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月24日傍晚，邓颖超如往常一样坐在西花厅门前的台阶上，手上捧着一个黑色皮夹，若有所思地想着往事。
这时，侄女周秉德走了进来，自从周总理走后，周秉德就经常来陪伴沉浸在悲痛之中的邓颖超，看到邓颖超坐在台阶上感伤，她淡淡的喊道：“七妈……”
邓颖超微笑示意，将手上的黑色皮夹递给了周秉德。周秉德打开皮夹后发现在里面放着一张充满褶皱陈旧的老照片，此人正是周总理的父亲周贻能。
在照片的后面，写着周总理亲笔写的四个字：
“爹爹遗像”
见“七妈”睹物思人，周秉德安静地坐在她的身旁，听她说起了这张照片背后的一些往事。而在邓颖超的话里，道不尽的都是周总理对于父亲的遗憾与悲痛。
聚少离多的父子情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于1874年7月11日出生在了江苏淮安，按理来说周恩来祖上一家都是师爷老师，家庭状况应该不差。
但是周贻能为人太过老实，虽然高中秀才却不想与当时的世俗之人同流合污，于是多年的学识也没能用在“正处”。
所以在周恩来的祖父去世之后，家中的经济情况就越来越差。出于生计，周贻能只能外出给人家当家庭老师或者做文书一类的工作，大多辗转于江苏、河北等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穷书生”却娶到到了大户人家的贵小姐万冬儿。先后有了长子周恩来、次子周恩溥、三子周恩寿。
虽然说周恩来是长子，却因为家庭关系与父亲聚少离多。
周恩来不满周岁，就因为叔父周贻淦生病垂危被生母万冬儿以“冲喜”为由过继为嗣子，周恩来便去到了叔父家中。
周贻能
自从周岁过继后，周恩来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周贻能。
不过“冲喜”并未起到作用，周贻淦在周恩来过继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导致周恩来就与周贻淦的妻子陈氏相依为命。
所以在过继的父亲周贻淦去世后，周恩来又回到原来的家中，只不过在那个时期周恩来就算有着两位母亲，生母万氏和继母陈氏。
三个孩子及两个母亲的生活就只能依靠周恩来的生父周贻能及伯父周贻庚来维持。
周贻能靠到处做老师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收入微薄所以也是非常困难，而伯父周贻庚远在东北，只能时不时地寄些钱回来补贴家用。
周恩来在出生后的几年内，都很少能见到父亲，因为周贻能要不停地为生活奔波。
后来1907年夏天，生母万冬儿因病去世，当时才31岁。就算是妻子去世，周贻能也没有见到她最后一面。
母亲万冬儿离世，小小的周恩来终于有了见到父亲的机会，可是父亲一回来，万冬儿的丧葬又成为了周贻能的一大难题。
周贻能赶回家乡后，周恩来的外婆也就是万冬儿的母亲便来到了家中，打算和周贻能商量丧葬事宜，她对周贻能要求说：
“棺木必须要是楠木，必须是十二朵正花的，要五层麻布七层漆，还要白绫缠尸，还要大规模的丧葬仪式……”
然而此时周贻能的经济情况已经是捉襟见肘，岳母口中的丧葬规模无疑是一笔高昂的费用，可是这个扛着整个家庭的父亲，却在这苛刻的条件面前点了点头。
由于没有能力按照岳母口中的条件安葬，周贻能只能把万冬儿的灵柩暂时厝在她娘家的一座寺庙中。
在万分的悲痛下，他告别了10岁的周恩来，含泪踏上了在外奔波为生计打算的路。从那时起，他不仅要扛起家庭，还要筹钱安葬妻子。
没有固定的工作，家中贫困不堪，这让10岁的周恩来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和操持家务的重担。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外奔波的年岁里，在生母万冬儿和养母陈氏的努力下，周恩来幼年时期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万冬儿虽说是富贵人家的子女，但是家中封建思想的影响却从未识字，但是万冬儿在未过门前，就在家中掌管着大大小小的事物，为人谦虚和气，她也以身作则教导周恩来，让周恩来也养成了谦卑中肯的性格。
再说养母陈氏，陈氏有着相当先进的思想，为了教育好周恩来，她与万冬儿一起给周恩来求来了私塾老师，并传授给他书本的知识，时常对周恩来说：“只有多读书，才能有才干。”
周恩来对于父亲虽然交集不多，但是父亲作为支撑家中的“顶梁柱”，周恩来很小就理解了父亲的辛劳，对于他的父亲他一直非常尊敬。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一家人的相聚也成了奢靡，而周恩来幼年时期，正是在与父亲聚少离多的情况下成长起来。不过随着周恩来的成长，二人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
周总理：“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1918年，周贻能辗转到了京兆地方京兆尹公署任职收发工作，这本是一件好差事，甚至可以说“混得好”肯定是个铁饭碗。
但是周贻能因为没有一个非常好的背景，还有他从不攀附权力的性格而不得上司的满意。不久之后，就被上司以“办事不力”的借口将其辞退。
风风雨雨四年后，他在兄弟周贻庚的介绍下，来到了东北的齐齐哈尔做了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这是在漂泊十多年后第一次有了固定的收入，虽然与家中聚少离多，但是也还算稳定。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在东北地区的势力逐渐扩大，周贻能也失去了工作。
为了躲避战乱，他又一次被迫从东北辗转天津，通过同乡介绍，为了维持生计周贻能又前往了上海。
周贻能这次来上海，除了工作之外，还与正在领导地下斗争的儿子周恩来有了短暂的相聚。
曾经在齐齐哈尔工作时，周贻能就能在报纸上看到重金悬赏周恩来的通告，作为父亲自然对自己的儿子担心不已，在那段“白色恐怖”时期，周贻能整日难以入眠。
当叔伯周贻庚看到通告后，便和周贻能说：“他这是胡来啊，怎么能做这件事呢？”
而周贻能却说：“他有着自己的想法，我并不能去为他选择，还是不要多说得好。”
由于担心周恩来的安危，周贻能还特意写信嘱咐，信中多提及对周恩来的关心，但是从未表述过想要了解周恩来所做的事，更没有劝阻的意思。
来到上海后，周恩来在闲暇之余，也多次派人看望父亲。最终在二人的互相配合下，父子二人还是有着多次的会面。
除此之外，他还帮助周恩来做了些秘密通讯联络工作，为周恩来传消息，为组织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周总理对于父亲的感情非常深重，除了父亲的角色，他们还是“战友”。周总理时常会和侄子侄女们提及他的两位母亲，但是很少会说起父亲的事，在晚年时，周总理才说过：
“我对你们的爷爷（周贻能）是很同情的，他虽然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他为人朴实，从我幼年时期起他就没拿过超过30块的工资。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在上海时还掩护过我。”
每每谈及父亲，周总理都饱含热泪。
后来父亲帮助周恩来做地下工作的事情，还是有了些风声。周恩来担心父亲的安危，便让父亲回到了天津。
在周恩来叔伯周贻庚去世后，周贻能在周贻庚朋友的引荐下，在安徽有了一份可靠的工作。此时，他依然没有忘记还厝在寺庙中万冬儿的灵柩，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依旧节衣缩食。
1935年，周贻能回到了清江浦将妻子万冬儿的灵柩带回了淮安，葬在了淮安东门前的周家祖坟。此时万冬儿母亲早已去世多年，但是周贻能依旧按照岳母生前条件，用尽半生积蓄：
“十二朵正花楠木棺木、五层麻布七层漆。”
葬礼声势浩大，体面壮观。周围的村民们都在讨论周贻能苦了大半辈子，居然把钱都用在了这个葬礼上，都替他感到不值，而周贻能却说：“这是我的心愿，如今终于了却了。”
1935年时，距离周恩来的生母万冬儿去世已经有了28年，28年间周贻能除了生计，所有的钱都为了按照岳母的条件下葬妻子。
总理一生之痛七七事变后，周贻能因为年纪较大没了工作也没有积蓄，在那个故土沦丧、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漂泊。
但是这时周恩来已经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曾经撑起家庭的小“顶梁柱”已经能够坦然地站在国家天地之间，相对稳定的他时时关心着父亲的动向。
1937年12月，周副主席率代表团来武汉与代表进行谈判。在谈判之余，他还通过组织关系，寻找着颠沛流离的父亲。在多方势力的努力下，在1938年中旬有了父亲的消息。
当时周恩来正在汉口出席会议，在周恩来上台演讲时，门外的岗哨突然进来和周恩来传达了找到周贻能并且已经来到汉口的消息。
周恩来公然声泪俱下，激动不已，在讲台上他含着眼泪说：
“因为老父亲今晚将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各位告辞了。”
说罢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父子二人相见，激动不已，看着父亲辗转漂泊的“狼狈”，周恩来再次流泪。
1938年10月，国内形势愈下，因为日寇侵华局势扩大，直逼武汉。周贻能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被送到了重庆。
来到重庆红岩后，周恩来本想让父亲安心养老，但是周贻能坚持拒绝，他想为工作人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年事已高，所以就只能做些看守仓库、打扫卫生的杂事。他和周恩来一般谦和，与所有工作人员都相处和睦，像是一家人一样。
周贻能平常多关心别人，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喝酒。
在平时周贻能都是自己一个人喝，但有的时候周恩来在闲暇之余也会来陪他喝。父子二人对酒“情有独钟”，经常聚少离多的两个人在这个时期也有了非常多的交集。
有一次，周贻能高兴时多喝了几杯，酒劲上头，连走路都要人搀扶。这时正好周恩来前来看望父亲，看到这一幕周恩来用责怪的语气说父亲：
“这里大家都很忙，喝多了会伤害自己的身体，你那么大年纪了长点记性，你看现在要人家照应你，多不好。”
周贻能也知道自己不能多饮酒，没有多说什么。后来周恩来换工作人员搀扶着他回屋休息，他通红的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
1942年6月，68岁的周贻能因为多年奔波落下的病根，病倒在仓库门前，7月9日时，年老的周贻能病情恶化，就一天晚上的时间，在重庆红岩村与世长辞。
然而很不巧的是，在周贻能发病的六月，周恩来也因为小肠疝气发炎住进了医院，进行了手术。
手术虽然成功，但是周恩来还是非常虚弱。就在调理身体之际，他的父亲周贻能却悍然离世了。
邓颖超、董必武等人知道周恩来和周老先生感情深重，如果周恩来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必然会受到刺激，这样不利于周恩来身体的恢复。
于是在几人商议之下，决定先暂时对周恩来隐瞒周老先生离世的消息，想要在他身体有所好转之后在告诉他。
可是周恩来在手术过后就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在养病时多次询问父亲的情况。邓颖超他们怕走漏消息，就让童小鹏和吴克坚去探望周恩来。
果然不出所料，二人一进门周恩来就问起了父亲的情况。二人早在路上时就已经商量好，一定要沉住气完成任务。
周恩来目光如炬，看着二人问到：“父亲的病如何了？”
他们违心回答道：“病情有了好转，请放心。”
虽然两人回答得极其僵硬，但是周恩来倒也没有起疑，让他们汇报了些工作，便“放过”了他们。
两人从来没有对周恩来撒过谎，所以紧张的汗流浃背。
其实在父亲去世的前前后后，同样病重的周恩来无时无刻都在关心着父亲。在7月6日时，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邓颖超要注意周贻能的生日：
“如果他愿意在生日那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了，他很封建的，生日必须在当天过，我这个儿子在不在都是次要的，希望你能将就他一下。”
7月11日是周贻能的生日，但是很可惜的是他在头一天就离世了。后来，邓颖超依旧保存着那封周恩来写给她讨论父亲生日的信，想起时也莫名的伤感。
7月10日，周贻能在凌晨就已经去世，因为周恩来不知情，又一次写信给邓颖超说：
“爹爹的病状，除疟疾外，还宜注意他的年事已高，体力虽好，但他过分喜欢饮酒，难免没有内亏。所以主治的办法必须先清内火，消积食，安睡眠。东西愈少吃愈好，吃的东西必须注意消化与营养……”
然而这件事情终究还是没能瞒住，7月12日，周恩来早上还写信给邓颖超说：“我听说爹爹的病好了，谢谢这几的照顾。”
在下午时分，给他送报的报童在和周恩来谈话时不小心说到：“仓库的老大爷死了，现在外面可忙了……”
周恩来一听，突然察觉到父亲可能已经出事，同志们为了他的身体可能会故意将此事瞒着他，此时此刻他心急如焚，他没有告诉邓颖超就让医院办理了提前出院。
7月13日，周恩来急匆匆的赶回了红岩村，一进屋就问起了父亲的去向。见邓颖超低着头不说话，周恩来疲惫的坐在了椅子上。
邓颖超见事情已经无法隐瞒，就如实说了情况。周恩来得知父亲去世已经3天，立刻悲痛欲绝，在椅子上哭泣不止。
他平生很少和与邓颖超发火，而这次他愤怒的说到：
“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邓颖超也只能流着眼泪向他认错，周恩来知道他们的良苦用心，便也没在说什么，只是伤心的前往父亲的灵堂。
当晚，周恩来不顾自己的身体，执意为父亲守灵，那一晚他一句话没有说，知道第二天清晨。
毛主席、都亲自向周恩来表示悼慰之情。
父亲临终，作为儿子周恩来却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眼，这也成为了周恩来心中一生的痛。
尾声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周贻能老先生只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只立了一块小小的碑。
在建国后，周总理为了国家的发展，带头推到祖坟，将祖坟所占变成了农田。随后将周贻能、杨振德等棺木挖出进行火化，将骨灰装在罐里埋在水田旁。
周总理特别强调：“不准留痕迹，只准在田头立一块小碑。”
那张照片一直被周总理随身携带，直到终年。
在那一片片的蜡黄和一道道皱褶下面，存放着道不尽的父子之情。
永远怀念周总理！为国为民倾尽所有，最终将自己献给了祖国的山川河海。
参考文献：
《简论家庭环境对周恩来早期性—为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而作》.王旭东
《周恩来的人情味》.江涛
《周恩来对父亲的至孝亲情》.秦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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