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刷抖音，刷到了陆子昂的歌曲《三两三 》，不知触到了哪根神经，多愁善感的我唏哩哗啦，打湿了薄衫，听了一遍又一遍。
我把我的理想打包 卖了三两三
拖着遗憾 背着不甘 换一个地盘
我将孤单一口干完 再将泪擦干
拿着底线 带着尊严 换一口热饭
我把我的灵魂打包 卖了三两三
卖掉光环 摘下锋芒 换一生平凡
……
可见写歌的人经历了多少次生活的毒打、世俗的羁绊、世事的艰难，才能写出这么感人的歌词。想想年少时的我，为了生计，理想和灵魂，早打包出卖了，更谈不上三两三，可以说一文不值。有遗憾，有懊悔，无底线，无尊严地度过了半生，不甘又能怎样，只能用一壶浊酒孤单地来敬世间、善良人的艰难。
70后的我，1988年第一次离开家乡，求学省城。从山旮旯里走出来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第一次坐火车识火车之长，第一次仰视高楼之高，第一次浏览火车站之大，第一次吃食堂里有好几个菜……一切都是那么美与那么欢喜。我的好同学和恩师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而充实的四年中专学生生活。
转眼间毕业了，1992年7月带着理想携着轻狂步入了社会，分配至灵丘县石工水泥厂。次年经同事介绍认识了老冯结婚成家了。初为，大脑空空，不懂人情世故，家长里短；既不会做饭，也不懂如何经营生活，更不懂如何经营婚姻。只知道毕业了，参加工作了该嫁人成家了，就这么简单。从1994年到1999年在家带娃6年，任劳任怨，炕上坐着大的，怀里抱着小的，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哪像现在的高校毕业生，思维敏捷，消费超前，目标清晰，找不到“真正”的灵魂伴侣，不轻易步入婚姻的殿堂。男女30岁左右才结婚，两个人才生育一个孩子，导致生育率直线下降，有些城市人口增长率为负数。国家次弟放开二胎三胎，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呼吁适龄妇女生育。这种现象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还是人类变自私了，说不清。真是养不起吗？还是标准太高，价值观偏颇？
上周六，去河北省石家庄办事，回来顺道去白沟镇呆了一晚，夜宿尚客优连锁酒店。一楼接待室见方十平米，一巴台，一组三人沙发，一茶几，一可视冷柜。巴台女子三十五岁左右，微胖小眼圆脸，满脸笑相一口普通话，非常利索地按照流程给我们办理了入住。
小憩后晚饭前在酒店周围小转，买了一颗5斤左右的西瓜便回旅馆。问巴台女子借把水果刀切西瓜时，她手中的活儿使我眼前一亮，她正坐在沙发上，把茶几当工作台，左右手食指贴着胶布熟练地穿箱包上装饰用的珍珠链。便和她攀谈起来。我说:“你这是代工？”她说:“是呀”。“穿一串多少钱？一天能穿多少串？”，女子看着我好奇崇拜的眼神笑嬉嬉地回答:“一串2毛5，一天穿个50串左右，也不等，旅游旺季就穿的少，没办法，家里孩子等着要钱花呢”。我心想，穿50串也就12.5元。可一细算一月下来也增加375元左右，一年下来5000元左右，一笔不小的收入呀！2毛5串起了时光的锁碎，串起了生活的开支，串没了生活的矛盾，多么有责任感的母亲呀，勤劳朴实接地气。既不误经营酒店，也不会虚度光阴，北方人口中“过日子”的好媳妇。难道她不懂刷抖音、快手，看个红火热闹吗？生活的压力，手上的老茧，一日为三餐， 一生难尽欢，边走边计算，喜忧多参半，高大上的2毛5债影深深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写于2023年6月20日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是清代官场上的一句谚语。意思是说一任知府，即便是清廉如水者，收入也有十万两银子。此外还有一句谚语是形容知县的，谓“不贪不滥，一年三万。”
“不贪不滥，一年三万”不仅仅是民间之语，就连清代官场也很认可这个说法，刑部征引其他资料，将一年三万两作为知县的额外收入基数。也就是说，在量刑的时候如果某位知县一年收入在三万以内，就不能说他是贪官。
或许很多读者不认同御史的说法，那么我们就以史料为证，给知县算一算收支流水账。
既然是要论证“一年三万”，那么就不能例举贪官。御史查阅相关资料，认为乾、嘉时期的河南鲁山知县董作栋的情况比较有代表性。
董作栋，进士出身，是《鲁山县志》中记载的一个好官、清官，在鲁山历史上留下了极佳的口碑。那么这么一位清官，他一年的收支情况如何呢？
先来说收入。清代地方官收入分两大块，一是经制内收入，即合法收入。这个账很好算都在明面上，按照清代文官俸禄制度，七品知县年俸45两。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全国一千三百多个知县，并不能拿到全俸，实际到手的一般在41两5钱至43两8钱之见。
这里头涉及到一个“均摊俸银”制度，是乾隆二年出台的，具体的御史就不多说了，知道有这么个情况便是了。
除了正俸，地方官还有养廉银，每个省的经济水平不同，养廉银的标准自然也不一样。
河南省属于中流水准，按照《清会典》之记载，河南巡抚养廉银15000两、布政使8000两、知府4000至3000两、知县2000至1000两。河南各省中，鲁山亦是中流水准，知县的养廉银为1400两。
如此算来，董作栋的合法收入正俸43两，养廉银1400两，总计1443两。
二是法外收入。法外收入的概念很宽泛，凡介乎合法与非法之间、面目不清的灰色收入，以及密不示人的黑色收入，皆可归为此类。
显然，法外收入的这一部分董作栋是不会记在明账上的，得根据鲁山县的具体财政收入作出估算。所幸，清代官场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新官上任，账房师爷按例要提前做好“须知册”。
“须知册”中详细记载了鲁山县的赋税收入：
每年额征地丁二万四千余两，每两征银一两六钱四分，除解上，余银三钱二分每年约余八千余两；
额征民米二千余石，每石征银四两六钱缴上四两二钱；
额征屯米一千六百余石，每石征银三两五钱，缴上银三两二钱；
税契每年应解四千余两，每产价一两征银八分，缴上六分；
……
以上四项是鲁山县法外收入的一部分，就第一条而言，鲁山县的赋税就比户部额定的要多征15360两，其中一半按例要上交府省各级，另一半7680两，即是鲁山县的法外收入。而且这笔钱户部是默认的，与合法收入无异。
零零总总算起来，董作栋在鲁山任上，每年的法外收入、灰色收入、黑色收入总计为32420余两，比法定俸禄多出二十余倍，而乾、嘉时期，一个五口之家的年收入还不到50两。
再来说支出。董作栋的收入看似不错，不过他的支出也十分惊人。
一是支付幕僚的修金。
董作栋勤于政事，亲力亲为，他的首席幕友兼管钱粮、刑名，每年的薪酬880两。此外还有三位师爷，分官账房、征比，教育子孙读书，三位师爷薪酬总计600两。
二是支付给胥吏的费用。鲁山县有“吏书十二名”，每名支工食银11.8两，工银129两；有差役74人，岁支工食银444两；县学斋夫门子膳夫5人，岁支工食银50.4两；此外招募团丁的费用、衙门的办公费用也要计入此项中，几项总计12200余两。
三是应酬费用。此项费用不是十分确切，因其中相当多的费用是以应酬为名的“规费”，说白了就是给上司送礼的银子。
按照鲁山《规费账簿》的记载，各节需送道员300两，知府200两，还有各级上司衙门的师爷、门丁、长随等也都需要一一打点。以端午节为例，董作栋就要送掉800余两。以三节两寿计，就是4000余两。
这还不是全部，董作栋每年要到省城办事参见河南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一年下来至少也要3000余两。
此外，还有上级的摊派，京城权贵亲属打秋风，认捐公共事业等项，虽然董作栋没有具体记载。但同治年间广东四会知县杜凤治的笔记中有详细说明，这几项一年下来不少于6000两。
以上的支出都归为“公费”，家用方面开支也是十分巨大，董作栋有家人12口，因其生活简朴严格按照“人一岁食米三石六斗”的平均水平消费，但一年的花销也要400两。
其他的还有一些零星支出，比如寄钱回老家、人情来往、接济亲戚等，应在2000两上下。
可以看出，董作栋的开支大约为30000两左右（实际数字只多不少），收入为32200两，一年下来节余并不多。想过上体面、奢华的生活，显然是不够的，故而“不贪不滥，一年三万”这句话，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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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的我，1988年第一次离开家乡，求学省城。从山旮旯里走出来如刘姥姥进大观园，第一次坐火车识火车之长，第一次仰视高楼之高，第一次浏览火车站之大，第一次吃食堂里有好几个菜……一切都是那么美与那么欢喜。我的好同学和恩师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而充实的四年中专学生生活。
转眼间毕业了，1992年7月带着理想携着轻狂步入了社会，分配至灵丘县石工水泥厂。次年经同事介绍认识了老冯结婚成家了。初为，大脑空空，不懂人情世故，家长里短；既不会做饭，也不懂如何经营生活，更不懂如何经营婚姻。只知道毕业了，参加工作了该嫁人成家了，就这么简单。从1994年到1999年在家带娃6年，任劳任怨，炕上坐着大的，怀里抱着小的，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哪像现在的高校毕业生，思维敏捷，消费超前，目标清晰，找不到“真正”的灵魂伴侣，不轻易步入婚姻的殿堂。男女30岁左右才结婚，两个人才生育一个孩子，导致生育率直线下降，有些城市人口增长率为负数。国家次弟放开二胎三胎，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鼓励呼吁适龄妇女生育。这种现象是社会进步的产物，还是人类变自私了，说不清。真是养不起吗？还是标准太高，价值观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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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202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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