,也坏了华东特案组的名头。三人刚坐下,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是中兴路派出所打来的,反映了一个情况刚才民警下里弄例行了解社情,跟一个姓马的小老头儿聊天,对方无意间提起坊间正在议论的170号黄先生忽然失踪之事,马老头儿说他前天去南市走亲戚,昨天上午亲戚请他去老城隍庙旁边的“小得月茶楼”喝茶,曾在那里见到过黄景君—这人没有失踪嘛!
焦允俊挂断电话,立刻下令:找马老头儿去了解情况!马老头儿提供的情况很简单,他和亲戚一起在茶馆底楼一副座头上喝茶,亲眼看见茶馆老板客气地把黄景君从二楼送下来,一直送出门。至于黄先生去茶馆干什么,茶馆老板为什么对其那么客气,他一概不知。侦查员问:“黄景君有没有看见你?”马某说:“应该没有看见,因为我们那副座头在角落里。”
接下来,就是驱车南市了,还是先去派出所。派出所派人去了老城隍庙“小得月茶楼”悄悄把老板岳从泰请过来,一问黄景君,他摇头说不认识。焦允俊马上意识到问题提得不对,又问昨天上午岳老板送走的那位客人是谁。岳老板恍然,原来您三位问的是冯先生!侦查员担心马老头儿认错了人,就请岳老板说说那位冯先生的年龄、体态、相貌,听对方道来,跟黄景君高度相似,于是认定那是黄景君在岳老板面前使用的另一个身份。像黄景君这种角色,改名换姓是常态,焦允俊粗算算,自己使用过的化名至少也有二三十个。
那么,冯先生拜访岳老板所为何事呢?岳老板说,他是来向我借钱的,说最近手头有点儿紧。先前据派出所民警介绍,这位茶楼老板岳从泰有个绰号叫“铁公鸡”,以一毛不拔著称,黄景君怎么会开口向他告贷?原来,岳从泰跟化名冯讷的黄景君相识颇久,至少有二十个年头了。起初他们并无深交,无非是茶楼老板和经常光顾的茶客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初有一段时间,自称住在附近的黄景君每天去“小得月茶楼”喝茶——侦查员估计是去收集情报。时间稍长,就跟岳老板熟悉了。岳老板也并未将其放在心上,寻思不过一个经常光顾茶馆的生意人罢了,只是出于职业习惯,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这样过了一年多,“小得月茶楼”遇到了麻烦。有两伙流氓到茶楼来“吃讲茶”(谈判),没有谈拢,当场械斗,一方失利败逃。这种情况在当时常见,茶馆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斗赢的方还得负责支付茶资、赔偿茶馆损失,这是江湖规矩。可是,这次胜的那一方不但不赔偿损失,还说茶馆跟败的那一方串通,在胜出方老大所喝的茶水里放了毒药,致使老大突患重病,急送医院救治,能不能保住性命还难说。因此,要向岳老板讨一个说法。对于“小得月茶楼”来说,这是一桩大事,就算老大不死,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当时叫“压惊银”)合并算下来,茶馆就得关门打烊了,岳老板只好到处找人求情说和。
没想到,第三天傍晚传来消息,老大死在医院里了。岳老板一夜未眠,还没回过神来,次日上午胜方已经来了一伙流氓,人人穿黑衫,个个戴白孝,怀揣着短刀、铁尺、九节鞭,有人还提着火油箱,显然是准备一旦谈不拢那就砸店放火,来一个彻底解决。对方为首那位说,这个茶馆,以及岳老板在方浜路的住宅,从今天起就是我们的了,已经请人估过价了,两处相加也抵不了咱们老大的命,算是便宜你了。现在请岳老板办理交割手续,否则,我们只好下手了。
岳老板哪里经历过这种阵势,当场吓傻。当时谁也没有注意,正在靠近门口那副座头上喝茶的冯讷已经悄然开溜。因为他的及时开溜,让岳老板逃过一劫。警察和青帮几乎是同时赶到茶馆的,那伙流氓在江湖上只能属于小爬虫级别,哪里再敢继续造次?一个个灰溜溜地跟着警察走了。事后,岳老板听说是冯先生出手相帮,自是感激不尽。他虽然吝啬成性,但江湖规矩却是懂的,知道自己必须有所表示。几天后黄景君去茶馆喝茶时,岳老板当众向其表示感谢,奉上一盒银洋。可是,黄景君却婉拒了。
那天之后,黄景君再也没有去过“小得月茶楼”。直到前天上午,阔别多年的冯先生突然出现在岳老板面前。岳老板大喜,连忙将其请入二楼账房间,摒退账房先生,吩咐跑堂沏茶奉烟。冯先生说因手头紧有急用,想告贷一笔钞票。岳老板虽然抠门,但知道江湖规矩是不能坏的,二话不说,立刻问对方要多少。对方伸出两根指头,岳老板说巧得很,茶馆账上正好有几笔刚收的账款,大约二三百万。于是唤进账房先生,开出了一张见票即兑的支票,一共二百六十万元。冯先生也不言谢,取过桌上的纸笔,写了一纸借条,约定三个月后归还,计三分息。岳老板寻思原本就是我欠着你这份大人情,还有什么还不还的,当下就把借条撕了。
听了岳老板的介绍,三位侦查员把情况作了如下梳理-----
从黄景君住处发现的现钞、存折和若干贵重物品这一点看来,诚如邻居所说的,黄景君离开住处时确实是打算去菜场买菜的。可他这一去之后就没有再回来,稍后却出现在“小得月茶楼”,向将近二十年没有联系的岳老板借钱。这说明他的出走是临时起意,而且导致他出走的原因既危险又紧迫,以至于他连回家取出钱钞、存折等都不敢。什么情况会使黄景君作出这等反应?看来只有敌特方面的因素了。
当然,也许还有公安。黄景君担任过汪精卫的私人顾问,新要审查他也是情理之中的。不过,黄景君也曾为提供过有价值的情报,因此他也应该明白,新不至于为难他,否则,早在解放前他就可以躲到海外去。像他这样的人才,去了海外还怕找不到事做?可是,他选择了留下。这说明他并不担心新跟他过不去。
那么,黄景君怎么知道敌特分子茅国靖去煤球店向林老板打听他的情况呢?难道他在煤球店里安排了内线?这一点,焦允俊后来也问过黄景君。黄说他不可能在煤球店物色内线,之所以知晓有人打听其下落纯属偶然。
煤球店的账房先生是林老板的堂弟,早晨喜欢去附近茶馆喝茶下棋。而黄景君也有这个爱好,两人就在茶馆相识,经常碰面。有时他还接受林先生的邀请去家里做客-----自然也是以下棋为主要内容。去的次数多了,林家的孩子跟他也熟了。那天下午他去菜场买菜,正好遇见林先生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林容湄。小姑娘每天放学后要去菜场买菜,去之前会去煤球店向老爸要钞票。这天她去煤球店时,正好遇上茅国靖向林老板打听黄景君的地址,把双方的对话听了个清楚。此刻在菜场见面,就随口告诉黄先生了。景君不露声色,随口问了问来人的年龄、外貌口音及与林老板的对话内容,马上断定并非公安人员,那就是敌特了。没别的办法,只有立刻消失。
三位侦查员此时当然还不清楚这个原因,但他们深信,黄景君肯定是察觉到危险,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如此,他向岳老板告贷也就顺理成章符合逻辑了。
继续往下分析,黄景君出走后去了哪里呢?估计会找一个他认可的安全之地暂栖。从他接着就向岳老板告贷这一点看来,他的暂时栖身之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但接待他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咋样,甚至比较拮据,所以,他必须弄一些钞票予以贴补。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他借钱的目的是为了离开上海,甚至前往海外。后一种可能是侦查员最不愿意接受的,但此刻着急也是干着急,只有暗暗祈祷黄先生别打这个主意。
侦查员还分析了黄景君在上海解放后的心态:这是一个国内罕见的以研判情报为其主要经济来源的专家,解放前(或者说到抗战胜利为止)他是只认钱不认政治,尽管他有基本的爱国理念,比如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但并没有迈出走向正义比如投奔的关键一步,反而担任了汪精卫的私人顾问。抗战胜利后,黄景君的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促使他发生变化的原因,估计其中之一是对发动内战的失望,他开始倾向于认同的政治主张。1948年下半年让曹诺蓝前往济南送情报一事,就是其认识变化的一个反映。
焦允俊长期在华东诸省特别是长三角地区从事情报工作,根据他对当时地下工作的了解,基本可以断定黄景君这一行动是出于自发。1948年下半年时,我方的地下情报输送渠道已经很畅通,如果黄景君的情报是华野情报人员事先“订购”的,那华野情报部门肯定会专为其设立转送情报的通道,而不必动用曹诺蓝这样的非专业人员—这也太冒险了。综合上述分析,焦允俊判断黄景君在上海解放前夕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隐居下来,表明他应该是拥护新的。既然如此,那就先考虑前种可能—如果黄景君没有离沪,他会躲藏在哪里,什么样的关系在他看来是可靠的。讨论下来,侦查员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其一,黄景君与对方的关系必须非常铁,铁到什么程度?估计像岳老板那样的恐怕还不行,借钱可以,藏身那就要犹豫了。而像黄景君那样的性格,事先估计会犹豫的朋友,他肯定不会考虑,否则求助不成,反倒会留下痕迹。
其二,光有这份铁关系还不行,还得有供黄景君藏匿的条件,这里主要指的是住房条件,最好是深宅大院,平时鲜有亲友登门。黄景君在里面住下后,既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又不会被外人察觉。符合这种条件的处所首选寺庙道观,其次是大户人家,再有就是酱园槽坊和大店工场之类。除了藏身条件,还有经济条件,黄景君优裕日子过惯了,寻常收入的朋友怕是养不起他。
继续往下分析,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会是什么人呢?谭弦提出,也许是黄景君以往情报生涯中的利益相关者。孙慎言摇头表示反对。理由很简单,现在已是执政,以前黄景君搞情报时的利益相关者应该都属于敏感对象,多半在上海解放伊始就到公安局登记了,平时的一举一动都在派出所眼皮底下。这种情况黄景君不会不知晓。即便有公安局不掌握的利益相关者,但这种人本身恐怕也是特工,或者和的特务组织有联系。如此,黄景君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找这类人帮忙,相当于跟敌特方面打招呼,告诉人家自己在什么地方。以黄景君的谨慎,不会做这么冒失的事。
那孙慎言的意见是什么呢?他觉得,还要从这个“铁”字上下功夫。所谓的“铁”分许多种。最铁的关系无非就是生死之交,可有些生死之交,不一定非要有很深的交情或者很密切的交往,就好比钟子期和俞伯牙,二人萍水相逢,却相互欣赏,成为知音。黄景君看人准,比如曹诺蓝,尽管并无深交,他却毫无芥蒂地去找曹诺蓝请求帮助,而曹也能毫不犹豫地帮他藏身。不过,鉴于他与曹的关系已经暴露,他肯定不会再去找曹帮忙了。
那么,他会不会还有类似曹诺蓝这样的朋友呢?比如红颜知己之类?焦允俊赞同孙慎言的意见,接着又分析说, 尽管寺庙道观、大户人家、酱园槽坊等处所是比较理想的藏身之地,但具体落实颇有难度。刚才我们估测过黄景君玩失踪的动机,应该不是为提防我们,而是为了提防敌特。敌特对他过去活动的情况和关系比我们掌握得多,上述地点敌特显然也会考虑到,甚至还有具体目标,已经反复了解过。
另外,现在的情势跟过去不同,工商联同业公会、工商局和劳动局正在对私企雇工情况进行登记,不论大厂还是小作坊,增加劳动力没有问题,但招收是有条件的,比如户籍,还必须向劳动管理部门备案。你们]说,像黄景君这样的人,会冒这种险吗?我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往红颜知己方面考虑。黄景君以前做情报研判,收入肯定不菲,但并没听说他在投资方面有什么动作。那么,那些钱到哪里去了呢?说不定就花在红颜知己身上了。
十五、完成使命
2月10日,焦允俊三人接受寻访使命的第二十天,一早,三人就去了“小得月茶楼”。这是他们进行新一轮调查的第一站,理由是: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家茶馆是黄景君情报生涯的早期活动场所,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掘到第一桶金的。这种出道伊始时的活动,由于经验不足,意识不强,难免会留下痕迹。
侦查员想打听的是,在那一年多时间里,几乎天天去“小得月茶楼”喝茶的黄景君跟哪些茶客经常接触,聊天的时候曾经说过些什么。相信这种挖掘工作如果做得到位的话,应该可以查摸到蛛丝马迹。
“小得月茶楼”岳老板的记忆力不错,对于时隔将近二十年的老茶客的姓名还记得比较清楚。更使侦查员感到欣慰的是,竟然当场从正在茶楼喝茶的那些顾客中请来了三个老者,说他们当年就经常跟黄景君一起喝茶聊天。侦查员请这三位把当年跟黄景君一起喝茶聊天的其他茶客大体上排了排,目前联系得到的尚有另外三人。事不宜迟,立刻与派出所联系,让他们派人把那三位也请过来。
岳老板临时腾出一间空房,湖上好茶,又让堂去附近茶食店买来几样茶食点心,说是请六老喝茶聊天。这一聊,还直的聊出了内容一黄景君当年喜欢狎妓,喝茶时曾聊起过与三个关系密切的的交往。
“狎”的含义,通常作“亲近而态度不庄重”解释。所谓狎妓,与一般意义上的稍有区别。古人狎妓多是在青楼或者。场所不同,程序和花费也不同。两种场合相比,青楼更繁琐一些,对来者的学识、见闻、财力、背景都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古代那些著名文人大多喜欢在青楼出没,相比之下,的档次就比较低了,他们是不屑于光顾的。
古代一些著名才女也多出身青楼,从事该职业的女性多擅长歌舞,也称歌伎、舞伎,其中有不少奉行卖艺不卖身的原则,与一般的不同。六个老茶客回忆,曾被黄景君津津乐道的三个,艺名分别是花胜月、莫无愁和枫叶红,真名不详,当时在哪家或者娱乐场所也不清楚。焦允俊和孙慎言、谭弦讨论下来,决定把上海滩从事该行业的资深对象召集起来开个座谈会。
12月13日,三位侦查员在上海市民政局与应邀前来参加座谈会的上四名对象见面多小时的座谈后,花胜月、莫无愁、枫叶红就全部有了着落。
稍后,侦查员即开始对十这三个女子进行外围背景调查。虽然只知道艺名,但参与座谈会的那些人提供的住址比较清楚,侦查员只是往三个对象住地的管段派出所分别打了电话,那边就奉命作为紧急情况立刻调查,很快就有了回音-----
花胜月,本名范贤娟,三十七岁,浙江鄞县人氏。幼年随父母赴沪,童年少年时家境不错,入学读书,课余时间还学音乐、绘画和外语,国文特别是古诗词是其强项。十一岁就在报纸发表诗词、散文、国画。原本可以很好地发展下去,不料十七岁初中毕业那年家中突遭不测,其父母由沪赴鄞县老家探视患病的长辈途中遭遇强盗,命财两空。自此家境败落,范贤娟被迫终止学业。又因两个兄长懦弱,妻子蛮横,联手作恶, 将其赶出家门。
范贤娟为谋生计,曾做过女佣、家教、看护,十九岁那年使用艺名花胜月进了福州路馆百花园”,与老板答约时写明做清馆人(指卖艺不卖身:既卖艺也卖身的,称为“红倌人”),而且经人介绍,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督察约翰逊先生的夫人作为监督人,所以从业以来一直太平无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公共租界被日军占领,范贤娟决定辞业,至今独身,居住于约翰逊夫妇(她已拜这对夫妇为干父母)回国前留赠她的位于新闸路的房屋。据派出所了解,自1941年底离开“百花园”后,花胜月笃信佛教,把住宅出租一半收取租金。她本人很少出门,与邻居从不往来。
莫无愁,本名许慕霜,三十八岁,祖籍江苏徐州,生于上海浦东洋泾镇。其父系前清秀才,科举落第,遂以教私整为生,兼做中医。莫无愁自幼随父习文,善吟诗词牌曲,久之自己也能创作,渐为居住于沪上南市的其父老友凌祖鑫赏识,收为义女,供其在南市上学。凌系前清举人,南市名绅,家境不错。莫无愁小学毕业后,入法租界教会中学,除学习正常课程外,还修习外语、西洋绘画,业余时间还去跑学习骑马、到百乐门跳舞。初中毕业时,已俨然一副上流社会子女的做派。
之后,她又上了寄宿制的教会高中。不料莫无愁因少了凌举人的督教,竟然结交了一班富家少爷纨绔子弟,逃学逃夜,最后被学校开除。年迈的凌举人又气又恼,因无颜面对老友,竟然一病不起,没多久就一命鸣呼。许秀才一怒之下,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将女儿逐出家门,不相往来,生死无关。到这一步,莫无愁干脆破罐子破摔,经一富家少爷介绍,投奔教堂街(今河南中路)“凝香坊”,做了一名既卖艺又卖身的红倌人。抗战中期,“凝香坊”发生火灾,面临破产危机,莫无愁用其积蓄资助老板重建,遂成的股东。目前,她仍在协助老板主持营业。不过,她本人在抗战胜利后已经不再接客,嫁了一个比她大十六岁的资本家做填房。
枫叶红,本名白歆芝,三十九岁,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上海。她是抗战前上海滩知名的清倌人,1930年曾被报纸评为“沪上十大名伎”,排名第六,系公共租界“夜忆楼”的头牌。枫叶红的职业选择原因在青楼行业中是比较罕见的,竟然是祖传,到她已经是第三代了。她的外婆、母亲均从事这一行,而且都是美貌又富才艺的清倌人。枫叶红打自三岁起,就开始接受与清倌人从业相关的教育,诸如书法绘画、唐诗宋词元曲、英语(特别是口语)、唱歌乐器跳舞,以及做一名出色的清倌人所需的种种礼仪举止。十六岁那年秋天,白歆芝就以枫叶红的艺名在“夜忆楼”正式从业。
《汉书.孝成许皇后传》有言:“其余诚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宁前。”这是成语红颜薄命的出处,指女子容貌美丽但遭遇不幸。枫叶红以及其外婆、母亲都没有想到,这种命运竟然在她们身上应验了。枫叶红1925年挂牌后,连红了九年,到1934年时忽然没了影踪,“夜忆楼”悄悄摘下了她的艺名彩牌。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枫叶红患了肺结核,而在这之前三年,那个老牌清倌人、她的老外婆就已因肺结核不治而殁。不久,其母白锦心也患了同样的疾病。过了两年多,枫叶红也没能幸免。
旧时肺结核是除癌症以外的第一凶险之病,因无对付结核杆菌的特效药,生了此病只有死路一条,很少有人逃得过。当时的中西医师对其母女之病均束手无策,不过也有医嘱,只有两个字—静养,其实就是等死。如此,枫叶红寻思自己这片树叶看来红到头了,准备落下吧。继续从业当然不可能了,就卖掉了在市区的住宅,母女俩悄然迁往沪郊北新泾镇(当时北新泾、七宝地区属上海特别市蒲松区,区治所设在北新泾镇。1947年蒲松区改为新泾区,1949年5月由上海市军管会新泾区接管委员会接管)。
说来也是不可思议,医学奇迹竟然在这对母女身上出现,两人到北新泾定居之后,静心休养,竟然都活到解放后,而且活得还比较健康。新泾公安分局负责调查的民警向特案组汇报说,白歆芝与其母白锦心为谋生计,已把原先在镇上买下的房子出售,在镇外觅得一方地皮盖了三间草房,在房前屋后种植鲜花蔬菜、搭建棚子培育蘑菇出售,也替人做些女红活儿,过着一份清贫日子。
侦查员分析了上述三个对象的情况,认为青楼女子在与男往方面肯定与寻常女性有区别,不能以寻常的思维去推测她们的行事风格,对这三女在跟黄景君的关系上也难能作出公式化的判断,之前总结出的红颜知己必须具备的若干条件也不能生搬硬套,所以干脆直接登门调查吧。
焦允俊说,这位黄先生道行很深,我甚至有一种咱们三个也不如他一个的感觉。怎么说呢他还真是天生搞情报的料,那份直觉我非常佩服!所以,在调查时绝对不能对他有丝毫惊动。目前这种状况,他很难辨识查访他的人是哪一方的,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最好的方法就是只要发现触角——不管是打着哪一方旗号的触角,都概玩消失。而且,这次一旦消失,天知道什么时候会再露面。
因此,可以说眼下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千万不可错失!咱们得设连环扣,环环相扣,在他注意到我们之前就找到他。焦允俊的连环扣设想是这样的:另外抽调侦查员,分成三个小组,特案组三侦查员各负责个,约定时间,同时调查这三个对象。如果运气好,正好在某个对象处撞到黄景君,那就直接将其请走。如果没有这份好运气,那就向调查对象了解她与黄景君的关系和以前的交往情况,了解后随即告辞。
但是,离开现场的仅仅是登门的那两三个人,另外还要有人秘密监视。如果调查对象接纳了上门暂时避风头的黄景君,并且将其藏匿于其他地方,她肯定会在事后设法通知黄景君。没有露面的那一拨侦查员就悄然跟踪,如果真能走到这一步,特案组这桩不寻常的使命应该就接近尾声了。
很快,华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调集了二十名侦查员紧急向特案组报到,其中三名是女同志。这二十人分为三拨,焦允俊、孙慎言、谭弦各带领一拨,每拨都有一名女警员。
当天午夜前,三拨侦查员分别抵达三个调查对象花胜月、莫无愁、枫叶红的住地。午夜十二点，各指派三名侦查员叩响了三个调查对象的家门。特案组三侦查员的分工是随机安排的,因为谁也无法估测究竟哪一路胜算大些,焦允俊带领的一路负责调查花胜月,谭弦那一路调查莫无愁,孙慎言一路调查枫叶红。结果,花胜月和莫无愁都说黄先生已经消失多年,别说见面,连他的生死都不清楚。这两路调查结束随即告辞,另安排侦查员在周边蹲守,没多久,就接到孙慎言派人骑摩托车赶来告知的消息:使命已经完成!
如果当时有条件把三个对象的情况输入电脑进行评估,孙慎言那一路应该打分最低。因为枫叶红的住所实在简陋,就三间加在一起不过四十多平方米的草房,一为卧室,一为客堂,一为厨房,母女两人生活在内都显得逼仄,再加上一个外来男子,那就无处安身了。所以,光凭这点,评估时就要扣分,而且扣得较多。负责这路的侦查员孙慎言在接受使命时也是这么想的,寻思自己这一路估计没戏,只不过走过场罢了。可没想到的是,最精彩的戏竟然让他赶上了。
午夜时分,孙慎言和两名外援叩门,屋里应声很快,开门也很迅速。孙慎言更加坚信没戏了。三人入内后,孙慎言在正中那间客堂跟这对清倌人母女谈话,两个外援则查看卧室和厨房。这么狭小的地方一眼就能看清是否藏匿着第三人了。使孙慎言感到意外的是,枫叶红矢口否认她认识黄景君,问一句摇一下头,几句问过之后,甚至连手也一起摇着以加强动作感。就是此举让孙慎言看到了成功的曙光,因为他从中读出了对方的一种急迫感,似是急于澄清自己与黄景君没有关系。
结束调查告辞离开后,孙慎言立刻在附近与另外五名外援侦查员会合,指示他们做好跟踪准备。果然,仅仅过了十来分钟,那对母女居住的草屋就“咯吱”一响,屋里并不点灯,黑暗中闪出一条人影,沿着田埂往西走去。三名侦查员立刻跟随其后,稍等片刻,孙慎言招呼其余外援和他一起尾随。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来到吴淞江畔的高地上,远远望去,那里耸立着一幢建筑物。
上海战役打响前,孙慎言曾奉命核对内线提供的军事地图,北新泾这边正是分给他的核对范围。搞情报的记忆力出众,他一看那孤立的建筑物,马上想起这是一座小小寺庙,名唤“河神庙”。当时他曾以烧香为名进去踏勘过,里面只有两个和尚。这样的小庙,属于当地村民集资自建的“野庙”,官方是不予登记的。看来黄景君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敢放心大胆地藏匿于此,即便有人想到去寺庙找他,也只会通过官方资料了解上海市的寺庙分布情况,这样找当然是找不到他的。
黄景君果然是通过枫叶红母女的安排藏匿于此的。枫叶红半夜敲门报信,他顿时一个激灵。听枫叶红说来人出示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证件,他心下稍安,暗忖看来此番是新在寻找他,不是敌特分子。正在考虑应该怎样应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时,庙门又被叩响。于是,黄景君明白枫叶红被跟踪了。
往下的动作,表明黄景君不愧为资深情报专家,他知道不管来人是为寻访他还是逮捕他,肯定是做了周密安排的,所以根本没动诸如攀爬围墙脱身之类的脑筋,竟然就自己上前打开了庙门。
特案组终于圆满完成了这桩使命。当天午,焦允俊、孙慎言、谭弦三侦查员陪护黄景君去医院进行过体检,中午又陪这位情报专家吃了餐饭,然后,把黄景君移交给华会部专门成立的一个承担安全保卫、生活照顾的五人小组。
当晚,黄景君由五人小组陪同着,在北站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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