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轼被评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大众情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千百年来俘获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芳心。他被人们亲昵地称为“东坡”，抑或是被仰慕地称作“苏仙”。他的诗词文章与性命自得之学被概括为“苏学”。哪怕清高自傲如林语堂，也心甘情愿做他们下一条“走狗”。
今天我们不说其诗词，也不谈他的经历，就讲讲苏轼有很多面的性格，我们往往觉得他豪放，豁达，却不知道他还有古灵精怪、率性可爱的一面，下面看看两则故事。
东坡天资聪颖，生性有些鬼机灵，是个直肠子，偏偏一张嘴又毒的要命，损起人来一点儿情面也不留。
京兆尹顾子敦体格肥胖笨拙，人送外号“顾屠”——顾屠夫。这一天，顾子敦邀几位同僚和友人，在慈孝寺宴聚，东坡也在受邀之列。酒喝得差不多了，顾子敦略有些高，爬在桌上假寐。苏东坡见状，起身挪开碗碟，在酒桌上写了四个字——顾屠肉案。逗起一桌人哄堂大笑。接着，东坡又从自己兜里掏出三十钱来，丢到酒桌上，下巴朝顾子敦耸耸，一本正经地招呼另一位同桌：“且片批四两来！”——给我打这头猪身上割四两肉厚膘肥的肉。
真让人忍俊不禁，这哪有半点大文豪的样子，活脱脱一个孩子心性的市井之徒。
王安石曾写了一本叫做《字说》的书，其中对汉字词的解释多有穿凿附会之处。有一回东坡碰见王安石，问“坡”字作何解，王安石说：“坡者，土之皮。”东坡抚掌大笑道：依着这样解释，那“滑”字，就是“水之骨”了？弄得王安石笑哭不得。
其实生活中的苏轼也很有意思。
苏轼晚年曾知扬州，不但常到浴室洗澡，还不时找人擦背。《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这阙小词虽是东坡因觉揩背人力道太重戏作，可其中未尝无有深意。苏轼在扬州任知州时，已是元祐七年（1092年），他也已年逾半百。经历了半生波折之后的他，回首过去，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一声“居士本来无垢”。
其实读苏轼的词，可以医心；品苏轼的人生，让人奋发，也让人发笑。
给大家推荐这本《苏轼词传》，其中不仅仅收集了苏轼的诗词，可以深入了解其生平，见其豁达，看其豪迈，即使在困境，依然笑对人生。这本书还以苏轼的词为主题，从当时的社会观念与时代背景出发，对苏轼的生平际遇、诗词艺术、社会活动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现了苏轼以文传世、以官入世的典型宋代文官形象。
除此之外，还有《辛弃疾词传》《李清照词传》《李煜词传》《纳兰容若词传》《仓央嘉措诗传》。六本书不到50块，平均每本不到10元，就能读懂6位流传千古的诗人名作，并能从中感悟到大家风范的人生哲理，真的是个不错的机会！值得考虑
为什么苏轼被评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大众情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独特的魅力，千百年来俘获了无数文人墨客的芳心。他被人们亲昵地称为“东坡”，抑或是被仰慕地称作“苏仙”。他的诗词文章与性命自得之学被概括为“苏学”。哪怕清高自傲如林语堂，也心甘情愿做他们下一条“走狗”。
今天我们不说其诗词，也不谈他的经历，就讲讲苏轼有很多面的性格，我们往往觉得他豪放，豁达，却不知道他还有古灵精怪、率性可爱的一面，下面看看两则故事。
东坡天资聪颖，生性有些鬼机灵，是个直肠子，偏偏一张嘴又毒的要命，损起人来一点儿情面也不留。
京兆尹顾子敦体格肥胖笨拙，人送外号“顾屠”——顾屠夫。这一天，顾子敦邀几位同僚和友人，在慈孝寺宴聚，东坡也在受邀之列。酒喝得差不多了，顾子敦略有些高，爬在桌上假寐。苏东坡见状，起身挪开碗碟，在酒桌上写了四个字——顾屠肉案。逗起一桌人哄堂大笑。接着，东坡又从自己兜里掏出三十钱来，丢到酒桌上，下巴朝顾子敦耸耸，一本正经地招呼另一位同桌：“且片批四两来！”——给我打这头猪身上割四两肉厚膘肥的肉。
真让人忍俊不禁，这哪有半点大文豪的样子，活脱脱一个孩子心性的市井之徒。
王安石曾写了一本叫做《字说》的书，其中对汉字词的解释多有穿凿附会之处。有一回东坡碰见王安石，问“坡”字作何解，王安石说：“坡者，土之皮。”东坡抚掌大笑道：依着这样解释，那“滑”字，就是“水之骨”了？弄得王安石笑哭不得。
其实生活中的苏轼也很有意思。
苏轼晚年曾知扬州，不但常到浴室洗澡，还不时找人擦背。《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这阙小词虽是东坡因觉揩背人力道太重戏作，可其中未尝无有深意。苏轼在扬州任知州时，已是元祐七年（1092年），他也已年逾半百。经历了半生波折之后的他，回首过去，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一声“居士本来无垢”。
其实读苏轼的词，可以医心；品苏轼的人生，让人奋发，也让人发笑。
给大家推荐这本《苏轼词传》，其中不仅仅收集了苏轼的诗词，可以深入了解其生平，见其豁达，看其豪迈，即使在困境，依然笑对人生。这本书还以苏轼的词为主题，从当时的社会观念与时代背景出发，对苏轼的生平际遇、诗词艺术、社会活动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现了苏轼以文传世、以官入世的典型宋代文官形象。
除此之外，还有《辛弃疾词传》《李清照词传》《李煜词传》《纳兰容若词传》《仓央嘉措诗传》。六本书不到50块，平均每本不到10元，就能读懂6位流传千古的诗人名作，并能从中感悟到大家风范的人生哲理，真的是个不错的机会！值得考虑
作者：张煜（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
自北宋开始，历朝历代均有艺术家为苏东坡立像，苏轼的画像，不仅描摹他的相貌，而且具有承载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和文人风骨的图像学价值，并以此建构起了一种理想的文化人格。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是林语堂眼中的苏东坡，元气淋漓富有生机，多才多艺广博诙谐，天真淳朴使人敬爱。所以，林语堂说：“我写苏东坡并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是以此为乐而已。”那么，这个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苏东坡，到底长啥样呢？在中国艺术史中“东坡笠屐图”到底具有怎样的图像学意义呢？值故宫博物院前段时间推出苏东坡大展并引发观展热潮，我们何不借此重回千年前重识这个“千古风流人物”。
近代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20岁进士及第，但一生仕途坎坷，43岁时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晚年又因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因此，病逝前两个月，遇赦北返途中在游历金山寺见到自己的画像时创作了有苏轼第二首“绝命诗”之称的《自题金山画像》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果说仕途的坎坷带给苏东坡一种“入世”而不得志的悲怆感，那么，这种悲怆感恰恰又凸显出苏轼的坚韧与达观。既因其在诗词书画文方面集其大成，成就高不可攀，又因其数次被贬但心态乐观、淡泊明志的文人精神，所以，自北宋开始，其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艺术家为苏东坡立像，其中尤以“东坡笠屐图”为典型的图像表现，这也使得“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的立像创作具有了承载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和文人风骨的图像学价值，并以此建构起了“苏轼文化人格”的图像范式。
华严长者貌古奇，
紫瞳奕奕双眉垂
苏东坡到底长什么样？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从南宋开始一直持续了近千年。作为苏轼同时期挚友的李公麟，苏轼与其亲密交往长达二十余年，因此，李公麟创作的《扶杖醉坐图》于情于理都还原了苏轼的真实面貌，该作品也被苏轼以及苏轼的学生黄庭坚评价为最像苏轼本人的画像，如黄庭坚所言：“庐州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所以，李公麟所作的这幅苏东坡像也成为其后图绘苏东坡形象的图像粉本。结合李公麟所创作的《扶杖醉坐图》以及历史上记录苏东坡形象的文献资料可以完整地还原出苏东坡的基本外貌特征。
李公麟所作苏东坡《扶杖醉坐图》其实建构起了苏东坡形象的三个粉本：
一是苏东坡的基本外貌形象。首先是脸型长阔、高颧骨。不但苏轼本人对自己高颧骨、长阔脸有形象的记录，如《传神记》中描述的“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传说中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对哥哥的长阔脸亦有戏称：“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可见苏轼的脸型确实很独特、很有辨识度，具有奇古的特点。其次，双目明亮、眉毛细长。这在与苏轼同时代的孔武仲《谒苏子瞻因寄》一诗“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奕奕双眉垂”，以及北宋米芾在《苏东坡挽诗五首》（其一）中描述的“方瞳正碧貌如圭”中均有所体现。再次，胡须稀疏。这记录在苏轼与学生秦观的闲谈中，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记载了一则故事，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反问老师：“君子多乎哉！”苏轼则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由此可知，苏轼胡须确实并不茂密，只有少许胡须，这在李公麟所绘《扶杖醉坐图》和元代赵孟頫书《赤壁赋》卷首小像中均有所体现。最后，身材颀长。这一项，孔武仲在一篇赋中写道：“东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颀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宋元时期的八尺折合现在两米有余，虽然可能有夸张，但无疑身材高大，再配以苏轼长阔脸、高颧骨的长相，在古代真可谓是“异人”长相了。
二是戴“东坡帽”的文人形象。东坡帽是苏东坡自己设计的一种乌纱材质、筒高檐短的帽子，这种帽子既不像官帽般威严，又增强了文人儒雅的气质，所以文人皆仿效苏东坡戴“东坡帽”，甚至出现了“人人皆戴子瞻帽”的盛况，这也是其后历朝历代表现苏东坡形象中必不可少的图像元素。如元代赵孟頫在书写的《赤壁赋》卷首为苏东坡创作的人物小像中，苏东坡就是戴着“东坡帽”、站立持杖的形象。其后清代费丹旭、现代陈少梅均创作过苏东坡戴“东坡帽”的形象。
三是“扶杖”形象。在现存的表现苏东坡形象的作品中，除却东坡笠屐这一主题创作外，苏东坡形象基本以头戴东坡帽、手扶杖藜为主，这一形象范式的出现，与苏东坡被贬漂泊有直接关系。“扶杖”有支撑、依靠之用，多为年老行动不便者使用。而苏东坡在近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远离朝堂，远离家乡，漂泊无依，扶杖这一举动更多的是他想在心理层面寻求的一种安全感，以扶杖抚慰漂泊不定、孤苦无依的心绪。而扶杖的另一层含义则与他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经历有关，在被贬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不但没有消极自弃，反而在三地为官期间，积极为民，不但致力于三地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而且努力移风易俗，改变民间旧风陋习，使得“扶杖”这一动作既传达出苏东坡年迈的形象，又传达出苏东坡为民奔走的劳碌形象。
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的苏东坡像，为我们重构苏东坡的文化人格提供了真实的图文依据，也为其后历朝历代意会、提炼“东坡笠屐”形象提供了准确的图文资料。
竹杖芒鞋轻胜马，
一蓑烟雨任平生
“东坡笠屐图”主题创作的故事来源，与苏东坡在公元1097年谪居儋州有关。在儋州期间，苏东坡不但与当地百姓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而且与黎子云交往过密，“载酒过从，请益问奇，日益亲炙”，因此才有“遇雨借笠而归事”。最早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作品的并不是传说中的李公麟，因为从时间上看，1097年距离苏轼去世仅有4年时间，且据史料记载，这4年间，苏轼与李公麟并未重逢，所以最早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的显然不会是李公麟。同时，据新发掘的资料显示，近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载“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条所记：“石久失，有拓本。图为戴笠着屐冒雨状。原由琼州人所绘。”其中又有序文：“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儿争相随笑。群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这段对话不但生动地再现了千年前苏东坡戴笠穿屐的样子，也指出了“东坡笠屐图”形象最初是由苏轼在儋州期间的琼州人所绘。
当一个朝廷官员、一个文化学者，戴起了农家斗笠、穿起了农夫雨屐，穿梭于普通百姓之中，并且自得其乐的时候，所转变的不仅是他的形象，更是他的精神世界——于仕途不得志的境遇中开始与民同乐，因此，“东坡笠屐图”也就由具体的苏东坡形象升华为苏东坡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象征，这也是其后历朝历代均有艺术家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的主要原因。
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并于日前借展于故宫博物院“千古风流人物”展览的明代朱之蕃所作《东坡笠屐图》是临摹自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所以，通过朱之蕃的《东坡笠屐图》不仅可以还原北宋时期苏轼戴笠穿屐的状态，而且为明清以及近现代表现“东坡笠屐”这一主题的创作提供了间接的图像范式，明清时期唐寅、仇英、曾鲸、钱谷、余集、杨浚等画家创作的《东坡笠屐图》，以及张大千的三稿《东坡笠屐图》均是建立在明人朱之蕃的《东坡笠屐图》基础上的。
清代李鱓《东坡笠屐图》
在朱之蕃的《东坡笠屐图》中，苏东坡头戴斗笠，穿着宽大的衣袍，脚着木屐，两脚不自在地前后错开，双手不自然地提起衣袍下摆，双目紧张地盯着前方，因为他无所适从的状态，使得他整个人的身体前倾，既似紧张又似好奇，似在前行又似在适应木屐的感觉。总之，将苏东坡初次尝试戴笠穿屐的窘态和怡然自得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也由此将一代文豪的儒雅形象和一方父母官的威严姿态进行了转变，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虽然被贬海南但是仍然热爱生活的苏东坡。这幅图像临摹自李公麟原作，所以，不但将李公麟表现的苏东坡窘态临摹得生动自然，而且传承了李公麟惯用的白描手法，以线条为画面人物塑造的主要手段。以线造型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基本造型方法，而且通过线条的起承转合建构起人物能屈能伸的精神形象。
明代曾鲸的《苏文忠公笠屐图》、唐寅的《东坡笠屐图》、钱谷的《东坡笠屐图》，清代余集的《苏文忠公笠屐图》、杨浚的《坡公笠屐图》等作品中苏东坡戴笠穿屐提衣的形象基本都是延续了李公麟所创作的苏东坡俯身提衣的主体形象，但在人物面部表情、精神状态和衣着形式上却各有千秋。曾鲸、朱之蕃、余集、杨浚作品中的苏东坡衣着仍然延续了李公麟《东坡笠屐图》中的苏东坡文人装扮，且精神状态仍然是文人雅士的儒雅谦恭面貌，而钱谷的《东坡笠屐图》却与现存的“东坡笠屐”主题创作均不相同，画面中苏东坡穿着农人常穿的短衣，且人物形象不再有史料记载中怡然自得的闲暇状态，而是以严肃思考的形象出现，人物脸部也不再做圆润丰满状的表现，而是有了岁月的沧桑感，似乎钱谷画面中的苏东坡只是一介乡野村夫——在经历了仕途坎坷之后，苏东坡是否也更愿意过一种真正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乡间生活，抑或说，在长达20年谪居在外的生活中，他已将自己从内到外地转换为一个真正的乡野村夫了。
纵观现存的诸多以表现东坡笠屐为主题的绘画创作可知，虽然东坡笠屐的主体形象以苏东坡戴笠、穿屐、提衣、俯身为整体的人物表现核心，但是每一时期、每个艺术家对苏东坡形象形态、精神面貌、心理特征等的刻画均不尽相同，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对苏东坡戴笠穿屐形象认知的不同，更是因为每个人在表现东坡笠屐图像时，将苏轼的文化人格进行了个性化的转译，因此，即使在整体的、概括性的形象范式之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东坡戴笠穿屐形象的不同之处。
而在宏观对比之外，还有一个微观细节差异之处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理解苏东坡的文化形象，甚至可以由此鉴定苏东坡戴笠穿屐形象的年代问题，这一处微观细节就是苏东坡的胡子。如上文所言，明代朱之蕃所作的《东坡笠屐图》形象是临摹自北宋李公麟所作的《东坡笠屐图》，由此可知，北宋李公麟所作的东坡笠屐图中的苏东坡形象是有着稀疏的胡须的，这也符合李公麟所作的《扶杖醉卧图》中的苏东坡形象，亦与元代赵孟頫在《赤壁赋》卷首所作的苏东坡小像极为相似。经过宋、元、明三张苏东坡形象的作品对比，我们可以相信，明代朱之蕃所作的《东坡笠屐图》中的苏东坡形象是极符合史料记载中的苏东坡形象的，也就是说，朱之蕃所临摹的李公麟版本的《东坡笠屐图》中的苏东坡形象是极符合史料记载中的苏东坡形象的。但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被传为李公麟创作的《东坡笠屐图》画面上，苏东坡有着浓密的胡须、略胖的体态、自得的状态，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是朱之蕃所临摹的李公麟版本的《东坡笠屐图》。
明代钱谷《东坡笠屐图》
虽然可以通过苏东坡面部形象中的胡子元素来区分苏东坡形象是否符合史料记载，但是在明代曾鲸的《苏文忠公笠屐图》、孙克弘的《苏学士东坡像》纸本拓片，清代李鱓的《东坡笠屐图》，近代张大千的《东坡居士笠屐图》中仍然可以见到苏东坡的浓密胡须形象。尤其是明代曾鲸创作的《东坡笠屐图》，画面中的苏东坡面部有着浓密且飘逸的长髯，这种长髯的浓密飘逸之感恰恰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带来了一种圆润、安逸的姿态，不像胡子稀疏对人物面部塑造所带来的沧桑、悲戚之感。这似乎是曾鲸对苏东坡形象塑造的有意为之——不刻意追求画面形象的真实观看效果，而在于捕捉人物的内心状态，这幅作品中，曾鲸看透了苏东坡在儋州的状态，也看到了苏东坡即将走完坎坷但是伟大的人生历程，因此，与其说这是在为苏东坡塑像，不如说这是在为苏东坡的文化人格塑像，是画家借以表现东坡笠屐形象而建构个人的文化人格状态。
近代张大千所绘的《东坡居士笠屐图》与前述各朝代的东坡笠屐图像均有不同，在《东坡居士笠屐图》中，张大千将传统东坡笠屐图中的苏东坡戴笠穿屐、俯身提衣的形象进行了个性化的转译，不但以苏东坡站立挺拔的姿态示人，而且将扶杖这一动作与戴笠穿屐的形象相融合，在衣袂飘飘、美髯抖擞、昂首阔步间呈现出一个精神饱满的、神态自若的苏东坡形象。这里的笠屐和杖藜，显然已经不具备原始认知层面上的笠屐和杖藜的物态作用，开始向精神象征层面过渡。傅增湘在该画上的题词也解释了张大千《东坡居士笠屐图》中苏东坡的精神面貌：“余旧藏元僧写坡公象，颧隆面削，宛若癯仙。兹大千抚本，乃尔广颊丰，意公自海南得佛印书后，悟得丧齐生死，心与造化游，故尔心闲体逸如是耶！”傅增湘将张大千笔下的苏东坡所具有的精神面貌归结于苏东坡在琼州期间的修悟，因为参透了生死，所以才有“心闲体逸”的身心自由状态，而张大千就是要通过这幅作品一改前人所表现的苏东坡戴笠穿屐形象中的小心翼翼和无所适从，而将其一代文化学者饱满的、豪迈的、厚重的文化人格进行了放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竹杖芒鞋，一蓑一人，这首苏轼作于黄州时期的词，与后世诸多东坡笠屐图，让我们穿越千年再一次深刻感受到了他的豪迈、他的豁达、他的无畏、他的坚守。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自北宋开始，其后历朝历代均有大量表现苏东坡形象的绘画作品存世，其中尤以戴笠穿屐的笠屐形象最为典型，乃至成为历史上表现苏东坡形象的一个图像范本。该形象之所以具有图像学意义上的阐释价值，一是由此形象总结了苏东坡二十年谪居生涯中与民同乐、为民解忧的为官人格。虽然数次被贬，但是仍然以乐观开朗的心态面对所谪居的每个地方，仍然不忘为官之本，这既是东坡笠屐图中苏东坡戴笠穿屐形象最初出现的原因，也是被世人不断称颂的苏东坡的为官之道；二是由此形象建构起了苏东坡二十年谪居生涯中以诗书画排忧、以诗书画寄情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正是因为该人格的形成，使得东坡笠屐图升华为一种普遍性的文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符号，这应该是东坡笠屐图主题创作在宋代以后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苏东坡以长达二十年的谪居生涯向世人诠释了中国传统文人能屈能伸、乐观豁达、淡泊平静的精神面貌，他一生为党人倾轧、小人构陷而不屈，被一贬再贬而不悔，体现出中国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卓绝品性与浩然正气。同时，他以虽远在“天涯海角”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之道践行着自己的为官之道，他以一己之身构筑起的文人形象、文人性格和文人精神，与其说是苏轼的个人行为，毋宁说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和文人价值的集体写照。
相传为北宋李公麟作苏轼画像
苏东坡作为北宋时期完善文人画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终其一生都在践行和发展着文人画理论，以“达吾心”“适吾意”的认知将绘画确定为表达自己心志的载体，这不但将绘画从唐代的成教化、助人伦表现工具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将绘画从北宋宫廷写实图真理念中解放了出来，使得绘画不再是为他的，而是为己的，这是苏东坡以及他所倡导的文人画艺术理念在宋代完成的一个重要转向。恰恰是因为这个转向的完成，使得诗书画同个人情感表现之间建立起了最直接的联系，也为文人画家对个体身份的自觉认知打开了最直接的表现通道。从现存的东坡笠屐图可知，文人画家不重在还原苏东坡戴笠穿屐的原貌，而重在通过诗书画印的结合，以该形象所承载的精神价值进行自喻，这是苏轼文化人格和苏轼所倡导的文人画精神所具有的内在核心价值。
苏轼的文化人格之所以具有超时空的意义和价值，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迷人的魅力和特质，归根到底是因为他文化人格中具有的主体身份认知的独立性与自觉性，基于此，他可以把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释的超然出世合于一身，也正因为如此，他可以在不同的人生经历中独立自主地切换不同的人生态度，在一贬再贬中保持平和的心态，在长达二十年的谪居生涯中泰然自若；这也使得他能够直面辉煌之后的惨淡人生，能够在忧患中平稳度日，能够在“天涯海角”戴笠穿屐同民同乐……这种独立于污浊之上的人格精神和自觉意识，这种正道直行与齐得失、超生死的人生观，才是他文化人格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历朝历代艺术家不断表现东坡笠屐形象的本质意义，也是历朝历代艺术家借以自喻的本质内涵。
这种独立自主的文人形象，这种正道直行的文化精神，这种齐得失、超生死的人生观念，构成了苏轼历久弥新的文化人格魅力。真可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念不忘苏东坡！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6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诞生在北宋这样一个思想盛世的天才，注定是不凡的。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家庭的苏轼对于致君尧舜曾深以为然，也曾平步青云的他人到中年也不得不避世悟道。波澜起伏、九死一生的仕途之路并没有使苏轼颓废，反而成就了他的超越、超脱，他以儒为本，借助佛老而超越佛老，最终形成了内儒外道的复杂人格。本文意在对苏轼各个人生阶段创作诗词的解读，剖析苏轼的心路历程，进而分析苏轼儒释道三家融会贯通的复杂人格。
从进京应试到自请离京，儒家思想主导苏轼的人生道路在文学艺术方面，苏轼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全才。他七岁知诗书，十岁有“当时之志”，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引导，以修身为出发点，爱物仁人、济世救民为理想，最终以期实现平天下的伟业。可以说，儒家思想为苏轼指引了一条十分明确的入世之道。没有辜负年华与才华，二十一岁同父兄进京应试的苏轼，一举创下了北宋科考最高分的惊人成绩，欧阳修也不禁赞叹：“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且看这首《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苏轼长于豪放，亦善婉约，这首伤春之作意蕴丰富，既有对暮春的感伤，又有含蓄婉转的情爱之思，词终又饱含了一份意欲奋发有所为却未能如愿的抑郁之情。纵观全词，诗人用朦胧的笔触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表现的淋漓尽致，却又点到为止，令人回味无穷。其中，“天涯何处无芳草”与“多情却被无情恼”等句也成为脍炙人口的佳句。
再看这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与妻子王弗鹣鲽情深，奈何王弗二十七岁便撒手人寰，苏轼的内心悲痛不已，十年后梦中相见，当年闺房种种又历历在目，不免潸然泪下，写下这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字字句句皆情真意切，这样的肺腑之声，实在教人过目难忘。
苏轼崇敬陶潜，早年为官时便已然了悟了陶潜“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的人生宇宙观，他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自嘲的“一肚子不合时宜”大概如此，人生一世，来来去去，不过如同飞鸿在雪地里留下的爪印，雪化了便什么都没有了。看似有些消极的思想，深藏的是一颗淡泊的心和对于往事的眷恋。凤翔赴任时与弟远别，他赋诗一首，说：“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苏轼情感丰富、怀揣天下，他是一个极单纯的政治者，将入世作为一种途径，从政是兼济天下的一种方式。正所谓“寓于物而不居于物”，苏轼自入仕起便秉持着一种淡泊名利的品格，太过纯正的“爱物仁人”的儒家思想，使他从政的每一步都走的太过刚直。眼看着北宋积贫积弱而导致的民不聊生的局面，苏轼主张改革，却反对王安石过于激进盲目的措施，此般矛盾的政治态度，让苏轼夹在两党之间艰难生存，胸中的一股“浩然正气”让苏轼无法与结党营私的人为伍，在既不见容于，又不见谅于旧党的情况下，苏轼愤然自请离京。这其中自然有他的深思熟虑，也难免意气，此番离京终再难得一展宏图的机会不免有些遗憾。
但这样的经历对平步青云的苏轼而言是挫败的又是宝贵的，八任知州他积累无数功绩，人生到处又攀上了他文学造诣的高峰，政治悲剧酝酿文学成就是一个有理可循的模式，那些真正有才华的文人，政治的失意让他们清醒了悟，返璞归真，如陶公豁然：“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如醉翁畅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如此看来，儒道思想大有一种承接的意思，当儒家的入世思想使仕人陷入苦海时，佛老思想是他们救赎自己的一种很自然的选择，由入世到出世，最终选择遁世，若真如陶潜般“但使愿无违”，倒也不失为一种对人生的超脱。
而苏轼的不合时宜，又在于此，有人说儒家思想是加法，而道家是减法，儒家要求学者建功立业，不断进取，而道家要求为人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看似矛盾的两种思想，对于此时的苏轼而言却是同一的，建功立业却淡泊名利，因为建功立业的最终目的是“平天下”，而淡泊名利所要求的正是依托功业，却不能寄托于功业，迷失自我是人性使然，有太多人在尔虞我诈中忘记了自己最初是为了“平天下”而追求高官职，反而以儒家思想作为伪善的外衣，不择手段的谋求万人之上的至尊荣耀，最终落得万劫不复。而苏轼将两者合二为一，既不加也不减，奉出本心、本我，以道家思想自守，以儒家思想进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直到自请离京之前，淡泊名利的道家思想时刻规正着苏轼积极入世的人生道路，虽无求仁得仁，但保初心不变。
数度调遣，苏轼人到中年再悟老庄，初心不改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很难，独善其身却很简单。苏轼一生中最为重要复杂的也是这个阶段——自请离京到流落儋州，这漫长曲折而艰险的四十多年岁月中，儒道思想不断融合，道家思想对苏轼的人格影响比重不断加大，他常常会以“道法自然”为精神基础去思考一些人生哲理。同时可以发现，儒道思想相融的优势显而易见，苏轼没有像其他文人官员那般忧愁怨愤，反而在接连到来的人生困厄 中不断地思考人生、超脱自我。
时年苏轼三十四岁，他深恶痛绝官场的蝇营狗苟，深感壮志难酬，遂自请出京，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职。初到杭州时，苏轼偷得浮生半日闲，过了一段比较清闲的日子。不必再理会党派纷争，有时间体悟山水之情。他与客同游杭州，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不胜酒力的客人还未完全领略西湖的美景便入醉乡，他为免客人遗憾，便赋诗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庄子主张“妙不可言，言不尽意”，恰如陶潜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道家的文学是这样一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精神感悟，它会留给读者以无限遐想的空间，恰如苏轼笔下的西湖，不同于白居易写千山、写碧水、写“接天莲叶无穷碧”的荷花，他直言西湖很美，像西子一般如何都美，这就容易引起读者的无限遐想而不拘泥于一山一水了。道家所谓大象无形，真正美的事物，是无法用言语描绘出来的。
离京以后，道家思想对于苏轼的影响逐渐加强，主要表现为一种对人生深入浅出的体悟。苏轼任杭州知州时，送别老友钱穆父时，作《临江仙·送钱穆父》一词时，一改以往送别之词的感伤忧愁的格调，创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直抒性情，矿大洒脱。结尾时，苏轼感叹：“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虽多少寄托了些仕途缥缈之感，但更多的是对友人的慰勉，人人都是世间的过客，又何必计较眼前的聚散和江南江北呢？这恰是“无为”精神的体现，表现出一种得失两忘、万物齐一的人生态度。
在密州时，苏轼作《水调歌头·丙中秋》，词中句句饱含人生哲理与其对自由的向往：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道家超然世外的生活态度，使苏轼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如他在赤壁赋中说“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但这种出世的思想此时在苏轼的心中还比较淡泊，所以他立刻就否定了之前的想法，天宫虽富丽堂皇，却高寒难耐，不如在月下起舞与自己的清影为伴。不论佛老思想如何助苏轼超脱，但他始终是一个“务实”的儒家君子，因为胸怀天下大志，便无法追求那个虚无的精神境界，羽化登仙对于苏轼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宽慰。至此，苏轼豁然开朗，心中的波澜也平息了。紧接着，苏轼望月又生伤情，中秋佳节不能与弟团圆，无限忧愁。苏轼对于弟弟苏辙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故地重游，举头望月之时，这份思念之情越发深刻，以致于他甚至无理的埋怨明月，为何总要离别时才圆呢？但笔锋一转，他宽慰自己又为明月开脱，事实如此，向来难全。他向天下离散人寄出美好的祝福，希望时空不要成为他们团聚的阻碍。这表现出诗人对时空、人生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所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正是如此，尽管天各一方，但如果能够精神想通便如同在一处了。词中苏轼心绪辗转曲折，波澜起伏，在现实和期愿中挣扎，好在最终悟出的人生哲理让苏轼超脱。他并不完全超然的对待自然界的变化，而是努力从自然规律中寻求出能够让他“随缘自娱”的生活方式。
这个时期儒家思想仍主导着苏轼的抉择以及生活态度，尽管他已经开始对“入世”和“出世”有所纠结，但从《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就可以看出，“仁人爱物”的儒家君子风度让苏轼深受百姓爱戴，“千骑卷平岗”和“倾城随太守”的盛况就是最好的证明。他曾慨言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虽才行高世，却温和待人，胸无城府，故为人所喜。而词中的酒后真言更是句句透露着自己作为儒学君子的志向：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阙还在自嘲自己已生白发，下阙却反问两鬓微霜那有何妨？我仍旧可以为国效力。之于天下大志，此时的苏轼仍有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相信朝廷，认为只有在那里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
尽管自己不得意，他仍向朝廷竭力保举五十八岁高龄的的刘景文，使刘得到小小升迁。他勉励友人的同时也在勉励自己：
荷尽已无擎雨盖，残菊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诗的前两句写景，“荷尽”、“残菊”的萧瑟之景暗喻两人已近暮年，紧接着突出一个“犹”字，强调菊花犹能傲霜斗寒，我们怎么可以因为年迈就对仕途失去信心呢？即使冬景萧瑟冷落，但不要忘了，来年秋时硕果累累的时刻。可见，苏轼对仕途和朝廷一如既往的满怀期望。他自请离京是厌倦党派之争，认为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很难一展宏图，但他认为只有入世——积极进取，才能实现他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尽管现在失意，但终将守得云开见月明。可见，儒家思想之于苏轼的根深蒂固，以致于道家思想在政途上也成为它的依托，陶公所谓“心远地自偏”的遁世思想之于苏轼则是“山头斜照却相迎”。
可以说，因为名利已经远去，儒道思想对苏轼而言就更加的融洽，他不再需要借助功名地位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独善其身让他没有束缚，自然旷达洒脱的多，也是因此促成了他豪放词风的形成。
乌台诗案到被贬黄州，看苏轼九死一生的转变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时，例行公事上表一封，却被有心人做了文章，说他“妄自尊大”、“包藏祸心”，对皇帝不衷，因而被御史台逮捕，历经险境，九死一生，终是王安石“一言而决”，使苏轼从轻发落，贬谪黄州。这一事件对苏轼打击巨大，成为他人生与人格的重要转折点。
初到黄州时的苏轼是心有不甘的，他抬头望月时再无“乘风归去”的雅趣，明月已是缺月，起舞再无清影，变作一缕“缥缈孤鸿影”。回首匆匆，他心中有恨却无人能懂，只余无限幽独孤寂，叹一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是佛老思想与“入世”的斗争，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苏轼渴望入世，但朝野上下他都无法一展宏图。
诗人此时是苦闷的，他“夜饮东坡醒复醉”，百般思索也无法如同从前一般借助佛老排解优思，因为此时“出世”与“入世”成为苏轼心中一个巨大的矛盾，他犹豫不决，向前已无路可走，而自小树立的当时之志又教他不可退缩，该如何呢？诗人心中烦躁，愤愤然道：“长恨次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许是想起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潇洒肆意，苏轼心中已隐有抉择——“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终于，苏轼看破了人生真理，选择了出世，这是一个必然结果。一个胸怀大志却无城府的学者是无法在北宋那样矛盾纷繁的官场生存的，加之苏轼不愿违背本心，他没有遇到康熙盛世那样好的时代，无法一展宏图抱负，却也是这样风雨飘摇的时代，成就了他文坛巨匠的地位。所谓得失，大抵如此。
苏轼并非自小信佛，事实上，佛教的思想也是在这个时期在他的人格表现中渐趋明朗的。苏轼有一个叫佛印的好朋友，传闻佛印的前世是明悟和尚，而苏轼的前世是五戒和尚，佛印为度化苏轼转世而来。乌台诗案以前的苏轼，或许只以佛印为友，而此时谪居黄州的苏轼，则已然相信佛印是前来度化自己的人了。他在《南华寺》一诗中如是说：“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生死总是能够让人看明白很多事情，庙堂之高处也许真的不适合苏轼。
佛家因果轮回的思想让苏轼看破“营营”：“窝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里所说的“事”便代表便指名利得失之事，此事自有因缘，得者必强，而失者必弱，无需再过分介怀了。此时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在苏轼的心中已然泯灭了，“水利万物而不争”成为了他这个时期的自处信条。苏轼曾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此时的苏轼，也真正攀升到了“静”与“达”的境界。且看他醉归遇雨的抒怀之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是逆旅行人，由风雨联想到自己的人生起落，但苏轼并不悲愁落寞，他搏击风雨、笑傲人生，回首来路萧瑟、人生起落，无非是晴雨般寻常而已，那些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佛家认为“世间万物本不可得”，拿起什么就把它放下，爱不释手是烦恼，难舍难离是痛苦，所以执着什么就把它看破，苏轼已然看破了他从前所执着的“橙黄橘绿时”。不过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在这个时期可以集中以一首《赤壁赋》来分析，在这篇赋中，苏轼谈及了他参悟的许多人生哲理。有他对自然的崇拜，“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 有对自由的向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有他对个体生命的思考，“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儒家君子的风度融入对生命的思考，已然超前于当时的时代了；有对宇宙的探索，“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爱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无穷尽也”，宇宙是无穷的，个体便渺小至极，而生命短暂，时间时空无尽，用有限感受无限，便可知江山无穷，风月长存，天地无私，世间有如此浩渺的事物又何必为名利荣辱蝇营狗苟。
苏轼胸中长存浩然之气，而又利万物不争，超脱之后的他以达天地境界，“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尽管已经出世，但消沉过后的他仍秉持着积极的人生态度，他曾说“诗酒趁年华”，而如今年华老去却并不服老，他的不屈不挠此时变作了与时间的赛跑，仿佛又回到了曾今倾城出猎时“聊发少年狂”的他，而显然，如今的苏轼已然超越了那时的自我，赋予了自己人生新的意义。
回首萧瑟一生，苏轼儒释道思想的积极转变苏轼的思想始终是以儒家的“仁人爱物”为根本的。直至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人生理想都是致君尧舜，不独独善其身，更兼兼济天下。他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自己的仁政思想，极受梅尧臣与欧阳修的赏识，此后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本以为如此便可“平天下”的时候，王安石震动朝野的变法让守孝归来的苏轼发现，此时的朝廷再也不是他二十岁时所期望的实现理想的舞台。舞台没有了，理想却不会变。远在密州的苏轼常常借酒抒怀，他仍怀着一腔热血，期望报效朝廷。但他们没想到的是，一个例常的奏书被大做文章，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苏轼，终于泯灭了他致君尧舜的思想，从此真正淡泊名利，但“仁人爱物”的思想教他始终亲政爱民，任一方官员，便造福一方百姓。之于自己，苏轼开始参禅悟道，去体会人生，感受无限。苏轼曾在《答李之仪书》中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盖如此，在屡遭贬谪，尤其是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佳作频出。
起初，苏轼追求的是远大志向，平步青云使他满怀信心；后来，苏轼追求的是旷达，人生起落，“利万物而不争”使他超脱、超越。苏轼的一生虽未求仁得仁，但好在舒畅总是多于愁苦的。事实上，一件事情之于自己的喜乐，在于你怎么看待它。而苏轼最为擅长的一点便是“化解矛盾”。人生中充斥着无数的矛盾和选择，苏轼对于儒释道思想的灵活转变，使他上至人生大事，下到望月愁思都使自己得到了解脱。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天道酬勤。
这就是苏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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