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过去一百年，中国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党的以来，总书记多次引经据典、援古证今，赋予典故鲜活的时代内涵，深刻阐释中国初心如磐、历久弥坚的精神密码。央视网《天天学习》特别策划“典”亮新时代系列，与您一起学习领会。
【释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出自《周易》中的乾卦《象传》。《象传》是解释卦象立义的。天行：天道。健：运行不息。天之运行，四时交替，昼夜更迭，岁岁年年无有止息，无有差错，君子当效法天道之健，以自强不息。与之相应，坤卦《象传》中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说。坤卦是地理形势的象征，“地势坤”即地势顺，君子应效法坤地之厚德，容载万物。
《易经》认为：乾为马，用马象征天，形容自强不息，故曰“天行健”；坤为牛，用牛象征地，诠释人的品德，故曰“地势坤”。天的运动刚强劲健，因此，君子处世，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了人类勇于进取、勇于开拓、勇于向自己的惰性宣战的无畏气概。在社会发展层面上，它则体现为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故清华大学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引为校训。
【解读】
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创新创造中前进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之源和力量之源。
2018年12月18日，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郑重宣示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明确提出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目标要求。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创新。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要破解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我们要适应历史前进的要求，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敢于下深水、涉险滩，勇于破藩篱、扫障碍，推动中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随着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必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可以预见，全面深化改革不仅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推动力量，而且将为世界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在新时代，全国人民要继续自强不息、自我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
（作者 杨立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释义：天象运转周流不息，日月行天亘古未变。人应该效法天的刚健精神，不断提升精神生命和超越过去的自我，日新又新，向上不止！
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释义：大地承载万物，顺承于天，人应该效法大地无所不包的胸襟，不断滋养自己的的德行，扩充仁爱的感受，推己及人，行忠恕之道。
屯卦：《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释义：卦象是云雷并起，立刻要下雨，这是盈满和万物初始的征兆。如果打算做一番事业，应该时时有这种不忘初心的态度和积极创造的精神。正所谓“功名看器宇，事业看精神”。
蒙卦：《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释义：卦象是山下有泉水而出，一片生机盎然；人应该采取行动，克己复礼，培育自己的道德，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基；这个卦象也可以寓意儿童的教育，童蒙养正，作为家长应以身作则，作为榜样，引导孩子的一身正气和高尚道德感的养成。正所谓“蒙以养正，圣功也。”
需卦：《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释义：卦象是云开始聚集于天，但是还没有形成雨，这正是人积蓄力量的时候，饮食宴乐是人之所需，也是一种生命滋养的过程。对于道德的养成，这个时候也是要日长月化，不断滋养内在的精神生命。
讼卦：《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释义：天象是自东向西运行，太阳东升西落，水流自西向东而去，天象与水流的运行方向相悖，犹如世间相互背离之事而产生争讼，提醒人做事始终要不离根本，不忘初心。而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不是处理争讼，而是从根源上消除或减少争讼的原因。“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师卦：《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释义：卦象是地中有水，水能滋润大地，作为领导者要以涵养仁德之心，包容宽待民众；师卦也代表着军事战争，圣人的观点是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必须是正义之战。就算是战胜了，也要有哀戚之心。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道德经》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
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粮食、国防和民众对国家的信任三者的排序，民众的信任排在第一，其次是粮食，代表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最后是国防力量。因为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即使军事再强，最后也是穷兵黩武。
比卦：《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释义：卦象是地上载水而成泽，大地承载着百川，百川滋润着大地，上下相得益彰。先王建万国、和诸侯，然后天下安。作为领导者对下属要有仁爱之礼，下属才会尽己之忠，对领导者有敬重。“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儒家是讲君臣之间的互敬关系，不是臣对君的愚忠。
说明：感谢您的阅读，会逐步发布《易经》六十四卦《大象传》全部原文和释义，谢谢支持！
《易传》共十篇，既《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易传》是解释《易经》最原始的文章。此节为正史，不会“忽悠”大家。
因为《易传》性属专著，所以八卦、五行生克、干支所属、六十花甲等等入门知识必须先知。孔乙己为读书之人，鲁迅虽未说明孔乙己是否接受过《易经》教育，直说明“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口饭吃”。据此介绍，也多多小小地知道孔乙己将“多乎哉？不多也。”或是“之乎者也”挂于齿上的原因。对于孔乙己所说到的“多乎哉？不多也。”也可能学过《易经》，关键问题可能是没有学懂，没有学扎实。也可能是只学了《易经》，而没有授过《易传》真谛的教育。因为，《易传》是学习《易经》的入门之课程，所以《易传》才称得上《易经》的绝对搭配。因此鲁迅给予孔乙己的评定是：“多乎哉？不多也”，或曰“之乎者也”，也有一定的道理。
《周易》分《易经》、《易传》。《易经》大约于殷商之际编纂而成，由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符号系统和卦辞、爻辞的文字系统组成。其卦爻符号系统是在长期的原始卜筮中，以太极为模式逐渐把数与形整齐化、有序化、抽象化的结果，具有稳定性、规范性①。
《易传》即“十翼”，是对《易经》的解释性著作，大约于战国末期经多人之手陆续写成。它使《易经》从巫术转变为哲学，从迷信转变为学术。作这一部解经之作，《易传》不能破坏卦爻符号和卦辞爻辞的神圣，不能不从象数、义理两方面来阐发其意蕴；而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它又必须突破其巫术迷信因素。因而可称之为哲学化的卜筮，或穿卜筮外衣的哲学。它以《易经》框架结构表现形式，提出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和人道在内的、关于自然和社会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体系②。
由此可知，从“罢黜百家、独尊需术”的大统一后，特别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莫使并进”之“绝”字，绝出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独尊。两千多年来，《易传》就成为儒家学说中可有可无，可现可隐的陈列产品。由此，在这一套神圣的模式框架下，因为鲁迅聪明，一个人也不必去“呐喊”，所以，以孔乙己为例，推演出私塾堂里授《经》不授《传》的传承秘密。然而，孔乙己早以将《易经》背得滚瓜烂熟，只是捧在手上不知从何爻开断；更不会象《易经的奥秘》那样，将一卦分成六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分析，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向上爬；故又有不会营生之说。总而言之，“多乎哉？不多也”，或是“之乎者也”之贵冠就足以修饰孔乙己，反正庶民是听不懂、听不明白的，何必与那“绝”字争得面红耳赤，争得不亦乐乎！
《易经》中六十四卦曰别卦，又名为重卦。“别卦”由两个经卦重叠共有六个爻，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六十四卦每一卦都配有卦辞，三百八十四爻每一爻都配有爻辞，故《易经》中卦象与爻象由不得儒家任意更改之外，卦辞与爻辞不需要《易传》就可以随心注解，任意发挥。【《易传》有何能耐成为《易经》的绝配，暂不作分解。】
要知“卦”的组成，请看下章分解。
本“忽悠”已经为第十二章。其十二章中所带圈的数字都为注解，因此文章后并没说明和注解的内容，其因大家也知道，以防抄袭。见谅。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都知道这两句话出自《周易》。《周易》由《易经》和《易传》组成，是一部凝结着远古先民智慧的哲学著作。
一开始，《易经》是古人用来预测吉凶的占卜书，后来经过孔子的改造，加入了对《易经》的文字解说，这便形成了《易传》，内容大致包括彖曰 [yuē] （上、下）、象曰 [yuē] （上、下）、文言、系辞（上、下）、序卦、说卦、杂卦，即所谓“十翼”，突出了义理，成了今天所谓哲学之作。
经孔子解释的《周易》的“说卦”中有这样一句表明此书宗旨的话：“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宗旨在《周易》中的最初表述。
卦象的起源及其意义
现在流传的《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传”也称“十翼”，是对卦象和卦名的一系列文字解释。人们主要是根据这些文字来理解“易经”内容的，这些文字也是我们研究它的形而上学特征的主要材料。
本文把《周易》作为讨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开端，是因为其中“经”的起源很古老；同时，现在我们用来翻译metaphysics的“形而上学”中的“形而上”三个字就是出自《系辞传上》中的一句话“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为了理解《周易》“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必定要联系到卦象。“形而上”和“形而下”是辅导我们阅读卦象的。
关于卦象，总让人们感到很神秘，尤其是，它们最初是用来占卜的，现代的人多数会把它当作迷信。然而，古代人真是通过这种手段对国家、宗族乃至个人命运攸关的重大事情进行预测、作出决断。如果这些都是迷信，那么，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依赖于占卜，肯定是很愚蠢的，而且是会频频带来灾难的，这种方式也不可能流传千年之久。
当我们“同情地”看待《周易》，把它看作是古人对重大问题作决策时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会把当时的占卜粗暴地等同于今天的迷信。重要的是，我们要发现，这种占卜活动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
当这样去考虑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变化莫测的。正因如此，才产生出要了解未来变化的要求，以便根据变化做出适当的决断，趋吉避凶。
《周易》的要点正是讲变化的，所谓“易”有三义——变易、不易、简易，讲的都是变的道理：在复杂无常的变化中把变化的格式找出来，它就是简易的，也是相对不易的。
六十四卦正是对各种可能的变化格式的罗列，使人们从纷繁复杂的变化中理出一种把握变化的头绪。要理出头绪，首先要求明确导致变化的原因。
中国古人认为，一切变化无非是两种对立的因素造成的，一种是刚健的、主动的因素，另一种是柔顺的、被动的因素。
这种想法并非只见之于中国古代。在古代印度，人们把一切归结为善和恶这两种力量斗争的结果；在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谈到有一条上升的路，一条下降的路，恩培多克勒谈到过有四种元素——水、火、土、气，它们根据爱和恨两种力量相聚相离，组成世界万物，等等。
但是，印度民族和希腊民族都没有就变化的格式作深入的思考，只有中国古代的先哲，对于两种因素如何具体导致各种变化的种种格式作了深入的总结和归纳，总结出六十四卦，其中以一划为阳爻、表示刚健的方面，以中间断缺的一划为阴爻，表示柔顺的方面，它们在每卦六个爻位上的分布，表示阴阳两种力量相遇的种种可能情况。
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就是一种变化的格式。第一卦称为乾卦，总结的是纯粹刚健的方面变化的格式，阳爻自下而上分布在六个爻位中，它们的意义分别是：“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这是假托龙的故事，表达一种刚健的力量从萌发、发展、强大直到鼎盛而势竭的过程。
当然，实际生活中的变化要复杂得多，一种刚健力量的发展可能受到其他力量的推进或遏制，于是就用阴阳交错表示各种可能的变化格式。
我估计，开始的时候，古人分析一些具体事例中阴阳交错的形势，不仅得出了八经卦，而且也得出了一些包含六个爻位的卦。后来发现，可以脱离具体事例，把还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卦象画出来，于是，就得出了六十四卦。
这就像人们在发现元素周期表的时候一样，开始的时候只是偶然发现手头的元素性质根据原子量的增加呈周期的变化，将它们排列起来，发现其中尚有缺失，然后才把缺失的元素找出来。
类似地，想必古人先是根据具体事情的变化，用不同的两种线条表达出其中阴阳交错的关系，开始可能只是在分析某个具体事例时形成了个别的卦象，后来发现，有一些虽然还没有实例，但却凭移动阴阳爻的位置可以得到图形，这种情况反过来预示一种可能碰到的变化格局或态势，这种排列一共有六十四种。
古书的记载也暗示了这个过程。《周易·系辞传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是说，很古的时候，人们就发现了用这种方法去阐明形势，应变事情。接下去说：“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是说，渔猎的事情是和“离”卦相关的。从文字上说，似乎渔猎是照着“离”卦的意思而发明的，这显然不可信，因为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经历过渔猎而生的阶段，但并不都知道有“离”这个卦象。可能的情形是它的反面，即有人在推广渔猎这种方式的时候，借助于卦象作比喻，这个卦象就流传下来了。这符合“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的意思。
这篇《系辞》接着说，包牺氏死后有神农氏，用同样的方法去说明、推广农稼和贸易，分别记载为“益”卦和“噬嗑”卦。又后来，有黄帝、尧舜氏，他们进了一步，提出乾、坤二卦说明一般变化的道理，在这段文字后，还提到了几个卦，它们是：针对舟楫之利记为“涣”卦，驯养牛马以为运输工具记作“随”卦，牢筑门户以防暴客记作“豫”卦。利用臼杵记作“小过”，弓箭之利记作“睽”，从穴居发展为建筑宫室记作“大壮”，葬死者用棺椁事记作“大过”，发明文字的事记作“夬”卦。这些应该是在黄帝、尧舜时代已经出现过的，它们都是针对具体事情的记载或总结。当这样的卦象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并把它们收集到一起把玩时，那么就不难发现，其中还有一些尚未见过的图像，把它们补齐出来，总数是六十四个。
关于卦象产生的过程还有一种延伸的说法。司马迁作“太史公自序”说：“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史记·周本纪》进一步详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对此的一种理解是，在周文王之前只有八经卦，没有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这与上引《周易·系辞传下》的话不符，也与关于在《周易》前就有《连山》和《归藏》二易的传说相抵牾。我想，在文王前已经保存了一些有经典意义的卦，周文王的功绩可能是补齐了六十四卦。
照上面的说法，《周易》的产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当后人面对着一套整齐的符号又忘却了它的起源时，神秘感才油然而生。
从占卦到哲学
《周易》的思想被尊为中国哲学的源头，然而，《易经》最初是用来占卜的。我们不应回避这个事实，问题是，一部与占卜有关的书怎么会成为中国哲学的源头?
首先需要澄清，把《周易》的占卜活动与现在人们一般知道的算命等同起来是不妥的。通常的算命有排八字和测字，排八字是根据一个人的出生时辰推测他的命运，测字是根据当事人任意写一个字判断祸福。现在人口多了，同一种八字的人一定不少，但是他们决不会享有同样的命运；测字的任意性更明显，从一个字里面讲到一个人的祸福，全凭算命先生一张嘴，况且，外国人不懂汉字，测字还有效吗?
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实际生活中也一样，只有清楚自己的生存处境，明白自己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参照以往的经验，断定事情可能的走向及其对自身的影响，然后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以趋吉避凶。
据我的看法，《周易》卜筮的意义正在此，它是用阴阳爻的交错把事情变化的形势表达出来，以利于对事情的发展作出判断。
照我前面对卦象产生过程的理解，最初人们是为了表述实际事情的形势而画出了卦象，即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迹，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周易·系辞传上》）。这是有事在先，成卦在后；后来，整理出了全套卦象，从此就据卦释事，即所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既然要根据卦象解释事情，也就逐渐产生一些读卦的规则；然而，卦象固有的象征意义与所要占卜的事情的实际形势总是有距离的。好在卦象的意义只是象征性的，给卦象的解释留下了余地。因此关键在于解释，而解释又在于对实际情况的把握。
既然关键在于根据实际情况的解释，那么，还要设卦干什么呢?我觉得这与一种气氛的创造有关。一般来说，需要通过占卜以断吉凶的事情总是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事。在这类重大事变的关头，人们可能产生的情绪是焦虑、紧张或六神无主，甚至逃避、害怕，这些都不利于人们应对面临的挑战。
此时进行占卜，无论得到什么卦，总之有六个爻位，展示出来的是阴阳两种因素的交相作用过程，这至少使当事人暂时从情绪中挣脱出来，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面临的形势方面。所谓“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周易·系辞传上》），在分析形势时，不能带情绪，不能讨厌对细节的了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深入精确地把握时势。有了镇定的情绪，又能如实分析形势，采取实事求是的行动，则多半是能见到积极效果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卜筮并非毫无意义。
真诚的态度是思考解决问题时所需要的，古人并不是通过语言来表达这个要求，而是通过占卜的过程营造出来的气氛，使人进入认真的状态。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斋戒”，“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有戒三天的，也有戒七天的，为的是达到湛然澄明的境界以便“敏于事”，孔子对“大过”初六爻辞的解释也点明了这个意思。该爻辞说，“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孔子说，祭祀时把物品放在地上就可以了，还要铺上白茅，说明非常谨慎，应当按照这个道理去办，这样就不会失误了。
《周易·系辞传上》：“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此外，有所谓“三不占”：不疑不占，既有疑，总是自己最关切的事情，决不会掉以轻心；不诚不占，这是要求心不旁鹜，全神贯注；不义不占，不要以占卜服务于不正当的目的。有了这样的态度和全身心的投入，对于事情就可能有一种真切的把握。
最大、最神秘的问题在于，占得的卦象不可能正好用于想解决的问题。例如，照《系辞》，离卦是总结渔猎之事的。离卦卦辞和彖辞都涉及畜牧业的事情，卦辞曰：“离：利贞，亨，畜牝牛，吉。”《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如果占得了离卦却不是问渔猎之事的，那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看怎样解释，这种解释主要还是根据所掌握的实际情况，与原有的卦辞、爻辞多半是挂不上钩的，只是为了加强解释的可信性，尽量利用卦象，在这点上，往往显得勉强。
一种正确解释总是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实际情况是不断变化的，“通变”就是做出解释时的指导思想。我以为，如果懂得了通变的道理，那么，占蓍就是可有可无的过程。只要真正把握了相关情况，又能冷静而真实地分析可能发生的变化，直接作出解释也未尝不可。所以《荀子·大略》说，“善易者不占”。
通变是《易经》的主旨。天地万物都在变化中，变化是由阴阳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阳为乾，阴为坤，“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自然界出现的现象都是变化中实现出来的，能变就是能通达，通达就是道，道就是自然的过程，自然就是不借外力便成为这样那样。全部六十四卦都或明或暗地顺着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的某些现象讲求着变化的道理。
《易经》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存在应当是符合道的。人与世事一起变：世事变人变；人变世事变。从这个角度说，自然界本无所谓吉凶，这个想法在道家中有充分的发挥。但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周易·系辞传上》）。这是说，由于人要对事物作分别、取舍，有了好恶、利弊，就产生了吉凶。因为，能对事物加以分别又聚合，这正是人根据本身的利益作出的辨识。
人总是想让事情向有利于人的方面变，但是，人愿望的那种变，有的能发生，有的不能。通变决不是冷眼旁观事情的变化，其真正目的在于当顺则顺，当争则争。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传上·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象传上·坤》）。
又《乾文言》：“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个想法在儒家这里有充分的发挥。此外，为了说明人要应时通变的道理，易传部分还表达了天地万物出于同源的思想，表达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系辞传上》）。因为我们人也被包括在这个过程中，所以我们要讲“变化之道”，“以通天下之志”。玩易者无非是为了通变，始于占卜的活动最终成了哲学的活动。
《周易》“形而上”的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读《易经》时，人们读到的是卦象和对卦象的说明，况且在说明卦象的时候，又不得不联系故事情节。怎样从可见的卦象中把握通达之道呢？
卦象是有形而可见的，通达的状况则不是单凭眼睛可见的。然而，作为通达的道也并不是与自己隔绝的，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变化的过程中，该发生的事发生了，该实现的也实现了。我们不只是看到了发生在这个过程中的事情，而且也体验着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变化。
尽管如此说，要从变化着的事情中把事情的变化拿出来讲讲，还很不容易。所以《系辞传上》说：“然则圣人之意，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这些话指出，象本身不是目的，设卦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目的在于把握变通的精神。
接着几句话还是强调变易的道理很难讲清，卦象是为了表达变化的：“乾坤，其《易》之蕴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于此，引出了一句重要的话：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现在我们用“形而上学”这个词来翻译西方的metaphysics，变成了一种学说的名称，然而“形而上”“形而下”的原意是什么呢?这里的“形”，承上文，与用阳爻、阴爻（乾、坤）组成卦象事有关，当不会有误。关键是“上”“下”二字。英文本往往将之译成介词，如陈荣捷先生的译文：“Therefore what exists before physical form （and is therefore without it） is called the Way.What exists after physical norm （and is therefore with it） is called a concrete thing．”
又，Wu Jing-Nuan先生翻译的《易经》此句的“上”“下”理解为时间的先后次序：“Thus， that which is antecedent to physical form is called ‘The Dao’， What is subsequent physical form is called a ‘vessel’．” 但我觉得当读如动词，这样行文上才与后面紧接着的几句话相应，即“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李若晖先生提示，如果“上”“下”读如动词，那么从文法上说，“形”字也当读作动词，作“赋形”解。还需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这一连串的句子都是没有主语的，然而，我们不难理解，这些动词的执行者都是人自己。
那么“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句话的意思可以这样理解：赋予形象（设卦）再进一步，就能得（圣人之）“意”，亦即得道。过去一般把这句话理解为，在形之上的是道。这两种理解有很大的差别，照过去的理解，此句说的是“道是什么”；照我现在的理解，这句话指出了如何得道，即它指的是人借助于卦象（这已经是从与器打交道的状态上升了一步）更进一步，就能进入得道的境界。
对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上述解释，与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的意思可互为参证。他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循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循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
王弼说的这些话是关于读《易》的方法，谈到意、象、言三者关系，得意就是得道，象即卦象，言是指《易经》中解释卦象的文字部分。学《易》的根本目的是得道，即自觉进入变通的过程中，言是解释象的，象是表达意的，所以，一旦得意，即得道，就应当从言和象中解脱出来。王弼用一个“忘”字来表述解脱，这是人自己的努力，可用作对“形而上”之“上”的注解。
同样，“形而下者谓之器”中的“下”，是指以得道的体验返回到与日常事务打交道的状态。形自己不会下，能下的是人自己。只有以得道的体悟与器打交道，才算进入自觉通变的状态，才是得道境界的真正实现。所以，一上一下是得道的全过程，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得道的真正体现倒是在“形而下”。由于我们翻译metaphysics时取用了“形而上”，却舍弃了“形而下”，这样就容易把中国哲学完整的形而上的精神肢解了。
我在这里先不比照西方形而上学，而是纯粹根据《周易》中提到“形而上”“形而下”的原意来阐述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形态。这样我们才见知，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和形而下讲的都是人自己的活动。那么，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就应当是一门关于人如何得道的学问。人如何得道，从广义来说，是关于人如何生存的问题，这绝非只是一个纯粹认识的问题，因而也不是单纯理论的问题。
这样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显然有着形态上的差别，将为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提供全新的图景。例如，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能从文本方面比较吗?如果不能，那么，能否以及怎样在中西哲学之间寻求会通?
在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的问题在于，上述关于中国形而上学的初步叙述是否能从中国哲学史方面得到认证?它是否真的代表了中国哲学的核心精神，恰如西方的形而上学代表了西方哲学的精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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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宣孟论文选
俞宣孟 著
编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作者自2000年以来的29篇学术论文，分为四个紧密相连的部分：澄清本体论的意义，揭示两类不同形态的哲学，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方法及视野，探寻哲学观念的更新。
本论文集专注于一个主题，即倡导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其之标榜“新”，是根据对ontology的研究，认定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两类不同形态的哲学，从而显露出以往一百年中西哲学交流中的一个盲点。开展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不仅是新建中国哲学史的前提，也必定会参与到当代哲学观念更新的历史任务中去。全书因而分为四编：“本体论的意义”“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哲学观念的更新”。
作者简介
俞宣孟，1948年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9年底退休。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兼及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等。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哲学形态比较研究”、上海市级课题“本体论研究”。个人专著有：《本体论研究》（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现代西方的超越思考——海德格尔哲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等；《探根寻源——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文集》主编之一；参与集体项目《东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存在主义哲学》。个人译著7部，另有用英文发表的论文及编辑的论集多部。撰写论文数十篇，其中，《Ontology（本体论）与语言问题》《西方哲学中“是”的意义及其思想方式》及《两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分别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研究》一文被译成俄文发表在2007年第5期《哲学问题》上。
总目录
第一编 本体论的意义 一、本体论正义二、马克思主义与本体论问题三、西方哲学中“是”的意义及其思想方式四、论普遍性——中西传统哲学形态的一种比较研究五、论普遍主义六、关于Being问题的讨论及其影响七、作为西方哲学底本的Being问题第二编 两种不同形态的哲学八、第一哲学 九、两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十、突破“剪裁”，克服“模仿”——关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趋势的对话十一、移花接木难成活——评金岳霖的《论道》十二、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第三编 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十三、新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纲十四、再论新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十五、开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新境域十六、关于中西方哲学形态的新一轮比较研究（笔谈）十七、论生存状态分析的哲学意义十八、论中西哲学的会通十九、在比较中发展哲学二十、写中国哲学史要“依傍”西方哲学吗？——兼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观第四编 探寻哲学观念的更新二十一、中西传统哲学的不同超越及其哲学观念的更新二十二、关于哲学原理的观念——中西哲学的一种比较研究二十三、本质的观念及其生存状态分析二十四、中国哲学的辩护二十五、将形而上学进行到底二十六、关于哲学的开端问题二十七、关于“间性”和哲学的开端问题二十八、从实践走向哲学观念的更新二十九、结束依傍，探根寻源
本期编辑 | 李映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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