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姓氏，每个人都必须熟悉它，只不过是为了区分每个人的祖先是否是同一个家庭。姓氏是我们父母的头衔，也是祖先代代相传的遗产。与五行八字相比，通过姓氏判断配偶的适应性肯定不会那么复杂 但相对来说 也会不那么准确 但有些门道你也许有一天也能用上呢？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姓周的人和姓周的人结婚
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过同一姓氏的人不能直接结婚，今天小边会带你解决这个误解。在古代，一些小种族的姓氏通常出现在同姓之间。在中国现代社会，许多同姓的人婚后过着幸福的生活。结婚后，周姓和同姓的人会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家庭是一样的。只要他们不是三代直系亲属之间的通婚，同姓之间的两个人就可以形成良好的关系。因此，同姓周的人不仅可以结婚，还可以与不同姓氏的人结婚有共同的话题。
女孩姓周有气质名字
周姓和王姓结婚天作之合
从姓氏五行来看，周姓五行属金，王姓五行属土，因为土会生金，所以两者相辅相成。首先，属于土的人，也就是姓王的人，性格真诚，脑子转得很快，心思细腻，待人热情，善良，知觉丰富，遇到事情就有勇气承担责任。他们一生秉承诚信负责，认真陪伴伴伴侣。金命格的人，也就是周姓的人，恰好性格坚强，爱控制，配偶要绝对服从，所以所谓天作之合，就是我们的王姓。
周姓和孙姓结婚
如果一个姓周的人碰巧有一个姓孙的配偶，那么祝贺你。周姓和孙姓的婚姻适应率可以说很高，因为两者都有共同的特点，即面对同样积极的生活，似乎有无穷无尽的活力。有了这样的特点来管理共同的婚姻，即使遇到困难，也不会轻易鞠躬承认失败，也可以互相鼓励，一起度过困难。
“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无边无际的海洋……”
1988年是周恩来逝世的第12个年头，这年4月，84岁高龄的邓颖超遥望西花厅盛放的海棠，回忆起她与周恩来走过的五十年的风雨，写下了情真意切、感人肺腑的《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关于这篇文章，她对秘书嘱咐说：现在不发表，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喜欢海棠花的人都走了，你们认为可以发表就发表，作为我的遗作，是对恩来的回忆和缅怀。否则，就烧掉。
1997年，邓颖超逝世5年后，这篇文章问世，让世人得以见证，这对共和国的伟大革命伉俪，在漫长岁月中的相濡以沫与风雨同舟。他们的一生是彼此成就的一生，五十多年的风雨，也映照了无数像他们这样，将生命奉献给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者卓越而光辉的一生。
周恩来和邓颖超作为一对卓越的政治家，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他们是新中国成立、成长的亲历者，一个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一个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奠基人，他们的范本式的爱情也为历史增添了一抹温柔的绝世浪漫。
他们在共同生活和并肩战斗的半个多世纪里，聚少离多，常常互通书信，寄予思念。
他们的书信集公开出版，我们终于掀开伟人的神秘面纱，得以窥见在事业与理想之外的只属于他们的儿女情长与脉脉温情。
周恩来：“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邓颖超：“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周恩来：“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曾说想我。”
邓颖超：“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周恩来：“……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邓颖超：“美景良辰，易念远人。”
周恩来：“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只是懒罪该打。”
……
少年时的周恩来就读于南开中学，当年他在学校可谓校草级的风云人物。他积极参与各项校内学生活动，负责主编会刊《敬业》，这份刊物生动活泼，文字清新、内容丰富。
周恩来以 “翔宇”“恩来”署名发表了许多诗歌、评论、小说、杂感。
署名 “飞飞”的武侠小说《巾帼英雄》，就是在那时候发表的。这篇武侠小说以孤胆侠女闯荡江湖、行侠仗义为故事主线，可以看出少年时期的周就已经摆脱了男权思想的桎梏，认为女性也同样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
周恩来多才多艺，在校期间还多次参加戏剧的演出，他甚至还男扮女装，出演过许多戏剧的女性角色，这也为他多年后组建中央特科打下了基础，周的易容术可谓出神入化，连最亲近的人都识别不了。
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常对家人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
南开学校《第十次同学录》载有对周恩来的介绍：“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曾代表本班与全校辩论，于全校文试，夺得首席，习字比赛，复列其名，长于数学，往往于教授外自出新法，捷算赛速，两列前茅。”
“热心从事于学报，尤倍竭其力，编辑印刷之习，遂为全校冠。”
“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能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造成斯绩。”
“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得学校特别奖。
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后，经过一番慎重的思考，决定到日本留学。
他深知来日本求学之不易，为自己制订了紧张而周密的学习计划，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时时刻刻去用功”，“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1919年3月，周恩来回国。
他在旅日日记写道：
二月十六日（戊午正月初六日甲午）（星期六）
气候：北风凛冽。温度：三十九度七。
提要：（修学）不婚主义。
（治事）晨起甚早，因昨晚将从前一切的事情都已看破，心中非常快乐。晚间至青年会听演说。
（通信）接训忱、剑帆信各一。致云卿信一。
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从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21岁的周恩来早已“看破红尘”，对于小情小爱毫无兴趣，并以心怀为国奉献的远大志向。
此时的邓颖超在做些什么？他们的人生轨迹又是因为什么而交织在一起的呢？
彼时的邓颖超只有15岁，是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名女学生。1916年，邓颖超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进了师范学院的预科班。20世纪初期的进步思潮强烈地影响着她，她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为校园中各项进步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那时的他们都怀抱着满腔爱国热情，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同志，并未对彼此有任何特殊的情感。
1919年秋，周恩来与他的小伙伴们从北京返津的途中开始酝酿成立一个严密的团体，要打破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活动的封建束缚。
以前，男女学生不能在同一个团体中活动，天津的爱国分成了以南开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男校为主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为主的“女界爱国同志会”两大团体。他们虽然也在斗争中彼此支持，但没有在一起联合行动过，更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两大团体的联合已是势在必行。
回到天津，周恩来就和两个组织的骨干进行筹备工作，他奔走于两个组织之间，和持有各种观点的同学交换意见，求同存异，统一思想。经过十多天的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的计划终于确定了。这个团体是一个最初由20人组成的严密组织，定名为“觉悟社”。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女会员各10人。当时觉悟社会员用抽签的办法，决定代表个人的号码。
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负责起草觉悟社宣言。为了斗争的需要，社员的姓名对外不公开，而用抽签的办法，以号取名，用以作为通信的代号或发表文章的笔名。在男会员中周恩来是5号，后化名“伍豪”。女会员中邓颖超是1号，后化名“逸豪”。
周恩来在为觉悟社起草的《觉悟的宣言》中写道：“我们中国自从去岁受欧战媾和的影响，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随着生了一种很深刻的觉悟：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有了这种‘觉悟’，遂酝酿成这次全国的‘’，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方面走。”
觉悟社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进步纲领。这也是周恩来与邓颖超友谊的起点。
1919年11月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枪杀爱国学生的福州惨案，举国为之震动。12月10日，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 1920年1月27日，在周恩来领导下，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第二次国民大会，觉悟社社员马骏在大会上庄严宣布：“惟一息尚存，誓抱初志，力谋进行。”大会发出“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的呼声，会后举行了游行。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军警殴打学生，查封了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
1月29日，各校学生五六千人集合后，以周恩来为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民众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等人为代表，面见省长曹锐。曹锐命军警将4名代表拘捕，并指使大批军警用刺刀和水龙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造成60多名学生流血受伤的惨案，制造了天津“一·二九”惨案。
直隶第一女师范率先召开紧急全体会议，提出：惩办主使殴击学生的凶手，抚恤受伤学生，释放被捕学生。周恩来被捕后和20多名先后被捕的代表一起被关在警察厅的拘留所。当时正值数九隆冬，寒风刺骨，牢房四面透风，而代表们衣着单薄，被分别关在各个鸟笼似的棚里。警察厅当局既不审讯，也不释放，还不准彼此来往。
4月2日，周恩来、马千里、时子周等6名被拘代表率先绝食。到了4日，全体绝食，决心以死捍卫初衷。他们说：“我们宁愿饿死，也不能因迫害而病死。”
4月5日下午，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男女代表邓颖超等24人背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的代表。邓颖超勇敢地说：“我们24人，愿意代替被拘捕的24位代表坐牢！”在邓颖超等24名代表的强烈要求下，杨以德被迫同意邓颖超等与被捕代表见面。周恩来利用交谈的时机，叮嘱邓颖超，请她抓紧时间迅速聘请著名大律师刘崇佑为他们辩护。
在邓颖超等学联代表和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经周恩来等在狱中不懈斗争，警察厅只得将周恩来等24名代表移往天津地方检察厅，按刑事问题拘押。
在检察厅，周恩来等又经过斗争，争取到大家同住一处（女代表另住），自由往来，有一定范围的阅读书报和通信的自由。
7月6日，经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等同学狱内狱外联合斗争，天津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周恩来、马千里等所谓“妨害安全及骚扰案”。律师刘崇佑同情和支持周恩来等无辜被捕代表，他按照周恩来等人联名写给他的申辩书，依据法律条文，逐条驳斥检察厅所谓的“胁迫，不服解散”罪状，有理有据地为代表们辩护。
7月17日，天津地方审判厅宣布期满释放周恩来等被捕代表。
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周恩来与邓颖超作为进步青年的代表，积极奔走于反抗压迫的舞台上，邓颖超在后来的回忆中深情地叙述了这段经历：
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一九一九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要救亡图存……就是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而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世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着我们共同的斗争，发扬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潮，追求进步。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个人的意思，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交往，发展起来。我们建立起来的友情，是非常纯正的。
后来，周恩来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邓颖超则留在国内，积极地参加各种进步的革命活动，并在政治上不断成熟。1921年，周恩来在法国加入中国，成为为数不多的创建人之一；1924年1月，邓颖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3月转为中国党员。
在周恩来旅欧期间，他与邓颖超一直没有中断通信。
1923年春天，邓颖超接到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感到奇怪。以前，周恩来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迎风奔跑。在明信片背面，周恩来写着3行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后来，邓颖超在回忆时说：
“有一次（他）给我一封信，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的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我的母亲呢，是非常自由的，因为她在我小的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说：‘现在啊，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思想啊，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1922年、1923年期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和爱情，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了。”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从这段话里，明显反映了她和周恩来之间真纯善美的恋爱关系。
那周恩来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又是怎样的呢？
1956年，周恩来曾在和侄女谈话中提到了与邓颖超的相爱：
在旅欧初期，我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那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我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从他们两方的看法来说，他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观吻合。很多人不相信世上有所谓的灵魂伴侣，在我看来，这就是了。
1924年秋，周恩来回国到达广州工作。当时，邓颖超仍在天津工作。周恩来与邓颖超虽在书信往来中已经定情，却一直没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他们已经整整5年没有见过彼此了。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了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北京的途中，受周恩来的委托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里去看望她，并带去一封信。高君宇和周恩来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交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做了邓颖超和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周恩来决定和邓颖超结婚。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广州工作， 8月上旬才到广州。当时，广东区委正全力领导省港大罢工，周恩来工作更为紧张。邓颖超乘船到达广州的这一天，周恩来却根本抽不出时间去接她，只得委托秘书陈赓做代表，拿了一张邓颖超的相片，去码头接人。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凭着照片认人，谈何容易。一向机灵的陈赓看花了眼，等码头上的人都走光了，陈赓也没有见到邓颖超，只好回去向周恩来致歉。
邓颖超当然不知道周恩来的这个临时计划。当她踏上码头时，码头上人山人海，她提着手提箱，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焦急地寻找那张她十分熟悉的英俊的脸庞。可找来找去，就是不见周恩来的身影。是没有收到电报，还是他疏忽大意？可她知道，周恩来做事从来心细如发，记忆力极强，决不会轻易忘掉这件事。于是，她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住处去了。就这样，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时候，当着许多好友的面宣布，把“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作为相伴终身的准则。从此这对革命夫妻开启了他们半生的并肩战斗生涯。
十年后，提起当时的情景，邓颖超仍然特别兴奋，她说：“听说我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张治中就提出让我讲恋爱经过，大家鼓掌。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当时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和恩来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我介绍后得到热烈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这时我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我很长时间不习惯人家叫我周夫人，后来他们也不那样称呼了。”
邓颖超是有非常强烈的自主意识的新女性，她不愿意做丈夫的附属而冠以夫姓。
他们的爱情是以革命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和最终目的的，在他们的心中，当然也有世俗男女的情和爱，我们从他们通信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缠绵爱意与不舍牵挂。 1925年，邓颖超在新婚不久后怀孕，当时她太年轻，不想过早被孩子与家庭束缚住，于是自己一个人决定偷偷打掉孩子，导致小产后身体虚弱，周恩来知道后心急如焚，狠狠地批评她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孩子的生命，也让邓颖超后悔不已。
1926年，邓颖超第二次怀孕，周恩来奉命赴上海工作。她只能在母亲的陪伴下留在广州，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待产。
1927年3月，她住进德国教会的保生医院，由于胎儿太大而难产，3天3夜仍无法生下。当时医疗条件不好，不会剖腹产，只能用产钳帮忙，结果产钳用力过猛把孩子的脑袋夹坏了，还没出生就已夭折。
而后震惊世界的清党运动4.12发生，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邓颖超作为党员、周恩来的夫人也受到了追捕。此时，她正经历着痛失爱子的的严酷折磨，身体十分虚弱，还要一边应付敌人的追捕，她沉着冷静地请求医生予以帮助，在医生护士的帮助下，她与母亲乘德国领事馆的小电船匆匆逃离广州。
1927年5月1日，邓颖超母女抵达上海。上海街头同广州一样到处是巡警和巡捕，周恩来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通缉者的名单上。她们赶忙找了一家旅馆住下。邓颖超的母亲在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伍豪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路××旅馆来。”周恩来见报后很快把她们接走了。
见面后，邓颖超把痛失爱子的经过都告诉了周恩来。同时，邓颖超还说，在福民医院住院检查时，日本医生给她作了体检，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因产后过于紧张疲劳，没有休息好，可能今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听邓颖超这样一讲，周恩来许久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像抚慰妻子又好像自我安慰地说：“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吧！”就这样，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生再也没有子女。
此后余生，周恩来与邓颖超一起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在一起时他们相濡以沫、互相关心，不得不分离时，他们鸿雁传书、各自奋斗。 1976年，周恩来的胃癌已做了第5次手术，他深知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便对邓颖超托付后事：一切拜托你了。他们两人曾经约定，不论谁先走，都要向组织提出先走者的要求，一定要火化，不保留骨灰，丧事从简，不要向中央提任何要求，不要特殊，不要浪费人力、物力。周恩来在病中也同邓颖超的秘书讲过，并深切嘱托他“要照顾好大姐”。
周恩来曾对邓颖超满怀愧疚地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同样作了如是回答。在理智和信念面前，这对夫妻强忍住内心的巨大痛苦，把心中的话永远埋在心底，直到亲人的最后离别。
爱情到底是什么呢？也许爱情是张爱玲“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的思慕，是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遗憾，是诗经“山无陵，江水为竭。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决绝，是无数心心念念的盼望与希冀，悲伤与失望，是平凡岁月的陪伴，是万千庸常的朝朝暮暮。
对于周恩来与邓颖超来说，爱情是50载风雨同舟，共同见证新中国的夜与昼、衰与荣，用一生来践行他们少年时立下的关于信仰的誓言，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超越于个人内心情感的对于人类的大爱。
斯人已逝，海棠依旧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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