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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发现，对外贸易不但比过去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而且也要重要得多。自古以来，贸易都关系到大国兴衰。现在到了重新认识对外贸易的时候了！下面这篇文章，就回顾了建国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打压制裁，新中国如何突破层层贸易封锁。本文摘自彭波、施诚著《千年贸易战争史》。现经作者授权编发，以供党史学习教育参考。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
“发展生产，周转经济”
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建立真正独立的新中国之后，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国投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解放前夕，还指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他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
在中国其他主要领导人当中，于1949年4月指出：对外贸易对于国计民生影响很大，甚至会起决定的影响。它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周转经济”，搞不好就会不利于生产，经济也不得周转。
1956年，周恩来在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
中央于1949年2月16日制定《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明确指出，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
194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将发展对外贸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美国的严密“封锁”和“禁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凋敝，民生困苦，经济濒于崩溃，迫切需要资金、物资和技术以恢复经济，当然也需要国外的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因此，中国对引进外资和开展外贸是有着热烈期盼的。
“绝不和北京做生意”
但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美国对新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极力阻挠这些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并且把参与“禁运”作为“美援”的条件，迫使一些国家与之采取联合行动，停止对新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贸易。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推行经济扩张和战争政策的冷战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当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尤其严厉。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表示，“绝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必须要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垮台”。
1949年11月，美国组织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
“封锁”“禁运”不断升级
从1950年1月开始，美国的“封锁”“禁运”措施不断升级。
2月，美国要求英国禁运战略物资至新中国。
3月，美国宣布所谓的“战略物资管制办法”。按照这个办法，被管制的物资共计600余种，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化学原料等，这些物资的出口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并具备出口许可证。
美国还要求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并威胁这些国家如果不执行，就削减对其的贷款。
11月，美国商务部将管制的战略物资由600余种增加到2100余种。这种封锁力度前所未有。
12月，美国又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封锁禁运和冻结外汇：
·规定输往中国的一切物资，无论是战略性的还是非战略性的，都要受到管制；
·规定美籍船只，以及凡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他国商船，都必须申请港口管制机构对载运物资进行检查、批准，否则予以扣留；
·将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所有公私财产一律冻结，寄往中国内地和港澳的邮包也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
1951年3月，美国又实行了限制中国土特产输入的办法。
1951年5月，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同时，巴黎统筹委员会内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进—步加强对中国禁运物资的管制。
1951年8月，美国又宣布，禁止中国及朝鲜生产的所有货物和这两国货物在其他国家加工的制品进口到美国。
由于美国统治集团这种步步升级的封锁措施，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等于完全断绝了。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1953年，由于美国实行“封锁”和“禁运”，我国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即达5691万美元。这项统计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资和未被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的物资及船舶。
寻找突破口，打破包围圈
针对美国的封锁政策，我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从中寻找突破口,争取从这些国家进口更多的急需物资,打破“封锁”和“禁运”等限制,并通过广泛开展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促进贸易关系的正常化。
抢购、抢运！
在争分夺秒的封锁和斗争中,贸易部主动抓紧时机开展工作。自1950年7月起,因预见到美国可能冻结我国资金,贸易部大力组织抢购物资,从7月1日到12月初共订购了价值2亿美元的物资,年底已有半数到货。
1950年12月,美国颁布“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命令。1950年12月12日，中财委提出针对美国封锁我国经济的7条对策，其中前6条是：
(1) 即令各地停开一切面向美、日的购买证和许可证；
(2) 即令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限期退购一切已开出的美、日两国的购买证，将撤回之外汇，经转存别国手续后,立即抢购物资运回；
(3) 装运在途之美货，着手与原代理行接洽，由银行担保，转装远东其他口岸或委托其转售，退回外汇；
(4) 争取时间尽速抢运从联邦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订的货物及从英镑区域所订的货物，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立即装回；
(5) 在中立国的存款，亦应购货运回；
(6) 命令各地除易货外，一律暂停签发出口许可证，以免出口外汇遭受冻结。
在美国“封锁”和“禁运”措施不断升级的形势下，由于各方通力协作、抢运物资，并且及时开展了对苏联和东欧的贸易，1950年下半年我国进出口额却显著增加了。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使是在美国内部也有垄断资本与中小企业间的相互冲突，因此我国就存在冲破严厉管制、输入我国所需物资的空间。
“易货而不是结汇”
1950年12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提出对美国封锁我国经济的7条对策，其中第7条是：
改变今后国际贸易的方式，一般采取易货办法，凡须现汇购买者，须货到付款或付货，否则宁愿不订，尽量减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结算差额。
1951年初，美国、日本已禁止对我国出口并冻结资产，欧洲继续出口的可能性尚不清楚，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定购的大量货物尚未运回。
根据当时动荡不定的进口情况，权衡利弊得失，中财委决定：
“至少6个月内，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如果两三个月内证明英国或欧洲继续对我运出重要物资，则可以放宽结汇尺度，但即令如此，结汇的方式，在货物进口的时间和数量上，也须大体相当于易货。”
易货方法以先进后出或分批的同时进出为原则。其方式可以是直接易货、记账、联锁、有限度地对开信用状等,力求交换中不落空,即令拖欠，亦是尾数。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和措施,1951年1月15日，贸易部召开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会议起草并修订了《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指出易货贸易以“先进后出”为原则，以直接易货、记账易货、联锁易货、对开信用状易货四种方式进行。
此后，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易货贸易所占的比重逐月上升。
其他应对和补救
1950年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颁布了《管制外人资产法令》，冻结了我国在美辖区内的公私财产。我国政府针对美国政府的冻结也先后发出命令，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其在华存款，并且征用英国在我国境内各地的亚细亚火油厂公司财产和征购其存油。
为了鼓励私营进出口商开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活动，1950年7月13至25日，贸易部召开了全国进出口会议，决定采用各种形式把私商组织起来，在国营经济统筹兼顾领导下分工合作，发展进出口贸易业务。
· 会议划分了公私营业范围——国营除办理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在出口上，只经营几种主要出口物品的一部分；
·在进口上，除经营国家所需的工业器材及军用器材之外，对民用器材的经营，只以能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为限度，其余出入口商品均归私人经营；
·国家经营的部分，亦可采用合同方式，委托私商代购或代销。
进出口贸易从结汇改为易货之后，一开始出口会减少，与出口有关的工人在经济上会遭受困难，农民出口的土产品价格可能会下跌。
针对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中财委的措施如下：
（1）召开出口商人会议，要求出口商与进口商联合起来发展易货贸易，并决定国家对进出口商人给予帮助和指导；
（2）中财委决定在国内政策上,对原出口的农产品按将来可能出口的程度及国家的财力，一部分照常收购，一部分略减收购；
（3）为了弥补出口减少可能带来的损失，中财委还决定加强城乡交流。在全国各地召开土产会议，促进了全国土产城乡交流，抵补了一部分出口下降造成的损失；
（4）对于以往出口的手工艺品和出口加工产品，国家大部分照常收购和加工。这样既维持了工人的生活，也减少了救济。
“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
1949年7月,受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并寻求援助。8月，斯大林派科瓦廖夫为团长，率领由200多名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49年12月，访问苏联，与斯大林等进行了最高会谈，希望订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好看就是要做给世界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经过长达近3个月的、在国际外交史上不常见的艰苦博弈之后，中国迫使苏联做出两项重大让步:
一是用新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替换了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二是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此外，《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10年偿还贷款及利息。
利用苏联的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资与设备，最后落实引进了150多个工业建设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到1954年，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美国实行“禁运”以后,，我国许多历来向西方国家出口的物资都转向出口至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和新主义国家。为了满足苏联等国的需要,我国在出口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苏出口商品以华北和东北所产的粮油和大豆为主；到1952年逐渐增加了钨、锑等有色金属，以及茶叶、生丝、肉类等的出口。这些物资补充了苏联当时比较缺乏的食品供应，提供了苏联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是我国在当时经济还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巨大支持。
为了保证对苏联等国的出口,回击美国的“封锁”,我国制定的出口原则规定:
战略物资如钨、锑、锡、锰、煤炭、焦炭不准输往资本主义国家，次要战略物资如铁砂、牛皮、山羊皮等可以往资本主义国家少输出或不输出，必要时用以换回我国所缺乏的战略物资；战略性较弱的物资，如桐油、猪鬃、生丝、粮食等尽先输出苏联、东欧和其他新主义国家。
为了保证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在国内市场供应偏紧的情况下，1955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度做出内销服从外销的决定，特别将对外贸易部经营的丝绸茶叶、畜产等商品做了内外销平衡，其他商品也排了队。
由于我国迅速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和新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我国外贸不仅总额逐年增长，而且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有所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工业的发展，出口商品中工业品的比重逐年增长。
从英联邦最小的国家——锡兰突破
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便于美国用压价收购和推销剩余产品等手段与东南亚各国进行不等价交换。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
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英联邦国家中最小的一个国家——锡兰(今斯里兰卡)。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求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锡兰政府不甘于受“禁运”政策的束缚，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换取急需的大米。
我国即邀请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谈。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这个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是我国反“封锁”“禁运”斗争的一大胜利，在亚非国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对于打破“封锁”“禁运”在亚非地区设置的障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
到1956年，我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积极开展民间贸易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较快，它们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在执行“禁运”政策方面，美国与英、法、联邦德国等国的分歧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从1952至1954年,我国通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日内瓦外长会议,使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旨在谋求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我国充分利用这次重要会议，打开对西方国家贸易关系，打破“封锁”“禁运”。
至1952年底，与我国签订贸易协定、协议合同的有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国家，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
1954年4~7月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我国政府代表团主动找英国有关人士交谈，表明中国愿意同英国发展贸易关系。英国工党成员威尔逊牵头向我方发出邀请，我国当即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英17天。
随后，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和银行界也先后派代表团到日内瓦同我国商谈贸易。1955年，我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较1952年增长了3倍。1957年5月，英国决定单独放宽“禁运”。1958年，我国对英贸易总额有了明显增加。
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首先，我国突破了美国及其追随国的“封锁”“禁运”，对外贸易额逐年迅速增长。
其次，我国进口了大批生产资料，出口商品中工矿产品和农业加工品比重增加，进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体现出对外贸易适应了我国建立独立自主重工业化体系的需要，促进了国内工业水平的提高，挫败了帝国主义国家扼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企图。
再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建立，这是反对“封锁”“禁运”斗争胜利的一个标志。
最后，“封锁”“禁运”政策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以失败告终。随着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及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
70年代后美国的“封锁”“禁运”基本失败
自1953年以来，美国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对执行“禁运”政策的分歧不断发展。
1957年5月30日，英国决定放宽对外贸易管制。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业国家在一个月内陆续表态，放宽对我国的贸易限制。这使得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小工商业者进一步注意中国市场，反对“禁运”和“封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相互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正常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20多年来中美两国政治、经济、贸易关系的僵持局面。
1972年至1977年底，我国与西方国家共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220多项。至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活动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但即便是改革开放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与“禁运”也一直没有放弃，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段还会不断加强。因此，中国对美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历史上，贸易与大国兴衰有微妙玄通的密切关系，《千年贸易战争史》挑选了世界历史上重大的贸易冲突事件，为读者厘清思路，从贸易战争史看国运变化和世界未来，进一步理解当下全球格局。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彭波、施诚著《千年贸易战争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作者：彭波 施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编者按】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发现，对外贸易不但比过去认为的要复杂得多，而且也要重要得多。自古以来，贸易都关系到大国兴衰。现在到了重新认识对外贸易的时候了！下面这篇文章，就回顾了建国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打压制裁，新中国如何突破层层贸易封锁。本文摘自彭波、施诚著《千年贸易战争史》。现经作者授权编发，以供党史学习教育参考。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在建设国家的指导思想上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
“发展生产，周转经济”
在1945年召开的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在建立真正独立的新中国之后，要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国投资，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
解放前夕，还指示：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他说，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
在中国其他主要领导人当中，于1949年4月指出：对外贸易对于国计民生影响很大，甚至会起决定的影响。它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周转经济”，搞不好就会不利于生产，经济也不得周转。
1956年，周恩来在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我国要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在长时期内还需要苏联和各人民国家的援助，同时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而且即使我们在将来建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国之后，也不可能设想，我们就可以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了。
中央于1949年2月16日制定《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明确指出，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应该立即开始进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
194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将发展对外贸易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美国的严密“封锁”和“禁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凋敝，民生困苦，经济濒于崩溃，迫切需要资金、物资和技术以恢复经济，当然也需要国外的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因此，中国对引进外资和开展外贸是有着热烈期盼的。
“绝不和北京做生意”
但正是在这种关键时刻，美国对新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极力阻挠这些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并且把参与“禁运”作为“美援”的条件，迫使一些国家与之采取联合行动，停止对新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正常贸易。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推行经济扩张和战争政策的冷战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当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尤其严厉。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政府表示，“绝不要承认北京，也不和它做生意”，“必须要创造种种条件，促使这个垮台”。
1949年11月，美国组织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
“封锁”“禁运”不断升级
从1950年1月开始，美国的“封锁”“禁运”措施不断升级。
2月，美国要求英国禁运战略物资至新中国。
3月，美国宣布所谓的“战略物资管制办法”。按照这个办法，被管制的物资共计600余种，包括机器、交通工具、金属制品、化学原料等，这些物资的出口必须经过严格审查并具备出口许可证。
美国还要求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国家禁运战略物资至中国，并威胁这些国家如果不执行，就削减对其的贷款。
11月，美国商务部将管制的战略物资由600余种增加到2100余种。这种封锁力度前所未有。
12月，美国又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封锁禁运和冻结外汇：
·规定输往中国的一切物资，无论是战略性的还是非战略性的，都要受到管制；
·规定美籍船只，以及凡经过美国辖区口岸转口的他国商船，都必须申请港口管制机构对载运物资进行检查、批准，否则予以扣留；
·将中国在美国辖区内的所有公私财产一律冻结，寄往中国内地和港澳的邮包也必须领取“特种许可证”。
1951年3月，美国又实行了限制中国土特产输入的办法。
1951年5月，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提案。同时，巴黎统筹委员会内还专门设立了“中国委员会”，进—步加强对中国禁运物资的管制。
1951年8月，美国又宣布，禁止中国及朝鲜生产的所有货物和这两国货物在其他国家加工的制品进口到美国。
由于美国统治集团这种步步升级的封锁措施，中美两国之间的正常贸易等于完全断绝了。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1953年，由于美国实行“封锁”和“禁运”，我国所遭受的直接损失即达5691万美元。这项统计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资和未被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的物资及船舶。
寻找突破口，打破包围圈
针对美国的封锁政策，我国在积极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和贸易关系的同时,重视对西方国家和亚非国家的贸易,从中寻找突破口,争取从这些国家进口更多的急需物资,打破“封锁”和“禁运”等限制,并通过广泛开展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促进贸易关系的正常化。
抢购、抢运！
在争分夺秒的封锁和斗争中,贸易部主动抓紧时机开展工作。自1950年7月起,因预见到美国可能冻结我国资金,贸易部大力组织抢购物资,从7月1日到12月初共订购了价值2亿美元的物资,年底已有半数到货。
1950年12月,美国颁布“有关管制战略物资输出”的命令。1950年12月12日，中财委提出针对美国封锁我国经济的7条对策，其中前6条是：
(1) 即令各地停开一切面向美、日的购买证和许可证；
(2) 即令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限期退购一切已开出的美、日两国的购买证，将撤回之外汇，经转存别国手续后,立即抢购物资运回；
(3) 装运在途之美货，着手与原代理行接洽，由银行担保，转装远东其他口岸或委托其转售，退回外汇；
(4) 争取时间尽速抢运从联邦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所订的货物及从英镑区域所订的货物，否则撤汇或改买其他现货立即装回；
(5) 在中立国的存款，亦应购货运回；
(6) 命令各地除易货外，一律暂停签发出口许可证，以免出口外汇遭受冻结。
在美国“封锁”和“禁运”措施不断升级的形势下，由于各方通力协作、抢运物资，并且及时开展了对苏联和东欧的贸易，1950年下半年我国进出口额却显著增加了。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即使是在美国内部也有垄断资本与中小企业间的相互冲突，因此我国就存在冲破严厉管制、输入我国所需物资的空间。
“易货而不是结汇”
1950年12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提出对美国封锁我国经济的7条对策，其中第7条是：
改变今后国际贸易的方式，一般采取易货办法，凡须现汇购买者，须货到付款或付货，否则宁愿不订，尽量减少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结算差额。
1951年初，美国、日本已禁止对我国出口并冻结资产，欧洲继续出口的可能性尚不清楚，我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定购的大量货物尚未运回。
根据当时动荡不定的进口情况，权衡利弊得失，中财委决定：
“至少6个月内，我们的出口办法应该是易货，而不是结汇。如果两三个月内证明英国或欧洲继续对我运出重要物资，则可以放宽结汇尺度，但即令如此，结汇的方式，在货物进口的时间和数量上，也须大体相当于易货。”
易货方法以先进后出或分批的同时进出为原则。其方式可以是直接易货、记账、联锁、有限度地对开信用状等,力求交换中不落空,即令拖欠，亦是尾数。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和措施,1951年1月15日，贸易部召开全国对外贸易管理会议,会议起草并修订了《易货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指出易货贸易以“先进后出”为原则，以直接易货、记账易货、联锁易货、对开信用状易货四种方式进行。
此后，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易货贸易所占的比重逐月上升。
其他应对和补救
1950年12月16日，美国财政部颁布了《管制外人资产法令》，冻结了我国在美辖区内的公私财产。我国政府针对美国政府的冻结也先后发出命令，管制美国在华财产，冻结其在华存款，并且征用英国在我国境内各地的亚细亚火油厂公司财产和征购其存油。
为了鼓励私营进出口商开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营活动，1950年7月13至25日，贸易部召开了全国进出口会议，决定采用各种形式把私商组织起来，在国营经济统筹兼顾领导下分工合作，发展进出口贸易业务。
· 会议划分了公私营业范围——国营除办理统购统销的出入口物品外，在出口上，只经营几种主要出口物品的一部分；
·在进口上，除经营国家所需的工业器材及军用器材之外，对民用器材的经营，只以能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为限度，其余出入口商品均归私人经营；
·国家经营的部分，亦可采用合同方式，委托私商代购或代销。
进出口贸易从结汇改为易货之后，一开始出口会减少，与出口有关的工人在经济上会遭受困难，农民出口的土产品价格可能会下跌。
针对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中财委的措施如下：
（1）召开出口商人会议，要求出口商与进口商联合起来发展易货贸易，并决定国家对进出口商人给予帮助和指导；
（2）中财委决定在国内政策上,对原出口的农产品按将来可能出口的程度及国家的财力，一部分照常收购，一部分略减收购；
（3）为了弥补出口减少可能带来的损失，中财委还决定加强城乡交流。在全国各地召开土产会议，促进了全国土产城乡交流，抵补了一部分出口下降造成的损失；
（4）对于以往出口的手工艺品和出口加工产品，国家大部分照常收购和加工。这样既维持了工人的生活，也减少了救济。
“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
1949年7月,受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商谈新中国的建设问题，并寻求援助。8月，斯大林派科瓦廖夫为团长，率领由200多名副部长级以上干部和高级工程师组成的顾问团，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49年12月，访问苏联，与斯大林等进行了最高会谈，希望订一个“又好看又好吃”的协议。好看就是要做给世界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要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经过长达近3个月的、在国际外交史上不常见的艰苦博弈之后，中国迫使苏联做出两项重大让步:
一是用新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替换了1945年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二是迫使苏联同意按中国的要求归还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此外，《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现金、美元等分10年偿还贷款及利息。
利用苏联的贷款，中国购买了大量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物资与设备，最后落实引进了150多个工业建设项目，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到1954年，与苏联签订的援建项目共计达到156项，通称“156项工程”。“156项工程”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大工业的骨干，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美国实行“禁运”以后,，我国许多历来向西方国家出口的物资都转向出口至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和新主义国家。为了满足苏联等国的需要,我国在出口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对苏出口商品以华北和东北所产的粮油和大豆为主；到1952年逐渐增加了钨、锑等有色金属，以及茶叶、生丝、肉类等的出口。这些物资补充了苏联当时比较缺乏的食品供应，提供了苏联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原料，是我国在当时经济还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对苏联的巨大支持。
为了保证对苏联等国的出口,回击美国的“封锁”,我国制定的出口原则规定:
战略物资如钨、锑、锡、锰、煤炭、焦炭不准输往资本主义国家，次要战略物资如铁砂、牛皮、山羊皮等可以往资本主义国家少输出或不输出，必要时用以换回我国所缺乏的战略物资；战略性较弱的物资，如桐油、猪鬃、生丝、粮食等尽先输出苏联、东欧和其他新主义国家。
为了保证进出口贸易的需要，在国内市场供应偏紧的情况下，1955年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一度做出内销服从外销的决定，特别将对外贸易部经营的丝绸茶叶、畜产等商品做了内外销平衡，其他商品也排了队。
由于我国迅速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和新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我国外贸不仅总额逐年增长，而且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进口商品中生产资料的比重有所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工业的发展，出口商品中工业品的比重逐年增长。
从英联邦最小的国家——锡兰突破
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在其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大。美国的“禁运”政策打击了东南亚各国的输出，便于美国用压价收购和推销剩余产品等手段与东南亚各国进行不等价交换。这使东南亚国家对“封锁”“禁运”日益感到不满。
在东南亚地区首先突破“禁运”的是英联邦国家中最小的一个国家——锡兰(今斯里兰卡)。美国压迫锡兰政府，要求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橡胶给美国，却要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锡兰政府不甘于受“禁运”政策的束缚，表示愿意向中国供应橡胶，换取急需的大米。
我国即邀请锡兰政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谈。两国于1952年10月4日签订了中国售给锡兰8万吨大米的合同；12月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五年贸易协定。这个长期贸易协定的签订，是我国反“封锁”“禁运”斗争的一大胜利，在亚非国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对于打破“封锁”“禁运”在亚非地区设置的障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渠道,广泛进行接触交流,开展友好活动。
到1956年，我国已同印度、缅甸、锡兰等9个亚非国家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从1951年起,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亚非国家所占的比重就已经超过西方国家。
积极开展民间贸易
“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较快，它们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日益增多。在执行“禁运”政策方面，美国与英、法、联邦德国等国的分歧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从1952至1954年,我国通过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和日内瓦外长会议,使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1952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经济会议旨在谋求世界各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我国充分利用这次重要会议，打开对西方国家贸易关系，打破“封锁”“禁运”。
至1952年底，与我国签订贸易协定、协议合同的有英国、荷兰、法国、瑞士、比利时、芬兰、意大利、日本、联邦德国、智利等国家，总值达2亿美元以上。
1954年4~7月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我国政府代表团主动找英国有关人士交谈，表明中国愿意同英国发展贸易关系。英国工党成员威尔逊牵头向我方发出邀请，我国当即组织了贸易代表团访英17天。
随后，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和银行界也先后派代表团到日内瓦同我国商谈贸易。1955年，我国对西欧国家的贸易较1952年增长了3倍。1957年5月，英国决定单独放宽“禁运”。1958年，我国对英贸易总额有了明显增加。
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
首先，我国突破了美国及其追随国的“封锁”“禁运”，对外贸易额逐年迅速增长。
其次，我国进口了大批生产资料，出口商品中工矿产品和农业加工品比重增加，进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体现出对外贸易适应了我国建立独立自主重工业化体系的需要，促进了国内工业水平的提高，挫败了帝国主义国家扼制我国经济发展的企图。
再次，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初步建立，这是反对“封锁”“禁运”斗争胜利的一个标志。
最后，“封锁”“禁运”政策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以失败告终。随着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及世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日益尖锐。
70年代后美国的“封锁”“禁运”基本失败
自1953年以来，美国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对执行“禁运”政策的分歧不断发展。
1957年5月30日，英国决定放宽对外贸易管制。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业国家在一个月内陆续表态，放宽对我国的贸易限制。这使得美国垄断资本和中小工商业者进一步注意中国市场，反对“禁运”和“封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相互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正常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20多年来中美两国政治、经济、贸易关系的僵持局面。
1972年至1977年底，我国与西方国家共签订引进技术设备合同220多项。至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活动基本上以失败告终。
但即便是改革开放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与“禁运”也一直没有放弃，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段还会不断加强。因此，中国对美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历史上，贸易与大国兴衰有微妙玄通的密切关系，《千年贸易战争史》挑选了世界历史上重大的贸易冲突事件，为读者厘清思路，从贸易战争史看国运变化和世界未来，进一步理解当下全球格局。更多精彩内容，请参阅彭波、施诚著《千年贸易战争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作者：彭波 施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5月21日-23日，2021年全国出生缺陷早期防治干预培训班暨第三期学术沙龙（武汉站）在武汉市召开，湖南妇女儿童医院儿科主任周小渔教授作为儿科专家受邀出席。来自上海、广州、重庆、湖南、湖北、广西、海南等多省（区）从事小儿外科及相关专业近250名医护人员汇聚一堂，围绕先天性结构出生缺陷的基础理论、临床经验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经验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任程时刚主持，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杨星海教授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小儿外科主任施诚仁教授、深圳市“国家级领军人才”赵立见教授先后发表讲话。施诚仁教授指出，随着医疗环境及临床技术的提高，先天性结构缺陷非常常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防治先天性结构缺陷最关键的措施，需要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协同合作，因此，通过此次难得的机会，可以互相学习、开拓思维、共同进步，以推动出生缺陷早期防治干预专业发展！
本次会议国内各地知名专家汇聚一堂，其中湖南妇女儿童医院儿科主任周小渔教授就结构性出生缺陷手术后少见并发症原因探讨这一课题作了精彩专题讲座，通过肠系膜上动脉综合征多次手术、胆道闭锁术后肝肿大肝功能进行性恶化、胰胆合流异常手术选择、先天性肛门闭锁合并巨结肠手术抉择、胆总管囊肿术后反复胆管炎等数例典型手术病例，强调手术是结构性出生缺陷的主要治疗方法，同时针对术后并发症护理问题进行了充分地交流。
作为国内知名小儿外科专家，周小渔主任在小儿普腹外科、新生儿外科、肿瘤外科、腹腔镜外科领域有深厚造诣，尤其对小儿外科疑难危重病人的诊治、抢救有着丰富临床经验，在会议上周小渔以其扎实的专业功底、大胆的创新思维和精彩的课题分享，赢得了参会专家和各界人士的阵阵掌声。现场讨论热烈的气氛更是让无数思想火花在此激烈碰撞，临床与科研共进，教学与会议并举，进一步升华了学术沙龙的主题。
陈麦青
《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薛龙春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出版，657页，168.00元
两年之前，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是薛龙春先生为其所撰《黄易友朋往来书札辑考》（以下简称《辑考》）构写序言时，下笔数万言后仍“欲罢不能休”而最终单独先出的成果，此与近世梁启超先生那本名著《清代学术概论》的成书原委，颇有相似之处。当时读来，除感觉其视角及思路皆独到新颖之外，于其文献功夫，特别是对大量相关信札资料的发掘利用，印象尤深。自是之后，能早日获读《辑考》，便成了一种常在心头的期待。如今，这部近六十万字的《辑考》终于问世，撰者以其勤勉之力，搜辑存世所见黄易友朋往来书信达六百多封；又藉博学之功，广征历代史籍志书、诗文别集，以及今人著述和图像资料等四百余种，对每封信中所及人物生平、叙事背景，逐一考释，并就其相互关联、始末大略等，多方钩稽，参证观照，不仅为研究黄易其人其事，提供了大量原始可靠、详尽丰富而又十分难得的重要资材，也为探索当时学界艺林的相关史事及人物活动等，增添了不少直接具体、能见细节且多鲜为人知的珍稀史料，堪称开拓奠基、有功学术之坚实力作。而作为同好，笔者关注既久，因先初读一过，已多有所得。今稍举数事，试为说例。
《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出版，352页，82.00元
曾经友人梁颖先生整理校释，并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原色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庞虚斋旧物《国朝名贤手札》中，有黄易致藏书名家拜经楼主人吴骞一札，系黄易为感谢吴骞以所著《国山碑考》寄赠，因举其搜访所得汉《武梁祠画像》拓本全套报答，并再求《国山碑》精拓全本而专致吴氏者。笔者曾在《虚斋藏札中的人和事》（载2017年4月15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一文中，述及此札，并以吴氏《拜经楼诗集》《吴兔床日记》等相关文献，考其事当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甲寅）至六十年（1795，乙卯）间。虽相去不远，然仍憾未得更加确切之证。今《辑考》所收，除黄氏此札（《辑考》编号为160－1，以下凡引该书所收各札，皆径注其撰者所编序号，不再一一说明）之外，另有国家图书馆藏《黄小松友朋书札》中吴骞署年乙卯（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朔日致黄易一札（160－2），读其内容，正是当时回复黄氏者，故《辑考》得最终确定：黄易致吴骞之札（160－1）“作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日，此际朱文藻返浙，由其带致，参160－1吴骞致黄易札”。而吴氏信中，除以《国山碑》全拓寄奉黄易之外，还另及：
昨岁有荆溪令唐君仲冕，下车即往寻此碑，摩挲椎拓，且拟结亭以覆之，可为盛事，想博雅君子亦所乐闻。设能锡之篇咏，以纪其事，非特弟预此荣施，俾荆南又增一故实矣，幸何如之。
是其又为时任当地县令的唐仲冕等拟构亭护碑一事，请黄易作诗纪咏。今《辑考》之中，恰又有唐仲冕致黄易之札残件（169－1），其中述及：“兹奉手翰先施，乃叹缘悭咫尺。且蒙绮词褒予，惭企交深。因碑建亭，荆溪好古者为之，非仲冕力也。现有拓本，亦未亭时椎拓者，并不清楚，姑寄一幅呈览。”据《辑考》撰者考说，此札当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十二月初一，则知黄易后来确实应吴骞之请，有诗寄送唐氏，并很有可能在此同时，又向唐氏索求《国山碑》拓本。
另据《辑考》中有考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之前的储润书致黄易一札（9－5），其中提及：“《国山碑》须俟弟旋里时入山访拓，方得善本，俟诸他日，决不食言也。”又可知在向吴骞、唐仲冕求得《国山碑》拓本之前，黄易已托宜兴籍的储氏访拓该碑，不知前述黄易致吴骞札（160－1）中提及的“弟所有《国山碑》拓手未精，且非全璧”者，是否即来自储氏？而不管如何，黄易为获此碑精拓全本，不断孜孜以求之情状及其他种种，似皆可由《辑考》所收相关各札中，得见一斑。
其实，黄易对一些碑版拓本的留意访求乃至获取，往往会早于如今一般常见的记载和那些目前尚存的传本，如关于其收藏唐代名碑《麓山寺碑》及碑阴拓本一事，有《岱岩访古日记》所记嘉庆二年（1797）二月初五日，“秬香赠余李北海《麓山寺碑》旧拓本，‘黄仙鹤’等字尚在，后有米元章题名，亦作北海体，精妙可爱”。又有《嵩洛访碑日记》及《嵩洛访碑图》册内《小石山房图》题记所记嘉庆元年（1796）九月二十八日，“虚谷见赠《岳麓寺》碑额、碑阴”，“（虚谷）赠余龙门造像百余，李北海《麓山寺》碑阴、碑额”等，皆黄氏自记；而上海图书馆藏何绍基旧物《麓山寺碑并阴》内，有何氏咸丰壬子（二年，1852）一跋，也忆及“余于庚子秋舟泊济宁，曾于郭氏购得黄小松所藏宋拓《麓山寺碑》并阴，有小松及覃谿、瘦铜诸题记甚精。隔宿乃为人中途夺去，意甚悔惜”。何氏所云庚子，即道光二十年（1840）。凡此，均属稍事翻检即可得者。然《辑考》中又有方维祺致黄易一札（98－1），谓有“北海碑及湘莲二桶”，赠送黄易。据《辑考》撰者考订，方氏此札，当作于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二年（1787）间其在长沙府湘潭县令任上，而“所云北海碑，当即李邕《岳麓寺碑》，在长沙。湘莲为湘潭特产”。读此，又知早在彼时，黄易已从方氏处获《麓山寺碑》拓本，惟不知是否附有碑阴之拓。至《辑考》中另有翁方纲致黄易一札（23－40），言及“惠赠之《岳麓》碑阴，是北海小楷最佳者”云云，据《辑考》之考说，已在嘉庆三年（1798），恰是黄易从虚谷（武亿）处获赠《麓山寺碑》碑阴、碑额诸拓后不久。
与黄易同好金石、又是好友的武亿，还曾受黄氏之托，为拓著名的“嵩山三阙”，《辑考》中有考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其致黄易一札（89－1），其中言及：“少室东阙铭及他阙铭字，并遵盛指拓去，阻远恐有耽阁，须示及，趁今岁犹可亲摹也。”同年六月一札（89－2）中，又谓：“十月间属舍弟往登封，如命拓出，续当寄去，断不敢有负雅托也。”《辑考》还在纠正他人误推黄易致陈灿一札（2－19）写作时间的基础上，考定黄易收到武亿寄来的“嵩山三阙”诸拓，当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而据《辑考》中考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黄易致同嗜金石的友人赵魏（晋斋）一札（17－7）所述，当时其不仅已数次收到赵氏所寄三阙之拓，且在此之前，还曾请时为河南知府的施诚帮助访拓，却遭嗤笑，以“再求无益”而告终。至秦明先生主编的《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汉魏碑刻特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6月）中，所录曾经黄易鉴藏的《嵩山太室石阙铭》册、《颍川太守等题名》整张、《嵩山少室石阙铭》册、《嵩山少室东石阙题名》册、《堂谿典嵩高山请雨铭》册及整张等，则由黄氏自题各签，知其皆已是乾隆甲寅（五十九年，1794）三月（或题仲春）间的精拓之本。
黄易致赵魏札（17－7）
另可附此一说的是，黄易有友人洪亮吉，字稚存，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亦当时学者名家。其《卷施阁诗》卷七“缑山少室集”（乙巳至戊申），收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三年（1788）间诗作，其中有《自密县至登封谒嵩高山，留山下三日，遍游嵩阳书院及少林寺，回塗访三石阙》四首，其四曰：
太室少室阙，开母季度铭。兹文在世间，一字一列星。我来游嵩高，兼谒县吏庭。觅得数拓工，南北敢暂停。如猨升松梢，先剥苔藓青。闻声不见人，墨汁树杪零。三日始毕工，为文谢山灵。字既径寸奇，文亦比六经。牛车驮百张，回铺草元亭。
则其当年亦曾往游嵩山，并拜见地方长吏，得觅工访拓，满载而归。不过，今《辑考》所收其致黄易诸札中，述及曾以《汉射阳县石门画像》拓本奉赠黄易，并获黄氏所赠《武梁祠画像》《范巨卿碑》及《琅玡台石刻》等，皆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至五十三年（1788）之间，其时两人且有过从，还通报武亿、冯敏昌等金石之友新得碑刻诸拓，而无一言道及访拓嵩山诸阙之事。
黄易一生访碑考古，多有文字画作，记其行程踪迹、始末大略。传世最著名者，有嘉庆元年（1796）九、十月间的《嵩洛访碑日记》及《嵩洛访碑图》册，嘉庆二年（1797）正月至二月的《岱岩访古日记》及《岱麓访碑图》册，还有《得碑十二图》册、《访古纪游图》册等。所有这些日记、图册，包括图册中的题记，其文献资料价值，长期以来一直为有关研究者所重视，至今仍然。而《辑考》所收信札中，又有不少内容，可进一步补充史实，丰富细节，亦多值得留意。如嘉庆元年（1796）六、七月间黄易致济宁当地富而好古之郑震堂一札（173－6），欲以海龙褂向其质银百金，原因是：
久思走晤，因孙观察嘱办《寰宇金石目》，急欲告成，无日不事笔札，致未如愿。满拟书成后，八月中旬践约赴曹，再作嵩洛之游。讵江南漫口，兰河帅在忧闷之时札嘱往看。弟虽不欲久留，而旧日受恩最深，势不能不作速前往。日内即须束装，颇形拮据。
因知黄易访碑日记所载成行于嘉庆元年（1796）九月之初的嵩洛访碑，原已定在八月，不料恰逢江南漫口，南河总督兰第锡急命前往治理，最终只能稽迟月余。《辑考》所收武亿乾隆六十年（1795）致黄易一札（89－3）的考说中，引及嘉庆元年（1796）时任山东运河道台的孙星衍致武亿札，有“顷以防汛到工，小松约在八月初来作嵩山之游”之语，亦旁证之一。
又如尽管黄易《访古纪游图》册中《金石重盟》一图之题记，以及其旧藏《唐拓武梁祠画像》、“汉魏五碑”中《宋拓范式碑》《魏元丕碑》内相关题跋观款等，皆已记乾隆六十年（1795）乙卯之冬，黄氏由杭州返济宁途经苏州时，与吴门收藏鉴赏名家潘奕隽、陆恭等同好诸友互出珍藏，品评题识之雅聚胜缘，然读《辑考》所收潘奕隽于黄易将离苏州之际致其一札（170－1）中语，则当时彼此往还酬赠之场景细节，似又能更多想见：
十六年寤想，两三次剧谈，殊觉中怀之未尽也。意欲持笔墨就正，既自愧其不工，又天寒晷短，俗冗扰之。今将箧中所存粗扇一柄奉呈求教，知公爱我，故不敢自匿其丑，以觊有所指示以自益耳，幸勿吝……《秋影图》不敢草率，容续奉。肃此奉达。明日如未行，当再出城图晤也。小松先生侍史，愚弟隽顿首。
同样，《辑考》另收黄易致潘氏二札（170－2，170－3），亦为两人平日以艺事鉴赏相交的难得见证。而陆恭致黄易一札（181－1），不仅同属此类，也可供对陆氏其人其事有兴趣者参考。
黄易致潘奕隽札（170－2）
此外，《辑考》所收，有札致黄易之邹蔚祖（字文若，号霞城），黄氏《嵩洛访碑日记》中曾提及其人，但谓：“新安邹大令霞城能文嗜古，亦来订交”，“邹大令霞城遣苍头来，索书楹帖”，皆颇简略。若得读《辑考》中邹氏致黄易之札（178－1），则于其如何先识武亿，再遇黄易，又怎样“能文嗜古”等具体情状，可能会有更稍详细的了解。又如康仪钧（少山）致黄易札（179－1）、刘肇鉴(镜古)致黄易札（199－1）等，亦皆能与《嵩洛访碑日记》中相关记述参看对读，互证互补；倘再结合《辑考》中那些多方征引、广搜博考的相关考说，也许能对这些在通常记载中只是被简单提及的人和事，又会有较多关联、更加丰富的认知，从而对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或不无裨益。
马成名先生《海外所见善本碑帖录》（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6月）中，有“元拓孤本元文宗自书自刻自拓《永怀》二字卷”，是曾经黄易鉴藏之名品。据马先生著录，此卷有黄氏题跋，其中述及来源：“吾友鲍以文宝玩多年，乾隆甲寅五月从里中寄赠，可感也。”“以文”为当时藏书刻书名家、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表字，其号渌饮，甲寅为乾隆五十九年（1794）。卷中尚有当年黄易金石圈内诸友翁方纲、余集、冯敏昌等题跋、题诗、观款，皆在甲寅腊月前后。杨国栋先生《黄易年谱初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7年3月）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中记：“是年底，先生曾将所藏《元文宗临〈晋祠铭〉卷》求翁方纲题跋，翁氏曾作《秋盦以所藏元文宗临〈晋祠铭〉‘永怀’二字墨本卷属题三首》见赠。”惟仅录引翁诗，未及翁跋及其他。而刘尚恒先生《鲍廷博年谱长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9月），则未载此事。其实，此卷由鲍廷博转归黄易，事关两人交往，固应当记；而更可说者，是除卷中各家相关题记能见此事大略之外，另有过程情节，似又能于《辑考》所收相关各札中，寻绎得之。因稍事排比，列其线索。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鲍廷博有札致黄易（47－2），据该札开首“令弟素庭兄南还，辱蒙云翰下颁。临风展读，如与晤言”云云，知系其得黄易来信后之回复。除寄上黄氏委购书籍之外，又谓：“《永怀》卷留于桐乡金云兄处，容即取归，附北上公车友寄览可也”，则似答黄易欲请观此卷之语。
乾隆五十一年（1786）九月，黄易有札致友人陈灿（2－15），谓：“以兄康里卷子，弟欲以二十金求之，不知可否？岁内弟谋得此项，即奉商也。”“康里卷子”，即指元文宗《永怀》卷，因其有元代书法名家康里夒夒（子山）至顺二年（1331）、至顺三年（1332）小楷题记二则，故借以代称。
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一月，鲍廷博于其致黄易札（47－3）中告知：“弟濒年颠沛，去冬更被郁攸之灾，生事益落。所幸文史半存，聊自宽慰……元文宗《永怀》卷偶逃劫火，若有天相，明春萼岩北上，附邮奉赠，以表区区。比因匆遽到省，不在行箧中耳。”“萼岩”即鲍、黄二人共同之友桐乡金德舆，《辑考》收其致黄易札共六件，其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三日一札（91－1），以“渌饮近况窘甚，欲远游而未果，惟所刊丛书已有十二集”等，奉告黄易。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二十八日一札（91－4），又曰：“绿饮兄近况亦甚落寞，来示当转致之。但伊惮于远涉，恐无益耳。”据《辑考》撰者考说，黄易曾邀鲍廷博北上，而鲍氏最终未往。可知其于鲍氏生活处境，多有关注。
乾隆五十九年（1794）五月，鲍廷博致黄易札（47－4）：“二西南旋，蒙惠手书，兼分清俸，高情厚意，感何如之。顷来省城，复于二西札中见九兄为弟区画一切，情词真挚，尤令人感激无地也，谢谢。兹届九兄五十荣诞，谨以旧藏《永怀》小卷并叶石君钞书五册，敬代春酒一卮，幸一哂存之。”“二西”为陈灿之字，“兼分清俸”当指黄易为得《永怀》卷所付酬金。
鲍廷博致黄易札（47－4）
乾隆六十年（1795）二月，翁方纲致黄易一札（23－37）中，则已告知：“兹先将所题元文宗卷奉上，余容再觅便续致上也。”
由上可知，鲍廷博所藏孤本元文宗《永怀》卷之归黄易，名为赠予，实际很可能是鲍氏窘困之下，意欲出让，而黄氏则通过友人居间，最终以酬谢馈赠的形式，有偿获取。
此事之外，《辑考》所收鲍廷博致黄易诸札中，犹有可供研究两人交游行事等采撷者，如据《辑考》订为乾隆四十三年（1778）闰六月一札（47－1）中所述，知鲍廷博亦曾奉命刊印朝廷颁下的武英殿聚珍版图书，还应黄易委购书籍之托，奉赠自家藏版所印，并代觅其他所求各书等等。至前引乾隆五十七年（1792）鲍氏札中自述其家被火受灾、藏书损失至半等等，似又可与前揭《鲍廷博年谱长编》中所引清赵怀玉《炙砚琐谈序》、严元照《铁网珊瑚跋》等他人之记，互相参阅。
《辑考》中还有一些或许尚可资相关研究参考的记述，虽多近琐细，但因不见他处，故亦颇难得。如《辑考》所收朱锡庚致黄易之札（121－1）中曰：
昨兰泉先生谈及足下宋拓五种所得之奇，言之娓娓，始知神物必有所归，必归于足下，始为得其所归。然得之既难，守之尤难。家藏华岳之碑，先大夫手泽如新，他日当与足下斯宝合藏名山，图以千古不磨之法，方为快事耳。
朱锡庚字少白，著名学者大兴朱筠（竹君）次子，读书好古，能世家学。“兰泉先生”即金石学名家青浦王昶。“宋拓五种”指黄易所得“汉魏五碑”，“家藏华岳之碑”则为当时在朱（筠）家的汉《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今皆已归北京故宫博物院，竟与札中预许“他日当与足下斯宝合藏名山”之愿相符，亦可算前缘注定。而“图以千古不磨之法”，似不明究竟具体何指。今华阴本《华山庙碑》匣盖面板等处，有镌刻各家题记者，其中包括黄易观款，不知是否即朱氏所谓“千古不磨之法”？如若是，则由朱氏此札所署壬子六月十又九日，可知黄易所题观款，至少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朱氏作此札时，应尚未付诸镌刻。而今所见黄易之题，仅“钱唐黄易观”五字，无署年。施安昌先生《汉华山庙碑题跋年表》（文物出版社1997年1月）系其于乾隆五十六年（1792）辛亥春，惜未及所据。然以朱氏札中“客岁入都，多承指授，渊如官邸一夕之饮，一时贤豪为之一聚，足下之惠不浅”诸语推之，黄易为题观款，极有可能即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两人同在京中之时。如若再是，则又能证施先生《年表》所系，斟酌得当。
又如陆绳（直之）致黄易一札（90－1）中提及：“在西安，又见《西岳华山碑》宋拓真本一册，缺一河字，其余与天一阁本无异，惟碑额旁无唐宋人题名，盖为装潢者割去。可惜其价太昂，力不能得，真真恨事。”关于此事，说者多转引阮元《汉延熹西岳华山庙碑考》所录桂馥乙卯（乾隆六十年，1795）跋《华山庙碑》长垣本之语：“吴江陆直之（绳）在西安见两本，一售于惠民李君衍孙，一未剪本，索值二百金。加以郭允伯及范氏天一阁本，海内所存，可屈指矣。”今陆氏札中之言，直接出自当事本人，且具体细节，亦与桂氏所说不尽相同；而有关李衍孙曾得《华山碑》一事，《辑考》撰者又于李氏致黄易一札（76－1）的考说中，引李佐贤《武定诗续钞》卷七所收李衍孙《得〈华山碑〉记事》长诗，证实确有其事，并考李氏得此，应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癸丑之冬。而由诗中“缃帙媿乏惠灵偃”句下注语“郭氏奴善装潢，余所得本多错乱”云云，又能略知该本装裱多有错乱之特征。凡此，不仅皆属之前研究各家所未及者，还可看到，《辑考》撰者既重视手札那样的珍稀文献，不惮费心尽力，辑录考释，整理刊布，用饗同好，更能从类似《武定诗续钞》这样的普通书中，拈出那些用时往往嫌少却又一直未经“开发”者。
《辑考》中还有行年稍早的金石学名家朱枫致黄易一札（31－1），系其八十三岁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答谢黄易“远寄《三公山》拓本，考释甚精”而作，并有回赠：“附拙刻三种，聊供雅鉴。”时黄易三十四岁，既可见两人忘年之交，亦能知该年朱氏依然健在。札中有答黄氏所问，曰：“承询车君聘延，系拓手之工者。向在关中，与之往来。近久不通信，未知其在何所。”因忆昔日在王同愈先生日记中，读到其所记曾于缘督（叶昌炽）处获见“郃阳车聘臤手拓《尉迟敬德碑》，极精，惜止半幅”。而唐碑名品《王居士砖塔铭》早期传拓中，也因其部分残石传为曾经车氏所藏，并有钤“郃阳车氏聘臤拓本”印记诸拓，流传于世，且多精善，遂使作为拓工高手的车氏，得传大名。今朱氏札中所称之“车聘延”，与其《排山小集》中《题车聘岩中州访古图》诗题内之“车聘岩”，因“延”“岩”同音，故很有可能即是一人。然其与车聘臤究竟有何关联，似不能明确。“臤”可通“贤”字，读音亦同；又可读作qian，意为坚固，则或又因“贤”“臤”与“延”“岩”读音皆相近，而仍为一人；或虽非一人，但同属车氏家族?当然，此原非必须细究者，只是在考究《王居士砖塔铭》早期拓本时，为助断代，于车氏行迹生涯、活动年代的了解确定，皆颇重要。而车氏毕竟身份普通，地位低下，相关记载，一向少见。研究者多以前人题跋中的转述传闻，以及包括朱枫《雍州金石记》在内的早期著录记载及其成书年代等，推其主要活动于康熙年间。今朱氏札中所忆“向在关中，与之往来”，则是其北游关中、搜访金石时的亲历之事，据该札后考说所引朱氏《秦汉瓦图记》自序中“岁辛未，大儿家濂任醴泉，余亦继至”云云，再据《雍州金石记》自序中“余于辛未入秦，迟留十载”之语，以及其他相关诸记，此应在自乾隆十六年（1751）起再往后推的十余年间。而《雍州金石记》所附《记余》之“田真人等碑”条中，还可见车氏为朱氏拓碑之记：
富平县美原镇有田真人碑，模王右军书；又富平之六井有石幢，康玠行书。土人皆禁椎拓，云拓之辄雨雹。求之久而未得，以语车聘岩，曰：易耳。未几携二纸而来，云于夜间拓得，人固弗知，雹亦无有。
又前揭朱氏《题车聘岩中州访古图》一诗，因编在其《排山小集》卷三“续秦川诗”内，即朱氏札中所云“弟同小儿薄游关中，得金石文字颇夥……客中间有吟咏，积成卷帙”者，当亦作于关中，诗曰：
门接嵩山路（白句“门前便是嵩山路”，余在秦，故云。），淹留又十年。清游慚我负，高兴觉君贤。暮宿三龛雨，晴披二室烟。至今堪羡处，金薤满归船。
凡此，皆为其当年与车氏往来中的直接记述，也是有关研究中至今尚未见关注的难得史料。此外，朱氏诗集中还颇存其与同郡友人、印坛名家丁敬（敬身）往还之作，多可见两人交情。则世传丁氏所记有关车氏与《王居士砖塔铭》其人其事，亦很可能系其闻自朱氏者。
最后还需略说的，是有关《辑考》中无从反映的黄易与冯敏昌之交往。冯敏昌（1747－1806）字伯求，号鱼山，广西钦州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由庶吉士为翰林院编修，充《四库全书》馆武英殿分校，又任户部、刑部主事，并先后主讲河阳书院、端溪书院及粤秀书院等。其于诗文书画、金石史志，皆有造诣，有《小罗浮草堂诗集》《文集》，《河阳金石录》，并主修《孟县志》。而作为黄易好友翁方纲的门下之士，又有金石同好，且与翁、黄诸友潘有为、洪亮吉、王复、武亿、康钧仪等皆有交往，冯氏与黄易应该也同在圈内。今《辑考》虽经广搜博征，仍未见其片纸，实属一憾。而事实上，两人确有交往，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存黄易旧藏《熹平石经残石》《魏元丕碑》《宋拓范式碑》《成阳灵台碑》《朱龟碑》，以及《小黄门谯敏碑》诸册中，皆有冯氏嘉庆元年（1796）七月廿四日所题观款，《朱龟碑》内，还另见“乾隆乙巳七月廿八日安邑宋葆淳、长宁赵希璜、钦州冯敏昌同观于番禺潘有为京邸寓舍，敏昌记”。乙巳为乾隆五十年（1785）。又本文开首所举薛龙春先生《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一书中，亦曾据毛琛《俟盦賸稿》中《清秋登华图 黄小松为冯鱼山作》一诗，提及：“冯敏昌与黄易交往的资料虽不多见，但黄易也曾为作《清秋登华图》。”其实，冯氏《小罗浮草堂诗集》卷三十一（甲寅）即乾隆五十九年（1794）所作诸篇内，有《看碑图为黄小松司马赋》，其诗在纪咏黄易当年访碑历程及种种收获之后，又及与黄氏之交往：
渡河既枉索碑碣（余前在河阳修志，君曾札索碑刻。），登华更为图嶙峋（君曾为余作《登华图》，奇妙得为未曾有。）。乖离心情等胶漆，再见肝胆重轮囷。千年上下要努力，一官拓落堪羞贫（顷得君书，云年来贫与足下等，故云。）。
不仅亲述黄易为其作《登华图》一事，更记黄易还曾有札索求碑刻、叙说心境等。惟冯氏此集虽不甚稀见，而此诗却好像常常在有关研究者的视野之外，不知何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近年曾辑印黄易《嵩洛访碑日记（外五种）》，其书后所附“相关资料选辑”中，于历来题咏黄氏《看碑图》者，录钱大昕《题黄小松看碑图》、魏成宪《题黄小松司马易看碑图》，而未及冯氏所作。此外，冯氏诗集中还有《林外得碑图为何梦华上舍题》《题李铁桥得石图（李铁桥于济宁古松下得汉胶东令王君庙门碑，因为得石图，题其后）》诸篇，似皆可参阅。
责任编辑：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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