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 作者供图
1978年对我当然是一个终身不会忘记的年份。除了那一年秋季我跨进大学的校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年里，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与计划经济告别。
所以，1978年是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拐点、一个坐标、一座里程碑。它对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人义非凡。如何思考这一特殊的年份所产生的意义，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但对绝大部分从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人们来说，1978年的意义无疑是正面的、积极的。
范可 图片来源：丽江学院民族学院官网
改革开放让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
它之所以在当代历史时空的坐标上是如此醒目，就在于它之前与之后的岁月在实质意义上完全不同。之前的岁月封闭得令人窒息;之后，则先是改革春风扑面而来，人们迸发，热情地投入到改革开放的洪流中。继而则是国家走上了迅速发展之路。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里，中国人口大幅度地脱贫，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如果经历过之前岁月的人，大概绝不会想象此生会看到中国居然也迈入世界强国的行列。
中国当年的起点是如此之低，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当年还是博士研究生的美国朋友和我一起到厦门胡里山海滨浴场游泳。我们游到几百米开外的海面上，这位朋友回过头来望着陆地，跟我说，如果这里是美国，那对面的山坡一定都是有钱人的海边豪宅和别墅。中国要到那个程度，还是100年以后再说吧。后来，我们俩都成了教授。几年前我们在北京会面，我提到了当年的海上交谈。他笑了起来，说道：“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当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大家带来的那种难以言表的兴奋，我至今还能约略地感受到。但在这个历史性会议召开之前，人们已经开始展望了。人人都对未来感到十分乐观，觉得国家终于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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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的另一个年份——1976年，也必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那一年的10月，宣布了10年浩劫的结束。第二年，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工矿企业理直气壮地恢复生产并大规模地招工招干。
那年2月，我入厂当徒工，但仅几个月之后，即传来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信息。对此，刚开始有些不置可否，而且由于我的小学和中学的生活基本都是在的10年中度过，对知识的轻视的惯性还在，所以也没有过多地思考未来。因而我第一次参加高考并非我本愿，而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来自同侪的影响。显然，这样态度不太可能取得好成绩。其实，在几个科目中，我只有数学考砸，其余各门成绩都很好。结果是我落榜了。记得那是1977年下半年的事。
恢复高考之后的前两场考试时间相差只有几个月。事实上，77级的同学也就比78级同学早一个学期入学。1978年高考考生人数远远超出了前一次，因为人们直接看到1977年的高校招生考试是真正意义上的招生考试。
理论上讲，只要参加考试，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我所在的工厂有好些与我同时入职的徒工报名参加高考。厂方对此也十分支持，在考试的前两周，竟给了所有报考者假期，以悉心备考。这次考试十分顺利，我以高分被厦门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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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国上下都对未来充满期望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充满的岁月。举国上下都对未来充满期望。记得1978年春天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耄耋之年的郭沫若以诗人的发表了一篇“科学的春天”发表在报刊上。人们常说，人老心也老。然而，那篇文字却出自一位九旬老者之手，令人难以想象。人们惊讶于郭沫若的文字和，诗一样的文字，清丽俊逸，与过去十年间充斥的檄文式的文字大不相同。
我记得，当天的报纸在所有科室车间均被“打劫”一空，足见人们对好的文字的喜爱。要知道，工厂的工人干部文化水准不可谓高，如果没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又有谁会把报纸随手带走?今天重读那篇文字，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但在当时，那可是犹如一股鼓舞人心的清流。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写下那篇文章的并非郭沫若本人，但是身卧病榻的郭对原稿做了修改。写者定然是位高手，因为那篇文字衬托出作者的才华，而郭沫若的才气早就为人所知。无论那篇文章的作者是否是郭本人，当初人们确是相信它出自郭的手笔而无不为之惊艳。
现在重新回想那段经历，会有些不同的感悟。人们喜欢那篇文章仅因其美?当然不是。人们喜欢它是因为它所传递的信息——它是如此振奋人心地预示着国家光明的未来。
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正式启动改革开放。
所以，1978年于我而言，是一个人生和命运为之改变的一年，是一个我永远可以用以比较的分水岭。
今天，中国虽然遇到了一些难题，但是，正因为有着1978年前后的对比，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容忍计划经济的任何回潮。
□范可(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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