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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按照市信访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安排,市信访办副巡视员任才以“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做好首都信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为题,结合信访宣传工作实际,为我办第二期主题教育集中学习培训班的党员干部讲授了一堂生动精彩的党课。
任才同志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切实加强和改进首都信访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要狠抓组织领导、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要加强宣传阵地建设与监管,要正确认识和把握新时代信访工作职能定位。
任才同志指出,在自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每名党员干部都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
上学的时候,我们都背过古文。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写文章就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写的文章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给皇帝提建议、提意见的上疏,也包括他们给别人文集写的序言等等。这么说吧,古文就是古代文人表达思想的方式。
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就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不过在这唐宋八大家里面,只有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的作家,剩下的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都是宋代作家。所以其实宋代才是古文运动最兴盛、最成熟的时期。
古文运动之推崇韩愈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
北宋时期的文学革新运动是以韩愈拉开序幕的。他提倡古文,是为了反对另一种文体,就是继承了六朝时期骈文风格的“时文”,因为是当时流行的文章,所以叫“时文”,骈文重形式。
古文讲究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对仗,追求辞藻华丽、声音和谐,还特别喜欢引经据典,更重内容。韩愈认为古文这种写法才显得文章写得好,于是便开启了古文运动。
唐朝的王勃写的那篇著名的《滕王阁序》就是骈文。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这段话对仗工整、铿锵有力、朗朗上口,然而,却不太知道都说了些什么。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引的这几句话中,每句话都涉及古时候的典故,你必须很熟悉这些典故,才能真正读懂这几句话。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古文,开篇是这么写的:“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开门见山,简洁明快,直接描写景物。即便对古代典籍一无所知,也能明白他要说什么。
当然,每一种文体都可能有好文章。就像《滕王阁序》一样,遇到才华横溢的王勃,骈文一样可以精彩纷呈、流传千古。然而,当写作者并不是都像王勃那样有才华的时候,骈文追求华丽漂亮,就会显得过犹不及。而写文章,当然内容更重要,如果都不知道你要什么,文章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追求形式大于内容,不仅耗费了写作者大量的精力,还让初唐时期出现了一大批空洞无物,形式僵化的文章。
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要扭转这种趋势,希望文人们能够彻底抛开文章形式上的种种顾虑,自由自在地表达思想。
古文运动实质上是一次儒学的复兴运动。然而,韩愈的这次努力并没有取得期待中的成功。随着韩愈的逝世,古文运动有些偃旗息鼓了,中晚唐时期最流行的仍然是韩愈反对的骈文。经历过五代十国的混乱,当历史发展到宋代,国家重新回归统一的时候,宋代那些有远见的士大夫们发现他们更需要重振儒学,建立时代的精神。所以,他们重新开始倡导古文运动。
宋代的儒家士大夫面临的处境不太乐观。对外,国力不够强大,外敌虎视眈眈,北方的幽云十六州早已经割让给契丹,使得宋朝北方没有屏障,随时处在威胁之中。对内,则是佛学思想盛行,慢慢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有所衰弱和动摇。因此,儒家的士大夫们从宋朝建立开始,就深切感受到自己承担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力求经世致用。这种精神随处可见,史书中记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范仲淹每当议论天下大事的时候,都会心情激动,为了天下的改变,能够做到奋不顾身。正是这种情感,才激励他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千古名句,说出了整个宋代士大夫的心声。这种心情使得他们的学问也追求经世致用,古文运动恰好符合他们的要求。
宋仁宗的时候,曾经下过一份诏书,从中可以更具体地看到宋代古文运动在思想上的要求。诏书中说:“当念文章所宗,必以理实为要,探经典之旨趣……庶有裨于国教,期増阐于儒风。”这是说,写文章最重要的是要有内容,要符合儒家的思想,而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实际的作用,能够参与教化,有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
这里面包含了两个点。古文首先要有用,要能够振奋人心,而且有助于国家治理。王安石就曾经说过:“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评判一篇文章好坏的标准,要看它是否对于现实有用。这样一来,就把单纯追求形式完美的其他写作风格排斥在外了。
其次,古文还要符合儒家的道理,能够体现儒家思想。这其实跟韩愈的想法一脉相承。当韩愈说“文以载道”的时候,他指的道就是儒家的思想。宋代的文人继承了文和道之间的这种关系,把文章写作看成是阐发、体现和传播儒家之道的工具,符合儒家思想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古文运动为什么能成功?欧阳修
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担任了那一年科举的主考官,这件事成了古文运动的关键转折点。
欧阳修是主考官,所以他就能按照自己的标准来选拔人才。要知道,在古代社会中,参加科举考中当官,几乎是天下所有读书人的唯一出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少文人寒窗苦读十几年,就是为了能够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改变自己和家族的社会地位。所以说,谁当主考官,主考官有什么样的品位和偏好,自然会牵动着天下文人的心,相应的也就会影响天下的文风。
欧阳修作为北宋诗新运动的领袖,他对韩愈的古文也是非常推崇的。
《宋史》中欧阳修传记载:“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涊弗振,士因陋守旧,论卑气弱。 苏舜元 、舜钦、 柳开、 穆修辈,咸有意作而张之,而力不足。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可以看出欧阳修也学习韩愈的古文。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我们可以说是很熟悉了。这篇文章不仅描写细致入微,而且文体奇特。从第一句“环滁皆山也”开始,全文一共用了21个“也”字贯穿。即便是在当时这种写法也挺标新立异的,因为效果好,成了文人刻意模仿的对象。
醉翁亭
史书记载:“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
欧阳修当时的文章名气很大,只要有新文章出来,天下的文人都争相传阅模仿,这无疑扩大了古文在文人中间的影响。
当时有名的文人钱公辅就写了一篇同样用“也”字贯通全文的文章,甚至包括苏轼,也写了一篇文章名叫《酒经》,全文一共用了16个“也”字。
因此,欧阳修等于为天下的文人士子指明了一条上进的大路,让他们能够有章可循,知道如何用功。这也为古文在士子中间的传播和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欧阳修去世之后,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在为他写的碑文中说,欧阳修主导的那一界科举考试,“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文章自是变而复古”。就是说欧阳修选出来的文章都是那些古文风格的文章,天下文章从此为之一变。
什么原因导致古文运动由盛而衰?苏轼也许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有才华、最有光彩的人物,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也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
苏轼是继欧阳修后,北宋文坛又一个领军人物,他在北宋古文运动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苏轼是北宋古文家中骈文理论成就最高的,他提出“破体为文”和“以散入骈”的观点,主张把古文的笔法渗入到骈文的创作中。
苏轼的才情也成了古文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苏轼才情太高,个性又放旷不羁,写文章多随性而至,而他的才华又让这种随性的写作左右逢源,摇曳生姿,怎么都能结构成一篇漂亮的文章。苏轼的文章任才使气,就连欧阳修都被他迷惑并且赞叹不已。
据说欧阳修看到苏轼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上古时候尧帝的一个典故,就问苏轼这个典故出自哪里。苏轼随口答说出自《三国志》的注解。然而,欧阳修回去查书,却没有找到,就问苏轼。苏轼说,“某意其如此。”意思就是,其实并没有这个典故,但是,在我看来按道理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欧阳修听了之后却没有生气,反而说苏轼这才是会读书,日后他的文章必定独步天下。
但是才气是学不来的。苏轼全凭才气写作,其他人就只能膜拜,无法效仿了。
明末清初的大文人钱谦益就说苏东坡的文章像水银泄地一样,随处涌出,古往今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文体。这也使得别人摸不着头脑,也根本无从学起。那些才情不及苏东坡的文人,如果想跟他一样写文章,一定会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由此一来,北宋时期的古文,刚刚经过欧阳修的倡导,变得典雅平淡,成为人人都能学习的文体。到了苏轼这里,却又一下变成了常人无法企及,无法学习的文章,当然也就削弱了古文在普通文人中的影响力。古文虽然因此变得绚烂多彩,但是也变成了旁人只能观赏,却没办法参与其中的对象。古文渐渐失去了它的大众基础。
古文运动由苏轼开始由盛转衰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苏轼这种文风,实际上也弱化了古文“文以载道”的功能,让古文的追求更偏向形式,而不是“载道”的思想。这跟苏轼本人的思想立场有关。古文运动本质上是儒家思想的复兴运动。宋代文人对于古文的要求之一就是要符合儒家的纲常伦理,有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对民众的教化。然而,苏轼的内心却更倾向于老庄思想。苏轼幼年读到《庄子》,就立刻欣喜不已,他说:“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这句话是说,我原本在心中有很多对于人生的感受,但是说不出来,现在读到了《庄子》,恰到好处地说出了我心中所感受到的东西。
从一开始,苏轼就对道家思想有着天然的亲近。苏轼的一生波澜起伏,虽然他少年得志,然而此后的生活却充满了波折。他在政治上屡次被别人陷害,一次次离开朝堂,被贬到地方为官,在政治上一辈子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在人生的这种跌宕起伏之中,是庄子思想帮助他看破了世间的兴衰荣辱,帮助他度过了人生的种种困境,因此他的思想中随时可以看到庄子的影子。
我们最熟悉的《赤壁赋》中,面对朋友对于人生短暂的哀叹,苏轼写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天下万物的长久与短暂其实都是相对的,由那转瞬即逝,变化无穷的角度来看,即便是天地,其实也不过是变化之中的匆匆过客。但是,换一个角度,如果从天地万物留存不变的角度来看,其实万物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无穷无尽的,又有什么可哀叹的。苏轼这样的文章透露出的思想更亲近道家而不是儒家,是很明显的。
苏轼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不仅让古文的方向跟当时重视儒学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了,也让古文背离了它自己的初衷。因此,也招来了那些坚守儒家立场的士大夫的批评。南宋的大儒朱熹就曾经说苏轼的文章对于儒家道理的破坏比佛老思想更严重。南宋以后,理学逐渐兴盛,垄断了话语权,儒者们对于苏轼的批评就变得越来越激烈,苏轼所代表的文章风格也很自然地渐渐衰落下去。所以说,苏轼文风的变化,是古文式微的内在因素,而当时重视儒学的时代趋向,尤其是后来发展成理学的二程学说,是外在打击。内外交攻,古文运动走向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古文衰落更现实的原因,是在欧阳修之后,它逐渐沦为了政治的工具。古文提倡经世,提倡儒学的实用目的,那就必须借助现实政治的力量,所以它能够在欧阳修的时候兴盛。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它不可避免地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欧阳修之后,北宋的党争非常激烈,古文就成了文人批评时政,甚至人身攻击的工具。古文也因此失去了它的纯净。而苏轼选择了这样的文风,选择了这样的态度,其实也正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
痞喵说虽然古文作为一种文章风格,在苏轼之后逐渐衰落,不再是文人士大夫竞相追捧模仿的对象,但是古文这种追求简洁平淡,言之有物的理想,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写作和发展,一直到中国近现代的散文写作。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散文写作是成就最大的,它其实可以看作是古文的发展和延续。近现代的散文作家,他们从小读古文,能够深入体会其中的妙处。当他们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时,虽然语言变成了现代汉语,但是写文章的妙处一脉相承。
近现代散文作家的作品,就是古文精神遥远的回响。
参考文献:
《滕王阁序》
《醉翁亭记》
《宋史》
《欧阳修全集》
《苏轼文集》
《北宋诗新研究》
《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
原文:“任才使能,所以济物。”
张商英对“任才使能”有一个注释,他说:“应变之谓材,可用之谓能。
材者,任之而不可使;能者,使之而不可任,此用人之术也。”意思是:懂得通权达变的是人才,能够完成任务的是能人。人才可委以大任不可随意指使;能人只要把领导意图交代清楚,遵照执行就可以了,这是为政者用人的技巧。
“所以济物”的“济”是“成”的意思,例句有:“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而“物”指的是实质内容。例句有:“君子以言而有物,而行有恒。”(《周易·家人·象》)“任才使能,所以济物”这句话的意思是﹕委任使用有才能的人,任何事情都能成功。
人的才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才能你要把他用在不一样的地方。“人各有能,因艺授任”(《后汉书·张衡传》)。打铁的你不能让他去当木匠,泥瓦工你也不能让他去打铁。各尽其能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把人用错了地方,就必然造成人才浪费,事倍而功半。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才能是出谋划策、坐镇指挥,而关羽、张飞的才能则是率兵出击、冲锋陷阵。刘备虽然自己的才能一般般,不过他在用人方面还是有独到之处的。他“三顾茅庐”,请得诸葛亮出山,以师礼待之,乐得自己成为甩手大当家。虽然关羽、张飞初时对诸葛亮十分不满,醋意十足,但刘备不以为然地对他俩说:“我是一条快干死的鱼,得到孔明,犹如鱼得到了水,我总有一天能翻江倒海。”当曹操为了剿灭刘备,除掉心腹之患,派大将夏侯惇引兵十万,杀奔新野之时,关、张二人对刘备说,这回可使孔明去御敌。刘备说:“智赖孔明,勇须二弟,何可推调?”随即请诸葛亮聚集众将升帐听令。孔明命令关羽:“博望之左有山,名曰豫山;右有林,名曰安林,可以埋伏军马。云长可引一千军往豫山埋伏,等彼军至,放过休敌,其辎重粮草,必在后面,但看南面火起,可纵兵出击,焚其粮草。”然后转身又命令张飞道:“翼德可引一千军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只看南面火起,便可出,向博望城旧屯粮草处纵火烧之。”接着命关平、刘封引五百军兵,预备引火之物,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至初更兵到,便可放火。同时又命人到樊城调回赵云,令为前部,不要赢,只要输。最后让刘备亲自引一军作为后援。安排停当之后,关羽问道:“我等皆出战迎敌,未审军师却作何事?”
孔明曰:“我只坐守县城。”张飞听后哈哈大笑,说:“我们都去厮杀拼命,你却在家里坐地,好自在!”这时刘备连忙喝道:“岂不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关、张二人只得唯唯而退。
这一仗结果可想而知,夏侯惇弃军而逃,夏侯兰被张飞所杀,曹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后人有诗称赞孔明:“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这个故事情节在《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凡是看过《三国演义》的,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笔者之所以重复一遍,主要是为了说明人各有才,用人要人尽其才,因材而用。试想,如果刘备将博望坡这一仗的指挥权交给关羽,或者是张飞,而诸葛亮则听命于关、张二人,这一仗的结果也就不言自明了。
所以说,有的人是将才,有的人是帅才,用对了,事半功倍;用错了,结果适得其反。萧何为什么“月下追韩信”,就是因为萧何发现韩信是个帅才,刘邦要想夺取天下,这个人是不能缺少的;而韩信为什么要走呢?就是因为刘邦并没有发现他这个帅才,只安排他当个管后勤的小头目。韩信看到刘邦并不重用自己,自己的才能无法得到施展,自己的雄心大志难以得到实现,所以不辞而别,一走了之。
后来刘邦能够成就大业,关键是他用对了人,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一是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张良;二是登坛拜帅,南征北战的韩信;三是驻守汉中,保障后勤的萧何。另外再加上陈平、樊哙等一帮文臣武将,所以刘邦总能逢凶化吉,最终一统天下。
人才是“千里马”,发现人才的人是“伯乐”。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如今,“千里马”还是有的,但真正的“伯乐”并不是很多。俗话说:“慧眼识英雄。”
许多时候,许多人缺少的就是这双“慧眼”。所以,发生了许多“怀才不遇”的贤人君子被历史所淹没。
张养浩认为:“天子之职,莫重择相;宰相之职,莫重用贤。然则何以知其贤?询诸人则知之,察其行则知之,观其所举则知之。”(《为政忠告·用贤》)意思是,国君最重要的责任是选任宰相;而宰相最重要的责任是选用有才能的贤臣。但怎样才能辨识贤才呢?张养浩提出了三条具体实施的办法:一是征询其他人的意见;二是考察这个人的行为;三是观察这个人推崇什么。
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群众推荐、组织考察、个人答辩。
如果严格按照以上三道程序选拔贤才,还是能够发现“千里马”的。可惜的是这些选拔贤才的方法和程序并不能得到有效落实,而是三步并作一步走,而且还不是走在同一条道上,变成了:“领导提名,组织批准。”领导就代表组织,所谓组织批准也就是领导批准。
清朝末年重要的思想家龚自珍,面对没落、政治紊乱的清朝政府;饱受、满目疮痍的中华民族,在他的诗作《己亥杂诗》中仰天长叹:“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选才”的道路走不通,万般无奈之下,龚自珍只好哀求老天“降人才”,拯救中国。
其实,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任何时候缺的都不是人才,真可谓:“中华大地,人才济济!”
自然有那么多人才,中国为什么还会落后于西方列强,受外来势力的欺辱呢?原因就是众多的人才没有得到重用。总结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有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当奸佞得势,妒贤嫉能,小人横行的时候,就是国运衰竭,民不聊生的时候;而每当人才得到充分挖掘,人人都有了用武之地的时候,也就是国运昌盛,气象万千的时候。
东吴是东汉至三国时期孙权在中国东南部建立的,国号为"吴"。陈寿曾经评价东吴领袖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意思是说孙权此人,有如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能屈能伸,深谋远虑。而孙权与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携手上演的一出出"好戏",正体现出东吴众人的智慧。
一、周瑜、鲁肃联刘抗曹,火烧赤壁痛击曹操
赤壁之战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下意欲统一全国。这期间刘表病故,刘琮投降,刘备逃窜,败于当阳。于是曹操顺江东下,威逼东吴。在这样的情势下,孙刘达成联军,产生了"诸葛亮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见于《三国演义》,非正史)等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一开始,在吴国主张向曹操投降称臣的""呼声远大于主张联合刘备的"鹰派"。当时以张昭为代表的许多将领都劝孙权向曹操投降,唯独鲁肃一言不发。孙权起身更衣,鲁肃追上前去,说了这样一番话:"今天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而将军您就不可。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我鲁肃投降曹操,曹操依旧会让我归故乡,给予我一样的官职,可以在曹操手下做事,有车坐,有手下差遣,结交好友,游山玩水,加官进爵。而将军您投降曹操又会如何?希望你早日决定,不要受人误导。"
后来,鲁肃又提议让孙权立即召回大都督周瑜。周瑜的表态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大义凛然:"曹操是大汉的反贼,将军神武,又有父兄英烈,如今据有江东,大家同心同德,完全可以对抗曹操,横行天下,为汉室除去奸贼!"同时,周瑜还分析了曹军军事上的弱点。此番话,既肯定了战争政治上的正义,又在军事上增强了孙权的信心,于是孙权拍板:"孤与老贼,势不两立。"
危机和转机之下,孙刘联军最终达成。之后便有了周公瑾"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故事。周瑜也采纳黄盖之计诈降曹操。加之刘备兵力的牵制,东吴最终完成火烧赤壁的壮举。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势力受到打击,南征的脚步被迫停止。东吴危机暂时解除,曹操退回北方,刘备据守荆州,三分天下的局面初步形成。后周瑜病逝,鲁肃作为接替者也一直主张保护孙刘联盟。后来他还促成"湘水之盟",缓和了吴蜀矛盾,巩固了联盟,保证孙刘集团有足够的力量对抗曹操。
2、 吕蒙、陆逊联曹击刘,三方牵制夺回荆州
说来天下大事,合久必分。湘水之盟后两年,鲁肃去世,吕蒙接替。与此同时,刘备集团势力日益壮大。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驻军汉中,自称汉中王。关羽也乘势带兵攻打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刘备集团达到顶峰时期。而吕蒙却主张此时夺取荆州,打击刘备。
吕蒙当时提出了三个理由:一是与蜀汉的联盟不稳,"关羽君臣,巧取豪夺,反复无常。"二是荆州的重要性,打下荆州就可以控制长江上游地区,削弱刘备带来的威胁。三是时机正好,关羽在襄樊分身乏术,有极大的可能调取驻守荆州的军队,荆州正是薄弱的时候。
吕蒙的提议正中孙权下怀。于是吕蒙孙权君臣二人,联合吕蒙的接班人陆逊,上演了一出"暗度陈仓"。东吴一方面,吕蒙称病,陆逊认怂,并洋洋洒洒写下一篇《与关羽书》,吹捧关羽,表示吴国的惶恐示弱,暗中鼓励他抽调军队支援樊城;一方面联合曹操,解樊城之围。最后吕蒙甚至"白衣渡江",把军队装扮为商队,巧夺江陵、公安。而陆逊则守夷道,绝刘备援军。最后关羽腹背受敌,败走麦城,刘备痛失一员猛将和咽喉要塞之地的荆州,元气大伤。
之后蜀吴之间爆发夷陵大战,时任大都督的陆逊,以逸待劳,留下了"火烧连营"的丰功伟绩。但蜀吴两国也因此元气大伤,于是兜兜转转又重回联合抗曹的局面。
对于周瑜、鲁肃等人极力维护孙刘联盟的策略,有人说是软弱,有人说是远见。对于吕蒙、陆逊等急切的夺取荆州,有人说是冒进,有人说是审时。而在孙权眼中,两大心不齐却合力,稳定但暗藏危机,总也好过鹬蚌相争,让曹操那个渔翁得利。因而东吴与蜀汉的分分合合,说到底正是孙权审视夺度的积极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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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胜、马旭东、张聿、马思超、张沐兮、任梓慧等演员齐聚一堂,带来小品《六人行》,讲述一群人因机缘巧合一同乘车回家过年时经历的囧事,从最初的互不相让到最后的主动成全,每个人都在这场归家的旅途中找回本心,不再孤单。
(编辑:祝闻豪)
《欢乐喜剧人》已落下帷幕,贾冰不负众望获得总冠军,当然他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成绩,还意味着整个团队的付出。
演员任梓慧就是团队中的一员,出生于1993年的她,身高174厘米,被观众称为“两米大姑娘”!
生活中的任梓慧有美腻的一面,毕竟是个九零后,爱美的她有着少女般的可爱乖巧。
也有逗比的一面,台上大方不失幽默,具有喜剧人的天赋,台下性格开朗洒脱,十分招人喜爱。
很多网友认为任梓慧颇有潜力,未来一定能够独挑大梁,你喜欢她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任梓慧也不例外,她最喜欢天后王菲,甚至还将自己p在王菲身边,不知谢霆锋看到作何感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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